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靠的道路
译自Архив
Троцкого, т. 1, стр. 182—187。
《每日快报》驻上海记者报道：“湖南农民夺取土地，处死最顽固反抗的地主。各地的监督权都掌握在共产党员的手中。在地方建立具有行政权的工人苏维埃”（《真理报》1927年5月11日 ）。我们不知道，用如此清晰的线条描述形势的电讯的准确程度。除了这份电讯之外，我们没有其他消息。运动的真正规模如何？是否有旨在让麦克唐纳、托马斯、珀赛尔和希克斯等先生更加顺从张伯伦的政策而刺激他们的想象力之嫌？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但这在当前这种情况下，它们是没有决定性的意义的。
农民夺取土地并消灭极端的反革命地主，在各地建立具有行政权的工人苏维埃，反动报纸的记者报道的内容就是这些。《真理报》编辑部认为这个报道相当重要，把它列入当日世界报道要闻目录中。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
断定中国革命在经历了四月反革命政变后，已经进入了更高的新阶段，现在当然还为时尚早。在重大的失败之后，往往会有这种情况，没有遭受直接打击的那部分群众，在运动的下一个阶段激情迸发，暂时超过受失败影响最重的主要队伍。如果我们面对的是这样的现象，湖南的苏维埃很快就会化为乌有，暂时被整体的革命退潮所卷走。
但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断言，我们面对的是长期退却的革命的激烈的后卫战。尽管四月失败并非局部的“插曲”，而是反革命发展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尽管工人阶级先进队伍严重失血，也绝对没有任何理由断言，中国革命将被击退几年之久。土地运动是更加分散，不容易受到反革命刽子手直接影响的运动。土地运动的进一步增长将为无产阶级在不远的将来挺起腰杆、转入进攻提供机会，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对此作出准确的预言，当然是不可能的，何况是从远方。中国共产党只能密切关注事件的发展和阶级的组合，以捕捉新的进攻浪潮的时机。
但是，新的进攻的可能性不仅取决于土地运动的发展，还取决于广大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在最近一个时期倾向于哪一方面。蒋介石政变意味的不仅是（也许甚至是与其说是）中国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还有外国资本在中国的阵地的恢复和加强，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后果。由此还将产生小资产阶级群众转而反对蒋介石的可能性，或毋宁说是必然性。小资产阶级不仅受到外国资本的残酷压榨，还受到与它联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压榨，它不能不转而反对资产阶级反革命，当然是在经过一系列的动摇之后。对我们来说，这就是阶级机制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最重要的体现之一。
最后，自己的全部生存条件已经使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在如此程度上习惯于损失和牺牲，在如此程度上“习惯于”和中国所有被压迫者一起直面死神，因此可以期待真正被革命唤醒的中国工人在斗争中表现出绝无仅有的自我牺牲精神。
所有这些使人有理由期望，中国革命的新浪潮与由四月粉碎无产阶级而结束的浪潮之间的间隔，不会是漫长的几年，而是短短的几个月。至于它的期限，当然是谁也不知道的。但我们如果不持以新高潮为旨归的方针，不为它制定行动纲领、政治道路和组织形式的话，我们就是毫不中用的革命者。
四月失败不是“插曲”。这是沉重的阶级失败，我们在此不分析它的原因。我们想在这篇文章中谈的是明天，而不是昨天。四月失败的严重性不仅在于无产阶级中心受到了血腥打击，而在于工人是被那些此前一直领导他们的人所粉碎的。如此急剧的转变不能不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引起生理上、政治上的混乱。只有为了明天的清晰明确的革命路线，才能克服这种对革命来说比失败本身更加危险的混乱。
在这个意义上，反动英国报纸驻中国记者的电讯，具有特殊的意义。它表明，中国革命沿着什么道路前进，才能让它在近期内上升到更高的程度。
我们已经说过，从远方判断，农夫对湖南地主的镇压和建立工人苏维埃是最后一次浪潮的结束时的腾飞和新浪潮的开始。如果两次浪潮之间的间隔仅仅是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它们之间的矛盾的本身将会失去意义。但是，这方面的真实情况无论怎样（对此只能是猜测，尤其是从远方），湖南事件的象征意义也是十分清楚、无可争议的，无论它们的规模如何。湖南农民和工人表明，在挣脱了他们与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联盟的链锁之后，他们的运动将沿着哪条道路前进。认为土地问题和工人问题可以在这场就其任务和卷入的群众来说是规模宏大的革命过程中，通过上层的指令和仲裁委员会来解决的人，是可鄙的庸人。工人想自己打碎反动官僚的脊梁骨，教育工厂主尊重无产者的个性和权利。