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的关键在德国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25—26, стр. 1—9
这几行文字的目的，是哪怕以最粗的线条扼要地勾勒出作为衰败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被可怕的工商和金融危机复杂化的——结果的当前世界政治形势的形成。下面匆匆写下的一些远未囊括所有国家和所有问题的考虑，有待进一步严肃的集体研究。
1.西班牙革命造成了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斗争的一般政治前提。立即暴露出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工会传统是革命发展道路上的最主要的障碍之一。看来共产国际是被事件搞了个措手不及。在革命开始时，软弱的共产党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持错误的立场。我们在此再提醒一下，西班牙的经验表明，共产国际今天的领导是瓦解进步工人革命意识的多么可怕的工具！无产阶级先锋队远远地落在事件发展的后面，在政治上是分散的工人群众的英勇斗争，无政府工团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连环保，这样的基本政治条件使与社会民主党联盟的资产阶级有可能恢复镇压机关，给起义的群众一个又一个的打击，把相当的政治权力集中在政府手中。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法西斯主义根本不是资产阶级与革命群众斗争中的唯一手段。西班牙的现存制度最符合克伦斯基反动统治的概念，后者是资产阶级在反对革命的斗争中只能推出的最后一个（或倒数第二个）“左派”政府。但这样的政府根本不意味着一定是软弱和沮丧的。在没有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情况下，半改良、左的语言和最左的姿态与镇压的组合，可能给资产阶级提供比法西斯主义更有效的服务。
无须说，西班牙革命没有结束。它没有解决其最基本的问题（土地、教会和民族问题），绝没有耗尽人民群众的革命资源。资产阶级革命除了它已经提供的，再也不能提供任何东西了。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今天西班牙的国内形势顶多可以称为革命前的形势，仅此而已。十分可能，西班牙革命的进攻性的发展具有或多或少漫长的性质。历史过程似乎是以此给西班牙共产党一笔新的贷款。
2.如果严格地议定，在革命前的形势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可能会隔着几年的时期，其中有频繁的涨潮和退潮的话，英国的形势同样有权称为革命前的形势。英国的经济形势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但在这个极端保守的国家中，政治上层建筑远远地落后于经济基础上的变化。在开始使用新的政治形式和方法之前，英国的所有阶级都企图一次又一次地在旧仓库里搜寻、翻改祖父祖母的旧衣服。在英国，虽然民族出现了可怕的衰落，仍没有一个有分量的革命党，也没有它的对立面——法西斯党。因此，资产阶级有可能在“民族的”旗帜下，即在所有可能的口号中最空洞的口号下动员多数人民。在革命前的局势中，极端愚钝的保守主义获得了巨大的政治优势。为了让政治上层建筑适应现实经济和国际形势，国家需要的当然不是一个月，也许也不是一年。
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民族”联盟的垮台——在相对不远的将来，这样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会直接导致或是无产阶级革命（在英国另一种革命当然是不可能的），或是“法西斯主义”的胜利。相反，更加可能的是假定在通向革命结局的道路上，英国还将经历漫长的激进—民主—社会—和平主义、劳合·乔治和工党的时期。因而，可能无须怀疑，英国的历史发展还会给英国共产党提供相当长的时期，以便在结局迫近时，它能变成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但是，由此完全不能得出结论，可以继续把时间浪费在致命的试验和中派主义的摇摆上。在今天的世界形势中，时间是最宝贵的资源。
