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党的演变

社会党的演变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40, стр. 6—9。

　　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危机必然意味着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应该彻底思考和分析这一相关性。资产阶级从议会制过渡到波拿巴主义制度，还没有彻底把社会民主党排除出资本政府所依赖的这个合法的力量组合之外。众所周知，施莱希尔当初曾寻求过工会的帮助。杜梅格当然也通过自己的马尔凯与茹奥之流接洽。朗热龙手执白棍，指点法西斯分子往哪儿走，社会党党员往哪儿走。由于社会党明白，波拿巴主义的平衡取决于它自己的存在，它通过自己的领导，同时还能寄希望于这个平衡，它反对斗争的革命方法，以诋毁“布朗基主义”的名义诋毁马克思主义，宣扬几乎是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的学说。但是，这个政策像波拿巴主义制度本身一样的不稳定，资产阶级企图借助后者使自己避免更加激进的解决方式。

　　众所周知，民主国家的实质在于，每个人都有权说出和写出他所想的一切，但在所有重要的问题上，决定权留在大私有者手中。借助于局部让步的复杂体系（“改良”）、幻想、收买、欺骗和恫吓，实现了这样的结果。当局部让步（“改良”）的经济可能性耗尽之时，社会党就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政治支柱”了。这意味着：资本已经不能再依靠被驯化的“舆论”，它需要一个独立于群众的（波拿巴主义的）国家机器。

　　与在国家体系中的这一变动平行，在社会党内部出现了十分重要的变动。在改良主义时代没落之时（特别是在战后的10年中），社会党内部制度再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制：每个党员怎么说怎么想都行；但决策的是与国家紧密联系的机关上层。随着资产阶级失去了依靠被剥削者的舆论进行统治的可能性时，社会党的领袖们也就失去了支配自己的党的舆论的可能性。但与资产阶级领袖不同，改良主义领袖的手中没有强制性的机关。这就是随着资产阶级国家议会民主的消失，社会党内部的民主却变得更大的现实原因。

　　民主国家的危机和社会党的危机平行发展，但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当国家通过波拿巴主义阶段走向法西斯主义时，社会党则通过波拿巴主义国家的“忠诚的”假议会反对派，走向与法西斯主义的生死冲突。理解资产阶级国家与社会党之间相互关系中的这个辩证法，是正确的革命政策的必要条件之一：斯大林分子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扭断了自己的脖子。

　　在法国现在正经历的波拿巴主义阶段上，社会党领袖们力求在合法性（波拿巴主义的！）范围内维持。他们寄希望于经济形势的好转和其他有利情况会导致议会国家的恢复。但在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的经验之后，他们不得不考虑另一个不那么诱人的前景，这是他们希望自己能避免的。他们害怕脱离要求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并等待领导的群众。这样，社会党的机关落入了最大的矛盾的夹击之中。一方面，它在与激进化的群众的斗争中，到了直接宣扬“暴力只能产生暴力，应该用智慧和谨慎来对付铁拳套和手枪”的托尔斯泰学说的地步。另一方面，它也谈无产阶级专政、总罢工等，站在统一战线政策的道路上。同时，在机关本身之内正在发生分化。“左翼”的影响越来越大。官方领袖不得不右手依靠杜梅格（无论如何得“合法”！），而左手撑在马尔科·皮维尔、朱斯特等人身上。但客观形势不能维持类似的矛盾。再重申一次：社会党今天的状态比防御性的波拿巴主义国家制度更不稳定。

　　在政治上，没有比使用针对昨天和昨天的力量状态的现成概念更加致命的错误了。例如，当社会党的领导把自己的任务归结为要求新的议会选举时，那它就把政策从现实王国转到阴影王国中去了。“议会”、“政府”、“选举”在今天，根本就没有在1934年2月6日议会制度投降之前它们所具有的内容了。选举本身不能转移政权重心，为此需要来自左面的群众进攻，它才能够彻底压倒、清除2月6日来自右面的进攻的后果。

