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新阶段
——从蒋介石到汪精卫
译自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оппозиции в СССР, т. 3, стр. 223—248。在文件的第一页上有托洛茨基手写的字样：“看来是季诺维也夫写的，——列·托·”——编注
中国的新事件对中国革命和整个共产国际的命运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我们认为有责任不顾一切地再次向你们呼吁。在斯大林—布哈林的坚持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赞成中国政策中过去的妥协路线，维持它的效力。在任何一个实践问题上，它都没有向前迈出一步。检验接踵而至。全会还没有散会，长沙的事件就把所有问题都重新翻了出来，证明全会的指令维持不了几个星期。革命时代的机会主义路线总是这样。
伴随着对工农血腥镇压的长沙政变、在武汉的所谓“左派”国民党中的事件、前线事件的发展，冯玉祥，看来还有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妥协，所有这一切都再次完全充分地证明和肯定了我们在致我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文件中所做的分析和预见。不幸的是——因为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工人阶级的脊背上发生的——这些以骇人听闻的错误和损失为代价的教训，对共产国际来说是十分沉重的。
一、蒋介石政变后，中国发生了什么？
在长沙和湖南省的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
无疑是在唐生智——今天“左派”国民党的主人——知情和赞成的情况下，地方卫戌部队的军官率领几百名士兵，于5月19日 着手解除工农纠察队的武装，5月21日 ，35军的几支部队包围和解散了几个工农协会。解除了500人的武装，杀死了12人。逮捕了约20名协会领导人。得知政变消息，附近地区的农民迅速组织起队伍，开赴长沙。但由于武装差，他们被机枪火力击退，撤了下来。第三国民革命军军长决定驱逐军队中的“左派”。根据他的命令，共产党人—政治工作者被清除出部队。众所周知，在长沙政变前，发生了夏斗寅暴乱，更早是杨森的暴乱。扼要的事件表就是这样。其中的主角是“军官团”。没有士兵代表苏维埃。是因为它不可能吗？不是，因为反对派早就要求建立它，而被斯大林—布哈林禁止了。
唐生智几乎像照片一样地重复了蒋介石的做法。他从誓言和声明开始，以枪杀工农和夺取政权结束。十分明显，他用“征讨”北方来掩饰在自己的“左派”政府的后方筹备反革命政变，后者又以自己的政策来方便这并不狡猾的工作。5月10日 塔斯社讯，武汉政府成员孙科发誓（在采访中）自己相信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反动分子孙科不是悲观主义者，也不是信念不坚定的人！5月19日 ，即9天以后，在长沙爆发了武汉军队与纠察队的最初的冲突。唐生智——国民革命军事实上的司令——赞成长沙政变。此时冯玉祥在与蒋介石谈判。
塔斯社的另一个通讯员为了尽可能地为自己的报道添油加醋，不得不承认，在武汉政府的辖区内，接军事胜利之踵而至的是让农民和工人阶级丧失革命基本成果的新的反动。这不仅出现在南方和东南方，还出现在整个湖南省和湖北省的部分地区（《真理报》6月16日 ）。事件的发展几乎是自动的，不是斯大林—布哈林的策略所能阻止的。
中国的克伦斯基欺骗人民，说什么有人剥夺士兵土地的神话。事实上，剥夺的都是地主—将军、军官等的土地。这是我们的盛加略夫[2]和阿夫克森齐耶夫进行的欺骗，真是一字不差。而《真理报》把这一切都当成真的。农政部长共产党员谭平山保持沉默。斯大林—布哈林则粉碎反对派。
武汉军官是由资产者和地主构成的。看来，政府不触动军官土地的决议是得到了共产党的同意。军队对地主来说，成了保护他们的组织。革命党应该釆取截然相反的方针：剥夺军官土地，不仅把农民，也把士兵引入这项工作中，让他们驱逐军队中的地主军官，消灭反革命指挥官。这可能会妨碍这个或那个军事“讨伐”，然而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讨伐会获得巨大的好处。解放和统一中国，即完成民族革命，不能走唐生智和蒋介石联盟的北伐之路，而是工农反对本土和外来的压迫者的革命讨伐。
二、左派国民党和土地革命
谁是中国革命的体现者？蒋介石政变后的民族运动是什么？在蒋介石政变后首先应该解决的是这些问题。斯大林—布哈林的观点是，“左派”国民党目前不应该打扰蒋介石，让他率领自己的军队北进。1927年5月13日 ，斯大林在中山大学说：“倒不如暂时让蒋介石在上海地区挣扎，跟帝国主义者在那里纠缠”。[3]事实如何？“挣扎”的不是蒋介石，“挣扎”的是斯大林和他的错误政策。蒋介石赢得了时间，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左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它的“革命”将军，并把他们争取到自己的一边。那时我们继续用“我们的”“革命”将军仍在北进来安慰自己，我们就是在自欺欺人，忘记了，事实上这不是我们的、也不是革命的将军们，他们前往北京，恰恰是为了与英国人和日本人达成与蒋介石或是与张作霖“和平”分享权力的协议。
塔斯社6月3日 的电报突然报道好消息，说：“国民政府决定与南京进行有力的斗争。”无疑，这是新的欺骗。谁要想与南京斗争，他首先要镇压自己队伍中的南京分子。
如果对蒋介石来说，进军上海和南京就足以保证自己准备政变，如果唐生智进军河南省就足以保证在“左派”政府后方的政变，那么宣布讨伐南京，显然应该是在为不远的将来的政变做掩饰：驱逐和枪毙可恶的共产党员部长和汉口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事件几乎是自动地朝这个方向发展。东方通讯社（塔斯社5月31日 ）报道，“看来，两个集团（武汉和蒋介石）的妥协逐渐具有具体的形式。”形势的“关键”是革命力量根本不可能与反革命力量对抗：整个此前的政策导致工农没有武装。
长沙事件不是偶然的，像伪造车间的“乐观主义者”企图再次把它描绘成的那样。政变波及整个湖南和部分湖北省。几个星期内，白色恐怖在那里肆虐。湖南是农民运动的中心，长沙是150万居民的革命中心，打击正中要害，不是斯大林—布哈林的政策能够抵挡的。
事情的实质不在于武汉的二流蒋介石的“退出”和“背叛”，像习惯上所说的那样。事情的实质是“左派”国民党和武汉的背叛和破产。
为了斥责信念不坚定者，《真理报》6月18日 汉口讯称：“虽然长沙和湖南省其他重要地方的白色恐怖猖獗，农民起义仍在不断增长，很多地区仍在农民政权之下。在农村，在农民和士绅之间进行着武装斗争。”
运动的规模越是宏大，领导的犯罪的机会主义就会变得更加清楚。须知掌握在农民手中的政权是反对武汉政府的。也就是说，汪精卫将一次又―次地粉碎这些农民。我们将给他们什么建议？也许是扩展运动？与城市工人携手？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或是我们对农民说，赶走地主，夺取政权，让他们以最不能容忍的方式超越斯大林的“阶段”？机会主义的领导在每一个新阶段都把革命运动驱入绝境。农民能够夺取土地，赶走地主，打死高利贷者和暴吏。但以国家方式巩固土地革命，分散的农民是做不到的，为此它需要领导。国民党（实际存在的国民党，而不是斯大林虚构的国民党的“理想”）不会提供这样的领导。国民党进行反对土地革命的斗争。如果无产阶级先锋队不领导农村，农民起义必然将被粉碎，数世纪以来一直是这样。
