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第三封信
译自Письма
из ссылки, стр. 33—35。
亲爱的E·A·：
昨天收到了您的航空信。这样一来，所有的信都到了，而且最后一封信走了16天，比一般的信快了6天。
两天前我给您寄去了对您就中国革命部分的反驳的详尽答复。而今天一觉醒来，想起（似乎）还没有答复您认为是最重要的―据我的理解——一个论据。您写道：
您的主要错误在于，您是在谁、哪个阶级进行革命的基础上确定革命的性质的，即根据行动的主体，而对过程的客观内容好像只赋予次要意义。
接下来您把德国十一月革命、法国1789年革命和中国未来的革命作为例子来引证。
这个论据实质上只是对您的所有其他具体的经济和历史看法的“社会学”（用崇高的语体说）总结。但我想以它们的概括的社会学公式来答复您的看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主要错误（您的，而不是我的）将暴露得格外清楚。
怎样界定革命的性质：根据进行革命的阶级，还是根据它所具有的社会内容。以如此一般的形式把二者对立起来，本身就有理论陷阱。法国革命的雅各宾时期，当然是小资产阶级专政时期，而且小资产阶级，为大资产阶级开辟道路是完全符合它的“社会学”本质的。德国的十一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但在它的头几步被小资产阶级领导掣肘，它只来得及做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未完成的事。怎么称呼十一月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两者都不对。只有在我们为十一月革命提供动力并确定了它的结果时，它的地位才能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动力（这个词指的当然不仅仅是推动力，还有领导）和结果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动力和结果都带有“社会学”的不确定性。但我斗胆问您，您怎么称呼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您会说，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须知匈牙利共和国的“社会内容”原来是资本主义的。您回答说，这是反革命的社会内容，而不是革命的。完全正确。现在您把它用于中国。在无产阶级专政（依靠与农民的联盟）的情况下，在一定的时期内，社会内容还不是社会主义的，但从无产阶级专政通向资产阶级发展的道路，只有通过反革命。因此在社会内容方面，只能说：“走着瞧。”
问题就在这里，革命的政治动力最终当然依赖经济基础（不仅仅是民族的，还有国际的），但是不能抽象逻辑地把它从这个经济基础中分离出来。第一，基础本身是十分矛盾的，它的“成熟”与否是不能靠单纯的统计界定的；第二，经济基础像政治形势一样，不应只限于民族范围内，而要在国际范围内，要考虑到民族和国际经济之间的辩证的相互影响；第三，阶级斗争和它的政治表现在经济基础上发展，但有其独特的发展逻辑，而且它是十分威严的、不可抗拒的。列宁在1917年4月说，拯救俄国免于瓦解和灭亡的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苏汉诺夫[1]（最彻底的反对者）以两个主要理由回答：第一，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内容还没有实现；第二，俄国经济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地步。列宁是怎么回答的？它成熟与否还得“走着瞧”，这是不能用统计学来确定的，这将由事物的进程，而且只能是国际规模的进程来决定。列宁接着说，不管这个社会内容最终如何确定，现在、今天，拯救国家摆脱饥饿、战争和奴役，除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外，没有其他途径。
现在对中国，必须说的也正是这点。错误首先在于，似乎土地革命构成今天历史斗争的基本内容。这场土地革命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平分土地。但这样的平分土地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后来的发展又“恢复原状”。土地革命是消灭中国的土地所有者和中国的官员。而中国的国家统一和经济主权意味着从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对后者来说，中国今天是防止欧洲崩溃、明天则是美国资本主义崩溃的最重要的安全阀。在没有国家统一和关税自主（实质是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情况下的土地革命，不会给中国开辟任何出路和前景。在所有的参加者完成的那个试验之后，中国面临的斗争的巨大规模和骇人听闻的激烈程度，正是由它预先决定的。在这些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对自己说什么？他难道能这样议论：中国革命的内容只是资产阶级的（这已经由这么多的统计表证明了）；因此不能给自己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社会内容规定，这顶多是工农联合专政；但对联合（说的当然是政治联合，而不是阶级的“社会学”的联盟）来说，需要的是伙伴；莫斯科教导我，国民党——开始时是全体，然后是除去右派，再后来是左派国民党——就是这样的伙伴；但是，左派国民党根本就没有；那该怎么办呢？显然，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只能以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现在还不能说，中国的小资产阶级能否推出一些政党……”也许推不出来。也可能会突然推出来呢？中国共产党人如果照这个方子议论，他就割断了中国革命的喉咙。事情涉及的当然根本不是号召中国共产党马上进行夺取政权的起义。速度完全取决于形势。任务是让这样的信念渗透整个共产党：即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胜利完成第三次中国革命。而且这个领导不应该理解为“一般的”，而是在直接掌握整个革命政权的意义上。而以什么速度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这我们将“走着瞧”。
列·托洛茨基
1928年4月底
[1]苏汉诺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уханов，1882—1940）俄国革命运动参加者、经济学家、政论家，1903年参加社会革命党，1917年起为孟什维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十刀革命后在苏维埃经济机关工作，1931年因所谓的孟什维克组织案而被判刑，1939年再次被判刑，死于监禁中。著有7卷本《革命札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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