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段上的旧错误
译自Архив
Троцкого, т. 1, стр. 287―296。
如果中国今天的革命运动，即工农运动哪怕被反动派所镇压，在半年、一年或几年后，它的主要特点也必然会随着革命高潮的恢复而复苏。因此，研究并批评地阐明正在展开的事件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中国革命的官方“理论家”只是一味地断定中国条件的极度特殊性。正是因此，他们禁止讨论中国革命的问题。结果是，条件越是特殊，它们越是不同寻常和复杂，就越不需要再在对它们进行研究，寻找到道路方面集思广益了。
从叶挺和贺龙的部队运动时起，倒霉的中国革命的官方“理论家”就保持沉默。我们刊物的电讯和评论日复一日地说，中国革命运动不断增长，农民纷纷起义，工农军队不断前进，罢工日益增长等。没有为说明运动的真正规模进行任何尝试，哪怕是对读者指出它的真正区域都没有做。抛给读者的是大喊大叫的标题，空泛的喧嚣，以便在醉后头痛发作时，找到辜负了某些人希望的新的“叛徒”。
由于官方理论家保持沉默，半官方理论家洛佐夫斯基[1]同志出面说明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洛佐夫斯基同志的“特点”在于，他总是比官方路线稍稍左一点。如果给马尔丁诺夫补充百分之五的“左倾”，就成了洛佐夫斯基。正是因此，他的最新一篇文章值得关注。
1.洛佐夫斯基同志解释说：“南京和武汉的分裂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为一方，资产阶级为另一方之间的分裂。谁这样看待分裂的意义，他无疑是错误的。”
对的就是对的。只是没有说是谁错了，没有提到，斯大林称苏维埃之所以不需要，正是因为武汉政权属于负有成为土地革命领袖使命的左派国民党。某人“无疑是错误的”，在这点上洛佐夫斯基没说错。需要的只是说出到底是谁错了。
2.现在（1927年9月），洛佐夫斯基承认，左派国民党资产阶级对工农运动的害怕，并不亚于右派国民党资产阶级。
可惜的是，他就是在1927年四五月都还不明白这点，没有警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反对斯大林的立场，我们知道，正是在这个决定性的问题上，斯大林“无疑是错误的”。
我们现在从洛佐夫斯基那里得知，为了掩盖自己的害怕，左派国民党制造了一个特别的理论：“先胜利，然后再改革，左派国民党的官方理论就是这样”。
3.这只是左派国民党的吗？中国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在它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整篇讲话渗透了同一个哲学：“先胜利，然后再改革”。陈独秀的讲话刊登在《真理报》上。《真理报》编辑都没有为指出这个讲话的反革命性质说一个字。我们对陈独秀致命方针的指责在那时被称为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令人愤怒的诽谤。洛佐夫斯基把这点忘掉了。
4.关于武汉和南京的联合，洛佐夫斯基写道：“国民党统一的恢复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建立反对工农运动的整个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对的就是对的。但须知曾这样教导我们，国民党是在特殊的世界形势下的中国特殊条件所固有独特的组织。布哈林还在荷兰的某些岛屿上找到了国民党的独特性的某种类似物。但官方理论家没有发现一个主要的东西，即国民党是在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的最主要的特殊性就在于此，它利用中国受压迫的情况对工农进行更充分的欺骗。而我们的官方理论家在这点上全力以赴地帮助国民党，用共产国际的旗帜来掩护它的工作，责成中国共产党服从蒋介石的纪律。
这样，由于洛佐夫斯基涉及的是昨天，他不得不承认，官方领导的路线是不中用的。看来，洛佐夫斯基本人认为，他不对这条路线负责，因为他比马尔丁诺夫左了几度。但洛佐夫斯基转向分析今天的革命运动，并试图指出它的前景时，他本人的立场的不独立性就致命地暴露出来。
5.洛佐夫斯基写道：“今天中国形势的特殊性，是时期、阶段的极其迅速的交替，简直像影片中的事件切换一样。”
这个观点后来几乎一字不差地反复重申。在中国革命的官方“理论家”以前的写作中，它也不止一次地遇到过。当对官方路线的外国支持者（如克雷比赫[2]）指出布哈林写作中的无法调和的矛盾，把他们逼得万般无奈时，他们就含糊不清地回答说，根本就没有什么矛盾，而只是事件的电影切换。
6.事件的电影切换是任意的，是不能预见的，因而能让人措手不及。中国革命的官方理论家每一次都被事件的切换搞得措手不及，这是无可争议的。但中国革命的事件进程基本上是完全符合规律的，是以数百万群众的运动和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条件的，它不可能是“影片式的切换”。例如蒋介石的上海政变是完全有规律可循的，它是可以预见的。反对派预见到了这点，并预先提出警告。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在政变的几天之前，为蒋介石担保，为自己利用蒋介石的能力担保，对他来说，上海政变应该是电影事件。正是宣称左派国民党负有成为土地革命领袖使命的斯大林，不用历史唯物主义，而用电影来说明左派国民党的反革命角色。
