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口号
一、希特勒破除了“民主偏见”的说法对吗？
应该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德国当前局势的四月决议》将作为共产国际追随者不称职的最终证明而载入史册。在决议结尾处的预见中，斯大林官僚集团的全部恶习和偏见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决议用黑体字宣称：“公然的法西斯专制的建立，粉碎了所有的民主偏见，使群众摆脱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加速了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法西斯主义出乎预料地成了历史的火车头：它粉碎了民主幻想，使群众摆脱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加快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斯大林官僚集团把事实表明它自己根本无力胜任的基本任务交给了法西斯主义。在理论上，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无疑是民主党已经消耗殆尽的证明。但实际上，法西斯制度封存了民主党的偏见，并让它们重新复苏，接种到年轻人身上，甚至在短期内能赋予它们最大的力量。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历史角色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在其中。教条主义者用公式来思维，群众则用事实来思考。工人阶级不是把事件当做有利于这个或那个“提纲”的试验，而是在人民命运中的活生生的变化来接受。法西斯的胜利在政治发展的天平上，远比从中为遥远的未来得出的预见重要数百万倍。如果从民主党的不称职中成长出的是无产阶级统治的话，那么社会的发展和群众意识的发展就向前跳跃了一大步。但事实是从民主党的不称职中出现的是法西斯的胜利，群众意识就会远远地倒退，当然是暂时的。希特勒破除魏玛宪法，也很难根除群众的民主幻想，就像戈林火烧国会大厦不会烧掉议会克汀病一样。
二、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例子
四年来我们不断地听到，法西斯主义与民主党不是彼此排除，而是互相补充。法西斯的胜利怎么能永远消灭民主党呢？关于这点听听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或曼努伊尔斯基“本人”的解释是有益的。共产国际宣称普里莫·德·里维拉[1]的军警专政是法西斯主义。但如果法西斯的胜利意味着彻底消灭民主偏见，那又如何解释普里莫·德·里维拉的专政让位于资产阶级共和国呢？诚然，里维拉的制度远非法西斯主义的，但它至少与法西斯主义有共同之处：即它是议会制破产的结果。但这不妨碍它在暴露出自己不称职时，让位于民主议会制。可以尝试反驳，就其趋势来说，西班牙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只是社会民主党徒与其他共和国主义者联盟得以阻止它在资产阶级议会制阶段的发展。但这一就其自身是正确的考虑也只是更加鲜明地证实了我们的思想：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能够使无产阶级革命瘫痪，则正是因为在“法西斯”专制的压迫下，民主幻想没有被削弱，而是得到了巩固。在墨索里尼专制统治的10年中，意大利的“民主偏见”消失了吗？法西斯分子自己倒是倾向于把事情描述成这样。事实上，民主幻想获得了新的力量。在这个阶段中，新的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他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在民主条件下生活过，但他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法西斯主义：这是庸俗民主的原料。“正义与自由”组织不无成功地在意大利散发非法民主读物。因而民主思想找到了不惜牺牲自己的支持者，甚至是自由派君主主义者、伯爵斯佛尔查的老生常谈也能以非法小册子的形式散发。在这几年中，意大利被向后抛得有多远啊！为什么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使命是扮演与它在意大利所扮演的截然不同的角色呢？简直不可思议。或“德国不是意大利”？胜利的法西斯主义事实上不是历史的火车头，而是它的巨大的制动器。像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为希特勒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一样，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会加强民主幻想。
