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与裁军
一、希特勒的“和平主义”
当事件沿着旧轨迹运动时，外交的因循守旧有其优越性。当它遇到新的重大事实时，立刻就乱了方寸。只是因为敌人的体系超越了陈旧的框架而对他估计不足，是最危险的。把事情归结为希特勒是蛊惑者、歇斯底里和演员，意味着对危险闭眼不看。不是所有的歇斯底里都能导致夺取政权。至少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歇斯底里中有其体系。那些没有及时明白这点的人是不幸的！德国工人组织的领袖们不拿希特勒当回事：认为他的纲领是反动的，是乌托邦，表明他们不能认清它的真正的力量。这一危险可能在世界政治层面上再次上演。
在5月17日前 ，很多人以为，在《凡尔赛和约》问题上，希特勒会铤而走险，对欧洲制度采取如对待国会大厦、马克思主义文献或犹太人的百货商店那样的方法。准都不知道，闪电将来自何方，击到何处。但须知，按照强盗抢银行的方式摧毁工会，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在24小时前预言的。
希特勒在国会的讲话以其出乎预料的爱好和平而令人吃惊。仅这一点，它的最近目标就已经达到了。让对手措手不及总是有利的。希特勒扩展他的第一个成绩。他的代理人确实不知所措。经验老到的外交家在被巴本的大喊大叫的话语吓坏了之后，用这些别有用心的和平格言来安慰自己。约翰·赛蒙感激地指出在总理讲话中的国务活动家的温和语调。奥斯汀·张伯伦的印象也一样。《晨报》将希特勒与巴本相对比，在声明中发现了“更柔和的南方语调”。所有报刊都宣称：紧张气氛一下子就缓和了。提出了同样的假设：精明的外交家墨索里尼开导了希特勒，显然也不是没有华盛顿的影响和压力。并得出结论：裁军政策的机会显然提高了。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错误！混乱的心理秘密十分简单：本来以为会遇到挥舞斧头的疯子，看到的却是把手枪藏在后裤袋里的人，他不能不松一口气。但这并不妨碍手枪比斧头更加危险。
不，从另一方面，在对此持有疑虑的人中也有不足，他们在希特勒的声明中看到的仅仅是为消弭巴本讲话的不良反响而耍的小手腕：哪怕能蒙骗舆论几个星期也好，到时候再说。这样的解释太简单了！当然，因巴本讲话所引起的海尔沙姆勋爵的威胁性的讲话，可能是希特勒讲话的动因。但所有这些涉及的都是政治声明的顺序和语调，它们都属于技术层面。但是在外交剑术中隐藏着更加深刻的因素和计划。不过，相信希特勒的和平话语和对“蛊惑者”的声明不屑一顾，不深入考虑它的内涵，是同样错误的。政治任务是应该确定希特勒的声明和他的真正计划的相互关系，即尝试搞清楚，法西斯德国指望通过哪些途径实现它的那些不能也不愿明说的目的。过去应该已经充分地表明，如果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中有幻想和梦话，那这也根本不意味着希特勒不能斟酌现实：对他的实际政治目的来说，他的幻想与梦话都是合理的。这就是我们在评价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外政策时的出发点。
在其自命不凡的局限性中，声明的主导哲学和历史思想确实可怜。希特勒声称的必须重新让欧洲的国家边界适应它的民族疆界的观点，是其充斥着国家社会主义纲领的三个反动的乌托邦之一。今天欧洲经济和文化的瓦解根本不是因为它的民族疆界不完善，而是因为这个旧大陆被海关的牢狱之墙纵横切割，被杂乱无章的货币体系——通货膨胀的体系——所隔绝，被军国主义所压抑，为保障欧洲的分散和衰落，后者是必不可少的。把内部边界向前或向后移动几十或几百公里什么也改变不了，但所需要的牺牲会超过有争议地区的居民。