3.一年半或两年之前，共产国际的智者把法国放在“革命高潮的前列”，事实上它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全世界都是最保守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在法国的相对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它的落后。它的危机的影响比在其他国家中更弱。在金融领域中，巴黎甚至努力与纽约看齐。法国资产阶级今天财政的“良好状况”的直接源头是凡尔赛掠夺。但正是《凡尔赛和约》隐藏着对法兰西共和国整个制度的主要威胁。在一方面是法国居民人数、生产力和国民收入，另一方面是它今天的国际地位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矛盾，它必然会导致爆发。为了支撑自己并不长久的霸主地位，作为民族的，同时也是激进社会主义的法国，不得不在全世界依靠最反动的力量、最原始的剥削形式、最卑鄙的罗马尼亚集团、腐朽的毕苏斯基制度、南斯拉夫的军人专政，支持德意志民族（德国和奥地利）的分裂，保卫东普鲁士的波兰走廊，帮助日本武装干涉满洲里，怂恿日本军人集团反对苏联，作为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头号敌人，等等。法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二等角色与它在世界政治中大得出奇的特权和野心之间的矛盾，每月都暴露得更加明显，将使危险越聚越多，动摇国内的稳定，使人民群众产生担忧和不满，引发更深刻的政治变化：这些过程无疑在最近期的议会选举中暴露出来。
但从另一方面，一切都使人假定，如果国外不发生重大的事件（革命在德国的胜利，或相反是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在法国国内，最近一个时期的内部关系的发展相对“按部就班”，这为共产党在前革命和革命形势到来之前为自己的巩固利用相当长的准备阶段提供了可能。
4.美国这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今天的危机以惊人的力量暴露出令人震惊的社会矛盾。从以数百万和数十亿的焰火让全世界惊讶的空前繁荣中，美国一下子就跌入了最可怕的数百万人的失业，跌入劳动者最可怕的生物贫困时期中。这样巨大的社会震荡不能不给国家的政治发展留下痕迹。至少对旁观者来说今天还很难确定，美国工人中是否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激进化的趋势。可以假定，形势的灾难性变化让群众本身猝不及防，失业使他们如此消沉和惊愕，他们还来不及从倾泻到他们头上的灾难中得出最基本的政治结论。为此需要一定的时间。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具有社会危机的性质，必然会变成美国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危机。很可能，广大工人阶层的革命激进化不是在形势跌落到最低点时，而是相反，在转向复苏和高涨时暴露出来。无论如何，在美国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生活中，今天的危机开辟了新时代。可以期待在美国执政党中重大的洗牌和重新洗牌，建立第三党的新尝试等。在形势好转出现最初的兆头时，工会运动就会感到挣脱卑鄙的、官僚的美国劳工联合会束缚的要求。同时为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展现无限的可能。
过去，美国不止一次地经历了革命和半革命的群众运动的迅猛爆发。每次它们都熄灭了，一是因为美国每次都进人新一轮迅猛的经济增长，二是因为运动就其本身来说，具有粗陋的经验主义和理论贫乏的特点。这两个条件现在都留在了后面。新的经济高涨（不能预先认为它已经被排除）将应该依靠的不是内部的“平衡”，而是今天的世界经济的混乱。美国资本主义进入了军备不断增长、干涉全世界事务、军事冲突和震荡的可怕的帝国主义时代。另一方面，共产主义代表的美国无产阶级的日益激进的群众具有——或更确切地说，在正确政策下能够具有——的已经不是过去的经验主义、神秘主义和冒充内行的杂烩，而是科学论证的、站在事件高度的学说。这些根本的变化使人可以充满信心地预见，不可避免的、在不久的将来出现的革命转折将不再是以前的容易熄灭的“微弱的火苗”，而是真正革命的熊熊烈火的开始。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可以充满信心地走向自己的伟大未来。
5.沙皇在满洲里的冒险导致俄日战争；战争又引发了1905年革命。今天日本在满洲里的冒险可能导致日本革命。
在20世纪初，封建军事制度还能成功地满足年轻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利益。但在最近25年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旧的社会和政治形式的极度瓦解。从那时起，日本己经有几次走向革命。但在它那里没有强有力的革命阶级来完成发展提出的任务。满洲里的冒险可能加速日本制度的革命灾难。
