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和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的出路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和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的出路

[2]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40, стр. 9—12。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写过，法国社会党与国家发展方向相反：在议会制度被作为通向法西斯主义道路上的一个不稳定阶段的波拿巴主义取代时，社会党与之相反，走向与法西斯主义的殊死冲突。但是，这个现在对法国政策具有巨大意义的原理，是否能赋予它以无条件的，因而也是国际的性质呢？

　　不，真理总是具体的。当我们说，在今天的社会危机条件下，社会党和国家发展背道而驰时，我们指的只是总体发展趋势，而不是什么单一的、机械的过程。对我们来说，政治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趋势能在什么程度上变成事实。可以提出相反的定理，应该希望它在我们之中不会遇到反驳：我们时代的无产阶级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党在发展进程赋予它的短暂时期中是否能够坚决地与资产阶级国家决裂，调整并准备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殊死搏斗。无产阶级的命运取决于社会党的命运，这一可能性的本身就是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领导党的共产国际覆灭和阶级斗争的格外尖锐所导致的。

　　中派主义排挤改良主义的趋势，就像中派主义激进化的趋势一样，因为它们与资本主义和民主国家的总体危机相应，不能不具有国际性。但是，对于实际结论，特别是组织结论来说，有决定意义的，是在一个具体的发展阶段上，在一个具体国家的社会党中，这个趋势是如何折射的问题。我们制定的发展的总体路线，应该只是指导我们的分析，而绝不是预先为它得出结论。

　　在前法西斯主义的德国，资产阶级国家与改良主义的破裂，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左翼的形成中表现出来。但在群众完全迷失方向的情况下，官僚机关的强大还足以及时地消除尚且软弱的左翼（社会主义工人党）并让党停留在保守观望政策的轨道上。同时，“第三时期”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毒气使德国共产党陷入昏迷，用“阿姆斯特丹”的检阅来取代对群众的革命动员，后者因当时的力量对比和没有统一战线政策而没有可能。结果是强大的德国无产阶级竟然不能对法西斯政变进行最微小的反抗。斯大林分子声称：全是社会民主党的罪过。但他们以此承认，他们对德国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觊觎纯属吹牛，说空话。这个极其重大的教训首先表明，哪怕是在一个共产党是最有影响力——绝对和相对的——的国家中，由于社会民主党还有能力用自己的保守对抗的全部力量来反对它，它在最关健的时刻可能会动弹不得。让我们牢牢地记住这点！

　　在法国，同一个基本历史趋势得到了实质上不同的折射。在独特的民族条件和国际教训的影响下，比起相应阶段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法国社会党的内部危机得到了更加深刻的发展。社会党的官僚被迫向右开火。不像在德国那样开除左翼，我们见证了它与最彻底的右翼（作为资产阶级代理的新社会党）决裂。这两个分裂以其对称性，极其清晰地凸显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演变的重大区别，虽然在两个地方都有共同的历史趋势：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危机，改良主义的覆灭和资产阶级国家与社会民主党的破裂。

　　必须从上面指出的视角，对正在经历危机不同阶段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形势作出评价。但这个任务不在本文范围之内。我们只说一下比利时，那里的社会党被彻头彻尾反动和腐化的议会官僚、地方自治的、工会的、合作社的和银行的官僚所控制，处于与自己的左翼的斗争中，力求对自己的德国典范（韦尔斯—泽维林格之流）亦步亦趋。显然，对法国和比利时不能得出同样的实际结论。

　　但是，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比利时社会党的政策为一方，法国社会党的政策为另一方，是永远互不相容的两种类型，同样是错误的。事实上，它们能够相互交错，也将不止一次地相互交错。一方面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德国共产党当时推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话，它能够给予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激进化以强有力的推动，整个德国的政治发展将获得革命性质。另一方面，在斯大林分子的积极促进下，法国社会党的官僚孤立了左翼，使党倒退，不能认为这点已被排除；后果不难预见：无产阶级的沮丧和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至于比利时，那里的社会党几乎是无产阶级的唯一政党，若没有社会党内的力量和倾向的果断的重组，成功的反法西斯斗争是根本不能想象的。但不能事先顶见发展的所有这些阶段和形式。必须为工人运动把脉，并每次都得出必要的结论。