对国家社会主义拒绝“日耳曼化”的保证并不意味着他们拒绝占领：他们纲领中最核心、最执著的思想是为安置德国殷实的农民而在“东方”占领广阔的土地。在刚刚抛弃了“理想地”划分种族之后，和平主义的声明就以半威胁的语调警告说，未来的冲突的源泉可能是“西欧的人口过剩”，并非偶然。希特勒为“人口过剩的西欧”，首先是为德国指出了唯一的出路——东方。在抱怨德波边界不合理时，他声称“在东方”可以毫无困难地找到能够同样满足“波兰的觊觎”和“德国理所当然的权利”的解决方案，这显然指的是占领苏联领土。联系这点，放弃德国化意味着德意志“种族”将作为在被占领土上的统治等级的特权地位原则。国家社会主义反对同化，但不反对割让。他们更愿意消灭被征服的“劣等”民族，而不是将其日耳曼化。幸运的是，目前事关的还仅仅是假定中的征服。
当希特勒愤怒地说道，伟大的德国民族被变成次等民族，这与国际团结的利益和各民族平等的原则相矛盾，这些观点在他的嘴里显得格外荒唐；纳粹的整个历史哲学都出于植根于民族血统中的不平等，“优等”种族践踏和消灭“劣等”种族的权利。希特勒改造欧洲的整个纲领，是种族神秘主义与民族灭绝的反动乌托邦的大杂烩。对它进行毁灭性的批评并不困难。但提上法西斯专政日程的不是着手完成这个纲领，而是恢复德国的军事力量，舍此什么纲领都谈不上。只有从这个角度，声明才有意思。
希特勒的纲领是全球最有活力的和最具侵略性的，同时也是被失败的后果束缚手脚的德国资本主义的纲领。纳粹主义的目的的极端的爆炸性、它为这些目的服务的近期措施的谨慎，就是潜在的力量和实际上的软弱的组合。现在说的可能是松动并逐渐把结解开，而不是把它们斩开。
对协议，特别是武装体系的任何重新审查，都意味着改变今天的对比：德国应该变得更强，法国变得更弱。除此之外，重新审查的问题的本身对德国没有任何意义。十分清楚，从另一方面，扮演领导角色的法国是不会同意任何削弱它的地位而有利于德国的任何改变的。因此纳粹认为，对通过与法国的善意协议来改善德国国际地位的政策的任何希望，都是荒诞不经的幻想。下面将进一步表明，这一信念将贯穿希特勒的全部活动，德国与法国之间不可避免的新冲突根源就在于此。但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希特勒的声明在时间上做了“修正”，在这个意义上它不是纯粹的“骗局”。火烧国会大厦，戈林除了自己的几个特务的脑袋之外没有任何风险。火烧欧洲是件更冒险的事。在其今天的状态下，德国还不能打仗。它被解除了武装。这不是语言，而是事实。戴着眼镜的大学生和打着万字符的失业者不能取代霍亨索伦王朝的军队。希特勒当然将处处破坏在武装方面的局部责任。但他还不敢采取公然的大规模措施，直接公然地对抗《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只有某些“幸运”的情况，如欧洲某些过度武装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复杂化，使国家社会主义有可能在对外政策上在近期实现跳跃，即另一种“3月5日 ”。否则，希特勒不得不对外局限于大规模的外交手腕，在国内局限于小规模的军事走私。
奥地利和但泽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虽然激烈，与上述行动纲领却并不矛盾。首先，国家社会主义在奥地利的增长是一个无可遏止的事实，特别是在德国的胜利之后。外国对奥地利希特勒化的遏制将只会增强法西斯的涨潮。从内部征服奥地利，希特勒又为自己制造了一个重要的支柱。由此引发的国际关系复杂化，是很难纳入《凡尔赛和约》的条文的。希特勒当然知道，与他的政策对立的除了文本依据之外，还有力量依据。把奥地利和但泽变成自己的阵地，变成国际协议中讨价还价的筹码，在有现实必要性的情况下退却，他总是来得及的。
潜在的力量不能消除事实上的软弱。如果霍亨索伦德国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组织欧洲”，以便此后着手重新瓜分世界的话，被失败远远地抛到后面的今天的德国只能重新给自己提出当年俾斯麦的普鲁士已经解决的那些任务：实现欧洲均势，作为统一所有德国领土的台阶。希特勒的实际纲领今天以欧洲的疆界为限。几个大陆和大洋的问题超出他的视野之外，只有与欧洲内部问题交织在一起的那些问题才能实际让他感兴趣。希特勒只用防御的术语说话，这完全符合死灰复燃的德国军国主义应该要经历的那个阶段。如果进攻是最好的防御的军事原则是正确的话，关注防御是进攻的最好准备的外交原则也同样正确。在这个意义上，爱标新立异的布罗克多尔夫—兰曹[2]在莫斯科曾对我说过：Si
