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形势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任务

中国政治形势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任务

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1—2, стр. 30—32。这篇文章前加了编者的话：“下面刊登的这份文件是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政纲。在这份文件撰写之前，在中国反对派成员中进行了多次讨论。初稿后来得到俄国、法国和奥地利反对派活动家的赞同。因而，现在这份中国左派共产党反对派政纲同时也就是一份国际文件，不仅就其政治意义，而且就其产生过程。在频繁的商讨中，上述四个国家（中国、俄国、法国、奥地利）反对派集团的代表都认为必须马上筹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国际派别，以俄国反对派政纲为它的基础。建立国际反对派的理论和政治领导机构，应该是在上述这条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全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对中国的形势作出了根本错误的判断。为了抹杀令人震惊的失败，声称革命形势依然存在（参见《两次浪潮之间》），方针仍是进行武装起义和建立苏维埃。

　　事实上，第二次中国革命己经在1925年至1927年间被一系列失败所完结，没有完成其任务。我们现在经历的是革命的间歇期，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统治甚嚣尘上、外国帝国主义阵地得到巩固的革命间歇期。

　　革命间歇期将持续多久是无法预测的，因为这将取决于国内外的许多因素。但第三次革命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它完整地存在于第二次革命失败的条件之中。

　　中国共产党反对派即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任务是清楚地理解失败的原因，正确地评价今天的形势，聚集无产阶级先锋队最稳固、最勇敢和最坚定不移的分子，在过渡要求的基础上重新寻找通往群众的道路并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中训练工人，为第三次中国革命做准备。

　　1927年，第二次中国革命分三次被粉碎：上海、武汉和广州。所有这三次粉碎都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根本错误的政策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

　　共产国际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路线表现在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四个问题上。

　　一、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被引入了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的框架中，而且这个政党的资产阶级性质被招摇撞骗的哲学打扮成“工农党”甚至是“四个阶级的政党”（斯大林—马尔丁诺夫）。这样，无产阶级在最关键的阶段失去了自己的党。更糟糕的是，假共产党变成了资产阶级欺骗工人的附加工具。世界革命史上从来没有如此严重的罪行。作为这个罪行的鼓舞者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斯大林应该对此负全部责任。由于现在在印度、朝鲜和其他国家都建立了“工农党”，即新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反对派在第二次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认为有必要声明：

　　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都不能加入另一个阶级的政党或在组织上与它融合。无产阶级政党的绝对独立是共产党政策的首要和决定性的条件。

　　二、帝国主义问题。共产国际的错误方针的基础是，似乎帝国主义的压迫使所有“进步阶级”携手共进。换言之，据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的理论，帝国主义压迫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规律。事实上，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侵入中国的生活，使国内的阶级斗争极度激化。同时，在底层，在中国经济的农业基础上，资产阶级与农奴剥削形式有机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上层，它与世界金融也有同样有机和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资产阶级既不能与农业的农奴制决裂，同样也不能与外国帝国主义决裂。

　　在决定性关头，它与最反动的农奴主—军阀的冲突，像它与外国帝国主义的冲突一样，过去和将来都将退居它与工人和贫农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之后。

　　在其身后总有现成的世界帝国主义武力支持的所谓“民族”资产阶级，比世界上的任何资产阶级都更加迅速、更无情地把阶级斗争变成内战，把工农浸入血泊中。

　　共产国际领导帮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骑在中国工农的背上，并保护它免遭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和抗议，这是最严重的历史罪行。在所有革命史上，资产阶级从来没有过像斯大林领导为中国资产阶级创造的这样的掩护和面具。

　　反对派提醒中国工人和全世界的工人，在蒋介石的上海政变的几天之前，斯大林不仅郑重其事地号召人们信任和支持蒋介石，而且还对给酝酿中的粉碎革命的阴谋及时提出警告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进行疯狂镇压。

　　中国反对派应把那些人称为叛徒，他们支持、散布并捍卫过去的反革命神话，说什么“民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只有中国无产阶级领导被压迫的群众，抛弃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并掌握政权，中国革命的任务才能真正地完成。

　　三、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问题。在对中国和所有东方国家具有决定意义的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的政策是孟什维主义的，是假马克思主义。当我们反对派说无产阶级必须和小资产阶级结成革命联盟时，我们指的是被压迫群众，是数千万、数亿城市贫民和贫农。共产国际领导过去和现在都把小资产阶级理解为小资产阶级上层，主要是上层知识分子，他们在民主政党和组织的旗号下剥削城市贫民和贫农，并在关键时刻把他们出卖给大资产阶级。对我们大家来说，不是与汪精卫结盟反对蒋介石，而是与劳动大众结盟反对汪精卫和蒋介石。

　　四、苏维埃问题。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学说被机会主义的伪造所代替，尔后又用冒险主义的实践来加以补充。

　　像对西方国家一样，苏维埃对东方国家来说，也是在波澜壮阔的革命高涨的第一阶段就可以并应该建立的组织形式。苏维埃往往作为革命罢工运动的组织而产生，然后扩展其职能并在群众的眼中提高自己的威信。在下一个阶段中，它将成为革命起义的机构。最后，在起义胜利后，它们就会变成革命的政权机构。

