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自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оппозиция в СССР, т. 3, стр. 9—14。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红色 教授学院支委会：
昨天，4月20日 ，红色 教授学院支部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时，作为“主要”论据引用了下述历史资料和观点。
一、反对派建议在中国组建苏维埃。然而（？！）1923年秋，托洛茨基反对在德国组建苏维埃。这个非常有力的论据已经在其他地方重复过了，显然，它注定要分享下述论据的命运：关于反对派号召退出工会，或认为英国共产党是工人运动的制动器，或是害怕丰收，等等。众所周知，《钦差大臣》中的果戈理的那座小城市的居民往每个新栅栏倒垃圾。我们党的某些评论员、论战者和“理论家”利用新提出的每一个严肃问题，倒上一堆垃圾。即使托洛茨基真的在1923年反对在德国组建苏维埃，那也无论如何不能从中得出1927年不应该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结论。为了澄清托洛茨基在1923年是对还是错，应该十分具体地分析德国那时的形势。即使分析表明，托洛茨基当年是错的，也丝毫不等于应该赞成或反对在今天革命的中国建立苏维埃。
事实上，说我在1923年反对苏维埃，本身就是胡说八道。那时说的根本就不是建还是不建苏维埃，而是如何建。1923年，工厂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苏维埃的功能和意义。问题是这样的：是否在我党领导下的革命的工厂委员会之外，再建立苏维埃，或把现成的工厂委员会的形式扩展为苏维埃。我出于一系列说来话长的政治和组织考虑，支持第二个决定。经过全面讨论之后，政治局采纳了我的建议，把工厂委员会变成苏维埃，只是在武装起义的相应阶段再转入公开地创建苏维埃，只说这一点就足够了。
毫无疑问，对1923年的革命领导来说，仅有共产党或它与左派社会民主党的结盟，是绝对不够的。必须有与车间、工厂、城市、区紧密联系的革命群众的选举组织，对此没有人提出异议。仅此一点就能够得出共同结论：把工厂委员会扩展为苏维埃是必须的，以便此后在起义充分展开时，公然打出苏维埃的旗帜。
二、在支部的同一次会议上，宣读了蒋介石的信，或干脆是摘引了蒋介石的声明，即他赞成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而不赞成斯大林和李可夫。这个报道（《文献》）显然应该深化未来的红色 教授对中国革命的概念。说蒋介石与反对派的观点“一致”这种堪称笑柄的愚蠢，不值得一提，如果这个愚蠢不是与那些被某些人努力堆到每一道新栅栏——即每一个严肃的新问题——上的垃圾混在一起的话。
蒋介石是否真的说了或写了归咎于他的这些话？我不得而知。就算是他说了吧。他在什么问题上与反对派一致？原来是他希望国民党与共产党破裂。只要好好地想一分钟，就能把事情全部搞清楚。蒋介石在我们的报纸上看到断言，说什么反对派想破坏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合作，似乎反对派想让二者敌对，似乎反对派想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挑起战争，似乎反对派想为“琐事”让共产党脱离革命的领导。这样粗暴的漫画似地描述的反对派的观点，无疑应该会赢得蒋介石的好感。与其说蒋介石与反对派一致，不如说是与强加给反对派的胡说八道一致。对我们来说，事关的不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即它的革命分子、它的真正的左翼——之间的战争，而是与它合作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之下共产党能够享有无产阶级政党应有的充分自由。当中国要求与其他国家的平等条约时，帝国主义分子就叫嚷中国强奸他们的权利。当我们为中国无产阶级要求与其他阶级的平等条约（联盟）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就叫嚷，说我们号召无产阶级背叛革命。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最紧密的联盟，绝不应该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失去独立性，让它服从资产阶级政党的纪律。我们在其他文件和讲话中已经不止一次地解释过这点。确实，它们没有公之于世，这只是使全世界——蒋介石也包括在内——有机会说什么反对派赞成破坏与国民党的合作。
但问题可能会扩展，反对派的某些批评者确实把它扩展了。他们放出流行的说法，似乎我们的政策干脆是“帮助右翼”。在红色 教授学院的那个支部中，详细地证明和解释了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反对派支持希望英俄委员会破裂的托马斯，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反对派迎合希望国民党与共产党破裂的国民党右派，等等，不一而足。都说我们的政策为右派服务。