vis bellum，para pacem。[3]
希特勒指望得到意大利的支持，在一定范围内，它是有保障的——不仅是因为国内制度的一样（众所周知，真正德国的第三帝国，是对意大利的公然抄袭），还由于外在的希求——至少是负面的——的一致。但德意志帝国仅靠一根意大利拐杖是不能崛起的。只有在得到英国方面的支持的条件下，法西斯德国才能得到行动的自由。因此，不能有任何冒险，不能有任何带有冒险气息的声明！希特勒明白：对西方的任何打击（打击波兰就是间接地打击西方）都会立即使英国和法国接近，迫使意大利更加克制。复仇政策的任何不谨慎的、过早的冒险行动，都会自动地导致德国的孤立，在它军事软弱无力的情况下，将导致它再次屈辱地投降。《凡尔赛和约》的绞索将勒得更紧。与英国达成协议要求自我克制。但巴黎（问题就在于它）是值得为它奏弥撒曲的。正如通过巴本与兴登堡达成协议，使希特勒能够在解释魏玛宪法的形式下完成政变一样，在意大利的协助下与英国达成协议，应该能让德国“合法地”使《凡尔赛和约》失效，把它推翻。应该在这些框架内看待5月17日 的声明。希特勒的热爱和平并非偶然的外交即兴表演，而是巨大谋略的组成部分，它应该急剧地改变力量对比关系，使之有利于德国，并为德国帝国主义对欧洲和世界的进攻奠定基础。
但是，这仅仅是希特勒纲领的一部分，而且是消极的一部分：抵制过早的、条件不成熟的报复企图，实质上是斯特莱斯曼[4]的政策的继续；仅这一点还不能得到英国方面的积极支持。5月17日 声明中含有对纳粹纲领中的另一个“积极”方面的明显的指示：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说的不是德国无产阶级的组织，而是反对苏联的战争。希特勒把保卫欧洲文明、基督教、英国殖民地和其他精神和物质价值，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野蛮的任务，与“东进”（Drang nach Osten[5]）纲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这一历史使命中，首先正是从该使命中，他希望汲取德国武装的权利。希特勒相信，在英国的天平上，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危险要小于东方的布尔什维克苏联的危险。这个估价是解开希特勒整个外交政策的一把重要的钥匙。
最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国家社会主义专制将利用的不仅仅是东西方之间的矛盾，还有西欧本身的所有对抗：这类对抗是足够多的。放弃了奥匈帝国的幽灵，希特勒信誓旦旦地说德国对“年轻的欧洲民族国家”特别关注。他在为恢复欧洲均势寻找另外的杠杆，建议弱小国家聚集在战败者的周围，而不是胜利者的周围。正如在对内政策中，国家社会主义把破产者和绝望者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以便更有效地让他们服从垄断资本的利益一样，在对外政策中，希特勒将力图建立战败国与遭受侵害国的统一战线，以便今后更加无情地用沉重的德国帝国主义把它们压垮。
如果希特勒如此情愿地接受英国的裁军计划，则是因为他早就确信它的失败。他无须扮演和平建议的掘墓人这个令人反感的角色：他更愿意把这个功能转嫁给别人。出于同一个原因，希特勒不吝惜对美国总统赞成裁军的讲话表示“热忱的感激”。摆在全世界面前的裁军纲领越是广泛、越是令人产生深刻印象，它的失败就越是不可避免，德国武装的权利就越是无可争议。不，希特勒不打算强行——强行需要力量！——推翻《凡尔赛和约》。但他信心十足地指望，在他“支持”的英国纲领失败之后，英国将与意大利一起以它们的全部力量支持德国巩固自己的国防和反对东方的权利。仅仅是国防和反对东方。
二、揭示真面貌的文件
