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在转折中
——《为恐怖主义辩护》第二版代前言
此书是为阐释我们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策的方法而著的。阐述是带有论战性的，就像革命政策本身一样。反对统治阶级的论战一旦掌握了被压迫群众，它在一定的阶段就会变成革命。
革命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对当代社会、它的国家、法律、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的明确的理解。资产阶级用抽象概念（“国家”、“祖国”、“民主”）来掩盖自己统治的剥削性质。《时代》杂志是地球上最无耻的杂志之一，它每天都用爱国主义和无私教导法国人民群众。然而《时代》杂志本身的无私是用国际价格表来衡量的，这对谁都不是秘密。
革命政策的第一步是揭露资产阶级毒害人民群众意识的虚构。当这些虚构与“社会主义”思想混合起来时，就变得格外恶劣。现在在法国工人组织中，这类大杂烩产品的调子比任何时候都高。
本书的第一版对法国共产党的初创起了一定的作用：作者当初曾听到过不少证明，而且它们的痕迹不难在1924年以前的《人道报》中找到，在此后的12年中，共产国际在一系列的疯狂摇摆之后，对价值进行了彻底的重新评价：今天，本书被列入禁书书目，仅提这一点就足够了。就其思想和方法来说，今天法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我们被迫保留这个已经与现实完全矛盾的称号）与本书所反对的考茨基的思想和方法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只是他们更加无知和无耻。加香之流所经历的改良主义和护国主义的复发，本身就充分表明此书新版的必要性。但是，还有更加严肃的理由：它们植根于震撼第三共和国的革命前的深刻危机中。
在18年的中断后，本书作者有机会在法国生活两年（1933—1935）,诚然只是作为一个外省的观察者，而且本身也处于严密的监视下。在此期间，在我曾居住过的伊泽尔市，发生了一件十分平常的寻常小事，但它是理解整个法国政治的钥匙。在冶金辛迪加科米下属疗养院，住着一位将要做大手术的年轻工人，他居然敢阅读革命出版物（更确切地说，他由于天真而认为是革命的出版物：《人道报》）。行政机构对这位不谨慎的工人，还有四个对他表示同情的人提出最后通牒：或是他们拒绝不受欢迎的出版物，或是立刻把他们扔到街头。病人们指出，在疗养院里公然进行教权主义的反动宣传，这当然于事无补。因为事关的是普通工人，他们用来冒险的不是议员资格，也不是部长职务，而只是他们的健康和生命，所以最后通牒没有效果。结果五个病人，其中一个第二天就要做手术，被扔出了疗养院。格列诺布尔的地方自治政府是社会主义的，领导它的是马丁 博士，此人是为社会党定调的保守的资产者之一，他们的最完美的代表是列昂·布吕姆。被驱赶的工人试图得到市长的保护。只是徒劳：虽然他们坚持、写信、斡旋，甚至没有得到市长接见。他们转向当地一家左翼报纸《电讯报》，在这份报纸中，激进主义者和社会党人结成一个牢固的卡特尔。得知事情涉及的是冶金辛迪加科米，报纸经理断然拒绝干预：别的什么都行，就是这个不行。为一次对这个强大的组织的不慎，《电讯报》曾一度失去广告，损失了两万法郎。与无产者不同，“左翼”报纸的经理和市长是有东西可失的。因此他们拒绝力量悬殊的斗争，让肠肾患病的工人听天由命。
每周一两次，社会党的市长被年轻时的模糊回忆所困扰，说几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在选举时，《电讯报》支持市长和他的党。一切都中规中矩。冶金辛迪加科米对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市长、议员先生们有足够的直接、间接的论据。整个法国官方都在金融资本的专政之下。在《拉鲁斯词典》中，这个体制被称为“民主共和国”。
不仅是伊泽尔的，而是法国所有部门中的左翼议员和报人，都觉得他们与资本主义反动的和平共处是无止境的：他们错了。早就布满了虫眼的民主突然觉得手枪口抵在它的鬓角上。正如希特勒的武装——粗暴的物质事实——在各国之间的关系上引起真正的转折，暴露出所谓的“国际法”的徒劳和虚幻一样，上校德拉罗克的武装匪帮在法国国内关系上引起的惊扰，迫使所有政党无一例外地重建、改头换面和重组。
恩格斯曾写过，国家，民主共和国也包括在内，是保卫私有财产的武装队伍；所有其余的都只是对这个事实的粉饰或遮掩。类似埃里奥[2]或布吕姆这样的“法律”的雄辩的保卫者总是为这样的无耻感到愤怒。但希特勒和德拉罗克两人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再次表明，恩格斯是正确的。
