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29—30, стр. 24—26。下面三篇文章都是分析德国形势的，作为第三章收入近日即将出版的托洛茨基的德文小册子《唯一的道路》中。

　　我们尝试扼要地分析一下所发生的事，并搞清楚我们处在什么位置上。

　　由于社会民主党，布吕宁政府得到了议会的支持，可以借助于特别法进行统治。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说：“我们以这种方式切断了法西斯主义通往政权之路。”斯大林官僚集团说：”不对，法西斯主义已经获胜，布吕宁制度就是法西斯制度。”二者都不对。社会民主党把对法西斯主义的消极退让当成与它的斗争。斯大林分子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已经是既成事实。无产阶级的战斗力遭到了两方面的破坏，方便了敌人的胜利，加速它的来临。

　　当初我们把布吕宁政府界定为波拿巴主义的政府（“波拿巴主义的漫画”），即军警专政制度。当两个社会营垒——有产者和无产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时候，为官僚、警察、军人专政创造了条件。政府“独立于”社会。我们再提示一次，如果在软木塞上对称地插上两支叉子，它甚至可以立在一枚大头针的针头上。这就是波拿巴体制：当然，这样的政府并非就不再是私有者的管家。但管家骑在主人的背上，把他的脖子磨出趼子，在需要的时候，放肆地用靴子踢主人的脸。

　　本来可以假定，布吕宁一直维持到最后的结局。但在发展过程中又增加了一个环节：巴本政府。如果我们想更确切的话，需要对我们的旧界定作修正：布吕宁政府是前波拿巴主义政府，布吕宁仅仅是前奏。巴本—施莱希尔政府作为成型的波拿巴主义登上舞台。

　　区别在哪里？布吕宁发誓说，没有比为兴登堡和第48条“服务”更高的幸福了。希特勒用拳头支撑着布吕宁的右侧。但布吕宁的左胳膊肘却倚在韦尔斯的肩膀上。在国会中，布吕宁得到了能让他摆脱认真对待国会的必要性的国会多数。

　　布吕宁越是独立于国会，官僚上层就更加感到自己独立于布吕宁和支持他的政治集团。只有彻底与国会断绝关系。冯·巴本政府是在官僚无垢受孕中产生的。它的右胳膊肘撑在希特勒的肩膀上。它用警察的拳头打退左边的无产阶级。它的“稳定性”的秘密，即它没有在产生时就垮台的秘密就在于此。

　　布吕宁政府带有牧师—官僚—警察的性质。国防军处于备用状态。秩序的直接支柱是“钢铁阵线”。消除对钢铁阵线的依赖，是兴登堡—巴本政变的实质。在这种情况下，将军们自动上升到第一位。

　　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成了十足的傻瓜。在社会危机时期他们只能是这样。在不需要智慧的条件下，这些小资产阶级阴谋家像是聪明人。现在，他们在夜里用毯子蒙住头，安慰自己，企盼奇迹：说不定好歹还能不仅保住脑袋、还有柔软的坐椅、数目不大的清白的积蓄。但没有奇迹……

　　但不幸的是，事件对共产党来说也是晴天霹雳。斯大林官僚集团什么也预见不到。现在，台尔曼、雷梅尔等一有机会就说“7月20日的政变”。这是怎么回事？开始时他们断言法西斯已经上台了，说它是未来之事的只能是“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现在看来，从布吕宁过渡到巴本——目前还没有到希特勒，而仅仅是巴本——就需要搞“政变”。这些智者教导我们，要知道，谢维林、布吕宁和希特勒的“阶级内容”是“一样的”。那政变又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

　　但混乱还没有到此为止。尽管现在已经充分暴露出波拿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区别，台尔曼、雷梅尔等仍在说7月20日的法西斯政变。同时他们警告工人日益临近的希特勒的危险，仍是法西斯政变。最后，社会民主党依然被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这样一来，展开的事件都被归结为，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借助政变彼此从对方手中夺取政权。斯大林的理论创造，是专门为了把人的脑子搞糊涂的，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工人越是没有准备，巴本政府的出台就越是使人产生强有力的印象：完全无视政党、新的特别法、解散国会、镇压、在首都实行戒严、废除普鲁士的“民主”。如此轻而易举！！用子弹打狮子，用指甲掐跳蚤，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只消在鼻子上一弹，就被消灭了。

