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落的底线在哪里？
——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的总结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38—39, стр. 5—14。
1933年12月底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作出了一个像墓志铭一样的决议（《法西斯主义、战争危险和共产党的任务》）：“这里埋葬着一个曾经是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决议证明不存在任何一般概念。是啊，它又能从哪里来呢？过去摇摆的残片随便地联系在一起，作为对世界工人阶级的指令。批评所能做的只是揭示每一个成分单独是站不住脚的，它们彼此之间是互不相容的。
1.决议赌咒发誓地肯定——显然不是所有人都会相信！——德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希特勒政变之前、之中和之后都是绝对正确的。但在括弧中告诉我们，雷梅尔和诺伊曼属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对德国革命前景的评价上属于失败主义分子”。岂不是天大的怪事？近几年来，共产国际正式把德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交给三个人：台尔曼、雷梅尔和诺伊曼（关于这点甚至可以在最近出版的德文《百科全书》中看到）。现在我们顺便得知，在政变前和政变中一直“正确地”领导德国共产党的这个三驾马车，其中的两个成员竟意外地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失败主义分子”。法西斯监狱的厚厚的围墙使第三个成员免遭这种意外。[2]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在嘲弄谁？不是自己吗？
2.据决议的说法，“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其他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增长和它的上台，意味着革命危机和广大群众对资本统治的愤怒的增强”。这应该叫做消灭罪迹。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增长，就不会有法西斯主义的增长，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导致希特勒胜利（“法西斯主义的上台”）的根本不是“广大群众对资本统治的愤怒”，而是他们被改良主义、冒险主义、他们没有革命的领导、共产国际可鄙的犯罪的政策所麻痹，导致他们软弱无力。“没有斯大林，就不会有希特勒的胜利”。任何官僚的诡辩都不能抹去德国的重大失败和共产国际的责任。
3.决议声称：“只是为了达到欺骗和解除工人武装的目的，社会民主党才否定资产阶级民主的法西斯化，并把民主国家与法西斯专政的国家根本（！）对立起来。”这个混乱的说法故意把不同层次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旨在为下面的目的服务：为德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辩解，它在布劳恩—泽维林—布吕宁时代就断言法西斯已经胜利了，因为在社会民主党制度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之间没有“原则性的区别”。这些先生们是怎么理解“原则性”的区别的，看来他们自己也不清楚。我们来帮帮他们。沙皇制度是地主和大资本的国家政权。“二月”共和国的临时政府也是地主和大资本的政权。它们之间有“原则性”的区别吗？显然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有进行“二月革命”的必要吗？或是换种说法：能否赋予“二月革命”以某种“原则”意义？然而，若没有“二月革命”，就不可能有“十月革命”。大资本曾在米勒—泽维林—布吕宁的不中用的民主下进行统治，现在，大资本则在希特勒政权下进行统治。很清楚，在这两个制度之间没有“原则性”的区别。可是，在法西斯政变之后，无产阶级失去了全部防御和进攻的手段。
第十三次全会给我们呈上的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粗陋愚钝的论断。库西宁、曼努伊尔斯基等先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中过于看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帮助，所以没有资格。但他们自己的错误、诡辩和拒不认罪的逻辑把他们引到无政府主义哲学上：政治制度的更替没有“原则”意义！关押在集中营里的而不是住在豪华宾馆里的共产党员，对事情无疑持有不同的看法。