1934年年初，平等、直接的不记名全民选举的意志，使达拉第成为总理，他把国家主权与新手绢一起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但只要德拉罗克、莫拉斯之流的队伍表明他们会开枪，并能割断警察马匹的筋，握有至高无上权力的达拉第马上把位置让给武装队伍首脑指定的政治残废。这个事实比所有选举统计重要得多，不能把它从最新的法国历史中抹去，因为它预示着未来。
当然，不是所有用手枪武装起来的一伙人都能在任何时候改变国家政治生活方向的。只有那些作为一定阶级的机构的武装队伍，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德拉罗克上校和他的追随者想保障秩序，避免震荡。而法国的秩序意味着金融资本对中小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整个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接近他的阶层的统治，德拉罗克的队伍干脆就是金融资本的武装巡查队。
这个观点并不新鲜。可以经常在《人民报》和《人道报》的版面上看到。虽然最先阐述它的肯定不是它们。不过，这些出版物只说出了一半真理。同样重要的另一半是，埃里奥、达拉第和他们的支持者同样是金融资本的代理人。否则，激进派不可能在几十年中作为法国的执政党。如果不玩捉迷藏的话，就应该说，德拉罗克和达拉第为同一个主子服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本人或他们的方法都一模一样。而是相反，他们彼此疯狂敌对，作为两个专门代理机构，每一个都有自己特殊的拯救秘方。达拉第许诺在三色民主的帮助下维持秩序。德拉罗克认为，为了公然的军警专政的利益，应该取缔已经过时的议会制度。政治方法彼此对立，但社会利益是一样的。
德拉罗克和达拉第——我们利用这两个名字只是为了叙述的简明——对抗的历史根源，是资本主义体系的衰落、它的无可救药的危机、它的腐朽。虽然不断地获得技术上的成果和在个别工业部门的突破性的成绩，整个资本主义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和国际关系的极端不稳定。议会民主与自由竞争和自由国际贸易时代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只要生产力在上升，销售市场在扩大，人民群众的福利在提高（虽然是局部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资产阶级就能够容忍罢工、集会、出版自由。可现在不一样。如果不算苏联的话，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停滞和国民收入的降低、长期的农业危机和固有的失业。这些现象为资本主义现阶段所内在固有的，就像硬化和痛风为一定年龄的人所固有的一样。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来解释世界经济混乱，暴露了凯奥先生、斯佛尔查伯爵等的思想浅薄。战争本身不是别的，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把日益迫近的崩溃推到对手脊梁上的企图。这一企图没有成功。战争只是加深了崩溃现象，它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酝酿了新的战争。
刻意回避阶级矛盾的法国经济统计无论多么差劲，也不能掩盖社会瓦解的直接现象。在国民收入整体降低、农民收入真正吓人的跌落、城市贫民破产、失业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年交易额超过一两个亿的企业巨头却业绩辉煌。金融资本在法国人民的血管上吸吮（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上）着鲜活的血液。“全国一致”的政策和思想的社会基础就是这样。
在衰落过程中的缓和与一线希望是可能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们只具有暂时性。我们时代的总的趋势不可抗拒地把法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一起推向二者择一：或是无产阶级应该推翻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秩序，或是资本主义为了自我保护应该用法西斯主义取代民主。很久吗？这个问题由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命运来回答。