　　在对社会党的评价中，以昨天的现成公式——“改良主义”、“第二国际”、“资产阶级的政治支柱”——为主导的同志，也犯了同一类型的错误。这些界定正确吗？也对也不对。不对的成分要更大些。过去对社会党的界定，比把今天的国家界定为“议会民主国家”更不符合实际。断言议会制在法国已经“荡然无存”，是错误的。在一定的条件下，议会制甚至会短暂复苏（就像垂死之人会出现回光返照一样）。但整个发展是与议会制背道而驰的。如果我们想给予今天的法国国家以接近现实的界定的话，那我们就会说：“在空洞的议会国家形式掩盖下的防御性的波拿巴主义制度，它在强有力的法西斯制度阵营和不够自觉的无产阶级国家阵营之间随机应变。”只有这样的辩证的界定，才能为正确的政策建立支撑。

　　但这些辩证思维的规律对社会党也是必需的，像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它分享了民主国家的命运，只是方向相反。对此还应该补充一点，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德国和奥地利的经验，社会党的演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国家的演变：与新社会党的分裂发生在2月6日政变的几个月前。当然，断言在与改良主义和护国主义分裂后，在党内就“什么也没有了”，是最严重的错误。现在，在原来的意义上说社会党，也是同样严重的错误。今后不能再使用简单的、习惯的、固定的界定，是下面这个事实的准确无误的表现，即我们面对的是中派主义政党，它由于国家的紧张演变，把极端的矛盾结合在自己的两极上。只有无可救药的烦琐哲学家，才会因为第二国际的标签而看不到实际上发生的一切。只有辩证地界定社会党，即首先是具体地评价它的内部动力，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才能够指出正确的前景，采取积极的而非观望的立场。

　　没有能够把政治重心剧烈向左转的群众的革命进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这样的进攻之前，国家政权应该日益公然和无所顾忌地等同于军警机关，法西斯主义应该日益加强和更加蛮横无理。与此平行的应该是社会党内的矛盾爆发出来，即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的宣扬与阶级敌人指定的革命任务的水火不相容。与国家的波拿巴主义化和法西斯危险迫近的同时，党的多数不可避免地应该激进化，远未结束的内部分化应该进入新阶段。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有责任把一切都公开地说出来。他们一直摒弃“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和流氓的论战方法，在这个理论和方法中，理论上的无力和谎言、诽谤交织在一起。他们看不到今天头脚倒置和把黑的称为白的的理由。在统一战线被社会党人和斯大林分子否定时，我们宣传它。正是因此，我们在今天对抽象的“统一”保留批评和现实的态度。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中，分化不止一次地成为统一的前提。为了向统一战线迈出第一步，社会党被迫预先与新社会党破裂。关于这点一分钟也不能忘。明确地规定自己的任务，把革命斗争的直接的和伪装的敌人清除出自己的队伍，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才能在真正的群众战斗的统一战线中参与领导工作。事关的不是什么抽象“原则”，而是由斗争逻辑产生的铁的必要性。问题不能用外交辞令来解决，像日罗姆斯基所认为的那样，他企图找到使社会护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和解的公式。在今天的阶段上，阶级斗争的进程将无情地炸碎、破坏所有不彻底性、谎言和伪装。包括社会党党员在内的所有工人需要的是真理，赤裸裸的真理，除了真理之外，什么也不需要。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正确地阐述了现状以及它明天会变成什么样。但他们完全不能——应该公开地承认这点——完成他们在一年前为自己提出的这个任务：接近工人社会党党员，不是作为无所不知的战略专家学者居高临下地“教育”他们，而是在把法国无产阶级不可抗拒地引上革命斗争道路的真正群众经验的基础上与进步工人一起并肩学习。

　　但是，为了更好地阐明我们面临的这一领域的任务，应该再讲一讲所谓的共产党的演变。我们在下一篇文章中再做这一工作。

Verité，1934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