曾几何时，劈头盖脸地指责反对派对作为农民革命策源地的武汉中心“估计不足”。而事实如何？共产党人不是扩展在工农群众中的基地，而是踏上“北伐”的道路，迎合力图扩展自己的军事影响的将军们，以便对革命的领土扩张进行总结。像在蒋介石的统治下一样，真正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只是“后方”，仅限于满足前线的需要，并服从后者。新的北伐不可能是革命目的授意的，因为军队越是北进，它们就越是失去了与革命基地的联系，将军们就越强大，对冯玉祥、唐生智和其他军阀来说，找到与蒋介石的共同语言，以便和他一起与帝国主义分子勾结起来的任务就变得越容易。对我党隐瞒了事件的真正机制。可是现在，新北伐产生的整个反革命和妥协的混乱砸在了党的头上，像是“突如其来”的灾难一样。然而在事件中没有任何突然的东西：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左派”汪精卫帮助蒋介石召开南京会议。在他和陈独秀签署的呼吁书中，他安慰即将被枪毙的工人。在蒋介石匪帮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面前，汪精卫显然扮演的是两面派角色。根据与“左派”汪精卫的协议，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在枪杀事件的几天前写道，“中国共产党之爱好和平和秩序，不亚于其他政党。”
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在蒋介石政变后，“左派”国民党的政策是右派国民党政策的继续，把它应用于南方领土中革命斗争的新阶段。汉口的“左派”政府像右派政府一样，媚惑讨好反革命将军们，把在上海已经声誉扫地的国民党旗租给他们。它不允许工农接近这面旗帜，迫使他们只能服从、追随将军们。在“左派”国民党和武汉“左派”政府中，还留有明显的右派、蒋介石的志同道合者，如孙科、徐谦、陈友仁[4]和其他人。军权交到了冯玉祥和唐生智的手中，他们中的前者与蒋介石毫无区别，后者与他的区别无非是比他更加反动而已。没有进行对军事力量的任何改组。看来，郑州会议的图景与此前由蒋介石主持的会议是一样的。“左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一致”、它的纪律都是反对工人阶级的，反对土地革命的。它的政策是由虚伪的摇摆构成的，完全是为随着自己的成熟而从国民党的障眼法下爬出来的反革命力量扩展服务的。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扮演的是“左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附庸的角色，左派国民党资产阶级阵营中的人质的角色。在军队和国家机关的疯狂的敌视下，在共产党的无力的等待观望下，农民运动像工人革命运动一样，仍是分散的、受压制的，将再度被赶入地下。
从事调查期间，暂时（！）保持目前的（即反动的）武汉政府；改组湖南省的国民党及工农组织（朝什么方向“改组”，是不难猜测的）；湖南省的所有军队统归周澜将军调度，他是国民党中央派遣到湖南的特派员；工农协会与军队双方发生的所有武装冲突，应该停止（即在枪杀工农之时，他们应该保持沉默），否则将根据革命纪律，采取严厉措施；将任命特别委员会解决湖南省形势的问题。
《真理报》称这些措施是“不彻底的”。事实上，它们是叛卖的。但《真理报》对国民党反革命分子只有温和的话，因为它的所有粗暴的储备都用在了反对派的身上。事实上，“左派”国民党的“决定”是从克伦斯基和盛加略夫为掩护科尔尼洛夫[5]和阿列克谢耶夫[6]所写的东西上抄来的。
国民党分裂成两个国民党，蓬勃展开的土地革命就这样在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身上得到了（！）清除了右派国民党的革命中心（！！）。
在不久前结束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斯大林同志讲了大致相同的话。
在斯大林—布哈林的压力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否定了对武汉提出苏维埃口号。斯大林甚至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证明，似乎在1905年，我们“只有”两个苏维埃：彼得格勒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参见《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0期第22页）。然而，这是完全错误的。1905年，我们至少有30个苏维埃，其中包括在下述城市中的苏维埃，如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敖德萨、尼古拉耶夫、科斯特罗马、萨拉托夫、奥列霍沃—祖耶沃、叶卡捷林堡、纳杰日金斯克和沃特金斯克厂、基辅、叶卡捷林斯拉夫、尤佐夫卡、顿河畔罗斯托夫、塔甘罗格、巴库、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斯克、赤塔、利巴瓦、雷瓦尔苏维埃等（《1905年》波克罗夫斯基编）。斯大林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歪曲1905年的实际历史，只要能达到否定对武汉提出的苏维埃口号就行，那里的土地革命已经在唐生智和汪精卫身上“得到了”现成的中心。
但检验没有拖延。斯大林的“革命中心”（“我们的”国民党）在自己的军队（而这现在是唯一实际的力量）中，已经开始效法“我们的”蒋介石，即右派国民党了。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这个事实是完全可以解释的，但不是根据布哈林的观点。
布哈林说：
在左派国民党中有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和某些资产阶级激进知识分子和某些扮演相对次要（！）角色的来自大资产阶级激进（！）阶层的追随者。（参见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的总结报告，《真理报》6月18日 。）
原来还有这样“大资产阶级的激进阶层”，他们为了让布哈林满意，而满足于追随者的角色，但实质在于，这些“激进分子”扮演的不是“次要角色”，而是主角。布哈林现在还以为，“左派国民党处于共产党的影响（？）之下”。事实固执地断定了完全相反的东西：不是谭平山和陈独秀影响徐谦、孙科和陈友仁，而是相反。因此，汪精卫不是和谭平山走在一起，而是和徐谦、唐生智甚至蒋介石走在一起。
中国“所有阶级”的党实际上原来是有共产党员追随者的资产阶级的党。布哈林再次表明，他分不清尾巴和脑袋。[7]