三、社会民主党能否死灰复燃？
德国同志证明，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甚至是许多社会民主党官僚都对民主感到“失望”。我们应该从改良主义工人的批判情绪中吸取对他们进行革命教育有益的一切。但同时应该十分清楚，改良主义者对民主失望的程度到底有多大。社会民主党的上层官僚咒骂民主是为了给自己辩护，不愿意承认他们是可鄙的胆小鬼，甚至无力为他们所创立的民主和自己在其中坐热的位置而斗争，这些先生们把自己的责任推卸到无形体的民主身上。激进主义不仅是廉价的，而且是虚假的！只要明天资产阶级用手指诱惑一下“失望的人”，他们就会拼命地投入新的联盟中。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中当然会激起对民主的欺骗和海市蜃楼的真正厌恶。但其程度如何？七八百万社会民主党选民中的一半多处于不知所措、极度消极和向胜利者投降的状态中。同时，在法西斯统治下将形成无产阶级的新一代，对他们来说，魏玛民主是历史神话。在工人阶级中，政治结晶将沿着什么路线进行，这取决于许多条件，我们的政策当然也包括在其中。从历史的角度不能排除工人国家马上直接取代法西斯制度的可能性。为实现这一可能性，必须在反法西斯斗争过程中形成强大的非法共产党，无产阶级能够在它的领导下夺取政权。有助于实现这一结果的所有事情都应该做。但还是应该说，在地下状态中建立这样的党的可能性很小，至少是没有任何事先保障的。从一定的时刻起，群众中的不满、愤怒和骚动的增长，将比在地下状态中形成党的先锋队要快得多。群众头脑中的所有不清晰都必将有利于民主。但这根本不意味着，在法西斯衰败之后，德国将重新面临漫长的议会学校。法西斯不能抹杀此前的政治经验，它更不能改变国家的社会结构。期待在德国发展中伟大的民主新时代，是最大的迷误。但在群众的革命觉醒中，民主口号必然会构成它的第一章。甚至如果进一步的斗争进程没有给予民主国家复苏一天的时间（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若绕开民主口号，斗争本身也无法展开！革命党如果企图跳过这个阶段的话，只会摔坏自己的脚。与这个总体前景紧密相连的是关于社会民主党的问题。它是否会重登舞台？旧的组织已经彻底死亡。但这根本不意味着社会民主党不能在新的历史面具下死灰复燃。机会主义政党很容易在反动的打击下跌倒和垮台，也同样容易一遇到政治复苏便起死回生。在俄国，我们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身上看到了这个例子。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仅可能死灰复燃，而且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无产阶级的革命党不是辩证地对待民主口号，而是教条地“否定”它们的话。共产国际主席团在这方面像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仍是改良主义的无私的助手。
四、布兰德勒分子深化斯大林分子
在民主口号问题上的混乱最严肃地出现在布兰德勒—塔尔海默机会主义集团的纲领提纲（关于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问题）中。提纲称，共产党“应该把所有（！）阶级对法西斯专政的不满的表现统一起来”（《反潮流》第7页，“所有”一词后的惊叹号是原作者加的）。同时提纲反复警告：“局部的口号不能是资产阶级民主类的。”在这两个都是错误的原理之间是不可调和的矛盾。首先，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把“所有阶级的不满”统一起来的公式。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与沙皇的斗争中曾一度滥用过这个公式。从这一滥用中产生了孟什维主义的革命概念，后来它被斯大林用于中国。但在俄国事关的至少是资产阶级国家与等级君主制的冲突。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资产阶级国家的“所有阶级”的反法西斯斗争？后者本身就是大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工具。看看塔尔海默这个庸俗理论的制造者将如何把胡根伯格的不满（他也同样不满）与失业者的不满统一起来，是颇有教益的。其次，不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怎么能把“所有阶级”的运动统一起来呢？实在是机会主义与口头上的激进主义的经典结合！随着小资产阶级对法西斯主义的失望，无产阶级反法西斯制度的运动将具有越来越大的群众性，它孤立有产者的上层和国家机关。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为提高无产阶级的积极性，然后把这一积极性引入在政治上争取小资产阶级下层的道路上去，利用小资产阶级反动压力的减弱。