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译自Архив Троцкого, т. 1, стр. 188—203。这是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上的讲话。这次全会在上海政变之后举行，主要议题是中国革命。由于第七次全会制定的中国革命路线已经被事实彻底否定，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是挽救斯大林—布哈林派的威望，打击反对派。——译注
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已经给你们散发了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而这份提纲至今仍不为俄国共产党所知。你们剥夺了季诺维也夫在这次会议上捍卫这个提纲的机会，虽然在政治上和形式上他都有这样做的权利。我在此捍卫这份提纲，把它作为我们的共同提纲。
对群众性的政党的政治教育的首要原则是：它不仅应该知道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什么，还要知道它否定了什么，因为只有通过二者对比，才能充分、清晰地描绘出领导路线。过去一直都是这样。拒绝对党公布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我的提纲，就是思想上的软弱、缺乏自信，害怕反对派的提纲会让党觉得它比多数派的提纲更加令人信服。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隐瞒的理由。
我在党的刊物上公布我对斯大林提纲的批评的尝试，在中央委员会的直接禁止下失败了，因为我的批评就是反对它的。中央委员会同样禁止公布季诺维也夫和我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其他文章。
昨天公布了库雷拉[1]同志签署的编委会决议。它涉及关于我们的工作的报道。它的目标何在，还不清楚。此时，我们的全会在刊物古怪的沉默的条件下进行。关于全会，在《真理报》上只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极其无耻的话：“现在谁想动摇共产国际队伍的统一，谁就是罪人……”等等。谁都知道，在《真理报》的语言中，这意味着什么。在公布决议草案之前，《真理报》称所有不同意它的人为罪人。可以想象，《真理报》将怎样给党提供关于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的消息。同时在这里，在莫斯科，在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口头和书面表达的与反对派精神一致的每个意见，都被认为是党内犯罪行为。斯大林的根本错误的提纲事实上被宣布为不可侵犯的。更有甚者，甚至在现在，在执行委员会会议的日子里，干脆把那些在自己的支部会议上抗议对季诺维也夫诽谤的同志开除出党，或以开除出党来威胁他们。同志们，你们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开会和解决问题的。出路只有一条，执行委员会应该责成包括俄国共产党在内的所有的党，充分认真地公布执行委员会工作的全部记录，并附上执行委员会讨论的所有文件。不能把中国革命问题驱入瓶中，把它封起来。这是任何瓶子都承受不了的。
同志们！所有危险中最危险的一个，就是日益恶化的党内制度。领导的每个错误都借助于反对反对派的措施来“纠正”。在莫斯科收到蒋介石政变消息的第一天，我们就互相说：反对派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尤其是为它在近期提出了充分的警告。
在领导集团中，总有机会无休止地制造新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皮达可夫[2]、斯米尔加[3]等人的“案件”，以这种方式把党的注意力从更加引人关注的迫切问题上引开。我在此为你们列举了部分被迫充当外交官的反对派成员。如果打算严肃地通过工会进行外交（布哈林的解释）的话，那么仅用反对派的外交官就可以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会。虽然党的代表大会临近，或更确切地说，正是由于它的临近，把反对派成员派出的现象越来越频繁。这些方法应用在党的所有阶层中、在每个工厂中、在每个区里、在每个城市中。而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事先就准备接受来自上面的一切——因为他们自己的头脑中什么也没有——的人的扶摇直上，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解决”了托洛茨基或季诺维也夫之后，一切都将进入正轨，人们用这种希望安慰自己。这是绝不可能的，因为制度有其内在的逻辑，轮次刚刚开始，还没有结束。在这条道路上只能有新的困难和新的震荡。这个制度也统治着共产国际。在不给苏联造成损害的虚假的借口下，谁也不敢说一句批评的话。但正是这样给我们造成了最大的损害。我们的国内政策要求经常的、革命的国际批评，因为在所有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政策的错误倾向，只不过是国内政策的错误倾向的继续而已。
现在，我说一下布哈林同志的决议草案。首先对涉及要讨论的条款的问题说几句话。同志们，请你们听听决议说的是什么：
共产国际认为，凡是自称是工人组织的政党或其他团体，不为反对干涉中国而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而是麻痹工人阶级的警惕性，在这个问题上宣扬消极态度，就是在客观上（有时是在主观上）帮助帝国主义分子……准备反苏战争和策划世界大战。