4.决议教导说，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分歧，涉及的只是“法西斯化的形式和方法”。仅此而已！社会民主党党员与法西斯分子的区别，是他们“坚持维护在推行资产阶级专制法西斯化中的议会形式”。但为了“这些形式和方法”，法西斯主义与社会民主党展开殊死斗争，杀害它的领袖，占领它的活动场所和储蓄金库，把工人关押在集中营里。我们了解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政党，它能适应所有势力，甚至能在统治阶级加冕的代表面前跪在地上爬；请问，为什么这个力求法西斯化的彻头彻尾机会主义的党，它没有适应国家社会主义，而是成为它的牺牲呢？莫非仅仅是由于非原则性的“形式和方法”吗？共产国际洞察秋毫的领袖们发现了“议会形式”，却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他们对下面的事实却只字不提：社会民主党若不依靠工人阶级的政治和工会组织，它就不能生活和呼吸，即既不能利用民主，也不能出卖工人。然而，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正是沿着这条线展开的；与社会民主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政策的必需的、不可避免的阶段，也正是在这条线上展开的。
5.据决议的说法，“在公然的法西斯专政的国家中，社会民主党继续扮演资产阶级主要社会支柱的角色”。很难想象更具挑衅性的愚蠢了。社会民主党已经被从所有阵地上击退，仰面朝天地被打倒在地，正是因为它不再适合当资产阶级的支柱了。依靠无产阶级改良主义组织的、能够得到金融资本的丰厚施舍的官僚的位置，已经被依靠肆无忌惮的小资产阶级的法西斯暴徒所占据。如果用共产国际领袖们的术语的话，政变的实质就在于一个“社会支柱”被另一个“社会支柱”所取代。其实，他们指的不是社会的，而是政治的支柱。
看来，智者想说出的是那个观点，即法西斯主义依靠的是工人不相信自己，改良主义应该为无产阶级如此屈辱的状态承担罪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正确的。但创立于1919年的共产国际就是为了消灭社会民主党的致命影响，这同样是正确的。1923年前，共产国际成功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近10年来，它不断地下滑。[3]共产国际玷污了工人群众心目中的革命方法的声誉，奠定了法西斯主义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这当然不意味着，共产国际今天扮演的是希特勒“主要社会支柱”的角色；但这意味着，为了推翻希特勒，应该先了结共产国际。
6.决议安慰我们说：“但在多数国家中，它（社会民主党）已经处在瓦解过程中”。在英国共产党对第十三次全会的简短通告中，建议“加强争取统一战线的斗争，把仍（！）跟着工党和工会官僚走的工人引入其中”。一个小小的“仍”字完全暴露了共产国际官僚生活在其虚幻的世界中。英国共产党是一个可悲的假象。相反，叛变罪行累累的工党为新的叛变准备重新执政。在1926—1927年间，工会国际在其工会左派反对派中有“百万”工人。现在这个运动已经销声匿迹。我们就不说德国党的覆灭了，哎，几百个、几千个忘我的工人的努力是不足以拯救它的。在法国，社会党的分裂丝毫没有帮助摇摇欲坠的共产党。总工会从50万人跌到不足20万人，而改良主义的工会从30万人上升到80万人。在比利时，共产党在政治上根本就不存在；王国大臣王德威尔得的党仍然支配着工人运动。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连续不断地把无产阶级引向毁灭，可共产党仍没有摆脱自己微不足道的状态。虽然瑞典和丹麦的社会民主党近几年来一直执政，官方共产党在这两个国家中一直等于零。在挪威，背信弃义的改良主义者特兰梅尔[4]在1923年比共产国际正统支部的选票稍稍多一点，在近几年的选举中得到45%居民的选票，而共产党却退化为一个可怜的宗派。在瑞士，社会民主党赢得了一个又一个州，而共产党却日益从舞台上消失。在西班牙，在几年中承担着扼杀革命群众的直接责任的社会民主党无疑已经削弱，无政府工团主义以空前的规模暴露出自己的站不住脚，共产党仍没有脱离微不足道的状态。这一切都说明，转入反对派之后，西班牙社会民主党重新找回自己已经失去的阵地。波兰共产党在1931年还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现在则完全丧失了对群众的影响力。工人阶级的领导重新回到了波兰社会党的手中，报告人库西宁还能成功地讲述，芬兰共产党是如何在他的领导下化为乌有的。第十三次全会的决议只点了一个国家的名字，似乎那里的“工人阶级的多数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走”：这个国家就是保加利亚！但那里的工人对对共产党采取的恐怖措施根本就没有反应。事实就是这样。
7.共产国际的《年鉴》几年前提供的下面关于各国共产党党员人数的数据：
德国 1921年……………………………………360000党员
1923年……………………………………400000党员
1926年……………………………………150000党员
奥地利 1921年…………………………………… 10000党员
1923年………………………………………4000党员
1926年………………………………………5000党员
法国 1921年…………………………………… 90000党员
1923年…………………………………… 52000党员
1926年…………………………………… 83000（？）党员
捷克斯洛伐克 1921年……………………………………360000（？）党员
1923年……………………………………154000党员
1926年…………………………………… 93000党员
挪威 1921年………………………………………7000党员
1923年…………………………………… 20000党员（分裂后）
1926年………………………………………7000党员
共产国际的统计工作就此停止，像《年鉴》的出版一样：在面临深渊时最好就是闭上眼睛。然而，真正的衰败从1925—1926年才刚刚开始，在“第三时期”过程中表现出不可遏止的性质。如果把苏联放在一边，那里的党被官僚窒息所消灭，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共产国际的总人数是它高潮期总人数的1/10。至于工会国际，这个比例更加令人难堪。“农民国际”早就寿终正寝了，就连它的名字也已经不再使用。但是，上面引用的数据还不能提供共产国际理论破产和它的革命声望衰退的充分依据。
