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无产阶级的悲剧

德国无产阶级的悲剧

——德国工人必将重新崛起，斯大林主义万劫不复！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43, стр. 7—11。

　　就其在生产中的角色、自己的社会比重和自己组织的力量来说，是欧洲最强大的无产阶级，对希特勒上台和对工人组织的第一次疯狂的进攻没有给予任何反抗。今后的战略考虑应该从这一事实出发。

　　认为德国今后的发展将走意大利道路：希特勒将一步步地巩固自己的统治，遇不到严肃的反抗，德国法西斯主义将长期进行统治，这当然是荒谬的。不，国家社会主义党今后的命运将从对德国和国际条件的分析中得出，而不是从单纯的历史类比中得出。但有一点现在就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从1930年9月起我们就要求共产国际对德国采取短期目标的话，现在则必须转到长远政策上去。在决定性的战斗开始之前，德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应该重新调整方向，即清楚地理解所发生的一切，承担重大的历史性失败的责任，指出新道路，以此恢复它的自信。

　　社会民主党的罪恶角色是无须评论的：14年前创立共产国际，正是为了让无产阶级摆脱使它士气沮丧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但是，如果直到今天还没有做到这点，如果德国无产阶级在最伟大的历史考验关头表现得软弱无力，没有武装起来，导致瘫痪，直接的罪责在列宁以后的共产国际的领导身上。这是马上应该得出的第一个结论。

　　在斯大林官僚集团背信弃义的打击下，左派反对派始终保持对官方党的忠诚。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现在分享其他所有共产党组织的命运：我们的工人干部被逮捕，我们的出版物被禁止，我们的文献被没收；希特勒甚至匆匆地查封了俄文版的《反对派通报》。但如果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整个无产阶级先锋队同样承担法西斯第一次重大胜利的全部后果的话，他们不能也不愿意为共产国际的官方政策承担丝毫责任。

　　从1923年，即反对左派反对派的斗争开始，斯大林的领导就全力以赴地帮助社会民主党，虽然是从另一个角度，使德国无产阶级迷失方向，让它混乱，削弱它：当条件授意大胆的革命进攻时，它制止和妨碍工人；当革命形势已经过去，它声称其还在前面；与小资产阶级夸夸其谈者和饶舌者结盟；在统一战线政策的幌子下，蹒跚无力地跟在社会民主党后面；在政治退潮和各国共产党软弱无力的条件下，宣布“第三时期”和占领街道的斗争；用跳跃、冒险或示威游行来取代严肃的战斗；让共产党员脱离工会群众；把社会民主党等同于法西斯，在进攻的国家社会主义匪徒面前拒绝与工人群众组织结成统一战线；消极抵制各地方的防御性统一战线的倡议，同时，在真实的力量对比上不断地欺骗工人，歪曲事实，把朋友说成敌人，把敌人说成朋友。越来越紧地扼住党的喉咙，不让它自由地呼吸、说话和思考。

　　在关于法西斯主义问题的浩繁的文献中，只引证德国共产党官方领袖台尔曼的一篇讲话就足够了。他在1931年4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用下面的话揭露“悲观主义者”，即能够预见的人：“我们不允许惊慌失措的情绪使我们迷失方向……我们已经清醒而又严肃地指出，在某种意义上，9月14日（1930年）是希特勒最好的日子，但继之而来的不会是好日子，只能是最坏的日子。我们对这个党的发展所做的评价已经被事件所证实……今天，法西斯匪徒已经没有笑的理由了。”对社会民主党建立自己的防御队伍，台尔曼在同一篇讲话中证明，这些队伍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战斗队毫无区别，它们同样准备粉碎共产党。

　　今天台尔曼已经被捕。在胜利的反革命面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与台尔曼在一个行列中。但台尔曼的政策就是斯大林的政策，即共产国际的官方政策。正是这个政策是党在危险时刻完全丧失斗志的原因，那时领袖们丧失头脑，不敢思考的党员陷入消沉，未经战斗就交出了最重要的历史阵地。错误的政治理论本身中就含有对自己的惩罚。机关的力量和刚愎自用只是加大了灾难的规模。

　　在如此之短的时期内把所能放弃的一切都让给了敌人之后，斯大林分子企图借助于抽风似的行动来纠正过去的一切，这只是更加清楚地照亮了他们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现在，当共产党的刊物被禁，机关被摧毁，法西斯主义血腥的褐色抹布不受惩罚地在李卜克内西的屋顶上飘扬时，共产国际执委会走上了统一战线的道路，不仅从下面，也从上面。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比所有此前的摇摆都更加剧烈的新的摇摆，不是出于自己的观点：斯大林官僚集团把主动权交给第二国际。后者成功地把迄今一直怕得要命的统一战线抓到了自己的手中。在仓皇撤退的情况下所能说到的政治好处，原来都在改良主义的一边。斯大林官僚集团在被迫回答直接问题时，选择了一条最糟糕的道路：它既不否定两个国际之间的协议，也不接受它；它玩捉迷藏。它对自己的信心丧失到如此程度，落到如此屈辱的地步，它已经不敢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与第二国际的领袖们面对面，后者是资产阶级的臭名昭著的代理人、选举兴登堡的人、为法西斯开辟道路的人。

