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流放的反对派成员
——对《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的中国问题》一文的补充
译自Троцкий
Письма из ссылки, стр. 195—196。
这篇文章（《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的中国问题》）的历史由来如下：我想在对纲领（共产国际）的批判中加入在这个阶段为中国提出国民会议口号。后来决定，在批判纲领的文章中暂时只一般地界定在中国已经来临的反革命时期和革命间歇期，即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一定程度的稳定时期（用列宁的说法是“49年”）。我认为，原则性争论只能是关于“49年”已来临还是未来临。如果来临了，作为实践口号的苏维埃口号当然会失去意义。正是因此，我除了证明“民主专政”的反动性之外，还证明在中国不存在革命形势，以及使政策适应稳定趋势的不可避免的条件的必要性。我承认，当时我还担心，如果顺便为界定政治转折提出我认为是特别重要的国民会议口号，布哈林和曼努伊尔斯基就会匆忙禁止国民会议。我决定等一等。但在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表明，不能再等待了。在我收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布国民会议口号是机会主义口号的决议时，我的文章已经基本竣稿。于是我十分惋惜没有把国民会议口号纳入批判纲领的文章中。同时，我就为中国提出人民代表的民主口号的必要性简单扼要地给许多同志写了信。也许是因为过于扼要而产生了误会。我已经收到了几封反驳这个口号的电报，一些同志还在电报中告知，他们寄出了详细论述这个口号的信。我未等接到这些显然应该专门答复的信，就寄出了自己的文章。应该说，电报中的某些反驳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有两个同志这样说，国民会议口号“不是阶级口号”，因此他们否定这个口号。这样地理解这个要求的阶级性具有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性质，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由于中国政治从革命轨道转到资产阶级稳定的轨道上，而且关于国民会议的问题已经成了核心问题（明天这将彻底暴露出来），因此正确理解的无产阶级阶级利益要求把民主口号进行“到底”。别忘了，在1912年，布尔什维克在合法报纸上自称为“始终不渝的民主主义者”。这个合乎书刊检查的笔名仍表达了那时党的工作中的非常重要的政治倾向、某些电报提出用苏维埃口号取代国民会议口号。这一点儿也不严肃。那就应该重新审查或是关于苏维埃作用的全部问题，或是关于中国正在经历的阶段的性质的问题。否则，我们只能让中国党和我们自己陷入混乱。但如上所说，关于所有这些，只能在收到信以后再说，如果我的这篇文章不能消除部分由我的信的扼要而引起的误会的话。
我认为，必须分别为最重要的国家写作品，在这个意义上，就像我尝试为中国所做的那样（《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的法国问题》、《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的英国问题》等）。只有集体才能很好地完成这样的工作，例如，拉狄克同志能承担德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许还有英国这几个部分的工作，丁格尔施泰德[1]同志能承担印度的工作（拉柯夫斯基承担法国，也许还有英国的工作等）。其他同志可以把自己对专门问题或某个国家的看法寄给我。现在必须分别就每个国家十分具体地、而且及时地提出共产国际的所有问题。我们期待斯米尔加、帕拉特尼科夫、里夫希茨等同志以及所有经济学家关于国内“时局”的具体提纲。当然，我在此点的同志只是举例。但时不我待。
紧紧地握您的手！
您的列·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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