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答复
——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第二封信
译自Письма из ссылки, 26—32。
您的信也走了大约22天了。在这种条件下很难就紧迫问题交换意见。而我把中国问题归入最紧迫的问题，因为那里还在进行战斗，游击队在行动，武装起义已经提上日程，您想必知道共产国际最近一次全会的决议。
首先把令人不愉快的琐碎问题说清楚。您别说我枉然假借与季诺维也夫论战的名义实际上与您论战。这点您是完全错误的。不过我认为，误会是由写信的时间不一致造成的。我写广州起义是在得到两位骑士[1]的著名的信之后，而且从莫斯科传来消息，说为了揭发“托洛茨基主义”，给他们派了秘书。我不怀疑，季诺维也夫会把我关于中国问题的信件公之于众，我在这些信中证明，作为革命特殊时期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无论如何在中国都不会成功，因为在那里为此所必需的前提比当时我们这里还要少，而且根据经验（不是根据理论）已经得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本身在我们这里没有实现。这样一来，我的所有信都是从季诺维也夫过去和未来的“揭发”的角度写的。在我说到对我忽视农民的指责时，我一点也没有忘记我与您关于中国的某些争论——但我无论如何不会把对我的这种刻板指责放到您的口中，我希望您承认，只有一点儿也不忽视农民，才能得出解决农民问题唯一的途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亲爱的E·A·，您完全是徒劳地充当了吱吱乱叫的野兔的角色（请您别为用打猎的比喻而生气），它以为枪是瞄准它的，其实对准的完全是另一个目标。
关于在中国不会出现任何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我是从武汉政府成立时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我在思考时依据的正是对社会事实本身的分析，而不是它们的政治折射，众所周知，这些事实相当独特，因为它们还取决于包括民族传统在内的一些次要因素。当武汉政府的垮台从根儿上粉碎了关于似乎控制整个国民党的十分之九的左派国民党的神话时，我确信这是基本社会事实已经通过政治上层建筑的独特性为自己开辟了道路。须知在1924—1925年间，“国民党是工农党”几乎是老生常谈。“突然”表明它原来是一个资产阶级——资本家的党。当时创造了一种说法，说这不过是它的上层，十分之九的国民党是革命的农民党。又“突然”表明左派国民党彻底粉碎了农民运动，众所周知，这种运动在中国有丰富的传统，有其传统的组织形式，它在最近几年中广泛地展开。这就是为什么您以绝对抽象的精神写道：“不能说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推出了什么类似我们的社会革命党的政党，或由退党的右派共产党人创立这样的党”等，我对这一“非常论”的论据则是这样答复的，第一，即使社会革命党能够创立，也未必能从中产生什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像我们这里一样，尽管条件有利得多，也没有出现；第二，与其猜测小资产阶级今后——即在阶级关系进一步激化的情况下——是否能扮演或多或少的独立角色，棍子能否变成枪？还不如问一下，为什么不久前它不能扮演这样的角色，那时它拥有为此所需要的最有利的条件：把共产党赶进国民党内，并把后者称为工农党，并以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全部权威来支持它，农民运动汹涌澎湃，期待领导出现，从1919年起，知识分子就被广泛地动员起来，等等、等等。
您写道，中国“面临着为如中国民族统一这类最基本的东西进行大规模、残酷、长久的血腥斗争”。这是正确的，但小资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甚至是半领导是不可能的，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现在中国的统一是一个国际任务，与苏联的存在是国际任务一样，这个任务的解决只能通过与世界帝国主义和它在中国的经济政治代理人——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资产阶级——进行“大规模、残酷、长久的血腥斗争”。
您写道，中国面临的是“资产阶级土地革命这一宏大课题”。对列宁来说，问题的根子就在这里。列宁指出，农民作为一个阶层，它能够在反对地方贵族和与它紧密联系的沙皇专制为其顶点的官僚的斗争中起革命作用。列宁说，在下一个阶段，富农离开工人，相当大部分中农也离开工人，但这是转入作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无产阶级革命阶段了。中国的情况如何？那里没有地方贵族。那里没有由唯一的利益联系起来的反对地主的农民阶层。中国的土地革命的锋芒指向城乡资产阶级。拉狄克不止一次以此为依据——现在甚至布哈林对此都明白了一半。问题的根子就在这里。
您写道，“未来中国第三次革命的第一阶段，它的社会内容也不能定性为社会主义变革”。但在此我们有这样的危险，或是撞上布哈林的烦琐哲学，或是以从事术语分辨来代替对辩证过程做生动的界定。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7月间，我们的革命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把工厂留在资本家手中，以工人监督来限制，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实施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社会化的纲领；除此之外，我们在这个时期还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我们共同执政。完全有权说，“十月革命的第一阶段的社会内容不能界定为社会主义变革”。雅可夫列夫[2]，好像还有某个红色 教授对此嘲弄了一手。列宁说，我们顺带着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中国革命（第三次）将不得不在其第一阶段就打击富农，剥夺外国资本家的租赁，否则就不可能有在真正的国家主权意义上的中国经济政治上的统一；换言之，中国第三次革命的第一阶段，就将比十月革命第一阶段含有更少的资产阶级内容。