诚然，中间阶层的不满的增长和工人反抗的增长将在有产阶级中形成裂痕，促使他们的“左翼”寻找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系。无产阶级政党对有产者“自由派”的一翼的任务将不是与它结成“所有阶级”的反法西斯联盟，而是相反，为影响小资产阶级底层而立即坚决地对它宣战。在什么样的政治口号下进行这一斗争？希特勒专制是魏玛民主的直接产物。小资产阶级代表亲手把专制的委任书交给了希特勒。如果假定法西斯危机顺利迅速地发展，那么要求召开包括所有被驱逐的代表的国会，可能在一定的时刻会把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广泛阶层联合起来。如果危机爆发得太晚，关于国会的记忆已经消除的话，新的选举口号可能会大受欢迎。我们并非说发展一定会沿着这条道路进行，只说这条道路是可能的就足够了。在阶段性的民主口号上束缚自己的手脚，是致命的教条，这些口号可能是小资产阶级盟友、无产阶级本身中的落后阶层强加给我们的。但布兰德勒—塔尔海默认为，我们只应该为“争取劳动者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权利、出版自由、联合和罢工的权利”而斗争。为了更加强调自己的激进主义，他们补充说：“应该把这些要求与对一般民主权利的资产阶级民主要求严格地区别开。”没有比嘴里叼着极端激进主义刀子的机会主义者更可怜的人了！对劳动者来说，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即在厂房、印刷厂等国有化的情况下，集会和出版自由才有可能实现。可能，德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得不采用极端的法则反对剥削者，这取决于历史时机、国际条件、力量对比。但绝不能排除，德国工人在夺取政权之后仍相当强大，能够把集会和出版自由给予昨天的剥削者，当然是根据他们的实际政治影响，而不是根据他们的金库的规模，金库将被剥夺。因而，甚至对无产阶级专政阶段来说，也没有理由事先原则上只允许劳动者享受集会和出版自由。无产阶级可能会被迫作出这样的限制的，但这不是原则问题。在今天的德国的条件下，除了劳动者之外所有人都享有出版和集会自由，提出类似的要求就加倍的荒谬。给我们工人集会和出版的权利，激励无产阶级投入反法西斯苦役的斗争在这个口号下进行，至少是在第一阶段中。当然，共产党员在这个阶段中进行有利于苏维埃制度的宣传，但他们同时支持任何在民主口号下进行的真正的群众运动，在可能的地方将承担起倡导这样的运动的责任。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之间没有“劳动者民主”的第三种制度。诚然，西班牙共和国甚至在宪法文本中称自己为“劳动者共和国”。但这是政治上招摇撞骗的公式。布兰德勒的“只为劳动者”的民主公式与团结“所有阶级”的策略掺和在一起，好像是专门为了在最重要的问题——如怎样和在什么限度内适应小资产阶级和落后工人群众，在运动速度和后续口号问题上能对他们作哪些让步，才能更加顺利地把无产阶级团结在自己的革命专政的旗帜下——上把无产阶级先锋队搞糊涂，使它误入歧途。
※ ※ ※
在1918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在讨论党纲时，列宁与布哈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后者认为应该把议会制永远埋葬，因为它已经历史地“耗尽”了自己。列宁答复他说：“我们现在应该拟定苏维埃政权的新纲领来代替旧纲领，但丝毫不拒绝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以为我们不会被迫退回去，那是空想……在任何被迫倒退的情况下，我们不拒绝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如果敌对阶级把我们赶上这条老路的话，但是我们的目标仍是争取经验所得到的东西，即苏维埃政权……”[2]甚至在对一个已经赢得苏维埃制度的国家，列宁也反对教条的反议会主义。列宁教导布哈林不能束缚自己的手脚，因为可能“把我们抛回到现在已经被我们的革命所超越的……历史阶段”[3]。在德国还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却有法西斯专政；德国甚至被从资产阶级民主上抛向了后方。在这些条件下事先拒绝利用民主口号和资产阶级议会，意味着为社会民主党新的发展阶段清理道路。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1]普里莫·德·里维拉（Miguel Primo de Rivera，1870—1930），西班牙将军，1923年9月政变后为政府首脑和西班牙实际上的独裁者。——译注
[2]《列宁全集》第34卷，第49—50页。
[3]《列宁全集》第34卷，第53页。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