这听起来就像是诚实的话。但只有在把它们用到英俄委员会的情况下，它们才能是诚实的。因为，难道它“为反对干涉中国而进行最坚决的斗争”了吗？没有。它没有麻痹“工人阶级的警惕性”吗？麻痹了。它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宣扬消极态度吗？无疑是宣扬了。它没有以此在客观上（而其英国部分则是在主观上）帮助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准备战争的工作吗？这是不言而喻的和无可置疑的。与此相对照，库西宁[4]昨天在这里关于英俄委员会所说的话，他是用库西宁化的珀赛尔主义对我们朗诵的。这种双重语言是从哪里来的？海关签条哲学在边境城市的外省海关里，远比在共产国际的讲坛上要体面得多。应该手执扫帚尽快清除这个虚假的、不体面的哲学。
我们接着听布哈林的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确认——这已成为仪式，事件“证实”了预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特别强调，事件的进程完全证实了第七次扩大全会的顸见，即资产阶级必将背离民族革命统一阵线，而转到反革命一边。
当人们对上海和汉口的工人宣读，四月事件是完全按照布哈林为中国革命制定的历史路线完成的时，他们一定会惊讶不已。能够想象对马克思主义更加恶毒的漫画和更加堪称笑柄的学究气吗？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被那些与他们加入同一个国民党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所粉碎，而这个国民党领导他们，让共产党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服从它。在对中国工人和绝大多数世界工人不啻于晴天霹雳的反革命政变之后，决议声称：所有这一切都是按照布哈林预见的最好原则发生的。这听起来，真像是不合时宜的玩笑！
在此对预见是怎么理解的？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定阶段肯定会背离人民群众，仅仅是空洞的话。热情奔放地称这样的老生常谈为预见，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这种老生常谈不是把布尔什维主义与孟什维主义区分开，而是相反，把它们混为一谈。请你们问一下考茨基、奥托·鲍威尔，甚至是唐恩，他们也会告诉你们：在民族革命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盟不可能是永恒的。不久前，唐恩就在自己的那本庸俗的杂志上说过这点。
但全部实质在于：说资产阶级必然背离民族革命是一回事，说资产阶级必然掌握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欺骗无产阶级，然后再解除它的武装，粉碎它并让它失血，这完全是另一回事。资产阶级革命的全部哲学建立在把这两个预见混为一谈的基础之上。而这意味着承认，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在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预见上，是一样的。
让我们听听列宁关于这个题目是怎么说的：
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一切资产阶级政客一贯都用诺言来“款待”人民和愚弄工人。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该支持资产阶级——波特列索夫之流、格沃兹杰夫之流、齐赫泽之流这样说道，正如普列汉诺夫昨天说过的一样。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道，——因此工人应该让人民群众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欺骗，教导人民不要相信空话，只能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团结、本身的武装。[5]
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不是宿命的，而是能动的，它在预见到资产阶级的背离不可避免时，力求尽早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尽可能深入地培养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不信任，尽可能广泛地展开反对资产阶级的罢工，尽早广泛地组织和武装工人，最勇敢地唤起农民群众。
在预见到了资产阶级必然会背离时，孟什维克的政策是力求尽可能推迟这个时刻，放弃无产阶级政策和组织的独立性，竭尽全力地让工人相信资产阶级的进步角色，明白让自己的政策适应它的利益的必要性。为了保持与大工贼珀赛尔的联盟，应该为珀赛尔涂脂抹粉，应该夸夸其谈与他的诚挚关系和政治上的完全一致。
为了维持与中国资产阶级的所谓的联盟，需要一次又一次地粉饰资产阶级，以这种方式来帮助资产阶级政治家欺骗群众。
因此，资产阶级背离的时机被推迟了。但是，资产阶级正是利用了这个延期来反对无产阶级：由于自己巨大的社会优势，它掌握着运动的领导权，建立了自己的武装部队，它阻止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武装无产阶级，在妥协派的帮助下，它获得了优势，一遇到无产阶级的严肃运动，就对它进行血腥镇压。同志们，把资产阶级抛到一边，或是相反，让它成功地把无产阶级先锋队拋到一边，这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是两条革命道路。在政变前革命走的是其中哪条道路？走的是过去所有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道路，关于它们，列宁是这样说的：“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一切资产阶级政客一贯都用诺言来款待人民和愚弄工人。”
