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位社会民主党工人关于统一战线的谈话
本小册子是写给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的，虽然作者本人属于另一个政党。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分歧很深。我认为它们是不可调和的。然而事件进程往往对工人阶级提出这样的任务，它们不可抗拒地要求两党共同行动。这可能吗？历史经验和理论、理智告诉我们，这是完全可能的：一切都取决于条件和任务的性质。因而，当事关的不是无产阶级在新目的的名义下展开进攻而是为保卫旧阵地时，共同行动的实现要容易得多。
现在德国的情况正是这样。德国无产阶级处于退却和放弃阵地的状态中。诚然连篇的空话不断地叫嚷，说什么正在发生的是革命进攻：这些人显然不能分辨自己的右手和左手。进攻的时刻无疑将会来临。但在当前，任务是停止混乱无序的退却，重组力量进行防御。在政治上如同在军事上一样，清楚地理解任务有助于它的解决。用空话陶醉自己意味着帮助敌人。应该清楚地看到所发生的一切：阶级敌人，即十一月革命饶恕的垄断资本和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全线进攻。在进攻中，敌人利用历史起源不同的两种手段：第一种是在魏玛共和国基础上行动的此前历届政府准备的军警机关；第二种是国家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军队，金融资本把它们武装起来，并唆使它们反对工人。
资本主义和容克贵族的任务很明确：粉碎无产阶级组织，在政治上解除工人的武装，使他们不仅失去进攻的可能，也失去防御的可能。我们看到，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20年的合作丝毫没有软化资本家的心肠。这些人只知道一条规则：为利润而斗争。他们坚定、固执、残酷地进行斗争，任何东西都不能让他们止步，尤其是自己的规则。
剥削阶级更愿意以最小的麻烦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瓦解它，不要内战，只借助魏玛共和国的军警手段。但它完全有理由担心，单凭“合法”手段还不能把工人投入完全无权的状态中。为此需要法西斯主义作为辅助力量。但垄断资本豢养的希特勒的党不愿意成为辅助性的，而是要成为德国主要的和唯一的统治力量。关于这点在当权的盟友之间进行着不断的争吵，有时还相当激烈。拯救者们允许自己享受相互耍阴谋的奢侈，只是因为无产阶级未经战斗就交出了阵地，溃不成军地撤退。因而敌人趾高气扬、无所顾忌地大声地讨论最近的一次打击打向哪里：是直接攻击头部还是首先砍去左翼——共产党；或是深入工会的后方，切断联系等等。被魏玛共和国拯救的剥削者在谈到它时，就像说一只旧锅一样：是用它一段时间呢，还是今天就把它扔进垃圾箱？
资产阶级有迂回的充分自由，即选择手段、时间和地点。它的领袖把法律武器和匪徒的武器结合使用。无产阶级无可组合，也不战斗。它的队伍被分散，无产阶级队伍的领导人无精打采地讨论是否应该组合无产阶级的力量：关于所谓的统一战线的无休止的争论，其实质就在于此。如果进步工人还不了解情况，不权威地介入争论的话，德国无产阶级将被钉在法西斯的十字架上达数年之久。
是否太晚了？
在此我的社会民主党员交谈者可能会用下面的话打断我：您来宣传统一战线是不是太晚了？您早干什么去了？
这样的反驳是不公正的。关于反法西斯统一防御阵线的问题的提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请允许我引用我本人在1930年、在国家社会主义分子第一次成功之后就这个问题说过的话。我对共产党员写道：
共产党应该号召防御德国工人阶级在国家中为自己赢得的物质和精神阵地。此事以最直接的方式关系到它的政治组织、它的工会、报纸和印刷厂、俱乐部和图书馆等的命运。工人共产党员应该对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说：“我们两个党的政策是不可调和的；但如果法西斯分子今天夜里来捣毁你们组织的办公室的话，我会手持武器去帮助你。你是否答应，在危险威胁我的组织的情况下，你也赶来帮忙？”这就是现阶段政策的实质。全部宣传鼓动应该根据这个音叉定调。
我们越是坚定、严肃、深思熟虑……地进行这种宣传，我们越是在每个工厂、每个工人区提议切实可行的有组织的防御措施，法西斯的进攻让我们措手不及的危险就越小，我们就越有信心，纳粹的进攻不会粉碎工人队伍，而且会使它团结起来。
我从中引这段引言的那本小册子是在两年半前写的。如果这一政策被及时接受，希特勒今天就当不上总理，德国无产阶级的阵地就会坚不可摧，现在对此已经不能有丝毫的怀疑。但过去的已经不能挽回。由于已经犯下的错误和错失的时间，今天的防御任务变得困难得多；但任务依然存在。力量对比现在仍可能产生对无产阶级有利的急剧变化。为此需要防御计划、防御体系，组合防御力量。但首先需要的是防御的意志。在此我还要补充一点：只有不打算局限于防御，打算一有机会就转入进攻的人，才能出色地进行防御。
社会民主党如何对待这个问题？
“互不侵犯条约”
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向共产党建议“互不侵犯条约”。在19日的《前进报》上第一次读到这样的句子时，我认为这是一个无意的、不很成功的玩笑。但不是，互不侵犯的公式流行起来，现在成了所有争论的核心。在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中，不乏经验老到的机敏的政治家。这就更加令人惊异：他们怎么会为自己的目的选择如此不中用的口号呢？
