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之谜

苏联之谜

　　能够说明列强今天的国际政策性质的有两个特征。第一是没有任何行动体系和一贯性。在近一个阶段中，在历史上素以迟缓稳重的典范而著称的英国，暴露出了匪夷所思的摇摆。在《慕尼黑协议》时期，即在去年9月，张伯伦宣称建立了在四个欧洲国家合作基础上的“和平新时代”。在那些日子里，保守党党员的非官方口号是让希特勒东进。现在，英国政府的全部努力都集中在与莫斯科达成反德国的协议。当初以“牛市”欢迎《慕尼黑协议》的伦教交易所，今天则让自己的神经适应英苏谈判的进程。法国顺从地追随着英国的摇摆：它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在希特勒的政策中，稳定因素是它的侵略能动性，仅此而已。谁也不知道，德国最近一次打击将指向何方。可能，希特勒本人今天也还不知道。美国“中立法”的波折，是对这个题目的注释。

　　国际政策的第二个特征与第一个特征紧密相关，是谁也不相信别人的话，甚至是自己的话。任何一个协议都以起码的相互信任为前提，军事联盟更是如此。然而，英苏谈判的条件过于明确地表明，没有这样的信任。这根本就不是抽象的道德问题；纯属世界列强今天的客观处境所致，它们在同一个地球上共处过于拥挤，这排除了能够预见并可以依赖的一贯政策的可能性。每个政府都企图至少在两种情况下给自己保险。世界政治骇人听闻的模棱两可、谎言和痉挛，都是来自于此。人类蒙着眼睛走向灾难的总体预侧越是不可抗拒地、悲惨地浮现出来，局部预测就变得更加困难：明天英国和德国会干什么？波兰将站在谁的一边？莫斯科将持什么立场？

　　对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来说，可供借鉴的资料特别少。苏联报刊几乎不涉及国际政治领域。斯特朗先生为什么来到莫斯科，他在那里干什么，这与苏联公民无关。外国电讯一般刊登在最后一页，往往被涂上“中立”的色彩。关于德意联盟的建立或在奥兰群岛修筑工事的报道，就像事情是发生在火星上一样。这个虚假的客观主义，是为不束缚克里姆林宫的手脚服务的。近几个月来，世界报刊不止一次地写过苏联的目的“深不可测”、克里姆林宫的方法“不可预见”。我们越是接近“神秘莫测”之谜的谜底，就越是坚决地用对苏联寡头——斯大林只是它的体现——的利益的客观分析来取代对斯大林的主观好恶的研究。

　　克里姆林宫政策的主要动力

　　谁也“不希望”战争，除此之外，许多人还“憎恶”战争。这只意味着，所有人都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这根本不意味着战争不会爆发。哎，目的是如此对立，不可调和。斯大林比任何人都更加不希望战争，他比任何人都更加害怕战争，他有充分的理由。就其规模和方法均属骇人听闻的“清洗”，反映了苏联官僚与人民之间关系紧张到难以承受的地步。消灭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精华——经济和外交的领导人；消灭了指挥员的精华——陆海军的英雄和偶像。五位元帅中消灭了三位。斯大林进行这场清洗并非纯粹出于东方专制者的任性：是维护政权的斗争迫使他这样做的，应该清楚地理解这一点。如果根据苏联报刊日复一日地观察苏联的生活，认真领会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意思的话，就会十分清楚，统治层感到自己是所有人仇恨的对象。威胁来自人民群众：“一旦战争来临，我们会给他们点厉害瞧瞧。”官僚为自己新赢得的阵地而战抖。谨慎是它的领袖的主要特征，特别是在国际舞台上，敢作敢为的精神与他格格不入。诚然，他不惜使用空前规模的暴力，但只是在预先保证不受惩罚的条件下。然而在斗争结局对他不明朗的情况下，他很容易让步和撤退。日本如果不预先知道莫斯科不会利用有利的理由进行干涉的话，它是永远不会卷入与中国的战争的。在今年3月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斯大林首次公然宣称，在经济上，苏联还大大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他需要这个承认不仅只是为了解释人民群众低下的生活水平，还为了给自己在外交政策领域中的退让作辩解。如果不说斯大林为和平不惜任何代价的话，他也准备付高昂的代价。并不是因为他“仇恨”战争，而是因为他对它的后果怕得要命。