但是，从民主转向法西斯主义蕴涵着社会震荡的危险。资产阶级上层的策略上的动摇和分歧就是由此而来。所有资本大亨都赞成进一步加强武装战斗队，它们能够在危急时刻成为拯救预备队。但在今天给这些战斗队以什么位置，是让它们立刻转入进攻还是让它们只作为威慑力，这些问题还悬而未决。金融资本不再相信激进主义者有机会让小资产阶级群众追随自己，并以这些群众的压力把无产阶级控制在“民主”纪律的框架中。但它同样也不相信目前还没有群众基础的法西斯组织能够掌握政权并建立牢固的秩序。
不是议会的雄辩术，而是工人的愤怒、总罢工的尝试（诚然被茹奥的官僚所扼杀）和后来的起义（土伦、布雷斯特……）让幕后的领导人感到必须谨慎。稍稍制止一下法西斯分子，激进派的呼吸稍稍舒畅一些。《时代》杂志在一系列文章中已经开始向“年轻一代求爱”了，重新发现符合法国天才的自由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稳定的、过渡的、杂交的制度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它符合的不是法国天才，而是第三共和国的没落。在这个制度中，最突出的就是波拿巴主义的特征：政权不取决于政党和纲领，通过特命全权消灭议会立法机构，政府作为“仲裁法官”凌驾于彼此斗争的两个阵营之上，即实际上凌驾于国家之上。杜梅格、弗兰登、拉瓦尔三个内阁，虽然都少不了声誉扫地、屈辱的激进派参与，都是同一个主题的差别不大的变奏。
萨罗内阁产生后，列昂·布吕姆宣称（此人的洞察力是两维的，而不是三维的）：“2月6日的最新结果在议会层面上已经被破坏了。”（《人民报》1936年2月2日 ）这就是用影子刷清洗影子车！好像真的可以“在议会层面上”消除金融资本武装队伍的压力似的！似乎萨罗感受不到这个压力，不在它面前战栗似的！实际上，萨罗—弗兰登政府是半议会式的“波拿巴主义”的变种，只是稍稍“偏左”而已。萨罗本人在回答对他采取专横措施的指责时，在议会上做了最好的答复：“如果我的措施是专横（arbitraires）的，那是因为我想做仲裁人。”这个格言就是从拿破仑三世的口中说出，也很不错。萨罗感到自己不像议会规定的那样，是某个政党或执政党联盟的全权代表，而是像波拿巴主义规定的那样，是超越阶级和政党的仲裁法官。
阶级斗争激化，特别是反动派的武装匪帮的公然发动，在工人组织中造成了不小的转变。温和地扮演着第三共和国的第五只车轮角色的社会党，看到自己被迫放弃自己的卡特尔传统，甚至与自己的右翼（新社会党）决裂。此时，共产党员完成了相反的演变，但规模要大得多。在几年之间，这些先生们念念不忘街垒、占领街道等（诚然，这个呓语主要是文献性的）。现在，在1934年2月6日 之后，明白事情是真格的，这些街垒大师急剧地向右转。这是吓得魂飞魄散的、说空话的家伙的理所当然的反应，它与苏联外交的新的国际定向完全吻合。
在来自希特勒德国的危险的压力下，克里姆林宫的政策转向了法国。在国际关系上维持原状！在法国国内制度上维持原状！寄希望于革命？痴人说梦！在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圈内完全不同，它轻蔑地对法国共产主义闭目不提。应该维持现状，别让它恶化。没有激进分子，法国的议会民主是不可思议的。应该让社会党人支持他们；应该命令共产党员别妨碍布吕姆与埃里奥的联盟；如果可能的话，自己也加入联盟。不要震荡，不要威胁！克里姆林宫的方针就是这样。
当斯大林放弃世界革命时，法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想相信他。徒劳！在政治上，盲目轻信不是太高的美德。但盲目怀疑也不好。应该善于对比语言与行动，辨别在几年内的整体发展趋势。斯大林的政策是由苏联特权官僚的利益决定的，是彻头彻尾保守的。法国资产阶级有全部理由信任斯大林，因而法国无产阶级就更没有理由信任他。
在图卢兹召开的工会联合代表大会上，“共产党员”拉卡蒙赋予人民阵线以真正不朽的表达方式：“怎样克服激进党的胆怯？”怎样战胜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恐惧？十分简单。威严的革命应该抛弃叼在嘴里的刀子，抹上头油，让最有魅力的宫女露出微笑：这将是最新版的瓦扬—古久里。[3]在全力推动向左转的社会党人向右走的抹头油的“共产党员”的压力下，布吕姆不得不重新改变方向，幸运的是转向了熟悉的老路。人民阵线就这样形成了——以工人组织为代价的激进破产者的保险协会。