互不侵犯的公式是从外交上借用过来的。类似的条约的意思是，有充分理由进行战争的两个国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彼此不使用武力。苏联与波兰之间的条约就具有这样严格限定的内容。如果假设在德国与波兰之间爆发了战争，该条约根本不会使苏联承担帮助波兰的责任，不侵犯就是不侵犯，仅此而已。它根本不要求共同的防御行动，相反，它是排除这种行动的；否则条约就会具有其他性质，叫其他名称了。这个公式在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嘴里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莫非共产党员威胁要粉碎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吗？或者相反，莫非社会民主党打算宣布对共产党员进行十字军征讨吗？须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如果利用外交语言的话，那么应该说的就不是互不侵犯，而是反对第三者——法西斯——的防御联盟。任务不是停止或防止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之间的武装斗争，这样的危险根本就谈不上，而是结合社会民主党员和共产党员的力量，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者已经开始的对他们进行的武装进攻。
无论这是多么不可思议，但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用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之间的政治争论问题来偷换反对法西斯武装行动的实际防御问题。这与用二等车厢和三等车厢的乘客必须彼此礼貌相待的问题取代防止列车翻车的问题一样。
但灾难在于，不幸的“互不侵犯”公式，就是对他们牵强附会地用来为之服务的那个不相干的目的也是不适用的。
两个国家互不侵犯的责任根本就不排除它们之间的相互斗争、论战、阴谋和陷阱。虽然签署了条约，但波兰半官方报纸总是把苏联描绘成口吐涎沫的疯狗。反过来，苏联报刊也远非是波兰制度的恭维者。不，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在企图用外交上的有条件的公式来偷换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时，他们显然陷入了窘境。
在共同防御时，不能忘记过去，为未来作准备
更加谨慎的社会民主党记者这样说，他们不反对“务实的批评”，但他们反对无端猜疑、漫骂和中伤。真是值得称道的原则！但怎么能找到允许的批评转为不能容忍的中伤的界线呢？不偏不倚的裁判又在哪里呢？一般来说，被批评者总是不喜欢批评的，特别是在他实质上是无可反驳之时。共产党员的批评是好还是坏，是另一个问题。如果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在这点上意见一致的话，世界上就没有这两个彼此独立的党了。就算共产党员的争论不好。但莫非这能减弱法西斯主义的致命危险或排除共同防御的必要性吗？
但我们要说事情的另一面：社会民主党本身反对共产主义的争论。在《前进报》（摆在我书桌上的那期）上刊登了施塔姆普费尔关于互不侵犯的讲话的报道。那里还登画了一幅漫画：布尔什维克与毕苏斯基签订了互不侵犯协议，但拒绝与社会民主党签署类似的协议。漫画须知也是辩论性的“攻击”，何况这次还是不成功的。《前进报》干脆忘了，在社会民主党员赫尔曼·米勒任德国政府首脑时，苏联与德国之间也签订了互不侵犯协议！
在面对共同危险时，敌对双方把队伍团结起来
让我们暂时假设，阿申赫尔工厂委员会的共产党员对社会民主党员声明：由于《前进报》称我们在工资问题上的行动是背叛，所以我不愿意与你共同保护自己的鬓角和你的后脑勺免遭法西斯的子弹打击。就是再宽容，这样的答复只能称为愚蠢。
理智的共产党员、严肃的布尔什维克会对社会民主党员说：“你知道我对《前进报》的全部仇恨。我过去和现在都全力以赴地破坏这家报纸在工人中的致命影响。但我过去和将来都用语言、批评和说服做这项工作。法西斯匪徒想从物质上消灭《前进报》。我答应与你共同竭尽全力地保卫你的报纸，但我要求你，不管你对《红旗报》持什么态度，一听到我的召唤，你立刻前来保卫它。”难道这不是无可指责的问题的提法吗？难道它不符合整个无产阶级的基本利益吗？
布尔什维克不要求社会民主党员改变他对布尔什维主义和对布尔什维克报纸的看法。他也不要求社会民主党员承担在整个协议期间隐瞒自己对共产主义的意见的义务。这样的要求是不成体统的。共产党员说：“只要我还没有说服你或是你还没有说服我，我们将享有彼此批评的充分自由，并使用我们各自认为是需要的论据和表达方式。但当法西斯分子妄图堵住我们的嘴时，我们共同回击他！”理智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能够拒绝这样的建议吗？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报纸之间的辩论无论多么激烈，都不应该妨碍这些报纸的排字工签署共同防御法西斯匪徒进攻报纸印刷厂的协议。当纳粹分子动用棍棒和椅子时，甚至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国会和地方自治代表会的代表、市议会的议员等都不得不赶快彼此互救。还需要其他例子吗？在每一个局部情况下是正确的，作为总体规则也是正确的：当面临威胁整个工人阶级的打击时，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为争取对工人阶级领导而进行的斗争不能也不应该妨碍它们把自己的队伍联合起来。难道这还不清楚吗？