　　从这个角度，不难评价在与德国达成协议或与“民主国家”联盟中二者择一，对克里姆林宫的相对好处。与希特勒的友谊意味着直接排除来自西方的军事危险，从而极大地削弱了来自远东的危险。与民主国家的联盟意味着只是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援助。当然，如果除了作战之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话，有盟友比被孤立更加有利。但斯大林政策的主要任务不是为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而是躲避战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西洛夫关于苏联“不需要盟友”的不止一次的声明的隐含意义，就在于此。

　　诚然，恢复协约国今天被称为是阻止战争的可靠手段。但谁也不解释，为什么协约国在25年前没有实现这个目的。建立国际联盟，否则欧洲将分成两个阵营，必然会导致战争，这正是建立该联盟的理由。现在，由于“集体安全”试验的结果，外交得出结论，欧洲分裂为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能够防止战争。谁愿意相信这种说法，就让他去相信好了！无论如何克里姆林宫是不相信的。在把莫斯科开除出欧洲政治的条件下，与希特勒达成协议意味着保护苏联的边疆。斯大林不会希望更好的东西了。与民主国家联盟只能在联盟保护其他欧洲边界的程度上保护苏联边界，并把苏联变成它们的担保人，从而使它失去中立的机会。希望协约国的恢复能够使现状永久长存，防止任何破坏国界的可能性，就是生活在幻想王国里。也许战争危险一时对苏联变得不那么紧张，不过它会变得更加广泛。对希特勒来说，莫斯科与伦教和巴黎的联盟意味着，今后他无论破坏哪国的国界，他将同时面对三个国家的反对。面对这样的冒险，他更可能选择最大的赌注，即向苏联进军。在这种情况下，协约国的“保险”很容易就走向反面。

　　在所有其他方面，与德国达成协议，对莫斯科寡头来说都是最好的解决方式。苏联能够系统地为德国提供它所缺乏的几乎所有种类的原料和粮食。德国能够为苏联提供机器、工业产品，还有一般工业和军事工业所必需的技术配方。在两个大国协议的钳制下，波兰、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除了放弃所有关于独立政策的想法，满足于合作与过境运输的可怜的好处外，没有其他出路。莫斯科愿意为柏林的所有外交方向提供充分的自由，只有东方除外。在这些条件下，谁要是稍微提一下“保卫民主国家”，在克里姆林宫就会被宣称为托洛茨基分子、张伯伦的代理人、华尔街的雇佣，并被立即枪决。

　　从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第一天起，斯大林就不断地、坚持不懈地表现出自己愿意与希特勒友好。这往往是以公开声明的方式做的，更多的是以暗示、有倾向性的沉默或相反的强调的方式，它们对本国公民是难以察觉的，但能够准确无误地传到对方那里。关于这方面幕后进行的工作，苏联欧洲侦察机构首脑B. 克里维茨基不久前做了生动的描述。只是在希特勒的一系列敌意的反驳之后，苏联政策才开始转向国际联盟、集体安全、人民阵线一边。这个外交新旋律得到共产国际的锣鼓、定音鼓和萨克斯管的支持，在最近几年中成了对耳鼓膜最危险的声音。但在每次间歇时，从中却能听到为贝希特斯加登[2]的耳朵演奏的不那么响亮、稍带感伤，然而更加亲切的音调。在这个表面上的双重性中，无疑有其内在的一致性。

