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国际宣言
——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
本次第四国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代表会议，是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转折时刻召开的。探索道路、准备和军事上相对停顿已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德国为了自己的决定性进攻已经动用了地狱的所有福利埃，对此，盟国以全力破坏来答复今后在很长时期内，欧洲和人类的生活将由帝国主义战争的进程以及它的经济和政治后果来决定。
第四国际认为应该及时公然和明确地说出它对这场战争、它的参加者的看法，它如何评价各个工人组织对战争的政策，最主要的是，它认为通向和平、自由和幸福的道路的出路何在。
第四国际不对把人民卷入屠杀的政府、不对为自己政府负责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不对支持正在打仗的资产阶级的工人官僚呼吁。第四国际对工人、对女工、对士兵和水兵、对破产农民、对殖民地被奴役的居民呼吁。第四国际与压迫者、剥削者、帝国主义分子没有任何联系。它是世界劳动者、被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政党，这个宣言就是为他们写的。
今天这场战争的总体原因
从1914—1918年战争起，技术变得更加强大，而人类更加贫穷，许多国家的整体生活水平降低了。在今天这场战争的门槛上，农业处于比上场战争开始时更糟糕的状态中，农业国纷纷破产。在工业国中，中间阶级在经济上被粉碎，形成了失业者和新的无权利人的亚阶级。国内市场压缩了，资本出口停止了，帝国主义实际上消灭了世界市场，把它打碎成在个别几个强国统治下的数个封闭的范围。在战前的10年中，在地球居民数量相当大的增长的情况下，我们星球上109个国家的世界贸易几乎下降了1/4。在个别国家中，对外贸易降到原来的一半、1/3和1/4。
殖民地国家承受着自己的和宗主国的危机。昨天还享有半自由的落后人民，今天沦入了奴役中（阿比西尼亚、阿尔巴尼亚、中国……）。每个帝国主义国家都需要自己特别的原料来源，首先是为了战争，即为了夺取原料的新的斗争。为了变得更富，资本家们破坏和烧毁多少世纪的劳动创造的一切。
在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所有人都觉得拥挤。对像美国这样的世界强国来说，100来个难民成了最大的问题。在航空、无线电报、电话和电视的时代，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被护照和签证所阻断。对外贸易衰落和国内贸易缩小的时期，与骇人听闻的沙文主义，特别是反犹主义的激化时期同时出现。在其高涨期，资本主义把犹太人从犹太特划区引出，让他们成为自己贸易扩张的服务因素。今天，衰落的资本主义社会力图将犹太人从自己所有的毛孔中清除。在地球20亿居民中，1700万人还不到1%，却在我们的星球上找不到安身之处！在广袤的大地和技术的奇迹中，后者除了土地外，还为人们赢得了太空，资产阶级居然能够把我们的星球变成令人厌恶的监狱。
以今天的技术水平和工人的素养，完全能够为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发展创造应有的条件。需要的只是正确、科学、理智地按照整体计划来组织每个国家和我们整个星球的经济。但是，只要人民的主要生产力还属于托拉斯，即个别的资本家集团，只要民族国家仍是这些集团手中的驯服工具，争夺市场、原料来源、对世界的统治权的斗争，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越来越严重的破坏性。只有工人阶级革命才能把国家政权和对经济的统治权从贪婪的帝国主义集团手中夺过来。没有“一系列成功的革命”，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必然会继之而来，列宁的话的意思就是这样。事件对各种预言和许诺进行了检验，关于“最后一场战争”的神话已被证明是谎言，列宁的预言是悲惨的真理。
战争的直接原因
今天的战争的直接原因，是英国和法国这样富有的老牌殖民帝国与德国和意大利这样迟来的掠夺者之间的竞争。
19世纪是最老的资本主义强国——英国——的无可争议的霸权的时代。从1815—1914年，诚然并非没有个别的战争，占主宰地位的是英国和平。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舰队扮演着海上警察的角色。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早在19世纪末，用最新技术武装的德国上升为欧洲首位。在大洋彼岸崛起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它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导致1914—1918年战争的最重要的经济矛盾，是英国与德国之间的竞争。从美国那方面来说，参战有先发制人的性质：不能允许德国让整个欧洲大陆服从自己。
失败把德国抛入完全无力的状态。被肢解，被敌人所包围，赔款使它破产，被内战所震荡，看来，它即使不是永远出局，也将长期处于局外。在欧洲大陆上，第一提琴暂时到了法国手中。对胜利的英国来说，战争结果最终成了负面的：自治领的独立增长；殖民地力求赢得独立；失去了海上霸权；由于航空的发展，海上舰队的意义削弱了。
在胜利后的头几年，英国由于惯性，还试图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主角。它与美国之间的摩擦开始具有威胁性。看来，最近的一场战争将在两个世界统治权的盎格鲁—撒克逊觊觎者之间爆发。但是，英国很快就不得不相信，它的经济比重不足以与彼岸的巨人较量。与美国达成舰队平等的协议，正式放弃了事实上已经失去的海上霸权。保护主义取代自由贸易，意味着公开承认英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失败。放弃了“光荣的孤立”政策，继之而来的是推行强制性的兵役。这样，所有神圣的传统都灰飞烟灭。
在经济比重和世界地位之间类似的不相符，也是法国的特点，只不过规模小一些罢了。它在欧洲的霸权，是建立在粉碎德国和《凡尔赛和约》人为的组合形成的临时情形之上的。居民人数和经济基础对这个霸权来说都是不够的。当在胜利的催眠下已经暴露出现实的力量对比时，法国实际上比在它的朋友和敌人的眼中都要弱得多。在寻找掩饰时，它实际上成了英国的最后一个自治领。
德国在其一流的技术和组织能力的基础上复苏，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到来比人们想象得更快，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英国，后者支持德国反对苏联，反对法国过分的野心，更长远的目标是反对美国。过去，在英国仍是最大的强国时，它不止一次地成功地进行了这样的国际组合。衰落后，它已经没有力量控制它所唤出的精灵了。
被更现代、更大规模和更灵活的技术武装起来的德国，重新开始在十分重要的市场上，特别是东南欧和拉丁美洲的市场上排挤英国。与19世纪不同，那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是在扩大的世界市场上进行的，现在，斗争的经济舞台不断缩小，因此，帝国主义者除了彼此争夺一块块的世界市场之外，别无他法。
这一次像在1914年一样，倡议重新瓜分世界的是德国帝国主义。措手不及的英国政府最初企图以别人为代价（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让步避免战争。但这个政策维持不了很久。对希特勒来说，与英国的友谊只是短暂的策略阶段。伦敦已经对希特勒作出了比他希望得到的更多的让步。张伯伦指望靠《慕尼黑协议》长期维持与德国的友谊，事实恰恰相反，却导致它的加速破裂。希特勒不能指望从伦教得到更多东西了：德国的进一步扩张是针对英国切身利益的。于是，1938年10月张伯伦宣布的“和平新纪元”，没过几个月，就导致了一场最可怕的战争。
美国
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当英国竭尽全力占领对德国的封锁在世界市场上清理出来的阵地时，美国几乎是自动地排挤英国。在美国银行的地下室中，集中了世界黄金储备的2/3。余下的1/3也在向这里流动。作为世界银行家的英国的角色，已经永远成为过去。在其他领域中，情况也不好。在英国的舰队和商船队遭受重创时，美国造船厂忙于大规模造船，这应该保证美国船队对英国和日本的优势。美国显然打算接过过去强大的英国的原则，即two-power standard[3]。新的空军计划力求保障美国对所有其他国家总和的优势。
但是，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工业、金融和军事的强大，一点儿也不能保证美国经济的繁荣，相反，给予社会体制危机以十分病态和震荡的性质。数十亿的黄金找不到用处，就像数百万失业者一样！六年前公布的《第四国际和战争》提纲预言说：“美国资本主义专心对待的那些任务，就是在1914年把德国推上战争道路的任务……对德国来说，事关的是‘组织’欧洲……美国则应该‘组织’世界。历史把人类引到火山爆发般地推翻美国帝国主义的关头。”
“新政”和“睦邻”政策，是通过让步和达成协议来推迟结局和缓和社会危机的最后尝试。在吞噬了数百亿美元的这个政策破产后，美帝国主义除了运用军事力量外，别无他法。在这个或那个借口下，和在“海上自由”、“门户开放”口号下，美国将介入这场巨大的群殴，以保证自己对世界的统治。按什么顺序和在什么样的期限内，美国投入与自己的敌人的斗争，今天可能连华盛顿的人都还不知道。与日本的战争是争夺太平洋“生存空间”的斗争。大西洋的战争虽然是直接反对德国的，其实是为争夺英国遗产的斗争。