农民想自己斩断奴役和高利贷造成的依附之结。帝国主义用其海关、金融和军事政策强行阻止中国的经济发展，让工人陷入赤贫，农民遭受最残酷的奴役。与地主的斗争，与高利贷者的斗争，为争取更好的劳动条件与资本家的斗争，从而升华到为争取中国的民族独立、把它的生产力从外国帝国主义的桎梏的锁链下解放出来的斗争的高度。外国帝国主义是主要的强大敌人。它的强大与其说是它的军舰，不如说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银行、高利贷、官僚和军人上层与它的直接和紧密的联系，大工商资产阶级与它的不那么直接、但同样深的联系。所有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压迫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是由所有阶级一致承担的外来的机械压迫。不，这是加剧阶级斗争内部运动的最深刻的因素。中国工商资产阶级在所有与无产阶级的严重冲突中，都感到在自己的身后有外国资本和外国刺刀的额外支持。这些资本和刺刀的主人扮演着经验老到、精明的挑唆者的角色，他们把中国工人的血纳入自己的算盘中，像生胶和鸦片一样。为了驱逐外国帝国主义，为了战胜这个敌人，需要让它在中国的“和平的”、“正常的”刽子手—掠夺者的工作变得不再可能。这当然不能通过资产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之间的妥协来实现。这样的妥协只能增加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工农劳动产品中所占的几个百分点。但它将意味着外国帝国主义进一步更深地渗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进一步更深地奴役中国工农。战胜外国帝国主义的道路只有一条，即城乡劳动者把它赶出中国。为此应该真正地唤起千百万群众。他们不会在赤裸裸的民族解放（或孙中山的三项原则—民族、民主、民生）口号下，而是在与地主、军人暴 君、高利贷者和资本家掠夺者的直接斗争中挺身而起。群众将在这场斗争中站起来，得到锻炼，武装起来。没有其他革命教育的途径。国民党的大资产阶级领导（蒋介石集团）千方百计地反对这条道路，先是从内部通过命令和禁令，当事实表明国民党的“纪律”不够用时，就用机关枪。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领导对群众运动过于汹涌澎湃的发展感到担忧，他们动摇不定。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全部过去使它习惯于仰望各个“民族”集团的组合，而不是向下看数百万群众的真正的斗争。但如果说在其他事情上动摇和犹豫不决是危险的，那么在革命中，它们就是致命的。湖南工农指出摆脱动摇的道路，因而也是拯救革命之路。
无须解释，只有这条道路，即大规模地掌握群众、宏伟激进的社会纲领、明确的工农苏维埃的旗帜，才能保卫革命不致被外来的军事力量所粉碎。我们通过亲身经验知道了这点。只有受压迫劳动者把自己的要求写在其旗帜上的革命，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士兵。我们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敖德萨[1]以及其他地方的海水中体验并检验过这点。妥协的叛卖的领导未能保护南京免遭炮击，并为敌人的军舰打开了长江的入口。在规模强大的社会运动下，革命领导能够让长江之水对乔治、张伯伦和麦克唐纳的军舰变得太烫。无论如何，只有在这条路上才能为自己寻找保护，并找到保护。
上面我们已经重申了两次，土地运动和建立苏维埃可能意味着昨天的结束和明天的开始。但这不仅仅取决于客观条件。在当前条件下，也许具有巨大的决定性意义的是主观因素：正确地提出问题、坚定的和明确的领导。如果像在湖南开始的运动那样，让它自行其是，它必然会遭到镇压。只要起义的群众感到有坚定的领导，并与之建立起联系，他们的自信心就会增强十倍。只有明确的、政治上有希望的、组织上把群众联系起来的领导，才能在大小不同的程度上使运动避免莽撞地、过早地冲得太远，避免所谓的“过火行动”，但是历史经验教导我们，没有这些“过火行动”，任何真正的百万群众的革命运动都是不可能的。任务是给土地运动和工人苏维埃提供实际行动的明确纲领、内部联系和概括性的政治目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形成并展开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革命合作，共产党与左派国民党的真正的战斗联系。后者的干部只有这样才能在与农民和城市贫民的革命斗争的联系中形成并得到锻炼。工农苏维埃领导的土地运动使左派国民党员面临必须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阵营和工农阵营之间进行最后的抉择。尖锐地提出基本问题，在当前的条件下，这是让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结束动摇，迫使他们走上一条通向胜利的唯一道路。只有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到这点。
列·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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