三、听到这样的论据，令人惊讶不已：须知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都会成为泡影，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的整个发展都伴随着孟什维克的指责，说什么布尔什维克为反动派服务，他们帮助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反对左派，帮助全体立宪民主党人反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帮助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帮助右派孟什维克反对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等等，不一而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员指责列宁，说他以自己的政策最好地帮助了谢德曼[1]。指责我们，说我们以我们不可调和的策略帮助了列诺得尔[2]。列诺得尔指责法国共产党员，说他们帮助彭加勒[3]。须知这些指责不仅是套话，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废话。一个革命者怎么能够屈尊到拾孟什维克牙慧的地步呢？
四、法国共产党人因法国社会党人与激进分子结盟而指责他们，《时代周刊》每天都因激进分子与社会党人结盟而指责他们。《时代周刊》，即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主导机关刊物，它力图无论如何也要使激进派与社会党人破裂。激进分子回答说：我们不愿意把社会党人向左推，让他们落入共产党人的怀抱，并指责彭加勒，说他为“莫斯科的利益而工作”。社会党人回答说，他们不想把激进分子推到右派的阵营中去，并指责共产党人，说他们为反动派的利益而工作。至少事实摆在眼前——反动政党和共产党从不同的角度，都同样力求破坏激进分子与社会党人的联盟。这是反对共产党和共产党政策的论据吗？
如果我们苏联工会决定现在加入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4]，服从它的纪律，那么全世界资本主义的主导刊物就会掀起疯狂的吠叫，因阿姆斯特丹的首领与莫斯科红色工会结盟而反对他们。对此，至少是没有人能够怀疑的。马尔丁诺夫学派会由此得出结论：我们不加入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就是为世界资本服务。
众所周知，过去人们相信国联，现在相信它的首先是中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欧洲社会民主党。严肃的资本家的党、公然的帝国主义政党（直接指挥国联的英国除外）对国联持怀疑、疑虑或干脆敌对的态度。例如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就是这样。他们干脆赞成我们不加入国联。相反，欧洲社会民主党则不止一次指责我们不加入国联，是为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和所有帝国主义分子服务。
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欧洲各国政府要求社会民主党把国际主义者和失败主义者等清除出自己的队伍。另一方面，列宁要求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无情地与社会民主党决裂。考茨基指责列宁，说他使国际主义者与社会护国主义者破裂，是完成帝国主义分子的订货。
可以再追溯得稍远一些，回想起那个时期，当时社会民主党还是主要反对派，在议会中投票反对“自由派"的草案，而且在计票时，它的票与同样投票反对自由派中派的右派的票加在一起。旧议会的速记报告中充满了对反对派社会民主党的指责，说它与反动派沆瀣一气。
而在1905年、1917年呢？李伯尔[5]、唐恩[6]之流在4月至10月间在政治上靠什么为生？指责布尔什维克党孤立无产阶级，让它与“革命民主派”对立，说什么布尔什维克这样为反动派提供了最大的帮助。列宁回答说，布尔什维克独立的阶级政策把无产阶级先锋队“孤立”于社会护国派的上层之外，为无产阶级与数百万之众的农民的真正联盟开辟了道路。
