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国家共产主义——“红色”全民公决的教训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24, стр. 3—13。
当这几行文字到达读者手中时，它的这个或那个部分可能已经过时。斯大林机关的努力在所有资产阶级政府的一致协助之下，这几行文字的作者处于这样的条件下，他只能在几个星期后才能对政治事件作出反应。加之作者还不得不依靠远非完整的信息。读者应该考虑到这点。但是，应该力图从极端不利的环境中找到哪怕是某些有利之处。不可能每天都对事件作具体反应，作者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要点和关键问题上。本文的辩解就在于此。
一切都被颠倒
德国共产党在投票问题上的错误，是属于那些越往后越清楚的错误，它们最终将以反面教材的典型，载入革命战略教科书。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行动全是错误的：错误地判断形势，错误地提出近期目标，错误地制定实现它的手段。党的领导居然能顺便把它近几年来宣传的所有“原则”都颠倒过来。
中央委员会于7月21日 要求普鲁士政府做民主和社会让步，否则它就参加全民公决。在提出自己的要求时，斯大林官僚集团实际上是对社会民主党上层建议建立在一定条件下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当社会民主党拒绝了对它提出的条件后，斯大林分子与法西斯分子建立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战线。这意味着统一战线政策的推行不仅是“从下面”，也“从上面”。也就是说，允许台尔曼给布劳恩和泽维林格写一封“公开信”，建议共同捍卫民主和社会立法机构，免遭希特勒匪帮的破坏。这些人甚至都没有发现，他们的所作所为通过最荒谬、最出丑的“只从上面”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推翻了自己的“只从下面”建立统一战线的形而上学，这完全出乎群众的意料，也违背群众的意志。
如果社会民主党只是法西斯主义的变种，那怎么能正式向社会法西斯分子要求共同捍卫民主？走上全民公决的道路，党的官僚没有对纳粹分子提任何条件。为什么？如果社会民主党党员和国家社会主义党徒仅仅是法西斯主义的不同色彩，那为什么能对社会民主党提条件，为什么不能对国家社会主义提这些条件？或是在这两个变种之间，在社会基础和欺骗群众的方法上存在着某些十分重要的质的区别？那时就别用法西斯主义来称呼这二者，因为在政治上，名称是为了区别，而不是为了把所有东西都混为一谈。
但是，说台尔曼与希特勒结成统一战线，这种说法对吗？共产党官僚称台尔曼的全民公决是“红色的”，以区别于希特勒的黑色或褐色投票。事情关系到两个势不两立的党，这是不容置疑的，社会民主党的全部谎言都不能让工人忘记这点。但事实仍是事实：在这个战役中，斯大林官僚集团把革命工人带入与国家社会主义党徒的统一战线，反对社会民主党。如果至少在选票上可以标出自己属于哪个党，那么全民公决好歹还有这么个理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理由在政治上是完全不够的），它能允许统计一下自己的力量，并以此来区分自己的力量和法西斯的力量。但德国的“民主”当时并不关注保障全民公决的参加者标出自己的党籍的权利。所有投票者都融为无法分割的一群，它对特定的问题给予同一个答案。在这个问题的框架内，与法西斯分子的统一战线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于是，一觉醒来，一切都被颠倒了。
“统一战线”，但与谁
共产党领导机构的转向追求的是什么政治目的？越是阅读官方文件和领袖们的讲话，就越不明白这个目的。人们对我们说，普鲁士政府在为法西斯分子开路。这完全正确。共产党领袖们补充说，布吕宁的帝国政府事实上使共和国法西斯化，在这条路上已经完成了大量的工作。对此我们指出，完全正确。但须知，没有普鲁士的布劳恩，帝国的布吕宁就维持不下去！斯大林分子说。我们回答说，这也对。直至这点为止，完全一致。但由此应该得出什么政治结论？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支持布劳恩政府，在群众面前为它承担哪怕是丝毫的责任，哪怕是点滴地削弱我们反对布吕宁政府和它的普鲁士代理的政治斗争。但我们更没有理由帮助法西斯分子取代布吕宁—布劳恩政府。因为如果我们完全有根据指责社会民主党为法西斯主义开辟道路，我们自己的任务无论如何不是为法西斯主义缩短这条道路。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7月27日 致所有支部的传阅信格外无情地暴露了领导的不称职，因为它是集体分析问题的产物。把信的实质从混乱和矛盾中抽出来，可以归结为社会民主党人与法西斯党徒最终没有任何区别，即在欺骗工人、出卖他们，利用他们的长久忍耐的敌人与干脆想把他们统统杀死的敌人之间没有区别。感觉到这样的等同毫无意义，传阅信的作者突然转了个弯，把红色全民公决描述为“坚决贯彻对社会民主党、基督教社会党和无党派工人从下面（！）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与法西斯党徒一起参加反对社会民主党和中派党的投票，怎么就成了贯彻与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工人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任何一个无产阶级的脑袋都搞不明白。显然说的是那些脱离了自己的党的、参加全民公决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他们有多少？在统一战线的政策下，至少应该理解为不是与那些脱离了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而是那些留在它的队伍中的工人共同行动。不幸的是，后者的人数非常多。
