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开始了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51, стр. 4—5。
收音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像在这些天中这么宝贵。它使人能够在遥远的挪威乡村中关注法国革命脉搏的跳动。更确切地说，是这种跳动在部长先生们、工会秘书们和其他被吓得要死的领袖们的头脑中和嗓音里的反映。
“法国革命”一词可能让人觉得是夸大其词。但不是！这毫不夸张。革命正是这样产生的，否则它就根本不能产生。法国革命开始了。
诚然，列昂，茹奥追随列昂·布吕姆之后对资产阶级保证说，事关的只是纯经济运动，它在严格的法律框架之内。当然，工人在罢工期间占领了工厂，对企业主和他的行政机构进行监督。但可以对这个令人悲哀的“细节”闭目不看。从总体上说，这是“行会罢工，而不是政治罢工”，领袖先生们肯定地说。然而，在“非政治性的”罢工的影响下，国家的整个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政府决定仓促行动，仓促到如此程度，这是它昨天都没想到：须知，照布吕姆的话来说，真正的力量是忍耐！资本家表现出令人意外的好说话。整个反革命都躲在布吕姆和茹奥身后观望。这个奇迹是……简单的“行会”罢工产生的。如果罢工带有政治性的话，又该如何？
但并非如此，领袖们说得不对。行会只涉及个别行业的工人，使他们与其他行业区分开来。工会主义和反动的工团主义竭尽全力地让工人运动停留在行会范围之内。工团官僚对工人阶级的专政（所有专政中最坏的专政！）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在茹奥—拉卡蒙小集团奴隶般地依附于资产阶级国家的情况下。今天的运动的实质恰恰在于，它打破了行业、行会和地方的框框，超越它们提出了整个无产阶级的要求、希望和意志。运动具有传染性。明天，它将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从一个行会到另一个行会，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工人阶级的所有阶层都彼此呼应。从冶金工人开始，他们是先锋。但运动的力量在于，在先锋队后面不远，跟着阶级的沉重的后备队，最落后的行业也在其中，是它的后卫，平时，议员先生和工团领袖们干脆把它忘掉了。难怪《人民报》公然承认，巴黎居民中某些收入特别低的人的表现完全“出乎预料”。然而，正是在这些受压迫阶层的深处，隐藏着热情、忘我、英勇的取之不竭的源泉。他们的觉醒的事实，就是伟大涨潮的准确无误的标志。无论如何要找到接近这些阶层的通道！
挣脱了行会和地方的框框，罢工运动不仅对资产阶级社会，而且对自己的议会和工团代表构成了威胁，后者格外不愿意看到现实。据历史传说，对路易十六的问题：“这是什么，造反？”一个廷臣回答说：“不，陛下，这是革命。”现在，对资产阶级的问题：“这是造反吗？”它的廷臣回答说：“不，这仅仅是行会罢工。”布吕姆和茹奥安慰资本家的同时，也在安慰自己。但语言是不行的。诚然，当这几行文字刊登在刊物上之时，最初的浪潮可能已经平息。表面上，生活仍沿着旧轨道进行，但这不能改变事实：所发生的不是行会罢工，这根本就不是罢工——这是被剥削者为反对剥削者而团结起来，这是典型的革命开端。
工人阶级的全部过去的经验，它的被剥削、不幸和斗争，失败的历史，在事件的推动下复活了，上升到每一个人的头脑中，甚至是最落后的无产者的头脑中，把他推上共同的行列。整个阶级行动起来。这个巨大的群众是无法用语言来阻止的。斗争应该或是以最伟大的胜利而告终，或是以最可怕的毁灭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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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杂志称罢工为“革命的总演习”。这比布吕姆和茹奥要严肃得多。但《时代》杂志的界定仍是错误的，在一定意义上是夸大的。演习要求有指挥、司令部和计划。这在罢工中是没有的。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工人组织的核心被搞得措手不及。他们最害怕的是罢工破坏了他们的全部图纸。收音机转播了马赛尔·加香的名言：“我们所有人——不论是谁——都面对着罢工事实。”换言之：罢工，是我们共同的不幸。威严的参议员用这样的话劝资本家让步，以免激化局势。能够从旁掌握罢工的议员和工团书记们希望尽快扑灭罢工，他们实际上站在罢工之外，悬在空中，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将会是脚朝下还是头朝下地掉在地上。觉醒的群众还没有革命司令部。