　　阻碍中国工人农民建立苏维埃，斯大林的共产国际领导在资产阶级面前人为地解除了劳动群众的武装，削弱他们，为粉碎革命创造了机会。然后在1927年12月，在24小时之内在广州建立苏维埃的企图，只能是犯罪的冒险主义，它只能是为肆无忌惮的军阀彻底粉碎英勇的广州工人做准备。

　　这就是共产国际的斯大林领导在中国犯下的主要罪行。总的来说，它们意味着用彻头彻尾的孟什维主义来取代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溃败首先是这次以布尔什维主义面貌出现的孟什维主义战略的失败。难怪全世界的社会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都与斯大林—布哈林一致。

　　如果不理解中国工人阶级付出如此沉重代价得来的教训，就不能前进。中国左派反对派充分吸取这些教训。

　　中国资产阶级在粉碎了人民群众之后，不得不忍受军阀专政。对现阶段来说，这是唯一的国家政权形式，它一方面源于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不可调和的对抗，另一方面源于资产阶级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依赖。资产阶级的个别阶层和外省集团不满意军刀统治，但整个大资产阶级只能凭借军刀来维持政权。

　　“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成为革命民族的领导，议会民主对它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在“监护人民”的制度的名义之下，“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的是军事集团的统治。

　　后者反映的是各个资产阶级集团的特殊的和地方的利益，它们彼此之间产生冲突和公然的战争，这是对它们镇压革命的报复。

　　现在再确定哪个将军是“进步的”，以便再次把革命斗争的命运与他的武器联系起来的企图，是可怜的、令人蔑视的。

　　反对派的任务是使全国工人和贫苦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机制。反对派的布尔什维主义路线，不是斯大林的耍手腕和与上层妥协的政策，而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政策。

　　从1927年底开始，中国革命让位给反革命。这个反革命过程还在继续深化。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是这个过程的最鲜明的表现。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还吹嘘中国共产党有十万人之多。反对派那时就说，1927年后，党未必能保持一万人。事实上，现在党员人数不超过三四千人，而且这个瓦解过程还在继续。每一步都与事实格格不入的错误政策定向破坏中国共产党，并不可避免地导致它的灭亡，如果共产党反对派不能保证根本改变整个政策和整个党的制度的话。

　　今天的共产国际领导继续掩盖自己的错误，他们在中国工人运动中为两个敌人——社会民主党和无政府主义——开辟道路。保护革命运动免遭这两个彼此补充的危险的，只有既反对机会主义，也反对冒险主义的共产党反对派，而这两者是共产国际的斯大林领导的必然产物。

　　现在中国没有群众革命运动。只是应该为它做准备。准备工作是在反革命胜利时期的现有基础上，把越来越多的工人团体引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

　　现在把苏维埃口号当做现实的口号，就是冒险主义或胡说八道。反对军人独裁必然应该采用过渡的革命民主要求的形式，这些要求可归结为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即在全民平等的不记名直接投票的基础上解决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保证民族独立，着手在反革命条件下动员群众。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否决了过渡的革命民主口号，使中国共产党陷于无口号的状态，使它因而不能在反革命时代进行动员群众的工作。

　　中国反对派遗责这种没有生命力的政策。中国反对派预言说，只要工人开始走出瘫痪状态，他们就肯定会提出民主口号。如果共产党员落在后面，政治斗争的复苏就会有利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且可以提前说，今天中国的斯大林分子就会追随其后，不是赋予民主口号以革命的解释，而是妥协的解释。

　　因此反对派认为必须事先说明，通过第三次中国革命彻底改变整个社会制度，是解决民族独立、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任务的真正道路。现在很难预言，国内革命复苏在什么时候、以什么途径开始。但是，在政治复苏之前是在外国资本不同程度的介入下的一定的经济复苏，可以让人得出这个结论的征兆已经出现了。

　　经济高涨哪怕只是微弱的、短暂的，也会把工人聚集到工厂中，提高他们的阶级感觉和自信心，以此为建立工会组织和重新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创造条件。工业高涨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消灭革命。相反，它最终会复苏并加剧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所有今天被压抑的阶级对抗和半阶级对抗（在军阀和资产阶级及“民主派”之间，在“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最后则是在无产阶级和整个资产阶级之间）。高涨会使中国的人民群众摆脱压迫和消极，此后必然是能够作为新的革命动力的新的危机。

　　当然，国际性的因素可以抑制或加速这些过程。

　　因此共产党反对派不用任何现成的公式束缚自己。它的责任是关注国内生活和整个国际形势的实际发展。我们政策的每一个策略转变都应该与每一个新阶段的实际形势相适应。我们的总体战略路线应该以夺取政权为目的。

　　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把中国革命纳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中。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像在苏联一样，只有在所向披靡的世界革命的条件下才能想象。反对派断然拒绝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反动理论。

　　反对派面临的任务有：

　　1.出版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最重要的文件。

　　2.尽快着手出版反对派的政治理论周刊。

　　3.在明确的概念的基础上选择共产主义的最杰出、坚定、能够顶住反革命压力的分子，创立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核心集团，使自己和别人对新的高涨做准备。

　　4.与所有其他国家的左派反对派保持经常有效的联系，以便在更短的期限内建立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牢固的、思想上团结一致的国际派别。

　　在各国共产党内和在它们之外都在自己的旗帜下公开勇敢地进攻，只有这样的派别才能拯救共产国际免于灭亡，使它复活并让它重新回到马克思和列宁的道路上。

192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