心怀疑虑的或干脆是谨慎的读者反驳说，我们对希特勒纲领的解读顶多是一种假设，它只具有可能性的特征，无论如何不是真实性。对此可以回答说：纲领是局势的不可抗拒的逻辑的产物，而伟大的政策则应以对手将采取的最有力的步骤为出发点。对上面阐述的“假设”的文献学证明的难点在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反对派的文献十分丰富，而且相互矛盾，而政府的实践目前来说还时间不长，少得可怜。作者在着手这项工作时，对这个困难十分清楚。但一个幸运的情况帮了大忙，及时地给我们补充了一份价值极大的政治文件。
说的是希特勒致巴本的一封《公开信》，它以小册子的形式于1932年10月16日 出版。《公开信》的激烈的论战语调在德国境外至今没有人注意：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们说得太多，写得太多了！然而它应该放在从事德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每位外交家和记者的书桌上。我们提示一下论战的背景：巴本当时是总理。在兴登堡拒绝任命希特勒为政府首脑的8月13日 到陆军元帅被迫把对德国的指挥权交给后者的1月30日之间，他处于觊觎该职位的反对派的位置上。《公开信》不是写给群众看的，而是写给统治阶级的，目的是为了对他们证明，仅仅用官僚方法来拯救德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的；只有国家社会主义党徒有对外政策的严肃纲领；最后是希特勒本人与无性格的让步和冒险主义都格格不入。信几乎没有蛊惑，语调严肃，基本上是可信的。应该认为，现在希特勒会高兴地把小册子付之一炬。因此对手们应该对它更加关注。
希特勒解释说：“认为解除我们武装的那个国家今天会平白无故地着手认真地解除自己的武装，是荒谬的。”期待法国会在什么时候同意武装德国，也同样是荒谬的。巨大的军事优势使法国无须在平等的基础上与战败的敌人达成协议。建议与法国达成军事协议、交换武器的任何企图，不仅会受到它的冷遇，还会立即让它们针对的那个国家知道：希特勒指的当然是苏联。只有通过“真正地恢复欧洲平衡”，才有可能让德国重新得到武装的权利。实现这个目的与英国和意大利休戚相关，但无论如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是法国。“同样难以想象，所缺乏的与英国和意大利的接近和协调一致可以用与法国恢复最良好的关系来取代！”希特勒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认为洛迦诺思想[6]——如果愿意的话则是幻想——已经完结，已经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在5月17日 的声明中，我们当然找不到这样清晰的阐述。但声明与《公开信》绝不矛盾；相反，它是在特定阶段上发展和落实它的纲领。
德国政策的目的是恢复国家的军事主权。其余的一切都是手段。但手段根本不应该与目的一样或类似。德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在世界面前，更不应该在这次会议（裁军）上提出自己的武装规划”。出于两个原因：任何会议都不能作出急剧改变物质力量对比的决定；对武装权利要求的本身纯属空洞的示威，却能使法国撤销自己的裁军问题，更糟糕的是使英国与法国接近。
希特勒认为，这个最后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巴本轻率的政策所实现：英国不得不大大地超过它本来的意愿去支持法国。应该承认，希特勒对“统治者俱乐部”和第三帝国总理的批评，说他是外行、冒险家，不仅尖刻，而且入木三分。当政的男爵和官僚分子没有任何外交政策。对国内的考虑授意他们炫耀不存在的武器：他们不反对利用纳粹运动，同时阻止它的进一步增长。
无疑是受到俾斯麦的鼓舞，希特勒不惜打击霍亨索伦王朝的最后一人：巴本和他的同伙仅仅是威廉二世的戏剧性政策的追随者。二者之间的实质性区别是，德皇有一流的军队，而他们所有的仅仅是对它的回忆。希特勒的这句话又击中要害。