检验来临了，并表明斯大林—布哈林的中国政策不断地削弱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阵地，让它服从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上层的利益。相反，中国资产阶级推行的是清晰的阶级政策：在莫斯科错误政策的掩盖下，它在对它有利的情况下利用工农。当它看到不断增长的人民革命的威胁时，它就枪毙工人。过去和现在都在重演1848年的历史，就像世界上从来没有1905年、1917年，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没有布尔什维主义的经验似的。
三、中国共产党和“左派”国民党
土地革命从下面进逼，力求为自己打开一条道路。但汉口的“左派”政府从上面疯狂地反对它。这时共产党在做什么？共产党的农政部长谭平山在就职演说时，阐述了只能称之为软弱无力地讨好与官员、地主、高利贷者有血缘关系的资产阶级的纲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同志在共产党汉口代表大会（5月3日 ）上声明，“为了剥夺大中地产，必须等待（！）军事行动的进一步发展”。类似的犯罪式地让农民革命的利益和任务服从于反革命将军的“军事考虑”，事实上预先为蒋介石的政变创造了前提，后来又为长沙政变、夏斗寅的暴乱和所有将来的反革命政变创造前提。无须再提，我们的中央机关报刊登了陈独秀的讲话，没有一个字的批评。但及时对后果发出警告的反对派却遭到了惩罚。
然而，“接军事胜利之踵而来的是新的（汉口）反动”，在夏斗寅暴乱和长沙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毕恭毕敬的规劝信。中国布尔什维克（？）在这封信中劝说中国的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是该考虑“如何实施土地改革（！）的某些（？）措施（！）”的时候了。就是在国民党改良派枪杀或不阻止枪杀完成土地革命的农民的日子里！
此信想让对方相信：“未来的革命取决于国民党的坚决行动”。不取决于农民起义，不取决于工人和共产党本身的领导，而是取决于对农民起义持反革命立场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信中不要求武装工人，而只是把没收的武器还给他们。它提出了这样的“革命要求”，如“从速兴问罪之师镇压叛乱，授全权予唐生智（！！）派军队到长沙镇压反革命分子”。派唐生智平息长沙的反革命分子，这与当初克伦斯基派遣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平息”科尔尼洛夫一般无二。
中央委员会的信抱怨封建军阀举起武器反对农民，这“在革命领导的圈子里（即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引起了动摇”。由此得出了唯一的结论：“军队应该支持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施土地改革。”不是革命，而是改革，由不希望它的国民政府来实施。在反动军官领导下的粉碎农民的军队应该支持改革。平息暴徒的应该是他们的父亲和庇护者唐生智。
这封规劝信的后果是什么？《真理报》（6月16日 ）电讯以高深莫测的外交风格报道说：“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是不可能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建议的。”
即使它口头上接受了，这难道会使事态有丝毫的改变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知道，它是“唯一”领导革命的党；共产党服从它；共产国际不允许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注定要服从资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不能是独立的，不习惯于表达独立性，因而也不能独立。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就像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所表达的那样，是资产阶级战胜起义的工农群众的最可靠的保障。谁现在还不愿明白这点，布尔什维克与他就没什么可说的。
“马尔丁诺夫”路线对中国共产党的瓦解作用有多大，可以从1927年5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的呼吁书（刊登在今年5月23日汉口报纸《民国日报》）上看到。在蒋介石的将军和军官们在国民党“左派”领袖们的保护下枪杀起义的农民时，中国共产（！？）党一字不差地写了下述的活：
农民的轻率（！）行动、特别是在武汉的，在军队中引起骚动。夏斗寅企图利用军队中的骚动实现自己的反革命目的。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对小地主的态度是有明确规定的。农民的轻率行动与共产党的行动截然对立……共产党反对没收小地主和军官的土地……如果小地主满意地（！）承认一定的租金标准，那他们就不会反对作为革命支柱的农民运动……只有农民群众在（枪毙他们的）国民政府周围联合起来，才能巩固革命的基础。
这是孟什维克的语言，而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是李伯尔、唐恩和阿夫克森齐耶夫的语宵，他们保卫克伦斯基的政府，反对被科尔尼洛夫的军官们粉碎的“农民的轻率行动”。错误的政策不仅带来失败，它还瓦解了胜利的唯一的工具——共产党。
整个图景就是这样。虽然在4月残酷地粉碎了工人组织，失去领导的农民仍发动起义。汉口的军人粉碎他们。汉口政府经过一阵犹豫，支持了军人集团。共产党恳求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联盟最终着手土地改革、马尔丁诺夫对所有这一切进行理论总结。斯大林和布哈林因反对派对左派国民党缺乏信心而粉碎它。对中国没有作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对反对派的组织结论要多少有多少！
某些同志（特别是伏罗西洛夫）用“缺乏革命干部”来解释中国无产阶级的全部失败和灾难。好像革命干部能够在不革命的政治路线下培养出来似的！布尔什维主义路线是培养布尔什维克干部的前提，随着后者的成长，路线本身也会深化和巩固。
如果共产党依靠最少量的年轻干部，一开始就为争取对无产阶级的影响而进行独立的斗争，那么它就能够领导罢工，在工会中赢得领导角色；如果它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对民族革命的领导权的觊觎，无畏地投入城乡被压迫群众的不满的表现的话；如果它不倦地对无产阶级先锋队说明它对自己的阶级和中国所有受压迫群众的伟大历史使命的活，在迅猛展开的革命的条件下，共产党不仅会在这个工作中培养出更坚定的革命干部，还能赢得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大得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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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在侧翼（在海上）和后方（在长江上）停泊着帝国主义者的军舰的情况下，能同时进行反对蒋介石和张作霖的斗争吗？现在，许多马尔丁诺夫学派的门徒这样提出问题。他们说：“须知敌人有正规军和高水平的指挥、高技术装备，来自海上的公然的帮助。而我们有什么？”