今天的中国，无论国民党专政怎样削弱它，都与过去日本追随欧洲列强之后暴力征服的那个中国有深刻的不同。中国无力立即击退日本远征军，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积极性已极度高涨，数十万数百万中国人经受了军事训练。中国人将临时组织起越来越多的新军队。日本将感到自己被包围。相对于经济目的来说，铁路将更多地为军事目的服务。日本不得不派遣越来越多的军队。满洲里的远征军不断增长，将消耗日本的经济机体，增大国内的不满，激化矛盾，从而加速革命危机。
6.在中国，坚决抵御帝国主义入侵的必要性同样应该引起严重的内部政治后果。国民党制度源于群众的民族革命运动，后者被资产阶级军阀所利用并被扼杀（在斯大林官僚集团的协助下）。正是因此，今天的制度是矛盾的、不稳定的，没有军事革命的首创精神。抵御日本暴徒的必要性将会日益集中到反对国民党的制度、培育群众的革命情绪上。在这些条件下，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正确的政策的指导下，可能挽回1924—1927年间悲惨地失去的东西。
7.今天在满洲里的事件正好表明，那些要求简单地把中东路还给中国的 先生们是多么幼稚，这意味着主动地把它交给日本，在后者的手中，它将成为反对中国，也是反对苏联的重要武器。如果直至现在还有什么能抑制日本军事集团武装干涉满洲里，如果现在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他们谨慎，这就是中东路还是苏联的财产。
8.但是，日本的满洲里冒险能否导致它与苏联的战争呢？这当然不能排除，即使是在苏联政府极其理智、谨慎的政策下。封建资本主义的日本的矛盾显然会使它的政府失去平衡。有足够多的调唆者（法国！）。从沙皇制度在远东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得知，失去平衡的军事官僚君主专制能干出什么来。
在远东发生并进行的斗争当然不是因为铁路，而是出于事关中国命运的问题。在这场宏伟的历史斗争中，苏联政府不能中立，不能对中国和日本持一样的态度。它必须完全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只有苏联政府对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坚不可摧的忠诚，才能真正地在东方保卫苏联，让它免遭日本、英国、法国、美国的攻击。
苏联政府近期以什么形式帮助中国人民的斗争，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情况。如果过去自愿地把中东路交给日本是荒谬的，现在让远东的全部政策服从中东路问题，也同样荒谬。许多人都同意，日本军事集团在这个问题上的行动带有蓄意挑衅的性质。法国统治集团直接支持这个挑衅。因而要求苏联政府有更多的克制和远见。
东方的基本条件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它们赋予所有过程缓慢、拖延、爬行的性质。来自远东的威胁苏联存在的直接严重的危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现。近期内的主要事件都在欧洲发展。这里能够开辟伟大的机会，但巨大的危险也来自这里。目前日本在远东只是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苏联现在应该放开自己的手脚。
9.在绝不是和平的世界政治背景下，德国的形势变得格外突出。经济和政治矛盾在这里达到了闻所未闻的尖锐程度。结局即将来临。革命前形势应该变成革命形势或是反革命形势的时刻已经临近。不仅德国本身的命运（这本身就相当不少了），还有欧洲的命运，全世界的命运都将取决于德国危机的结局朝哪个方向发展。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西班牙革命的进程、英国革命前的形势、法国帝国主义今后的命运、中国和印度革命运动的命运，所有这些都完全直接取决于一个问题，谁在近几个月中在德国取得胜利，是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
10.在去年9月国会选举之后，德国共产党领导集团断言，法西斯主义已经达到了自己的顶点，今后它将迅速垮台，为无产阶级革命扫清道路。左派共产党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当时嘲弄了这个轻率的乐观主义。法西斯是两个条件的产物：一方面是严重的社会危机，另一方面是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薄弱。无产阶级软弱又是由两个因素形成的：社会民主党的特殊的历史角色，它仍是无产阶级队伍中强大的资本代理人，共产党中派领导不能在革命的旗帜下把工人联合起来。