7.领导一直与阶级斗争的实际进程背道而驰，忽视实际力量，抓住虚构不放。如果这仅仅是败坏莫斯科“理论家”的声誉，还不是太大的灾难。但倒霉的“理论家”意味着在政治上直接解除中国共产党，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武装。应该直言不讳地说，没有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干扰，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国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力量的增长，会平稳和顺利得多。如果让中国共产党听凭自己的力量的话，它任何时候都不会在右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需要把共产国际、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部权威都集中在斯大林—布哈林的手中，才能让年轻的革命党不可思议地偏移到孟什维克的道路上。真正的革命运动，即工农运动，实际上是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在最关键的时刻，是违背领导进行的。在其阶级基础上是完全符合规律的运动，由于上面的强制而失去了正确的政治表达。没有积聚力量和巩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阵地，实际上出现的是摇摆、动摇和胜利后的“出乎意料”的失败，总之，就是洛佐夫斯基称之为“事件的电影切换”的东西。
8.对叶挺和贺龙的运动的前景的问题，洛佐夫斯基把手一摊，再次以电影切换来回答。不能说中国的1905或1906年，1907或1917年，因为“在中国革命的涨潮和退潮之间的阶段都是非常短暂的”。但是，像我们过去和现在所看到的那样，灾难根本就不在于短暂的阶段中，而是在于短暂的记忆中。还没有来得及走过“一个阶段”，人们已经忘记了昨天的错误，这意味着记忆比阶段更短暂。
为了避免无意中陷入悲观主义和没有信心，洛佐夫斯基在文章的结尾部分竭力发誓，中国革命将会胜利，必将胜利，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现在能够让旧关系万世长存，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或推迟新的高涨……”等等。这一次，乐观的空话要多少有多少。
但叶挺和贺龙起义的前景究竟如何？中国工农是否应该支持这个运动？如何支持？在什么口号下？洛佐夫斯基对此保持沉默。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中的任务是什么？政权问题是如何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对此不见片言只字。
9.诚然，联系到贺龙和叶挺向广州推进，洛佐夫斯基写道：“如果产生不同于以前的另一种类型的国家机构，如果在广州产生工农政府，这当然是对武汉—南京的反革命的威胁。”但这些话与其说是说明问题，不如说是把问题搞得模糊不清。“另一种类型的国家机构”是什么？是不是苏维埃政权？为什么存心含糊不清？莫非苏维埃公式在中国是反对派的公式，被禁止使用。如果我们不给自己提出建立“新型国家机构”的任务，它将怎么产生？在这些观望的客观主义之下掩盖的是什么？除了误入歧途的人消灭罪证的“历史需求”外，什么也没有。如果“产生”的话，就把它收为义子，如果“没有产生”的话，就闭口不谈。但是，在这样的政策下，“产生”的只能是新的失败。
10.在事件的电影切换中，洛佐夫斯基幸运地发现了两个牢固的支点：孙中山遗孀和“左派”国民党员谭延闿。他们的“声明”充满了洛佐夫斯基的新的朝气。他这样写道：“孙中山遗孀和谭延闿的声明不仅指出了这两个著名的左派国民党员的个人感受（！），还有在雅各宾式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中对中国革命的需求（！！）。”
不知为什么在此避开了曾携女儿访问莫斯科，在我们的报纸上批评左右两派国民党的领导的陈友仁。他的“声明”显然也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某个部分企图再次领导中国工农，以便再次粉碎他们的“历史需求”。我们的报纸刊登陈友仁的启示时，未加只字的批评。而洛佐夫斯基在孙中山遗孀身上建立了整个的历史哲学。看见了吗，中国革命的“特点”——我们倒霉理论家永远花不完的卢布——要求雅各宾式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为什么？我们曾听列宁说过，把自己与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雅各宾分子，是社会民主党人，在今天则是共产党员。这个转变是小资产阶级角色的历史性的衰落和无产阶级历史意义的巨大增长形成的。洛佐夫斯基可能听到过，我党中的雅各宾分子的角色，过去和现在都由布尔什维克来完成。莫非洛佐夫斯基不认为，关于雅各宾分子的话应该用于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可敬的孙中山遗孀和左派谭延闿吗？
中国资产阶级利用中国受压迫的情况，对工农进行更加巧妙、更加卑鄙的奴役。中国资产阶级剽窃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外在机制（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政治局等），以便——同时——更加无耻地利用外国帝国主义的金钱、经验和武器来反对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事实表明，出于同一个原因，中国的克伦斯基政府的反动政策（汪精卫政府的反动政策）比我国的更加腐朽。