两个尺度
《前进报》因共产党员指责社会民主党员（艾伯特、谢德曼、诺斯克、赫尔曼·米勒、格热津斯基）为希特勒清理道路而愤怒不已。愤怒是《前进报》的合法权利。但报纸走得更远，它大声喊叫，怎么能和这样的诽谤者结成统一战线呢？这是什么：感伤吗？柔弱的多愁善感吗？不，这散发着虚伪的味道。须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不会忘记，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不止一次地声明，社会民主党为确定的实际目的随时准备与魔鬼和他的祖母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奠基人不要求魔鬼把自己的角交到博物馆中，他的祖母接受路德派的信仰。今天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的柔弱的多愁善感是从哪里来的？1914年以来，他们已经经历了与德皇、鲁登道夫、格列涅尔、布吕宁、兴登堡的统一战线。哪里来的两种尺度：一种是对资产阶级政党的，另一种是对共产党的？
中央党[2]的领袖们认为，任何否定拯救世界的天主教教会教条的渎神者是人类的劣种，而且注定永远受苦。这不妨碍未必相信无垢受孕的希法亭在政府中和议会里遵循与天主教教徒的统一战线。社会民主党员与中央党一起创立了“钢铁阵线”。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教徒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在所有教堂里的不耐烦的宣传和辩论。为什么希法亭对共产党员的要求如此严格？或是彻底停止相互批评，即工人阶级中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或是拒绝任何共同行动。“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社会和它的政党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最后通牒。每个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一定要认真思考这两种尺度。
如果今天在群众集会上有人问韦尔斯：为共和国提供了第一任总理和第一任总统的社会民主党，却导致国家落入希特勒之手，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韦尔斯一定会这么回答，对此应负主要罪责的是布尔什维主义。《前进报》几乎每天都重复这一“解释”。难道为了与共产党员的统一战线，他拒绝了对工人说他们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的权利和义务吗？但共产党员根本就不需要这个。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仅仅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书中的一章。不能把前面的几章都删除。不能忘记过去。应该向过去学习。我们记得艾伯特与格列涅尔的联盟和诺斯克的角色。我们记得，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在什么条件下牺牲的。我们布尔什维克教育工人什么也不能忘。我们不要求魔鬼锯掉自己的尾巴：他会感到疼痛，而对我们也没有任何好处。我们以自然创造的魔鬼的本来面目来对待他。我们需要的不是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忏悔，也不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而是社会民主党时刻准备与敌人进行斗争，后者对它也是致命的威胁。从我们这方面，在共同的斗争中，我们一定会恪守我们所承担的全部责任。我们承诺尽力厮杀，把斗争进行到底。对战斗协议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你们的领袖不想战斗！
但问题仍悬而未决：为什么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东拉西扯论战、互不侵犯、共产党员的坏习气等，而不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怎样与法西斯匪徒斗争？原因很简单：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不想斗争。先前他们希望兴登堡拯救他们免遭希特勒的毒手。现在他们等待另一个奇迹。他们不想战斗。他们早就不习惯战斗了。他们害怕战斗。