对我们来说，共产党是主观因素，因为社会民主党是应该清除的客观障碍。如果共产党善于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从而把它变成吸引所有被压迫人民群众的强大革命磁石的话，法西斯主义就真会分崩离析了。但共产党从9月选举以来的政策只是加深了它的无力：关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夸夸其谈，与沙文主义调情，旨在与真正的法西斯主义竞争的对它的模仿，“红色全民公决”犯罪的冒险，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共产党不能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领袖。最近几个月中，它引到自己的旗帜下的只有那些新人，他们几乎是被最严重的危机强行推到它的队伍中的。虽然政治条件对社会民主党是致命的，由于共产党的帮助，它保住了主要的支持它的群众，诚然暂时受到重大的损失，但毕竟都是次要损失。至于法西斯主义，它与台尔曼、雷梅尔和其他人的夸口相反，从去年9月以来，又向前跳了一大步，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预言完全一致。共产国际的领导什么也预见不到，也没有提出任何警告。它的决议和其他文件只是——哎！——历史过程的背影照。
11.决定性的时刻已经临近。然而，共产国际却不想，更确切地说，是害怕了解今天的世界形势的真正性质。共产国际主席团用空洞的鼓动文件来敷衍。共产国际的领导党俄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立场。“世界无产阶级领袖”一言不发。他们想避而不答。他们打算避过风头。他们想等待。他们用鸵鸟政策偷换列宁的政策。最关键的历史时刻之一即将来临之时，共产国际在犯下了一系列重大的，但仍是“局部的”错误——破坏、动摇在其存在的第一个五年中积聚起来的力量——之后，有犯下重要的致命错误的危险，它可能将作为革命因素的共产国际从政治版图上抹去整整一个历史时期。
让瞎子和胆小鬼看不到这点吧。让诽谤者和雇用记者指责我们与反革命结盟吧。须知这个反革命像众所周知的那样，根本不是巩固世界帝国主义的，而是妨碍共产党官僚食物消化的。诽谤不能吓住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不能阻止他们履行革命职责。对什么都不沉默和轻描淡写。应该明确大声地对进步工人说：在冒险和大吹大擂的“第三时期”之后，将是惊慌失措和投降的第四时期。
12.如果把今天苏联共产党领袖的沉默翻译成明确的语言，它就是：“别打扰我们。”苏联国内的困难十分严重。无法调整的经济社会矛盾继续激化。作为一致投票制度不可避免的产物的机关士气低落，确实达到了惊人的规模。政治关系，首先是党内关系，士气低落的机关与一盘散沙的群众之间的关系，像一根绷得紧紧的弦。官僚的全部智慧在于等待和拖延。德国的形势显然有震荡的危险。但斯大林的机关正是最害怕震荡。“别打扰我们！让我们摆脱最尖锐的国内矛盾。而那边……到时候再说。”斯大林派上层的情绪就是这样。隐藏在“领袖们”在这个时刻——这时他们的基本革命职责是清晰明确地说出自己的观点——的可耻的沉默之后的正是它。
13.如果莫斯科领导的背信弃义的沉默成为柏林领袖们的惊慌失措的信号，这不足为奇。现在，在应该准备率领群众投入决定性的战斗中之时，德国共产党领导集团表现出不知所措、闪烁其词，想用话来敷衍。这些人不习惯独立承担责任。他们现在最大的幻想是好歹能证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要求逃避战斗。
这方面的完整理论似乎还没有创立。但它已经可以感觉到了。它口耳相传，并在文章和讲话中透露出来。这个理论的意思如下：法西斯主义的增长是不可遏止的；它的胜利反正是不可避免的；与其“盲目”地投入战斗，让自己被打得头破血流，还不如小心地撤退，让法西斯掌握政权和败坏自己的声誉。那时——哎，那时！——就该我们显身手了。
根据政治心理学的规律，冒险主义和轻率是会被沮丧和投降所取代的。一年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被认为是天方夜谭，现在则认为是有保障的了。某个得到拉狄克[2]鼓励的库西宁为斯大林准备了天才的战略公式：及时撤退，把革命军队从火线上撤下来，给法西斯主义设一个国家政权的圈套。
如果这个理论在德国共产党中确立，并决定它最近几个月的政治方针的话，这在共产国际方面来说，意味着与社会民主党1914年8月4日 同样历史规模的背叛，而且其后果更加可怕。
左派反对派的责任是敲起警钟：共产国际的领导把德国无产阶级引向巨大的灾难，其实质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狼狈投降。