德国对盟国可能的胜利，是悬在华盛顿头上的噩梦。依靠欧洲大陆和它的殖民地资源，拥有欧洲所有兵工厂和造船厂的德国，特别是它在东方与日本结合，对美帝国主义是致命的危险。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在欧洲战场上规模宏大的战役，只是德国和美国之间的战斗准备阶段。法国和英国，只不过是美国资本推到大洋彼岸的加固阵地而已。一位英国首相说，英国的边界在莱茵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美国帝国主义者就能说，美国的边界在泰晤士河。在其为即将来临的战争作狂热的舆论准备时，华盛顿不惜为芬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的命运表示高尚的愤慨。随着丹麦被占领，突然出现了格陵兰岛的问题，它在“地理上”处于西半球，由于幸运的偶然性，它是生产铝所必需的冰晶石的产地。此外，华盛顿也没有忘记被奴役的中国、没有自卫能力的菲律宾、被遗弃的荷属印度、海上道路的自由。这样，对被压迫民族的无私的同情，甚至是地理上的考虑，都会促使美国参战。
但是，只有在法国和英国群岛仍是有利的据点时，美国武装力量的介入才会顺利。在法国沦陷后，德国人出现在泰晤士河上时，力量对比将彻底改变，变得对美国不利。这些考虑迫使华盛顿全方位加速，但这又产生一个问题：是否已经错过了有利时机？
美国孤立主义大喊大叫地反对白宫官方立场，不过，它只是帝国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其利益主要与美洲大陆、澳大利亚、远东联系在一起的那部分资本家，指望在盟国失败的情况下，美国不仅会为自己的利益垄断拉丁美洲，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至于中国、荷属印度、整个亚洲东部，整个美国统治阶级都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与日本的战争反正是不可避免的。在孤立主义和和平主义的幌子下，资产阶级的有影响的那部分推行在美洲大陆扩张和准备与日本打仗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与德国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战争被推到第二轮。至于像诺尔曼·托马斯及其一伙的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他们仅仅是一个帝国主义氏族的应声虫而己。
我们反对美国介入战争的斗争，与孤立主义和和平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们公然对工人说，帝国主义政府不能不把国家拖入战争。统治阶级内部的分歧涉及的问题只是何时出兵，首先把枪口对准谁。指望以报纸上的文章和和平主义的决议让美国停留在中立的立场上，就像企图用筛子来阻止海的涨潮一样。真正的反战斗争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以及无情地揭露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只有革命才能阻止美国资产阶级介入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或开始第三次战争。所有其余措施都是招摇撞骗或是愚蠢，或是二者的结合。
保卫“祖国”
《共产党宣言》几乎在100年前就宣布，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它只是想建立把全世界纳入其中的劳动者的祖国，而那时，民族国家还是相对进步的因素。19世纪末，资产阶级国家和它的军队和海关一起，成为要求更加广阔舞台的生产力发展的最糟糕的制动器。今天出面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者所扮演的角色，与匆匆去保卫封建制度，即他们自己的锁链的旺代[4]农民所扮演的角色一般无二。
近几年和近几个月，世界将惊讶地看到一些国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如此轻易地从欧洲版图上消失。只是在拿破仑战争时代，政治版图才以类似的速度重新剪裁过。那时问题涉及的是应该为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让位的过时的封建国家。现在事关的应该让位于各国人民的社会主义联邦的过时的资产阶级国家。锁链的破裂总是在最薄弱的环节。帝国主义掠夺者之间的斗争为小国留下的余地是如此之小，就像托拉斯和卡特尔之间的残酷竞争对小工业者和商贩一样。
出于战略原则，德国认为通过中立的小国攻击自己的主要敌人更加有利。相反，英国和法国认为，在小国中立的掩盖下，让德国用它的打击把它们推到“民主”盟国的阵营中更加有利。问题的实质不会因为这一战略方法的不同而改变：在帝国主义大国的齿轮下，小卫星国将化为齑粉。看来，为了“保卫”那些大的祖国，必须粉碎一打中小国家。
但在大国方面，对资产阶级来说，事关的根本就不是保卫祖国，而是市场、海外租赁、原料来源和势力范围。资产阶级从来不为了祖国而保卫祖国，它保卫的是私有财产、特权和利润。当这些神圣的价值遭到危险时，资产阶级立即站到失败主义的道路上。俄国资产阶级当初就是这么做的，十月革命后，它的儿子重新准备在世界各国的军队中战斗，反对他们以前的祖国。为了拯救自己的资本，西班牙资产阶级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请求军事援助，反对自己的人民。挪威资产阶级帮助希特勒入侵挪威，过去，一直是这样，今后也将是这样。
官方爱国主义是剥削利益的面具，自觉的工人轻蔑地抛弃这个面具。他们保卫的不是资产阶级的祖国，而是自己国家和全世界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利益。第四国际提纲说：“反对‘国防’的反动谎言，应该提出革命地消灭民族国家的口号。应该用作为全世界联邦的一个阶段的欧洲社会主义联邦来对抗资本主义欧洲的疯人院。”
“为民主而斗争”
争取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的口号是同样巨大的谎言。好像工人已经忘记了英国政府曾帮助希特勒和他的刽子手匪帮上台似的！帝国主义民主实际是历史上最大的贵族。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都是在奴役殖民地人民的基础上崛起的。美国的民主是维持在所攫取的整个星球最大的财富上的。这些“民主”国家的全部努力都旨在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帝国主义“民主”国家把战争重负的相当部分转嫁给了自己的殖民地。奴隶们必须用自己的血和黄金来保证自己的统治者有可能继续当奴隶主。没有殖民地的小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是强大帝国的卫星，并利用后者的部分殖民地利润。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准备在任何时刻为维护自己的特权而放弃民主。
在小国挪威的例子上，再次为全世界揭示了腐朽的民主的内部机制。挪威资产阶级同时利用社会主义政府和法西斯主义的警察、法官和军官。在第一次重大的推动下，民主的上层就被清除，法西斯官僚就成了局势的主人，它很快就找到了与希特勒的共同语言。同一试验以其不同的民族变化，早已在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一系列其他国家中完成了。在危险时刻，资产阶级总能在民主的装饰性掩盖下，推出作为金融资本直接武器的真正的政权机关。只有无可救药的瞎子才会相信，英国和法国的将军和海军上将会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
战争不能停止把民主变成反动专制的过程，相反，这一过程将在我们眼前进行到底。无论在每一个国家中还是在世界舞台上，它都立即巩固了最反动的集团和机构。作为拿破仑式的阴谋源头的各国总参谋部、最歹毒的警察贼窝、雇用的爱国主义者匪帮、各种宗教的教会马上就被推到最前列。作为黑暗势力和仇恨人类的聚集地的罗马教皇皇位成了各方面讨好的对象，尤其是新教教徒罗斯福总统。物质和精神的衰落总是引起警察压制的增强和对宗教鸦片的极大的需求。
力求掌握集权制度的优越性，帝国主义民主从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压力和迫害革命组织下手，开始自卫工作。它们利用战争危险，之后是战争本身，首先是为了镇压国内的敌人。资产阶级始终不渝和毫不妥协地奉行这个原则，即“主要敌人在自己的国家内”。
像以往在这些情况下一样，受苦最大的是最弱的国家。在今天各国人民的群殴中，各国无数的逃亡者是最弱的方面，其中又以被驱逐的革命者为最甚。早在为战俘建立集中营之前，在所有民主国家中，就为被驱逐的革命者建立了集中营。世界所有政府，特别是苏联政府，对逃亡者、被驱逐者、无国籍者（没有祖国的人）的所作所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黑暗的一页。我们向我们被关押和受迫害的兄弟们致以最热烈的敬礼，呼吁他们不要丧失斗志：明天的欧洲和明天的世界的领导者中的多数，都将来自资本主义的监狱和集中营。
国家社会主义的战争口号
希特勒的官方口号根本就不值得关注。争取“民族统一”的斗争早已成了谎言，因为希特勒把民族国家变成了多民族的国家，践踏其他国家人民的自由和统一。争取“生存空间”的斗争仅仅是帝国主义扩张，即占领和掠夺政策的烟幕。对扩张的种族主义辩解是谎言，因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好恶的变化取决于战略形势。法西斯主义宣传的更加稳定的因素是反犹主义，希特勒赋予它以生物学的形式，在狗吠和猪哼哼声中发现了“种族”和“血统”的语言。难怪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称反犹主义为“傻瓜的社会主义”！在法西斯主义中，唯一不伪装的，就是对政权、统治和掠夺的意志。法西斯主义是化学般纯粹的帝国主义文化。
