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新机会、新任务和新错误
译自Архив
Троцкого, т. 1, стр. 274—286。
斯大林—布哈林现在竭尽全力地证明，反对派迄今为止在中国问题上始终与政治局多数完全一致。命令在共产国际的每个支部都大肆宣扬。这个出乎预料的转变只说明了斯大林集团破产的全部深度。昨天他们还在证明，反对派在所有问题上都持与斯大林—布哈林不同的立场，即社会民主党、半孟什维主义的立场。而现在则吹嘘，斯大林和布哈林所做和所说的，与反对派的一模一样。但由于昨天所写的东西还没有烧掉，所以反驳这个掩盖自己错误的可悲的企图，是毫无困难的。
1926年七月全会通过了下面的决议：
中央委员会全会赞成政治局和联共代表团在中国问題上的行动，确认反对派（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在这方面的建议显然是机会主义的，部分干脆是投降主义的：召回卡拉汉[1]同志，放弃中东路，退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只有在彻底消灭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的情况下，这样的立场才有意义……
如果反对派的“中国”政策早在1926年7月前就是“机会主义的，部分干脆是投降主义的”，现在怎么能说，中国问题的政策是一致推行的呢？召回卡拉汉同志和所谓的放弃中东路的问题未必值得一提。问题的关键是对国民党的态度。决议指责反对派力图与国民党决裂。反对派声明，它准备在共产党的充分、真正独立的条件下与国民党结盟，与它的下层达成协议，因为这个“独立”是布尔什维主义字母表上的第一个字母。在这条路线上的斗争从1925年就开始了。这一斗争在多数派无数的决议、发言稿和文章中都曾提及，正是依据反对派要求作为整个革命政策前提的共产党的独立性，称它的观点是投降主义的。
反对派揭露对蒋介石的错误政策。如果在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上的相关发言不是众所周知的话，那拉狄克同志4月5日 在圆柱大厅的发言则广为人知。在这次会议上，最完整的机会主义盲目性的表现，是斯大林同志的讲话，它的速记稿至今仍对党隐瞒。只要把拉狄克和斯大林的这两份速记稿刊出，就不可能再说什么反对派没有反驳过斯大林的蒋介石路线了。
1927年5月，在蒋介石政变后，反对派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递交了下述建议：
如果全会否决布哈林的决议，并用几行文字的决议来取代它，它就做对了。这几行文字是：
农民和工人不相信左派国民党领袖，建立自己的苏维埃，与士兵联合起来。苏维埃应该武装工人和进步农民。保证共产党充分的独立，创办日报，领导创建苏维埃，立即剥夺地主土地。立即铲除反动资产阶级。就地镇压背叛的将军和所有反革命分子。总方针是通过工农代表苏维埃建立民主专政。
这个建议只是反对派此前向政治局提交的一系列文件的扼要概括。很多时间都被白白浪费了。但是，如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927年5月接受了反对派的建议，并把它实施的话，我们就不会有武汉的第二章，后者在可耻程度上超过了蒋介石的第一章。我们今天就会强大得多。
最后是现在，在1927年9月，我们提交了我们对中国事件发展的新阶段的建议。
1.必须重新尖锐地提出中国革命问题。必须重新整体定向，因为官方领导企图以表面方式表现出行动的首倡精神（布哈林在最近一次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关于贺龙、叶挺部队的讲话），事实上是在无舵无帆的情况下拼命挣扎。在这样的行动方式下，新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失败将直接败坏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声誉，因为与此前不同，现在不再通过国民党的中介。
2.看来是真正革命的贺龙和叶挺的部队的运动意味着什么？这是否是在巨大的历史性失败之后常见的极左翼的短暂出场的尾声，它不会或不能及时出场，因而注定会失败？或者这是中国革命新的伟大一章的直接开始？对我们的“战略”定向和决定由此产生的策略措施来说，这是根本问题。
3.如果在阶级相互关系的意义上使这个问题变得更确切，就应该大致这样表述它。在资产阶级和妥协派小资产阶级上层利用了工农运动，利用了莫斯科的支持、布尔什维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权威，并把这一切变成剥削和欺骗工农的政治工具之后，彻底转到了反革命阵营中，是否可以期待，在反资产阶级、反妥协派的阵营中找到足够的政治和组织力量，它们能够让被欺骗的、其相当大的部分已被打垮的和失血的群众相信自己，相倍自己的领导（只有这才能保证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4.完全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何况是远离现场。但在中国——在这个广袤的、一盘散沙的国家中——未必有谁现在就能说，运动在新的、更高的阶级基础上复苏之前，中国或是注定要经历多久的革命衰落期；或是可以希望，由于处在可怕条件下的大量的群众，由于这些群众随时准备自我牺牲，由于有年轻的、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处的无产阶级，由于内战的素养，由于可能对它进行帮助的苏联的存在，起义的新时期——当然是在正确的领导之下——可能直接导致工农群众夺取政权的斗争的胜利。这两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其中哪一种可能性会占上风，不仅取决于并不服从任何完整、先验考虑的所谓的客观条件，还取决于我们的政策，取决于它的正确性和积极性。