　　但是，尽管有集中力量的表象，巴本政府“本身”比它的前任还要软弱。波拿巴主义制度能够获得相对稳定和长久的性质，只有在它结束革命时代的情况下；如果力量对比已经在斗争中得到检验；如果革命阶级已经死亡，有产阶级还没有摆脱恐惧：明天是否会带来新的震荡？没有这样的基本条件，即群众的力量没有事先在斗争中消耗殆尽，波拿巴制度是不能施展的。

　　通过巴本政府，男爵、大资本家、银行家企图借助警察和国防军来保障自己的事业。把政权交给依赖贪婪、肆无忌惮的小资产阶级匪帮的希特勒的想法，一点儿也不合他们的意。他们毫不怀疑，希特勒最终会成为他们统治的驯服工具。但这免不了震荡、长期的内战和巨大的附加开支。诚然，像意大利的例子表明的那样，法西斯最终会导致波拿巴型的军事官僚专政。但为此它至少需要几年时间，即使是在全面胜利的情况下：在德国比在意大利需要更长的时间。显然，有产阶级宁愿选择更经济的道路，即施莱希尔，而不是希特勒，更不用说，施莱希尔本人也更看好自己。

　　巴本政府植根于使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中立化，当然，这个事实丝毫不能说明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和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力量在历史的天平上是一样的。在此，整个问题应转到政治领域中。通过钢铁阵线的机制，社会民主党使无产阶级瘫痪。斯大林官僚集团用没头脑的最后通牒政策阻断了工人走上革命道路。在正确领导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法西斯主义化为乌有，不给波拿巴主义以任何可乘之机。不幸的是，情况并非这样。无产阶级力量的瘫痪造成了波拿巴集团“强大”的假象。今天的政治公式就是这样。

　　巴本政府是巨大的历史力量交错的一个无个性的点。它自身的力量几乎等于零。因此它自己不能不害怕自己的手势，不能不在围绕着它周围的真空中而感到眩晕。这点，也只是这点能解释，为什么迄今为止，在政府行动中一份放肆要用两份怯懦来弥补。对普鲁士，即对社会民主党，政府是有充分把握的：它知道这些先生是不会反抗的。但是解散了国会，它就指定了新的选举，不敢延期。宣布了戒严令，它马上就解释：这只是为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不战而降创造条件。

　　但须知存在着国防军？我们并不想忘记它。恩格斯把国家界定为武装的军队，还有监狱等的物质补充。对今天的政权甚至可以说，只存在国防军。但国防军根本就不是巴本所领导的那群人手中驯服、可靠的武器。事实上，政府更像是国防军下设的一个政治委员会。

　　虽然国防军的力量超过政府，但它仍不能觊觎独立的政治角色。十万士兵无论多么团结和身经百战（这还需要检验），也不能指挥深受极其深刻的社会矛盾折磨的、有6500万人口的民族。国防军只能作为一个，而且还不是决定性的力量进入各种力量的斗争之中。

　　新国会以自己的方式不错地反映了导致波拿巴主义试验的国家的政治形势。议会没有多数，不可调和的两翼，是有利于专政的直观的、无可争议的论据。民主的局限性再一次暴露无遗。在涉及社会的根本问题时，议会的算术是解决不了的。要靠斗争来解决。

　　我们不在远处进行猜测，在近几天内，重组政府的尝试将走哪条路。我们的假设无论如何都将迟到，何况可能的过渡形式和组合并不能解决问题。右派和中派结盟意味着使纳粹上台“合法化”，即为法西斯政变制造最好的掩饰。最初，希特勒、施莱希尔和中派领袖们之间确立什么样的相互关系，这对他们本人来说，比对德国人民更重要。在政治上，所有能够考虑的与希特勒的组合，都意味着把官僚、法院、警察和军队融入法西斯主义中。

　　假设中派不加入联合政府，因为它在其中只能扮演希特勒机车的刹车装置的角色，并为此付出与自己的工人决裂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就剩下公开的议会外的道路了。没有中派的联合政府，更容易和更快地保障国家社会主义党徒的优势。如果后者没有马上与巴本达成一致，同时也没有立即转入进攻，政府的波拿巴主义性质将表现得更加鲜明：冯·施莱希尔将会得到他自己的“百日”……没有之前的拿破仑式的几年时间。

　　百日，我们不会用更长的尺度来衡量。国防军解决不了问题。施莱希尔也不行。保障容克和金融资本寡头的非议会专政的，只能是长期无情的内战。希特勒能否完成这个任务？这不仅仅取决于法西斯主义的恶毒意愿，还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

列·托洛茨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