“而我们有革命！”一切都被遗忘，所有伟大革命的教训，特別是1917年革命的教训，都被埋葬在马尔丁诺夫的垃圾下。在敌人那里有将军，因此我们将把“革命”军队交给将军。不许触动将军，否则军队就会瓦解，不能完成“北伐”。最好别得罪蒋介石，小心翼翼地绕开他，否则“我们的”将军们就会聚集在他的周围。不应该过分地让地主、银行家和所有私有者反对自己，应该“巧妙地应付”他们（即夹起尾巴），否则外国军舰在20分钟内就把武汉和其他革命中心夷为平地。今天整个马尔丁诺夫路线的真正内蕴就是这样。
这条路线是致命的。在这条道路上，革命永远不会取得胜利。用指头指出困难，然后“绕开”它们，就是绕开革命，即放弃构成我们的力量的东西。
无畏地进行的工农革命是我们最有威力的大炮，它能同时炮打蒋介石和张作霖，以及帝国主义分子，首先是唐生智和整个武汉的那帮反动分子。粉碎武汉的地主和反革命军官，英勇坚决的、大规模的粉碎，将对蒋介石和张作霖的军队以及这些军队后方的农民群众产生直接的感染性的影响。我们只有在工人领导下完成的土地革命的内核中，才能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无论是唐生智、蒋介石还是张作霖都不能在这些条件下建立牢固稳定的军事力量，尽管他们有其技术装备和大量军官。我们越是少与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国内代理人调情，不规劝后者，不抓住他们不放，不留给他们自由的行动空间，这些帝国主义者就将越软弱无力。中国革命越是激发起群众，越是无情地惩处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士兵和水兵就会受到更加强烈的影响。
“但我们能反对土地革命吗？”（布哈林及其一伙说。）
谁企图开始与蒋介石，然后与唐生智，现在与汪精卫携手完成革命；谁先让共产党服从蒋介石，然后服从汪精卫，谁否定苏维埃，认为它在将军们军队的后方是不允许的，他就是事实上的土地革命的反对者，至少是在它的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四、再论中国革命的性质
斯大林—布哈林在中国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出发点是什么？
出发点是中国革命的实质——说什么反对派不明白这个实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伹是，从这个基本的和无可争议的论点得出了根本错误的结论。据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观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力把中国所有阶级团结起来，创造了“四个阶级联盟”，甚至是四个阶级的、特殊的非资本主义政府的可能性（马尔丁诺夫、鲁祖塔克、加里宁等）。
其后果就是国内政治矛盾（似乎）被帝国主义缓和，服从于与“外来”的暴力斗争的需要（事实上，帝国主义激化了基本的对抗），奇迹发生了，在1905年和1917年革命中遭受了如此可耻的失败的马尔丁诺夫的旧理论，原来是为中国量体缝制的。马尔丁诺夫满意地得知，实质上，他一直是布尔什维克，只不过不是俄国的，而是中国的。
至于工农（土地）问题，马尔丁诺夫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建议，为了民族革命力量的经济利益，应该通过仲裁委员会来解决所有的社会冲突。把这个右派孟什维主义的无知冒充为布尔什维主义，而且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旧资产阶级革命的“经典”进程是，无产阶级帮助资产阶级骑上马，然后被它用脚蹬在脑袋上，被踢到一边。中国革命的进程至今仍是这样。为了保证这个经典进程，为了适应新时代，需要新手段。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理论与实践在这方面为资产阶级提供了巨大的协助，他们违背自己的意愿，过去和现在都在帮助资产阶级隐瞒它领导的党的阶级性质。过去和现在都责成中国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直到让它放弃对三民主义的批评，这个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它在大资产阶级的手中，成了反对无产阶级的强大的反革命工具。
阶级斗争变成了抽象物。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不可避免的背叛变成了与实际推行的政策没有任何关系的空话。用全部力量和手段帮助中国资产阶级，让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服从它，帮助它骑上马，然后一脚把无产阶级踢开。当这一切发生时，布哈林居然有可悲的勇气声明：“这是我们早就预见到的。”别诽谤自己，你们根本就没有预见到这点！你们希望通过诡计“利用”资产阶级，然后再把它扔掉，像“榨干的柠檬”一样。你们的真正的预见被阶级斗争打得粉碎。
企图用北伐[8]——它没有唤起工农运动——来为马尔丁诺夫的政策辩护，就只能凸显自己的不称职，突出了自己的破产。总的来说，资本主义发展“唤醒”群众，但是，对革命者来说，不能从中得出与资产阶级结盟的结论。经典的资产阶级革命总是先唤起群众，以便然后再粉碎和奴役他们。在上海和广州粉碎工人之后，继续吹嘘蒋介石的北伐唤起群众的共产党员，他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资产阶级辩护士，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帮助资产阶级，按它的调子，即按资产阶级的方式唤起群众；但我们没有做任何防止它粉碎他们的事。在所有经典资产阶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扮演的角色就是这样。马尔丁诺夫的反动理论是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只不过是迟到和腐朽的，因为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
没有直接从首先粉碎无产阶级的蒋介石政变中受害的农民运动，继续增长，它违背了斯大林民族因素高于阶级因素和“四个阶级联盟”的理论，也不顾马尔丁诺夫的天才许诺：在对帝国主义的共同胜利之后，通过仲裁委员会来解决土地问题。最终不得不相信和承认事实：农民在进行反对地主、官员、军官和高利贷者的内战，但要核对一下，这些先生是否加入了国民党。
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机会主义路线经过了反复犹豫之后，在这里出现的摇摆：与帝国主义的斗争消失了，取代它的是与封建主义的斗争。土地运动被称为是基本内容。中国革命的所有“特点”在此都烟消云散。新的摇摆意味着惊慌失措和混乱。但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这个摇摆是在机会主义的范围内。