激进主义与法国的共济会密不可分，仅此一点就说明了一切。在议会代表关于同盟的辩论中，克萨维耶·瓦尔提到，托洛茨基当初曾禁止法国共产党员加入共济会分会。热米·施密特 先生似乎在这个领域中有很高的权威，宣称这个禁止表明专制的布尔什维主义与“自由精神”水火不相容。我们没有理由与激进派代表们就这个问题展开争论。但我们现在还是认为，在乏味的阶级合作的共济会宗教中寻找鼓舞和安慰的工人代表，不配受到丝毫的信任。联盟得到社会党人广泛加入共济会分会的假面舞会的补充，并非偶然。现在，是轮到忏悔的共产党员穿上围裙的时候了！新入门的学徒穿上围裙，可以更好地为联盟的老师服务。
人们不无愤怒地对我们说：“但人民阵线根本不是联盟，而是群众运动。”在华丽的界定中，当然没有缺点，但它们不能改变事实。联盟的使命就是要制止群众运动，把它纳入阶级合作的轨道。这也正是人民阵线的使命。它们之间的区别——它很重要——是，传统的联盟适用于议会制相对和平和稳定的时代。现在，当群众再也不能忍耐、随时可能爆发时，必须有“共产党员”参与的更加令人信服的制动器。共同集会、摆排场的游行、誓言、公社和凡尔赛的旗帜交汇在一起，喧嚷、嘈杂、蛊惑，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遏制群众运动，让它士气消沉。
在议院中，萨罗在对右翼辩解时声明，他对人民阵线的无可非议的让步不是别的，只是制度的安全阀。这样的坦率可能会让人觉得不够谨慎。但它得到了极左翼的热烈掌声的褒奖。也就是说，萨罗没有拘束自己的理由。至少，他成功地给人民阵线下了经典的定义（也许并非完全自觉）：群众运动的安全阀；萨罗 先生在格言上是十分幸运的！
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继续。完全放弃无产阶级观点，布吕姆、加香之流在“集体安全”和“国际法”的面具下，掌握了国家帝国主义的观点。他们正在准备他们在1914—1918年推行过的同样奴颜婢膝的政策，只不过补充了“保卫苏联”而已。然而在1918—1923年间，当苏联外交也不得不随机应变、签署协议时，没有一个共产国际支部能够考虑与本国资产阶级结盟！莫非这一点还不能充分证明斯大林放弃世界革命的真诚吗？
出于与今天共产国际领袖们在民主垂死挣扎时吸吮它的乳头一样的动机，他们发现了已经开始捯气儿的国际联盟的灿烂形象。苏联与激进派共同的对外政策政纲，就是这样创立的。人民阵线的内部纲领是根据老生常谈编造出来的，它们与日内瓦盟约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纲领的整个意思：一切都维持原状。然而群众再也不想维持旧状态。须知政治危机的实质就在于此。
布吕姆们、波利·费尔们、加香们、多列士们在政治上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时，最关注的是别让它在物质上武装起来。这些先生们的鼓动与神父关于道德因素至上的说教别无二致。教导国家政权问题是武装部队的问题的恩格斯，对待起义像对待艺术一样的马克思对今天人民阵线的代表、议员和市长们来说，就像中世纪的野蛮人一样。《人民报》上百次地刊登工人裸体图，下面的题文是：“你们将会相信，我们赤手空拳也比你们的铁甲军更加威严。”对军事技术是何等的傲然蔑视。就连埃塞俄比亚皇帝对此所持的观点也比这更先进。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的政变对这些人来说，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当德拉罗克给他们戴上手铐时，不知他们是否会停止颂扬“赤手空拳”？这一试验不能在不波及群众的情况下单独对这些领袖先生们做，有时真令人为此感到惋惜。
从整个资产阶级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阵线是激进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为赢得大资本的注意和恩惠进行竞争的一个插曲。激进分子想用以其作戏似的与社会党人和共产党员称兄道弟来向主子证明，制度问题根本不像右派所断言的那么糟；革命的威胁根本就没那么严重；瓦扬—古久里甚至把刀子换成了项圈；通过驯服了的“革命者”可以让工人群众守纪律，从而拯救议会制度免遭覆灭。
不是所有激进派都相信这个手段；以埃里奥为首的最尊严和有影响的人，宁愿采取观望立场。但他们始终不能提出其他建议。议会制度危机首先是选举人对激进主义的信任危机。只要还没有发现使资本主义返老还童的方法，就没有也不会有拯救激进党的药方。它面临的只是在几种政治死亡的方式中选择一种。甚至它在即将开始的选举中的相对成功，也不能防止它的覆灭，甚至都不能长久延迟它的死期。