庸俗的、彻头彻尾反动的庸人的抱怨，说什么真正革命的政党帮助反动派，在自由派和今天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嘴里，只意味着一个：如果无产阶级不意识到自己是无产阶级，如果它同意自愿地支持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话，后者就会感到自己更加坚定和更加勇敢地进行反对反动派的斗争。这是对的。对此不能有任何怀疑。但全部“不幸”在于，无产阶级的存在，绝不能仅仅归结为“民主派”与反动派的斗争；无产阶级有其更加宏伟的历史任务。无产阶级先锋队知道，如果它的独立政策会削弱过渡的“民主派”的话，如此广泛的群众就会在它的周围联合起来，作为他们的领袖，与所谓的“民主派”相比，它对反动派来说就是可怕得多的敌人。谁不掌握这个革命政策的基本因索，没有学会把它运用到每一个国家，运用到每一个时代的具体情况中去，他就必然会在关于“革命民主派的统一”——当年曾盛极一时，如今已不复存在的策列铁里[7]式的——的庸俗说法上栽跟头。我们现在时时都能观察到这点。也许，上面发挥的想法或者可以应用到除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之外的所有国家中？人们对我们说，外国的民族压迫可能比阶级关系的逻辑更强大，因此它授意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和行动路线，与我们自己的路线有根本的区别？对此首先需要回答，这种以建立在中国的民族“特殊性”上的抽象借口，绝对没有任何“独特”之处。孟什维克正是以俄国特殊性为借口，来捍卫自己1905—1917年的政策的。现在，这个已经被历史进程踩在脚下的政策，由马尔丁诺夫同志的学派以中国条件的特殊性为理由，推荐给中国。（我们认为，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是阶级斗争。马尔丁诺夫同志的学派则从民族压迫克服了阶级矛盾出发，这些矛盾只是由于无产阶级极左的“极端行径”才会激化。但须知这是孟什维克著名的分析1905年革命的五卷本中的整套哲学。）那里以沙皇专制制度为借口，这里则是帝国主义压迫。理由是一样的，一字不差，连字母都一样。只不过在二十年前用的是专制制度一词，而现在在文本中用的是帝国主义一词。英国帝国主义当然不同于专制，但孟什维克式地以它为借口与拿专制为借口没有任何区别。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现在，在政变之后，这难道还不明显吗？须知马尔丁诺夫同志的学派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全部结构，现在受到了蒋介石的反对。须知他是从统一战线中退出来的，而且是相当严肃地退出来的。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把他称为“叛徒”。就对革命的关系来说，他不仅是叛徒，还是刽子手。但对他自己的阶级，即资产阶级来说，他不是“叛徒”，而是仆人和执行者。虽然马尔丁诺夫同志的学派百般争辩，这个阶级仍不想与抬起头的无产阶级和造反的农民结盟。可以寄希望于上文所提到的那个支部的红色 教授将牢牢地记住中国事件的这些教训，因为中国革命除了其他因素之外，对我党的年青一代还是一所不可取代的学校。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少人把所有原则都背得滚瓜烂熟，可一遇到现实就不知所措。应该学会在行动中认识原则。
列·托洛茨基
[1]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1865—1939）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1911年起领导该党。1918年11月—1919年2月为人民代表会议主席之一（另一主席为艾伯特）。1919年2—6月为政府首脑。——译注
[3]彭加勒（Raymond Poicare，1860—1934）1913—1920年任法国总统，1912年、1922—1924年、1926—1929年任法国总理。1928年的货币改革以他的名字命名，法郎与其1911年的价值相比，降低了五分之一。——译注
[5]李伯尔（Михаил
Иссаквич Либер，1880—1937）别名戈尔德曼，崩得和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898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1907—1912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17年为彼得格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对十月革命持敌视态度，十月革命后脱离政冶活动。——译注
[6]唐恩（Фёдор
Ильич Дан，1871—1947）又姓古尔维奇，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894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因从事反苏维埃活动被驱逐出境。——译注
[7]策列铁里（Инаклий
Георгиевич Церетели，1881—1959）孟什维克领袖之一，笫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任临时政府部长。1918年起任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部长。1921年移居国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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