就在艾斯莱本发生的法西斯匪徒行径，施塔姆普费尔写道：“对德国的权利和公正的信念还没有死亡。”（《前进报》2月14日 ）读到这样的文字不能不感到愤怒。不号召结成战斗的统一战线，而是牧师的安慰：“对公正的信念还没有死亡。”但资产阶级的公正是一种公正，无产阶级的公正是另一种公正。超阶级的公正是没有的。武装的不公正与没有武装的公正相比，总能占上风。整个人类历史都证明这点。谁诉诸无可争议的主观幻想，谁就是欺骗工人。谁想让无产阶级的公正战胜法西斯暴力，他就应该呼吁进行斗争，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机构。
在所有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找不到一行证明真正斗争准备的文字。除了泛泛之谈、推到遥远的未来、模糊的安慰，什么也没有。“纳粹分子胆敢尝试，那时……”纳粹分子正在尝试。他们步步紧逼，有条不紊地一个接一个地占领阵地。这些凶恶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不愿意冒险。但他们也无须冒险：他们早就相信，对手将不战而退。他们的推测没有错。
当然，有时战士为了更好地助跑和跳跃，也不得不退却。但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不打算跳跃。他们不想跳。他们的所有议论都是为了掩饰这个事实。开始他们声称，只要纳粹分子没有超出“合法”的范围，就没有理由进行战斗。但须知我们看到了这个“合法性”：分期完成的政变。只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用政变的合法性的话语麻痹工人，用对比前一届国会更加软弱的新国会的希望来安慰他们，政变才可能完成。法西斯分子不能希望比这更好的掩护了。
现在社会民主党已经不再提战斗了，甚至是遥远的未来的战斗。就已经开始的粉碎工人组织和工人报刊，《前进报》提醒政府：别忘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被生产条件在自己的工厂里联合起来。这些话意味着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事先与粉碎三代无产阶级建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组织妥协。工人“反正”仍然被企业本身联合起来。如果事情的解决如此简单，那么为什么还需要无产阶级组织呢？
社会民主党、工会的领导人洗干净手，走到一边，等待观望。如果“被企业联合起来”的工人自己突破了纪律的罗网，开始斗争的话，那时领袖们当然会作为调解者和掮客介入，像在1918年一样，企图骑在工人的背上恢复自己失去的阵地。
领袖们用关于互不侵犯条约的空话对群众掩盖自己的拒绝战斗，掩盖自己对战斗的恐惧。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你们的领袖不想战斗。
这是否是阴谋？
在这里，社会民主党员再次打断我们：“既然你们不相信我们的领袖的反法西斯斗争的愿望，这意味着你们建议的统一战线干脆就是阴谋？”接下来他重复《前进报》的议论：工人需要团结，不需要“阴谋”。
这类论据听起来相当令人信服。但事实上，它完全没有根据。是的，我们共产党员毫不怀疑，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官员今后将竭尽全力地回避斗争。相当大部分工人官僚在危急时刻干脆跑到法西斯分子一边。已经把自己干净的“积蓄”转到国外的另一部分也及时移居国外。所有这些活动已经开始，必然会有其进一步的发展。但我们根本不把改良主义官僚中现在最有影响的部分与社会民主党或与整个工会等同起来。党的无产阶级核心无疑将会进行战斗，并吸引相当大部分机关追随自己。投敌者、叛徒、逃兵为一方，想战斗的人为另一方，二者之间的分界线划在哪里？这条线只有在经验中才能找到。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员对社会民主党官僚没有丝毫信任，但他们不能不诉诸整个党。只有这样才能区分愿意战斗的人和想当逃兵的人。如果我们对韦尔斯、布赖特沙伊德、希法亭、克里斯皮恩等人的评价是错误的，让他们用事实来反驳我们。我们将在所有广场上忏悔自己的错误。如果这在我们这方面来说仍是“阴谋”的话，那也是正确的、需要的、为事业的利益服务的“阴谋”。你们留在自己党中的社会民主党员们，是因为你们相信它的纲领、它的策略、它的领导。我们考虑到这个事实。你们认为我们的批评是错误的。这是你们的权利。你们完全没有义务信任共产党的话，没有一个理智的共产党员会向你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但共产党员有权不信任社会民主党的官僚，不认为社会民主党员是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否则共产党员就不会创立另一个党和另一个国际了。应该实事求是。统一战线不应该建立在云端，而是在整个过去的发展所形成的基础上。如果你们真的相信你们的领导层率领工人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你们怕什么共产党的阴谋呢？《前进报》喋喋不休地说的是什么阴谋呢？请你们对情况进行认真的考虑：你们的领袖是否有蓄意耍阴谋之嫌，他们想用“阴谋”的空话来吓唬你们，从而破坏你们与共产党员的统一战线呢？
统一战线的任务和方法