社会党的领袖们是法国最无忧无虑的政治家，他们不会用人民阵线的社会学来麻烦自己。从列昂·布吕姆的无休止的独白中，谁也不会学到任何东西。至于共产党员，他们因其在与资产阶级合作一事上的首创而十分骄傲，把人民阵线描绘为无产阶级与中间阶级的联盟。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何等的嘲弄！激进党根本就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党。它也不是“中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像莫斯科《真理报》荒谬界定的那样。中等资产阶级本身就是金融资本的代理，它不仅在经济上，在政治上也剥削小资产阶级，用“同盟”这个中性名称来称呼等级、建立在剥削上的政治关系，就是嘲弄现实。骑士不是人与马的联盟。如果埃里奥—达拉第的党植根于小资产阶级中，甚至部分植根于工人群众中，则只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而催眠和欺骗他们。激进派是法国帝国主义的民主党，所有其他界定都是谎言。
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解除了激进派的武装，夺去了他们催眠小资产阶级的传统资源。“中等阶级”开始感到，如果不是理解的话，假如可怜的改良不能挽救局面的话，就需要大胆地粉碎现存制度。但激进主义和勇气，是水火不相容的。法西斯主义首先得到的是小资产阶级对激进主义日益增长的不信任的滋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国最近期的政治命运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激进主义将如何被消灭，谁掌握它的遗产，即对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影响：是法西斯主义还是无产阶级的党。
马克思主义战略的基本真理宣称，无产阶级与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只有在与小资产阶级的传统议会代表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中才能实现。为了把农民吸引到工人一边，应该让农民脱离让他服从金融资本的激进政客。人民阵线与此相反，工人官僚与中等阶级最糟糕的政治剥削者的阴谋，只能打消群众对革命道路的信心，把他们推到法西斯的反革命怀抱中。
很难相信，某些无耻之徒企图用列宁的话来为人民阵线的政策辩解，说后者证明，“没有妥协”，不与其他政党达成协议，是不行的。今天的共产国际领袖们对列宁的嘲弄成了惯例；他们践踏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建人的所有教导，然后驱车前往莫斯科，朝拜他的陵墓。
列宁是在沙皇俄国开始他的工作的，那里反对旧制度的不仅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不仅有知识分子，还有广大的资产阶级阶层。如果人民阵线的政策还可以辩解的话，则首先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的国家里。伪造者先生们如果能指出，在什么阶段上、在何时、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建立了类似人民阵线的东西，那他们做得还算不错。让他们调动自己的全部想象力，在历史文献中翻寻！
布尔什维克与革命小资产阶级组织达成实际协议，例如为了共同非法运愉革命文献，有时为了共同回击黑色百人团。在国家杜马选举时，他们有时在一定条件下求助于与孟什维克或次一等的社会革命党的选举联盟。仅此而已！没有共同“纲领”、没有共同机构，也不放弃对临时盟友的批评。这种阶段性的、严格限于具体目的的协议和妥协（就是列宁所说的协议和妥协，而且只是它们！），与人民阵线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后者是各种组织的大杂烩，不同阶级的长期联盟，它们在整整一个时期——而且是什么样的时期！——被共同纲领和共同政策——摆排场、声明和欺骗的政策——联系在一起。一遇到重大的考验，人民阵线就会四分五裂，它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将出现深深的裂缝。人民阵线的政策是背叛的政策。
布尔什维主义在结盟问题上的原则是：各走各的路，共同实施打击！而今天共产国际领袖们的原则是：走同一条路，好被各个击破。让这些先生们抓住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但请行行好，别打扰列宁！