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帮助了这两条道路中的哪一条？只能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反对派提供的答案是：由于错误的方针，共产国际的政策促成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必然背离，而且是发生在削弱无产阶级、加强资产阶级的条件下。
错误的领导方针是阻碍还是有利于中国资产阶级走这条资产阶级革命的经典道路？是有利，而且是在最大的程度上。为了让资产阶级的背离不变成对无产阶级的打击，必须从一开始就否定四个阶级联盟的可鄙理论，它是对中国革命真正的理论上和政治上的背叛。是否做了此事？没有，而是做了相反的事。
我的时间不够，不能提供对革命发展和分歧发展的历史描述。布哈林有充分的机会这样做，他提供了如此广博和如此错误的描述。我完全准备好在党或共产国际的理论刊物上着手这项回溯评价。遗憾的是，布哈林只有在他的对手没有任何机会以应有的方式用手中掌握的事实和数据答复他的时间和地点，才提出这类问题。
如果我还有时间的话，我就会朗读拉狄克同志致中央委员会这封信。此信写于去年9月，是对他写于1926年7月的信的重复，用于探讨今天使我们彼此对立的中国革命的最重要的问题。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下面的事实对今天来说就足够了：3月16日 ，在离蒋介石政变不到一个月时，《真理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指责反对派关于以资产阶级为首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筹备叛变的判断。《真理报》不对工人说明这个真相，而是断言蒋介石服从国民党的纪律。似乎阶级矛盾，尤其是在革命迅猛发展时，能够服从超阶级的政治纪律似的！我们在括弧中指出：如果反对派真的没有对官方路线发表反对意见，那么，为什么布哈林和其他人在最近一年的讲话和文章中恰恰是在中国革命的热点问题上充满了对反对派的指责呢？
精心地对党隐瞒了斯大林的这份讲话速记，因为才过了几天，这个被“榨干了的柠檬”就掌握了政权和军队。作为中央委员，我有充分权利得到这个速记稿，但是虽然尽了全部努力和要求，我也没有得到它。同志们，请你们试试得到它。也许你们会比我走运，但我对此十分怀疑。仅这一份被隐瞒的速记就能揭露领导路线的全部错误和决议的头几行文字中的断言的文过饰非，它说上海和广州的事件肯定了斯大林在一周前在莫斯科捍卫的那条路线。
我能再给你们引用近一年半和两年来的一打文章、讲话和文件。我准备在任何时候用书面方式完成这项工作，十分精确地标出日期和页码。但所说过的一切已经足够证明，说什么事件完全证实了过去的预见的断言是多么虚假。
我们接着读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策略，对过去的革命阶段来说，是完全正确的。”
此外，布哈林还在今天断言，马尔丁诺夫关于国民政府是四个阶级联盟的政府的著名公式，只有一点不足，就是马尔丁诺夫忘了提示，这个联盟的首脑是资产阶级。十足的废话！遗憾的是，马尔丁诺夫艺术的产品还有一些其他的不足。须知马尔丁诺夫在自己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文章中，公然明确地宣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是资产阶级政府（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而是！）四个阶级联盟的政府。在他的圣书中就是这么说的。
（喊声：拉狄克呢？）
拉狄克在1925年依据错误的、乐观的官方消息也这样写过。（喊声：是在1927年！）
1927年？我怀疑。他依据完全是虚假乐观的消息写过工农政府。（笑声）对，同志们，如果你们认为，能够在这里立即确定广州政府的性质……（彼得罗夫：他在说俄语。）一位同志问，我现在说的依据的是哪些文件。例如除了其他的文件之外，还依据了三位同志的报告，我已经说了他们的名字（纳佐诺夫、福金和阿尔勃列希特）。请你们在这里散发这份文件。把它交给所有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须知你们有这份文件……但今天布哈林背定了马尔丁诺夫关于国民政府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四个阶级联盟的政府的断言是正确的。这事关的就不是来自中国的信息，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东西。布哈林直接承认，四个阶级联盟的政府的概念是正确的。只需要补充，它的首脑是资产阶级。而须知马尔丁诺夫干脆把这两个概念——资产阶级政府和四个阶级联盟的政府——对立起来。无疑，拉狄克对广州政府是工农政府的过去的评价，是完全错误的。
（布哈林：莫非这是琐事？）
不，这无论如何都不是琐事。在开始时，在消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在莫斯科有可能对在中国发生的事作出错误判断。肯定超阶级政府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庸俗民主的或自由派的概念，则完全是另一冋事。
（布哈林：那季诺维也夫的全民族联合呢？）
我完全准备好在所有我能够回答您的地方，提出问题，并与您进行任何争论。只有在您能堵住对手的嘴时，您才是强大的。
（布哈林：您能够连续几个小时在这里发表您的无耻言论。）
但我清楚地知道，有耻的布哈林不给我在《真理报》上驳斥他的粗暴的歪曲和篡改的机会。
（布哈林：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不给您机会，在与英国外交关系破裂的情况下，您的讲话就是犯罪行为。）
（赞成。）
如果布哈林认为，与英国关系的破裂当然是个危险（我也这样认为），它会在所有人身上引起回击的愿望，如果认为这个破裂能够掩盖《真理报》的最粗暴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倾向，那他就错了。您不能用张伯伦的手来掩盖所有这些错误。
我希望，当真正的战斗来临时，那些在这里反对反对派叫喊得最凶的人，将同样能够最坚决地进行战斗。