力量对比问题
在台尔曼7月24日 的讲话中，唯一一句像是严肃地论证转向的话是这么说的：“红色全民公决通过利用合法的、议会群众行动的机会，向议会外动员群众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如果这句话有什么意义的话，只有下面这点：我们把议会投票当做是我们革命总攻击的起点，用合法的方式推翻社会民主党和与它联系在一起的其他不偏不倚的政党，然后再通过革命群众的压力推翻企图成为社会民主党继承人的法西斯主义。换言之，普鲁士的全民公决充当革命跳跃的跳板。对，作为跳板的全民投票是完全正确的。不管法西斯党徒是否与共产党员一起投票，从无产阶级以自己的压力推翻法西斯分子，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那一刻起，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可以用任何木板做跳板，包括全民公决的木板。需要的只是真正有可能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实际上完成跳跃。因而问题归结为力量对比。喊着“打倒布吕宁—布劳恩政府”的口号上街，如果根据力量对比，接替它的只可能是希特勒—胡根伯格[2]政府，那就纯属冒险。如果是无产阶级本身投入直接的夺取政权的斗争的话，同一个口号将获得完全不同的意义。在第一种情况下，共产党员在群众的眼中成了反动派的帮凶；在第二种情况下，法西斯党徒如何投票，在他们被无产阶级粉碎之前就己经失去了任何政治意义。
因而我们不是从抽象原则的角度，而是从夺取政权的实际阶级斗争以及在斗争的这一阶段的力量对比的角度，看待与法西斯党徒一致投票的问题的。
回顾俄国经验
在无产阶级起义时，社会民主党官僚与法西斯党徒的区别降到最小，如果不是零的话，可以认为这是无可争议的。在十月起义的日子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与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分子、保皇党携手进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在10月里退出了预备议会，走上街头，号召群众进行武装起义。如果某个保皇分子集团在那些日子里与布尔什维克一起从预备议会来到街上，这也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因为保皇分子与民主派一起被推翻了。
但党是经过许多台阶才走到十月起义的。在1917年4月示威游行时，部分布尔什维克抛出了“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中央委员会立即制止了极“左”分子。当然，我们应该宣传推翻临时政府的必要性；但我们还不能以这个口号号召群众上街，因为我们自己在工人阶级中还是少数。如果在这些条件下，我们推翻了临时政府，我们就不能取代它，因而我们是在为反革命帮忙。在推翻这个政府的时机到来之前，应该耐心地对群众解释它的反人民的性质。这是党的立场。
在其后的一个阶段中，党的口号是：“打倒资本家部长。”这是要求社会民主党解散它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在7月，我们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领导了工人和士兵的示威游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在当时意味着：全部政权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军一起粉碎了我们。
两个月之后，科尔尼洛夫发起反对临时政府的暴动。在与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立即占据了前沿阵地。那时列宁处于地下，数千布尔什维克被关押在监狱中。工人、士兵和水兵要求释放自己的领袖和所有布尔什维克，临时政府不同意。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是否应该对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立即释放布尔什维克，撤销对他们的为霍亨索伦王朝效劳的卑鄙指控，克伦斯基一旦拒绝的话，就拒绝与科尔尼洛夫进行斗争？台尔曼—雷梅尔—诺伊曼的中央委员会大概会这么做。但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没有这么做。列宁当时是这么写的：“如果以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会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支持残杀布尔什维克，在前线枪毙士兵和解除工人武装而要实行所谓的‘报复’,‘拒绝’支持他们去反对反革命势力，那是极端错误的。这样提问题首先是把市侩的道德观念强加在无产阶级头上（为了事业的利益，无产阶级不仅一向支持动摇的小资产阶级，而且也支持大资产阶级）；其次（这是最主要的）是像市侩那样企图用‘道德说教’来模糊问题的政治本质。”[3]
如果我们在8月不反击科尔尼洛夫，就会以此减轻他的胜利的困难，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消灭工人阶级的精华，从而妨碍我们在两个月之后取得对妥协派的胜利，并为他们所犯的历史罪行而惩罚——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他们。
台尔曼之流在论证自己的转向时，列数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所干的无数卑鄙行径时，他们所做的正是“市侩道德说教”！
