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灾难和领导的责任
帝国主义时代是急剧转折的时代，至少在欧洲是这样。政策因而获得极端灵活机动的性质。每次作为赌注的不是某个局部的改良，而是制度的命运。革命党和它的领导的极其重要的角色就是由此而来。如果在美好的过去，在社会民主党与滋养它的资本主义一起有条不紊地不断地发展时，倍倍尔的领导集团像是总参谋部，它平静地为遥远的未来的战争（它可能永远不会爆发？）制订计划，而在今天的条件下，革命党的中央委员会像是野战军的大本营。办公室战略被战地战略所取代。
与集中的敌人的战斗也要求集中。总的来说是由纪律精神所培养出来的德国工人，在战时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政治震撼中以新的力量掌握了这个思想。工人对领导的缺点并非视而不见。但单个人是不会跳出组织的限制的。他们都认为，强有力的领导虽然有错误，也比各行其是、散兵游勇强。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政治司令部扮演过这样的角色和承担过如此重大的责任，像在今天这个时代一样。
德国无产阶级史无前例的失败，是从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开始的最新历史中的最重大的事实。失败后的首要任务是重新审查领导的政策。诚然，因上苍保佑而完好无损的负首要责任的领袖打动人心地指着那些被捕的执行者，希望能堵住批评的嘴巴。对这个虚假的感伤的理由我们只能抱以蔑视。我们与希特勒的囚徒的团结一致是不可动摇的。但这不能扩展到领导者的错误上。只有在失败者的思想向前迈出一步的情况下，所遭受的损失才有价值。其条件是勇敢的批评。
整整一个月之中，没有一家共产党的机关报（莫斯科的《真理报》也包括在内）就3月5日 的灾难说过一句话：等待着共产国际主席团怎么说。在主席团这方面，它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说法之间犹像不决：“德共中央委员会把我们引入歧途”和“德共中央委员会推行的是正确的政策”。第一种说法被否决：灾难的酝酿是在全世界的眼皮底下进行的，此前与反对派的争论使共产国际的领袖们脱不了干系。4月7日 最终作出了决议：“在希特勒政变前和政变时，以台尔曼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始终是正确的”。令人对那些在得知这个令人安慰的决议之前就被希特勒送到另一个世界中去的人，感到不胜惋惜。
主席团的决议不是首先应该期待的对德国共产党政策的分析，而是第1001个对社会民主党的起诉书：人们告诉我们，它宁愿与资产阶级联合，也不与共产党人联合；它逃避与法西斯作真正的斗争；它束缚群众的首倡精神；由于它把“工人群众组织的领导”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它成功地破坏了总罢工。这一切都完全正确。但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新的。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社会改良的政党，随着资本主义变成帝国主义，它耗尽了自己的进步使命。在战争中，社会民主党成了帝国主义的直接工具。战后，它成了资本主义的正式注册的家庭医生。共产党则希望成为后者的掘墓人。发展进程在谁的一边？国际关系的混乱，和平幻想的破灭，空前的危机需要一场大战及随之而来的瘟疫，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暴露了欧洲资本主义衰败的性质和改良主义的没有希望。共产党到哪儿去了？共产国际实质上忽视了自己的支部。然而它在选举中获得了600万张选票。这已经不是先锋队，而是一支独立的大军。为什么它在事件中仅仅成为镇压和粉碎的对象？为什么在关键时刻它陷入麻痹状态？在有些条件下是不允许不战而退的。失败只能是敌人优势力量的结果，失败之后还可以重新崛起。消极地交出决定性的阵地意味着没有战斗的本能：这是不能饶恕的。
主席团对我们说，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无论在政变前还是在政变时”。但正确的政策从正确地评价形势开始。然而在直到1933年3月5日 的最近四年中，我们日复一日地听到，德国强大的反法西斯阵线不断增强，国家社会主义不断退却和瓦解，整个形势是在革命攻势的标志之下。正确的政策、它的整个前景怎么能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倒塌呢？
共产党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支持，它不能投入决战，否则就是犯罪，主席团以此来为消极退却辩解。但是，同一个决议又把7月20日 号召总罢工算作共产党的功绩。在列举功绩时没有提到3月5日 的同样的号召。总罢工，须知这就是“决战”。两个都符合在“革命攻势”条件下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领导的责任。不幸的是，号召没有得到行动的响应：没有一个人响应。但如果在前景与号召之间，在事实与行动之间产生了如此明显的矛盾，则很难理解，正确的政策与致命的政策之间有什么区别。至少主席团忘了说明：是两次罢工号召正确，还是工人不理睬号召正确？