5.两个月前，《真理报》出乎所有人（显然也出乎它自己的）的预料，推出了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此前斯大林一直解释说，苏维埃只有在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时，才是恰当的。
这个解释与我们的三次革命的经验、与我党的全部传统、列宁关于东方革命的理论学说处于令人发指的矛盾中。然而，斯大林的新学说仍成了党的，即它的机关的官方学说。（从党员群众来说，彼此矛盾，主要是与事实矛盾的这些新“发现”和“学说”很快就会消失，就像易褪的颜色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无害的，这些易褪的颜色混在一起，会染出脏灰色。）
6.在7月（？）推出苏维埃口号，即在革命遭受了几次沉重的失败之后，显然应该意味着，中国革命直接进入它长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但这就需要问了，为什么这个口号只在唯一一篇社论中提出，此后就被彻底忘掉了，为什么现在，当革命军队运动在工农群众的协助下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时，《真理报》却对这个口号只字不提呢？或是在一定时刻为掩护（斯大林—布哈林）退却服务的口号，原来对革命的新进攻并不适用？
7.从《真理报》的某些评论中可以看到，官方领导克制和谨慎地对待与贺龙和叶挺部队相关的新的革命运动，实质上是不愿冒险为真正的工农革命运动公然承担责任，它曾经为蒋介石、冯玉祥和汪精卫的军队承担过这样的责任。
8.事关的根本就不是为成功进行“担保”。事关的是在政治上把近期革命发展与这一运动的命运的等同，用正确的前景、正确的口号来武装这个运动，没有这点，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只有在工人和农村底层积极地干预事件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建立作为政权机构的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情况下，数量不大、武装当然也不精良的革命军队才可能成功。然而现在，《真理报》又把这个口号藏了起来。为什么？显然是因为它担心，运动会很快被粉碎。当然，运动被粉碎是可能的，但在没有正确口号的情况下，它的失败则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担心被粉碎而“暂时”不提出基本的、性命攸关的口号，就是由于害怕失败而为失败做准备。
9.把革命与蒋介石的军队等同起来，不仅是最大的“不慎”，还是最大的历史错误和最大的罪行。为作为土地革命中心的武汉承担责任，是第二个同样的“不慎”和第二个同样的罪行。一日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对工农独立运动的谨慎观望，不愿意以必要的口号及时武装这个运动，即公开地对中国工人和农民说：“这个运动是你们的运动”，这样的“谨慎”有成为按顺序来说是第三个、却是最糟糕的谨慎的危险。
10.这里说的不是对已经开始的军事革命运动的同情，甚至不是对它的组织和物质上的帮助。对此根本用不着多费唇舌。
以对革命军队或英国矿工的援助而自吹自擂的人，不是革命者，而是妄自尊大的官员。所有外来的援助都是必须的，但这个援助没有决定意义。起决定作用的是共产党、革命军队、工人和贫农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这些相互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作为口号和行动体系的政策决定的。可以给起义的军队提供任何物质援助，但如果不尖锐地提出政权问题，不提出苏维埃口号，不提出完整的、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相关的经济措施的体系，对军队的物质援助不会带来必要的结果，就像我们在我们与总委员会的政治联盟伴随下的对英国矿工的援助没有带来必要的结果一样。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物质援助，而是正确的政治路线。