　　在共产国际3月5日对全世界工人的特别号召书中，斯大林分子对作为主要敌人的“社会法西斯主义”已经只字不提了。他们也不再提自己的领袖的伟大发现：“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不是势不两立，而是孪生兄弟”。他们不再断言，只有先粉碎社会民主党，才能与法西斯作斗争。他们不再绝对禁止提与上层的统一战线。相反，过去斯大林官僚集团出乎工人和自己的预料，被迫顺便、即兴地向改良主义的上层建议统一战线的所有例子，都被他们一一列举。这样，在历史风暴的劲吹之下，人为的、虚假的、招摇撞骗的理论便烟消云散了。

　　以“各个国家都有特殊条件”为借口和由此得出的似乎不能建立国际规模的统一战线（一下子就把整个反对右派关于民族特殊性的理论的斗争忘到九霄云外！），斯大林官僚集团建议各国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建议统一战线。就是在昨天还宣布这是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投降！斯大林主义最近四年的最高教训就这样飞到了桌子下面的垃圾筐里去了。整个政治体系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刚刚声称在国际舞台上为统一战线创造条件是不可能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马上就忘记了这点，过了20行后，就阐述了在所有国家都允许和可行的统一战线的条件，虽然存在着民族条件的差别。伴随着在法西斯面前撤退的，是从斯大林主义的理论要旨的仓皇撤退。思想和原则的碎片和残余像是累赘一样，被扔了一路。

　　共产国际提出的对所有国家的统一战线的条件（反法西斯行动委员会、反对降低工资示威游行和罢工委员会），不是什么新东西，相反是公式化、官僚化地再现左派反对派两年半之前已经提出的更加确切、更加具体的口号，就是因此把它打入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营垒之中。在这些基础上，统一战线本来可以在德国导致决定性的结果；但为此需要及时建立它。时间是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建议现在有什么价值？对德国来说它是微乎其微的。统一战线政策以“战线”为前提，即牢固的阵地和集中的领导。左派反对派当时提出的统一战线的条件，是积极防御的条件，其前景是转入进攻。现在，已经把德国无产阶级搞到溃不成军的地步，甚至连后卫战也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形成的是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为解决个别局部任务自发的联合，但系统地推行统一战线，必然要推到不确定的未来。在这点上，是不能让自己存有幻想的。

　　一年半以前我们说过，局势的钥匙掌握在德国共产党的手中。现在，斯大林官僚集团把钥匙从手中失落了。需要不取决于党的意志的重大事件，才能给工人机会，让他们停止退却，巩固阵地，重整队伍，转入积极防御。这在何时到来，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比胜利的反革命预期的要快得多。但领导德国统一战线政策的，无论如何都不是撰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言的那些人。

　　如果核心阵地已经放弃，为未来的反攻应该巩固要冲，筹建据点。在德国国内的准备意味着批判地阐明过去，维持先进战士的高昂斗志，他们的团结，并在可能的地方组织后卫战，以待分散的小股队伍能够汇合成强大的军队的时刻。这一准备同时意味着与德国联系密切的国家或与它接壤的国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比利时、荷兰、法国和瑞士——中无产阶级的防御阵地。法西斯德国应该被强大的无产阶级工事所包围。一分钟也不能停止阻止德国工人的仓皇撤退的尝试，现在就应该为与法西斯作斗争在德国边界上建立无产阶级的牢固阵地。

　　奥地利首当其冲，它直接受到法西斯政变的威胁。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奥地利无产阶级现在能够掌握政权，把自己的国家变成革命的桥头堡，奥地利对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来说，远比皮埃蒙特对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更重要。在这条路上奥地利无产阶级能走多远，很难预料，事件推动它前进，可改良主义官僚使它丧失行动能力。共产主义的任务是帮助事件反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为此所需要的手段，就是统一战线。这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言如此之晚才重复的左派反对派提出的那些条件，仍然保持着它们的全部效力。

