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在新的战争前夕的进行性瘫痪
第二国际的内部生活往往处于我们的视野之外。部分是由于我们早就与社会民主党一刀两断了，部分是由于这个“国际”实际上没有“内部生活”，因为它的各个政党都各自为政，彼此隔绝，在近几年中，第二国际为了不暴露内部矛盾，力求尽可能不让别人知道自己。但是，战争的迫近使它失去了消极平衡的状态。在这点上，我们有孟什维克领袖Ф. 唐恩的极好的证明。未必能在其他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中找到毫不掩饰的第二国际内部斗争的图景，像在巴黎出版的孟什维克机关报《社会主义导报》提供的那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坦率性总是内部斗争激化导致的。完全与社会护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性质一致，这个集团走的是民族主义路线，即资产阶级“祖国”的路线。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分为帝国主义民主的肥牛、法西斯主义的贪婪的瘦牛，因此，第二国际分为目前仍是自己国家帝国主义企业股东的肥党、被法西斯主义从本国牧场中驱逐的瘦党。斗争正是沿着这条线展开。
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中扮演领导角色。从《凡尔赛和约》之后，国际的领导权转到了英国和法国，像欧洲政治中的领导权一样。至于美国，它的政策对第二国际的无可争议的、在许多方面是决定性的影响，不是通过薄弱的美国社会党，而是直接通过欧洲各国政府。听话的社会民主党代理在此拷贝的只是自己的资本家老爷。就像国际联盟最终总是适应美国——虽然它不在欧洲组合之内——的政策一样，第二国际，特别是英法两党，认为自己有责任每一步都看华盛顿的脸色，为“民主国家”同盟的公认领袖罗斯福唱赞歌。
在南特召开的最近一次社会党代表大会公然承认，肥党认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不仅是保卫自己国家的民族独立，还有它对殖民地的统治。社会护国主义只是社会帝国主义的假面具而已，我们早在1914年就确认了这点。因为就其本质来说，各帝国主义的利益是彼此矛盾的，因此各个国家社会护国主义的一致的国际政策根本就谈不上。在最好的情况下，可能的只是与相应政府的国际组合一致的个别政党之间的联合。
瘦党阵营的画面完全不同。就其领导官僚的本质、它的过去和它的贪欲来说，这些瘦党与肥党毫无差别。哎，但它们失去了牧场，正如驱逐它们的帝国主义祖国失去殖民地一样。肥党最关心的是维持原状，无论是在自己的国家中，还是在国际舞台上。对瘦党来说，原状意味着软弱、被驱逐、粗茶淡饭。意大利、德国、奥地利还有今天的西班牙社会民主党不直接受民族帝国主义的纪律所束缚，后者把它们的效劳踹到了一边。它们违背自己的传统和自己最好的意愿，沦入非法状态。当然，它们并未因此而在最小限度上成为革命者；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它们当然连想都不想。但它们的护国主义暂时翻了个个儿。它们执著地幻想，“民主”的武器会推翻它们本国的法西斯制度，使它们有机会恢复在旧机构、编辑部、议会、工会管理层中的地位，恢复它们在银行中的活期存款账户。同时，肥党希望的只是别打扰它们，瘦党则相反，以自己的方式关注积极的国际政策。
两个阵营的总体画面被俄国孟什维克搞得更加复杂。他们在二月革命后的几个月中的所作所为表明，这个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绝对没有任何区别。孟什维克只是比其他党更晚进入社会护国主义的舞台，比其他党更早地落入车轮下，后者压碎了它，而且车轮不是从左向右转，而是从右向左转。由于长年处于地下、三次革命的经验和两次被驱逐，孟什维克具有一定的优势，这使他们可以在瘦党阵营中扮演类似领导的角色。因而他们对国际的肥党的同志就变得更加可憎。
孟什维克曾是苏维埃国家的牺牲，此时这个国家却如此激烈地镇压革命，成了帝国主义国家理想的盟友。与此相应，英法两国社会主义政党对与克里姆林宫的接近十分关注。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俄国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国际中落入败坏了自己声誉的穷亲戚的地步，是不足为奇的。
从唐恩的文章中我们得知，一年半以前，瘦党向国际建议讨论讨论“在我们的时代为民主和和平而斗争的问题”。事关“积极的”国际政策，它应该把瘦党过去的肥胖还给它们。当然，需要非同寻常的小资产阶级局限性的储备，才会至今还不明白，资产阶级民主已经转到了自己的反面，继续把民主当成是超历史的皮箱，可以把《资本论》、议会委任状、吊带裤、部长公文包、股票和债券、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与资产阶级同事的私人通信统统放入其中，除了爆炸物之外，什么都行。事实上，资产阶级民主是自由贸易的政治公式，仅此而已。把“为民主而斗争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目的”，其成功与意义，与今天为自由贸易而斗争一样。但是，这个纲领对第二国际来说，显得过于激进。文章作者抱怨说：“在一年的拖延之后，（执委会）试图把在我们的时代为民主和和平而斗争的问题提交讨论”，但是，哎，“这一尝试以失败而告终”。反对当然是来自肥党。唐恩写道：“保持着自己合法性的国际最大、最有影响的党，……它们不愿意广泛展开争论，并把它进行到底”，否决了“抽象地空谈理论”和“无结果的抽象议论”。简言之，它们拒绝用任何共同决议束缚自己，后者可能在日后使它们与本国帝国主义利益相矛盾。
