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克伦斯基欺骗的加契纳部队放下了武器，并决定逮捕克伦斯基。反革命讨伐的领袖克伦斯基逃跑了。军队的压倒多数表示支持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支持它所建立的政权。几十个来自前线的代表团匆匆赶往彼得格勒，以证明军队忠于苏维埃政权。任何对事实的歪曲、任何对革命工人、士兵和水兵的诽谤都不能帮助人民的敌人。工人和士兵的革命获得了胜利。
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呼吁那些追随反革命的个别部队立即放下武器，不要为一小撮地主、资本家的利益而兄弟相残、流血。人民再流的每一滴血都将成为你们的重负。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俄国将诅咒那些在人民敌人的旗帜下哪怕再多停留一分钟的人。
哥萨克们！请转到胜利的人民一边来！铁路员工们、邮电局职工们，你们所有人应该万众一心地支持人民政权！
《消息报》第215期
1917年11月3日
自行车营的士兵同志们：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我通报了我认为是可靠的转告我的一条消息，即在彼得格勒中心、在彼得保罗要塞中英勇地保卫革命的自行车营里，有一个反革命小集团，它与所谓的“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勾结，旨在解救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里的部长们。
自行车营士兵代表对我声明，这条消息是错误的。我只能为我被引入歧途而感到遗憾。当然，我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作为我们革命卫戍部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自行车营。
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
列·托洛茨基
《消息报》第216期
1917年11月4日
在这方面有两个彼此相关的问题：一是一般的镇压问题。二是出版问题。在内战期间要求取消一切镇压的要求，意味着要求停止内战。这样的要求可能或是出自无产阶级的敌人，或是支持这个敌对方的人。与之进行内战的敌人并没有向我们求和。我断定，谁也不能对我们为科尔尼洛夫的支持者做担保。在内战条件下禁止敌对的报纸是合法措施。向明确的出版制度过渡，当然是必需的。我们有意转到这样的制度上去。在我们党的刊物上，在起义之前很久，我们就不是从印刷厂老板的角度看出版自由的。现在采用的清除个别人的措施，也应该用于出版。我们应该剥夺印刷厂和纸张储备，让它们成为社会财产。（有人在座位上喊：“成为布尔什维克的。”）
我们的任务是把所有这些储备变成社会财产。所有集团——所有士兵和农民——都能提出对纸张和印刷厂的要求。每一个士兵、工人和农民都明白，我们夺取政权不是为了让垄断留在旧政权手中。我们说，《新时报》在选举中没有自己的支持者，它不能有一个铅字、一张纸，它没有权利存在。这个措施不应该是永久的，但是我们不能倒退回资本主义旧制度上去。政权归苏维埃是从资产阶级政治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苏沃林能出版大型报纸？因为他有钱。在立宪会议选举时，我们能否允许苏沃林分子散布诽谤？一份报纸的存在不是维系于居民的意志，而是银行的意志，难道可以想象吗？刊物的所有资金应该变成苏维埃政权的财产。你们说，我们要求出版自由是为了《真理报》。但那时我们是处于要求最低纲领的条件下。现在我们要求的是最高纲领。我不怀疑，工人农民代表站在我的一边。
将回到自己的部分的士兵、将回到自己村庄的农民将声明，有两个观点：有资产阶级报纸的出版自由；没收纸张和印刷厂，把它们交到工人农民的手中。
《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4页
〔1〕出版问题是联系对资产阶级出版机构推行强硬路线而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第一个发言的是拉林，他声明出版问题是不能与革命政权采取的所有其他限制——逮捕、搜查等分开的。当前，在我们扮演国民公会的角色时，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落到某个穆拉维约夫的手中。出版问题是一个局部问题，不能让它脱离保卫革命的整个措施体系。在阿瓦涅索夫和科列加耶夫的发言之后，列·达·托洛茨基做了这篇讲话，在他之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卡列林重复了小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并声明：“托洛茨基同志说我们从资本的角度考虑问题。那我要说，谁这么提出问题，谁就是从自己的权力的角度考虑问题。”在进一步的争论中，列宁发言，完全支持列·达·托洛茨基的论据。
争论的结果是，布尔什维克的决议以34票对24票通过，1人弃权。
在起义和镇压反革命企图阶段，查封资产阶级报纸不仅仅是出于纯战斗的要求，而且是在出版领域中建立新制度的必需的过渡措施，在这种制度下，资本家——印刷厂和纸张的主人——不能再是舆论垄断的制造者。
进一步的措施是没收私有印刷厂和纸张储备，把它们转交给中央和地方苏维埃，成为它们的财产，以便政党和集团可以根据自己的思想力量、即根据自己支持者的数量利用出版的技术设施。
恢复所谓的“出版自由”，即简单地把印刷厂和纸张还给资本家和毒害人民意识的人，是对资本意志的不能容忍的投降，是放弃工农革命的最重要的阵地之一，这无疑是反革命措施。
综上所述，中央执行委员会断然否决在出版问题上企图恢复旧制度的建议，在这个问题上无条件地支持人民委员会，反对出自小资产阶级偏见或干脆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利益的仆人的野心和蛊惑。
《第二届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4页
托洛茨基同志提醒说，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克伦斯基政府时期，都没有要求旧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做严格的汇报。但我们的苏维埃议会与一般的议会的不同之处是，我们没有不同的、彼此敌对的阶级的代表。我们的政权是劳动者和被压迫阶级的政权，所有一般的议会机制，在我们这里都是不适当的、毫无意义的。议会内部操作规则一般都是为在议会中平衡敌对的阶级服务的，也是为代表摆脱选举人的影响服务的。代表们以虚假的议会指令来掩饰，躲避选举他的群众的要求。我们这里没有这种情况。我们的当选代表不应该躲藏在形式主义的盾牌后面。我们这里代表与选民之间的关系大概与工会中的关系一样，是活生生的、直接的。就算我们没有形式上的保障，但我们有体现自己权力的实际可能。你们可以随时召回人民委员。你们可以以此实际上实现你们的监督。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不是各政党领袖和上层的幕后交易的产物，像我们在法国所看到的那样。我们的政权表达的是组织起来的群众的真正的意志。就算命令表面上不那么流畅，不够文从字顺，但有活力的创造的权利高于形式上的无可指责。我们的活动已经结出了果实。它不仅在整个俄国，也在国外引起了反响。土地法令深得民心，甚至哪怕是以外在加工完善的必要性而推迟颁布一天都是不可饶恕的。让疲倦者离开吧！我们在数量上弱小，但在质量上强大，我们将骄傲地高昂着头，继续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进。一位讲演者说到政权的垮台。但这不是垮台，而是净化。我们留下的人认为，不应该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派妥协集团做任何让步。如果你们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你们可以召回我们，但是，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路线。
托洛茨基同志说，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没有自己掌握政权的追求。布尔什维克建议第二届代表大会夺取政权，在那里有护国派分子。如果后者不愿意服从多数的意志而退席，这个罪过不应该由布尔什维克来承担。我们对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做了回应，但是，我们不能为妥协派的幽灵而牺牲新政府的纲领。
托洛茨基同志说，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党团想悄悄地把反人民的行李——与阿夫克森齐耶夫的联合、为金融资本服务的出版自由——带进政府中。我们不允许带着这些行李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入人民委员会。或是阿夫克森齐耶夫，或是我们。
在马克林同志的反驳之后，托洛茨基同志指出，令人厌恶的不是这些人和集团的本身，而是这些人和集团的策略。如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想进入苏维埃，我们将为此而高兴，但是，在与那些唆使士官生反对苏维埃的人进行谈判（不过我们没有阻止这些谈判）时，我们不能让国家失去政权机关。如果你们现在不想和我们一起前进，同时指责我们大权独揽，即我们没有为与你们达成妥协的虚幻的蝇头小利而使革命失去政府机制，那这意味着你们没有自己的面貌。你们是影子，因为戈茨们和唐恩们是资产阶级的影子，而你们仅仅是这些戈茨们的影子。
《第二届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8页
〔1〕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宣读了下面的声明：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党团建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人民委员会主席乌里扬诺夫·列宁做下面的紧急质询：在第二届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决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机构，政府完全对它负责，然而最近几天公布的一系列法今（以政府的名义）未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讨论，也未经它的批准。政府以这种方式行动，实际上破坏了公民自由的基础。我们对人民委员会主席质询：
一、法令和其他决定草案不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议，有何根据？