斯大林同志在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的讲活中，无力地企图嘲弄反对派的上述观点，即它认为关税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你们听到了吗，这是官吏的观点。真想知道，斯大林本人是如何理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的？很像他使用了现成的词句，却没有考虑它们的内容。
在军事力量的庇护下，帝国主义以现成的商品、对铁路和工业投资的形式，以为国内高利贷加冕的银行的形式，以保证夺取国民收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以国家借贷的形式植入中国。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的基础，是它的经济落后。外国资本侵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向前发展。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结果，它们只是使提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权的问题成为可能。但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的促进是不平衡的。在一定的时刻推动某些部门向前发展时，它蓄意地阻止另一些部门的发展。它榨取巨额利润，阻碍了国内的积累。从整体来说，帝国主义现在阻止和瓦解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它把经济、政治和军事措施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它手中最重要的工具是关税机关。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归根到底正是表现在中国人民或他的有产阶级失去了通过相应的关税保护自己国家工业发展的机会，而没有关税自主，落后国家是不能摆脱落后的。这是事关中国经济主权的问题。通过外部强加的低关税，世界资本强行为自己的商品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国家工业的独立发展受到阻碍，手工业破产。这又导致农业后方的衰朽，居民人口过剩的增长和赤贫化的加剧。衰朽的最不幸的表现是高利贷的无所不能。农奴奴役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土壤上维持，重新产生和增强。对国家的大部分来说，它们的源头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封建主义残余，而是被强行阻止的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经济关系。在与帝国主义斗争的路线上，关税问题是基础。斯大林对此一点也不理解。他把海关问题当成是官僚部门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经济与世界帝国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意味着首先消除中国海关的不自主现象。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否定或缩小土地问题的意义呢？这类荒诞的指责竟然进入了列宁格勒积极分子的决议中。顺便说说，这个例子最好地证明，今天不断争论的制度带来了何等致命的混乱，争论只是用来反对不在场的人和不许他们说话的人。事实上，正是反对派用无产阶级经济进攻和农民土地革命的口号来反对马尔丁诺夫的阶级联盟理论和仲裁委员会方案。只有通过土地革命，才能吸引农民真正地加入与帝国主义的斗争，把农民与工人联系起来，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
在中国农村、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在城市中，高利贷—奴役、农奴制和半农奴制的关系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完全无可争议的。但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在中国无可争议地起着主导作用。正是这点为无产阶级在包括土地革命在内的整个革命中扮演领导角色创造了机会。为了极度缩小无产阶级可能扮演的政治角色，为今天让它服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妥协分子辩解，布哈林需要“封建主义”占优势。
综上所述，把整个中国革命归结为土地革命，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在没有生产力总体发展，即在没有工业化的情况下，最激进地改变土地关系（这无论如何都是应该进行的），也不能提供摆脱经济困境的出路。而没有中国海关自治，工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对中国经济的意义，不亚于外贸垄断对我们的意义。近期，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不管走什么道路——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中国反正都必须为自己赢得经济主权。与帝国主义斗争——即民族革命的经济内容就在于此。无产阶级和农民不赢得政权，这个问题就不能解决，就像土地问题一样。
在完成从抽象地理解“民族”革命到同样抽象地理解土地革命的摇摆时，斯大林和布哈林完全保持了自己的机会主义方针。民族革命应该由在蒋介石的指挥下的国民党领导。土地革命的领导应该是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国民党。正是因为“左派”国民党对土地革命来说就足够了，斯大林就否定了苏维埃。这个新的预言的深刻与准确，与过去关于蒋介石的预言一般无二。