统一战线有其自己的机构。不需要创造任何东西：机构的性质是由局势规定的。在许多地方工人已经暗示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即依靠所有当地无产阶级组织和企业的防御组合。应该效法、深化、巩固、扩展这个首创精神，用这些组合覆盖所有工业中心，把这些组合联系起来，筹备全德国工人防御代表会议。不断增大的失业者与在业者之间的隔阂不仅会给集体协议，也会给工会带来致命的危险，甚至在没有法西斯匪徒的十字军征讨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员和共产党员之间的统一战线首先意味着在职工人和失业者的统一战线。没有它根本无法想象严肃的斗争。
红色工会反对派应该作为共产党党团进入自由工会。这是统一战线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工会里的共产党员应该利用工人民主的权利，首先是充分的批评自由。在这方面，他们应该遵守工会的章程和它的纪律。
反法西斯防御无须标新立异。法西斯主义只是垄断资本手中的大棒。粉碎无产阶级民主的目的是提高剥削劳动力的标准。在此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开辟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在今天的条件下，争取面包的斗争的扩展和深化，会直接导致争取工人监督生产的斗争。
工厂、矿山、农庄都是靠工人的劳动才能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能。难道工人没有权利了解所有者把企业引向何处，为什么他削减生产和遣散工人，他如何规定价格等？对此我们得到的答复是“商业秘密”。什么是商业秘密呢？这是资本家反对工人和反对全体人民的阴谋。工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应该争取检验自己企业的全部操作、揭露谎言和欺骗的权利，以便凭手中掌握的事实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和全体人民的利益。为工人监督生产的斗争可能也应该成为统一战线的口号。
找到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共产党员合作所必需的组织形式并不困难：需要的只是从语言转入行动。
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不可调和
但如果反对资本进攻的共同防御是可能的话，是否能由此走得更远，建立两个工人政党在所有问题上的常设同盟呢？那时它们之间的辩论将具有纯粹内部的、和平的同志性质。众所周知，如泽伊杰维茨那样的某些左派社会民主党员甚至幻想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彻底统一。但所有这些都是无谓的幻想！在基本问题上的矛盾把共产党员与社会民主党员分开。其实质可以言简意赅地表达如下：社会民主党认为自己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医生；而我们是它的革命的掘墓人。在历史角色差别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怎么能考虑统一呢？
在德国最新发展的烛照下，两个政党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变得格外清晰。列伊帕特就召希特勒当政一事抱怨说，资产阶级以此打断了“让工人进入国家”，并警告资产阶级由此产生的对它的“危险”（《前进报》1933年2月15日 ）。也就是说，列伊帕特是资产阶级国家的警卫，保卫它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能够考虑与列伊帕特联合吗？
《前进报》每天都在吹嘘，数十万社会民主党人“为最好的、更自由的德国的理想”在战斗中牺牲……报纸只是忘了说明，这个最好的德国原来是希特勒—胡根伯格的德国。事实上，德国工人像其他交战国的工人一样，都是作为炮灰、作为资本的奴隶而死去。把这个事实理想化，意味着继续1914年的背叛。《前进报》至今还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在1848—1871年间关于争取德国统一而说的话。这是歪曲！在那个时代事关的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每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应该为建立民族国家而进行反对分立主义的斗争。现在，这样的任务只有在中国、印度支那、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其他落后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才有进步意义。对欧洲先进国家来说，民族国家的边界成了反动的桎梏，像过去的封建时代的省的边界一样。“民族和民主是双胞胎”，《前进报》反复重申。对！但这对双胞胎已经老了、年迈体衰、昏聩了。作为一个经济整体的民族和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民主，已经成了生产力和文化的桎梏。我们再一次想起歌德的话：“产生的一切都应该死亡。”