阶级敌人却有真正的司令部。这个司令部与布吕姆政府根本就不一致，虽然十分巧妙地利用了后者。资本主义反动派现在在进行重大和冒险的赌博，但玩得并不巧妙。在当前这个时刻，它求助于一系列让吃的棋步：“我们今天对所有那些不愉快的要求让步，它们得到布吕姆、茹奥和达拉第的一致赞成。从原则上同意到具体实现之间还有一大段路。有议会、参议院、办公厅，所有这些都是妨碍议事的机器。群众表现出急躁情绪，企图施加更大的压力。达拉第将会与布吕姆分道扬镳。多列士会试图往左跳。布吕姆和茹奥将会与群众分手。那时我们就能挽回今天所有的让步，甚至是连本带利。”真正的反革命司令部——著名的“两百个家庭”和它们雇用的战略家们——是这样判断的。他们按计划行动。说他们的计划没有基础，是轻率的。不，在布吕姆、茹奥和加香的帮助下，反革命能够实现自己的目的。
群众运动在即兴的情况下能够达到如此之大的规模和取得如此之大的政治效果，这一事实最好地说明了罢工浪潮的深刻的组织性和真正的革命性。运动的长期性、它的韧性、不断增长的浪潮的不可避免性的保障就在这里。没有这点，胜利是不可能的。应该用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和计划来反对“两百个家庭”的司令部和计划。二者还都不存在。但能够把它们创造出来。新的群众聚合的全部前提和所有因素都已经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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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罢工的规模是由对人民阵线政府的“希望”唤起的。这仅仅说对了1/4，甚至还不到。如果问题仅限于单纯的希望，工人就不会冒险投入斗争。在罢工中首先表达的如果不是工人对政府的善意，就是对它能粉碎妨碍它胜任自己的全部任务的障碍的不相信或不完全相信。无产阶级想“帮助”政府，但按照它自己的无产阶级的方式。当然，他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但如果把事情描绘成似乎群众仅仅被对布吕姆的虔诚“希望”所主导，那就是一幅粗陋的漫画了。在努力尽快把群众赶入奴役和墨守成规的老路的旧领袖的压制下，它很难集中思想。法国无产阶级毕竟不是从头开始自己的历史的。罢工在所有地方都推动了当地最有思想和最勇敢的工人。首创精神属于他们。他们在行动，目前还在谨慎地摸索情况。先进的队伍力求别冲得太远，以防自己被孤立。落后者的齐声呼应振奋了他们的精神。阶级的相互呼应变成了尝试性的自我动员。无产阶级自身最需要的是表现出自己的力量。所取得的成绩无论它们自身是多么的不稳定，都应该极大地提高群众的，尤其是它的最落后和最受压迫的阶层的自信心。
第一次浪潮的最主要的成果是推出了车间和工厂的领袖。形成了地方和区司令部的人员。群众都认识他们。他们也彼此认识。真正的革命家将寻找与他们的联系。这样，群众最初的自我动员锁定并挑选出革命领导的第一批人。罢工震动、复苏、更新了阶级的巨大的机体。旧的组织外壳远未褪掉，相反，还附得很牢。但在它的下面，已经能看到新皮了。
对事件无疑将会加快节奏的问题，我们暂且不说。在这方面，目前还只能是假定和猜测。第二次浪潮，它的期限、规模和紧张程度，无疑使人能够作出比现在更加具体的预测。但有一点是早就清楚的：第二次浪潮将远非是第一次那样和平，几乎是温和的，像春天一样。它将更加成熟、坚韧和严酷。因为它是被群众对人民阵线政策以及他们自己第一次发动的实际结果的失望所引起的。在政府中产生了分化，像在议会的多数派中一样。反革命立即变得更加有信心，更加无耻。群众不再期待轻易的新成果。面临着失去似乎已经赢得的东西的危险，面对着敌人不断增强的反抗，面对着官方领导的惊慌失措和四散分离，群众感到对纲领、组织、计划、司令部的强烈要求。应该为此作准备，并让进步工人作好准备。在革命气氛中对群众进行再教育、筛选干部和锻炼他们的工作，能够迅速完成。
革命司令部不可能通过上层组合产生。战斗组织与政党不一致，哪怕是在法国存在着群众性的革命政党的话，因为运动要比政党广泛得多。组织不能与工会一致，因为工会波及的只是阶级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它由极其反动的官僚所领导。新组织应该符合运动本身的性质，反映战斗的群众，表达他们的坚定的意志。事情关系到革命阶级的直接代表。在此没有必要臆想出新形式：历史先例是现成的。车间和工厂选出自己的代表，他们为共同制订斗争计划和对它的领导而聚集起来。这样的组织的名称同样不需要再想：这就是工人代表苏维埃。
革命工人的主要群众现在追随共产党。过去他们不止一次地喊叫：“处处建立苏维埃！”多数人真诚严肃地接受这个口号。曾有过这样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口号不合时宜的。但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阶级间的强有力的冲突面临着可怕的结局。谁若动摇，谁若错过时机，谁就是叛徒。应该在最伟大的胜利和最可怕的失败之间进行选择。应该为胜利作准备。“处处建立苏维埃？”赞成。但从语言转入行动的时候到了！
列·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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