　　所说的一切至少足以让人明白，在最近一个历史时期，社会民主党的内部演变对无产阶级的命运，最起码是欧洲无产阶级的命运，有何等重大的意义了，如果回忆一下，在1925年，共产国际在一份特别宣言中声称，法国社会党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就不难明白，在追随者统治的这几年中，无产阶级，特别是他的先锋队的倒退有多么巨大！

　　上面已经说过，在德国问题上，共产国际承认了——诚然是过迟的，以消极的形式——自己完全不能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如果社会民主党不参加这一斗争的话。在法国问题上，共产国际也被迫做了同样的承认，但是及时的、以积极的形式。对共产国际越糟，对革命事业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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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加解释地放弃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斯大林分子同时把革命纲领抛到九霄云外。他们对法国社会党的领袖们宣称：“你们的条件就是我们的条件。”他们拒绝批评盟友。为了联盟，他们干脆付出了自己的纲领和策略的代价。然而，由于事关的是防御共同的死敌，而且同盟者中的每一个人都追求的是自己的生命利益，因此谁都不能强迫对方为联盟付出任何东西，每个人都有权自己做主。斯大林分子的全部行为具有这样的性质，就好像他们想对社会党领袖们暗示：“提更多的要求，施加压力，别不好意思，帮助我们尽快地摆脱那些尖锐的口号，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它们让我们的莫斯科主子为难。”

　　把工人民警的口号抛到九霄云外。为武装工人而斗争被宣布为“挑衅”。在行政长官的监督下与法西斯分子平分“势力范围”岂不更好？无论如何，对法西斯分子来说，这是所有可能的组合中最有利的一个；同时，被统一战线的泛泛之词所催眠的工人将进行检阅游行，法西斯分子则趁机增加自己的干部和武器储备，吸引新的群众预备队，选择适当的时机发动进攻。

　　这样一来，对法国斯大林分子来说，统一战线变成了对社会党投降的形式。统一战线的口号和方法是对波拿巴主义国家的投降，后者又是为法西斯主义开辟道路。通过统一战线，两个官僚不无成功地防止了“第三种势力”的干预。法国无产阶级的情况就是这样，它很快就可能面临决定性的事件。如果没有社会党内群众的压力和各种趋势之间的斗争的话，这种情况可能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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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人说：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一样，注定要灭亡，末来属于第四国际，他说出的观点，其正确性再次得到法国今天的形势的验证。但这个正确的观点还不能告诉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期限内创立第四国际。它可能由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联合而产生——这在理论上是不能排除的，通过成员的重新组合，在战火中进一步清洗和锻炼自己的队伍。它可能通过社会党的无产阶级核心的激进化和斯大林组织的瓦解而产生。它可能在反法西斯斗争和对它的胜利过程中而形成。但它的产生可能会晚得多，在几年以后，在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和战争所造成的废墟和断壁残垣之上。对某些博尔迪加分子来说，所有这些变化、前景和阶段都没有意义。宗派分子生活在时空之外。他们忽视活生生的历史过程，后者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这就是他们的“平衡表”总是一样的、都是零的原因。马克思主义者与这个漫画式的政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当然，如果在法国有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组织，它是能够也应该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在今天的条件下聚集的独立轴心。但同盟[3]还没有来得及成为这样的组织。丝毫不减轻领导的错误，应该承认，同盟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世界工人运动进程决定的，后者在最近10年来经历的都是失败和退却。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得到发展的每个新阶段的验证。但能否指望，作为一个组织的同盟，在不断迫近的结局前所剩下的期限内，在工人运动中占据如果不是领导地位，起码是有影响的地位呢？今天对这个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意味着把结局推到几年之后，这与整个形势相矛盾，或是于脆寄希望于奇迹。十分明显，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意味着所有工人组织的覆灭。会揭开新的历史篇章，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思想应该在其中为自己寻找新的组织形式。应该紧密联系所经历的阶段的性质，确切地说明今天的任务：如何在现有的无产阶级集团和在现有的各集团的力量对比下，更好地防止法西斯主义的胜利？特别是同盟会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作为一个不大的组织，它不能觊觎在展开的斗争中的独立角色，但它被正确的学说和宝贵的政治经验武装起来，它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才能以革命内容丰富统一战线？明确地提出问题，实际上已经答复了它。同盟必须在统一战线内占据位置，以便积极地促进革命的改组和集中它的力量。在现有的条件下，它只能加入社会党，才能占据这样的位置。