为“走廊”、为阿尔萨斯—洛林、为马里梅吉可以再牺牲几百万人。但这些有争议的几块土地已经密密麻麻地铺盖了三层、五层、十层的尸骨了。可以把所有这些都称为国防。但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并没有前进，而是爬着倒退，退向野蛮。出路不在德国的“民族解放”，而是把欧洲从国家樊篱中解放出来。资产阶级不能解决这个任务，就像封建主当初不能根绝分立主义一样。因此与资产阶级联合是加倍的犯罪。需要无产阶级革命。需要欧洲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邦。社会护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医生的纲领；国际主义——资产阶级社会掘墓人的纲领。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民主和专政
社会民主党员认为，民主宪法凌驾于阶级斗争之上。对我们来说，阶级斗争凌驾于民主宪法之上。莫非战后德国的经验白白过去了，像战争经验一样？十一月革命使社会民主党上台。社会民主党把强大的群众运动转到了“权利”和“宪法”的道路上。后来的全部德国生活都是在魏玛共和国的基础和框架内展开的。结果摆在眼前：资产阶级民主像法西斯专政一样，都是同一个阶级——剥削者——的工具。通过诉诸宪法——莱比锡最高法院、新的选举等——来阻止用另一个工具替换原来的工具，是完全不可能的；必须动员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宪法拜物教给予法西斯主义最有力的帮助。现在这已经不是预测、理论，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我问你，社会民主党员：如果魏玛民主为法西斯专政开辟了道路，怎么能指望它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呢？“但我们工人难道不能在民主国会中获得多数吗？”“不能。资本主义不再发展，它已经腐朽。产业工人的数量不再增长。相当大部分无产阶级被经常的失业所瓦解。仅这些社会事实就排除了工人党在议会中的稳定地和有计划地增长，像在战前那样。但即使违背所有可能，工人代表迅速增长，难道资产阶级会和平地等着被剥夺吗？须知实际政权机关掌握在它的手中！最后，如果资产阶级错过了时间，允许无产阶级取得51％的代表席位，难道正规军、警察、铁甲军和法西斯战斗队一起不能解散议会吗？就像宫廷佞党在今天大笔一挥就解散了所有那些他们所不喜欢的议会一样。”“也就是说，应该打倒议会，打倒选举？”“不，不是。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赞成利用议会：这不是改造社会的工具，却是团结工人的手段之一。但在阶级斗争的发展中会出现这样的时刻，必须要解决今后谁是国家的主人的问题：金融资本还是无产阶级？”在这些条件下再泛泛地谈民族，泛泛地谈民主，就是最无耻的欺骗。我们眼看着德意志民族的一小摄组织和武装了几乎半个民族。现在的问题不是那些次要的改良，而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与死。这样的问题从来没有通过投票解决过。现在谁还求助于议会和莱比锡最高法院，就是在欺骗工人，事实上帮助法西斯。没有其他道路……
“还剩下什么？”社会民主党交谈者问。
“无产阶级革命。”
“然后呢？"
“无产阶级专政。”
“像在俄国一样？困苦和牺牲？彻底压制言论自由？不，我不同意这点。”
“因此我们不可能有统一的党，你不同意走上革命和专政的道路。但请允许我对你说，你的反驳不是自觉的无产者的反驳。确实，俄国工人经受了十分严重的困苦。但是，俄国工人知道他们为什么承受牺牲。即使假如他们遭到失败，人类也能够从他们的经验中学到许多。德国工人阶级为什么在帝国主义战争年代作出牺牲？或现在在失业年代？这些牺牲引向何处？他们贡献了什么？有何教益？只有那些开拓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的牺牲者才配得上人的称号。这是我对你的第一个反驳。它是第一个，但不是唯一的。
“俄国劳动群众的苦难如此巨大，是因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俄国产生了第一个工人国家，它不得不以自己的力量从极端的贫困中崛起。别忘了：俄国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在这里是居民中微不足道的少数。在这样的国家中，无产阶级专政应该采取最严厉的形式。由此产生了进一步的后果：把政权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官僚的增长，落入官僚影响下的政治领导的一系列错误。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8年年底——那时政权完全掌握在它的手中——勇敢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与苏维埃俄国建立牢不可破的联盟，整个欧洲历史将获得另一个方向，人类会在更短的期限内、以更少的牺牲走向社会主义。这没有成为现实不是我们的过错。