　　世界上所有报刊都注意到，斯大林在今年3月的党代表大会上在其报告中公然与德国调情，同时打击作为“习惯于假他人之手火中取栗的战争调唆者”。但是，曼努伊尔斯基就共产国际政策所作的补充报告完全被忽略；然而这个报告是斯大林审订的。解放所有殖民地的传统要求，首次被曼努伊尔斯基用新口号取代：“实现被法西斯国家奴役的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因此共产国际要求奥地利……苏台德地区……朝鲜、台湾、阿比西尼亚……的自由自决权。”至于印度、印度支那、阿尔及尔和英法两国的其他殖民地，斯大林的代理人则仅限于不伤人的愿望——“改善劳动群众的状况”。同时他要求，各殖民地人民今后要让自己的解放斗争“服从于……粉碎法西斯的利益”。换言之，根据共产国际的新理论，英国和法国殖民地必须支持自己的宗主国反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两个报告刺眼的矛盾实际上是虚的。斯大林承担了任务的最主要部分：直接建议希特勒签署协议反对民主的“战争调唆者”。他委托曼努伊尔斯基用苏联与民主的“调唆者”的接近来吓唬希特勒，顺便对前者说明与苏联结盟对他们的巨大好处：除了克里姆林宫这个被压迫的各国人民的老朋友之外，谁也不能向各殖民地灌输这样的思想——在与法西斯主义战争期间，应保持对自己的民主统治者的忠诚。克里姆林宫政策的主要动力就是这样，虽然表面上矛盾，实际上是一致的。它从头到尾都是由当权帮派的利益决定的，除了自我保护原则以外，这个帮派放弃了所有原则。

　　希特勒和苏联

　　力学教导我们，力由重量和速度决定。希特勒对外政策的动力保证了德国在欧洲，在某种程度上是全世界的主宰地位。能有多久，则是另一回事。如果希特勒能够平息下来（如果他能平息的话），伦敦将再次背对莫斯科。从另一方面，时刻等待的莫斯科对伦敦建议的答复，更多地取决于希特勒，而不是斯大林。如果希特勒最终对莫斯科的外交绣球作出回应，张伯伦将会遭到拒绝。如果希特勒将动摇，或是做出动摇的样子，克里姆林宫将全力拖延谈判。斯大林一旦确信，与希特勒达成协议对他来说是不可企及的，他肯定会与英国签署协议。

　　共产国际书记季米特洛夫完成了斯大林的委托，在《慕尼黑协议》之后不久，就公布了希特勒未来侵略战争的准确的日程表。1939年春天，匈牙利将被征服；同年秋天，波兰将成为占领对象。在其后的一年中，将轮到南斯拉夫。1940年秋，希特勒将会入侵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1941年春，打击的矛头指向将是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和瑞士。最后，1941年秋，德国打算展开对苏联的进攻。可能，这些消息——当然不那么准确——是苏联侦察机构获取的。但也有可能，它们是纯投机目的的产物，旨在证明德国打算首先打垮自己的西方邻居，只是在此之后再掉转枪口打苏联。希特勒将在多大程度上以季米特洛夫的日程为指导？现在在欧洲各个首都的猜测和计划都围绕着这个问题转。

　　希特勒的世界计划的第一章——建立广泛的国家基地，再加上捷克斯洛伐克的跳板——已经结束。德国侵略的新阶段可能有两种方案：或是立即与苏联达成协议，以便对西南和西方放开手脚；在这种情况下，对乌克兰、高加索、乌拉尔的图谋将成为希特勒战役中的第三章。或是立即打击东方，肢解苏联，保障东面的后方。在这种情况下，对西方的打击将成为第三章。