再让我们回到马尔丁诺夫的完整的公式上。四个阶级联盟到底意味着什么？你们以前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是否见过这种说法？我从来没有见过。当资产阶级在其资产阶级的旗帜下率领受压迫的人民群众，并在他们的帮助下掌握了国家政权，则须知这不是联盟，而是对被压迫阶级的政治剥削。“但须知民族革命不是进步的吗？”你们会这样说。这是无可争议的。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同样是进步的。但它的进步性不是由各阶级的经济合作决定的，而是由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经济剥削决定的。谁不说阶级斗争，而说阶级合作，以此来强调资本主义的进步性，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社会调和的预言家。谁说四个阶级联盟，以此来强调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政治剥削的“进步性”，他就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宣扬阶级调和的机会主义者和妥协分子的政治功能，就在这种理想的粉饰之中。
国民党问题与此有着紧密的联系。布哈林就此说了一堆堪称是政治巫术的东西。你们没有看到，国民党是一种如此特殊的空前绝后的东西，只能用蓝色的旗帜和蓝色的烟雾来说明它的特点。如果一个普通人不明白这个特殊性的活，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按布哈林的说法，它太独特了，不好理解。但是，布哈林本人是怎么理解这个特殊性的，你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从他的话中搞清楚的。国民党是政党，可以认为它是革命时代的政党。这个党在最近一个时期体现的不是四个阶级的联盟，而是资产阶级凌驾于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无产阶级之上的领导角色。
滥用“联盟”一词是不允许的，特别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它完全有利于资产阶级。从政诒上讲，联盟是“平等”各方的结盟的表现，它们商量好进行某些共同行动。但在中国，迄今为止都谈不上这点。共产党是另一个党的从属部分，后者的首脑是自由派民族资产阶级。去年5月，共产党保证不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小资产阶级学说，它不仅反对帝国主义，还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这个“独特”的国民党掌握了一党专政的学说，并从中得出了对共产党员的结论：“闭嘴”，因为在俄罗斯，领导革命的也只有一个党。
我们党的专政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的体现（斯大林在理论上完全错误地争辩说）。我们在中国面临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国民党的专政不仅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军阀，还是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的支持下，资产阶级以这种方式妨碍无产阶级运动和农民起义，以人民群众和革命为代价使自己得到加强。我们容忍这点，我们助长了它的这种行动方式。我们现在就想确认它，因为我们没有对无产阶级说明，过去和现在在这个“独特性”之后隐藏的是什么样的敌对阶级的手腕，而是夸夸其谈国民党的“独特性”。
一党专政说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首先应该不惜代价地保证自己的党的独立性。中国共产党在过去是一个被束缚的党。它甚至没有自己的报纸。你们能够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在革命的时候。为什么它过去没有、直到今天还没有自己的报纸？因为国民党不想让它有。我们能否容忍类似的情况？这意味着在政治上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
（布哈林喊道：“这不是意味着退出国民党吗？为什么？也就是说，您想以此表明，共产党作为一个党，它不能存在于‘革命的’国民党内？”）
只有在共产党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充分独立、保证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共同行动领域的条件下，我才能同意共产党留在革命的国民党内。在季诺维也夫和我的提纲（第39条）中，阐述了这种合作的政治条件，并十分准确地标出“a”“b”“c”“d”“e”“f”“g”。这是留在左派国民党内的条件。如果布哈林赞成在任何情况下、不惜任何代价、无条件地留在其中，那我们和他走的就不是同一条道路。
不惜一切地维持一定的联盟形式，必将导致跪倒在伙伴面前。在这方面，英俄委员会的柏林会议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教训。
共产党首先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创立自己独立的日报。只有以这种途径，它作为一个政党才能开始真正的生存和行动。