二、政府是否打算放弃它随意建立的根本不能允许的颁布法律的制度。
B. 卡列林、В. 萨皮罗、A. 什列伊杰尔、B. 德米特里耶夫斯基·亚历山德罗维奇、И. 涅斯捷罗夫、C.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И. В. 巴拉舍夫、А. 普罗尚、C. 扎克、Гр. 扎克斯
列宁、科列加耶夫等人参加了对该质询的讨论。结果是29票对23票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2人弃权。
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提出的质询确认：
工人群众的苏维埃议会在其方法上，与资产阶级议会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后者代表的是利益对立的各个阶级，那里，统治阶级的代表把操作规则和指令变成立法机构的武器；
苏维埃议会不能拒绝人民委员会在未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的情况下，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整体纲领的框架内颁布紧急法令的权力；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手中集中了对人民委员会全部活动的监督权，并能够撤换政府或它的个别成员；
与此同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下述事实表示遗憾，即提出质询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代表认为不能直接参加政府，所以也不能直接参与所有紧急法令的制定。
《第二届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31、32页
富人阶级反抗新的苏维埃政府，即工农兵政府。他们的支持者制止国家和城市职员的工作，号召银行职员停止工作，企图破坏铁路运输和邮电通讯联系等。
我们警告他们，他们在玩火。饥饿威胁着国家和军队。为了与饥饿进行斗争，在粮食机构、铁路、邮局和银行中认真地完成所有工作是绝对必需的。工农政府为保障国家所需要的一切而采取所有必要措施。
反抗这些措施，是反人民的犯罪。我们警告富人阶级和他们的支持者：如果他们不停止他们的怠工，导致停止粮食运输，他们将首先尝到他们自己所造成局面的恶果。有产阶级和他们的仆人将会失去获得食品的权利。他们所有的全部储备都将被征用。主要罪犯的财产将被剥夺。
我们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我们警告了玩火者。
我们坚信，如果这些措施是必要的话，我们将会得到所有忠于革命的公民、所有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支持。
军事革命委员会
《消息报》第218期
1917年11月7日
在扣押在英国的外国人中有两个俄国公民：格奥尔吉·契切林[1]和彼得罗夫。他们两人作为无可指责的崇高忘我的人在俄国广为人知，在他们以前的活动中没有任何疑点。
契切林和彼得罗夫这两个人显然是因为参加英国国内政治生活引起后者的反感，他们在那里捍卫并推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像苏格兰的马克林、德国的李卜克内西、奥地利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一样。如果英国当局认为这样的活动在联合王国的领土上是不能容忍的，那我只能以共和国政府的名义请求立即把上述两人以及与他们处于同样状况中的其他人遣送出大英帝国的边界，使他们能够返回俄国，他们在那里可以光荣地为自己人民的事业服务，做出贡献。为了加强我的斡旋，我斗胆提请大使先生注意这个事实，即在俄罗斯共和国境内生活着许多英国人，他们绝不隐瞒自己的反革命思维方式，公然与俄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建立明显的政治联系。我国革命民主舆论不想容忍这一事实，即俄国功勋卓著的革命战士在英国集中营里受折磨，与此同时，大英帝国的反革命公民在俄罗斯共和国境内却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我的这个斡旋将得到贵国热爱自由的劳动人民的充分同情，大使先生，请允许我表达我对这点的深信不疑。
外交人民委员
列·托洛茨基
《真理报》第188期
1917年11月26（13）日
[1]契切林（Георг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ичерин，1872—1936），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员（1905年起）、孟什维克、苏共党员（1918年起）。他的外交官生涯从沙俄外交部开始。在1905年革命中支持社会革命党，被迫流亡国外。1917年为政治侨民返回俄国的组织者之一。1918年1月返回俄国，1918年继托洛茨基任外交人民委员，直至1930年。他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率领苏联代表团出席热那亚会议（1922）、洛桑会议（1922—1923）。1925—1930年为党中央委员，历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译注
我们受英国大使馆全权委托做下述声明：由于英国大使就被扣押在英国的俄国公民契切林、彼得罗夫和处于同样情况的其他人对英国政府所做的解释，英国政府表达了其准备重新审查有关扣押上述人的问题，旨在将他们遣送回国。
鉴于这一明确的声明，外交人民委员命令，允许英国公民在遵守现在要求盟国和中立国公民所遵守的共同保证的情况下，自由地离开俄国。
外交信使方面的冲突同样有望即将消除。斯密特上尉对外交人民委员声明，布坎南先生希望在下星期就让苏维埃政权的外交信使畅通无阻地进入英国或经过英国。鉴于这一声明和期盼彻底解决问题，列·达·托洛茨基下令允许下一个英国信使返回英国，一个英国信使进入俄国。
《真理报》第203期
1917年12月14（1）日
〔1〕这份文件是列·达·托洛茨基写的，他与英国大使馆代表达成一致是完全有可能的。——编注
没有对草案的原则性反对意见：所表达的对它的反对，不是原则性的，而是非原则性的。克拉马罗夫同志〔2〕说，这是兵不厌诈，但是，如果它能导致民主，让立宪会议与人民建立起直接的、经常不断的联系，那么这种诈就多多益善。据克拉马罗夫同志提的问题可以得出结论，越是民主就越接近布尔什维主义。
立宪会议应该这样召开，让人不能凭外科手术的方式、通过解散来中止它的存在。如果立宪民主党人成了多数——这是不可能的，只是打个比方，那立宪会议当然不能获得政权。召回权将以无痛苦的方式绕过或纠正这个问题。我们想为人民创立合法选举的机会。在革命时期人民每天都在学习，往往仇恨昨天。他们有监督和召回的权利。卡列林对不断继承性的修正我们一定会接受，对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进行改选的修正是错误的。在苏维埃中组织了1/3的居民，这是一。二是苏维埃的决定不预先决定改选。
《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
载《记录》第14期
〔1〕这个讲话是在就关于召回权，即列宁宣读的改选权的法令的讨论中发表的。法令的实质如下：
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在每一个相应的选区均等的基础上召开的，它有权规定在市杜马、地方自治局和所有代议机构的改选，立宪会议也不例外。根据相应选区丰数以上的选民的要求，苏维埃应该规定改选选举本身按正常程序、在严格的按比例选举体系的基础上进行。新选出的代表在选举后即取代以前选出的代表。
在列宁作报告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卡列林、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者克拉马罗夫和拉平斯基发言。托洛茨基在克拉马罗夫之后讲话。辩论结果，法令原则上一致通过。
〔2〕克拉马罗夫（Крамаров），在十月革命期间是著名的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者。后来加入俄国共产党。近年来从事合作社工作。克拉马罗夫在其讲话中声明：“列宁的方案是军事诡计。这绕过了谁将是俄国土地的主人的问题，是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或是其他人？方案促使所有人利用召回权，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方案，是对立宪会议的进攻。”
由于一系列实际困难，许多地方要求人民委员会推迟立宪会议的选举。
与此同时，许多事实表明，被推翻的政府建立的全俄选举委员会心怀叵测地进行自己的工作，人为地为居民中最民主的阶层参选制造困难。通过这个委员会，人民的死敌立宪民主党企图对立宪会议偷梁换柱。
人民委员会认为不能停止立宪民主党人和妥协分子的选举工作，不能延期召开立宪会议。
与此同时，苏维埃政权认为，采取一切措施保障人民的意志不被歪曲是自己的直接责任。为此，我们建议所有地方苏维埃和军队组织立即搜集中央或地方选举委员会明显和直接地破坏劳动群众的选举权和利益的全部事实。
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人民委员会将对立宪会议报告，在滥用权利明显歪曲了居民意志的所有领域中，后者无疑将采取消除滥用权利和保障改选的必要措施。
军事革命委员会
《消息报》第232期
1917年11月22日
最高总司令在吗？最高总司令同志！我们建议在您的大本营接见乌克兰司令部代表〔1〕。我们同样建议让中央书记处的代表加入全俄和平代表团。至于在今天的西南和罗马尼亚战线中建立统一的乌克兰战线的问题，应该留待以民主的方式确定所有相关各方的意志之后再做决定。我们完全赞成您的政策：只要前线整体局势和运输情况、首先是全军的粮食供应的利益允许，不为乌克兰军队从北向南的调动制造任何政治障碍。这些问题的解决权属于您和您的司令部。乌克兰劳动群众应该在事实的基础上明白，全俄苏维埃政权不会给乌克兰的民族自决制造任何障碍，不管这个自决最终以什么形式出现，俄国政权对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将是最充分、最真挚的。但我们同时认为，必须不仅对俄国，还要对乌克兰劳动群众公开表明苏维埃政权的社会主义政策与中央拉达[1]的资产阶级政策之间的矛盾，后者可能违背自己的某一部分的意志，成为乌克兰有产阶级的政府。人民委员会丝毫不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乌克兰人民，同时，它准备用它所能动用的所有手段支持乌克兰工人、士兵和最贫穷的农民的苏维埃反对资产阶级政权和中央拉达的资产阶级政策的斗争。至于哥萨克委员在大本营的声明，它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应该坚决地予以驳斥。