但是，无产阶级本身的分裂是否是失败的原因呢？这样的解释是专门为懒惰的头脑准备的。作为一个普适口号的无产阶级的统一，是一个空洞的假象。无产阶级成分驳杂，分裂与它的政治觉醒同时开始，是它的成长机制。只有在成熟的社会危机的条件下，在夺取政权的直接任务之下，无产阶级先锋队才能够在正确政策的指导下，把阶级的绝大多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但上升到这一革命高潮的过程要经过分裂的阶梯。
统一战线的政策不是列宁臆想出来的，像分裂一样，它是辩证的阶级斗争所强加的。没有无产阶级各个部分、组织和集团之间为紧迫目的达成的临时协议，任何成功都是不可思议的。罢工、工会、工人报纸、议会选举、街头示威游行等，每一次都要求实际克服分裂，即特别的统一战线，虽然并非总是正式签订的。在运动的头几个阶段，局部的统一自发地从下面发展起来。但当群众习惯了通过自己的组织进行斗争时，则必须自上而下地建立。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下，“只能从下面”的口号，不能容忍地落后于时代的现象，它是由对主要是在沙皇俄国的革命运动的头几个阶段的回忆所滋养的。
在一定水平上，争取统一行动的斗争从基本事实变成了策略任务。赤裸裸的统一战线口号什么也解决不了。号召统一的不仅是共产党员，还有改良主义分子，甚至还有法西斯分子。在每个特定时期，策略地使用统一战线，都要服从明确的战略构想。在没有或反对改良主义的情况下筹备工人的统一战线，需要总是从最终革命任务的角度与改良主义分子实施长期、顽强、耐心的统一战线的实验。正是在这个领域，列宁为我们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典范。
共产国际的战略构想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德国共产党的出发点是，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是简单的分工，他们的利益如果不是一致的话，也差不了多少。共产国际不去促使自己的主要政治对手与死敌之间的关系激化（为此需要的只是别强奸事实，而是大声地直呼它们的名字），却要让社会民主党人和法西斯分子相信他们是双胞胎，预言他们的和解，刺激、推开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加强了改良主义的领袖们。更糟糕的是，在所有冲破阻力在地方建立工人联合防御委员会的情况下，官僚都以开除相要挟，从中召回自己的代表。它只是在对无论是来自上层还是来自下层的统一战线的怠工中表现出它的始终如一和固执。诚然，它是出于最好的意愿做了这件致命的事。
当然，无论共产党用什么政策，都不能把社会民主党变成一个革命党。但目的不在于此。为削弱法西斯主义，必须充分利用改良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时在工人面前揭露社会民主党领导的不称职，以削弱改良主义。两个任务自然而然地合并为一个任务。共产国际官僚的政策导致了相反的结果：改良主义者的投降是对法西斯主义有利，而不是对共产主义有利；社会民主党工人支持自己的领袖；工人共产党员对自己和自己的领导失去了信心。
群众想斗争，但上面固执地反对他们。紧张、担心，最后是惊慌失措从内部侵蚀着无产阶级。把浇注的溶液过久地放在火上是危险的；更加危险的是让社会过久地处于革命危急状态中。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转到国家社会主义一边，只是因为被上面麻痹的无产阶级无力把它领到另一条路上。没有受到工人回击增强了法西斯的自信心，减弱了大资产阶级对内战危险的恐惧。共产党的队伍越来越孤立于本阶级，必然会使它士气低落，甚至使它不能进行局部抵抗。希特勒在无产阶级组织的尸骨上的胜利进军就是这样得到了保证。
共产国际错误的战略构想在每个阶段上都与现实相冲突。令人沮丧的莫名其妙的、无法说明的摇摆政策就是由此而来的。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声称：不允许与改良主义的领袖们结成统一战线！但在最危急的时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未加任何说明和准备，就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向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建议结成统一战线：要么现在就建立，要么永远别想！不仅是改良主义阵营的领袖们，就连工人也不会把这样的举措看成是害怕的结果，相反，是歹毒的圈套。在和解倡议不可避免的失败后，共产国际下令干脆转向例行做法：宣布统一战线想法的本身就是反革命的。这样的侮辱群众的政治意识是不可能不受惩罚的。如果在3月5日 之前还能勉强假定，只有在最后一分钟，在敌人的大棒下，共产国际才允许求助于社会民主党的话，主席团建议世界社会民主党（不管每个国家的国内条件如何）共同行动的3月5日 的号召，使这一解释也不能成立。笼统的统一战线的建议，对在国会纵火案照耀下的德国来说，无论如何都太迟了，更不用说社会法西斯主义了。共产国际甚至同意在共同斗争时放弃对社会民主党的批评，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但白纸黑字！