8.共产国际自己是怎么解释这些事实的呢？它对它们不加解释，而是保持缄默。只是在谈到各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任务时，第十三次全会捎带着指出：“在企业和工会中的工作……仍是（！）它们的最薄弱的环节。”共产国际最薄弱的环节是在企业和工会中的工作，即在无产阶级中。那它最强的环节在哪里？显然是在明岑伯格临时搭起的戏台上和在莫斯科的豪华旅馆中。“仍是”一词意味着什么？须知在共产党争取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时期，工会国际是一支相当巨大的力量，这个时期已经过去，而不是在前面。过去的已经不能挽回。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斯大林—曼努伊尔斯基—库西宁葬送了共产国际。
9.从滥用力量中，留下的只是根据订货制造的虚假的乐观主义。第十三次全会郑重地说：“现在看不到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加速成熟的革命危机的客观趋势，就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加速”意味着什么？与希特勒还没有胜利之前的形势相比较？莫非灾难的发生是由于缺乏“革命危机的客观趋势”？
如果从1929年，甚至从1930或1931年起，共产国际就把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更确切地说，是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客观的不可调和性作为自己政策的基础的话；如果在此之上建立自己系统的、持之以恒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话，德国在几个月之内就会布满强大的无产阶级防御委员会，即潜在的工人苏维埃。如果苏联政府及时声明，它将把希特勒上台视为筹备对东方的打击的话；如果它利用在欧洲有利的形势，那时就在苏联的西部边陲采取必需的备战措施的话，在德国工人队伍中唤起双倍的信心的话，德国就会有所有机会成为苏维埃共和国。那么今天，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就会改观。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没有这样做，它和斯大林的外交一起，从两面把希特勒扶上马鞍。此后，皮亚特尼茨基把手指放在脑门上解释说：德国工人未经战斗就向刽子手投降，是因为……没有革命形势。你们还想葬送多少革命形势，战略家 先生们？幸运的是，你们的手还不够长！
10.第十三次全会教训说：“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疯狂在给革命发展制造困难的同时，也加快了它的速度。”在这句模棱两可的话之后，是感伤的补充：“在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仇恨在不太公开的形式中增强。”正是这样！在法西斯政变后的第二天就对我们许诺，在近几个月内，如果不是几个星期的话，就会爆发无产阶级起义：干脆把它安排在十月。谁不相信这点，就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此后的公民投票给希特勒投了4300万张选票，而反对派只得到300万张。所有的库西宁们回答说：“你们看见了吧，希特勒采取了恐怖行动，这不是我们的过失。”当然啦！希特勒之所以掌握政权，就是为了以恐怖方式来行动。但如果法西斯分子上台会“加速革命”，像这帮破产先生们开始时所断言的那样，那这首先应该表现为恐怖措施不可能使工人害怕，更何况目前事关的还不是街垒，而只是发送反对派通报。但事实是，法西斯主义在民主条件下获得了1700万张选票，靠恐怖方式又增加了2500万张选票。如果其中表达的是革命的“加速”，那它与反革命的深化绝对没有任何区别。“悲观主义！”“失败主义！”“投降！”这些骗子又吼叫起来，只要上司要求，他们就随时准备称反革命为革命，他们就是凭这领取薪水的。工人们，应该学会轻蔑这些蛆虫！
11.共产国际的指令不是建立在它的理论分析之上，而是在每一步上都与后者相矛盾。第十三次全会命令各国共产党：“仔细地解释，法西斯专政给劳动者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奴役。”刚刚对我们“仔细”地解释了民主和法西斯专政之间没有“原则性”的区别，只是为了欺骗工人的目的，社会民主党才用法西斯主义粉碎民主来吓唬他们。突然，没有任何逻辑过渡，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和社会民主党一起，“仔细”地用法西斯胜利带来的奴役来吓唬工人。读这种政治上的胡言乱语都感到羞愧，但是，它是臭名昭著的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为一对双胞胎的理论的合法的孩子。
12.全会责成各国共产党：“及时动员群众保卫工会、工人刊物、工人之家、罢工和工人集会自由……，建立反击恐怖匪帮的自卫战斗队。”说的无疑不仅是保卫共产党的、而是保卫所有工人组织的工会、报纸和工人之家。由于保卫工会、报纸和工人之家，对社会民主党来说，也同样利害攸关，像共产党一样，由此不可抗拒地产生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在那些法西斯刚刚准备进攻的国家中，难道不是必须向社会民主党建议协调一致地进行防御，其中包括工人战斗队的共同行动吗？但决议对此未置一词。如果它不拆毁共产国际所犯下的罪行的链环的话，它是不敢说这话的。