关掉车灯
历史类似的实质仅仅是类似。根本谈不上条件和任务的等同。但在类似的有条件的语言中，我们可以问：在全民公决时，在德国提上日程的问题是抵御科尔尼洛夫反革命暴乱的问题，或真是无产阶级推翻整个资产阶级制度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凭赤裸裸的原则、辩论的公式，而是力量对比。布尔什维克是多么仔细认真地研究、计算、衡量在每一个革命新阶段上的力量对比的！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投入斗争时，是否尝试算出彼此斗争的力量的初步对比？无论是在文章还是在讲话中，我们都找不到这样的对比。像自己的导师斯大林一样，柏林的学生们关掉车灯推行政策。
自己对力量对比这个决定性的问题的考虑，台尔曼归纳为两三句笼统的话。他在其报告中说：“我们不再生活在1923年，今天的共产党是有数百万党员的党，它的人数还在迅猛增长。”这就是全部！台尔曼不能更令人信服地表明，他与对1923年和1931年之间形势区别的理解是多么格格不入！那时社会民主党已经分崩离析。还没有来得及脱离社会民主党队伍的工人把希望的目光投向共产党一边。那时的法西斯主义更像是资产阶级菜园中的稻草人，而不是严肃的政治现实。1923年，共产党在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中的影响比现在大得无法比拟。工厂委员会那时实际上履行的是苏维埃的基本职能。在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官僚的脚下，基础每天都在消失。
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利用1923年的形势，这个事实至今留在阶级和党的意识中，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台尔曼说共产党是有数百万党员的党。我们当然为此而高兴，为此而自豪。但我们没有忘记，社会民主党也仍是有数百万之众的党。我们没有忘记，由于1923—1931年间追随者骇人听闻的无数错误，今天的社会民主党表现出比1923年的社会民主党更强大的对抗能力。我们没有忘记，今天的法西斯主义得到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和斯大林官僚集团的错误的滋养而成长壮大，成为横亘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共产党是一个有数百万党员的党。但由于此前的“第三时期”——官僚愚蠢的浓缩时期——战略，共产党今天在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中仍十分弱小。不能仅依靠全民公决的投票来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应该在工厂和车间、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中有支柱。台尔曼把这些都忘了，他用大话取代了对形势的分析。
断言在1931年7—8月间，德国共产党已经强大到能投入与资产阶级社会的两翼——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公开的斗争的，只有从月球上来的人。党的官僚本身并不考虑这些。如果它求助于这个论据，只是因为全民投票失败了，因而它无须受到进一步的考验。在如此不负责任、无知、盲目的追逐效果中，反映出斯大林中派主义灵魂的冒险主义的一半！
用“人民革命”取代无产阶级革命
乍看起来是如此“突然”的7月21日 的摇摆，根本就不是晴天霹雳，而是最近一个阶段的整个方针的结果。主导德国共产党的真诚和热烈的愿望，是战胜法西斯主义，把群众从它的影响下争取过来，击溃法西斯主义，粉碎它，对此当然是无可置疑的。但不幸的是，斯大林官僚集团越来越力图用法西斯的武器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它从法西斯的政治调色板上借用颜料，力求在爱国主义的拍卖上压倒后者。这不是有原则的阶级政策的方法，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竞争手段。
斯大林官僚集团用人民革命口号取代无产阶级革命口号，很难想象比这个事实更可耻的在原则问题上的投降了。无论什么样的阴谋诡计，无论如何玩弄引文，无论怎样地伪造历史，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背叛，其目的是最好地效法法西斯匪徒的招摇撞骗。我在此不得不重申我在几个月前就这个问题所写的话：“当然，所有伟大的革命都是人民的或民族的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即它把民族的全部积极的创造力量联合在革命阶级的周围，并围绕着新的轴改造民族。但这不是口号，而是对革命的社会学描述，而且还需要确切具体的解释。作为口号，这是空话、招摇撞骗、与法西斯分子的市场竞争，其代价是给工人的头脑造成混乱……法西斯分子施特拉塞说：95%的人民都与革命利害相关，因而这场革命不是阶级的，而是人民的。台尔曼附和他。事实上，工人党员应该对工人法西斯党徒说：当然，受金融资本剥削的居民占95%，如果不是98%的话。但是，这个剥削是按等级组织起来的：有剥削者、超级剥削者、超超级剥削者等。只是由于这个等级，超级剥削者才能让民族的大部分服从自己。为了让民族能够事实上围绕着新阶级的轴加以改造，应该先对它进行思想改造，而这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实现，即无产阶级不是溶解到‘人民’和‘民族’中，而是相反，亮出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迫使小资产阶级在两个制度之间进行选择……在德国今天的条件下，‘人民革命’的口号抹去了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思想界限，让部分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与法西斯思想妥协，使他们认为没有选择的必要，因为两边说的都是人民革命。”