广州事件（像以前的中国其他事件一样）表明，在其身后有香港和外国顾问、外国军舰的“民族”资产阶级对所有稍稍独立的工农运动持这样的立场，使工人对生产的监督比我们这里更难成为现实。完全有可能，在未来的“第三次中国革命”的初期就必须剥夺所有有价值的工厂。
诚然，您企图干脆排除广州起义的证明。您说：因为“广州起义是冒险，即不是群众运动的产物，那么这样的事怎么能造成新形势呢”？……哎，您知道，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简单化地对待问题的方式。在广州起义中有冒险成分，对此我毫无异议。但把广州事件描述为从中不能得出任何结论的小把戏，这就是过于简单地企图躲避考虑广州经验的内容。冒险表现在哪里？在于领导力图弥补自己过去的罪行，吓人地加速事件的进程，并导致流产。群众运动是存在的，但不够充分，还不成熟。认为流产在母体和生育过程方面不能给我们任何教益，是错误的。广州事件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巨大的理论决定意义就在于，我们在此——“由于”冒险（对、对）——得到了在历史和政治中难得的东西：几乎是大规模的试验室试验。我们为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而我们更没有权利抛弃它的教训。
试验的条件几乎具有“化学般纯粹”的性质。所有此前的决议都记录下来，得到确认，并且背熟，革命是资产阶级的土地革命，像二二得四一样，只有那些“超越”阶段的人才会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依靠它与构成中国农民80％的贫农的联盟）等等、等等。中国共产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个标志下举行的。共产国际的特派代表R. 同志[3]出席了大会。人们对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是无可置疑的。与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当时正以最疯狂的速度展开，在中国也一样。然而，据《真理报》说，在广州事件前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中国革命具有不断的性质，而且共产国际代表H. 同志也持这种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对革命的“不断”性质应该理解如下：面临极其重要的实际任务（虽然是过早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甚至还有共产国际的代表考虑到过去的全部经验和所谓的全部政治资本后，得出结论，率领农民反对大地主（城乡资产阶级）的只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而从这样的胜利中产生的只能是依靠与数亿贫农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像巴黎公社一样，后者也含有试验室试验的成分（因为那里的起义是在一个孤立于全国的城市中展开的），蒲鲁东分子和布朗基分子的行动完全违背自己的学说，从而更加清晰地暴露出阶级关系的实际逻辑（马克思语），头脑中充斥着对可怕的“不断革命”的偏见的广州领导人一进入行动，从第一步起就陷入这个不断的原罪中。以前注射的马尔丁诺夫派的大剂量的珍贵的解毒药哪儿去了？不对，如果这仅仅是冒险，即是什么不表明也不证明的把戏的话，那么这次冒险就是按其创造者的样子完成的；啊不，冒险接触到渗透了实际（尽管还不成熟）群众运动汁液的土地，因此这次“冒险”抓住自己的创造者的胯档，不客气地把他们举起来在空中摇晃，在为了稳固而用天灵盖敲广州的马路后，把他们头朝下放在那里。正如近期就这个革命题目所写的文章证明的那样，这些“创造者”还倒立在那里，两脚“不断”在空中乱蹬。
说从每个工人革命者都应该深入思考的活生生的事件中得出结论“不合时宜”，是可笑的、不能容忍的结论。在贺龙、叶挺起义时，我想公开地提出的问题是，在国民党发展轨迹完成后，政权的竞争者只能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这以它的新目标、新的自我评价——在对客观定位的重新评价后——为前提，从而排除对待事情的冒险主义方式：“我们在某个角落里等待，农夫可能会响应，什么人好歹能夺取政权并做点什么。”一些同志那时对我说：“根据看来已经被镇压的贺龙提这个问题是不合时宜的。”我一点也没有过高地评价贺龙的起义，但仍认为，它是有利于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必须重新定向的最新信号。如果那时及时提出这些问题，它们也许会迫使广州冒险的思想作者们深入思考，中国共产党可能就不会如此无情地被消灭；即便没有，也会在我们的预见和警告下，广州事件会像拉狄克在蒋介石政变前夕的警告一样，作为最沉痛的教训进入数百、数千人的头脑中。不，所有教训都经历了，但中国革命什么时候复苏，我不知道。不过，留给我们支配的时间应该全部用于为之做准备，而且应该紧紧追随事件。
您写道，应该研究中国历史、经济、统计等。不能反对这点（如果这不是把问题无限期地拖下去的理由的话）。但是，应该说句为自己辩解的话，从我抵达阿拉木图之时起，我只研究中国（研究印度、波利尼西亚等是为了做比较）。当然，我的空白比填补上的地方要多得多，但仍应该说，在我今天仍在阅读新书（对我来说）时，我已经碰不到任何全新的东西了，而主要仍是通过经验来证实预见：首先是对整个国民党，然后是对左派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最后是对以广州起义的形式为第三次革命下的“定金”。这就是我认为不能拖延的原因。