“对，现在的苏联专政具有极度的官僚和畸形的性质。我本人不止一次地在报刊上批评过今天的苏联制度，它是对工人国家的歪曲。我的成千上万的朋友因反对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斗争而遭到惩罚，他们充塞着监狱和流放地。但在评价今天的苏维埃制度的否定方面时，应该遵守正确的历史前景。如果数量上比俄国无产阶级更多的德国无产阶级明天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中，这不仅会在欧洲人民面前展现无限的经济和文化前景，也会立即极大地缓和苏联的专政。
“不应该认为好像专政一定与我们被迫在俄国采用的红色恐怖方法联系在一起。我们是先驱。罪行累累的有产阶级不相信新制度能维持下去。欧洲和美国的资产阶级支持俄国的反革命。在这些条件下要坚持下来，只能凭借最大限度地调动力量，无情地镇压阶级敌人。德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会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德国资产阶级失去政权后，没有夺回它的任何希望。苏维埃德国与苏维埃俄国的联盟不是使两国的力量增加一倍，而是十倍。在欧洲其他地方，资产阶级陷入声誉扫地的困境，它未必能够调动自己的军队进攻无产阶级的德国。诚然，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为此只要有法西斯主义就足够了。但由政权武装的德国无产阶级，身后又有苏联，很快就会瓦解法西斯主义，把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吸引到自己这边来。与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相比，德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将具有更加温和的文化形式。”
“那为什么还需要专政？”
“为了消灭剥削和寄生；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为了让他们不再妄想恢复剥削；为了保障全部政权、全部生产资料、全部文化资源都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为了让无产阶级有可能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利益而利用全部力量和资料。没有其他道路。”
德国无产阶级按德国的方式完成革命，而不是按俄国的方式……
“但我们的共产党员经常威胁我们社会民主党员：等着瞧，当我们掌权时，马上就让你们贴墙。”
“甩出这样的威胁的只能是个别的傻瓜、饶舌者或牛皮大王，在危急时刻他们肯定会四散奔逃。严肃的革命者承认革命暴力是不可避免的以及它的创造性作用，同时明白，在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使用暴力要划出一定的范围。共产党员在准备革命时能够，也只能寻求与社会民主党工人的相互理解和接近。德国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的革命一致性，会使革命专政的镇压降到最低限度。问题不是奴隶般地拷贝苏维埃俄国，把它的每一个需求都变成美德。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法。利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并不意味着盲目地模仿它。应该考虑每个民族的社会结构的差异，首先是无产阶级的比重和文化程度的差异。认为社会主义政变可以通过宪法和平地完成，得到资产阶级和莱比锡最高法院的同意的人，只能是彻头彻尾的庸人。德国无产阶级没有革命是不行的。但在其革命中，他将说德语，而不是俄语。我毫不怀疑，他将说的比我们说过的要好得多。”
我们将保卫什么？
“好。但须知我们社会民主党仍打算通过民主走向社会主义。你们共产党员认为这是荒谬的乌托邦。在这种情况下，防御的统一战线可能吗？应该清楚地知道，应该防御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将保卫的是一个东西，你们保卫的是另一个，那无论如何都不会有共同的行动的。你们共产党员同意捍卫魏玛宪法吗？”
“问题提得好，我力求开诚布公地回答它。魏玛宪法是一个完整的规章、权利和法律体系。我们从顶层开始。共和国最高领袖是总统。我们共产党员同意保卫兴登堡反对法西斯主义吗？我希望，在这点上没有任何必要：兴登堡亲自请法西斯分子上台。接下来应该是希特勒领导的政府。它不需要保卫它免受法西斯的打击。下面是议会。当这几行文字出现在刊物上时，3月5日 选举产生的议会的命运想必已经决定了。但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国会的构成与政府敌对的话，如果希特勒企图消灭国会，如果社会民主党在保卫国会的斗争中表现出坚定性，共产党员在这点上将全力以赴地支持社会民主党。