民主政府一度欢迎希特勒，把他当成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十字军骑士，现在把他描述为突然从地狱中挣脱出来的撤旦，他破坏协议、权利和戒律的神圣性。如果没有希特勒的话，资本主义世界就是鲜花盛开的花园。可悲的谎言！脑子里有计算机、手中掌握无限权力的癫痫患者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狱里出来的。他仅仅是帝国主义所有破坏力的体现。更加弱小的游牧民族认为，成吉思汗和铁木儿是上帝的鞭子，消灭在自己道路上遇到的一切，实际上表达的只是所有游牧民族对牧场和对定居居民的掠夺需求，与此相同，希特勒彻底震撼旧殖民帝国，表达的只是更加彻底的帝国主义统治的意志。在希特勒身上体现的，是被自己的无出路导致绝望的帝国主义，它用剃须刀刀刃切开自己的肚子。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屠户没能把希特勒变成自己的罪恶的替罪羊。所有今天的统治者都将在无产阶级法庭前受审，希特勒只不过是被告席上的第一位。
德国的优势
无论战争结局如何，德国的优势都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希特勒无疑没有任何神秘的“新武器”。但在更加合理的工业的基础上，每一种武器的完善和深思熟虑地把各种武器结合起来，赋予德国军国主义以巨大的优势。在政治领域中，军事的能动性总是与集权制的特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统一的意志、集中的首创精神、准备的保密性、执行的突然性。此外，《凡尔赛和约》对盟国没起好作用。在德国被解除武装15年后，希特勒凭空创建了军队，它因此而摆脱了陈规陋习的束缚，也不受技术上的破烂东西的拖累。建立在最新技术上的新思想激励着部队的策略训练。看来，只有美国注定会超越德国的杀人机器。
法国和英国的软弱并非出乎预料之事。《第四国际提纲》（1934）宣称：“国际联盟的倾覆，是与法国在欧洲大陆霸权的倾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接下来，纲领性文件确认：“占统治地位的英国，它的意图越来越难实现”，英国资产阶级“为自己帝国的瓦解、印度的革命运动、自己在中国阵地不稳固而胆战心惊”。第四国际的力量在于，它的纲领经受住了重大事件的检验。
英国和法国的工业由于得到殖民地超额利润的保障，在技术和组织上早就落后了。从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方面的所谓的“保卫民主”，为英法两国资产阶级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政治局面。特权永远是因循守旧和停滞的源泉。如果德国今天显示出对法国和英国如此巨大的优势，那么很大一部分责任要落在社会护国主义的民主保卫者身上，因为他们妨碍无产阶级及时地通过社会革命把英国和法国从衰朽中拯救出来。
“和平纲领”
作为对几国人民奴役的交换，希特勒许诺在欧洲确立几百年的“德国和平”。纯属虚妄！在战胜拿破仑之后，“英国的和平”能够延续一百年——不是一千年！只是因为英国是新技术和进步生产体系的先锋。今天的德国虽然有强大的工业，但像它的敌人一样，是垂死的社会体系的代表。德国的胜利事实上意味的不是和平，而是一系列新的世界规模的冲突的血腥战争。击溃英国之后，会使法国沦入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境地，德国依靠欧洲大陆和它的殖民地，无疑将会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与它一起的意大利，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赢得对地中海流域的统治，而且也不会长久。但第一强国并不意味着唯一的强国。争取“生存空间”的斗争只是进入了新阶段。
日本依靠德国的胜利打算建立的“新秩序”，旨在把日本的统治扩展到大部分亚洲大陆。苏联将被夹在德国的欧洲和日本的亚洲之间。三个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都落入美国的手中。如果算上意大利的外省帝国的话，世界将会被暂时分为五个“生存空间”。但是，帝国主义就其实质来说，是不能容忍统治权的分割的。为了放开手脚反对美国，希特勒不得不与昨天的朋友——斯大林、墨索里尼——进行血腥清算。日本和美国不会成为新斗争的无动于衷的旁观者。第三次帝国主义战争将不是在民族国家之间、在旧式的帝国之间展开，而是在大陆之间……这样，希特勒在今天的战争中的胜利，意味的不是千年的“德国和平”，而是漫长的几十年的长期血腥混乱，如果不是几百年的话。
但盟国的胜利并不是更加乐观的结果。胜利的法国只能通过割裂德国、恢复哈布斯堡王朝和把欧洲巴尔干化来恢复自己的强国地位。大英帝国只能通过一方面重新玩弄德国和法国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是欧洲和美国之间的矛盾，重新得到在欧洲事务中的领导角色。这意味着比《凡尔赛和约》糟糕10倍的版本，和在已经衰弱的欧洲机体上不可避免的更加病态的反应。此外还应该补充一点，没有美国的帮助，盟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而这次，美国出售自己的帮助，要比在上一次战争中贵得多。屈辱和消耗殆尽的欧洲是赫伯特·胡佛的慈善对象，它必将成为大洋彼岸拯救者的没有偿还能力的债务人。
最后，如果假定一种更大的可能性，消耗殆尽的对手根据和平主义者的公式——“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签署和约，这意味着恢复战前的混乱国际状况，但是在血腥的废墟、在消耗殆尽和冷酷无情之上。过不了多久，所有过去的对抗都会以爆炸的力量爆发出来，产生新的国际震荡。
盟国这次会创建民主欧洲联邦的许诺，是最大的和平主义谎言。国家不是抽象物，而是垄断资本的工具。只要托拉斯和银行还没有为人民的利益而被剥夺，国家之间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在托拉斯之间一样。最强大的国家主动放弃自己的力量优势，纯属毫无意义的乌托邦，就像在托拉斯之间主动分配资本一样。在保留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情况下，民主“联邦”只能是国际联盟的最糟糕的翻版，只具有后者的缺陷，却没有它的幻想。
命运的帝国主义主宰者枉费心机地企图恢复其名声，已经被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彻底败坏的拯救计划。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仆从徒劳地炼制早就变成了自己的漫画的和平主义的灵丹妙药。进步工人不允许自己再受欺骗，签署和约的将不是那些进行战争的力量，工人和士兵能够制定自己的和平纲领。
保卫苏联
揭开了世界大战之幕，直接导致对波兰人民的奴役的斯大林与希特勒的联盟，是苏联软弱和克里姆林宫在德国面前惊慌失措的结果。对这个软弱的责任也落在那个克里姆林宫的头上：它的在统治帮派与人民之间造成不可逾越的鸿沟的国内政策，为斯大林官僚集团的利益而牺牲世界革命利益的对外政策。
作为与希特勒联盟的抵押和防卫希特勒的保障而出现的对波兰东部的占领，伴随着对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半封建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国有化，否则，克里姆林宫就不能把被占领土纳入苏联。被扼杀和被侮辱的十月革命向世人昭示，它还活着。
在芬兰，克里姆林宫没能完成类似的社会变革。帝国主义动员的“保卫芬兰”的世界舆论，英国和法国直接干预的威胁；希特勒的急躁，他必须在法英两国军队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前完成对丹麦和挪威的占领，所有这一切都迫使克里姆林宫放弃把芬兰苏维埃化，仅限于占领必要的战略阵地。
入侵芬兰无疑会引起苏联人民群众的深刻谴责。但是，进步工人明白，克里姆林宫寡头的罪行不能把苏联存在的问题从日程上消除。它在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不是单纯地推翻集权官僚，而是消灭所有制中的新因素，计划经济初次尝试的失败，将使整个国家变成殖民地，即让帝国主义得到巨大的自然资源，使它可以延期到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人民和世界工人阶级都不希望这点。
芬兰对苏联的抵抗虽然十分英勇，但也不是独立的民族防御行动，正如最近挪威对希特勒的抵抗一样。赫尔辛福斯政府宁愿选择对苏联投降，也不愿把芬兰变成英国和法国的军事基地，它自己对此十分清楚。从我们这方面，充分承认每个民族的独立权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即在今天的战争中，这个权利比羽毛重不了多少。我们应该根据主要因素来决定我们政策的基本路线，而不是根据无足轻重的因素。第四国际提纲说道：“国防思想，特别是它与保卫民主思想一致时，最容易欺骗小国和中立国（瑞士，特别是比利时、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工人。……只有瑞士偏远地区愚钝透顶的小资产者（罗伯特·格里姆[5]型的），才会认真地认为，他被卷入其中的世界大战是保卫瑞士独立的手段。”这几句话在今天获得特殊的意义。那些假革命的小资产者认为似乎可以根据红军入侵芬兰这样的策略细节来决定保卫苏联问题中的战略，他们一点儿也不比瑞士社会护国主义者格里姆高明。
世界资产阶级刊物就苏芬战争所展开的运动，就其团结一致和疯狂来说，是很有说服力的。不是克里姆林宫的背信弃义和暴力引起资产阶级的愤怒，因为整个世界政治史都是用背信弃义和暴力的语言写成的。恐惧和愤怒是由芬兰社会变革——它将按照红军在波兰东部所唤起的变革的范例——的前景所引发的。事情关系到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新威胁。反苏运动完全是阶级性的，它再一次表明，由于十月革命奠定的社会基础——官僚本身的存在最终也要取决于它们，苏联仍是工人国家，它使全世界资产阶级害怕。它与苏联的暂时协议不能改变下面的事实，即“世界帝国主义与苏联之间的历史规模的矛盾，比使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彼此对立的对抗要深刻得多”（《第四国际与战争》）。