卡列金在顿河地区实行戒严。顿涅茨克地区的煤矿工人处于卡列金制度的压迫之下。在罗斯托夫市，得到立宪民主党人支持的卡列金匪徒在房顶上架起机枪，在城里制造恐怖。我们的法庭侦查委员会手中掌握确凿证据，证明卡列金与普里什克维奇[1]复辟君主制的阴谋有最紧密的联系。鉴于这些事实，苏维埃政权采取措施，旨在一举终结卡列金分子、科尔尼洛夫分子的犯罪活动，他们蒙蔽那些战争使他们破产、变得软弱无力的劳动哥萨克，唆使他们反对他们的弟兄、全俄国的士兵、工人和农民。在乌拉尔，我们同样采取措施，旨在终结杜托夫[3]的反革命暴乱，此人是哥萨克政府的成员，他依靠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金钱支持，解除了奥伦堡卫戍部队的武装，逮捕了执行委员会和罢工委员会，对革命公民施加丑恶的暴力，连妇女也不放过。我们命令不与反革命阴谋分子进行任何谈判，他们企图与罗将柯和米留可夫携手，为哥萨克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先把乌拉尔，而后把整个俄国淹没在血泊中。请你们向哥萨克解释，人民委员会对追随整个俄国反革命的哥萨克军官、地主和资产阶级上层和劳动哥萨克做了严格的区分，苏维埃政权准备动用国家的全部手段去帮助后者。在丝毫不伤害哥萨克的自治、他们的风俗习惯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同时准备无情地粉碎卡列金们、科尔尼洛夫们和杜托夫们的叛乱，他们与人民的敌人——立宪民主党人——共同行动，企图把绞索重新套在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的脖子上。因此我们建议最高总司令同志，在不动摇我们的战线的情况下，立即把足够强大的兵力派往莫斯科、罗斯托夫和奥伦堡，旨在在最短的时间内消除哥萨克将军和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叛乱。等待您的答复。
人民委员 托洛茨基
关于前线哥萨克部队的问题，是与中止杜鹤宁集中哥萨克大部队，把它们调到顿河、乌拉尔和远东的计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梯队驻扎在车站，没有粮草。把它们开到俄国大后方，不合理，让它们留在前线，由于与它们极度紧张的关系，也不合理。除此之外，把梯队派往罗斯托夫还有破坏乌克兰边境的问题。唯一能做的是，让这些梯队停留在靠近前线的地区，只要它们处处安分守己。昨天还有一个代表团要求发布一个号召书，要求部队以更温和的态度对待它们。怎样对待递交声明的哥萨克委员和在各部分的委员？如何对待建立穆斯林、摩尔达维亚、亚美尼亚和波兰的民族军队？从昨天开始，在对待后两个问题的态度上，问题激化了。代表团顺从地接受了我的命令，把它们单独集中在一定的地区，但它们的领导机构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的。原则上站在波兰独立的角度，不允许军团民主化；随着我的到来和散发土地法令，掀起了强有力的、纯阶级的反波兰的农民运动，在许多情况下都演变为难民的暴行。在建立民族部队的问题上，需要做出原则性的决定。在西线，问题的解决将取决于士兵本身的公决。
请求对所有问题给予明确的答复。
克雷连科
询问乌克兰拉达，它是否保证协助对卡列金的斗争，或是企图把我们的梯队开往顿河看成是破坏自己的领土权利。请公布答复，让尽人皆知。包括乌克兰军队在内的整个军队应该知道，保障顿涅茨克矿区免遭卡列金的无政府破坏，是事关革命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至于建立民族团队，我们建议不要制造任何政治障碍，只是做一些由前线形势所产生的限制，每次都对利害相关的部队解释困难的原因。通过精力充沛、有分寸的委员保证与民族团队的牢固可靠的联系。必须采取措施，保证迅速把所有法令、号召和命令翻译成每一个民族部队的语言。在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部队中，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党的支部，与我们的部队和委员会建立紧密的联系。在这方面，资产阶级希望民族部队会追随它反对我们，但我们毫不怀疑，澄清苏维埃在民族和经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政策，会使资产阶级脚下失去土壤。
我再重申一遍采用最紧急的措施镇压乌拉尔和顿河暴乱的必要性。当地的和邻近地区的卫戍部队已经动员了全部力量，但仅他们的力量是不够的。
越快消灭俄国资产阶级、地主抬头的这个最新的尝试，它所要求的牺牲就越小。最理想的是，在对军队的特别命令中，能够说清立宪民主党的角色，它一边想钻进立宪会议，一边在后方掀起哥萨克叛乱。整个军队应该明白，米留可夫们、罗将柯们、卡列金们等人的胜利，意味着人民被本国和外国的资产阶级寡头彻底奴役，战争的进一步拖延。尽快镇压立宪民主党的哥萨克暴乱与每一个士兵的生死攸关，因为暴乱的直接任务是破坏停火和和平谈判。
托洛茨基
我想了解，怎么对待大本营的哥萨克委员和递交声明的部分。
克雷连科
这个问题您必须根据当地的条件自己解决，但要让动摇的人明白，当卡列金匪徒像强盗一般地在革命的背后捅刀子时，苏维埃政权不想与卡列金的代理人开玩笑。
托洛茨基
《真理报》第200期
1917年12月9日
〔1〕遗憾的是这些代表的名字目前无法确定。
[1]中央拉达系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1917年3—12月在基辅，1918年1—4月在日托米尔和萨尔内），该组织主席是M. C. 格鲁舍夫斯基，执行机构是总书记处。十月革命后篡夺政权，宣布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成为全俄反革命中心。1918年1月被乌克兰和俄罗斯赤卫队赶跑。中央拉达曾与德奥军队签订出卖主权的协定，并同占领者一起卷土重来。而后又被占领者解散。——译注
[2]普里什克维奇（Владимир Митрофарович Пуришкевич，1870—1920），“俄国人民同盟”、“米哈伊尔天使长同盟”及第2—4届国家杜马中的极右分子的领袖之一，大地主。曾参与谋杀拉斯普京。十月革命后为反革命组织的魁首。——译注
[3]杜托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 Дутов，1879—1921），国内战争期间反革命活动的策划人之一，中将（1919）。1917年领导奥伦堡的反苏维埃叛乱。高尔察克叛乱时期（1918—1919）指挥奥伦堡独立军。后逃到中国，被打死。——译注
在人民生活最重要部门中怠工的国家和社会机构的官员将被宣布为人民公敌。
今后他们的名字将被公布在苏维埃所有出版物上，人民公敌的名单将被悬挂在所有公共场所中。
加剧经济崩溃、破坏军队和国家的粮食供应者，对他们应坚决清除，决不留情。他们将遭到全社会的抵制：邀请工兵代表苏维埃、工会、合作社和所有民间组织对破坏人民政权的反革命官员进行警惕的、严厉的监督。被清除者不会从任何方面得到支持。谁不愿意和人民一起工作，他在人民的队伍中就没有位置。
把怠工者钉上耻辱柱！
抵制资本的罪犯俘虏！
军事革命委员会
《工农临时政府报》第19期
1917年12月9日
当工农兵苏维埃的代表们为保证备受折磨的国家的有尊严的和平而展开谈判时，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分子、地主、银行家以及他们的盟友哥萨克将军——进行了最新的绝望的尝试：从苏维埃手中夺取政权，从农民手中夺取土地，迫使士兵、水兵和哥萨克为俄国和盟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利润流血。卡列金在顿河，杜托夫在乌拉尔竖起了暴乱的旗帜。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为他们的反人民的斗争提供必要的资金。罗将柯们、米留可夫们、古契柯夫们、柯诺瓦洛夫们想在卡列金们、科尔尼洛夫们和杜托夫们的帮助下夺回失去的政权，把劳动哥萨克变成自己犯罪目的的武器。卡列金在顿河实行戒严，阻止粮食运往前线，聚集力量，威胁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哈尔科夫和莫斯科。从囚禁中逃跑的科尔尼洛夫——就是在7月推行对士兵的死刑，向革命的彼得格勒进军的那个人——前去帮助他。杜托夫在奥伦堡逮捕了执行委员会、军事革命委员会，解除了士兵的武装，企图占领车里亚宾斯克，旨在切断西伯利亚供应前线和城市的粮食。卡劳洛夫〔1〕在高加索杀戮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这次暴乱的政治司令部是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资产阶级为反革命将军们反人民和人民政权的暴乱提供了数千万。乌克兰共和国的资产阶级中央拉达进行反对乌克兰苏维埃的斗争，帮助卡列金把军队调往顿河，阻碍苏维埃政权在兄弟的乌克兰人民的土地上调动镇压卡列金暴乱的必要的军事力量。立宪民主党人是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他们与各国资本家一起策划了今天的世界性大屠杀，希望从立宪会议内部帮助自己的将军们——卡列金们、科尔尼洛夫们、杜托夫们，旨在与他们一起扼杀人民。
工人们、士兵们、农民们！革命在危机中！应该把人民的事业进行到底。应该扫除犯罪的人民公敌。应该让反革命阴谋分子、哥萨克将军们、他们的鼓舞者立宪民主党人体验到革命人民的铁手。人民委员会命令调动相当数量的军队去攻打人民的敌人。反革命暴乱将被镇压，罪犯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人民委员会决定：
宣布在发现反革命军队的乌拉尔、顿河和其他地方的所有地区实行戒严；
责成当地革命卫戍部队坚决打击人民的敌人，无需等待来自上面的命令；
无条件禁止与反革命暴乱首领进行任何谈判或调解的企图；
当地居民或铁路工作人员对反革命分子的任何协助都将受到革命法律的严厉惩罚；
宣布阴谋首犯将不受法律保护；
每一个丢掉卡列金们、科尔尼洛夫们和杜托夫们的枷锁的劳动哥萨克将得到苏维埃政权的兄弟般的欢迎，并从那里得到必要的帮助。
人民委员会
《消息报》第236期
1917年11月25日
〔1〕卡劳洛夫（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араулов，1878—1917），捷列克哥萨克军的选举的首领（1917年以前是任命的哥萨克军首领），国家杜马的重要成员（与立宪民主党党团一致）。1917年底，卡劳洛夫是捷列克区的反革命首领之一。他领导了解除从高加索前线回来的复员军队的武装的行动，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化的著名的第39师，1917年12月底被击毙。