“我们共产党员不能也不打算在反对你们或没有你们这些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的情况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想和你们一起走向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把共同的反法西斯防御看成是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在我们眼中，无产阶级应该保卫国会，让它免受法西斯野蛮人的攻击，这当然不是最重要的历史成就。有更高的价值，即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同时在与它的不断斗争的几十年的期间形成的无产阶级民主因素：政党、工人报纸、工会、工厂委员会、俱乐部、合作社、体育协会等。法西斯的任务与其说是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民主的残余，不如说是粉碎无产阶级民主的萌芽。我们的使命是把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民主因素作为工人国家体系的基础。为此应该打碎资产阶级民主的外壳，释放其下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核心：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就在于此。法西斯主义威胁工人民主的生命核心。统一战线的纲领显然就是它授意的。我们准备保卫你们的和我们的印刷厂，同样还有出版自由的民主原则；你们的和我们的工人之家，同样还有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民主原则。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所以不把精神和肉体分开。目前我们还无力实现苏维埃制度，我们就持资产阶级民主的立场。但我们不对它抱任何幻想。”
关于出版自由
“如果你们成功地夺取了政权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对待社会民主党的刊物：禁止我们的报纸，像俄国布尔什维克禁止孟什维克的报纸一样？"
“问题提得不好。‘我们的报纸’指的是什么？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在绝大多数工人从孟什维克转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后，而孟什维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残余开始帮助资产阶级为恢复‘民主’，即为资本主义而斗争。但在俄国，我们根本没有把禁止孟什维克的报纸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拯救和维持革命专政的极度艰难的斗争条件把我们引向这点。在苏维埃德国，形势将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要有利得多，这必然会反映在出版制度上。我根本不认为，德国无产阶级在这个领域中将需要镇压。”
“当然，我也不想说，工人国家能容忍哪怕是一天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制度，在这种秩序下，出版报纸和书籍的只能是那些在自己的手中集中了印刷厂、造纸厂、书库等的人，即资本家。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意味着垄断金融资本借助于数百数千份以最完善的技术形式散布谎言毒素的报纸，把资本主义偏见强加给人民。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将意味着为劳动者的利益把印刷厂、造纸厂和仓库的国有化。我们不会把精神和肉体分开。没有整行排铸机、转轮印刷机和纸张的出版自由，是空洞的假象。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将根据公民集团的真正数量把印刷的技术资料分给它们。在这种情况下，胡根伯格先生将不得不受到某些限制，像所有其他报业垄断资本家一样。但只好如此。社会民主党得到受它支配的与其支持者人数相符的印刷资料。我不认为那时这个数字会很大：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不过，还是让未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吧。但我希望，印刷技术资料的分配不取决于支票本的厚度，而取决于既定纲领、派别、学派的支持者的数量的原则本身，是最公正、最民主和真正的无产阶级原则。不是吗？”
“就算是吧。”
“那就击掌为定，好吗？”
“我还得再考虑考虑。”
“朋友，我没有任何其他要求：我的所有言论的目的，就是促使你重新考虑无产阶级政治的重大问题。”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2]中央党全称为天主教中央党，系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普鲁士议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统一后成立的。中央党通常保持中间立场，在支持德国帝国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党团之间见风使舵。中央党的议员席位设在国会大厅的中央，故而得名。——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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