11.刚刚在路上，我读了9月13日 的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报“Bicri”刊登的上海来电，说由于贺龙和叶挺的革命部队迫近汕头，国民党当局和卫戌部队弃城而去。编辑部给电讯加的标题是《国民党退出汕头》。在漫长的几个月中，我们一直生活在“轻视”的指责中，先是整个国民党，然后是斯大林把革命中心交给它的左派国民党。布哈林发誓说，决不交出国民党的蓝色旗帜，然而事实表明，手持蓝色旗帜的汕头国民党当局却“退出”汕头，因为英国人在类似情况下说得好，不能在射击狐狸的同时，又让猎犬追它。马尔丁诺夫的把红色和蓝色结合在一起——四个阶级联盟——是行不通的。布哈林发誓为三个阶级的联盟保持蓝色旗帜。但事实表明，在蓝色和红色旗帜之间是内战。只有愚蠢透顶的人才不明白，只有这个内战——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和妥协派的——才能建立工人和城乡贫民之间的真正联盟。迄今一直让共产党孤立于工人和在中国占压倒多数的农村贫农的，正是那些追逐国民党蓝旗的、败坏无产阶级红旗的声誉的人。
12.革命军队与国民党之间形成了内战关系。但从这一情况中产生了一个事实，革命运动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形式中，才能取得胜利。这又以共产党承担对这个运动的领导为前提。而这又要求完整的纲领——在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时期，在夺取政权的时期，在建立新制度之后。
13.此前的政策对培养共产党来说，是致命的。前一个时期的错误路线的最沉重的结果，与其说是物质上的失败和牺牲，不如说是浪费了从某点来说是培养革命干部、锻炼无产阶级先锋队、加强它的独立感、对自己的力量和领导的信心的绝无仅有的历史条件。现在，在革命新时期的门槛上之时，共产党比它应该和可能的要软弱得多。但应该从既成事实着手，它是条件结合的产物，领导的犯罪的错误路线也包括在内。现在，只有共产党能够承担革命运动的领导。现在，掌握国民党的蓝旗不能以新的联盟，而是以内战，即把它作为战利品从被打败的敌人手中夺过来。因此应该结束这些可耻的虚构：应该公开宣布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决裂，应该公开宣布国民党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工具，应该以把国民党赶出共产国际来雪耻。不这样做，就意味着注定让新运动陷入动摇、混乱和失败。
14.这不意味着，在虽近一个时期，共产党是唯一一个革命的政治组织。在农民协会和“赤卫队”的基础上，在与国民党当局和军队的直接斗争中，可能除共产党之外还会形成在不同程度上独立于它的、依靠部分农村贫农的政治组织。猜测这将如何产生，是无益的，至少是从这里，在很难看清运动的组织和人员因素的情况下。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共产党应该明确地意识到，只有通过它和在它的领导下，革命才可能获得胜利；只有在它的口号下，只有在它的直接的政治和组织的影响下，农民组织才可能成功地与它并肩战斗。而这只有在共产党本身清晰明确地提出革命的所有政治和经济任务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15.为了给在革命中与资产阶级合作（即孟什维克的政策）辩解，斯大林—布哈林先后提出两个因素。一是外国帝国主义，似乎它把中国所有阶级团结起来。但是很快就暴露出来，资产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联盟，粉碎了工人和农民。于是就提出了第二个因素—中国的封建主义，它似乎激起了资产阶级的另一个更“左的”部分、真正的革命盟友、忠诚的汪精卫与工农一起进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但事实表明，资产阶级没有推出一个能同意参加反布哈林的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的政治集团。而且并非偶然。在中国没有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主阶层。一般来说，土地所有者就是城市资产者。小土地所有者、富农、士绅与高利贷者和城市资产者紧密相连。如果不是玩弄字眼的话，在中国没有封建主义。在中国农村存在农奴奴役关系，但维持它们的不是所有制的封建形式，而是资产阶级形式和资产阶级社会国家制度。在资本主义发展迟缓的情况下，从农业人口过剩中产生的这种农奴奴役关系，当然也可以——在更加“缓和的”形式中——在某些巴尔干国家中遇到，它们在从土耳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以后，既不知道封建主义，也不知道贵族阶层。当然，中国的贫困和奴役有如此之多的非人形式，它们未必能在封建时代经常遇到。然而在中国建立封建主义，而且还是居主导地位的，依据的就不是事实，而是为与资产阶级合作辩护的赤裸裸的意愿。事实为自己进行了报复。在中国找不到这样的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这样的部分，它同意与封建主义，即与自己进行革命斗争。这就是革命军队迫近汕头时，国民党挟着蓝旗、口袋里装着共产国际的成员证溜之大吉的原因。
16.土地革命斗争是反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反对国民党的斗争。过去和现在，资产阶级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没有支持这场斗争。在农村，主要的人数众多的敌人是士绅、富农和小土地所有者。放弃剥夺小剥削者、富农，在中国就意味着放弃土地革命。在中国的土地革命——不是布哈林式的，而是实际上的——是反资产阶级的革命。