资产阶级、它的报人、它的政治家、它的喉舌口中对我们的最主要的指责之一，是我们对资产阶级报刊的政策。他们说我们扼杀言论自由。这个指责使那些所谓的民主派知识分子、即浅薄的市侩心软，他们习惯于不看事物的本质，而只是蜻蜓点水地看外表。出版自由！资产阶级律师是怎么理解这几个字的呢？无非是对贸易自由的理解。每个有资本的人都有权利根据他自己的胃口开工厂、店铺、妓院或办报纸，因为他有这种可能性。出版报纸他能赢利。这是他的出版自由。但是，数百万农民、工人和士兵和所有穷人是否能利用这个自由呢？不能。他们不具备这个自由的基本条件：出版报纸的可能性——实际真实的可能性。他们没有印刷厂，没有纸张储备，没有钱。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也就是资本家在散布资本家阶级的思想，用资产阶级思想的垃圾毒害人民的意识、污染人民的心灵这一事情上的垄断。对劳动人民群众来说，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就是被迫接受资产阶级报纸和它的谎言、虚伪、诽谤、沙文主义、中伤……对人民群众来说，出版自由从哪里开始呢？它从人民群众把出版的物质工具掌握在自己手中，排版机、印刷机和纸张转到他们的手中的那一刻开始。我们苏维埃政权是这样看待出版自由的，我们认为有责任首先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对印书设备的垄断，在大致按比例分配的基础上把它们交给全体人民支配。这意味着应该宣布，或将宣布所有私人印刷厂和纸张储备都是全民的财产，而且公民可以根据各个阶级、各个政党和各个思想派别的真正力量，按比例地利用出版设备。
《新时报》是我们这里最大的报纸之一。为什么？须知不是因为《新时报》背后有强大的民间派别。相反，在革命期间，在我们经历的所有选举中，我们不知道，也没有看到《新时报》党。但由于老苏沃林在几十年内得到国家资金的丰厚馈赠，小苏沃林们则继承了谎言和诽谤的强大机器，并要求给予他们保障这架机器无休止地运转的权利。这对他们来说就是出版自由。甚至像高尔基[1]或柯罗连科[2]这样无疑是正派的、但渗透着市民环境的猥琐庸俗的偏见人，也准备为对《新时报》出版自由的暴力而流洒自己的眼泪。
[1]高尔基（Максим Горгий，1868—1936），俄罗斯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苏联作家协会的发起人和该协会的第一任主席。作品有《随笔与短篇小说集》（1—3卷，1898—1899），长篇小说《福马·高尔杰耶夫》（1899）、《三人》（1900）、《母亲》（1906）、《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1932）、《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4卷，1925—1936），剧本《仇敌》（1906）、《小市民》（1901）、《底层》（1902）、《野蛮人》（1905）、《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1932）等，还著有自传体小说《童年》（1913—1914）、《在人间》（1915—1916）、《我的大学》（1922）。——译注
[2]柯罗连科（Владимир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Короленко，1853—1921），俄国作家、评论家。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通讯院士（1900—1902），俄罗斯科学院名誉通讯院士（1918）。1879年因涉嫌与革命家有来往被捕；1881—1884年被流放到雅库特。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马卡尔的梦》（1883—— ）、《盲音乐家》（1886）、《哑口无言》（1895）、《巴甫洛夫特写》（1890）、《嬉闹的河》（1891）和自传体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1922年逝世后出版）等等。他的作品洋溢着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一度主持民粹派杂志《俄国财富》的编务。——译注
在资本家新闻手中的最强大的武器是广告，它们实质上与报纸本身的事务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为报纸垄断者的利益向居民征税的工具。把报纸业务从资本的绝对独裁下解放出来，应该从报纸广告的垄断开始。这些广告是某种税收，而征税的权力应该完全完整地交到国家和其他政权机构即苏维埃的手中。根据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只有苏维埃的出版物才有权接受有偿广告，今后广告收入应该只充实人民的金库。资本家的报人无论如何不会同意这点。他们在这个新法律中看到的是对自己的资本家个人的权利的破坏。他们就大喊大叫，说什么践踏所有自由，破坏神和人的法律。当赤卫队员或水兵根据法令要求查封了他们的报纸，作为对他们破坏广告垄断法的答复之时，高尔基和柯罗连科马上登台，哀号什么践踏言论自由。但是，所有这些抱怨、指责和诽谤，都丝毫不能打动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心，而且根本不是因为这些群众太粗鲁，他们不明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出版自由的崇敬态度，而是因为激起对精神生活、它的高尚趣味的兴趣的劳动群众，现在以十倍的力量感觉到资本家制度让他们在出版上遭到的损失是多么可怕。
如果在分配报纸设备中，资产阶级只占有与它的人数相应的一部分的话，那么绝大部分今天的出版物就会立刻转到人民的手中。这是符合真正崇高的出版自由的概念的。建立这样的制度是我们的任务。
当然，实现它并不容易。资产阶级、有产阶级不会不经过战斗就放弃掌握在他们手中的东西的。他们知道，报刊是多么强大的武器。他们豢养着一大批男女报人，这些人捍卫出版自由，捍卫自己的收入来源和廉价声望的来源。所有这些人用他们所能利用的全部手段反对我们在出版自由方面的政策：不放弃他们手中的广告，不服从法令，扯谎、诽谤、哀号、诅咒……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报人、反对出版垄断的斗争，被街头市民当成是反对言论自由的斗争，但真正的人民群众，苏维埃和苏维埃政权所依靠的千百万群众却十分清楚，这是在为真正的人民的出版自由争取最初步、最基本的条件。每个印刷厂都是由人民的劳动创造的，被资本家从人民那里偷走的，我们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的每一个印刷厂都将交到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手中，将成为建造真正的人民出版自由大厦的砖头。无论他们怎样诽谤、怎样反抗，我们都将把这个工作进行到底，在那些资本政权建立妓女报纸的地方，将建立起真正自由的人类思想的机关报。
《真理报》第202期
1917年12月13日（11月30日）
〔1〕1917年11月中旬，出版自由问题一度成为各政党关注的焦点。持为资产阶级报刊要求出版自由这个实质上是反革命的立场的不仅仅是类似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断生活派”这样的中间集团，还有一些我党的工作者（拉林等人）。出版自由问题专门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在建议对资产阶级刊物实施强硬路线的决议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在政府工作中合作。在声明之后，我党的某些负责工作者发表了声明。所有反布尔什维克报刊掀起了疯狂的反“恐怖”斗争。例如高尔基在其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的文章《工人请注意》中这样写道：
弗拉基米尔·列宁用涅恰耶夫的方法——“开足马力冲过沼泽”.——在俄国推行社会主义制度。列宁和托洛茨基和伴随他们在现实的泥潭中走向灭亡的所有其他人，显然像涅恰耶夫一样深信，“用败坏名誉的权利最容易诱使俄国人追随自己”，于是他们冷静地败坏革命的声誉，败坏工人阶级的声声誉，迫使它组织血腥屠杀，唆使它进行大掠夺，逮捕如A. B. 卡尔塔舍夫、M. B. 贝尔纳茨基、А. И. 柯诺瓦诺夫等完全无辜的人。
列宁和他的走卒迫使无产阶级同意消灭出版自由，以此使民主的敌人封住民主的嘴的权利合法化，用屠杀和抄家威胁不赞成列宁—托洛茨基专制的人；这些‘领袖”为专制政权辩护，而国家全部最优秀的力量为反对它进行了如此漫长的艰苦斗争。
追随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学生和傻瓜的听话达到了极点”，他们背地里咒骂自己的领袖，时而离开他们，时而又重新依附他们；学生和傻瓜们最终顺从地为教条主义者的意志服务，在最愚昧的士兵和工人群众中日益激起根本无法实现的对无忧无虑的生活的希望。
哥萨克弟兄们：
你们受骗了。他们唆使你们反对其余的人民。他们对你们说，工兵代表苏维埃是你们的敌人，说什么他们想剥夺你们哥萨克的意志，你们哥萨克的“自由”。别信他们，哥萨克！他们在扯谎。他们在犯罪地欺骗你们。你们自己的将军们和地主们在欺骗你们，以便让你们处在黑暗和奴役中。我们人民委员会对你们说这些话，哥萨克。请你们认真地读一读，请你们自己判断，真理在哪一边，恶毒的欺骗在哪一边。
哥萨克的生活和服役永远是不自由的，是苦役。官员一声召唤，哥萨克就必须骑马踏上征途。所有军用“物什”，哥萨克都应该用自己的血汗钱准备。哥萨克在征战中，他的家园荒芜衰败。这样的制度合理吗？不合理，它应该永远废除。哥萨克应该摆脱奴役。新的、人民的苏维埃政权将来帮助劳动哥萨克。需要的只是哥萨克自己决定废除旧制度，抛弃自己对农奴主—军官、地主、阔人的顺从，扔掉套在自己脖子上的可诅咒的枷锁。哥萨克，站起来！联合起来！人民委员会号召你们过更自由的、更幸福的新生活。
在10到11月间，在彼得格勒召开了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就地把政权交到苏维埃的手中，即从人民中选出的人的手中。今后在俄国不应该再有居高临下地指挥人民、恣意支使人民的统治者和官员。人民自己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将军享有的权利不比士兵的多。一律平等。哥萨克，你们自己判断一下，这是好还是坏。我们号召你们哥萨克加入这一新的人民的体制中，建立你们自己的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地方的全部政权应该属于这些苏维埃：不属于有将军头衔的首领，而属于选举出的劳动哥萨克的代表，受信任的和可靠的自己人。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把全部地主土地交给劳动人民使用。哥萨克，难道这不公平吗？科尔尼洛夫们、卡列金们、杜托夫们、卡劳洛夫们、巴尔季日〔1〕们全力捍卫富人的利益，他们为捍卫地主的土地，不惜把俄国淹没在血泊中。但你们，劳动哥萨克，难道你们自己不也因贫穷、压迫和土地不足而受苦吗？每户只有四五俄亩[1]土地的哥萨克有多少！与他们相邻的哥萨克地主有几万俄亩土地，这还不算，他们还掌握着军用土地和可经营土地。根据新的苏维埃法律，哥萨克地主的土地应该无偿地转交给哥萨克劳动者、哥萨克穷人的手中。他们吓唬你们，说什么苏维埃想剥夺你们的土地。是谁吓唬你们？哥萨克富人，他们知道，苏维埃政权打算把地主的土地转交到你们的手中。请你们选择吧，哥萨克，你们应该支持谁：是支持科尔尼洛夫们和卡列金们、将军们和富人们，还是支持工兵代表苏维埃？