无数小资产阶级分子昨天还准备承认，苏联是反对法西斯的“民主”力量集团聚集的轴心，今天，当他们自己的祖国受到来自希特勒方面的危险的威胁时，突然发现不帮助他们的莫斯科的政策是帝国主义政策，在苏联和法西斯国家之间没有区别。
自觉的工人回答说：“谎言！”有区别。资产阶级对这个社会区别的评价，要比激进的饶舌者更好、更深刻。诚然，在个别的，而且还是落后的国家中的生产资料国有化，还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然而，经验证明，它能够推动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前提，即生产力的有计划的发展。说生产资料国有化本身不能创造人民群众的幸福，以此为理由就对它弃之不顾，就像以没有墙和房顶就不能居住为理由，去破坏坚固的砖地基一样。自觉的工人知道，不保卫以前赢得的东西，不管它们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争取彻底解放的成功的斗争是不可思议的。何况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保卫如计划经济这样巨大的成果是必需的。谁不善于保卫旧阵地，他就永远不会赢得新阵地。
第四国际可以保卫苏联，但只用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教育工人正确理解国家的阶级性——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工人的——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中的每一个的内部矛盾，意味着让工人有机会在每一个具体形势中得出正确的实际结论。在与莫斯科寡头进行不倦的斗争时，第四国际坚决清除能够促进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政策。
对我们来说，保卫苏联与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一致的。我们彻底否定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它是斯大林主义的无知和反动的产物。为社会主义拯救苏联的只能是国际革命。但国际革命带给克里姆林宫寡头的是不可避免的灭亡。
争取以革命推翻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集团
在对“民主国家”五年的奴颜婢膝后，与希特勒结盟，并帮助他扼杀了波兰人民时，克里姆林宫表现出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无耻的轻蔑；在入侵芬兰前夕可耻的沙文主义的自吹自擂和在与后者的战斗中同样可耻的没有战斗能力；把芬兰人民从资本家手中“解放出来”的大喊大叫的许诺和对希特勒的怯懦投降，斯大林制度在历史关键时刻就是这样展示自己的。
莫斯科的几次审判已经暴露，集权寡头已成为国家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居民不断提高的水平和日益复杂的经济要求再也不能容忍官僚窒息了，但是，寄生匪帮不想让步。在保卫自己的阵地中，它消灭了国家的精英。不应该认为，在12年内完成了三次革命的人民突然变傻了。他们被压抑，不知所措，但他们仍在观察和思考。官僚每天都以专横、压迫、侵吞和血腥报复向他们揭示自己的存在。半饥半饱的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仇恨地彼此低声议论发狂的委员们的挥霍无度和乖戾。在斯大林60寿辰前，乌拉尔工人被迫在一年半中，用宝石制作可僧的“人民之父”的巨型雕像，这个行动配得上波斯的薛西斯一世[6]和埃及的克娄巴特拉[7]。能够允许这种卑下行径的制度，不能不引起群众的厌恶。
对外政策与对内政策一致。如果克里姆林宫政府表达的真正是工人国家的利益，如果共产国际为世界革命服务，小国芬兰的人民群众就不能不向往苏联，红军的入侵或是根本就不需要，或是马上就会被芬兰人民理解为解放的革命行动。事实上，克里姆林宫整个此前的政策把芬兰工人和农民从苏联身边推走。同时，希特勒在那些他侵入的中立国家中，得到了所谓的“第五纵队”的帮助，斯大林在芬兰国内得不到任何帮助，虽然芬兰有1918年起义的传统和芬兰共产党的长期存在。在这些条件下，红军的入侵具有直接和公然的军事暴力的性质。莫斯科寡头对这次暴力应负全部责任。
战争是对制度的公正的检验。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果是，虽然有表面上的成功，但苏联的国际处境已经明显恶化。克里姆林宫的对外政策让世界工人阶级的广泛阶层和被压迫人民离开苏联，在世界各种力量的斗争中，莫斯科占领的战略据点是无足轻重的。然而，德国获得了波兰最重要的、工业化程度更高的部分，并实现了与苏联陆路边界的接壤，即东进的大门。通过斯堪的纳维亚，德国能够控制波罗的海，把芬兰湾变成一个封闭的瓶子，被激怒的芬兰落入希特勒的直接监督之下。在列宁格勒边界外，苏联本来面对的是弱小的中立国，现在却是强大的德国。被斯大林消灭了首脑的红军的软弱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苏联内部各民族的离心趋势增强，克里姆林宫领导的声望低落。今天，西边的德国和东边的日本比在克里姆林宫的芬兰冒险之前，更加感到信心十足。
对事件的严厉警告，斯大林在其贫乏的武库中找到的唯一答复是，他用更没有个性的铁木辛哥[8]取代了伏罗西洛夫。这一手腕的目的，像以往在类似情况下一样，是转移人民和军队对灾难的主要罪人的愤怒，让一个其无足轻重性能够保证他的可靠性的人来领导军队。克里姆林宫再次暴露了它是失败的主要策源地。只有粉碎这个策源地，苏联的安全才有保障。
准备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当权的莫斯科帮派，是第四国际的核心任务之一。这不是一个简单轻松的任务。它要求英雄主义和牺牲。但是，人类进入的大震荡的时代将给予克里姆林宫寡头一个接一个的打击，动摇它的集权机关，提高工人群众的自我感觉，从而有助于第四国际苏联支部的形成。事件将有利于我们，如果我们善于帮助它们的话。
殖民地人民在战争中
战争给帝国主义宗主国造成了巨大困难和危险，以此为各国被压迫人民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欧洲的大炮轰鸣宣告他们的解放时刻的临近。
如果世界和平改造的计划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乌托邦的话，那和平解放殖民地的计划就是双倍的乌托邦。相反，我们将眼看着最后的半自由国家——阿比西尼亚、阿尔巴尼亚、中国……沦为奴隶。整个今天的战争是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一些国家想夺取它们，另一些国家不愿意交出它们，谁也不打算自愿地解放它们。衰落的宗主国不得不尽可能多地从殖民地索取，尽可能少给它们东西。只有被奴役人民的直接公开的革命斗争，才能为他们开辟解放之路。
因而，“保卫祖国”在争取独立民族国家而斗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与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有着原则性的区别。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应无条件地支持中国或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使落后的各国人民挣脱野蛮落后、割据和外国奴役，给予帝国主义以有力的打击”（《第四国际与战争》）。
同时，第四国际预先知道并公然警告落后国家的人民，他们迟到的民族国家再也不能指望独立的民主发展。在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包围下，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落后国家的独立将必然是半虚假的，而它的政治制度在内部阶级矛盾和外来压力的作用下，必然将会滑向反人民的专制：土耳其的“人民”党、中国国民党的制度是这样；印度明天的甘地制度也将是这样。从革命无产阶级的角度，争取殖民地民族独立的斗争，只是把落后国家引入国际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过渡阶段。
第四国际不用不可逾越的隔墙把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分开。它把它们结合起来，并让它们服从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世界斗争。我们这个时代唯一真正的革命力量是国际无产阶级，消灭所有社会和民族压迫的唯一现实的纲领，就是革命的纲领。
中国的悲惨经验对所有被压迫人民来说，都是极大的教训。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是有胜利的机会的。统一的、改造过的中国今天就会是远东的伟大的自由堡垒，亚洲以及整个世界的命运就会彻底改观。但不相信中国群众的克里姆林宫寻求与将军们的友谊，以自己的全部威信让中国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帮助蒋介石镇压中国革命。希望遭到欺骗、被分解和削弱的中国才使得日本的武装干涉能够得手。
像所有注定要灭亡的制度一样，斯大林寡头已经不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从日中战争开始，克里姆林宫就再次让共产党听凭蒋介石奴役，把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扼杀在萌芽中。战争已经接近三年了，如果中国方面进行的是在土地革命基础上的真正的人民战争，它的火焰会把日本士兵烧焦，那么，这场战争早就以日本的真正灾难而告终了。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害怕自己的武装群众比害怕日本强盗更甚。如果蒋介石这个中国革命最凶恶的刽子手为局势所迫进行战争，那他的纲领仍是镇压本国的工人，与帝国主义分子妥协。