禁止建立苏维埃的理由是必须维护与国民党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里重复了布尔什维主义早就揭露和批判过的谎言：不是把必须与之在紧密的联盟中共进的小资产阶级理解为城乡中受压迫最深和最革命的贫民，而是妥协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他们在中国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就是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军队委员会、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9]以及所有克伦斯基反动分子曾经扮演的角色。正是因为波澜壮阔的土地革命的展开，共产党和汪精卫国民党的条件苛刻的联盟，成了工农联盟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资产阶级的退出，是以上海工人的鲜血为标记的。此后，它成了官方承认的事实，至少是在口头上。如果这样，今天的革命的承载者无论如何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城乡受压迫的劳动群众。然而，人们告诉我们，建立工农苏维埃将意味着反对武汉政府的起义，正是因此，不能建立苏维埃。武汉政府代表的是哪个阶级？斯大林和布哈林不问答这个问题。严肃的阶级分析根本就不能与机会主义调和。斯大林和布哈林不得不支持超阶级的（四个阶级的非资本主义的政府）武汉政府的假面具。
武汉政府在社会意义上是什么？它与中国的主要阶级的关系如何？尽管中国阶级关系“特殊”，也不能不看到，就其社会角色来说，武汉政府是中国的克伦斯基反动政府。汪精卫对蒋介石的态度，大致就像克伦斯基对米留可夫—科尔尼洛夫的态度一样。米留可夫直接代表资产阶级。克伦斯基是它在困难的历史时刻的总管。在一定时期内，小资产阶级的妥协派上层和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的上层是唯一可能的资产阶级政权，它以对群众的次要让步来拯救私有者的财产。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的斗争的性质，基本上与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之间的冲突一样。这些插曲无论多么激烈，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两个集团通过分工，完成的是同一个反革命使命。
在这些条件下，革命党的角色是什么？就是不仅让无产阶级、还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底层与扮演有产阶级政府角色的妥协派上层对立。让群众相信中国的克伦斯基反动政策，是直接反对革命的犯罪。所有断言“左派”国民党能进行土地革命，工人农民因此不需要苏维埃的人，都是这个罪行的罪人。斯大林的立场就是这样。斯大林把自己对利用资产阶级和“榨干的柠檬”的幻想，从主人转到管家身上，从资产阶级转到它的妥协派地主身上。
“是否意味着应该立即推翻武汉政府？”斯大林和布哈林反驳说。对他们来说，存在的或是应该立即推翻武汉政府，或是在群众面前对它负全责，加入其中，为汪精卫政府的利益拒绝苏维埃，为汪精卫国民党的利益而放弃独立的党，二者必居其一。然而，真正的革命政策应该是在自己的旗帜下动员劳动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妥协派的政府，以此为推翻它做准备。在群众面前支持汪精卫，同时唱着“我们早就知道他会叛变”来保全自己的声誉，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到孟什维主义的蜕变的最鲜明表现。工人农民应该实际准备粉碎资产阶级和它的妥协派管家。对反对派预言的资产阶级的武汉管家将再次粉碎工农的新情况，布哈林只是为自己准备了口头的应急手段。在新阶段上，有这样两条不可调和的路线：列宁路线和马尔丁诺夫路线。
五、共产党必须退出国民党！
围绕着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问题，党的现在的领导善于放出浓浓的烟雾，把基本问题搞成混乱和矛盾的一团乱麻。与国民党的关系基本上是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关系。时而把国民党与苏维埃相提并论（布哈林），时而把它与革命议会相提并论（斯大林），只能为掩盖这个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來说没有任何含糊之处的问题服务。
因此必须在此对争论进行扼要的总结：即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和退出的期限，与国民党上层和它的底层的关系。
只有在真正的工人群众运动还没有从工人运动的国家中破卵而出之时，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只能是短时的！这对我们来说，从一开始就是清楚的。主要条件是，共产党的真正的独立、它的不打折扣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独立的组织和鼓动工作。
接受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作为“同情”党），也只能作为一个短期的政治策略，才是允许的，其目的是给国民党的领导提出一系列硬性条件，揭露它的反革命本质，在中国劳动群众眼前把它赶出共产国际，把我们支持的全部力量转向中国共产党，用于发展和巩固它与国民党下层和整个农民的联盟。先是蒋介石的国民党，现在是汪精卫的国民党留在共产国际内，意味着只是我们对在其政党掩盖下的中国资产阶级的直接帮助，反对工农。
至于我们，我们早在1925年大规模的工人群众运动发展之后，就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就它没有组织上的独立、没有彻底的革命口号等现实，提出了问题。我们一分钟也不相信国民党上层。一切都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这是资产阶级上层，应该与它决裂，接近它的下层，即接近加入国民党的工农。我们中的一些人早在1925年底就要求在组织上与国民党上层决裂——用与国民党的党外联盟取代党内联盟。另一些人在1925年上海罢工后立即提出武装工人的口号，而在1926年初，对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一系列条件，它们应该不可避免地导致共产党组织上的解放，导致它与国民党上层的破裂，与它的“下层”接近。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它自己得出了退出国民党的结论。但斯大林和布哈林撤销了它的决议。
在遭受了一个又一个失败之后，斯大林及其一伙以十倍的力量中伤我们。我们的文章不予刊登，我们的声明（如季诺维也夫同志在1926年6月中央全会上就中国问题的声明）没有附到记录中。同时，把我们的立场描述为我们不仅想与国民党上层决裂，还与它的工农“下层”决裂，孤立共产党，让它退出革命等。粗暴的伪造持续了一年半之久。对工人说，我们是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军队的敌人，我们反对中国革命队伍的统一，说我们是取消派。[10]我们甚至没有机会称谎言为谎言，称诽谤为诽谤。
蒋介石政变后，与国民党中央的破裂，用独立的共产党与国民党“下层”的紧密联盟来对抗它变得更加紧迫。我们再次阐述了一系列条件，它们是从已经形成的局势中得出的，只有在真正地遵循它们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还可能短期留在国民党内，以便聚集力话，带领更多的工农追随自己。