“人民革命”是“民族解放”的工具
思想有自己的逻辑。人民革命是作为“民族解放”的服务性工具提出的。这样的问题的提法，为纯沙文主义派别进入党内开辟了道路。当然，小资产阶级沙文主义阵营中的绝望的爱国主义者接近无产阶级的党，没有什么不好的：形形色色的人通过形形色色的大小道路走向马克思主义。真诚的、正派的人与臭名昭著的钻营分子、失意的过路人混杂在一起，无疑，在最近几个月里，在白卫军和黑色百人团的军官队伍中似乎也有人转向了共产主义。党当然可以利用这样的个人蜕变作为瓦解法西斯阵营的辅助手段。但斯大林官僚集团的罪行——确实是不折不扣的罪行——是它与这些分子团结一致，把他们的声音与党的声音等同起来，拒绝揭露他们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倾向，把谢林格的彻头彻尾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乌托邦和沙文主义的小册子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福音书。从这一与法西斯主义的低劣竞争中产生了乍看起来是出乎预料的7月21日 决议：在你们那里是人民革命，在我们这里也是人民革命；民族解放是你们的最高标准，在我们这里也一样；你们搞全民投票，我们也搞全民投票，而且是最好的，它完全是“红色的”。
过去的革命工人台尔曼今天在斯腾博克—费尔莫尔伯爵面前竭尽全力让自己丢脸，事实就是如此。关于台尔曼在其上宣布转向全民投票的党的工作者会议的报道刊登在《红旗报》上，该报道的标题是颇为自负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然而，台尔曼把“德国今天是协约国手中的皮球”的观点放在其结论的最重要的位置上。因而事情关系的首先是“民族解放”。但须知，法国、意大利，甚至英国在一定的意义上，都是美国手中的“皮球”。在胡佛[4]的建议中再次鲜明地暴露出来的欧洲对美国的依赖（明天，这种依赖将更加刺眼、更加赤裸地暴露出来），对欧洲革命的发展，比德国对协约国的依赖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顺便说说，这就是为什么欧洲苏维埃联邦的口号是无产阶级对欧洲大陆震荡的答复，而不是一个赤裸裸的“打倒（凡尔赛和约）”的口号。
但这些问题仍是第二位的。我们的政策不是由德国是协约国手中的“皮球”决定的，而首先是分裂的、软弱无力的、屈辱的德国无产阶级是德国资产阶级手中的“皮球”决定的。卡尔·李卜克内西教导说：“主要的敌人在国内！”或是你们把这点忘记了，朋友们？或者是这一教导不再有用了？对台尔曼来说，它显然已经过时了。李卜克内西被谢林格所取代。这就是标题《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听起来是如此苦涩的嘲讽的原因！
官僚中派主义的学校是投降的学校
几年前，左派反对派曾警告说，“真正俄国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在共产国际其他支部中社会护国主义倾向的发展。当时这被认为是天方夜谭，是恶意杜撰、“诽谤”。但思想不仅有其自己的逻辑，还有自己的爆炸力。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德国共产党在短期内就被拖入社会护国主义的那些情绪和口号的范围中，共产国际是在与它们的势不两立的敌对中建立的。难道不奇怪吗？不，是理所当然的！
在思想上模仿对手和阶级敌人的方法，是与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和心理格格不入的方法，它完全是中派主义实质的有机产物，源于它的无原则性、无内容性和思想空虚。这样，斯大林官僚集团在几年中推行热月政策，以使热月分子脚下失去土壤。由于害怕左派反对派，斯大林官僚集团开始模仿拼凑了一个“左”倾政纲。为了让英国工人摆脱工联主义的控制，斯大林分子推行工联主义政策，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政策。为了帮助中国工人和农民走上独立道路，斯大林分子把他们赶入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这样的列举可以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在大大小小的问题上，我们看到的是同一种精神模仿，不断地模仿对手，力图利用从敌人的武器库中偷来的武器来反对敌人，而不是自己的武器，哎，他们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武器！
今天的党内制度朝同一个方向推动。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和写过，机关专制使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士气低落，损害进步工人，使他们失去独立性，伤害扭曲革命性格，必然会在敌人面前削弱无产阶级先锋队。谁对来自上面的每一个命令都俯首帖耳，谁就是一个毫不中用的革命战士！
中派分子——官员在季诺维也夫之下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布哈林之下是布哈林分子，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时代来临时就是斯大林分子和莫洛托夫分子。他们甚至对曼努伊尔斯基[5]、库西宁和洛佐夫斯基都毕恭毕敬。他们在所走过的每一个阶段都重复当前的“领袖的”言论、语调和表情，他们听命拒绝他们昨天的誓言，把两根手指放在嘴里，对昨天他们还抬在肩上的退位的首长吹口哨。在这个致命的制度中，革命勇气逐渐冷却，理论意识逐渐空虚，脊柱逐渐变软。只有经历了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学校的官僚，才能如此轻易地用人民革命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宣布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为叛徒，把谢林格之类的沙文主义者扛在自己的肩上。