因此，也只是因此，马尔丁诺夫—布哈林的公式失败了。但这意味着，土地革命将由率领着中国农村贫农，即十之八九的农民的无产阶级，在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反对资产者、土地所有者、富农和他们的政治代理公司——国民党——的斗争中来完成。
17.这决定了关于革命政权的提法。
与蒋介石的经验意味着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中的整个“资产阶级民族”联盟思想的失败。
与汪精卫的经验意味着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式的“革命民主”联盟的失败。
现在对无产阶级来说，事关的是从“革命民主派”那里争取城乡底层贫民，率领他们为夺取政权、土地和争取国家独立和劳动群众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而斗争。换言之，事关的是无产阶级专政。
18.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口号，如果是从北伐开始时，就把它与苏维埃和武装工农的口号结合在一起提出的话，它在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就能发挥巨大作用，保障它的完全不同的进程，孤立资产阶级，然后再孤立妥协派，导致在比今天更加有利的条件下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但历史是不可逆转的。资产阶级主动背离了革命，在它选择的对它最有利的条件下。妥协分子也是这样。由于我们害怕及时孤立他们，他们就成功地孤立了我们。历来如此，而且不仅是在上海，还在爱丁堡，就像最近一次工会代表大会所表明的那样。但无论如何，大中资产阶级和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城乡小资产阶级上层背离革命，是既成事实。在这些条件下，在新的革命高潮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口号显得过于不确定和过于模糊。而在革命中，所有不确定和模糊的口号对革命党和被压迫群众来说，都是危险的。几乎无须怀疑，明天斯大林将会支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并赋予它妥协的性质。认为斯大林和布哈林明白了自己的错误，是不对的。中国事件的进程推动他们向左，但他们固执地抗拒，拼命地向右转。他们今后将力求模糊任务，用与国民党的最后两个正人君子——孙中山的遗孀或他的侄子——的联盟来掩盖无产阶级的孤立。这种上层的、现在已经是纯粹伪装的联盟，却将要求无产阶级政党方面作出放弃坚决的口号和坚决的斗争方法上的牺牲。与蒋介石和汪精卫相比，孙中山 夫人可能对中国革命来说更廉价些。
19.如果革命运动增长，贺龙和叶挺军队的进一步的成功，必然会把部分左派妥协分子推到与革命力量“结盟”的道路上，而他们的目的是掌握运动并使它中性化。正是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下（为了更可靠地在更高阶段上让无产阶级服从自己，缩小运动的规模，准条新的第三次毁灭），妥协分子才能实现这个目的。
20.没有及时采取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个列宁的口号，被机械地转用到在新的力量对比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三阶段。应该清楚，在与整个国民党，特别是左派国民党的经验之后，历史性地迟到的口号将成为反对革命力量的工具。对我们来说，事关的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而是依靠城乡绝大多数的贫民群众的无产阶级专政，事关的是给自己提出解决国家和它的群众的最紧迫的、性命攸关的任务的专政，它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将转到社会主义地干预财产所有制的道路上。
21.共产党的任务首先是建立革命军队。应该在实际展开的工农运动的基础上建设正规红军。应该用阶级征兵原则来取代雇佣原则。在苏维埃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和农会应该是这种征兵的机构。应该善于坚定地把农民游击队（赤卫队）纳入正规军中。应该在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全部经验的基础上正确地解决指挥员队伍的问题。应该把剥削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无情地驱逐出军队。
22.军队给养和城市供应的任务提出了粮食政策的问题。在内战和封锁的条件下解决这个问题，没有铁的粮食纪律，不掌握大地主、富农和投机商的粮食储备，不规定这种或那种消费定额的措施，是不可能的。