我们十分清楚，汪精卫这样的“左派”妥协分子肯定会出卖工农。我们为共产党继续留在武汉“左派”国民党内提出了这样的条件，旨在在最短的时期内让这些“左派”领袖原形毕露。
斯大林和布哈林及其一伙不仅不走上这条道路，他们还继续封锁我们的真正观点，同时还断言我们不仅想与汪精卫帮派决裂，还想与左派国民党的工农破裂。他们继续把包括冯玉祥在内的汪精卫及其一伙描绘成可靠的革命家，是无产阶级的盟友等。
事实表明，我们的整个路线都是正确的。斯大林及其一伙客观上是冯玉祥、唐生智和汪精卫的助手。
现在还继续保持与汪精卫中央的联系，就意味着留在与工农的枪杀者的联盟中。应该立即退出“左派”国民党和它的叛卖的政府。应该把中国共产党从资产阶级的羁绊中解放出来，保障它的独立性，帮助它进入与“左派”国民党工农下层的真诚联合中，反对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上层。
说什么退出国民党就意味着“孤立”共产党，这种断言干脆就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和经验的嘲弄。共产党现在被孤立于土地运动之外。主要的孤立者是国民党中央。1917年，当人们用会被孤立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军队委员会、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和所有其他俄国的汪精卫反动分子之外来吓唬我们时，曾受到我们何等的嘲笑！我们以对蒋介石的支持，使自己与上海工人彻底隔绝。我们以自己对汪精卫的支持，使自己与农民隔绝。只有独立的共产党能够领导工会，并通过工人掌握土地运动。不应该追随异己的蓝色旗帜，而应该亮出自己的红旗。只有共产党争取工农的独立斗争，才能把真正的革命分化带入国民党中，才能在今天当政的妥协分子以及有产阶级的管家和能够与共产党联盟的革命者和下层之间打入分裂的楔子。这个联盟应该通过在群众面前的公开的政治协议的方式实现。越是往后，联盟的基础就越应该是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退出国民党意味着共产党员退出武汉政府，揭露后者在与土地运动和工人组织关系上扮演的反革命角色。
退出国民党意味着谴责陈独秀和谭平山在土地和其他革命问题上的路线，因为上述同志的路线不是别的，就是共产党依赖国民党的政治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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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宁领导下，共产国际提出正确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和各国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在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领导下，这个口号变成了让殖民地无产阶级服从“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具。
在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吸收人民革命组织（在巴库召开的东方各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人民代表大会），其目的是唤起被压迫民族的农民组织（整个小资产阶级），带领它追随工人阶级。在斯大林和布哈林领导下，共产国际在中国事务上，把领导角色交给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即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压迫者的上层。
对中国共产党本身 教授的不是列宁主义的课程，而是马尔丁诺夫反动政策的课程。这说明，它的上层现在推行的是孟什维克政策。
我们为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而斗争。斯大林中伤我们。我们能够指责自己的只有一点：我们反对斯大林在中国的致命路线的斗争，进行得太不够了。斯大林的党内制度妨碍了这一斗争，歪曲了我们的立场，对苏联、中国工人和整个共产国际诽谤我们。我们的过错是，我们未能成功地阻止斯大林和布哈林把中国共产党上层变成国民党资产阶级上层的附庸。
共产党的独立性，是成功的最基本的首要条件，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首要革命杠杆。斯大林和布哈林出卖了列宁主义的这个基本原则。因此他们应该为所发生的一切承担政治责任。
为了辩解他们犯下的无可辩解的错误，斯大林和布哈林现在不得不缩小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程度，降低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作用，夸大帝国主义（它的士兵、它的大炮）的厉害。总之，从力量对比上，从缺乏经过锻炼的干部、有经验的革命指挥员上，等等、等等，证明中国革命根本就不能走向胜利。机会主义总是以此而告终，为了给自己的半途而废、软弱和怯懦辩护而夸大敌人的力量，缩小革命的力量。
六、为了拯救革命，必须彻底改变整个领导方针
中国革命被粉碎了，但没有被征服。它的任务仍没有解决，它的力量还没有消耗殆尽。中国革命有巨大的后备力量：年轻的工人阶级，它从新技术的主导角色和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中汲取自己的力量；整个形势推动数百万沦为赤贫的农民以越来越紧密团结的群体挺身而起，投入斗争。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不惜自我牺牲、不惜放弃一切，以日益增长的群体投入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斗争，在正确的领导下，他们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在通向胜利的道路上，主要障碍是今天的斯大林—布哈林的领导路线。无论如何都应该结束它。
为此需要什么？
武汉政府的共产党成员应该立即退出。共产党员现在留在武汉政府中，意味着为枪杀工农承担责任。退出应该带有明显的示威性质。应该揭露武汉政府反对工农的罪行，在这个揭露的基础上在全国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
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充分展开独立的革命路线，创办自己的共产党报纸，组织起来，在可能的地方以合法的形式，在不可能的地方以非法的形式，鞭挞“左派”国民党的背叛，批评动摇者。中国共产党发动“底层”（工农）反对国民党的叛变和动摇的领袖，说明将与左派国民党真正革命的部分结成紧密联盟，在革命纲领的基础上进行共同的斗争。