读着这些自吹自擂的先生们的声明不能不感到愤怒，他们竟说什么人民阵线“拯救了”法国免遭法西斯主义的荼毒；事实上，这只意味着互相鼓励把这些被吓破了胆的英雄们从夸大的恐惧中“拯救”出来。长久吗？从希特勒的第一次暴动到他上台之间，过去了10年，其间有局部的涨潮和退潮。德国的布吕姆们和加香们，当初也曾不止一次地宣布自己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胜利”。我们不相信他们，我们没有错。这一经验没有教会韦尔斯和台尔曼的法国表兄任何东西。诚然，德国共产党员没有加入把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以及天主教中央党联合起来的人民阵线（“无产阶级与中等阶级的联盟”！）。在那个阶段，共产国际甚至禁止工人组织之间达成反法西斯的战斗协议。结果已是众所周知。对作为刽子手的牺牲的台尔曼的最热烈的同情，也不能妨碍我们说：他的政策，即斯大林的政策为希特勒胜利的贡献，比希特勒本人的政策更大。共产国际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现在在法国采取十分熟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莫非预见其结果还困难吗？
面临的议会选举无论其结果如何，本身都不会给局势带来重大的变化：选民最终只能在赖伐尔[4]型的仲裁人和埃里奥—达拉第型的仲裁人之间作选择。但由于埃里奥和平地与赖伐尔合作，而达拉第支持这两个人，如果用历史提出的任务的规模来衡量的话，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微乎其微了。
认为埃里奥—达拉第能够对统治法国的“两百个家庭”宣战，就是无耻地愚弄人民。“两百个家庭”不是悬在空中，而是对金融资本的有机的加冕。为了能够对付“两百个家庭”，就应该推翻经济和政治制度，支持这个制度与埃里奥和达拉第利害攸关，其程度不亚于与弗兰登和德拉罗克的利害攸关。事关的不是“国家”反对某些资本巨头的斗争，像《人道报》所描绘的那样，而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阶级斗争，它只能由革命来解决。在这条道路上，主要的障碍是人民阵线领袖们的工贼阴谋。
法国半议会、半波拿巴主义的内阁相互交替还能有多久，在近期内国家还要经历哪些具体阶段，是不能提前预言的。这取决于世界和国内的经济情况、国际局势、苏联的情况、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稳定程度，最后——不是就其重要性来说是最后一个因素——取决于法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洞察力和积极性。法郎的震荡可能会加速结局的来临。法国与英国的更加紧密的合作会使它推迟。“民主”的垂死挣扎无论如何会比在德国的布吕宁—巴本—施莱希尔的前法西斯阶段要长得多；但它不能因此就不再是垂死挣扎。民主将被清除，问题只是由谁来清除。
反对“两百个家庭”的斗争，反法西斯和战争的斗争，争取和平、面包、自由和其他美好的东西的斗争，或是谎言，或是为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摆在法国劳动者面前的革命夺取政权的问题，不是遥远的目的，而是正在展开的阶段的任务。然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领袖们不仅拒绝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动员，还全力以赴地对抗它。他们与资产阶级称兄道弟，却诽谤和驱逐布尔什维克。他们对革命的仇恨和对它的忧惧的力量是如此之大。在这些条件下，马尔索·皮维尔型的假革命者扮演着最坏的角色，他们许诺推翻资产阶级，但只能在得到布吕姆同意的情况下！近12年来法国工人运动的整个进程把创立新的革命党的任务提上日程。
猜测事件是否会给它的形成提供充足时间，就是沉湎于最无益的事。在各种方案、过渡形式、阶段、加速或减缓的领域中，历史资源是无穷尽的。法西斯主义可能在经济困难的影响下提前出场并遭到失败。这意味着长久的延期。相反，出于谨慎，它可能过于长久地持观望立场，从而为革命组织提供新的机会。可能在法西斯主义能够展开总会战之前，人民阵线就可能在自己的矛盾上撞得粉碎。这意味着工人政党的重组和分裂以及革命先锋队迅速团结起来的时期。土伦、布雷斯特式的群众自发运动可以变得波澜壮阔，为革命杠杆提供可靠的支点。最后，甚至法西斯主义在法国的胜利（理论上不能排除），根本就不应该意味着它的统治的千秋万代，像希特勒预言的那样，甚至都不能保证墨索里尼维持的期限。从意大利或德国开始的法西斯主义的没落很快就会波及法国、在这个最不利的变化中建立革命党，意味着复仇时刻的即将来临。那些用“条件尚未成熟”的话来搪塞紧急任务的智者，只是暴露出他们对条件来说还不成熟。