23.现阶段的内战，不剥夺富农是不可能的。苏维埃和革命军队的实际纲领的最重要的部分，仍是反对派不止一次地阐述过的，尤其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五月全会上阐述过的那些任务。
随着军队进展或地方起义的成功，应立即剥夺大小地主的土地，立即消灭反动官僚，就地镇压叛徒、反革命分子、蒋介石和汪精卫的代理人。
24.尖锐地对革命政权提出工业和交通运输问题。布哈林在其无数关于中国的讲话中，有一次拖着哭腔地抱怨资产阶级怠工，转移资本，不留下周转资金，以此造成极大的困难，反对派却对此不予考虑。布哈林没有为克服这些困难提出任何建议。一般的以困难为借口来为自己的软弱辩解，这是机会主义常用的手段。十分明显，在内战条件下阻止资产阶级对经济，首先是工业和交通运输怠工，不能靠规劝，而是专政措施。在能够实施对工业有组织的监督的情况下，进行这种监督，在非工人夺取企业就不能保证生产连续进行的所有情况下，工人夺取企业。铁路和水路交通也是如此。总之，总的方针应该是让工业和交通运输最重要的、对此做好准备的企业转到苏维埃国家的手中。必须的阶段、必须的预备性的组织措施应该根据整个形势——取决于革命发展的整体进程、无产阶级组织的力量、敌人的反抗力量等——来考虑。
当然，所有这些首先用于外国租界。
25.会有庸人开始大喊大叫，指责我们的乌托邦、我们的极左等。对此，我们首先回答说，对中国，我们不打算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中国革命不是独立的、孤立的事件，它不应该在中国一国范围内解决革命提出的所有问题。中国革命是由许多链环组成的链条——苏联、迫近的帝国主义战争、迫在眉睫的无产阶级起义等，总之，即构成今天的帝国主义时代内容的战争与革命的链条——中的一环。正是帝国主义时代使中国的阶级关系变得如此尖锐，使得不仅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而且在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的形式下，都不能解决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务，从而把依靠城乡贫民的无产阶级专政提上日程。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社会主义介入到财产所有制的关系中，转到国家负担生产费用，即转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在这条道路上的成功将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提供巨大的推动，巩固苏联，从而为中国革命开辟新的可能性。
26.但中国无产阶级是否没有足够的力量率领数亿中国贫民追随自己，掌握政权，建立军队和国家机关，在封锁和怠工中坚持下去，保障国家最重要的经济职能等？这个问题实质上与另一个问题差不多，即中国革命是否有机会进一步发展和胜利——因为除了上面指出的外，没有其他道路和其他方法。当然，谁也不能信心十足地说，中国无产阶级近期一定能成功地走向政权。只有真正的斗争才能提供检验。只有正确的领导才能带来胜利。我们这里所说的革命的“限度”，即那个限制所有其他东西的量，在当前根本就不是中国无产阶级，而是中国共产党，错误理论、错误路线、错误领导最大限度地削弱了它。
就其定义来说，在其数量上，在其生产角色上，中国无产阶级在国家中是巨大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迅速成长和锻炼的情况下，它可以成为国家的领导和统治力量。它是否能弥补失去的、浪费的时间？有这种可能。如果革命事件将走向高潮，党就能迅速地提升到事件的水平上。但为此，它应该有明确的前景。绝对不要半途而废、吞吞吐吐，绝对不要参与孙中山 夫人的假面舞会。在贫农的国家中，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应该明确、清晰和充分地提出。
非这样，支持贺龙和叶挺的军队就纯属冒险，它的唯一结果只能是运动再次被击溃，新的可怕的失血，反动派的力量再次得到巩固。
中国革命在其新阶段上，它或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或是完全失去胜利的可能。
列·托洛茨基
1927年9月
[1] 卡拉汉（Ле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рахан，1889—1937）苏联国务活动家，苏共党员（1917年起），1904年参加革命运动。1917年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当时任彼得格勒苏维埃秘书、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布列斯特和谈苏俄代表团秘书。1918—1920年、1927—1934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23年任驻波兰全权代表，1923—1926年任驻中国全权代表，1934年起任驻土耳其全权代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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