　　某些同志反驳说：“但须知，共产党毕竟是更加革命的党，既然已经决定放弃组织上的独立性，我们是否能够加入一个更不革命的党？”

　　我们的反对者的这个主要的、更确切地说是唯一的论据，依靠的是政治回忆和心理评价，而不是活生生的动态的发展。两个党都是中派主义的组织，区别在于，斯大林分子的中派主义是布尔什维主义瓦解的产物，而社会党的中派主义是改良主义瓦解的结果。它们之间还有另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区别。斯大林分子的中派主义虽然有痉挛式的摇摆，仍是十分稳定的政治体系，它与强大的官僚阶层的地位和利益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社会党的中派主义反映的是寻找革命出路的工人的过渡状态。

　　在共产党内无疑有数千名战斗的工人。但他们被彻底搞糊涂了。昨天他们还准备在街垒上与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并肩反对达拉第政府。今天，他们默默地对社会党的口号投降。斯大林分子培养的圣但尼的无产阶级组织顺从地对傀儡投降：为复活共产国际所做的10年的尝试和努力都毫无结果。看来官僚相当强大，足以把破坏工作进行到底。

　　赋予统一战线纯粹的装饰性，以“列宁主义”的名义把放弃基本的革命口号神圣化，斯大林分子阻止了社会党的革命发展。现在，在自己的杂耍转向之后，他们继续充当制动器的角色。党内制度今天比昨天更加断然地排除了所有复活它的企图。

　　无法比较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共产国际法国支部，它们像两块呢子一样：哪一块织物更好，更结实？应该在每个党的发展中观察它，并考虑到在今天的时代中它们之间动态的相互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放我们的杠杆的最有利的支点。

　　同盟与社会党的联合可能会起重大的政治作用。法国有数万名无党派的革命工人，其中不少人加入过共产党，后来愤怒地抛弃了它，或是被它开除。他们保持了过去对社会党的态度，即背对着它。他们同情或者半同情同盟的思想，但没有加入它，因为不相信在今天的条件下。第三党有发展的机会。这数万名革命工人留在党外，在工会中也未加入派别。

　　在此还可以补充数百和数千名人民教师，不仅是在总联合会中，也在全国工会中，他们能够作为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联系环节。他们留在党外，敌视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然而在不久的将来，群众斗争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寻找党的渠道。创立苏维埃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工人党的作用，因为被苏维埃联合起来的数百万群众需要领导，而只有党才能给予它以领导。

　　没有丝毫必要把社会党理想化，即把具有今天的全部矛盾的它伪装成无产阶级的革命党。但可以也应该指出党的内部矛盾，作为它进一步发展的保障，因而也作为可以放马克思主义杠杆的支点。同盟可以也应该为成千上万的革命工人、人民教师等做榜样，在今天的情况下，他们仍留在斗争的主要渠道外是有危险的。加入社会党，他们会极大地加强左翼，使党的整个演变富有成效，为“共产党”的革命分子创造强大的引力中心，从而大大地方便了无产阶级走上革命道路。

　　不放弃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思想，但也没有小集团的别有用心，明确地说出事实，应该加入社会党：不是为了巡回表演，不是为了试验，而是为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进行严肃的革命工作。

Verité，1934年9月

[1]即法国社会党。——译注

[3]全称是法国共产党人同盟。——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