“革命战争”和和平主义
谢林格们、斯腾博克—费尔莫尔们仁慈地把共产党的事业看成是霍亨索伦王朝战争的直接继续。最卑鄙的帝国主义屠杀的牺牲品，对他们来说是为德国人民的自由而牺牲的英雄。为阿尔萨斯和洛林和东普鲁士而进行的新的战争，被他们称为“革命”战争。他们同意接受——暂时是在口头上——“人民革命”，如果它能成为为他们的“革命”战争动员工人的工具的话。他们的整个纲领是报复思想：如果明天他们觉得能通过其他途径达到同一个目的，他们就会在背后扫射革命工人。不应该对此保持沉默，而应该揭露。不要麻痹而是要唤醒工人的警惕性。党是怎样做的？
8月1日，在宣传红色全民公决高潮的时候，共产党的《军号报》在谢林格的肖像旁边刊登了他的新使徒行传之一。原话是这么说的：“今天谁反对人民革命，反对革命解放战争，谁就背叛了为自由德国献出生命的世界大战的牺牲者的事业。”在自称为共产党的刊物的页码上读到这几行启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所有这些都是用李卜克内西和列宁的名字来掩盖的！列宁为对这样的共产主义进行辩论清算，会拿一根多长的鞭子啊。他不会停留于辩论文章。他会争取召开紧急国际代表大会，以便无情地清除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沙文主义坏疽。
台尔曼、雷梅尔和所有其他人骄傲地反驳我们说：“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我们原则上支持革命战争。”为了证明这点，他们准备引用莫斯科无知的“红色 教授”为他们挑选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引文。真的能够认为，马克思和列宁似乎是民族战争，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倡导者？似乎马克思和列宁对革命战争的理解与法西斯军官和中派士官的民族主义意识有某些共同之处。斯大林官僚集团用关于革命战争的廉价语言吸引了数十个冒险家，但推走了数十万和数百万社会民主党工人、基督教社会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
最新方针的某个特别深刻的理论家反驳说：“要知道，不正是你们建议我们模仿社会民主党的和平主义的吗？”不，我们最不倾向于模仿，甚至是模仿工人阶级的情绪；但必须认真对待它。只有正确地评价真正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才能引导他们走向革命。官僚则模仿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用语，忽略工人的真正情绪，他们不希望也不可能希望战争，台尔曼、谢林格、斯腾博克—费尔莫尔伯爵、海因兹·诺伊曼之流的新公司的好战的吹牛把他们推开。
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当然不能不考虑革命战争的可能性。但是，由此到把在夺取政权后事件进程强加给我们的历史可能性，变成在夺取政权之前的战斗的政治口号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革命战争在一定条件下是无产阶级胜利的后果，它是不得已的，这是一回事。作为革命战争的手段的“人民”革命，就完全是另一回事，甚至是截然对立的。
众所周知，虽然苏维埃俄国政府原则上承认革命战争，它还是签署了最沉重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为什么？因为除了为数不多的先进阶层外，农民和工人不愿意打仗。后来还是这些农民和工人英勇地保卫了苏维埃革命，击退了无数敌人。但当我们企图把毕苏斯基强加给我们艰难的防御战变成进攻战时，我们遭受了失败，这个错误源于对双方力量的错误判断，对革命的发展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
红军已经存在14年了。“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但苏联政府为什么一有机会就声明自己的和平政策呢？为什么它建议裁军和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为什么它不动用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武器的红军呢？显然，赞成革命战争的原则中有不足之处。除此之外，肩膀上还应该有脑袋。应该考虑形势、力量对比和群众的情绪。
如果对一个手中掌握着强大的国家强制机器的工人政府这都是必需的，那么对一个只能靠说服而不是强制的革命党来说，就更应该认真地考虑工人和所有劳动者的情绪了。革命对我们来说，不是反对西方的辅助手段，恰恰相反，而是避免战争和永远结束战争的手段。我们不是凭嘲笑为每个劳动者所固有的和平意愿来与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而是揭露它的和平主义的虚假，因为每天都得到社会民主党拯救的资本主义社会，没有战争是不可思议的。对我们来说，德国的“民族解放”不是在与西方的战争中，而是在席卷中西欧，并以苏维埃联邦的形式把它与东欧联合在一起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只有这样提问题，才能把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才能使他成为吸引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核心。为了让无产阶级能够迫使现代社会接受自己的意志，它的党不应该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党而羞愧，并用自己的语言说话：不是民族报复的语言，而是世界革命的语言。