在所说的一切之后，不难明白，企图在巴本关于战死沙场的诱人牺牲的华丽辞藻中揭露今天德国政府真正计划的那些报刊和外交人士，是大错特错了。不应该忽略，在其短暂的总理任内，巴本一直被纳粹分子称为龙骑兵大尉，他在纳粹分子的包围之下总像是处于考试中的学生。5月13日 ，为讨人欢心，他唱了高调，但却失算了。
对于这位并不年轻的龙骑兵大尉的情趣持什么看法都可以，他在服用抗血管硬化的药片和药水之间，对年轻人宣扬，与其死于血管硬化，还不如死于榴霰弹。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在巴本的讲话中没有隐藏任何计划。今天的总理的“爱好和平”比副总理的好战要危险得多。
我们还就便得到了对希特勒的声明与诺拉特、纳多尔内和其他人的政策之间的尖锐矛盾的解释。希特勒是以同意男爵和三等文官的内阁为代价当上的总理。兴登堡周围的佞党以在希特勒之下能够推行自己的政策安慰自己。看来，只是对巴本讲话的威胁性的回应使希特勒有机会把外交政策的方向盘彻底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总理的5月17日 声明不是威廉·施特拉塞授意的，相反，是希特勒克制了男爵和文官的专横。
但还是回过头来谈谈《公开信》。它格外尖锐地攻击巴本提出的武装海军的口号：即使德国有经费——它并没有，也不允许它把它们变成军舰，它无力破坏禁令。武装海军的口号只能把英国推向法国：“巴本 先生，您的对外政策真正致命的领导”的结果就是这样！
争取德国海陆军武装的斗争应该依靠一定的政治思想。希特勒直呼其名：必须“加强对来自东方的潜在危险的防御为论据，相对容易些”。西方——当然不是法国——有“洞察力的人”对这个纲领的同情已经有了保证。只有从“我们所必需的在东方的防御”，对来自波罗的海的危险的防御的角度，才能应的英国同意“修正”《凡尔赛和约》的海军条款。因为不能忘记：“今天对德国的未来来说，建立在充分信任基础上的对英关系，是至关紧要的。”
德国人民运动能够也应该要求武装，但德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提出这个要求。现在唯一应该坚持的就是胜利者的裁军。希特勒认为裁军会议的失败是不言而喻的。他在自己当权的三个月前写道：“完全没有必要派德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没完没了的裁军喜剧。只要对全世界无可争议地揭露法国无意裁军，就足够了，以便其后退出会议，并指出《凡尔赛和约》就这样被列强本身，它的签署人破坏了，德国应该保留在一定的情况下由此得出必要结论的权利。”
希特勒总理的声明只是使这出喜剧淋漓尽致。胜利者拒绝裁军，意味着“协议本身在道义上和实际上被彻底废除”。德国把这样的行为方式解释为想“把它撵出会议”。在这种情况下，它很难“继续作为国联的成员”。作为解开希特勒战略的钥匙，《公开信》确实是不可取代的！
德国退出国联应该伴随着法国为一方，英国、美国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的冷淡。为恢复“欧洲平衡”奠定初步的先决条件，在这一平衡中，德国应该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在意大利和英国的协助下，希特勒得到武装德国的机会，不是以小打小闹的走私方式，而是以大规模地“修改”凡尔赛协议的方式。与此平行的还有发展“防御”东方的计划。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关键点：战争。反对谁的？如果进军东方的路线不是阻力最小的话，就可能在其他方向上爆发。如果进攻手段在何等程度上有别于防御手段还是可以争论的话，那么进攻东方的军事手段完全能够用于进攻西方，这是完全无可争议的。
希特勒在准备战争。他在经济领域中的政策不是抽象的自给自足，而首先是对德国在战争情况下经济最大限度的独立的关注授意的。劳动义务制应该为备战目的服务。但这些措施的性质本身证明，关系到的不是明天。近期内对西方的打击，只能在法西斯德国与苏联的军事联盟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但只有最冒失的白俄侨民才会相信如此荒诞不经的事的可能性，或企图用它来吓唬人。只要得到一个或几个西方强国支持的条件，对东方的打击就能实施。后一种情况无论如何是更加现实的。但它的准备期不是几个星期，也不是几个月。