问题是，第二国际中只有“瘦”支部把为民主而斗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口号当真，因为它们自己是法西斯主义的牺牲，理所当然地希望在民主的坦克和无畏舰的帮助下恢复自己失去的阵地；这一情况使它们对第二国际“有地位”的支部变得十分危险。我们提醒一下，正是在今年的头几个月，英法两国外交千方百计地企图把意大利拉到自己一边。无须说，在成功的情况下，第二国际的英法两国支部会很好地适应与罗马的联盟，意大利支部则很难适应：在对墨索里尼的军事粉碎中，寄托着它对幸福的未来——回到过去——的全部幻想和希望。难怪瘦党和肥党越来越难达成“一致的”决议，甚至坐在同一张桌子旁。
第二国际内的术语与我们建议的稍有不同。肥者干脆称瘦者为“死人”，而称自己是唯一的“活人”，唐恩抱怨说。据同一个作者的话，这些活人“宁愿宣布在非法党的革命（？）立场与合法党的改良立场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实质上是宣布，把它们联合在同一个国际中，是人为的”。认为韦尔斯、希法亭、涅尼、唐恩本人以及“为我们时代的民主而斗争”的其他战士为“革命家”，其依据与可以把破产商人当成是无产者一样。但无论如何，孟什维克领袖的事实报道，保持着它的全部价值。大腹便便的殖民帝国的有威望的党声明，它们与饥饿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非法党在同一个国际中没什么可干的。唐恩继续说：“……剥夺后者参与决定国际政策的权利，是它们的最近目标，众所周知，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在5月14—15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执委会会议上实现了它。”换言之，肥党把瘦党从第二国际的领导机构中驱逐。它们就是斗这样解决了“在我们的时代为民主和和平而斗争的问题”。
不能否认，在他们的行动中有逻辑和意义。众所周知，统治者和与他们接近的人宁愿在自己的周围有肥牛，并且不信任瘦牛。朱利·恺撒怀疑卡西乌[2]，正是因为他瘦和他饥饿的月光：这样的人好批评和得出不体面的结论。“你们的资产阶级未能及时获得殖民地，今天企图破坏神圣的原状；正是因此，它把你们赶人非法状态，把你们变成国际中的无序因素；你们自己应该明白，在一个有部长和秩序的台柱子为其成员的庄重的组织中，是没有你们的位置的。”活的或胖的观点就是这样。
“瘦的”（或死的）企图以1923年在汉堡召开的复活的第二国际创立代表大会通过的出色章程，据唐恩的说法，它承认“国际社会主义政策高于个别党的民族政策，国际不仅在和平时期，而且在战争时期的决定性的角色”。相应条款是根据俄国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的倡议纳入章程的，并非没有意义。不言而喻，马尔托夫的条款只是停留在纸面上。1923年签署了新章程的政党，正是那些在1914年完成了背叛的那些党，只是少了革命的一翼。久经考验的社会帝国主义者们还需要自己的左翼的掩护时，他们宁愿对自己第二个半国际的盟友做口头上的让步：在那些日子里，共产国际仍是革命组织。国际主义原则高于一切？当然是在保持“我们的”殖民地、市场、租让，自然还有我们的民主的条件下。在希特勒还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体系上打出缝隙时，第二国际的制度就支撑在模棱两可的思想之上。
据我们所知，对左翼反对派本身来说，“国际主义原则高于一切”意味的不是独立的阶级政策，而只是力求在哪一个资产阶级的胜利（对瘦牛）最有利上，与其他支部达成协议。在这个国际的机关中，找不到一个严肃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的人。对他们所有人来说，无产阶级只是“进步”资产阶级的辅助力量。他们的国际主义就是那个社会护国主义，只不过是软弱无力的、声誉扫地的，它不敢公然露面，因而寻找面具。
唐恩用“活”党因循守旧的政治思想、“鼠目寸光”、“经验主义”和一些其他次要原因来解释它们的政策。这个解释本身的“鼠目寸光”是显而易见的。在某个集团把自己的思想贯彻到底对自己不利时，在政策中就会出现经验主义。有人说过，存在决定意识。工人官僚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陛下的反对派”的领袖，阿特利少校从皇家的金库中得到很高的薪酬。西特林得到贵族头衔。议员享有巨大的优惠。工会官僚领取高薪。他们所有人都被不可分割的与资产阶级、它的报刊、工业和其他企业联系在一起，这些先生中有不少人还是企业的直接参与人。比起以走私方式纳入汉堡章程中的“国际主义”原则，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情况对党的政策方向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唐恩对法国党只字未提，显然是对孟什维克享受其招待的好客的主人的不敬。但是，法国的情况一点儿也不比这好。尽管法国人对逻辑思维的无可争议的能力，列昂·布吕姆的政策与阿特利少校的“经验主义”政策没有任何区别。社会党和工会领导集团的所有的根，都与第三共和国统治阶层交错在一起。布吕姆干脆是一个极度向往大资产者社会的保守的中等资产者。在侦察乌斯特里克——银行家、骗子——案时，捎带着暴露出布吕姆是最高资产阶级沙龙的常客，他在那里会见保守政治家和金融大亨，乌斯特里克也在其中，并通过后者的中介，在咖啡间安排了自己儿子的职务。法国工人的党和工会上层的日常生活，完全是由这种色彩的片段构成的。