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像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在一定的意义上都要从头开始，但是在比他们的先驱者们高得多的历史阶段上。比1914年社会党国际的没落更加可耻的共产国际的没落，开始时极大地阻碍了运动的前进。在与反革命的和工人阶级内部的护国主义官僚的统一战线的残酷斗争中，新干部的招募工作缓慢地完成。同时，正是这些并非偶然降到无产阶级身上的困难，对正确地筛选和严厉地锻炼新党和新国际的头几支队伍来说，是重要的条件。
共产国际的干部中，只有极少一部分是从战争初期、十月革命前开始自己的革命培养的。现在，所有这些人都处于共产国际之外，几乎无一例外。下面的一批人依附的是胜利的十月革命：这要容易得多。在这第二批人中，剩下的也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共产国际今天的绝大多数干部依附的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和革命旗帜，而是苏联官僚。他们不是战士，而是官员、副官、听凭差遣的小喽啰。正是因此，第三国际才在具有大量宏伟革命机会的历史形势下如此可耻地腐朽下去。
第四国际是在前三个先驱者的肩膀上崛起的。它遭到前后左右的夹击。钻营者、怯懦者、庸人在这些队伍中没什么可找的。在开始阶段不可避免的部分宗派分子和冒险分子，将随着运动的成长而被筛出。让迂腐之人和怀疑主义者因出版“小”报并向全世界挑战的“小”组织而耸肩去吧。严肃的革命者轻蔑地从迂夫子和怀疑主义者的身边走过。十月革命一度也是从孩子的蹒跚学步开始的……
与立宪民主党组成“人民阵线”的强大的俄国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小撮幻想家”的打击下烟消云散了。后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也在法西斯主义的打击下可耻地灭亡。已经来到欧洲人面前的时代将把工人运动中所有模棱两可和腐朽的东西彻底清除。所有茹奥们、西特林们、布吕姆们、加香们、王德威尔得们、卡巴列罗们，都只是幽灵。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将一个接一个地从舞台上消失。工人队伍中新的、伟大的重组是不可避免的。年轻的革命干部将成长壮大。只有在布尔什维主义基础上的胜利才是可能的。
列·托洛茨基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50, стр. 8—15。《为恐怖主义辩护》是列·托洛茨基《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一书的法文和英文第二版所用的书名。
[2]埃里奥（Edouard Herriot，1872—1957），法国激进党领袖，1916年起多次任部长，1924年、1925年、1926年、1932年任总理。1947—1954年任国民议会主席，1905—1955年（有间断）任里昂市市长。——译注
[3]瓦杨—古久里（Paul Vaillant-Gouturier，1892—1937），法国作家、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0年）、法共中央委员及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年起主编《人道报》。著有《盲人舞会》（1927年）、《在理智的岗位上》（1937年）等。——译注
[4]赖伐尔（Pierre Laval，1883—1945），1931—1932年和1935—1936年两度任法国总理，1934—1935年任外交部长。拥护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绥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投降派。1942—1944年“维希”附敌政府的头子，以叛国罪被处死。——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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