《四国公约》[7]实质上什么也没有预先决定，只能组织对西欧几个最大国家的经常性的彼此试探：是对次要偶发事件的保障，而不是对基本对抗的保障。希特勒将力求为打击东方从公约中汲取所有好处。公约的规章只能预先决定它今后命运的10%，不会更多。四国公约的历史角色将由其成员及其盟友和对手之间的实际相互关系及组合决定。
希特勒同意在10年内不展开对法国和波兰的军事行动。在声明中他规定了5年期限，在此期间将实际实现德国武装力量上的平等。当然不能赋予这个期限以神圣的意义。但它仍间接地规划了法西斯领导集团实施复仇计划的时间框架。
国内困难如失业、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和绝望，当然能够促使希特勒提前行动，在冷静的分析中，他本人认为这是毁灭性的。但在活生生的政治中，不应该仅仅从对手的计划出发，而应该从对手所处的各种条件的交错出发。欧洲的历史发展不会顺从地走慕尼黑褐色大楼制定的路线。但这个路线在希特勒取得政权之后，已经变成了欧洲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这几行文字的作者丝毫不认为自己有捍卫《凡尔赛和约》的使命。欧洲需要重组。但此事若落到法西斯的手中，则是欧洲的不幸。在这种情况下，21世纪的历史学者不得不这样写：欧洲衰落的时代始于1914年的战争。被称为“捍卫民主的战争”很快导致了法西斯统治，它成了欧洲各国为消除前一场战争后果的目的集中全部力量的工具。因而，作为欧洲历史困境的表现的法西斯主义，同时又是破坏它的经济文化积累的武器。
但我们将希望，在这个旧大陆上仍有足够的生命力，可以为自己开辟另一条历史道路。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1]这篇文章是列·托洛茨基为资产阶级报纸写的。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35, стр. 4—16。
[2]布罗克多尔夫—兰曹（Ulrich Brockdorff-Rantzau，1869—1928），伯爵，出席1919—1920年巴黎和会的德国代表团团长，反对签署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1922—1928年任驻苏大使。——译注
[3]拉丁文，若想发动战争，须从和平着手。——译注
[4]斯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德国总理（1923年8—11月）兼外交部长（1923年8月起），资产阶级和垄断资本家的德意志人民党（1918年成立）的创建人之一和领袖。——译注
[5]德文：向东方寻求。——译注
[6]《洛迦诺公约》（1925年）经洛迦诺会议（1925年10月5—16日，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参加）讨论后于10月16日 在洛迦诺草签；12月1日在伦敦签订。主要文件有德国、法国、比利时、英国和意大利签订的关于德法和德比边界不受侵犯及维持莱茵河地区非军事化的保证条约（《莱茵公约》）；公约保证国是英国和意大利。德国没有对自己的东部边界承担义务。《洛迦诺公约》旨在建立有德国今加的反苏集团，有助于增强德国帝国主义的力量。1936年，希特勒德国从《洛迦诺公约》中得到全部好处后宣布废除该公约，并重新实行莱茵河地区的军事化。——译注
[7]《四国公约》又称“亲善合作公约”，1933年7月15日，英、法、德、意四国代表为建立反苏集团在罗马签订。由于缔约国之间的矛盾，未被批准。——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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