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判断
红色全民公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党的思想深远退化的产物。但它不会因此而不是所能想象的最危险的冒险。全民公决根本不是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出发点。它完全停留在辅助的议会操作的框架内。在它的帮助下，党居然能使自己遭受多重的打击：巩固了社会民主党，因而巩固了布吕宁政府，掩盖了法西斯分子的失败，把社会民主党党员和相当大部分自己的选民从自己身边推开，党在全民公决的第二天变得比在它的前夕更加软弱。不可能给德国和世界资本主义提供更好的效劳了。
近15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德国的，已经多次处于崩溃的边缘，但它每次都摆脱了灾难。对革命来说，仅有经济和社会前提是不够的。还需要政治前提，即这样的力量对比，即使它不能事先保证胜利——历史上未曾有过这样的情况——也要让它成为可能的，可以设想的。然后，战略推测、勇敢、果断把可能的变成现实的。但什么样的战略都不能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的。
中央委员会不应该泛泛地说什么危机深化和“形势变化”，而是必须准确地指出在当前这个时刻，在德国无产阶级、工会、工厂委员会中的力量对比，党与农业工人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等。这些资料都可以进行确切的检验，也不是秘密。如果台尔曼有勇气公然列举和斟酌所有这些政治形势因素，那他就不得不得出结论：虽然资本主义制度经历着可怕的危机，共产主义在近一时期的相当可观的增长，党仍过于软弱，不能加速追求革命的结局。相反，追求这个目的的是法西斯分子。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都准备在这方面帮助他们。因为它们害怕共产党员毕竟甚于害怕法西斯分子。纳粹党徒想借助普鲁士的全民投票打破极不稳定的国家平衡，迫便资产阶级动摇的阶层支持他们法西斯分子对工人进行血腥镇压。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在这点上帮助法西斯分子是极大的愚蠢。“这就是我们反对法西斯的全民投票的原因”，台尔曼应该这样结束自己的报告，如果他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良心的话。
此后应该展开最广泛、最畅所欲言的辩论，因为领袖先生们，甚至是像海因兹·诺伊曼和雷梅尔这样永远正确的领袖，也需要在所有转向中倾听群众的声音。不仅要倾听共产党员有时说的官方的话，还要倾听隐藏在语言下的更深刻、更大众化的思想。需要的不是对工人发号施令，而是善于向他们学习。
如果辩论展开的话，它的参加者之一大概会说这样的话：“台尔曼证明，尽管形势出现了无可置疑的变化，但根据力量对比，我们不应该强求加速革命的结局，他是正确的。但正是因此，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最坚决的极端的敌人在推向结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否猜测为产生力量对比发生初步变化——即让基本无产阶级群众摆脱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以此迫使绝望的小资产阶级底层离开法西斯，转向无产阶级——我们所需要的时间吗？好，就算这能成功。如果法西斯分子不顾我们的意志仍在近期内把事情引向结局呢？那时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仍会注定再次遭受沉重的失败吗？”
如果台尔曼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对此他大致会这样回答：当然，选择决战时间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还取决于我们的敌人。我们都同意，当前这个时刻，我们的战略任务是阻止我们的敌人加速结局的到来，而不是方便他们这么做。如果我们的敌人仍把战斗强加给我们，我们当然会应战，因为没有，也不可能有比未经战斗就交出伟大的历史阵地更沉重、更致命、更具毁灭性、更败坏士气的失败了。如果法西斯分子把结局的主动性拿到自己的手中——对人民群众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的话，在今天的条件下，他们就会把广大劳动阶层推到我们这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更多的获胜机会，今天我们越是清楚地对数百万工人表明和证明，我们根本不打算在没有他们或违背他们的情况下完成政变。因此我们应该公然地对社会民主党、基督教社会党[6]和无党派的工人说：法西斯分子是不足道的少数，他们想推翻今天的政府，夺取政权；我们共产党员认为今天的政府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但这个政府依靠的是你们的信任和你们的投票；我们想通过与你们联盟推翻这个政府，而不是通过与法西斯分子联盟来反对你们。如果法西斯分子试图组织暴动，那我们共产党员将与他们斗争，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但不是为了保卫布劳恩—布吕宁政府，而是为了保护无产阶级的精华、工人组织、工人刊物——不仅是我们的，还有你们社会民主党的——不被窒息和消灭。我们准备与你们一起保卫任何一个工人之家，任何一家工人报纸的印刷厂免遭法西斯分子的攻击。我们要求你们，在我们的组织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你们一定要来帮助我们。我们向你们提议建立工人阶级反对法西斯分子的统一战线。我们越是坚决、越是坚持不懈地推行这个政策，把它贯彻到所有问题上，法西斯分子就越难让我们措手不及，他们在公开的战斗中打垮我们的机会就越少。我们想象台尔曼是这样回答的。