但是，对改良主义的惊慌失措的投降之路还没有走完，韦尔斯就宣誓效忠希特勒，而赖帕特建议与法西斯合作，并支持后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立即声称：“共产党员称社会民主党徒为社会法西斯党是完全正确的。”这些人永远正确。为什么在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如此明确的验证的几天前，他们自己放弃了它？好在谁也不敢给领袖提令他们难堪的问题！但灾难并没有到此结束：对今天的事件的速度来说，官僚的思维过于缓慢。主席团未必会回过头来看它那臭名昭著的发现：“法西斯主义与社会民主党是双胞胎”，希特勒是如何彻底粉碎自由工会的，并顺便逮捕了赖帕特之流。原来，双胞胎之间根本就没有兄弟关系。
共产国际的官僚不把社会民主党当做有其利益和矛盾、它的所有左右摇摆的历史现实，而是操作的僵硬公式。赖帕特在失败后准备爬行，被当成是反对失败前的统一战线和不可避免的失败的理由。好像战斗协议的政策是出于改良派领袖的勇气，而不是出于无产阶级民主机构与法西斯匪徒之间的水火不相容似的！
1932年8月，当德国还处于“社会将军”的政权——共产国际宣称它会保障希特勒与韦尔斯的联盟——之下时，我们写道：“一切都说明，韦尔斯—施莱希尔—希特勒的三角还未建立，就会垮掉。但取代它的可能是希特勒—韦尔斯的组合吗？……我们假设社会民主党不害怕自己的工人，决定容忍希特勒。但法西斯主义不需要这个商品：它需要的不是容忍，而是取缔社会民主党。希特勒政府只有在镇压了无产阶级的反抗、取缔了所有这类可能的反抗机关之后，它才能实现它的任务。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功能就在于此。”
如果在失败后，希特勒允许改良派分子合法地蜷缩起来，等待更好的时光，他们就是幸运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不幸的是，希特勒明白这点，对他来说，意大利的经验是有益的，虽然工人组织的领袖们自愿地戴上笼头，一旦发生政治危机，这些组织就会发展为严重的威胁。
赖伊医生，今天的工人阵线的军士，比共产国际主席团更加合理地界定了所谓的双胞胎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在5月2日 说：“马克思主义装死，为了在有利条件下重新崛起……狡猾的狐狸骗不了我们。我们与其容忍它，让它有机会东山再起，不如现在就射杀它。赖帕特们和格拉斯曼们能够尽情佯装忠于希特勒，最好还是把他们关进监狱……我们将打掉共产党猪锣的主要武器（工会），从而剥夺他重新强大的最后的机会。”如果共产国际官僚不是那么永远正确，能够倾听批评的声音的话，它就不会在3月22日 ——赖帕特发誓效忠希特勒——至5月2日 ——希特勒不顾赖帕特的宣誓，仍逮捕了他——之间，犯下如此之多的新错误。
实质上，根本就不需要像法西斯洗劫摧毁工会这么“纯”的工作，就可以推翻“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甚至如果希特勒由于力量对比，有目的地暂时允许赖帕特在名义上领导工会，这一交易也不能排除基本利益的不可调和。甚至法西斯主义容忍下的改良主义者也会回忆起魏玛民主的浓稠的汤。因而他们是隐秘的敌人。甚至铁甲军在第三帝国的独立存在都是不可思议的，怎么能看不到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呢？墨索里尼相当长期地容忍社会党，甚至是共产党，只是为了后来更加无情地摧毁它们。社会民主党的国会代表投票赞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使这个党蒙受了新的耻辱，但不能丝毫改善它自己的命运。
这些倒称的领袖把法西斯胜利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归结于——诚然是私下里——希特勒的“天才”，他预见到了一切，什么也没有忽略。现在在事后批评法西斯的政策，是无益的事。我们只提示，去年夏天，希特勒显然错过了法西斯冲击的最高点。但甚至是严重地浪费了时间——巨大的错误！也没有带来致命的后果。戈林的国会纵火无论怎样漏洞百出，完成了挑衅任务，取得了需要的结果。对法西斯的整个政策也可以这么说：它导致了胜利。不幸的是，无法否定法西斯领导比无产阶级的领导强。但仅仅是出于被击溃的领袖们的不当的谦虚，他们才对自己对希特勒的胜利的贡献闭口不谈。在下象棋中有送子的棋步。在德国失败的那个政党的特殊之处是，希特勒下象棋，而他的对手给他送子。并不需要希特勒有政治天才。敌人的战略充分地弥补了他自己的战略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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