最后两个问题。您问，列宁在战时反对布哈林，捍卫俄国仍面临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他对吗？对，他是对的。布哈林的提法是教条的、烦琐哲学的，即是现在布哈林偷偷塞给我的对不断革命本身的漫画。但要知道，这个问题有另一方面：当列宁反对斯大林、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伏龙芝[4]、加里宁、托姆斯基[5]等（我就不提所有的李亚多夫们了），提出他的四月提纲时，他是正确的吗？当他反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米柳亭[6]等，捍卫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他是正确的吗？您比我更清楚，如果列宁在1917年4月不能返回彼得堡，就不会有十月革命。1917年2月以前，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口号是历史进步的口号；在二月革命以后，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等人的同一个口号就是反动口号了。
从1927年4月到5月，我坚持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口号适用于中国（更确切地说，我赞成这个口号），由于社会力量尚未作出自己的检验，虽然中国的形势对这个口号要比在俄国不利得多；在宏大的历史行动（武汉的经验）已经提供这个检验之后，民主专政的口号成了反动力量，它必然不是导致机会主义，就是导致冒险主义。
您进一步推说，在十月的跳跃之前我们有二月的助跑。这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在北伐初期开始在“解放”的地区建设苏维埃（群众对此十分向往）的话，我们就有了必要的助跑，就能瓦解敌人的军队，得到自己的军队，就能得到政权，即使不是一下子在全中国，也是在它的相当大的部分中。现在，革命当然是在退潮。轻浮的多产作家指出，革命处于新的高潮，因为中国无数的人被处死，严重的工商业危机，竟有这样犯罪的白痴。在经历了三次严重的失败后，危机不能激发无产阶级，相反是压抑它，死刑破坏在政治上已经被孤立的党。我们进入了退潮期。新的涨潮从哪里开始？或换言之，什么样的形势能为领导工农群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提供必要的助跑？我不知道，对此仅仅是内部过程就足够了，或是还需要外部的推动，这要让时间来证实。我假设，运动的第一阶段可能以压缩的方式和改变的形式重复革命已经走过的几个阶段（如对反对张作霖的“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某个新的拙劣模仿），但这个第一阶段将足以使共产党对群众提出和公布自己的“四月提纲”，即它自己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纲领和战略。如果我们进入另一个发展速度比以前快得多的高潮时，还用今天已成笑柄的过时的“民主专政”，那就可以拿自己的脑袋来打赌了，在中国有太多的李亚多夫，但未必能找到一个列宁，以便在革命震荡的第二天（反对所有的李亚多夫们）在策略上重新武装党。
列·托洛茨基
1928年4月底
[1]两位骑士指的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译注
[2] 雅可夫列夫（В. И. Яковлев，1884—194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04年起），1916—1918年为布尔什维克党莫斯科州委会书记处书记。1917年起先后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全俄肃反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1918年为“左派共产主义者“，1923—1928年为托洛茨基派成员；忏悔后，于1929—1937年任俄联邦财政人民委员。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中的被告，判处监禁，死于狱中。——译注
[3] R. 同志即罗易（Menabendra
Math Roy，1892—1948）印度共产党员，当时拥护斯大林路线，一度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后来脱党。1940年起领导印度人民党。——译注
[4]伏龙芝（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Фрунзе，1885—1925）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军事活动家、军事理论家，苏共党员（1904年起）。国内战争时期先后任东方面集团军司令、东方面军南方集群司令和东南方面军司令，1924—1925年先后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席、陆海军副人民委员和人民委员兼工农红军参谋长、劳动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译注
[5]托姆斯基（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 Томский，1896—1936）苏共党员（1904年起），1918—1919年、1922—1929年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19—1934年为中央委员，1922—1930为政治局委员，1929—1930年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副主席，1929年起领导全苏化学工业工会联合会。立场与李可夫、布哈林一致，反对取消新经济政策，被指责为右倾分子。1936年得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法庭上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开枪自杀。——译注
[6]米柳亭（Владимир
Павлович Милютин，1884—1937）老布尔什维克，1917年起任农业人民委员，1918—1921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8年起任中央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被枪毙。——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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