13.执委会建议为争取罢工、工人集会的自由而斗争，换言之，就是为争取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利而斗争。对此还应该补充保卫选举自由和共产党议员的豁免权，因而就是保卫议会本身不受法西斯主义和波拿巴主义的侵害。共产国际倒霉的领袖们如此怯懦、混乱和吞吞吐吐地接近保卫无产阶级民主阵地的问题。对于正确的政策来说，这些隐蔽的半让步是根本不够的；但它们对共产国际的起诉书来说，却绰绰有余。
14.决议要求各国共产党：“结束对工会工作特别是在改良主义……工会内的工作的机会主义的、投降式的轻视。”在共产国际存在的第15个年头，全会不得不对各国共产党说明，不能滋长对工人群众组织的“轻视”。最歹毒的敌人对共产国际也讲不出比这几个字更加致命的话来。对无产阶级和他的群众组织的“轻视”，是渗入到神经和骨髓的整个官僚冒险政策的结果。
15.前景如何？在这点上，决议重新让我们回到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否会加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上。可以同样成功地说，轮船倾覆“加快”了从欧洲前往美洲的旅程。这个问题的巨大意义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法西斯主义是“加速剂”的话，就可以在法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国重复在德国如此成功地运用的政策。不允许对幸运的结果有所怀疑。因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就应该更加无情地把官僚冒险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从工人运动的队伍中驱逐出去！
被法西斯击溃的无产阶级最终将会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这是无可争议的；但只有在付出相当于整整一代人的政治灭亡的可怕牺牲的代价下。意大利的经验已经相当清楚地证明了这点。
全会提出了下面的观点来反驳意大利的例子：“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化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从革命危机到局部稳定的过渡时，与此不同，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从资本主义稳定的末期转入革命危机……”在这几行文字中所含有的真理，被谎言极度地冲淡了。希特勒的胜利根本就不是发生在从稳定到危机的过渡时，因为空前的危机是在1929年开始的，而希特勒获胜是在四年之后，是在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危机可能因形势复苏而重新得到暂时的缓解之时。资本主义内部的和国际的矛盾都极度激化，包括法西斯制度在内的所有资产阶级制度都将受到严酷的考验，至少这点是无可争议的。
决议就此说道：“在每个可能出现转折的时刻，都将意味着经济危机变成革命危机。”这个思想并不新颖：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早就解释过，我们的时代为什么是急剧的政治转折时代。但现在，这个思想恰恰不能适用于德国，那里的无产阶级需要相当的时期才能从被粉碎和士气低落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恢复对自己的力量的信心。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的胜利，都会加速德国的革命复苏过程，这是不言自明的。
但是，重心不在各国的革命顺序上。“经济危机变成革命危机”，不论它在哪个国家中发生，都不能解决问题。为了让革命危机变成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是新的法西斯政变，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因而还有真正的革命党，需要新国际。
16.在共产国际创立了15年之后，还不得不在一定意义上从头开始，没有理由为此骄傲。但如此大规模的倒退的罪责应由共产国际的领导承担。应该从现实出发，才能在新的历史阶段上把世界革命的先锋队团结起来。
对世界革命和拯救苏联的利益来说，这都是同样必要的。现在，没有任何东西对第一个工人国家的世界地位的威胁，比对寄生的共产国际的希望更甚。在苏联的危急时刻，从加香和雅克莫特[5]那里能得到的帮助，与列昂·布吕姆和王德威尔得的一样。
17.全会没有提到新国际的问题。确认了“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向左转”和由此产生的“社会法西斯上层的纠纷”之后，决议指出其左派残余“炮制第二半国际”的企图。共产国际领袖们的政治思想不会超越这些廉价的字眼。然而，我们面临的是关于世界工人运动的新阶段的问题。
工人涌入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致命的危险结合在一起，使改良主义阵营失去了过去的平衡，在它的内部产生了新派别和划分。社会民主党今天的增长只是在酝酿它的更加尖锐的新危机。应该以明确的战略计划去迎接这个危机，而不是用“上层纠纷”的无聊玩笑来敷衍搪塞。