亚洲东部的战争今后将日益与世界帝国主义战争融为一体。中国人民只能在自己年轻、忘我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赢得自己的独立，世界革命的复苏将还给他必要的自信，并为他指出坚定的路线。我们的中国支部发展成一个强大的革命党，已被事件的进程提上了日程。
在印度，人民群众已经从战争的头几个星期就显示出自己不断增强的压力，迫使机会主义的“民族”领袖们用他们所不习惯的语言说话。但如果印度人民相信这些响亮的词句的话，那将是他的不幸！在民族独立口号的掩盖下，甘地急忙声明，决不给陷在今天严重危机中的英国制造困难。好像被压迫者何地、何时不利用自己压迫者的困境曾赢得过解放似的。
甘地对暴力的“道义”上的厌恶，反映的只是印度资产阶级对本国人民群众的害怕而已。它有充分理由害怕，英国帝国主义把它卷入自己的衰落中。伦敦从它那方面发出警告，一旦表现出不顺从，就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前线不足的飞机当然也包括在内。在殖民地资产阶级与英国政府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分工：甘地需要张伯伦和丘吉尔的威胁，以便更好地使革命运动瘫痪。
在印度，帝国主义战争对印度资产阶级越是成为一桩大买卖——它为原料开辟极其有利的销售市场，从而迅速推动印度工业向前发展，群众与资产阶级的对抗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变得更加尖锐。如果大英帝国的彻底覆灭切断了把印度资本与伦敦城联结在一起的脐带，民族资产阶级立即会在纽约的华尔街寻找新的庇护人。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重力规律决定了它的政策。
只要解放运动还处于剥削阶级的监督之下，它就不能脱离困境。只有在民族独立的旗帜下的土地革命，才能把印度连接成一个整体。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将不仅指向英国统治者，还反对印度的公爵、外国租赁、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国民代表大会的领袖们，还有穆斯林联盟的领袖们。第四国际的紧急任务是在印度建立牢固稳定的支部。
克里姆林宫在阶级合作的背信弃义政策的帮助下，在5年内帮助各资本主义政府作战争准备，一旦资产阶级不再需要和平主义的面具，该政策就被资产阶级一下子消灭了。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不仅在中国和印度，还有拉丁美洲，“人民阵线”的招摇撞骗仍继续使工人群众瘫痪着，把他们变成“进步”资产阶级的炮灰，从而为帝国主义在当地建立政治基地。
北美武装的骇人听闻的增长，为西半球乱成一团的矛盾的暴力解决作好准备，也应在近期尖锐地提出拉丁美洲今后命运的问题。“睦邻友好”的幕间剧也接近尾声。罗斯福或他的继任者很快就会用铁手套换下天鹅绒手套。第四国际提纲宣布：“中美洲和南美洲要想摆脱落后和奴役，只能把自己所有国家联合成一个强大的联邦。负有解决这个宏伟的历史任务使命的，不是迟到的南美资产阶级，它是卖身投靠的外国帝国主义的代理，而是年轻的南美无产阶级，它负有作为被压迫人民群众的领袖的使命。因此，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暴力和诡计，反对当地买办集团的血腥工作的斗争口号是：中南美洲苏维埃联邦。”六年前写的这几行文字，现在具有格外强烈的现实性。
只有在自己的革命领导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才能与宗主国的无产阶级以及全世界工人阶级建立牢不可破的合作。只有这样的合作，才能通过推翻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完全彻底解放被压迫人民。国际无产阶级的胜利可以使殖民地国家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痛苦，使它们有可能与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携手进入社会主义。
不断革命的前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意味着，落后国家应该等待先进国家的信号，殖民地人民应该耐心地等待宗主国无产阶级来解放他们。只有自助者才能得到帮助。凡是具有有利条件的国家，不管它是殖民地国家还是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都应该展开革命斗争，并以此给其他国家的工人树立榜样。只有首创和行动、果断和英勇，才能真正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
叛卖的领袖对战争的责任
西班牙革命的胜利可以开辟整个欧洲革命变革的新纪元，并以此来防止今天的战争。但蕴涵所有胜利可能性的英勇的革命，却在无政府主义者的积极促进下，窒息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拥抱中。世界无产阶级又失去了一个伟大的希望，又增加了一个巨大的叛卖。
法国无产阶级强大的运动在1936年6月为革命夺取政权创造了极端有利的条件。苏维埃法兰西共和国马上就会成为欧洲的革命领导者，在所有国家中引起革命反响，震荡集权制度，从而使人类避免帝国主义屠杀和它的无数牺牲。但列昂·布吕姆和列昂·茹奥的卑鄙透顶、怯儒和叛卖的政策，在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的积极支持下，导致近10年来最有希望的运动之一的失败。
扼杀西班牙革命和对法国无产阶级进攻的怠工，是今天这场战争前夜的两个悲惨事实。资产阶级确信，只要类似的“工人”领袖听凭自己的支配，它就能够为所欲为，甚至对各国人民进行一场新的屠杀。第二国际的领袖们阻止无产阶级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进程中推翻资产阶级。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领袖们帮助资产阶级发动第二场帝国主义战争。让它成为它们的政治坟墓吧！
第二国际
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第二国际立即破裂，分成两个被战壕分开的阵营。每个社会民主党都保卫自己的祖国。只是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之后，彼此敌视的兄弟—叛徒才和解，相互宣布赦免。
现在，第二国际的情况表面上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它的所有支部无一例外地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在盟国的阵营中：一些是因为它们是民主国家的政党，另一些则是因为成了交战国或中立国的侨民。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中，在霍亨索伦王朝的旗帜下推行可鄙的沙文主义政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今天成了“失败主义”的党，为法国和英国服务。认为这些可靠的仆从成了革命者，是不可饶恕的。原因很简单：威廉二世的德国在议会、地方自治政府和工会中和其他职位上，为改良主义者提供了个人福利的广泛的可能性。保卫帝国主义德国，就是保卫里面装着许多美味的大盆，保守的工人官僚就是用它来进餐的。六年前写的我们的提纲警告说：“只要政治制度能够保证社会民主党的利润和特权时，它就是爱国的。”俄国的孟什维克和民粹党人在杜马有自己的党团、自己的报纸、自己的工会官员时，甚至在沙皇的统治下都是护国的，并期望在这些道路上获得更大的成功，现在，当他们失去了这一切之后，他们对苏联持失败主义的立场。
因而，今天的第二国际的一致可以用这点来解释，即它的所有支部都追随着“民主”军队的车队，希望盟国能够拯救民主国家工人官僚的这些职位和收入，恢复集权国家中的这些职位和收入。社会民主党不会超越对“民主”资产阶级庇护的无力的期望。这些政治残废甚至在事关他们自己的利益时，也不会进行斗争。
在斯堪的纳维亚这个第二国际最可靠的避难所中，最清楚地暴露出这点，数年来，那里的三个国家都由清醒的、现实的、改良主义的和和平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执政。这些先生称保守的君主民主加国教，再加上悭吝的社会改革为社会主义，在一定时期内，有限的军费可以保证这些改良的机会。身后有国际联盟的支持，有“中立”的盾牌的掩护，各斯堪的纳维亚政府指望着可以永远这样平静和平地发展下去。但帝国主义主子们根本不理睬他们的算盘，他们只好在命运的打击下东躲西藏。在苏联入侵芬兰后，三个斯堪的纳维亚政府都宣称自己对芬兰保持中立。在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后，瑞典宣布自己对两个被进攻的牺牲保持中立。丹麦居然有办法对自己保持中立。只有挪威在其保护者英国的枪口下，做了几个象征性的自卫姿态。这些英雄们准备以民主祖国为代价生存下去，但不打算为它牺牲。他们没有预见到的战争顺便打翻了他们对君主制的和平演变的希望。斯堪的纳维亚这个天堂、第二国际希望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就变成了整个帝国主义地狱的一部分。
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只知道一种政策，即消极适应的政策。在衰落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他们除了一个接一个地交出自己的阵地，没有其他道路，削减自己本来就很可怜的纲领，降低要求，越退越远，直到除了老鼠洞外已无路可退为止；但帝国主义无情的手还是拎着他们的尾巴把他们从那里拽出来。第二国际的简史就是这样。今天的战争第二次打击它，应该认为，这次将把它彻底消灭。
