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失败及其原因
译自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оппозиция в СССР（1923—1927）, т. 4, стр. 159—163。这是联合反对派在1927年起草的《反对派政纲》中关于中国革命的部分。由于季诺维也夫在沦为反对派之前，曾参与了共产国际中国政策的制定，在撰写政纲时，他仍维护自己当初的立场，这在收入本卷的武约·武约维奇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到。这导致政纲中的关于中国革命部分的不够充分，托洛茨基对此很不满意。——译注
中国革命的失败使实际力量对比变得对帝国主义有利，当然只是暂时的。在中国，新的革命战争和新的革命都是不可避免的。整个局势都能保证这点。
事后，机会主义领导者用所谓的“客观力量对比”来解释自己的破产，忘了自己昨天的有关中国革命即将来临的预言，而这场革命应该是由同样的力量对比产生的。
什么决定了中国革命在现阶段的不利的结局？就是俄共中央委员会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根本错误的路线，它导致在关键阶段在中国事实上没有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现在把罪责完全推给中国共产党党员，是浅薄的、卑鄙的。
我们在中国遇到的是采用孟什维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策略的典型经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无产阶级不仅没有达到自己胜利的“1905年”（列宁），而只是基本上扮演了欧洲无产阶级在1848年革命中扮演的角色。
在今天的国际形势中，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决不在于在中国似乎有“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对它的希望是斯大林—马尔丁诺夫—布哈林的整个路线的基础，而在于：
1.比在沙皇制度下的俄国农民受压迫更深的、不仅在本国而且还有外国压迫者的重压下呻吟的中国农民，可能会挺身而起，比1905年革命时期的俄国农民更有力地行动起来。
2.列宁在1920年为中国提出的苏维埃口号，在1926—1927年中国的条件下无疑仍有土壤。中国的苏维埃能够成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团结农民力量的形式，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构，也就是真正抗击资产阶级国民党以及从其内核中产生的中国的卡芬雅克的机构。
列宁有关只有反对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在前者的领导下）才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学说，不仅适用于中国和类似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而且指出了这些国家通向胜利的唯一道路。
从上述一切中可以得出结论，在今天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苏联存在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中国以苏维埃的形式出现，将具有相对迅速地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更多的机会。
此外，就是必将导致工人阶级失败的与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的孟什维克道路，正如1927年在中国所发生的那样。
共产国际第二次、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所有有关在东方建立苏维埃、在民族革命运动国家中的工人共产党充分的独立、工人阶级与农民结盟反对“自己的”和外国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所有决议，都被忘得一干二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1926年11月）的决议不仅没有对在中国波澜壮阔地展开的事件作出列宁式的评价，而且完全转向了马尔丁诺夫的孟什维克路线。无论多么不可思议，对1926年3月的蒋介石第一次反革命政变，对1926年夏秋两季广东政府在许多地方枪杀工农和对他们进行的其他镇压，对实际上反对工人的强制仲裁，对广东政府镇压工人罢工，对广东政府庇护由企业主组成的黄色“工人”组织，对广东政府为扼杀农民运动而限制它，不让它发展，不让它站起来所做的努力，这份决议未置一词。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的决议中，没有把每个工人武装起来的口号，没有号召与反革命军官进行斗争，它把蒋介石的军队描绘成革命军队；其中没有建立共产党日报的口号，没有准确、明白、大声疾呼中国共产党真正的独立的必要性。除了上述一切之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还推动共产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在既成局势下，这只能带来极大的危害。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中说，“国民革命政府的机关（即蒋介石的政府）为接近农民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道路。”并接着预言（1926年11月），“甚至大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在一定的时期内还能追随革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承担起不批评三民主义的义务，放弃了独立的工人政党的最基本的权利，提出了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最后，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于1926年7月4日 的公开信中承认三民主义是工人和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共同信仰”，对所有这些，第七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未置一词。
大约在这段时间，最主要的俄国负责同志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即农村内战的发展可能会削弱国民党的战斗力。换言之，就是禁止发展农民革命。
1927年5月中旬，当时的局势更加明朗，斯大林同志声称，武汉国民党是“革命的国民党”，是“清除了右派国民党员的革命中心”。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的第八次全体会议（1927年5月）没有力量纠正所有这些孟什维主义的错误。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反对派提出下述建议：
如果全会否决布哈林的决议，并用几行字的决议来代替它，它就做对了。这几行文字是：
农民和工人不相信左派国民党领袖，建立自己的苏维埃，与士兵联合起来。苏维埃应该武装工人和进步农民。保证共产党充分独立，创办日报，领导创建苏维埃，立即剥夺地主的土地。立即铲除反动资产阶级。就地镇压背叛的将领和所有反革命分子。总方针应该是通过工农代表苏维埃建立民主专政。
反对派警告党，“武汉的国民党”根本不是革命的国民党，这一警告被斯大林和布哈林宣称为“反党斗争”、“攻击中国革命”等。
有关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真实进程的实际消息被隐瞒和歪曲。直到我党的机关报（《真理报》1927年7月3日 ）以《士兵和工人亲如兄弟》标题报道中国将军解除工人的武装。
斯大林嘲弄列宁的学说，他论证说，在中国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就意味着提出马上转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然而在事实上，列宁在1905年革命中就提出了作为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机关的苏维埃口号。
反对派及时为中国提出的苏维埃口号，从斯大林和布哈林那里招来“反革命帮凶”和类似的指责。当工人和农民的基地被“我们的革命的”将军们所粉碎之后，斯大林和布哈林为掩盖自己的破产，突然为中国提出了苏维埃口号，为的是在第二天就忘记它。
开始称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模范支部”，反对派对它的最轻微的批评——在错误还能够改正的时候——都被压制或被宣布为对中国共产党的“恶毒攻击”。后来，当马尔丁诺夫—斯大林—布哈林的破产已经明确，就企图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开始把宝押在蒋介石身上，后来押在唐生智身上，然后押在冯玉祥身上，最后押在“可靠的”汪精卫的身上。所有这些绞杀工人农民的刽子手都依次被称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士”和“我们的”盟友。
孟什维主义政策以阉割列宁学说的革命内容而告终。斯大林、布哈林和“青年学派”忙于证明列宁有关民族革命运动的学说归结为宣传与“资产阶级”结盟。
早在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说过：
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是，甚至可以说在多数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另一方面又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意志行事，也就是同他们一起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一切革命阶级。[1]
列宁肯定会用这些话来痛斥今天这些胆敢引用他的话来为自己与蒋介石、汪精卫结盟的孟什维克政策辩护的人的。这些话是列宁本人在1917年3月说的：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该支持资产阶级——波特列索夫之流、格沃兹杰夫之流、齐赫泽之流这样说道，正如普列汉诺夫昨天说过的一样。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道，——因此工人应该让人民群众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欺骗，教导人民不要相信空话，只能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团结、本身的武装。[2]
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没有比现在把列宁说成是“与资产阶级结盟”的传播者更大的犯罪了。
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如此迅速准确地被证实，像反对派对1926—1927年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被证实那样，在革命斗争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和它的失败的研究，对全世界共产党员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事。这些问题明天将成为不仅对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而且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在关于这些触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本问题的争论中，将培养出未来革命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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