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第一封信
译自Лев Троцкий, Письма из ссылки, стр. 10—12, составлен Ю. Г. Фельстинским, издан Изданельством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托洛茨基写这三封信，是由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批评反对派和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策略，也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向斯大林的中国政策靠拢，是他最后向斯大林投降的前奏。这三封信反映了左派反对派内部思想斗争的民主方式和托洛茨基如何对待自己派别内的不同意见者：他希望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并不同意“不妥协派”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拉狄克等人的批评攻击，但并不是无原则地与他们妥协，而是通过澄清思想、辩明是非的方式。——译注
在几期《真理报》上连载一篇长文《广州起义的意义和教训》。就其中所包含的建立在一手资料上最有价值的报导，以及对主要矛盾和混乱的出色描述来说，这篇文章确实是出色的。
文章从评价革命本身的社会性质开始。我们知道，这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工农革命。以前，它应该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展开……现在则是反对国民党。
但是，据作者和整个官方政策的评价，革命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在我们来看看阐述苏维埃政权政策的一章。在这里说：“为了工人的利益，广州苏维埃颁布的法令规定：……工人监督生产，通过工厂委员会实施这一监督……并将大型工业企业、运输业和银行收归国有。”
接下来列举了这样的措施：“没收的资产阶级的所有房屋分给劳动者”……
这样，广州工人掌握了苏维埃形式的政权。事实上，政权属于共产党，即无产阶级政党。纲领不仅仅是没收地主土地，因为这种纲领在中国已经有了；不仅仅是工人监督生产，而是把大型工业企业、银行和运输业国有化，还有没收大资产阶级的房屋和全部财产分配给劳动者。请问，如果这些措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措施，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是什么样的呢？哪个其他阶级用什么措施来完成它呢？我们看到，在革命的实际发展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工农革命的公式，应用于发展的现时期、现阶段的中国，纯属毫无内容的虚构和空洞无物的标签。那些在广州起义前、甚至直到现在，在起义的经验之后仍坚持这一公式的人，是在不同条件下重复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1]等人在1917年犯的严重错误。有人可能会说，土地革命在中国尚未完成！没错，但我们这里，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前也没有完成。我们的土地革命，是比在中国土地所有制的历史条件下所能产生的更深刻的土地革命，根本就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尚未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但这是抽象的、没有生命力的问题的提法。莫非孤立地看，对社会主义来说俄国已经成熟了吗？对无产阶级专政来说，它已经成熟了，因为专政是解决所有民族问题的唯一方法；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则是从与世界革命的今后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经济文化条件为出发点。这完完全全适用于中国。如果八或十个月前这是预见（那也是太迟的预见）的话，现在这就是广州起义得出的无可辩驳的结论。推说广州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冒险主义的，其中阶级关系是以歪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是错误的。
首先，所引文章的作者认为，广州起义绝不是冒险，而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一个完全符合规律的阶段。整个官方观点就是这样，一方面把革命评价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另一方面赞同广州政府的行动纲领，把二者混为一谈。但即使是从把广州起义评价为阴谋分子制造的叛乱的角度，也不能得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公式是有生命力的结论。起义显然不是及时发动的——在革命浪潮在全国衰退的情况下，但是各阶级的力量以及不可遏止地从中产生的各自的纲领被起义完全合规律地表现出来。这点的最好的证明，就是在广州起义中暴露出来的力量对比是应该能够预见的，也预见到了。
这个问题与关于国民党的最重要的问题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顺便说一下，文章作者不得不满意地说，广州政变的战斗口号之一是“打倒国民党”。国民党的旗帜被扯碎，帽徽被扯下，并用脚践踏。而须知在不久以前，在蒋介石“背叛”和汪精卫“背叛”之后，我们还听到庄严的许诺：“我们绝不放弃国民党的旗帜”。唉，不幸的革命者……广州工人取缔了国民党，宣布它的所有派别均属非法。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对解决基本民族问题来说，无论是大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都不能推出无产阶级可以与之并肩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的力量。但是，你们忘记了几亿农民和土地革命？……卑鄙的说法。须知局势的关键是掌握农民运动的任务落在无产阶级身上，即直接落在共产党身上，这个任务在实践中只能以广州工人的方式来解决，即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最初的方法必将在近期内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方法。这些方法的整体命运像整个专政一样，最终由世界发展的进程来决定，这当然不排除无产阶级专政的正确政策，而是相反，是以它的正确政策为前提，它表现为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一方面完全适应民族条件，另一方面适应世界发展进程。在广州起义的经验之后再玩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公式，就意味着反对中国的十月，因为没有正确的总体政治定向，无论怎样英勇、怎样忘我的革命起义都不能取得胜利。
确实，中国革命“进入更高的新阶段”，但它的正确性不是在这个意义上，即它将在明天或后天就会再度崛起，而是它暴露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号没有任何内容。恩格斯说过，错过了有利形势而因此遭受失败的党将化为乌有。这对中国共产党也适用。中国革命的失败无论如何不亚于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当然，应该合理地理解“化为乌有”。很多情况都表明，在中国的近一个时期是革命退潮，慢慢地吸取沉重的失败教训，共产党直接影响削弱的时期。由此产生了它在原则和策略上深化所有问题的必要性。而不公开全面地讨论迄今为止所犯的全部致命的错误，这就是不可能的。当然，自我深化的工作不应该是自我孤立的工作。应该牢牢把握工人阶级的脉搏，以便正确地评价速度，不仅及时了解新的高潮，而且要为新的高潮做准备。
列·托洛茨基
[1]李可夫（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ков，1881—1938）老布尔什维克，1917年当选内务人民委员，列宁逝世后任人民委员会主席（1924—1930），他与斯大林合作粉碎、清除左派反对派；后来他作为右派反对派领袖被撤销职务，1937年被开除出党，1938年莫斯科审判后被处决。——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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