但是，演讲人说的话却渗透着海因兹·诺伊曼的伟大思想。他说：“这样的政策不会有任何结果。社会民主党领袖将对工人说：别相信共产党人，他们根本不关心拯救工人组织，他们就想夺取政权；他们认为我们是社会法西斯分子，他们把我们与纳粹党徒混为一谈。台尔曼建议的政策使我们在社会民主党工人的眼中成为笑柄，原因就在于此。”
对此台尔曼应该这样回答：称社会民主党员为社会法西斯分子，这当然是愚蠢，它在每个关键时刻把我们自己都搞糊涂了，妨碍我们找到通向社会民主党工人的道路。放弃这种愚蠢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至于我们在保卫工人阶级和它的组织的幌子下就是想夺取政权的说法，我们对社会民主党工人说：对，我们共产党人是力求夺取政权，但为此我们需要工人阶级的无条件的多数。依靠少数夺取政权的企图，是可鄙的冒险主义，与我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们不能强迫多数工人追随我们，我们只能说服他们。如果法西斯分子粉碎了工人阶级，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就无从谈起。保卫工人阶级和它的组织免遭法西斯的破坏，对我们来说是保证自己说服工人阶级和让他追随自己的机会。因此，我们只能通过保卫，如果必要的话就手执武器保卫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民主的所有因素走向政权。
对此，台尔曼还能补充说：为了赢得多数工人牢固的、牢不可破的信任，我们最应该避免的就是欺骗他们，夸大我们的力量，闭眼不看事实，或更坏的是歪曲它。应该实事求是。我们蒙不了敌人，他们有数千个检验机构。欺骗工人，我们就是在欺骗自己。装得更强大，我们只是在削弱自己。朋友们，在这里没有任何“缺乏信心”，没有任何“悲观主义”。我们能是悲观主义者吗？我们面对着巨大的机会。我们的前途无量。德国的命运、欧洲的命运、全世界的命运都取决于我们。但正是坚信革命的未来的人不需要幻想。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是革命乐观主义的前提。
如果台尔曼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他就会这样回答。但不幸的是，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党为何沉默？
但党怎么能沉默呢？台尔曼的报告意味着在全民公决的问题上来了个180度的转弯，但未经辩论就通过了。上面就是这样建议的，而建议就意味着命令。《红旗报》的所有报道都证明，在所有党的会议上，全民公决都是“一致”通过的。这个一致被说成是党的特殊力量的标志。在革命运动史上，在哪里、在什么时候有过这种无声的“团结一致”？台尔曼和雷梅尔以布尔什维主义发誓。但整个布尔什维克的历史是紧张的党内斗争的历史，党就是在这种斗争中锻造自己的观点，锻造自己的方法。1917年是党史上最伟大的一年，这一年的年鉴充满了紧张的内部斗争，正如夺取政权后的第一个五年的历史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出现过一次分裂，也没有由于政治原因进行过大规模的开除。须知当时领导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毕竟有不同于台尔曼、雷梅尔和诺伊曼的另一种高度、另一种素质和另一种权威。今天的令人恐俱的“团结一致”、这个把倒霉的领袖的每一个转向都变成一个大党的绝对规律的致命的一致同意是从哪里来的？
“没有任何争论！”因为像《红旗报》所解释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不是语言，而是行动”。令人厌恶的虚伪！党应该在拒绝对行动预先进行讨论的情况下完成“行动”。但在当前的情况下说的是哪些行动呢？是在公文纸上画十字，在这种情况下，在统计无产阶级的十字时，甚至没有可能确定，它是否是法西斯的十字。没有怀疑，不经考虑，没有问题，甚至在眼中没有担忧就接受了上帝派来的领袖的新的山羊跳，否则你就是叛徒、反革命！这就是那个最后通牒，斯大林的国际官僚集团把它像手枪一样抵在每一个进步工人的太阳穴上。
外在形式似乎表明，群众向这个制度妥协了，一切都进行得非常好。但不是！群众根本不是任人揉搓的胶泥。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缓慢地，但是十分严肃地对领导的错误和荒谬作出反应。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反抗“第三时期”的理论，抵制无数的红色日。他们抛弃了法国的总工会，当他们不能以正常途径抗拒洛佐夫斯基—蒙慕梭的试验时。不接受红色全民公决的“思想”，数十万、数百万工人躲避参加投票。这是对中派官僚罪行的清算，它有失尊严地模仿阶级敌人，但却牢牢地扼住自己的党的喉咙。
斯大林说什么？
斯大林真的预先批准了新的摇摆吗？这点谁也不知道，就像谁也不知道斯大林关于西班牙革命的意见一样。斯大林不说话。当从列宁开始的更谦虚的领袖想对兄弟党的政策施加影响时，他们讲话或写文章。问题在于他们有的说。而斯大林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向历史过程耍滑头，就像他向个别人耍滑头一样。他想的不是怎么帮助德国或西班牙无产阶级向前迈一步，而是预先保证自己的政治退路。