第三国际
退化的第三国际的政策是粗陋的机会主义和肆无忌惮的冒险主义的结合，使工人阶级士气低落的影响，如果还有的话，比它的哥哥第二国际还大。革命党把自己的政策建立在工人阶级的意识上。共产国际除了污染和毒害这个意识外，什么也不做。
每个交战阵营的官方宣传员都揭露另一个阵营的罪行，有时完全正确。戈培尔讲述的英国和印度的暴力中有许多真实之处。法英两国报刊对希特勒和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述评中有许多入木三分的东西。然而，这些片面的宣传是最糟糕的沙文主义毒物，一半的真相是最危险的谎言形式。
今天的共产国际的宣传也属于这种类型。在对民主国家拙劣地奉承了五年，那时，全部“共产主义”都归结为单调地揭露法西斯侵略者，之后，共产国际突然发现了西方民主国家的罪恶的帝国主义。从左向后转！今后，不再对粉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占领丹麦和挪威以及希特勒匪帮对波兰人和犹太人的令人发指的兽行有只字的谴责！希特勒被描写成温和的素食主义者，西方帝国主义分子不断地挑拨他。在共产国际的刊物上，英法联盟被称为“帝国主义反对德国人民的联盟”。连戈培尔都想不出更好的东西来！侨居的德国共产党对祖国充满了强烈的爱。但由于德国这个祖国并非不再是法西斯国家，结果德国共产党所持的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立场。最后，斯大林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获得血肉的时刻终于来临。
共产国际的法国和英国支部的所作所为，乍看起来是截然相反的：与德国人不同，他们不得不攻击自己的政府。但这个突如其来的失败主义不是国际主义，而是改头换面的护国主义：这些先生认为克里姆林宫是祖国，他们的福利取决于它。许多法国的斯大林分子在迫害下表现出无疑的勇气。但这个勇气的政治内容却被粉饰敌对阵营的强盗政策所玷污。法国工人对此应作何感想呢？
反动派总是把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描写成外国敌人的代理人。今天的共产国际为其法国和英国支部制定了同样的规则，当他们自己为类似的指责制造依据时，他们以此强行把工人赶到护国主义阵营之中，或是使他们陷入不知所措和消极中。
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很简单：它把共产国际和石油、锰一起出卖给希特勒。但这些人以狗一样的顺从让别人出卖自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共产国际内在的腐朽。克里姆林宫的代理人没有原则、荣誉和良心，只剩下灵活的脊梁。但脊梁灵活的人永远都不是革命的领导人。
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友谊不是永远不变的，甚至都不是长久的。早在我们的宣言到达群众手中之前，克里姆林宫的对外政策就可能发生新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宣传的性质也将改变。如果克里姆林官与民主国家接近的话，共产国际将重新从自己的仓库中拿出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罪行的褐皮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宣传将取得革命性。改变了称呼，但它仍是奴颜婢膝的家伙。革命政策首先要求对群众说真话，然而共产国际系统地扯谎。我们向全世界劳动者呼吁：别相信骗子！
殖民地的社会民主党员和斯大林分子
与剥削者联系在一起的，与特权利害攸关的政党，在生理上就不能对受压迫最深的劳动者和对被压迫人民推行真诚的政策。因此，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在其对殖民地的关系中，格外直观地暴露出它们的本来面貌。作为奴隶主的辩护律师和奴役利润的参与者，第二国际在殖民地国家中没有自己的支部，如果不算主要是法国共济会会员的殖民地官员和骑在当地居民背上的一般“左的”钻营者的偶然集团的话。及时地放弃了恢复殖民地居民反对“民主的祖国”的非护国主义思想，第二国际为自己赢得了为资产阶级提供殖民地部长——奴隶的监工（西德尼·韦伯、马里乌斯·穆特）——的权利。
第三国际从对各被压迫人民英勇的革命号召开始，在短短的时期内已经在殖民地问题上也彻底卖身投靠了。在前几年，当莫斯科看到今后与帝国主义民主国家结盟的可能性时，共产国际不仅对阿比西尼亚、阿尔巴尼亚，还对奥地利提出了民族解放的口号。对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它客气地局限于“理智”的改革愿望。那时，共产国际不是保护印度免遭英国的奴役，而是不受日本可能的侵犯，突尼斯免遭墨索里尼獠牙。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印度、埃及、阿尔及尔的彻底独立！差一点儿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都不答应。阿拉伯人和黑人再次在斯大林身上找到最好的朋友，当然是在如果不算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德国支部以这个寄生小集团特有的无耻，保卫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免遭英国帝国主义的侵犯。这些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当克里姆林宫的方针重新转向西方民主国家时，他们将再次毕恭毕敬地在伦敦和巴黎面前为允许殖民地自由派进行改革而斡旋。
与第二国际不同，共产国际由于自己的伟大传统，在殖民地享有无疑的影响。但随着它的政策的演变，它的社会基础也发生了变化。当前，共产国际在殖民地国家中依赖的阶层，是第二国际在宗主国中传统依赖的阶层。帝国主义成功地借助其超额利润的碎屑，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形成当地的工人贵族的类似物。虽然与宗主国的自己的原型相比，他是微不足道的，但在总体贫困的背景下，他已经很突出了，所以他牢牢地抓住自己的特权。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官僚和贵族与国家官员一起，提供了克里姆林宫的“朋友”的格外奴颜婢膝的骨干。在拉丁美洲，这种类型的最令人反感的代表是墨西哥律师隆巴多·托列达诺，克里姆林宫为了奖赏他的暖昧的效劳，把他抬到了拉了美洲工会联合会主席这个有名无实的职位上。
战争尖锐地提出阶级斗争的问题，给这些变戏法的人和看风使舵的人造成越来越难堪的处境，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应该利用这种情况，把共产国际永远赶出殖民地国家。
中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战争检验一切有活力的，摧毁一切腐朽的，它对已经过时的两个国际有致命的危险。共产国际的相当一部分官僚将必然转向自己的帝国主义祖国，尤其是在苏联失利的情况下。工人则相反，将日益向左转。在这些条件下，分裂和脱离是不可避免的。一系列征兆表明，第二国际“左翼”可能退出。不同起源的中派主义集团将分分合合，形成新的“阵线”和“阵营”等。但是，我们的时代将对它们表明，它不能容忍中派主义。所有中派组织中最严肃和最真诚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西班牙革命中所扮演的可怜和悲惨的角色，将作为严厉的警告，永远留在进步无产阶级的记忆中。
但历史喜欢重复。不能排除建立第二半国际型的国际组织的尝试，这次是第三又四分之一国际。类似的创举只有在它是发生在工人群众中的更加深刻的过程的反映时，才值得关注。但可以预先有把握地说，中派主义“阵线”、“阵营”、“国际”没有理论基础、革命传统、完整的纲领，只能是昙花一现。我们对它们的帮助，就是对它们的犹豫不决和半途而废的无情的批评。
如果我们不提无政府主义的话，工人阶级旧组织破产的图景就不完整，它的衰落是新时代最无可争议的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前，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就已经成了最糟糕的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直接仆人。在上一次战争中，无政府主义的多数国际领袖都成了护国主义者。在西班牙，在内战白热化时，无政府主义者当上了资产阶级的部长。无政府主义空谈家们在国家不需要他们时，否定国家。在危险时刻，他们像社会民主党员一样，成了资本的代理人。
无政府主义者没有纲领、没有思想地进入了今天这场战争，却带着被背叛西班牙无产阶级所玷污的旗帜。现在，他们除了掺杂着爱人类说教的护国主义和败坏士气外，已经不能把任何东西带入工人队伍中。在寻求与真正准备为自己阶级而斗争的工人无政府主义者接近时，我们同时要求他们与那些领袖彻底决裂，后者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革命中，都是资本的跑腿。
工会和战争
在垄断资本巨头凌驾于国家政权的官方机构之上，居高临下地对它们颐指气使时，工会的机会主义领袖们在政权的脚下忙碌着，为它在工人群众中建立支柱。在工会内部保持工人民主的情况下，就不能完成这项可耻的工作。工会制度步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后尘，也变得越来越专横。在战时，工会官僚将彻底沦为本国总参谋部在工人阶级中的战地宪兵。
但无论如何殷勤都不能拯救它。战争带给今天的改良主义工会的是破坏和死亡。最积极的年龄段的人都被动员参加这场屠杀。代替他们的是少年、妇女和老人，即最不能反抗的人。经历战争的国家遭到了如此严重的破坏，工人的生活水平似乎被抛到了100年前。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中，改良主义的工会才有存在的可能。在战争中，第一个被打败的就是腐朽透顶的民主。在其彻底衰落时，它把所有那些作为它的支柱的工人组织一起拖入深渊。已经没有改良主义工会的位置了。资本主义反动将无情地粉碎它们。现在必须对此大声地向工人提出警告。
