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 ”
当人们对主要论据无法答复时，他们会躲到次要论据后面。布兰德勒分子像斯大林分子一样，牢牢地抓住了1933年3月5日与1914年8月4日 的比较。如果把道德愤怒和单纯的谩骂放在一边，反驳可以归结如下：a）1914年社会民主党投到了威廉二世的政府一边；斯大林官僚集团没有丝毫转入希特勒政府的迹象；b）共产党继续工作，出版刊物，总之是在进行斗争；对它的力量“估计不足”是错误的；c）社会民主党在8月4日 之后没有灭亡，它继续存在，甚至进入政府。
如果历史比较超越了合理的范围，那么任何这样的比较都是不当的。我们清楚地知道，斯大林的德国共产党与战前的社会民主党不同，3月5日就其性质和后果来说，都有别于8月4日 。我们只想以我们的比较来说明：像倍倍尔的党在战争的门槛上彻底耗尽了自己的进步使命一样，德国共产党在法西斯专制的门槛上耗尽了自己的革命角色。用离题的思考使这一类比复杂化，意味着没有具体历史思维的能力，即辩证思维的能力。列宁将《布列斯特和约》与《蒂尔西特和约》[2]相比较。对此不难举出数十条言之凿凿的反驳意见：对普鲁士来说是事关民族独立；对苏俄来说是事关捍卫新的社会制度；那个合约是君主制签署的，而这个合约是无产阶级政党签署的；等等，不一而足。但所有这些可敬的老生常谈与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的实质毫无关系。《布列斯特和约》我们是被迫签署的，不是为了对敌人俯首称臣，而是为解放斗争积聚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蒂尔西特”和约。
同一些斯大林分子和布兰德勒分子都起而反对在德国前法西斯制度（“总统制”的内阁）和波拿巴主义之间的类比。他们列举了使巴本—施莱希尔制度有别于典型的波拿巴主义的几十个特点，与此同时，他们忽略了使二者接近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之间搞平衡。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踌躇满志地停留在问题刚刚开始的地方，没有比这更加糟糕的事了。与波拿巴主义的完全具体的、准确限定的类比不仅从新的角度说明了在法西斯分子和社会主义者之间搞平衡的卓利蒂[3]的最后一个内阁的角色，也凸显了奥地利今天的过渡性的体制。现在可以大胆地说，议会民主和法西斯之间的波拿巴主义过渡时期是有其深刻的规律性的。奥地利的例子恰好表明，明确地区分波拿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对具体政策的目的来说，具有（更确切地说，是应该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但形式主义的思维不进行社会分析，而是列举现成的特征，为没有任何教益的刻板公式而推翻十分具体和内容丰富的类比。它为此受到惩罚，正如俄国谚语所说的那样，它在每个新的历史现象面前停步不前，就像公羊在每扇大门前停步不前一样。
“社会民主党在8月4日后没有灭亡”。对手是否想说，号召在8月4日后建立新党的口号是错误的？显然不是。但须知说的正是此事。在8月4日 之后，社会民主党继续存在，但已经是作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民主工党。它的历史功能已经改变了。这证明第三国际的产生是合理的。
人们是否想对我们说，德国共产党虽然遭受了使它作为一个革命党在无产阶级头脑中永远灭绝的灾难，但它作为一个群众组织仍将继续存在？我们认为，这样的假定是错误的：它是建立在与改良主义命运的抽象的类比之上的。旧的社会民主党含有革命激进主义和保守的实践的因素。8月4日 彻底地清除了它的革命倾向，使它蜕变为保守的民主党。共产党给自己和群众提出了革命任务，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残酷斗争中不断地提出和强调这个任务。正是在自己的这个任务上，共产党在决定性的考验上破产了。作为一个革命党，它是不能复活了。它能否以其他形式继续存在，履行其他的政治功能？如果可能的话，也不是作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而是作为斯大林官僚集团的纯粹的代理人。对它来说，没有任何其他的政治位置。
在3月5日后的那天，就可能也应该在对灾难和导致灾难的政策评价的基础上作出这一预见。在那些日子里唯一多少合理的反驳是：如果在可怕的震撼的影响下，党能够急剧彻底地改变自己的政策和制度，从真诚公然地揭露所犯下的错误开始的话，它还有救：我们那时认为，根据过去的全部经验，不能期待批判觉醒的奇迹发生；如果即使它出现了的话，也不能拯救作为一个组织的共产党：有些政治犯罪是不可饶恕的。但今天没有必要猜这个题，事实已经进行了检验。根本谈不上官方党的批判觉醒。相反，批判思维的最后的火花被踩灭。在巨大的失败后的第二天，德国共产党没有着手从理论上阐明事件，而是竭尽全力消除罪证，继续中伤、诽谤、迫害等，这一情况最好地证明了它的死亡。
1923年共产党也表明它不称职，但它并没有灭亡，可以以此为例作为反驳。我们并不否认这个例子的重要性和它的教益；需要的只是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首先，1923年的失败无论是规模和后果，都不能与1933年的灾难相提并论。其次，工人阶级没有忘记过去：今天，党将为包括1923年的投降在内的自己的全部历史罪行受到惩罚。最后，德国共产党只是以更新自己的领导机关为代价才挺过了1923年，这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新的中央委员会比旧的好或坏，而是共产国际主席团不得不把布兰德勒的机关抛给革命工人批判，让党发泄它的失望和愤怒。现在这样的手腕是行不通的：第一，机关完全脱离了群众，根本谈不上对它的改选。第二，在与反对派的整个斗争中，共产国际主席团在群众的眼前过紧地把自己与台尔曼的机关拴在了一起。斯大林官僚集团不仅否认自己对失败的罪责，还否认失败的事实本身，这一情况只是加重了它的罪责，并注定了它的可耻的灭亡。
现在事关的不是支持脱离群众的机关这一显然反动的、乌托邦的任务，而是拯救无产阶级最杰出的分子免于沉沦、绝望、冷漠和颓废。这是绝不能通过把对奇迹的希望塞给他们的无力的企图达到的，奇迹的不可能将日趋明显。应该对过去进行实事求是的清算，把进步工人的力量转向在新的历史阶段组建布尔什维克党之上。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35, стр. 6—9。
[2]《蒂尔西特和约》系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一世于1807年6月25日在带尔西特签订的和约。俄国同意建立华沙大公国和参加大陆封锁。俄法另外还签订了《攻守同盟条约》。——译注
[3]卓利蒂（Giovanni Gilitti，1842—1928），意大利自由党领袖，意大利首相（1892—1893、1903—1905、1906—1909、1911—1914、1920—1921）。力图用温和的让步来扩大资产阶级制度的社会基础，借助社会改良派使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领导。促成了1919—1920年革命运动的挫折。执政期间，意大利发动了1911—1912年侵略土耳其的战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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