　　与莫斯科达成完全符合俾斯麦精神的牢固的协议，不仅为德国提供巨大的经济好处，还使它能够推行积极的国际政策。但是，希特勒从上台的第一天起，就固执地回避莫斯科伸过来的手。粉碎了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希特勒在头几年不能以与马克思主义的莫斯科的接近来削弱自己的国内立场。但更重要的是出于对外政策的考虑：为了促使英国对德国非法武装和破坏《凡尔赛和约》闭目不看，希特勒必须显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野蛮、欧洲文化的保卫者的素质。现在这两个理由都极大地削弱了。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以对纳粹的最可耻的投降玷污了自己，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在莫斯科，马克思主义留下的只是马克思的拙劣的半身像。由于大规模地消灭革命家而得到巩固的苏联新兴特权阶层放弃了革命，极大地缩小了莫斯科曾让资本主义世界产生的恐惧。火山熄灭了，岩浆凝固了。当然，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很愿意帮助恢复苏联的资本主义。它们已不再把这个国家看成是革命的策源地。不再感到对十字军远征东方的领袖的需要。希特勒本人比其他人更早地明白了莫斯科清洗和审判场面的社会意义，因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数十数百名其他革命家、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将军不是他的代理人，这点至少对他来说不是秘密。用反苏共同利益来催眠唐宁街的必要性，对希特勒本人来说，也不复存在，因为希特勒从英国方面得到的，比他希望的还要多，无须使用武力，就得到了所能得到的一切。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不迎合克里姆林宫，则只是因为他害怕苏联。希特勒这样判断，苏联有1.7亿人口、取之不竭的自然宝藏、无可争议的工业化的成就、交通道路的增长，很快就会把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拿到手中，当第三帝国将被卷入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时，它会调动大军压到德国边境。为了夺取英国、法国的殖民地，需要预先保证自己的后方，希特勒有发动先发制人的对苏战争的念头。

　　诚然，德国总参谋部依据过去的经验清楚地知道，占领苏联，哪怕只是乌克兰的困难。但是，希特勒指望的是斯大林制度的不牢固。希特勒推断，红军的几次重大失败将足以使克里姆林宫政府垮台。而由于在国家中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白军力量和侨民力量与人民格格不入，所以在斯大林被推翻后，混乱将长期笼罩，可以利用这一混乱一方面进行直接的经济掠夺——夺取黄金储备，运走种种原料等；另一方面则是打击西方。德国与苏联之间的贸易关系没有中断（现在又在议论，一个工业家代表团将从柏林起程前往莫斯科），这本身完全不能证明今后的长期和平。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意味着，战争的期限还没有确定。几亿马克的贷款不能把战争延期一小时，因为战争事关的不是几亿马克，而是几百亿马克，征服国家和大陆，重新瓜分世界。在必要的情况下，失去的贷款可以归入大企业的小笔支出。同时，在战争行动开始的不久前，提供新贷款，是迷惑对手的不错手段。无论如何，正是在今天，在英俄谈判的关键时刻，希特勒在决定自己的侵略矛头指向何方：东方还是西方？

　　未来的军事同盟

　　可能有人会觉得，区别迫在眉睫的德国扩张的第二章和第三章是迂腐的构想：恢复协约国就会使希特勒失去交替实现自己的任务和打击的梯次配置的可能性，因为无论冲突在哪里爆发，它都将立即扩展到德国的所有边界。但是，这种考虑只有部分是正确的。就与自己未来的敌人地理关系来说，德国占据着中心阵地；它可以在国内战线上迂回，把后备力量调到最重要的方面。由于军事行动的主动权将属于它——在战争初期，主动权无疑将属于它，德国在每个具体阶段都将选择主要敌人，把其他战线视为次要战线。英国、法国和苏联的统一行动，诚然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限制德国统帅部的行动自由。须知为此需要三国同盟。但这需要实现实际行动的统一。然而，仅围绕着协议文字展开的紧张斗争就表明，每个加入者都力图以未来的盟友为代价，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如果新协约国的某个成员认为在危险时刻隔岸观火是合理的，希特勒完全准备为它提供破坏协议的法律依据，为此只需用会使确立“侵略者”变得十分困难——至少从模糊问题对它利害攸关的那个协约国成员的角度——的外交手腕来掩盖战争的开始就足够了。但是，除了这个极端的情况——公然的“背叛”，还有履行协议的程度问题。如果德国打击西边的邻居，英国立即全力以赴地赶来帮助法国，因为事情直接关系到英国自己的命运；如果德国把自己的主要力量投向东方，情况就会显得完全不同。德国对苏联的决定性的胜利，当然与英国和法国没有利害关系，但它们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这两个国家相互削弱。希特勒在东方的任务，由于波兰和罗马尼亚必然的反抗、广袤的空间和大量的人口，在对他最有利的战斗进程的情况下，需要大量的力量和相当的时间。须知在事件能使它变得更长或更短的这个第一阶段中，英国和法国将利用相对的从容进行动员，把英国军队运过海峡，集中力量，选择适当时机，让红军承受德国打击的全部重量。如果苏联那时已经陷入困境，盟友们将会提出克里姆林宫难以拒绝的新条件。3月斯大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说，德国与苏联之间持久的战争，与英国和法国利害攸关，它们将在最后时刻作为仲裁人，带着生力军出现，他并非不对。