14.“国家社会主义者”上台意味着首先消灭德国无产阶级的精华，破坏它的组织，根除它对自己和未来的信心。与德国的更加成熟和更加尖锐的社会矛盾相应，意大利法西斯地狱般的工作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作相比较，显然会相形见绌，几乎是人道的试验。
撤退？你们这些昨天的“第三时期”预言家说。领袖和机构可以撤退。个别的人可以躲藏起来。但工人阶级在法西斯政权面前无处可撤，无处可藏。如果假设最可怕、最不可思议的事实际发生了，即党真的躲避战斗，从而把无产阶级暴露给它的死敌，则这只能意味一点：残酷的战斗没有在法西斯上台前打响，而是在这之后，即在对法西斯比现在有利十倍的条件下。被自己的领导所出卖的、被打得措手不及的、迷失方向的、绝望的无产阶级反法西斯制度的斗争，将变成一系列可怕的、血腥的和无出路的痉孪。无产阶级起义十次，失败十次，一次接一次，没有比在谁是德国的主人的问题还有待解决之时，工人阶级就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撤退更能让工人阶级失血，更削弱它的了。
15.法西斯主义还没有当权。它走向权力的道路还没有敞开。法西斯的领袖们还不敢放肆：他们明白，赌注巨大，生死攸关。在这些条件下，只有共产党上层的投降情绪能够出乎预料地使任务变得简单容易。
如果现在甚至是有影响的资产阶级集团正是由于不希望震荡、长期可怕的内战而担心法西斯主义的试验的话，官方共产党的投降政策则为法西斯开辟通向政权的道路，把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仍在动摇的阶层和无产阶级本身中的相当阶层完全推到法西斯主义的一边。
当然，胜利的法西斯主义总有一天会成为客观矛盾和自己本身无能的牺牲品。但在最近的可预见的未来，在最近10—20年中，法西斯在德国的胜利意味着革命继承性发展的中断，共产国际的垮台，世界帝国主义在其最令人厌恶和最血腥的形式中的胜利。
16.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意味着反苏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认为德国纳粹上台后就发动反对法国或哪怕是反对波兰的战争，干脆就是政治上的愚钝。反对德国无产阶级的不可避免的内战在法西斯统治的第一阶段束缚住它在对外政策上的手脚。希特勒将同样需要毕苏斯基，就像毕苏斯基需要希特勒一样。他们两人在同等程度上都成为法国的武器。如果法国资产者现在担心德国法西斯分子上台，像跑向未知的地方一样。而在希特勒胜利的那天，法国反动派，“民族的”和激进社会主义的，都会把自己的全部赌注压在德国法西斯主义之上。
没有一个“正常的”资产阶级议会政府现在能冒发动反苏战争的风险：这有产生无限内部麻烦的危险。但是，如果希特勒上台，如果他在之后粉碎了德国工人的先锋队，在几年之内使整个无产阶级化为齑粉、士气低落的话，法西斯政府是唯一一个能够发动对苏战争的政府。当然，它在这样做时，会与波兰、罗马尼亚和其他周边国家以及远东的日本结成共同战线。在其这个行动中，希特勒只不过是整个世界资本的执行机构。克雷孟梭、米勒兰[3]、劳合·乔治、威尔逊不能直接与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战争，但他们能在三年内支持高尔察克、邓尼金、弗兰格尔的军队。希特勒在胜利的情况下，会成为世界资产阶级的超级弗兰格尔。
现在无须也不能猜测，这样巨大的决斗将如何结束。但完全清楚，如果世界资产阶级反对苏联的战争在法西斯在德国上台后爆发，对苏联意味着可怕的孤立，和在最沉重、最危险的条件下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法西斯分子粉碎德国无产阶级，至少蕴涵了苏维埃共和国垮台的一半。
17.但在问题来到欧洲战场上之前，它应该首先在德国解决。因此我们说，世界形势的钥匙在德国。它在谁的手中？目前还在共产党手中。它还没有失落它。但它可能失落它。领导把它往这条路上推。
所有宣传“战略”退却，即投降的人，所有容忍这种宣传的人，都是叛徒。应该把在法西斯主义面前宣传退却的人看成是无产阶级队伍中敌人的不自觉的代理人。
德国共产党基本的革命义务使它有责任说：法西斯主义只有通过残酷的、歼灭性的、你死我活的内战才能上台。首先每一个工人党员应该知道这点。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无党派工人、整个无产阶级应该知道这点。世界无产阶级应该知道这点。红军应该知道这点。
18.但实际上斗争是否没有希望了？1923年，布兰德勒荒谬地夸大了法西斯的力最，以此来掩盖投降。世界工人运动至今承受着这一战略的后果。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1923年的历史性的投降是法西斯主义后来增长的基础。与八年前相比，现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是大得无可比拟的政治力量。我们始终警告，反对对法西斯主义危险的估计不足，现在用不着我们来否定它。正是因此，我们能够也应该对德国革命工人说：你们的领袖们从一个极端又重新落到另一个极端。
