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第二阶段
应该再重申一次：像巴黎《时代》杂志和伦敦《泰晤士报》那样严肃的资本主义刊物对法国比利时的七月事件的意义的评价，比人民阵线刊物更加准确和透彻。同时，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半官方刊物追随列昂·布吕姆，大谈什么已经开始的“对法国社会制度的和平改造”，保守刊物则断言法国革命已经开始，它将在最近的几个阶段中不可避免地采用暴力形式。在这个预言中只看到或主要看到恐吓有产者的意愿，是错误的。大资本阶级的代表非常现实地看待社会斗争。小资产阶级政治家则相反，愿意把自己的愿望当成现实：“改良主义者”先生们站在主要阶级——金融资本和无产阶级——之间，建议两个对手在中线上走到一起，这条线是他们在人民阵线的司令部里费了很大力气搞出来的，他们自己对它的解释都各有不同。但他们很快就会不得不相信，在社论中调和阶级矛盾，要比在政府工作中容易得多，尤其是在社会危机白热化的时候。
在议会中，人们嘲弄地指责布吕姆与“两百个家庭”的代表进行关于罢工工人要求的谈判。总理机敏地回答说：“那我该与谁谈呢？”确实，如果与资产阶级进行谈判，那就应该选择真正的主人，他们能为自己作决断和命令别人。但那就没必要大张旗鼓地对他们宣战！在资产阶级制度、法律、机制的框架内，“两百个家庭”中的每一个都比布吕姆政府要强大得多。金融大亨加冕的是法国的资产阶级体制，布吕姆政府虽然获得了大选的成功，但它加冕的只是两个彼此斗争的阵营之间的一段短暂的时间间隔而已。
现在，在7月上半月，表面上看来，似乎一切都或多或少地走上了正轨。事实上，在无产阶级的深处，像在统治阶级的顶端一样，几乎自动地在为新的冲突进行准备。全部实质在于，资本家与工人组织领袖们在6月达成的那些实际上十分有限的改良，是没有生命力的，因为整体上已经衰败的资本主义无力承担它们。金融寡头在危机白热化时做了好事，当然能够同意每周工作40小时和带薪休假等。但金融资本马上就把自己与布吕姆达成的协议的费用转嫁到它以之为支撑的数千万中小企业主的身上，后者应该或是顺从地破产，或是企图再把社会改良的费用转嫁到作为消费者的工农身上。
诚然，布吕姆不止一次地在议院和刊物上阐述诱人的前景：总体经济复苏、能够为大大降低生产总体费用提供机会，因而能够允许提高劳动力的费用而不提高商品价格的迅速流动的周转。确实，过去不止一次地看到过这样组合的经济过程；上升的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就是由它们标志出来的。不幸只在于，布吕姆想把一去不复返的过去投射到未来上。被这种误解误导的政治家可以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甚至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们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因此，他们是进步的阻碍。
以其工农业“平衡”而著称的法国资本主义，继意大利和德国之后步入衰败阶段，但同样是不可遏制的。这不是革命宣言的词句，而是颠扑不破的现实。法国的生产力超越了私人所有制和国家边界的框架。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政府干预只能帮助把衰退的附加费用从一些阶级转嫁到另一些阶级身上。具体是哪些？当社会党的总理需要就更加“公正”地分配国民收入进行谈判时，像我们已经听到的那样，除了“两百个家庭”的代表之外，他找不到其他合格的对手。手中掌握着工业、贷款和商业的全部主要杠杆，金融大亨把协议的费用转嫁到“中等阶级”身上，以此强迫它们进入与工人的斗争。局势的关键就在于此。
企业家和商贩给部长们出示自己的收支账簿，说：“我们做不到。”政府回忆起过去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回答说：“应该缩减生产费用。”但这说来容易做来难。何况提高技术，在现在的条件下就意味着增加失业，最终会深化危机。工人进行抗议，已经开始提高的价格有吞噬他们的斗争成果的危险。政府命令行政长官展开反物价飞涨的斗争。但行政长官根据长期经验知道，减少一吨反对派报纸，要比降低牛肉价格容易得多。物价飞涨的浪潮还在后面。
小企业主、商贩和跟在他们之后的农民，将对人民阵线更加失望，他们曾比工人更加直接和天真地希望从它那里马上得到拯救。人民阵线的基本矛盾是，领导它的不偏不倚的政治家担心吓着中等阶级，不想超越旧社会制度的框架，即历史困境。然而，所谓的中等阶级，当然不是它们的上层而是它们的下层，每一步都能感到困境，根本就不怕大胆的决定，相反还要求这样的决定，使它们摆脱绞索。当权的迂夫子反复重申：“别期待我们会创造奇迹！”但问题是，没有“奇迹”，没有大胆的决定，不彻底改变所有制，即不把银行系统、主要工业部门和对外贸易集中在国家手中的话，对城乡小资产阶级来说，就没有拯救。如果“中等阶级”（人民阵线正是以它们的名义建立的）不能在左边找到革命勇气的话，它们就会在右边寻找它。狂热震撼着小资产阶级，它必然会左右翻滚。这时，大资本就会有把握地为这个转折做好准备，后者应该为法国的法西斯主义奠定开端，而这个法西斯主义不仅是拥有汽车和飞机的资产阶级子女的半军事组织，而是作为真正的群众运动。