应该明白，社会民主党从来没有受到过像现在这样可怕的冲击。施塔姆普费尔在溃败前的最后一分钟还在给苏联大使馆打电话，以期寻求反希特勒的支持，并非偶然。在布吕姆和列诺得尔[6]之间的传统角色分配变成了分裂。一直进行反苏维埃“帝国主义”的诽谤斗争的布吕姆看到自己被迫声明，法国社会党今天在与苏联的统一战线中进行“保卫和平的斗争”。比利时社会民主党提出承认苏联，作为自己的主要口号之一。在俄国孟什维克之间，主张承认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国家的趋势增强。同时，在改良主义的官僚队伍中，对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部分是假装的、部分是真正的兴趣在不断增长。甚至在俄国孟什维克中，也出现了“改革者”，他们发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进步方面。
只有小孩才会把这些统统当真；应该成为库西宁，才会在这些中除了“社会法西斯上层的纠纷”之外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必须抓住随机应变的改良主义分子的话，推动改良主义群众走上行动之路，用敌人自己的武器来打击他。
从这一前景中，最不能产生的结果是讨好社会民主党的官僚，对他们的罪行保持沉默，夸大他们的“功绩”等。只有感觉自己是改良主义的影子，害怕真正地与改良主义对立的中派主义的左翼，才会有这样的政策。谁寻找通向群众的道路，同时又迎合改良主义的领袖们，他和他的声誉扫地的领袖们必将一起被群众所抛弃。与改良主义斗争到底，对中派主义毫不让步，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上就是这么写的！
18.在今天的条件下，如果道路不被斯大林官僚集团阻断的话，社会民主党左翼会迅速地朝共产主义方向发展。许多“左翼”集团不明白共产国际退化的辩证法，停在了半路上，醉心于把两个国际联合起来、创立中间国际和类似的反动幻影的思想。
但是，在这些面临艰难演变和不可避免的内部分裂的不彻底的派别中，现在已经分化出更加进步的集团，它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建立第四国际，即在新的、更高的历史阶段上恢复马克思列宁的政策。
第十三次全会慈悲地指出了这个趋势：“反革命资产阶级的仆人托洛茨基徒劳地以创立第四国际的可悲的企图……力图阻止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转到共产主义一边。”那些把反革命的胜利说成是革命的“加速”的人，理所当然地把马克思主义者说成是反革命分子。不值得为此多费唇舌。更有意思的是事情的另一方面。原来，在社会民主党那里得到主要的“社会支柱”的“反革命资产阶级”（显然还有革命的！），同时委托法西斯粉碎自己的“主要支柱”，虽然在它们之间没有“原则性”的区别——看来，这个反革命资产阶级除此之外还需要第四国际。至少，令人安慰的是，虽然反革命分子千方百计，“社会民主党工人转向共产主义方面”的潮流不仅阻挡不住，而是相反，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只有唾弃工人阶级舆论的人，才会如此粗暴和毫无意义地扯谎。
官僚犬儒主义的精神渗透在第十三次全会的决议中。对革命事业来说，共产国际已经死亡。预定在今年“下半年”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也不能使它复活。革命运动将走其他道路，历史将开拓这些新道路的使命赋予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他们以此为自豪。
列·托洛茨基
[2]托洛茨基显然不知道，台尔曼为获得在德国共产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在1932年展开反对雷梅尔和诺伊曼派的斗争，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在共产国际领袖们的支持下，台尔曼如愿以偿地打垮了对手，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把诺伊曼开除出德共政治局的决议。详情可参见译者拙文《历史上的台尔曼》（《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译注
[3]我们的某些批评者就此声称：结果是这样，列宁在世时，一切都好，而在他逝世后，一切都变糟了；哪儿还有马克思主义？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官僚退化的原因，我们早就揭示了；没有人作出其他解释；但客观的历史过程是通过人完成的，一定的个人影响可以加速或减缓这些过程。官僚反动广泛地利用了列宁的疾病，并通过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疯狂斗争为自己开辟道路，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4]特兰梅尔（Martin Tranmael，1879—1967），1918—1921年挪威工党书记，赞成该党加入第三国际；稍后，成为挪威工党中派多数派领袖之一。该派于1923年退出共产国际。1921—1946年为挪威工会中央联合会领导成员。——译注
[5]雅克莫特（Joseph Jacquemotte，1883—1936），比利时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1年），1934年起为比共总书记。1921年起为比共中央委员，1931年起为政治局委员。1925年、1932年、1936年二度当选议员。——译注
[6]列诺得尔（Pierre Renaudel，1571—1935），法国社会党右翼领导人之一。1915—1918年任《人道报》社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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