目前，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力量是数量的力量。对，他们得到了许多选票。但在社会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选票。法西斯的主要军队仍是小资产阶级和新的中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和城市商贩、官员、职员、技术人员、知识分子、破产的农民。在选举统计的天平上，一千张法西斯的选票与一千张共产党的选票的分量一样大。在革命斗争的天平上，一千个大企业工人的力量是官员、职员、他们的老婆和丈母娘的力量的100倍。法西斯分子的主要群众是乌合之众。
俄国革命中的社会革命党人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党。头几个阶段，除了自觉的资产者和有觉悟的工人外，所有人都投他们的票。甚至在十月革命后的立宪会议中，社会革命党人仍是多数。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是伟大的民族政党。他们实际上是民族的一个巨大的零。
我们不打算在俄国社会革命党人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徒之间画等号。但对阐明所研究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相似特征，他们无疑是有的。社会革命党是模糊的人民希望的党。国家社会主义党是民族绝望的党。小资产阶级最容易从希望转入绝望，以此同时能吸引一部分无产阶级。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主要群众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一样，是乌合之众。
19.陷入惊慌失措的倒霉的战略家们忘记了最主要的东西：无产阶级的伟大的社会和战斗的优势。它的力量没有耗尽。它不仅能够战斗，还能够胜利。关于在企业中情绪低落的说法，在多数情况下反映的是观察者本人，即惊慌失措的党的官员的低落情绪。但应该注意到这点，工人不能不因复杂的形势和在上层的混乱而困惑。工人明白，伟大的战斗要求坚定的领导。不是法西斯匪徒的力量和残酷斗争的必要性吓倒了工人。让他们担心的是领导的不可靠和动摇，在最关键时刻的摇摆不定。只要党坚决、明确、充满信心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工人中压抑低落的情绪将会一扫而空。
20.无可争议的是：法西斯分子有不可轻视的战斗干部、有经验的突击队。对此不可掉以轻心：“军官”在内战的军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军官，而是士兵。然而无产阶级军队的士兵比希特勒军队的士兵要更高、更可靠、更有耐力得多。
在法西斯夺取政权后，很容易找到它自己的士兵。在国家机关的帮助下，可以由资产阶级的子弟、知识分子、办事员、道德败坏的工人、流氓等建立一支军队。例如意大利法西斯。虽然可以说：意大利法西斯警察的战斗价值，至今尚未受到严肃的历史检验。但须知目前德国法西斯主义还没有当权。还需要在战斗中与无产阶级争夺这个政权。莫非共产党为这场斗争推出的干部比法西斯的干部差？可以哪怕在一分钟假定，手中掌握着强大的生产和运输资料、被其工作条件联系成一支铁、煤、轨道、电线大军的德国工人会在决定性的战斗中，不显示出比希特勒的乌合之众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吗？
党或阶级力量的重要因素是党或阶级对国内力量对比的概念。在任何战争中，敌人都力图让人相信它的夸大的力量概念。拿破仑的战略秘密之一就在于此。希特勒扯谎的能力至少不比拿破仑差。但只有在共产党员相信他时，他的吹嘘才能成为军事因素。现在最需要计算现实力量。国家社会主义党徒在工厂、铁路、军队中有多少有组织的武装军官团？对两个营垒的人员构成进行明确的社会分析，经常警惕地计算，这才是革命乐观主义的可靠源泉。
现在，国家社会主义党徒的力量与其说在他们自己的军队中，不如说在他们的死敌的军队的分裂中。但正是法西斯主义危险的现实性、它的增长和迫近，意识到应该千方百计地防止它，必然应该推动工人为自卫而团结起来。无产阶级力量的集中进行得越快、越顺利，这个过程的轴——共产党——就显得更加可靠。钥匙目前还在它的手中。如果它把它失掉了，它就倒霉了！