第二国际领导官僚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最少独立性、最怯懦和最腐朽的一部分。形势的向右或向左的所有变化，对它来说都是致命的。它的维持现状的唯一意图就是由此而来的；它的迫不得已的“经验主义”，即对展望未来的恐惧，就是由此而来的。只有无视明显事实，仍认为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的人，才会觉得第二国际执委会的政策是难解之谜。如果对自己澄清，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履行的是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民主”制动职能，一切就各归其位了。
由丰厚薪水维持的“经验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实际在政治上已经使国际瘫痪，把它阉割”，唐恩抱怨说。据唐恩的说法，在1月会议之后的五个月中，执委会没有对一个极其重要的国际事件（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等）作出反应。“它陷入政治蛰伏状态。”孟什维克领袖问道：“莫非社会党国际有已经成为共产国际命运的死亡的危险吗？……”他继续说：“莫非战争的第一阵风暴就会破坏国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联合，比1914年的风暴对它的破坏更加彻底？或是联合早在风暴爆发之前就自行崩溃？”当事关的是早已确定的过程和预言的后果时，“莫非”一词听起来就不恰当了。但反正都一样，这些修辞性问语的问题在孟什维克的笔下，获得了特殊的力量。它们意味着水已经没到脖子了，唐恩不掩饰这点。这是他对第二国际“有条件”的预言：“把它变成某种国际联盟，使它有遭遇进行性瘫痪的死亡的危险，它的日内瓦原型就是这样正在我们眼前死去（如果还没有死亡的话！）。”对此只需补充，进行性瘫痪从1914年8月开始，今天进入了最后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在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开始怀疑自己的国际在新的战争门槛上覆灭时，共产国际认为第二国际已经成熟到可以与之联合乃至合并。这个表面上的怪诞是理所当然的。共产国际的一盘散沙，今天也是由肥牛和瘦牛组成的，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与第二国际中的相似。在自己的外交方面，克里姆林宫看重的是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肥党，而不是被法西斯击溃的支部的可怜不幸的残余。第二国际“民主地”把非法党的领袖抛出自己的领导机构；克里姆林宫“集权地”成批枪毙他们。这个技术上的小小的区别没有破坏政治上的团结一致。正如国际社会民主党是英国领导的、在美国的最高监督之下的民主帝国主义的左翼一样，共产国际是苏联官僚的直接工具，最终服从的是同样的帝国主义监督。紧随第二国际之后，共产国际现在已经公然放弃解放殖民地的斗争。阿特利和波利特、布吕姆和多列士在一个班儿上工作。在战争情况下，他们之间的最后区别将会彻底消失。他们将与自己的资产阶级社会一起落入历史的车轮之下。
不能不再次重申，在这个可诅咒的时代，当眼看着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全部力量——工人政党和工会也包括在内——都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时，事物的进程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创造了无可估价的优势：在战前就已经占据了所有出发阵地，两个垂死的国际公然投入了帝国主义阵营，它们的死敌——第四国际，同样公然地反对它们。
庸人嘲弄我们对国际主义问题的不断争论，我们对形形色色的社会护国主义和和平主义倾向的吹毛求疵。对这些先生们来说，我们的思想是“抽象的”、“教条的”，只是因为它们描述了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的肤浅目光不可企及的发展的基本趋势。现在，这些基本趋势已经出现，推翻了建立在临时情况基础上的建筑。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政党今后将烟消云散。相反，第四国际的干部将成为聚集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轴心。我们走自己的路，让那些怀疑主义者咬他们腐烂的牙去吧。
列·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79—80, стр. 19—22。
[2]卡西乌（Cassius，？—公元前42），古罗马刺杀凯撒的主谋之一（公元前44）。与布鲁图共同反对后三头政治（公元前43年结成）；在腓利比战役中失败，遂自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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