在6月，工人对统治阶级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没有把它进行到底。他们显示了自己的革命力量，但也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没有纲领和领导。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基础和它的不可救药的溃疡都原封未动。现在开始了反施压的准备时期：对左派鼓动者的镇压，越来越恶毒的右派鼓动者的鼓动，提高价格的尝试，动员企业主进行大规模的同盟歇业。法国的工会组织在罢工之前还不到百万人，现在已经接近500万人了。这一群众空前的涌入表明，激励工人群众的是什么样的感觉。说他们同意不经战斗就让人把自己斗争成果的费用转嫁到自己身上，纯属无稽之谈。部长和官方领袖们不知疲倦地劝说工人平静地等待，别妨碍政府为解决任务而努力。但由于政府实际上什么任务也解决不了，由于罢工而获得的6月让步不能等待，由于新的每一天都暴露出政府在不断发展的资本反攻面前的不称职，单调的规劝很快就失去了它的说服力。由6月胜利，更确切地说，是由这一胜利的半虚假性所产生的形势的逻辑，迫使工人进行挑战，即重新投入斗争。政府出于对这一前景的恐惧而向右转。在激进派盟友的直接压力下，最终是在“两百个家庭”的要求下，社会党的内政部长在上院宣布，再也不能容忍罢工者占领工厂、商店和农场了。这样的警告当然不能停止斗争，但它能够赋予后者更加果断和尖锐的性质。
这样，出于事实而非出于意愿的完全客观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双方都在准备新的社会冲突，冲突的发展几乎是力学的必然。现在已经不难从总体上确定这一冲突的实质。历史上所有革命时期，都可以确定彼此相继并紧密联系的两个阶段：先是“自发的”群众运动，它使对手措手不及，迫使对手作出重大让步，至少是许诺；此后，统治阶级感到自己的统治基础受到威胁，准备报复。获得局部胜利的群众表现出急躁情绪。传统的“左翼”领袖们像对手一样，被运动搞得措手不及，希望借助调和的雄辩来拯救局面，最终失去影响。群众几乎在没有领导、没有明确的纲领和不理解面临的困难的情况下，卷入了新的斗争。由群众最初的半胜利中不可抗拒地引发的冲突，往往导致他们的失败或是半失败。在革命史上，未必能够找到这一规则的例外。但是，有一个不小的区别，在一种情况下，失败是毁灭性的。这类的例子有终结革命的1848年法国的六月事件；在另一种情况下，半失败只是通往胜利的一个阶段。例如，1917年7月彼得格勒工人士兵的失败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正是7月的失败加速了布尔什维克的高涨，他们不仅善于不带幻想和夸张地正确评价形势，而且在失败、牺牲和受迫害的最困难的日子里不脱离群众。
对！保守刊物清醒地分析了形势。金融资本和它的附庸政治和军事机构通过冷静的计算筹划报复。人民阵线的上层除了惊慌失措和内部斗争之外，什么也没有。左翼报纸沉湎于道德说教中；领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空话；部长们努力对交易所证明自己是成熟的国务活动家。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无产阶级卷入迫在眉睫的冲突时不仅没有自己传统组织的领导，像在6月时那样，还要反对它。然而，还没有公认的新领导。在这样的条件下，很难指望直接的胜利。向前看的尝试毋宁说会导致二者择一：1848年六月事件，或是1917年七月事件[2]，换言之：被彻底粉碎，在漫长的数年内也缓不过来，法西斯主义反动的不可避免的胜利，或仅仅是严酷的战略教训，其结果是工人阶级将变得更加成熟，更新自己的领导，为未来的胜利准备条件。
法国无产阶级不是新兵。它经历过历史上最伟大的一系列历史性的战斗。诚然，一代代新人不得不每次都在自己的经验中学习，但不是从头开始，也不是用全程教程，而是压缩教程。伟大的传统融入他们的骨髓中，有助于他们选择道路。在6月，觉醒的群众的无名领袖就已经以出色的革命策略找到了斗争方法和形式。今天，群众意识的分子工作一刻也不停止。所有这一切都使人可以期待，在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为期不远的新冲突的日子里，新的领袖层不仅仍会忠于群众，而且还能够把没有充分训练好的军队完整地从战场上带出来。
说什么法国革命者只关注加速冲突或“人为地”挑起它，是错误的，因为只有最愚钝的警察头脑才会这样认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认为自己的责任是清醒地直面现实，对每一样东西直呼其名。及时地从客观形势中得出下一个阶段的前景，就是帮助进步工人别被事件搞得措手不及，并尽可能地让进行斗争的群众的头脑清醒。现在，严肃的政治领导的真正任务就在于此。
列·托洛茨基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51, стр. 1—3。
[2]七月事件（1917），俄军在前线发动进攻失败后在俄国发生的一次政治危机。主要事件如下：俄历7月3日彼得格勒士兵、工人和水兵高呼“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举行反对临时政府的自发游行示威；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圣彼得堡委员会决定领导这次行动，使其具有争取和平的性质；俄历7月4日临时政府的军队经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内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的同意，向和平的游行示威者开枪，之后开始逮捕工人和革命士兵，解除他们的武装。同时指控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为德国雇佣，将他们逮捕，并宣布布尔什维克党为非法政党。这一事件标志着双重政权的局面和和平发展阶段的结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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