我们接着读。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说什么中国革命的危机意味着长期的失败的取消派（瞧，瞧！）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这点，我们已经在自己的提纲中说得十分清楚了。失败是巨大的，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对失败轻描淡写，就是妨碍教育中国共产党。失败影响的时间长短，今天谁也不能对此作出准确的预言。在我们的提纲中，至少是从可能迅速克服无产阶级的失败出发的。但前提是我方的正确政策。陈独秀同志（党的领袖）在中国共产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不久前，它刊登在《真理报》上）中所阐述的政策，在两个最重要的问题——革命政府和土地革命——上是根本错误的。如果我们在这两个决定性的问题上不全力以赴地纠正中国共产党（和我们自己的党）的政策，那么失败将不可避免地深化，它将长期地压抑着中国的工人群众。这方面最必要的东西，在我就陈独秀同志讲话所写的提纲附录中说过了。因此我应该限制引用提纲和其他文件。我当然也不能反驳那些关于我想交出铁路的轻率的，甚至是无意义的断言，因为布哈林和我都没有任何相关文件，这个问题只是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匆匆讨论的。
（布哈林：否认这点是无耻的。）
只要给我三分钟的时间，我就能驳倒有耻的布哈林，因为他的断言是谎言。鲁祖塔克同志的发言说，铁路是我们的负担，它成了帝国主义手中的武器，遭到布哈林的攻击。此后，我做的唯一的建议是，我方再次最坚决和庄严地宣布，一旦在中国成立统一的民主政府，我们就根据北京决议，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把铁路转交给中国人民。当时，政治局委员们说：不行，在当前，这样的声明会被理解为我们的软弱；我们在一个月后再做这样的声明。我没有对此进行抗议。这是匆匆的讨论，只是在事后，才以最可耻的方式改造成一种特殊的形式，刊登在刊物上，通过暗示的方式传播，总之，在最近已经成为我们的手段、习惯、时髦和制度的一切都动用了。
（主席：托洛茨基同志，我应该提请您注意，您只有8分钟了。主席团给了您45分钟，我应该请求全会解决是否延长时间的问题。雷梅尔：除此之外，我应该请求主席团抗议某些歪曲和用词。说无耻的布哈林，这是我迄今所听到的最令人愤怒的说法。）
当人们在这里把“无耻”一词甩向我时，我说了有耻一词，马上就对我进行抗议。我说的只是有耻的布哈林，他指责我无耻。须知无耻一词是您自己说的，我说的只是有耻。
（主席：我坚决要求您避免这类的用词。您别以为可以在这里随心所欲。）
我服从主席的公允，收回对有耻的所有猜疑。
我不能在这里宣读拉狄克的信的全文。拉狄克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涉及我们今天所争论的所有热点问题，它与我和季诺维也夫完全一致。它至今没有得到政治局的任何答复。
我只能作出由中国革命十分严重的失败中得出的一般政治结论。布哈林同志试图以张伯伦中断外交关系为借口。我们曾经——关于这点我已经提到过——处于十分艰难的局面中，在敌人的包围下，布哈林和其他同志参加了一场重大的党内争论，[8]其目的是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为得出必要的政治结论，与在有利的形势中相比，革命党在艰难处境中更不能拒绝对形势进行分析的权利。我再重申一次，在有利的形势下，错误的政策可能不会演变为危险，但在艰难的形势下，错误路线也许是致命的。
我们的分歧大吗？很大，非常重大，十分重要。此外，在最近一年中，它们无可争议地变得更加深刻。一年前，谁也不会预见到英俄委员会的柏林决议。谁也不会相信，在《真理报》上会阐述四个阶级联盟的哲学，斯大林会在蒋介石政变前夕为我们献上“榨干的柠檬”，或库西宁会在共产国际的讲坛上阐述关税签条的理论。为什么事态居然能够这样迅速地发展？因为错误路线经受了一年来两个最重大的事件的检验：英国总罢工和中国革命。革命是强大的火车头。在所谓的正常时期，错误的积累是缓慢的，而在革命冲突中，错误路线很快就会遭到彻底失败。但迅猛的革命发展对错误观点的医治力量也正在于此，哪怕这些错误观点在特定时期是我们两次世界代表大会之间的最高机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
在这里发言的同志们说，因为矛盾深化，意味着这条道路必将导致两个党，这种声音我们无疑在以后还会听到。我否认这点。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因为伟大的事件的教导，矛盾不会僵化。共产国际整个路线的巨大危险的向右偏移是无可置疑的。但我们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和伟大事件的力量有充分的信心，因此我们断然抛弃所有有关分裂的预言。在一些人那里，这样的话是空洞的预言，在另一些人那里，则是恶毒的威胁。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我们都把它扫到一边。
是否想迫使我们认为，根本就不能、也不允许改正那些上面授意的东西？不，这是不可能的。那些当真以为世界事件的发生只是为了巩固他们的错误提纲的人，将被迫根据事实修改自己的提纲。
布哈林同志的提纲的错误是最危险的。它们模糊了问题中最重要的要点。它们蕴涵着的危险是，我们不仅不能弥补失去的时间，还将再次错过机会。不要三番五次地就退出国民党一事大喊大叫（须知建议的并不是这点），而是必须把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凌驾于包括留在国民党内的所有其他考虑之上。
自己的日报和对左派国民党的无情的批评！
把土地革命推迟到领土得到军事保障之时的观点——陈独秀的观点——应该受到正式谴责，因为这个纲领对革命有致命的危险。
把政府改组推迟到军事胜利之后的观点——陈独秀的第二个观点——也应该被界定为对革命是致命的。上层的联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革命政府。无论对此抱什么幻想，都意味着注定会葬送革命。革命政府的基础只能是工农、小资产阶级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不言而喻，汉口政府将或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适应苏维埃，或是消失。