共产国际立即把“左派”国民党从“同情”党中开除出去。它公然说明，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与那些应对在长沙枪杀工农和数十种其他罪行承担责任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中国共产党立即着手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建立工农兵和城市贫民代表苏维埃。把革命群众集中在自己周围的苏维埃，领导他们进行反对反革命、反对帮助地主、反革命军官、资产阶级的政权的斗争。在所有苏维埃中，都组织起力求掌握苏维埃领导权的共产党党团。
共产党从在全中国系统地进行口头和书面宣传苏维埃思想开始。
共产党不仅宣传武装工人和贫农，而且在所有可能的地方为夺取武器、建立工农武装队伍采取实际措施。
共产党在武汉政府的军队中、在他们的盟友的和敌人的军队中广泛进行不懈的革命宣传，号召士兵镇压反革命分子，支持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应该用国家基金保障士兵分到土地。士兵苏维埃应该推出监督军官行动的革命政委。
为争取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口号是把革命群众联合起来的口号，这个专政通过苏维埃实现，它反对帝国主义分子、中国资产阶级、地主、军阀、高利贷者和士绅。
共产国际立即根据上述建议的精神写一封致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应该要求中国共产党坚决与那些坚持与今天的武汉政府联盟的共产党员决裂，或是将进行反对他们的斗争。
政治局应该立即撤销禁止在我们的刊物上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禁令。
在今天的形势下，能够禁止讨论对整个共产国际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十足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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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以布尔什维克的方式真诚地承认所犯下的巨大错误的时候了。是该停止我们什么都预见到了，“盟友”的背叛只是加强了我们这些套话的时候了。这种“乐观的”胡说是没人相信的。中国革命处在巨大的危险中。在正确的策略下，中国革命本来是可以胜利的。如果彻底纠正路线，中国革命仍可能取得胜利。
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中国工人和农民完全没有必要连续起义两三次，才使我们最终打破反动的联盟，纠正犯下的错误。不断地阻止革命高涨，可能在很长时期内把它化为乌有。不能再放过一个小时了。党是革命行动的主要杠杆。应该从组织上解放中国共产党，让它站在自己的脚上，感到独立性和责任，在群众面前采取自己的方针。是该停止追随——按斯大林—布哈林的方式——国民党的丑陋的旗帜，犯罪地玷污我们自己的旗帜的时候了！
现在我们为事件的进一步发展承担直接的责任。我们建议采取的决定，不仅从中国革命发展的角度，而且从我国国防的角度，都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经验表明，斯大林—布哈林的错误路线阻止了革命斗争，加强了敌人，必然会导致英国帝国主义加强对苏联的进攻。沿着布尔什维主义路线展开的中国革命，会让“头脑愚钝”的人明白，与两场革命斗争，要比对付一场革命更困难。
事关的不单单是中央委员会领导集团的声誉，而是在最困难的历史转折关头的革命的命运。至于“声誉”，那么真正能保障它的只有一点，就是正确的革命路线。
叶夫多基莫夫
季诺维也夫
拉狄克
萨法罗夫
托洛茨基
[1]阿夫克森齐耶夫（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Авксентъев，1878—1943）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1917年任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和预备议会主席、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国内战争时期参加反苏阴谋活动和反革命政府。后逃亡国外。——译注
[2]盛加略夫（Андрей Иванович Шангарёв，1869—1918）俄国地方自治人士、医生、政论家、立宪民主党领袖之一，第二、三、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任临时政府农业和财政部长。——译注
[4]陈友仁（1878—1945）英文名叶甫根尼（Eugen Chen），生于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回国效力，曾任袁世凯政府交通部法律顾问，后辞职创办《京报》。曾任孙中山英文秘书和外交顾问，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27年曾主持与英方代表就汉口和九江租界的谈判，签订收回这两个租界的协议，获得极大成功。蒋介石政变之后，他持反蒋立场，被迫流亡国外。——译注
[5]科尔尼洛夫（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1870—1918）俄国将军，1917年任总司令，同年8月末发动反革命暴乱，旨在在俄国建立军事专政，被赤卫队和革命卫队平息。1917年11—12月组织白卫志愿军，在战斗中被击毙。——译注
[6]阿列克谢耶夫（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Алексеев，1857—1918）俄国步兵上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西南方面军参谋长，西北方面军司令，1915年任大本营参谋长，1917年3—5月任最高统帅。十月革命后是白卫军首领。——译注
[8]顺便说说，在北伐取得重大胜利之前，斯大林和布哈林是一直反对它的，当开始取得胜利之后，他们忘记了谁在进行北伐和它的矛头所向。
[10]取消派系1907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的机会主义派別，孟什维主义的右翼：主张取消秘密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建立合法的改良主义政党，放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革命纲领。出版杂志《我们的曙光》。受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谴责（1908年）。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会议（布拉格代表会议）把孟什维克取消派清除出党。——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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