新时代要求新方法。新方法要求新领袖。拯救工会只能有一个方法：把它们变成以战胜资本主义无政府现象和帝国主义掠夺为目的的战斗组织。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工会将扮演主角。但它的前提条件是推翻资本家阶级和把生产资料国有化。如果工会不想被埋葬在战争的废墟之下，它们就应该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第四国际
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但它不害怕战争。它在阶级敌人选择的舞台上接受战斗。它高举飘扬的旗帜走上这个舞台。
第四国际是唯一正确地预见到世界事件的总体进程的组织，对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提出了警告，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和平主义欺骗和斯大林派的小资产阶级冒险，为反对在“人民阵线”旗帜下的阶级合作而斗争，把在西班牙扮演叛徒角色的共产国际和无政府主义分子及时地钉上耻辱柱，毫不妥协地批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中派主义幻想，始终不渝地以革命阶级斗争的精神锻炼自己的干部。我们对战争的政策只是我们和平时期政策的集中和继续。
第四国际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花岗岩上制定自己的纲领。它否定可鄙的折中主义，后者今天盛行于各个阵营的工人官僚队伍中，往往作为对资产阶级投降的掩饰来为它服务。我们的纲领是在一系列文件中阐述的，每个人都能看到它。它的实质可以浓缩为两个词：无产阶级专政。
第四国际完全彻底地站在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传统和它的革命方法的基础上。让激进的小资产者唠唠叨叨地反对集中主义。哪怕是参加过一次罢工的工人都知道，没有纪律和坚强的领导，任何斗争都是不可能的。整个我们的时代都充满了集中主义精神。垄断资本主义把经济集中推到了极限。国家集中主义以法西斯主义的面貌出现，采取了集权主义的性质。民主越来越向这个榜样看齐。工会官僚无情地保护自己的制高点。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恬不知耻地利用国家机关来进行反对革命的斗争。在这些条件下，成功的基本保障是用革命的集中主义来对抗反动的集中主义。必须有用铁的纪律融为一体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对久经考验的革命家的真正选择，他们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对胜利怀着坚不可摧的信心。系统、精心地准备自己的进攻，当决定时刻敲响之时，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阶级力量投入战场，只有自己不犹豫的集中的党，才能把这教给工人。
空虚的怀疑主义者喜欢以布尔什维主义退化为官僚主义为借口，似乎历史的整个进程都取决于党的建设，事实上，党的命运取决于阶级斗争的进程。无论如何，布尔什维克党是唯一一个用事实证明自己能够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党，今天的国际无产阶级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党。如果资产阶级制度不受惩罚地走出这场战争，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都会退化。如果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话，引起退化的条件就不复存在。
在反动派胜利、群众绝望和疲惫的条件下，在工人阶级历史组织恶性瓦解毒害的政治气氛中，在重重困难和障碍下，第四国际的发展必然是缓慢的。在这段时间中，乍看起来是更加广泛和更有希望的左翼联合的尝试，已经由傲慢地对待我们的工作的中派主义者做过了。但所有这些野心勃勃的尝试都将在群众记住它们的名称之前，就烟消云散了。只有第四国际继续坚持不懈地、越来越顺利地逆潮流而上。
真正的革命组织的首要特点，是在事件的每一个新的转折中严肃地制定和检验自己的观点。集中主义是民主的产物。我们的支部在战火中热烈地讨论无产阶级政策的所有问题，检验自己的方法，顺便摒弃所有只是为了反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而加入我们之中的不稳定分子。与不可靠的同路人划清界限，是形成真正的革命党的不可避免的附加开支。
在各个国家中，我们的绝大多数同志都经受住了战争的最初的考验。这个事实对第四国际今后的命运有着无可估价的意义。我们组织的每一个普通成员不仅有权，而且必须感到自己是那支将在事件的火焰中建立的革命军队的军官。一进入群众革命舞台，机会主义、和平主义和中派主义的纲领就会立刻暴露出它们的微不足道。工厂、矿山、工会、团队、军舰上的一个真正的革命家，都要比闭门造车的一百个小资产阶级假革命家重要得多。
大资产阶级政治家在第四国际角色的问题上，要比小资产阶级迂夫子分辨得清楚得多。在外交关系破裂前夕，法国大使库隆德和希特勒在最后一次会见时彼此用战争后果恫吓，两人在一点上达成共识，即“唯一真正的胜利者”将是第四国际。在对波兰开战之后，法国、丹麦和其他国家的大型报刊都报道说，在柏林工人区的街道上出现了“打倒斯大林，托洛茨基万岁！”的标语，这意味着：打倒第三国际，第四国际万岁！在布拉格，更坚决的工人和大学生组织在民族独立日举行示威游行时，“保护人”男爵涅拉特在官方通报中说，对这次示威游行负责的应是捷克的“托洛茨基分子”。所有这些目前还只是征兆。但它们准确无误地指出了发展方向。战争将把新一代工人引上革命道路，他们将站在我们的旗帜下。
无产阶级革命
历史经验确定了、理论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1）绝望的形势和由此产生的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惊慌失措；（2）小资产阶级队伍中的强烈不满和对彻底改变的追求，没有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大资产阶级就维持不下去；（3）在无产阶级队伍中意识到局势的难以忍受并准备实施革命行动；（4）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明确的纲领和强有力的领导。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四个条件。许多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条件很难同时达到必要的成熟程度。战争正是因此往往在历史上成为革命之母，它动摇衰朽的制度，削弱统治阶级，增强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愤懑的增长。
不只是在交战国中，还有中立国家中的资产阶级的惊慌失措、人民群众的担心和不满现在已经如此之大，而且在战争的每一个月中都在增长。诚然，无产阶级在近20年中遭受了一个又一个失败，一个比一个更加沉重，它对自己的旧党失望，无疑会在沮丧的状态中迎接战争。但是，无须过高评价类似情绪的稳定性和长久性，事件造成了它们，事件同样会让它们烟消云散。
战争和革命一样，首先是年轻人的事。数百万年轻人在工业中找不到工作，以失业者开始自己的生活，因此而置身于政治生活之外。今天或明天，他们将找到自己的位置：国家把他们组成团队，并以此开辟他们的革命联合的机会。无疑，战争也能打消老一辈的冷漠。
还剩下一个领导问题。这次，在两个国际为帝国主义服务，而真正的革命分子是微不足道的少数的情况下，革命是否仍将被出卖？换言之，我们是否来得及及时地建立能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党？为了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正确地提出它。当然，由于革命领导的不成熟，一个或另一个起义可能或一定会以失败而告终。但事关的不是一次起义。事关的是革命时代。
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出路，如果不认为垂死挣扎的拖延是出路的话。应该对漫长的数年之久的、如果不是几十年之久的战争、起义、短暂的停火、新的战争和新的起义作准备。年轻的革命党应该依据的是这个前景。历史让它支配的是充足的机会和可能，让它充分展示自己，汲取经验和成熟起来。先锋队越是迅速地团结起来，血腥震荡的时期就会缩短，我们的星球遭受的破坏就越少。伟大的历史课题无论如何都不会在革命党成为无产阶级的领导之前解决。速度和期限的问题有巨大意义；但它不能改变整个历史前景，也不能改变我们政策的方向。结论很简单：应该以十倍的精力进行培养和组织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工作。第四国际的任务就在于此。
简单地以上一次战争的悲惨结果为依据来论证自己的悲观结论的人，犯了最严重的错误。首先，上一次战争诞生了十月革命，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汲取它的经验教训。其次，今天的战争条件与1914年的战争有深刻的区别。包括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形势，现在要比25年前糟得多，而战争的破坏力要比25年前大得多。因此，这次有充分理由期待工人和军队有更加迅速和更加坚决的反应。