[1]一俄亩合1.09公顷。——译注
全俄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人民委员会建议各国人民立即停火和公正民主的、对任何一国人民都没有屈辱和损失的和平。所有资本家、地主、将军—科尔尼洛夫分子都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和平政策。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利润、权力和官衔。但它给你们普通哥萨克带来了什么？你们没有意义、没有目的地死去，像你们的士兵、水兵弟兄们一样。这场可诅咒的屠杀拖延了快三年半了，它是各国资本家和地主为自己的利益和世界性的掠夺而发动的。战争给劳动哥萨克带来的只是破产和死亡。战争吸吮干了哥萨克田园的汁液。对包括劳动哥萨克在内的我们整个国家来说，唯一的拯救就是尽快实现公正的和平。人民委员会对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声明：我们不想要别人的东西，也不打算放弃自己的。没有兼并、不赔款的和平！每一个国家的人民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不应该有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任何压迫。人民委员会向盟国和敌对国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建议的正是这样的公正民主的和平，即人民的和平。已经有了初步的结果：在俄国战线上已经实现了停火。那里已经不再流淌士兵和哥萨克的鲜血了。哥萨克，现在你们自己决定吧：如果你们想继续进行这场致命的、毫无意义的、犯罪的屠杀，那你们就支持立宪民主党人——人民公敌，支持切尔诺夫、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这些把你们投入6月18日进攻的人，支持在前线对士兵和哥萨克实施死刑的科尔尼洛夫。如果你们希望尽快实现公正的和平的话，请你们站到苏维埃的队伍中来，支持人民委员会。
你们的命运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中。我们的共同敌人——地主、资本家、反革命军官、资产阶级报人——欺骗你们，把你们推上灭亡的道路。杜托夫在奥伦堡逮捕了苏维埃，解除了卫戍部队的武装。卡列金威胁顿河地区的苏维埃。他在那里实行戒严，并把军队调往那里。卡劳洛夫在高加索枪毙当地人。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为他们提供自己的数百万资金。他们的共同目的是扼杀人民的苏维埃，镇压工人农民，重新在军队里推行棍棒纪律，让劳动哥萨克永远受奴役。
我们的革命军队正在向顿河和乌拉尔进军，旨在结束反人民的犯罪的暴乱。革命军队的首长下达了命令：不与暴乱的将军们进行任何谈判，坚决无情地行动。
哥萨克！兄弟之间是否还要继续流血，现在取决于你们。我们向你们伸出兄弟的手。与全体人民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敌人。宣布卡列金、科尔尼洛夫、杜托夫、卡劳洛夫和他们的所有同谋以及仆从是人民公敌、叛徒卖国贼。用自己的力量逮捕他们，把他们交到苏维埃政权的手中。它将通过革命法庭对他们进行公审。
哥萨克！联合起来，组织哥萨克代表苏维埃。把全部哥萨克事务的管理权掌握在自己劳动的手中。夺取你们的地主—阔佬的土地。把他们的种子、他们的耕作工具用来耕作战争使之破产的劳动哥萨克的土地。
前进，哥萨克，投入为全体人民的事业的斗争之中！
劳动哥萨克万岁！
哥萨克、士兵、农民和工人的联盟万岁！
哥萨克、士兵、工人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政权万岁！
打倒战争！打倒地主和将军—科尔尼洛夫分子！
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友好万岁！
人民委员会
《消息报》第238期
1917年11月28日
〔1〕巴尔李日（Бардиж），库班立宪民主党领袖，4届国家杜马议员，1917年为临时政府委员，是哥萨克反革命运动的重要人物。1917年，在库班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巴尔季日逃到山里。后被抓获，与几个儿子一起在图阿普谢被枪决。
资产阶级黑暗势力以庆祝立宪会议召开日的名义，准备于今天进行反革命发动。〔1〕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此决定：所有工人和士兵不参加今天的游行；要求人民委员会为城市秩序和无情地镇压屠杀、砸、抢的任何企图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革命秩序万岁！革命万岁！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
《消息报》第239期
1917年11月28日
〔1〕因为反革命企图利用立宪会议达到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的目的，发出了这个呼吁。在11月28日的几天之前，就开始了为11月25日的游行而举行集会。《消息报》对整个这个斗争的过程描写如下：
11月27日，反革命拯救委员会的继承人、新出现的全俄保卫革命联盟在昨天安排了一系列与立宪会议相关的集会。
在契尼泽利马戏场和帕萨日举行了几场这样的集会。在契尼泽利马戏场的集会上，决定组织前往塔夫利达宫的示威游行，做出要求立即释放立宪会议全俄选举委员会的决议。
在契尼泽利马戏场讲话的还有公认的”民主派领袖”（当然不是革命的，而是资产阶级的）策列铁里。他声明，根据报纸报到，他看不到“民主派”与布尔什维克妥协的任何可能，民主派在立宪会议上的任务应该是把所有“民主派”（读成资产阶级）分子结成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广泛战线……
为动员庸人舆论反对革命民主派，它的敌人策划了前往塔夫利达宫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筹划前往塔夫利达宫（立宪会议会址）的示威游行的一方面是市杜马，另一方面是保卫立宪会议同盟。
“积极保卫”和支持立宪会议的问题从语言阶段转入“实际措施”。
以组织“保卫”立宪会议，抵御预料中的来自左边的攻击为目的，在彼得格勒组织了“保卫立宪会议同盟”，加入该同盟的有民主派组织和社会主义（？）执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右派和中派，人民社会主义者和其他人。（谁？）
新组织为达到这个目的的第一个实际措施是在立宪会议开幕那天为它举行游行。
而且根据昨天的决议，彼得格勒的全体法官、律师和司法部的中低级职员将参加这些游行。
这样，如果这些游行能举行的话，怠工官员、立宪民主党人、在沙皇制度下判我们的同志服苦役的法官和检察长将参加这些示威游行。其中所缺的是工人、农民和士兵，即所有劳动者、民主人士和革命者。
由于这些筹备远非都是和平的，赤卫队司令部对各区司令部命令如下：
反革命资产阶级明天将以欢迎立宪会议为幌子组织示威游行，妄图进行推翻人民革命的苏维埃政权的尝试。虽然坚信这个示威游行表明心怀仇恨的人民的寄生虫的可悲和无力，我们仍应该保卫革命成果，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将让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知道，反革命阴谋分子的势力将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警惕性上撞得粉身碎骨。赤卫队将完全自觉地用自己的胸膛捍卫工人阶级的成果，工人赤卫队总司令部命令各区司令部：
加强城市保卫工作。不妨碍和平游行，坚决彻底地铲除示威者夺取公共或政府机构的任何企图；
立即为11月28日那天征收所有汽车；
为保持联系，各派两人和一辆汽车到赤卫队总司令部；
向赤卫队总司令部和市警备委员会（斯莫尔尼宫3层84室）请示指示；
所有命令电话核实，号码：193—75，找赤卫队司令部，或打斯莫尔尼宫人民委员常务委员会的电话；
根据总司令部的命令警惕地保卫所有地方和机构；
严厉镇压酗酒者和反革命爪牙。
11月28日的示威游行举行了，但不成气候。《消息报》报道如下：
白天，在塔夫利达宫的主要入口聚集了约有1000人。它挤开了卫兵，不过只有很少一些人闯入了塔夫利达宫。其中有两个立宪会议代表。这群乌合之众冲进了会议厅，只坐了不到1/10的座位。形成了非常舒适的气氛：右派社会革命党的临时会议开始了，出席者有立宪民主党的代表，不过他们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公民施列伊杰尔坐在主席台上，宣布“根据临时政府的决议”最高会议开幕。而后他建议会议选举主席。听到自己的候选人提名时，他问是否有反对意见。没有人应声，他就宣布自己全票当选。所有其他选举也是以这种家庭方式进行的。接下来，会议听取了某人以立宪会议全俄选举委员会的名义作的报告，他还宣读了某几个区的当选代表的名字
会议决定，出席者的全权问题只能由会议自己解决。因此前来的代表应该每天一点在塔夫利达宫集合，当他们认为出席者足够时，他们就指定第一次全会的日子。会议决定利用已被解散了的选举委员会的服务。
然后宣布休会，草拟决议。
会议在切尔诺夫的主持下复会。讨论了被捕的立宪会议的三名成员——科科什金、盛加略夫和多尔戈鲁科夫——的问题。出席者认为抗议这样的行动“有辱自己的尊严”，但仍就这个问题通过了决议。罗季切夫作为预言家发言。他以阴沉可怕的声音说话，多少有点前言不搭后语。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后，散会，到第二天一点继续开会。
苏维埃政府采取果断指施，悲喜剧的许多组织者被捕。
——政府通报
立宪民主党领导的资产阶级为在召开立宪会议之际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在乌拉尔和顿河，科尔尼洛夫、卡列金和杜托夫竖起了反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内战的旗帜。卡列金的助手博加耶夫斯基〔1〕公然声称，造反是根据立宪民主党的直接要求举行的，后者早就正式把自己与哥萨克的反动部分联系在一起了。在乌拉尔，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用金钱和物资支持反革命暴乱。在别尔哥罗德〔2〕城下发生了革命部队与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的队伍的头几次流血冲突。由此可见，直接的内战就是在立宪民主党的领导下发动的。该党的中央委员会现在是国内所有反革命力量的司令部。