共产党和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联盟不仅应该保持，还应该在群众苏维埃的基础上扩展和深化。
谁只说武装工人，却同时不允许工人建立苏维埃，他说的武装就不严肃。如果革命今后将继续发展——我们有所有理由寄希望于这点，那么工人对建立苏维埃的渴望就会增强。我们应该为这个运动做准备，加强它、扩展它，而决不是像决议所建议的那样阻碍它、制止它。
支持最坏的右倾倾向，允许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海关签条下传播孟什维主义私货（昨天，库西宁同志在这里讲了整整一个小时），一方面机械地压制真正的革命警告，就不可能引领中国革命前进。
布哈林的决议是错误的、危险的。它进行对左边的进攻。在革命烈火中终将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不能接受这个提纲的。我党和整个共产国际不能承认这个决议是自己的。世界历史问题应该由整个共产国际公幵、真诚地进行研究。无论讨论在政治上多么尖锐，都不应该用恶毒的个人中伤和诽谤的调子进行。所有文件、讲话和文章应该让共产国际所有成员都能够得到。
谁也不能把中国革命装进瓶子，并在上面贴上封条。
列·托洛茨基
[1]库雷拉（Alfred
kurella，1895—1975）德国作家、社会活动家。1918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0—1924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1954年侨居苏联。1958年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1958—1963年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书记。著有反法西斯长篇小说《大搏斗中的一名小卒》（1941年，1961年）以及政治文化和文艺学方面的著作。——译注
[2]皮达可夫（Юрий
Пятаков，1890—1937）老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历任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多次当选中央委员。列宁在其遗嘱中称他和布哈林是“党内两个最杰出的年轻人”。1923年他成为左派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投降并恢复党籍，任副人民委员，在1930年代国家工业化中起了重大作用。他在1936年被开除出党，在莫斯科第二次审判中被判处死刑。——译注
[3]斯米尔加（Иван
Тенисович Смилга，1892—1938）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老布尔什维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区域执行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历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驻芬兰全权代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7年）。他是左派反对派的领袖之一，1928年被流放，1929年投降。他在莫斯科审判期间失踪。——译注
[4]库西宁（Отто
Вильгельмович Кусинен/Otto Wille Kuusinen，1881—1964）担任芬兰社会民主党领袖，1918年芬兰革命失败以后逃往苏维埃俄国，后来成为斯大林分子。历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1—1939年）、芬兰苏维埃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40—1956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等职。——译注
[6]海因茨·诺伊曼（Heinch
Neuman，1902—1937）德国社会民主运动活动家，德共党员（1921年起）。1925年起为德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27年起为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参与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因与台尔曼的矛盾，于1932年遭到批判。此后在欧洲完成了一系列共产国际下达的任务。1935年起侨居苏联。在大清洗中被捕，并被枪毙。——译注
[7]雷梅尔（Hermann
Remmele，1880—1939）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早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17年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1920年12月，该党左派同德共合并为德国统一共产党时，被选入党中央书记处。1924年2月取代布兰德勒任德共主席。1926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床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1932年因被控参加反对台尔曼的诺伊曼集团而受到批判。1933年被撤销在共产国际和德共的一切领导职务。希特勒上台后到苏联避难，1937年在苏联的大清洗中被捕，1939年被处决。——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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