斯大林对待1923年德国事件的态度，是他在世界革命基本问题上的骑墙态度的最完美的典范。我们提一下他在同年8月给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信中写道：“在目前阶段，共产党人是否应该试图撇开社会民主党人而夺取政权，他们对此是否足够成熟，依我看，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在俄国夺取政权时，我们有这样的后备资源：①实现和平；②给农民土地；③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支持；④农民的同情。这些德国共产党一样也没有。当然，他们有苏维埃国家做邻国，这是我们当时所没有的，但我们在当前能够给他们什么？比方说，如果现在德国政权垮台，共产党人夺取它，他们肯定会出丑。这是‘最好的情况’。最坏的情况是，他们被打得粉碎，被扔回去……依我看，应该阻止德国人，而不是鼓励他们。”因而，斯大林站在布兰德勒的右面，后者在1923年8、9月间认为，在德国夺取政权没有任何困难，但在夺取政权后的第二天，困难就将开始。今天共产国际的官方意见是，1923年秋天，布兰德勒分子错过了千载难逢的革命形势。布兰德勒分子的最高指控者是……斯大林。但是，他对共产国际澄清了自己在1923年的立场了吗？没有，在这点上没有任何必要：只要禁止共产国际各支部提出这个问题，就足够了。
在全民公决问题上，斯大林无疑也打算如法炮制。台尔曼即便有胆量，也不能揭穿他。[7]斯大林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推动德共中央委员会，而自己模棱两可地退到幕后。在新政策胜利的情况下，所有曼努伊尔斯基们和雷梅尔们都将宣称，它的倡议归功于斯大林。而在失败的情况下，斯大林保持着找替罪羊的充分的可能。须知他的战略实质就在于此。在这个领域中他是强大的。
《真理报》说什么？
共产国际的第一大党的头号报纸《真理报》到底说了什么？《真理报》不能发表一篇严肃的文章，也不能尝试对德国形势进行分析。它腼腆地从台尔曼的伟大的纲领性讲话中引用了半打没有内容的话。是啊，今天的没有头脑，没有脊梁，陷入重重矛盾中的为官僚服务的《真理报》能说什么啊？在斯大林沉默时，《真理报》又能说什么呢？
第二天，即8月12日 的《真理报》恰恰是这样声明的，“投票的结果意味着……工人阶级所能给予社会民主党所有打击中最大的打击”。我们不引用全民公决的统计数字。这些数字所有人都知道（除了《真理报》的读者），它们在抽荒谬无耻地吹牛的《真理报》的耳光。这些人认为对工人扯谎，欺骗他们是正常的。
官方的列宁主义被粉碎，被官僚追随者的鞋跟所践踏。但非官方的列宁主义还活着。放肆的官员别以为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科学论证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比机关更强大，比任何金库更强大，比最疯狂的镇压更强大。我们的阶级敌人在机关、金库和镇压方面比今天的斯大林官僚集团更强大。然而我们在俄国的领土上战胜了他们。我们表明，他们是可以战胜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到处都能战胜他们。为此它必须有正确的政策。在与斯大林机关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先锋队将夺回推行马克思和列宁的政策的权利。
列·托洛茨基
[2]胡根伯格（Alfred Hugenberg，1965—1950），德国垄断资本家，泛日耳曼同盟（1891）的组织者之一。20供纪20年代起向法西斯的国家社会党提供资金。1928—1933年任极右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主席，在希特勒政府中任粮食部长和农业部长。——译注
[3]《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8—9页。
[4]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1874—1964），美因第31届总统（1929—1933），共和党人。1919—1923年为美国救济署领导人。1921—1928年任商务部长，1929—1933年经济危机时期，胡佛政府支持垄断组织，损害人民大众的利益，带助恢复军事工业的实力。——译注
[5]曼努伊尔斯基（Дмитри Захарович Мануилский，1883—1959），老布尔什维克，20世纪20年代初加入斯大林官僚集团，1928—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历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外交人民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职。——译注
[6]基督教社会党是德国政治活动家、反犹主义的鼓吹者阿·施特克尔于1878年创立的政党，其宗旨是反对社会主义运动。——译注
[7]台尔曼是否真的反对最近的一次转向，只是服从了在莫斯科找到支柱的雷梅尔和诺伊曼的问题，是纯个人的局部问题，我们对此不感兴硬：事情关系到体制。台尔曼不敢诉诸党，因而他要承担自己的责任（托洛茨基注）。
托洛茨基听到的是传闻，并不准确。对“第三时期”理论、“红色”全民公决持异议的是雷梅尔和诺伊曼。台尔曼正是靠斯大林的支持，在纳粹上台前把雷梅尔和诺伊曼清除出德共最高领导层，罪名是他们反对“红色”全民公决，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不够热心。参见拙文《历史上的台尔曼》（《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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