这个直接威胁和平事业和革命全部成果的工作是在立宪会议的保护伞下进行的。为了不让立宪民主党人的失败在米留可夫、卡列金、科尔尼洛夫和杜托夫的阴谋成功之前就暴露，立宪民主党的中央选举委员会〔3〕背着苏维埃进行自己的工作，隐瞒了全部选举资料。人民委员会决定，只要召集到半数会议代表，即800人中的400人，就召开立宪会议。这个决议是对恶毒的诽谤——说什么依靠所有劳动阶级的人民委员会不想召开立宪会议——的最有力的驳斥。但是，正是因此资产阶级不能平静地等待合法地召开人民代表机构的会议。11月28日晚，几十个自称是代表的人在武装的白卫军、士官生和几千名资产者以及怠工官员的陪伴下，冲进了塔夫利达宫。
立宪民主党的任务是为立宪民主党—卡列金的反革命暴乱制造合法的外衣。他们想把几十个资产阶级代表的声音说成是立宪会议的声音。
人民委员会让全体人民了解这个阴谋。包括即将实现的和平在内的人民赢得的所有成果都被用来作赌注。在南方有卡列金，在东方有杜托夫，最后在国家的政治中心彼得格勒市是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阴谋，它不断地把科尔尼洛夫分子—军官派到南方帮助卡列金。人民稍有不坚决或软弱，就可能导致苏维埃的垮台、和平事业的失败、土地改革的夭折、地主和资本家的新的独裁的结局。
充分意识到苏维埃政权现在对人民和革命的命运所承担的巨大责任，人民委员会宣布立宪民主党为反革命暴乱组织，是与人民为敌的党。
人民委员会保证在反对立宪民主党和它的卡列金部队的斗争中决不放下武器。
反革命内战的政治领袖将被逮捕。资产阶级暴乱将被镇压，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
在这场斗争中，人民委员会坚决希望全体革命工人、农民、士兵、水兵、哥萨克和全体正直的公民的支持以及对革命的坚不可摧的忠诚。
打倒资产阶级！在立宪会议中没有人民敌人、地主和资本家的位置！只有劳动人民、被剥削阶级的代表的立宪会议能够救祖国。革命万岁！苏维埃万岁！和平万岁！
人民委员会
《消息报》第239期
1917年11月29日
〔1〕博加耶夫斯基（Богаевский），哥萨克军官，卡列金的最亲密的助手。
〔2〕1917年11月28日的《消息报》发表下面的报道，最详细地描述了头几场战斗：
别尔哥罗德电。与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在别尔哥罗德城下遭遇。科尔尼洛夫的军队有三四千人，装备着足够的机枪，占领了距别尔哥罗德城28俄里的塔马罗夫卡车站。战斗在塔马罗夫卡附近展开。战斗结果：一俩科尔尼洛夫的列车被炸毁，另一辆受损。我方损失：两人死亡，三人受伤。科尔尼洛夫的人员伤亡不祥，应该相当大。通过审问投诚者和俘虏得知，科尔尼洛夫的每队约1/3由士官生和军官组成。
彼得格勒革命军队委员
帕甫卢诺夫斯基
〔3〕中央选举委员会还是临时政府任命的，几乎完全由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构成。十月革命后的头几个星期，这个委员会利用自己的机关和与地方的联系进行反苏维埃工作，并对选举施加压力。
托洛茨基同志从汇报与他的报告联系紧密的停火谈判进程的问题开始。
在9、10月间，德国人把不少军队从我们的战线调到意大利战线和西部战线。那时虽然没有停火，但也没有实际战事，他们可以毫无危险地完成军队调动。我们要求停止调动部队，已经在调动中的除外。40个小时前还会认为，在这点上可能会破裂。德国人强烈地反对这点，他们提出了一些会使我们的要求完全化为零的折衷的决定。霍夫曼[1]将军声明，完成我方的要求对德国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我们给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发了电报，这个要求绝对不是根据与盟国的协议，而是因为我们不想帮助一个帝国主义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此外，停火还应该是共同的。我们对霍夫曼说，在他拒绝的情况下，我们将转向士兵，对他们说：我们希望与你们停火，并让你们休息，但你们的将军想继续让你们在另一条战线流你们的血。我们这样迫使对方同意，并以此证明直接公开谈判的成功和力量。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坚持用这个方法，我们在和平谈判中就能成功。和平谈判将在签署停火协议后开始。
全体资产阶级的任务是破坏和平谈判，夺走苏维埃政权成功的这个无可争议的武器，保护自己免遭对人民有利的改革的损害，它已经从草拟的没收和民主化的纲领中预感到了这点。所有小党都消失了，融入了立宪民主党中。这个汇聚了所有敌人、作为反革命基地的党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已经进入了人民与暴力和掠夺人民劳动果实的党的内战时代。
我们的敌人抓住了立宪会议，并利用它来反对我们。但立宪会议仅仅是几百个人，他们只有能够依靠组织起来并武装起来的群众，才能使别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这就是反革命资产阶级领袖们不想和平地等待立宪会议，在那里与它的对手较量雄辩和票数的原因。他们知道，现在立宪会议将不是在克伦斯基政权的条件下，而是在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军队充分全面民主化的条件下工作。这些条件将把立宪会议变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对阻挡它的道路的人施加强大压力的工具。
资产阶级没有坐等，它以暴乱策源地为反革命做准备，期待着政变的机会。在卡列金、杜托夫与这里的反革命哥萨克首领以及立宪民主党人之间有牢不可破的联系。有充分证据表明，成批成批的反革命分子，首先是抛下部队的军官被派到南方。卡列金武装了四万人的部队，召集了一些老人，立宪民主党人为他提供了数百万的资金和物资，他调动部队，旨在切断莫斯科与能够提供粮食和煤的外省之间的联系。卫戍部队阻止了这个企图的实施。罗季切夫和阿杰莫夫〔2〕来到顿河，他们在那里达成了政治协议，其目的是压制矿工、工人和士兵，拉达也来帮助卡列金。
应该讲一讲拉达的问题。如果想作为独立的共和国而存在是乌克兰人民的意志，我们完全支持这个意志。由于这是事关独立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仅仅是兄弟分家和善意合作的问题。但是，拉达推行资产阶级政策，它反对苏维埃。在这条道路上它得到了卡列金的赞成。拉达不顾大本营的禁止，它用火车把两个哥萨克骑兵师送还给卡列金。当需要派我们的军队去平息南方暴乱时，拉达声明不允许他们通过自己的领土。它竟敢在其领土上解除我们的部队的武装。拉达的这种举动是完全不能容忍的。拉达帮助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在它的殷勤保护下在基辅聚集。立场就是这样变化的。当捷列先柯和策列铁里做让步时，立宪民主党人顽强反对，声明退出内阁，而现在，两个资产阶级堡垒友好地拥抱在一起。我们在反对这个联盟的行动中，一分钟也没有动摇过。卡列金在顿河、杜托夫在乌拉尔暴动时，我们不能鼓励他们。我们宣布革命在危险中，派革命的红军战士和水兵去平息它们，我们的幸运的结果已经成为事实。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军事制止。我们的弟兄们是在立宪民主党购买提供的子弹下牺牲的。我们面对的是把自由淹没在血泊中，破坏苏维埃政权以及近在咫尺的、梦寐以求的和平愿望。为了煽动愚昧的群众反对我们，已经投入了数百万；我们知道这点，并期待最后的斗争。它已经开始了，人民的敌人动员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和自己的财富力量，打着保卫立宪会议的旗号，就是他们在8个月的期间内不止一次地破坏的那个立宪会议。
当我们的弟兄们在战场上与反革命厮杀时，难道我们能在这里与反革命司令部和平地在一张桌子旁开会吗？不能，我们对我们正在战斗的弟兄们说：在你们与他们进行战争时，我们与他们不可能有和平。对我们来说，立宪会议成员的称号，是崇高的称号，但革命人民代表的称号，更加崇高。我们声明，我们为签署和约竭尽全力，受着饥饿的折磨，在战壕里受煎熬，当我们看到，和平已经临近，在这样的条件下，谁妨碍和平，就对他们宣布无情的战争，人民的怒火将倾泻在他们的身上。（掌声，后来变欢呼声。）工兵代表苏维埃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立即颁布法令，禁止作为人民敌人的立宪民主党的代表参加立宪会议，把他们从会议上驱逐出去。
《消息报》第244期
1917年12月6日
〔1〕这个讲话与11月28日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人组织的示威游行相关。由于这次政变的悲喜剧式的尝试，颁布了关于立宪民主党的法令。
在会议开幕式上由斯克雷普尼克[2]同志代表新选举的市杜马致贺词。
在第一次会议上，新杜马决定向彼得格勒苏维埃热烈致意，表达它对在苏维埃政权轨道中的俄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公社能够完成它面临的宏伟任务坚信不疑。
主持会议的托洛茨基同志对祝贺表示感谢，并希望彼得格勒公杜能够与各个苏维埃一样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完成使彼得格勒整个生活和它的各个组织激进的民主化的工作。
〔2〕阿杰莫夫（М. С. Аджемов），俄国律师、立宪民主党著名人物，第二、三、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在1917年立宪民主党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霍夫曼（Max Hoffmann，1869—1927），德国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供应总局局长和东方面军参谋长。布列斯特德苏谈判（1917—1918）的德方首席代表。——译注
[2]斯克雷普尼克（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Скрьпник，1872—1933），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897年起）。曾在彼得格勒参加1905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任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年起在乌克兰工作，1918—1919年先后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一些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1933年起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7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译注
