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可悲的文件
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3—4, стр. 5—11。此文是在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斯米尔加的投降声明公布后立即写的，声明公布的时间正好在1929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召开的时侠。本书收录的只是其中关于中国革命的部分。——译注
像所有自尊的破产者一样，三人帮当然会用不断革命论来掩蔽自己。在雅罗斯拉夫斯基的鼻烟壶中，这种火药的储备取之不竭。投降者三人帮以它与不断革命论毫无共同之处的廉价发誓，从机会主义失败经验的最新历史中最具悲剧性的中国革命中脱身。这些先生在世界革命的基本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样说要准确得多。
拉狄克和斯米尔加固执地坚持让中国共产党服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不仅在蒋介石政变前，而且在政变之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像往常一样，在政策问题上含糊不清地嘟囔几句。太妙了！在反对派的队伍中，所有坚持让共产党给国民党当奴隶的人都成了投降派。没有一个依然忠于自己的旗帜的反对派成员身上有这个污点。而这个斑点显然是不光彩的。在《共产党宣言》问世3/4世纪之后，在布尔什维克党诞生1/4世纪之后，这些倒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可以捍卫让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的笼子里的政策！拉狄克那时在答复我的指责时，完全和在今天的悔过信中一样，他害怕共产党退出资产阶级国民党会导致无产阶级与农民隔绝。此前不久，拉狄克称广东政府是工农政府，帮助斯大林掩盖资产阶级奴役无产阶级。用什么来掩盖由这种盲目、这种愚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导致的这些可耻的行动？用什么，怎么掩饰？不断革命论！雅罗斯拉夫斯基的鼻烟壶为您效劳。
拉狄克从1928年2月开始为投降找理由时，就立即赞同1928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全会就中国问题所做的决议。因托洛茨基主义者称失败为失败，不同意把胜利的反革命称为中国革命的最高阶段，这个决议宣布他们是取消派。在这个二月决议中宣布了武装起义和建立苏维埃的方针。对一个具有由革命经验所深化的起码的政治嗅觉的人来说，这份决议是令人厌恶的、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的典范。拉狄克赞同它。斯米尔加若有所思地沉默着，当他已经开始嗅到五年计划数字的“具体”味道时，中国革命对他来说又算什么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待此事也和拉狄克同样明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他写道，中国革命已经被粉碎了，而且很久了。新的革命不会马上来临。在这种情况下还值得为它与中派分子争论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就这个题目散发了几封长信。我在阿拉木图阅读它们时感到羞耻。我数十次地问自己，这些人在列宁的学校里学到了什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信与拉狄克的信截然对立，结论却是相同的：他们两人都希望雅罗斯拉夫斯基通过明仁斯基[1]像兄弟一样地拥抱他们。当然是为了有利于革命。他们不是追逐名利地位的人，不，不是追逐名利地位的人，他们纯悴是软弱无力、思想空虚的人。
我那时就用包括中国立宪会议口号在内的民主口号动员中国工人的方针反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全会（1928年）的冒险主义决议。在这点上不幸的三人帮又跑向极左，这是廉价的，它不用对此承担任何责任。民主口号？绝不行。“这是托洛茨基的严重错误。”只有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是不能打一点折扣的。很难想象比这个不配称为立场的立场更荒谬的东西了。在资产阶级反动时期，苏维埃口号是叮当响的玩具，即对苏维埃的嘲弄。但即便是在革命时期，即在直接建立苏维埃的时期，我们也不放弃民主口号。在已经掌握了政权的现实的苏维埃在群众的眼中没有与现实的民主机构发生矛盾之前，我们是不会放弃民主口号的。这在列宁（而不是小市民斯大林和他的学舌者）的语言中意味着，不超越国家发展的民主阶段。
除了民主纲领——立宪会议、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中国的民族独立、它的各民族的自决权等——之外。在这个民主纲领之外，中国共产党只能束缚着手脚，被迫消极地为中国的社会民主党清理场地，后者在斯大林、拉狄克一伙的帮助下可能取代它的位置。
这样一来，拉狄克乘在反对派的驳船上，仍错过了中国革命中的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他坚持共产党服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拉狄克也错过了中国的反革命，因为他在广州冒险之后支持武装起义的方针。拉狄克今天越过了反革命和为争取民主而斗争的阶段，以抽象的、超越时空的苏维埃思想来排斥过渡时期的任务。但是拉狄克发誓说他与不断革命论毫无共同之处，这是令人愉快的。这是令人安慰的。诚然，拉狄克不理解革命的动力，他不明白它的各个阶段之间的交替，不明自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和意义，不明白民主口号和夺取政权的斗争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啊，但是他根本不往嘴里倒醉人的东西，如果他在困难的日子里寻找安慰的话，则不会是不断革命论的酒精，而是最无害地嗅几下雅罗斯拉夫斯基的鼻烟壶。
但是，“嗅”这几下并非那么无害。相反，它们是十分危险的。它们对未来的革命具有巨大的威胁。斯大林—拉狄克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含有对中国、印度和所有东方国家的国民党试验的不断变化的、但不会改善的重复。
在全部俄国和中国革命经验的革础上，在马克思和对这两场革命进行了深思熟虑的列宁主义学说的基础之上，反对派断言：
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下，新的中国革命才能推翻现行制度，把政权交到人民群众的手中；
与领导农民并实现民主纲领的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是虚构，是自我欺骗，或比这还糟：克伦斯基反动政策或是国民党反动政策。
在克伦斯基与蒋介石的制度为一方面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另一方面的二者之间，不能也不可能有任何中间的、过渡的革命制度，而谁要是提出它的赤裸裸的公式，他就是在可耻地欺骗东方工人，酝酿着新的灾难。
反对派对东方工人说，空虚的投降者用党内诡计帮助斯大林播种中派主义，蒙蔽你们的眼睛，堵住你们的耳朵，搞糊涂你们的头脑。一方面，禁止你们为争取民主而斗争，让你们在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专政面前失去力量。另一方面，又为你们描绘了某种救命的、非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景，以此来帮助今后国民党的新的再现，即进一步粉碎工农革命。
这样的说教者是叛徒。东方工人，请学会不相信他们，学会蔑视他们，学会把他们从自己的队伍中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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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天，我对资产阶级报刊的代表发表声明，并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如果因苏中冲突而把战争强加给苏维埃共和国，每一个反对派成员都将为苏维埃共和国而斗争，履行自己的责任。这太基本了，不必在此多费笔墨。但这仅仅是责任的一半。同样重要的另一半是对党说出真相。蒋介石的挑衅是对斯大林在他粉碎中国革命的事情上给他提供的效劳的回报。我们曾一字不差而且上百次地这样警告说：在斯大林帮助蒋介石乘上马鞍之后，后者一有适当的机会，就会狠狠地往他的帮手的脸上踢一脚。事情正是这么发生的。签写收条吧！
……
托洛茨基
君士坦丁堡
[1]明仁斯基（Вячеслав
Рудольфович Менжинский，1874—1934）老布尔什维克，1917年起为俄罗斯联邦财政人民委员，1919年任乌克兰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19年起为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3年起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1926年捷尔仁斯基去世后继任局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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