12.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承担的历史任务，比我党负有使命解决的任务更加巨大。中国共产党应该明白它面临的布尔什维主义—雅各宾主义精神的任务。它应该明白，除了政权归工农苏维埃以外，中国的革命运动没有其他道路。领导这个政权转移，从而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所有这些，洛佐夫斯基的文章只字未提。
我们听到他说，恢复国民党的统一，就是建立整个资产阶级反对工农运动的统一战线。这是正确的，无可争议的。现在，连瞎子都能看到这点。没有任何工农国民党。现在在中国，所有真正的革命运动预先就被宣布为布尔什维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些条件下，洛佐夫斯基除了把孙中山遗孀变成雅各宾的鼻祖之外，体验不到任何其他的“历史要求”。在这点上，真是没有任何独特性。最害怕夺取政权的马尔丁诺夫（他对已经夺得的政权有兴趣）是地方自治运动[4]的三流角色，当初曾抓住民粹派老师的脚，以便把他们改造成社会民主党可以追随的雅各宾党。马尔丁诺夫什么也没有搞成。洛佐夫斯基也将一事无成。
13.洛佐夫斯基自己知道，没有任何革命的国民党。但他反驳说：“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反对形成（？）革命的国民党，在最近经验的基础上放弃对这个（？）新国民党的所有支持。决不。”立场的关键就在于此。洛佐夫斯基赞成，孙中山遗孀、左派谭延闿和好像在左派中的陈友仁在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良好祝愿和帮助下，“形成”革命的国民党。洛佐夫斯基许诺，不放弃支持“这个”革命的国民党。在整个这个历史构架中，现实的只有一点，即洛佐夫斯基本人抓住资产阶级尾巴的不可遏止的“历史要求”。
在这条路上，洛佐夫斯基同志恐怕会艰难缓慢地走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
共产党将得到加入孙中山遗孀和其他著名活动家——他们正是因此而为洛佐夫斯基迫切需要——领导的新国民党的指示。将命令共产党别用过“左”吓着孙中山遗孀。这将做得相当模棱两可，以便布哈林能够在任何时刻否认自己的指令。
总之，为把中国共产党党员彻底搞糊涂，一切都将重演一次。
14.在洛佐夫斯基进行的现场勘察之后，可以假定，斯大林将会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口号。众所周知，他并不倾向于反对派所固有的超越阶段。斯大林是现实主义者。而众所周知。现实主义就在于鼠目寸光。当蒋介石在我们的帮助下，把全部政权摄取到手中，并粉碎了工人时，斯大林才明白：蒋介石是反革命分子。而此前、在政变前的几个月甚至是五天前，谁若这么说，他就超越了阶段。在冯玉祥身上重蹈覆辙，在武汉再次重蹈覆辙。尤其是在汪精卫那里也重蹈覆辙。现在，斯大林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翻新的口号下，可能再次重演旧的经验，并严厉训令中国共产党不得超越孙中山遗孀的新台阶。所有这一切都将在作为革命问题的理论顾问洛佐夫斯基的促进下，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名义下进行。
15.现在中国所需要的不是让人民群众养成对雅各宾国民党的愚蠢的希望，而是对以它的左右刽子手为代表的真正现实存在的国民党的强烈仇恨，对所有新的妥协派候选人——先是领袖的，后是刽子手的——坚决的不信任。需要对中国人民群众，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说明，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和贫农结成最紧密的联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履行伟大的历史使命。真正的中国雅各宾主义的共同基础就在于此，它的政治界线就在于此。
16.在我们的革命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仅仅是一段插曲。这段插曲之所以能够出现在世界上，并不是因为我们宣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而是因为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无情的斗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没有葬送革命，只是因为我党为巩固自己的阵地进行的不倦的斗争，没有把自己的组织和社会革命党的组织混淆在一起，并公开提出夺取政权和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课题。
在中国是否可能出现类似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式的插曲性的组织？可能。但只有在政治力量对比比在我们的革命中更加有力地转向中国共产党的一边的情况下，他们才不能葬送革命。
17.现在整个任务都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负有使命的领导者独立地站在实际发展的工农运动的基础上。它只有在用战斗夺取政权并解决任务的工农苏维埃的形式中才能做到这点。共产党当然要利用每一个盟友。但从今以后，政治协议的唯一实际的基础应该只能是工农兵苏维埃。