对群众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并没有白白过去。第二国际在几乎未被触动过的群众的民主以及和平主义幻想中汲取了自己的力量。工人认真地希望，1914年的战争将是最后一次战争。士兵捐躯战场，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避免新的屠杀。只是由于这个希望，人们能够使战争持续四年多。现在，民主和和平主义幻想几乎已经荡然无存。人们忍受今天的战争，已经不再相信它，除了新的锁链外，不再对它抱有任何希望。对集权制国家来说也一样。用自己的肩膀承受了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没有忘记它的教训的老一代工人，还远未走下舞台。战时还在上学的下一代，护国主义和和平主义的虚伪口号在他们的耳朵里还余音未绝。这些阶层的无可估价的政治经验，今天被沉重的战争机器所压制，明天，当战争迫使劳动者公然反对自己的政府时，就会显示出自己的力量。
战争提纲说：“当代资本主义彻头彻尾的反动、没落和强盗本质的暴露，民主、改良主义和和平主义的覆灭，对无产阶级来说，找到拯救不可避免的死亡的刻不容缓的强烈必要性，以新的力量把世界革命提上日程。”
不像19世纪那样，现在事关的不是简单地保证经济更快、更健康的发展；事关的是拯救人类避免自杀。正是这个历史问题的尖锐性，打掉了改良主义政党脚下的立足点。相反，革命党在它是历史的铁的必然性的执行者的意识中，找到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今后，不能再把今天的革命先锋队与在上一次战争初期提高了自己声音的分散的国际主义者等量齐观。那时，只有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革命力量。但是，除了列宁周围的不大的侨民集团外，它的绝大多数还没有摆脱民族局限性，还没有达到世界革命前景的高度。
第四国际在数量上，特别是在准备方面，比上一次战争初期的自己的先驱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它是巅峰时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直接继承人。它吸取了十月革命的传统，对两次帝国主义战争之间最丰富的历史时期的经验进行理论领悟。它相信自己和自己的未来。
我们再提醒一次，战争极度加速了政治的发展。那些昨天似乎还是与我们相隔数年之久的伟大任务，如果不是几十年之久的话，可能在近两三年内就直接摆在我们面前，甚至还要早。建立在习惯的和平条件下的纲领，不可避免地会无的放矢。相反，鼠目寸光的政治家觉得是“不现实”的第四国际的进步要求的纲领，将会在动员群众夺取国家政权的过程中，日益显示出自己的意义。在新的革命开始时，机会主义分子将会像25年前一样，企图向工人灌输不能在废墟和瓦砾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好像无产阶级有选择的自由似的！应该在历史提供的基础上进行建设。俄国革命表明，工人政权甚至可以在极其落后的国家中，在最深的贫困中崛起。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完成更大的奇迹。战争摧毁建筑物、铁路、工厂、矿山；但它不能破坏技术、知识和劳动素养。建立自己的国家，正确地组织自己的队伍，吸引资产阶级制度遗留下来的训练有素的力量参加工作，根据统一的计划组织生产，无产阶级不仅能在几年之内恢复被战争破坏的一切，还能为在团结一致的基础上的最伟大的文化繁荣创造条件。
怎么办
在德国军队击溃荷兰、比利时，粉碎了盟军的最初抵抗，战火蔓延到巴黎和拉芒什海峡时，第四国际通过了这个宣言。在柏林，已经开始庆祝胜利了。在盟国的阵营中则是将转变成惊慌失措的担忧。在此我们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对战争近几个阶段进行战略猜测。无论如何，希特勒巨大的军事优势现在就会给全世界的政治面貌打上自己的印记。
“在今天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是否必须帮助与德国法西斯作战的民主国家呢？”广泛的小资产阶级集团这样提出问题，对它们来说，无产阶级永远是资产阶级这个或那个派别的辅助工具。我们愤怒地否定这个政策。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制度之间当然存在着差异，就像不同等级的火车车厢存在着舒适度上的区别一样。但当整个列车坠入深渊时，舒适度上的差异就没有意义了。资本主义文明在滑向深渊。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覆灭面前，腐朽的民主和强盗般的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差异也在消失。
希特勒必然会以他的胜利和他的兽行引起全世界工人的强烈仇恨。但从这一理所当然的仇恨到帮助他的更加软弱，但不那么反动的对手之间，还横亘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对人类今后的命运来说，作为胜利者的英法两国的帝国主义者和希特勒、墨索里尼一样可怕。资产阶级民主已经无可救药。工人帮助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对外国法西斯主义，只能加速法西斯主义在自己国家中的胜利。历史提出的任务不是支持帝国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反对另一部分，而是把整个体系抛入深渊。
群众的军国主义化每天都在扩展。我们不打算用空洞的和平主义的抗议来敷衍军国主义化。所有重大问题都将在最近一个时期内用手中的武器来解决。工人不应该害怕武器，而是相反，要学会掌握它。革命者在战时不能脱离群众，像在和平时一样。布尔什维克不仅应该力求成为最好的工会会员，还应该是最好的战士。我们不允许资产阶级在最后时刻把未经训练或训练无素的士兵驱赶到厮杀的战场上。我们要求，国家立即给工人和失业者提供学习掌握步枪、手榴弹、机枪、大炮、飞机、潜艇和其他战争武器的机会。必须有与工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殊军事学校，以便工人能够成为训练有素的军事专家，能够担当指挥员的职务。
同时，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这场战争不是我们的战争。与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相反，第四国际不把自己的政策建立在资本主义政府的军事幸运之上，而是建立在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内战，推翻所有国家的统治阶级和进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上。从这个角度，战线的移动，首都的破坏，领土的占领，个别国家的覆灭，只是改造当代社会道路上的悲剧性的细节而已。
不论战争进程如何，我们都将完成自己的基本任务：向工人解释他们的利益与嗜血的资本的利益截然对立；动员劳动者反对帝国主义；宣扬交战国和中立国工人的任务是一致的；号召每一个国家中的工人与士兵成为兄弟，战线两边的士兵成为兄弟；动员妇女、青年反对战争；在工厂、矿山、农村、军营、前线、舰队中进行经常、顽强、不倦的革命准备工作。
这就是我们的纲领。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你们除了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外，没有别的出路！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84, стр. 11—28。该宣言由第四国际特别会议于1940年5月26日通过。
[2]《列宁全集》第26卷，第45页。
[3]吨位超过其次两个强国舰队之和。——译注
[4]旺代是法国西部省份，在法国大革命和执政内阁时期是王党叛乱分子的中心。——译注
[5]罗伯特·格里姆（Robert Grimm，1881—1956），瑞士社会民主党（1919年之前为该党主席）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齐美尔瓦尔德（1915）和昆塔尔（1916）代表会议主席。中派分子，曾参与组织第二国际。——译注
[6]薛西斯一世（Xerxes Ⅰ，？—公元前465），又译泽尔士一世，公元前486年起为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公元前480—公元前479年率领波斯军队对希腊进行远征，结果失败。——译注
[7]克娄巴特拉（Kleopatra，公元前69—公元前30），埃及末代女王（公元前51年起），属托勒密王朝。聪明且受过教育的克娄巴特拉先为J. 凯撒的情妇，公元前41年后又与马可·安东尼相好（公元前37年与其结婚）。对罗马作战失败，屋大维（奥古斯都）的罗马军队开进埃及后自杀。克娄巴特拉的形象在文学作品（W. 莎士比亚、G. B. 萧伯纳）和艺术作品（C. 提埃玻罗，P. 鲁本斯）中有反映。——译注
[8]铁木辛哥（Семё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Тимошенко，1895—1970），苏联元帅（1940），两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1940、1965），苏共党员（1919年起）。曾参加国内战争，任骑兵旅长和师长。苏芬战争时期任西北方面军司令。1940—1941年（7月以前）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卫国战争期间，于1941—1942年任西线总司令和西南线总司令，1941—1943年任西方面军司令、西南方面军司令、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和西北方面军司令。1945—60年先后任几个军区司令。1939—1952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52—1970年为苏共候补中央委员。1937—1970年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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