对立宪民主党阴谋的追查越来越深入。我不能公布许多信息，但目前，我能说，侦查委员会手中掌握的材料对立宪民主党来说是致命的。
广为散发的传单说，在我们的政府里有德国将军。一份最无耻的报纸《日报》[1]——也就是《夜报》和《子夜报》——持与这份传单同样令人愤怒的明确的立场。预审材料中有关于这份报纸的领导人的材料，当长期推迟的革命法庭最终开庭之时，他们将对人民做出交代。
阴谋被揭穿，但没有被平息。还在抢酒窖，在瓦西里耶夫斯基岛上，焚毁了酒库。同志们应该千方百计地与此作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必须发挥你们的首创精神。不能只是自上而下地行动。这种胡作非为的发生，主要是怂恿的结果，它在开始时没有得到有力的制止。但应该明确地意识到，如果手中掌握权力的士兵抢劫并喝得烂醉，他就玷污了这个权力，没有制止酗酒，没有采取与之斗争的措施的人也玷污了这个权力。说在特选的人中也看到抵挡不住诱惑的情况。同志们，这是耻辱！人民推出的政权除了工人、士兵和农民本身之外，与人民没有别的联系，这是我们唯一的基础。如果基础腐烂了，我们就失去了地基，我们就失去了立足点。
伏特加是语言一样的政治因素。革命语言把人们从沉睡中唤醒，推动他们走上与压迫者进行斗争的道路，而伏特加是语言的对立物，它使人重新昏昏欲睡，让睡着的人被打败。这条斗争的道路不是我们的资产阶级开辟的，在所有的革命中，人民的敌人都抓住伏特加，把它当做瓦解、涣散和败坏士气的武器。
我们不怕他们的阴谋诡计、他们的进攻，但害怕自己的队伍的瓦解。组织起来，集中你们的力量，警觉地监视，为革命荣誉而斗争！
以全部现有的力量向伏特加宣战。如果你们不能阻止酗酒，我们除了装甲车之外，就没有其他手段了。请你们记住，醉酒的每一天，就是他们接近胜利的一天，也是我们回到过去的奴役中的一天。
《消息报》第246期
1917年12月8日
[1]《日报》系资产阶级左翼自由派日报，1917年6月起为孟什维克报纸。1912—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因进行反苏维埃宣传而被查封。——译注
听取了关于酗酒和抢劫的报告，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决定：
任命布拉贡拉沃夫[1]同志为彼得格勒反酗酒和抢劫斗争特命军事委员；
授权他指挥必要的军事力量；
责成布拉贡拉沃夫同志消灭酒窖，肃清彼得格勒的流氓团伙，解除所有以参与酗酒和抢劫玷污自己的人的武装，并逮捕他们；
号召所有区工兵代表苏维埃、卫戍部队的各部分和赤卫队员充分协助军事委员布拉贡拉沃夫；
为顺利地与酗酒和抢劫进行斗争，委员们提出实行戒严，委托执行委员会审查这个问题，如果有必要的话，授予它批准在彼得格勒实行戒严的全权。
《消息报》第244期
1917年12月6日
[1]布拉贡拉沃夫（Георгий Иванович Благонравов，1896—1938），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17年起）。十月革命参加者，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彼得保罗要塞政委。1918年起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任职。1932—1934年任交通副人民委员。1934年起任苏共候补中央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译注
盟国和中立国使馆和使团：
某些使馆拒绝为外交人民委员部信使发放签证。相应机构以人民委员会作为政府尚没有得到“承认”为理由。承认的问题是形式问题，苏维埃政权根本不在乎这个纯外交礼仪的细节。不承认并不能免除考虑苏维埃政府这个事实的必要性。苏维埃政权认为不仅与各国政府的外交关系是必需的，与力图推翻现政府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外交关系也是必需的，仅此一点就表明，政府“未被承认”就不能有外交信使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最后不能不指出一点，上述使馆推行的“不承认”政策完全是单方面的，因为他们自己不断前往外交人民委员部，请求为他们提供许可和证明，保障他们的外交信使自由往来，等等，等等。
外交人民委员认为维持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命令今后不再对那些为苏维埃政权制造猥琐的文牍麻烦的使馆代表发放任何通行证，提供任何方便。
《消息报》第243期
1917年12月3日
出于工人、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统一和兄弟联盟，出于革命民主机构、苏维埃，特别是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无数决定所承认的这些原则，俄国社会主义政府、人民委员会再次确认所有遭受沙皇制度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资产阶级压迫的民族的自决权，以及这些民族脱离俄罗斯的权利。
因此我们人民委员会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承认它彻底脱离俄罗斯，或是与俄罗斯共和国达成它们之间的联邦的或与之类似的相互关系协议的权利。
所有涉及乌克兰人民民族权利和民族独立的问题，我们人民委员会都立即承认，没有任何限制和条件。
我们在反对芬兰资产阶级共和国——它目前还是资产阶级的——时，我们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限制芬兰人民的民族权利和民族独立，今后也不会采取任何措施限制已经加入或想加入俄罗斯共和国的民族中的任何一个民族的民族独立。
我们指责拉达的，是它用民族词句来掩盖它推行的模棱两可的资产阶级政策，该政策早已在拉达不承认乌克兰的苏维埃和苏维埃政权中流露出来（拉达还拒绝根据乌克兰苏维埃的建议立即召开乌克兰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个模棱两可的政策使我们没有可能承认拉达作为乌克兰共和国的受压迫劳动群众的全权代表，也使拉达在近期采取意味着消灭任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的措施。
这类措施有：
首先是瓦解前线。拉达以单方面的命令调动或召回乌克兰的前线部队，从而在只能通过两个共和国政府筹备的协商来实现的划分之前破坏了统一的、共同的战线。
第二，拉达着手解除驻扎在乌克兰的苏维埃部队的武装。
第三，拉达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阴谋和暴乱。拉达用根本错误的“顿河库班”自治权利来掩盖与广大劳动哥萨克的利益和要求背道而驰的卡列金的反革命发动，并以此为借口，允许军队通过它的领土投奔卡列金，却拒绝攻打卡列金的部队通过。
在这条闻所未闻的背叛革命的道路上，在支持俄罗斯民族独立和苏维埃政权的最歹毒的敌人、受压迫的劳动群众的敌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的道路上，拉达迫使我们不得不毫不犹豫地对它宣战，哪怕它是得到正式承认的、独立的资产阶级乌克兰共和国最高国家政权的无可争议的机构。
鉴于上述情况，现在，人民委员会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共和国面前对拉达提出下述问题：
拉达是否保证拒绝瓦解共同战线？
拉达是否保证未经最高总司令的同意，不允许任何部队前往顿河、乌拉尔或其他地方？
拉达是否保证在革命部队与反革命立宪民主党—卡列金暴乱的斗争中协助前者？
拉达是否保证停止其解除驻扎在乌克兰的苏维埃团队和工人赤卫队的武装的企图，立即把武装归还给他们？
若在48小时内还得不到对这些问题的令人满意的答复，人民委员会将认为拉达与俄国和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人民委员会
1917年12月4日，第262号
《消息报》第244期
1917年12月6日
〔1〕列·达·托洛茨基在回答我们的询问时说，这份文件是列宁同志和他一起写的，而且决议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弗·伊·列宁写的，第二部分是托洛茨基同志写的。
——中央拉达与卡列金—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
读者已经了解人民委员会对拉达的最后通牒。最后通牒是由拉达对卡列金反革命的模棱两可的支持引起的，它解除在乌克兰的苏维埃部队的武装，阻止攻打卡列金的革命部队通过。昨天收到了拉达的长篇答复，它在语调上是不成体统的，在内容上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个答复将于明天公布。继收到答复之后还收到了通过彼得格勒区军队拉达革命司令部转交的中央拉达的建议，表明它希望和平调解冲突。这份建议在这点上值得注意，即它证明了拉达有意转向和平谈判。然而它没有满足人民委员会，因为它回避了拉达对卡列金—立宪民主党人反革命斗争的态度问题。因此，人民委员会为了与拉达进行可能的和平谈判创造条件，它认为，只有在拉达无条件地、断然拒绝对卡列金—立宪民主党人在顿河的暴乱予以任何支持的情况下，谈判才有意义。我们将拉达的建议和人民委员会的答复刊登在下面。
拉达对人民委员会的答复
受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全权委托，乌克兰革命司令部荣幸地请大俄罗斯共和国政府斟酌司令部就人民委员会给乌克兰中央拉达的最后通牒与其政府进行协商的结果以及乌克兰共和国对这个最后通牒的答复。
协商表明，在遵守下述条件的情况下，乌克兰和大俄罗斯共和国之间的冲突可以和平解决：
人民委员会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权利，完全不干涉共和国的事务；
满足乌克兰军队乌克兰化的要求，并把这些部队从其他战线调回乌克兰境内；
相应地调整货币和黄金储备的问题；
人民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不干涉乌克兰战线，即罗马尼亚和西南战线的指挥；
在乌克兰共和国参与的情况下解决和平问题。
同时，乌克兰共和国政府认为，人民委员会声明原则上承认上述条件，还有对政府关于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联邦政府的照会的答复，它们可以成为和平解决冲突，避免乌克兰和大俄罗斯之间的战争的基础。
关于乌克兰人加入联邦政府的比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由于当前乌克兰共和国所获得的特殊意义，由于它的组织性和真正调整与整个俄国的相互关系以及在各个共和国内确立正常的革命生活进程的追求，乌克兰代表的席位不应该少于1/3。