　　但是，统一战线政策不仅有利，也蕴涵着危险。它很容易产生领袖背着群众做交易，消极地适应盟友，机会主义的摇摆。对盟友保持充分的批评自由，恢复在自己党内的充分的批评自由，只有在具备这两个必不可少的保障的情况下，才能防止这种危险。放弃对盟友的批评，就会直接导致对改良主义的投降。没有党内民主的统一战线政策，即没有党对机关的监督，会使领袖在机会主义的试验上放开手脚，并用冒险主义的试验来加以补充。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怎么做的？左派反对派已经数十次地预言过，在事件的打击下，斯大林分子将被迫放弃自己的极“左”，在走上统一战线的道路时，他们将开始实施此前他们强加给我们的机会主义的叛卖。

　　完成了到统一战线阵地的拼命的一跳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践踏只有它们才能保障统一战线政策的革命内容的那些保障。斯大林分子采纳了改良主义分子伪善的外交要求，即所谓的对活动和领导“彼此互不攻击”。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全部传统，共产国际建议各国共产党在实施统一战线的情况下，“在共同的斗争中不得攻击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就是这么说的！不得“攻击（！）社会民主党”（多么可耻的公式！），意味着放弃政治批评的自由，即革命政党的主要职能。

　　投降不是出于实际必要性，而是出于惊慌失措的情绪。只要事件压力和群众压力迫使改良主义者妥协，他们就会妥协。“停止攻击”的要求是讹诈，即改良主义的领袖们获得附加利益的企图。屈从于讹诈，意味着在腐朽的基础上建立统一战线，给改良主义投机分子在任何机会下破坏它提供机会。

　　一般的批评，尤其是在统一战线条件下的批评，当然要符合实际的相互关系并遵循必要的分寸。荒谬的“社会法西斯主义”应该抛弃：这不是对社会民主党让步，而是对马克思主义让步。不应该因盟友1918年的背叛对他进行批评，而是因他在1933年的差劲的工作而对他进行批评。但批评一刻也不能停，就像政治生活本身一样，批评就是它的声音。如果共产党的揭露符合实际，它就是在为统一战线的目的服务，推动临时的盟友前进，更重要的是对整个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教育。放弃这个基本责任，意味着斯大林在与国民党关系上强加给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可耻的、犯罪的政策的第一阶段。

　　在第二个保障上，情况也不妙。放弃对社会民主党的批评，斯大林机关也不想把批评的权利还给自己的党员。转向的本身照例是以官僚发现的方式完成的。没有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国际代表大会，甚至也没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在党的刊物上没有任何准备，也没有对过去的政策进行任何分析。在党内争论的头几步中，有思想的工人对机关工作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被开除出各国支部，而在苏联则遭到逮捕、流放，甚至被枪毙？莫非就是因为他们挖掘得更深，看得更远吗？就不足为奇了。斯大林官僚集团不允许得出这样的结论。它能够完成任何跳跃和转向，但诚实地在工人面前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对质，它既不能，也不敢。这样，在自保的斗争中，机关为了保证自己的新的转向，预先不仅破坏了社会民主党工人对自己的信任，也破坏了共产党党员工人对自己的信任。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言的公布还伴有一个情况，它虽然不在所分析的问题之内，但能极其鲜明地说明共产国际今天的处境与斯大林统治集团对它的态度。在刊登在3月6日的《真理报》上的宣言中，不像以往那样是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直接公开的号召，而是塔斯社的巴黎电讯的转载，译自《人道报》。多么无聊和有失尊严的诡计！在所取得的所有成绩之后，在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在“消灭了阶级”之后，在“进入了社会主义”之后，斯大林官僚集团已经不敢用自己的名义刊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宣言了！它与共产国际的实际关系就是这样，它在国际舞台上的真正的自我感觉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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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言不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倡议的唯一答复。通过外围组织——德国和波兰的革命工会反对派、反法西斯同盟，还有所谓的“全意大利工人联盟”——共产国际于4月召开了“全欧工人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像预料的那样，被邀请者的名单模糊不清、非常宽泛：“企业”（就是这么说的：“企业”，虽然经过斯大林和洛佐夫斯基的努力，共产党员几乎已经被从全世界所有企业中排除出去了）、地方工人组织，革命的、改良主义的、天主教的、有党派的和无党派的、体育的、反法西斯的，还有农民组织。这还不够：“我们打算邀请所有真正（！）为劳动人民的事业而斗争的个人”，早就葬送了群众事业，战略家们向“个人”号召，那些正人君子虽然在群众队伍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但仍“真正地为劳动人民的事业而斗争”。巴比塞[2]和申纳伊赫将军将被重新动员起来拯救欧洲，使它免遭希特勒的荼毒。