18.今年7月，《真理报》以电影式的突然给中国提出了苏维埃的口号。它是在谁的倡议下提出的？它是否得到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批准？这个口号现在还剩下了什么？为什么现在对它保持沉默？它是否被取消了？取消它的是谁：中央委员会，共产国际？情况的“独特之处”在于，一切都是在事后完成的，普通人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不明白。
如果我们认为，苏维埃口号不合时宜，共产党就不应该为夺取政权而斗争，而是等待出现真正革命的国民党，那么，贺龙和叶挺的运动就是冒险，它将使工农付出沉重的代价。那时就应该马上后退。
如果——据我们所掌握的报纸上的消息所能做出的判断——以贺龙和叶挺的军队形式出现的革命在军事路线上最终挣脱了资产阶级的监护，走上了被压迫群众的独立运动的道路，走上了与资产阶级公然内战的道路，如果我们认为这是革命的新阶段，并把它的进一步发展与此联系起来（我们的立场就是这样），则应该全线调整政治阵线。应该正确地提出革命政权的问题。应该正确地提出革命军队的问题。应该把工人罢工运动与建立苏维埃联系起来。应该在实践中教这些苏维埃领导群众运动。应该建设农民苏维埃，把它作为镇压地主、反动官员、高利贷者的机构。应该让共产党意识到自己是整个运动的领导者。应该明白党的自我意识、它的责任感、它对宏大的历史规模的行动的准备和能力。只有这条路才能保证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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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事件还在发展，新的危险正在迫近，我党和共产国际甚至失去了讨论它们的可能。禁止讨论的官方理由是，这可能会恶化苏联的国际处境。真是令人愤怒的谎言！事实上，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一直在不断地进行，但这个争论是单方面的。世界资产阶级能从两方面争论中知道的东西，即使没有这种争论它也能知道。彻头彻尾虚假的、虚伪的禁止的理由，同时也是彻头彻尾庸人的和投降的理由。你们看见了吗，不能讨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因为世界资产阶级会被激怒。但须知它对讨论革命问题，首先是对共产国际的存在根本就不满意。我们能在这个问题上对资产阶级让步吗？苏联的利益似乎要求为它牺牲中国革命的利益，我们能够接受这种观点吗？须知这意味着在苏联利益和共产国际利益之间制造矛盾。若没有自由、全面地讨论中国革命的问题，后者当前的发展是不可思议的。
就事情的实质来说，禁止争论的目的就是不让揭露领导的错误。但斯大林抓住的理由，比这个真正的理由更糟糕（如果可能的话）。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在此提供了自己的果实。人们商量好，认为可以以工人国家的利益为借口，作为禁止讨论中国革命的命运的理由，好像我国的命运与中国革命的命运不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似的，好像中国革命在不对错误方针进行讨论和谴责的情况下就能走向胜利似的。
斯大林的方针越是固执地捍卫自己，它的不可避免的失败就越具灾难性。
列·托洛茨基
[1]洛佐夫斯基（Лозовский
А. 1878—1952）原名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德里佐，苏共党员，历史学博士，1921年起为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1937年起为国家文学出版社社长，1939—1946年任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1939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52年在反犹运动中，斯大林下令将他逮捕并处决。——译注
[2]克雷比赫（Karel Kreibich，1883—1966）捷克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1921年）。1902年参加革命运动。1923—1927年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年起），1935—1938年为议员，——译注
[3]指在明斯克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大会上通过的宣言，它的作者是彼得·司徒卢威。——译注
[4] 俄国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开展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其宗旨是扩大地方自治权，将地方自治权扩大到高级国家机关。19世纪后半叶地方自治运动的活动方式是上书沙皇和向政府递交请愿书。20世纪初出现了一些地下政治组织，如：“座谈会”、“立宪派地方自治局人士协会”，“解放社”等，曾召开过几次全俄地方自治机关代表大会。在1905—1907年革命过程中，由于出现了政党，地方自治运动遂告解体。——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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