此外，乌克兰革命司令部受自己政府的全权委托，对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声明，鉴于财政困难，在总书记处未收到现金支票及1/3黄金的付款之前，不再把粮食产品运出乌克兰境外。
乌克兰革命司令部期望，兄弟民族之间的冲突将得到双方都满意的顺利解决，并表达自己已做好为此竭尽全力的准备。
司令部首领拜因德连科
副官 乌西克
对彼得格勒区军队拉达乌克兰革命司令部的答复
作为对你们受“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全权委托”所做的和平解决中央拉达与人民委员会之间的冲突的建议的答复，人民委员会决定：
用和平方法解决冲突当然是最好的，苏维埃政权所做的一切正是为了实现和平地解决问题；
至于拉达提出的条件中具有原则性的那些（民族自决权），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争论和冲突的原因，因为人民委员会充分承认和推行这些原则；
真正的冲突原因是拉达支持立宪民主党—卡列金反对工兵代表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在你们转达的拉达的条件中对此只字未提；
只有在拉达断然声明它准备立即放弃对卡列金暴乱和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反革命阴谋的支持，才能与它达成协议。
人民委员会
《消息报》第245期
1917年12月7日
托洛茨基同志回答说，人民委员会也力求这样，在拉达毫不阻碍地放行卡列金的军队，但却阻挡苏维埃的队伍并解除它们的武装时，人民委员会迄今没有采取任何进攻行动。拉达千方百计地协助卡列金，后者举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暴动，粉碎苏维埃组织，扣押煤和粮食，占领铁路枢纽。为了不给任何冲突提供口实，允许那些派去与卡列金作战的军队的行军路线尽可能绕开乌克兰拉达有影响的稠密程度不同的居民中心。迄今为止没有为反对拉达派过一兵一卒。人民委员会不仅不寻求武装冲突，而是千方百计地避免它。相反，拉达显然为挑起冲突而做了它所能做的一切。托洛茨基同志提到了发生在基辅和敖德萨的事件，表达了担心，恐怕与拉达协商的全部尝试都不会取得丝毫成果。接下来，奥斯特洛夫斯基同志叙述了代表与拉达的谈判，因为温尼琴科[1]和特卡琴科百般回避直接的答复，谈判对代表团来说极其困难。这二人中谁也不能指出人民委员会的一个具体的侵略行动。就拉达对卡列金暴乱的态度问题，他们声明说，他们认为顿河的运动追求的是自卫，在这方面他们将遵守严格的中立。但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让哥萨克军队前往顿河。预定于今晚10点继续谈判，因此奥斯特洛夫斯基以代表团的名义请求免去他更详细地介绍与乌克兰拉达的谈判。
《消息报》第247期
1917年12月9日
〔1〕12月7日，在代表大会上听取了代表大会代表团的报告，它受委托在前一天晚上搞清楚人民委员会与乌克兰拉达之间的冲突问题。
代表团的报告人奥斯特洛夫斯基同志讲述了代表团前往人民委员会，因为太晚了，那里只剩下托洛茨基同志，代表团向他出示了自己的全权证书，声明全俄农民代表大会委托它首先要尝试避免流血。
[1]温尼琴科（Владимир Кириллович Виниченко，1880—1951），乌克兰作家，乌克兰反革命民族主义领导人之一，乌克兰执政内阁（1918年11月—1919年2月）首脑。1920年侨居国外。1905—1907年革命前的短篇小说和特写反映自由派观点。长篇小说《在生活的天平上》（1911—）、《父辈的遗训》（1914）则属颓废派和印象派。——译注
在德国政府为俄国士兵出版的《俄罗斯通报》上，我们读到：
我们的读者问我们，托洛茨基是什么人。在德累斯顿卡登之流的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列·托洛茨基《革命时代的俄国》一书的德文版，在这本书中，托洛茨基描述了他在1905年革命和今天的革命中的感受。他属于当时几乎掌握了政权的著名工人代表苏维埃。托洛茨基与苏维埃一起被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成功地从那里逃走，先回到彼得堡，然后到了国外。整个革命世界都为他的成功的逃亡欣喜若狂，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沙皇制度被推翻后，托洛茨基在长年的流亡后回国不久，就被沙皇隐秘的朋友关进了监狱。只是在全体俄国人民的抗议下，他才被释放……英国帝国主义与俄国沙皇制度的观点相似，难道还需要更鲜明的证明吗？
德国政府为俄国军队出版的报纸是这样说的，它说得对。英国帝国主义真的与寿终正寝的沙皇制度十分相似。但德国政府的报纸说的不是全部真相。
在战争开始时，托洛茨基同志在瑞士出版了一本德文小册子《战争与国际》。这本小册子的矛头直指包括德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瑞士社会主义者把相当数童的小册子运到德国，那里的左派社会主义者、李卜克内西的朋友们、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志同道合者在工人中散发这本小册子。其结果是进行了一系列的搜查和逮捕，然后是审判，而且小册子的作者托洛茨基同志，被德国法庭缺席判处监禁。
遗憾的是，德国总参谋部的报纸对此事只字未提。它对李卜克内西为什么被关押在监狱里，罗莎·卢森堡和许多其他人为什么被关押在监狱里保持沉默……英国帝国主义与俄国沙皇制度非常像。这对，但这只对了一半。应该补充，德国帝国主义与它们没有任何区别。那就全对了。
《消息报》第246期
1917年12月8日（发表时没有署名）
——最后的警告
个别几个盟国军官、盟国军事使团的成员竟然最积极地卷入了俄国国内生活，当然不是在人民一方，而是在反革命帝国主义卡列金—立宪民主党力量的一方。对这些先生我们已经警告了不止一次。但看来，最后警告的时刻已经到了。最著名的美国代表显然卷入了阴谋；他们为协助它采取了所有措施。以红十字预定前往西南前线之行为幌子，雅西的美国军官安德森先生和佩尔金斯先生以及他们的同谋、俄国军官科尔帕什尼科夫和维尔勃留恩斯基企图欺骗苏维埃当局的警惕性，把几十辆汽车以及许多其他东西运到顿河，交卡列金支配。〔1〕
阴谋被揭穿了。科尔帕什尼科夫上校和他的其他同谋者被捕了。缴获了极其重要的文件。在雅西的美国红十字使团的长官安德森先生的电报中，委托科尔帕什尼科夫上校从美国大使弗朗西斯那里领取10万卢布，作为往……罗斯托夫发列车的费用。在从科尔帕什尼科夫那里缴获的文件中现在还有弗朗西斯〔2〕先生签署的证明，证明列车“从彼得格勒前往雅西”。现在，这辆神秘的列车哪儿也去不了了。它被苏维埃当局扣押在彼得格勒。
阴谋被揭穿了。美（不仅仅是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卡列金分子的阴谋。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个阴谋的线索通向很高的地方。
该让弗朗西斯先生说话了！该让那些派他到这里来的人说话了！
《消息报》第217期
1917年12月9日（发表时没有署名）
〔1〕1917年底，唯一现实的反革命力量是卡列金匪帮。外国帝国主义分子从四面八方来帮助卡列金，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且美国人的这件事还证明了威尔逊1917年冬表示美国百般同情苏维埃俄国的声明的虚伪。威尔逊政府完全遵循弗朗西斯的全部政策。
〔2〕弗朗西斯长期任美国驻俄大使。1918年春，为积极地组织武装干涉，他与其他几国大使一起去了北方。
在资产阶级和给它拍马屁的传单散布的无数谎言中，《新生活报》的谎言决不在最后一位。星期五，某个P. 格里高里耶夫在这份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说什么列·托洛茨基相信了“某个被俘的奥地利军官”的话，武装了一队战俘。当然，这纯属胡说八道。列·托洛茨基通报的只是一个匈牙利国际主义者军官，此人早就在匈牙利人中进行反对奥匈帝国君主制的革命宣传，他报告说，在被俘的匈牙利和奥地利无产者中，有强大的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运动，如果由于同盟帝国的罪恶而不能实现民主和平的话，革命的奥地利人将为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革命俄国提供一支部队，听它的调遣。
仅此而已。没有人武装过任何战俘。这一切都是《新生活报》的可悲人物编造的谎言。无须怀疑，从现在起用不了一个星期，所有其他报纸都将以不同的方式重复格里高里耶夫编造的谎言。
《真理报》第210期
1917年12月22（9）日
（发表时没有署名）
工兵代表苏维埃任命卡尔宾斯基〔1〕为外交人民委员部驻日内瓦临时全权代表。请使馆、军事使团的所有官员，因公现在在瑞士的俄罗斯共和国所有公职人员在接到卡尔宾斯基公民的要求后，立即把当前的事务、文件，还有由他们支配的来自俄罗斯共和国国家资金的金额全部移交给他。违抗卡尔宾斯基上述意义上的命令的，都将被视为国事罪。
外交人民委员
列·托洛茨基
工兵代表苏维埃任命李维诺夫[1]公民为外交人民委员部驻伦敦临时全权代表。请使馆、军事使团的所有官员，因公现在在英国的俄罗斯共和国所有公职人员在接到李维诺夫公民的要求后，立即把当前的事务、文件，还有由他们支配的来自俄罗斯共和国国家资金的金额全部移交给他。违抗李维诺夫上述意义上的命令的，都将被视为国事罪。
外交人民委员
列·托洛茨基
《临时工农政府报》第40期
1917年12月28日
〔1〕卡尔宾斯基（Карпинский），老布尔什维克。他的大部分活动是在国外进行的。他主要在日内瓦工作。虽然已经任命他为苏维埃代表，但因为瑞士政府不承认布尔什维克的代理人，卡尔宾斯基不能履行这个职责。回到俄国后，卡尔宾斯基在《真理报》和《贫农报》编辑部工作。同时他积极地参加了研究农村工作问题的工作。
[1]李维诺夫（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Литвинов，1876—1951），原名瓦拉赫·马克斯。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898年起）。《火星报》代办员，1918年为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0年任驻爱沙尼亚全权代表，1921年为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1930—1939年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1941—1943年任外交副人民委员兼驻美大使。1934—1941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1950年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