　　我们面对的是现成的招摇撞骗概念的剧本，斯大林分子习惯于用它来掩盖自己的软弱。阿姆斯特丹中派分子和和平主义者同盟在反对日本对中国的强盗式进攻的斗争中干了些什么？什么也没有。为了尊重斯大林的“中立”，和平主义者甚至没有发布宣言。现在准备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新版本，但不是反战，而是反法西斯。在“企业”缺席和软弱无力的“个人”的情况下，反法西斯同盟能做什么呢？什么也不能。如果这次代表大会真的能开成的话，也无非是发表一篇空洞的宣言了事。

　　对“个人”的偏爱有两个终点：机会主义的和冒险主义的。在很早的时候，俄国社会革命党人把右手伸向自由派，左手拿着炸弹。最近一个十年证明，在由共产国际政策所导致的——至少是加剧的——每一次重大的失败之后，斯大林官僚集团都试图借助于巨大的冒险（爱沙尼亚、保加利亚和中国广州）来挽救自己的声誉。现在是否有这一危险？至少我们认为应该发出警报。冒险家用自己的目的来取代被麻痹的群众的行动，只会进一步使群众迷失方向，加重灾难。

　　今天世界局势的条件和每一个国家局势的条件，对社会民主党来说都是如此致命，对革命政党来说是如此有利。但斯大林官僚集团能够把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变成共产主义的危机。这就是对十年来不受监督的追随者的指挥的总结。

　　将会找到口是心非的人，他们会说：反对派批评落入刽子手手中的党。恶棍会补充说：反对派帮助刽子手。斯大林分子以把虚假的多愁善感与有毒的谎言结合起来，让中央委员会躲藏在机关后面，机关躲藏在党的后面，从而排除灾难的罪魁、错误的战略、致命的制度、犯罪的领导的问题：这意味着帮助今天和明天的刽子手。

　　斯大林官僚集团的中国政策与今天的德国政策同样的致命。但那里的事情是背着世界无产阶级、在它所不理解的局势中发生的。反对派的批评的声音几乎不能从苏联传到其他国家工人的耳朵中。对斯大林机关来说，中国的试验几乎未受惩罚就过去了。德国的情况不一样。悲剧的所有阶段都是在世界无产阶级的眼前发展的。在每一个阶段，反对派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整个发展过程都被预先说出。斯大林官僚集团诽谤反对派，把与它格格不入的思想与计划强加给它，开除所有提倡统一战线的人，帮助社会民主党官僚破坏地方防御联合委员会，阻断工人走上群众斗争道路的所有机会，瓦解先锋队，麻痹无产阶级。这样，在反对与社会民主党结成防御的统一战线时，斯大林分子与它结成了惊慌失措和投降的统一战线。

　　现在，站在废墟前，共产国际的领导最害怕光明和批评。世界革命死亡了，但吹出来的声誉万岁！破产者把一切搞乱，消灭罪证和痕迹。德国共产党在遭到了头几次打击时，在总体增加了400万张选票的情况下，“才”失去了120万张选票，这一情况被《真理报》称为“巨大的政治胜利”。1924年，德国工人不战而降，还给共产党投了360万张票，这一情况同样被斯大林称为“伟大的胜利”。如果被两个机关欺骗的和被解除武装的无产阶级这次给共产党投了500万张票，这只表明，如果它相信党的领导的话，它会给党投两倍、三倍的票。如果党能表明它能夺取并保待政权的话，它就会让党上台。但党除了混乱、摇摆、失败和灾难之外，没有给无产阶级任何东西。

　　500万共产党员还来得及一个个地走近投票箱。但在企业和街道上，已经没有共产党员了。他们张皇失措、烟消云散、士气低落。他们在机关的压迫下已经失去了独立性。在法西斯匪帮的恐怖来临之前，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恐怖已经麻痹了他们的意志。

　　应该清晰、准确、公然地说：斯大林主义有其自己的8月4日。这个国家的进步工人今后只会带着强烈的羞耻感，用仇恨和诅咒的语言提到斯大林官僚集团的统治时期。德国官方共产党注定灭亡。从今以后，它只能瓦解、粉碎和消亡。任何人为的手段都不能挽救它。德国共产党只能在新的基础上、在新的领导下复苏。

　　不平衡发展的规律也将在斯大林主义的命运中体现出来。在各个国家中，它处于不同的瓦解阶段。未来将表明，德国悲惨的经验将在何等程度上推动共产国际其他支部的复苏。至少在德国，斯大林官僚集团的不祥的曲子已经唱完了。德国无产阶级必将重新崛起，斯大林主义万劫不复。在敌人的可怕的打击之下，德国进步工人面临着筹建新党。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将为这一工作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1933年3月14日

[2]巴比塞（Henri Barbusse，1873—1935），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苏联科学院国外名誉院士（1933年）。1923年加入法共。他的长篇小说《炮火》（1916年）和《光明》（1919年）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组织文学团体“光明社”，是1933—1935年反法西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