　　但是，当希特勒被围绕着但泽的喧嚣转移了注意力，用主要力量打击西方，莫斯科将充分利用自己处境的优越性，这也同样正确。在这方面，边境缓冲国是它的自愿的或是不自愿的助手。希特勒直接入侵波兰，会马上使那里对苏联的不信任消散，华沙政府将主动要求红军的帮助。相反，在希特勒得到克里姆林宫的默许，向西方或南方进军的情况下，波兰和罗马尼亚将全力以赴地反抗红军进入它们的领土。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打击的主要重量将落在法国。莫斯科将会观望。新条约在纸上表述得不论多么精确，三国协议不仅是军事同盟，还是利益的三角对抗。莫斯科的不信任更加理所当然，因为它从来没有成功地使法国和它一起反对英国，或是让英国和它一起反对法国；然而这两个国家总能为共同对莫斯科施加压力找到共同语言。希特勒可能会不无成功地利用这些盟友自身之间的对抗。

　　但不会长久。在集权阵营中，矛盾的爆发可能会稍晚些，但会更加激烈。就是把遥远的东京放在一边，只有在柏林对罗马的巨大优势和柏林直接让罗马臣服自己的作用下，柏林—罗马“轴心”才会显得牢固和可靠。以此无疑可以实现巨大的协调性和行动的迅速。但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个阵营的三个成员都以其极端狂妄的野心而著称，它们独霸全球的胃口早在接近满足之前，就会彼此冲突。任何“轴心”都承受不住未来战争的重负。

　　当然，上述一切并不否认国际协议和同盟的意义，不管怎样，它们会决定各国在未来战争中的出发阵地。但这个意义是有限的。一旦挣脱束缚，战争将迅速超越外交协议、经济计划和军事算盘的框架。在伦敦的雨中，伞是有用的。但它抗不住飓风。在把我们星球的相当部分变成废墟之前，战争的飓风将折断不少外交的伞。当人民在窒息的毒气云雾下痉挛时，同盟义务的“神圣性”将会成为弃之如敝履的偏见。“各自逃命吧！”将成为各个政府、国家、阶级的口号。协议将不会比那些签署它们的政府更牢固。莫斯科寡头无论如何不会比它理所当然地害怕的战争更长久。但是，斯大林的垮台不能拯救希特勒，后者以梦游者的准确无误卷入了最大的历史灾难。这场血腥游戏的其他参与者是否能从中得利，是另一个问题。

列·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

1939年6月21日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79—80, стр. 10—14。本文是为一份资产阶级报纸撰写的，写于1939年6月21日，即在斯大林与希特勒结盟的两个月之前。后来的事件几乎完全证实了作者的预见。——《反对派通报》编辑部

[2]贝希特斯加登是德国东南端边境城市：位于三面被奥地利领土环绕的深谷中。地处拜恩阿尔卑斯山区，有雪峰、冰湖、盐泉，是著名疗养胜地。高于此城500米以上的萨尔茨堡曾有希特勒和纳粹其他领袖的别墅，1945年毁于轰炸。——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