最近几年，共产国际官员千方百计找理由——有时是完全不合适的理由——叫喊直接威胁苏联的战争危险。现在，这个危险具有现实性和具体的轮廓。法西斯分子在德国夺取政权的企图必将导致红军的动员，这对每个革命工人应该成为公理。对无产阶级国家来说，这是最最直接意义上的革命自卫。德国不仅仅是德国，它是欧洲的中心，希特勒不仅仅是希特勒，他是超级弗兰格尔的候选人，但红军也不仅仅是红军，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
列·托洛茨基
附：这几行文字的作者的文章《反对国家共产主义》得到社会民主党和民主报刊的一些模棱两可的赞许。在那时，在法西斯主义如此成功地利用了德国共产党最严重的错误时，社会民主党人不企图利用对这些错误的公开严厉的批评就不仅奇怪，甚至都不自然了。
无须说，莫斯科和柏林的斯大林官僚集团抓住了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刊物关于我们的小册子的文章，如获至宝：现在终于有一个关于我们与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统一战线的真正的“罪证”了。那些与蒋介石携手搞中国革命，与珀塞尔、西特林和库克携手搞英国总罢工的人——说的不是文章，而是宏大的历史事件！——不得不高兴地抓住报纸论点的片段。但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也不怕对质。只是需要的是判断，而不是尖叫，分析而不是漫骂。
我们首先提出问题：德国共产党荒谬、不可饶恕地参加法西斯的全民公决帮助了谁？事实已经能够无可争议地回答这个问题：法西斯分子，只能是他们。正是因此，这个犯罪的冒险的主要鼓舞者胆怯地拒绝了他的父权：斯大林在莫斯科对负责工作人员的讲话中，捍卫参加全民公决，但他醒悟过来，不仅禁止报纸刊登他的讲话，甚至不允许提到它。
当然，《前进报》、《柏林日报》、《维也纳劳动报》——尤其是后者——极其恶劣地引用我们的小册子。是啊，难道可以要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刊物认真地对待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吗？但是，我们准备忽略这些颠倒黑白，主动应对斯大林官员的指责。我们准备承认，由于社会民主党害怕法西斯的胜利，以此反映了工人的革命忧虑，因而它有客观权利利用我们对为法西斯分子提供了巨大效劳的斯大林分子的批评。但它的这一“权利”的基础不是我们的小册子，而是你们的政策，哎，睿智的战略家！你们说，我们实际上与威尔逊和泽维林格结成“统一战线”。只是在你们与希特勒和他的黑色百人团匪帮结成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和范围内。即使在这里也有区别，在你们那里涉及的是一致的政治行动，在我们这里只能归结为对手模棱两可地利用几段引文。
当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原则时，他无疑指的是台尔曼、诺伊曼，甚至是雷梅尔本人。
[2]拉狄克（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Радеик，1885—1939），波兰德国革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帕尔乌斯合作。1919—1924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0年3月主要负责德国、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1923年成为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1929年夏致函中央委员会表示忏悔，恢复党籍，安排在《消息报》工作，1935年加入苏联宪法起草委员会，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并被捕，与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等人一起成为1937年审判案的被告，因所谓的“托洛茨基反苏中心”平行案被判处10年徒刑，在狱中被打死。1988年6月13日苏联最高法庭宣布为拉狄克平反。——译注
[3]米勒兰（Alexandre Etienne Millerand，1850—1943），法国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1899年参加瓦尔德克—卢梭内阁（历史上社会党人第一次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即所谓的米勒兰事件）。1904年被开除出法国社会党。1920—1924年任法国总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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