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的转向和德国局势
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17—18, стр. 45—54。
一、最近一次转向的起因
策略转变，甚至是最重大的策略转变，在我们的时代都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它们是因客观形势——缺乏稳定的国际关系，行情的错误浮动，经济变动在政治上的强烈反映，群众在无出路感觉的压力下的易冲动，等等——的急剧变化引起的。现在，注意观察客观形势的变化是最重要的任务，同时也是比战前、在资本主义“有机”发展时代要困难得多的任务。现在，党的领导的处境就像沿着连续急转弯的道路开车上山的司机一样。不及时转弯和挂错挡，对司机和乘客的威胁即使不是死亡，也是极其巨大的危险。
近几年来，共产国际的领导给我们提供了数次十分急剧的转向的典范。它们中的最近的一次是我们在近几个月中观察到的。列宁以后的共产国际的转向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客观形势的变化？不是。可以肯定地说，从1923年起，共产国际在正确地注意到的客观条件变化的影响下及时进行策略转变，一次也没有。相反，每次转向都是共产国际路线和客观形势之间的矛盾无法容忍的激化的结果。我们这次观察到的情况也一样。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特别是第十次全会采取了革命急剧直线高涨的方针（“第三时期”），然而，特别是在波及一系列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商业高涨的条件下，英国、中国革命的惨重失败、世界各国共产党被削弱的客观形势已经将这种革命高涨排除。
共产国际的策略转向从1928年2月开始，这样一来，它与历史道路的实际转折截然相反。从这个矛盾中产生的是冒险主义倾向，党进一步孤立于群众，组织的进一步削弱等。只有在所有这些现象都显然具有威胁性之后，共产国际的领导才会作出新的转变，在1930年2月，开始从“第三时期”的策略向后、向右转。
由于对所有尾巴主义都毫不宽容的命运的嘲弄，共产国际新的策略转变正好与客观形势的新的转变同时发生。国际危机的空前尖锐无可置疑地揭示了群众激进化和社会动荡的前景。正是在这些条件下可以并应该完成向左转，即在革命高涨的路线上采取大胆的速度。如果共产国际领导在最近二年中很好地利用了在革命退潮情况下的经济复苏来巩固党在群众组织，首先是工会中的阵地的话，这就是完全正确的和必需的。在这种情况下，在1930年，司机能够也应该把汽车速度从二挡换成三挡，至少应该为在不远的将来进行这样的换挡作准备。事实上发生的是完全相反的过程。为了不掉下去，司机被迫把不适时挂的三挡变成二挡，放慢了速度，在什么时候？在正确的战略路线下必须加快速度的条件下。
由于其领导的错误的逻辑，一系列国家的共产党就处在策略必要性和战略前景之间的如此明显的矛盾中。
在德国，这种矛盾以最鲜明、最危险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那里，最近一次大选揭示了极其特殊的力量对比关系，这一关系不仅是德国战后稳定的两个时期，还是共产国际错误的三个时期形成的。
二、从革命任务的角度看共产党的议会胜利
现在，共产国际官方刊物把德国选举的结果描述为共产主义的伟大胜利，把苏维埃德国的口号提上日程。官僚乐观主义者不愿意深入思考在选举统计中表现出来的意义。他们是完全脱离形势制定的革命任务和同样是形势造成的障碍来看待共产党得票的增长的。
共产党得到约460万张选票，而1928年是330万张。增加了130万张，从“正常”的议会机制的角度，这是巨大的成就，即使考虑到选民总数的增长。但与法西斯从80万张选票飙升为640万张相比，共产党的胜利就黯然失色了。尽管得票大大减少，社会民主党不仅保住了它的基本干部，赢得了比共产党多得多的工人选票，这个事实对评价选举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然而，如果问一下自己：国际和国内条件的怎样的结合能够最有力地把工人阶级推到共产主义一边，则找不到比今天德国的情况更有利于这种转变的条件的例子了：杨格的绞索、经济危机、统治集团的瓦解、议会危机、当权的社会民主党的触目惊心的自我暴露。从这些具体历史条件的角度，德国共产党虽然多赢得了130万张选票，它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比重仍小得不成比例。
如果我们把共产党今天的社会比重与今天的历史条件摆在它面前的那些具体的紧迫任务相比较的话，与共产国际的政策和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共产主义阵地的软弱，就暴露得更加明显。
诚然，共产党本身并没有料到会有如此巨大的增长。但这表明，在错误和失败的打击下，共产党的领导已经不再习惯于远大的目标和前景。如果昨天它对自己的能力估计不足，今天则又对困难估计不足。这样，一个危险增大了另一个危险。
然而，真正的革命政党的首要特质就是敢于直面现实。
三、大资产阶级的动摇
在历史道路的每一个转折处，在每一次社会危机中，都应该反复审查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金融资本领导的大资产阶级，在两个主要阵营之间摇摆的小资产阶级，最后是无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大资产阶级只占民族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城乡小资产阶级——即旧中产阶级的残余和新中产阶级的群众——的支持的话，它是不能保持政权的。在今天这个时代，这种支持具有政治上彼此对立但历史上互相补充的两种基本形式：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以社会民主党面貌出现的追随金融资本的小资产阶级引导着数百万工人。
现在，德国大资产阶级举棋不定，出现分裂。它的分歧可以归纳为一个问题，即现在用两种方法中的哪一种来医治社会危机？社会民主党的治疗方法因其疗效的不确定性和过大的附加开支（税收、社会立法、工资）的危险而推开了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觉得法西斯的外科手术式的干预并非形势使然，而且过于冒险。换言之，社会民主党必将被法西斯主义所取代，而且众所周知，在总清算时，社会民主党将为它所提供的效劳而被彻底粉碎，在这种时候，整个金融资产阶级在对形势的评价上摇摆不定，还看不到有充足的理由宣布进入自己的“第三时期”。在其主要政党削弱的情况下，大资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摇摆，是革命形势来临的最鲜明的征兆。真正的革命条件一旦来临，这种摇摆当然会马上停止。
四、小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
为了让社会危机导致无产阶级革命，除了其他条件外，还必须有小资产阶级决定性地转到无产阶级一边。这为无产阶级作为民族的领袖站在它的最前列提供了机会。
最近一次选举暴露出了相反的转移，它的主要的征兆意义就在于此。在危机的打击之下，小资产阶级没有涌向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边，而是最极端的帝国主义反动派的一边，并带走了相当多的无产者。
纳粹的巨大增长是两个事实的表现：使小资产阶级群众失去平衡的深刻的社会危机，没有一个今天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就是公认的革命领导的革命党。如果共产党是革命希望的党，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就是反革命绝望的党。当革命希望抓住整个无产阶级群体时，它必然会把相当多的、不断增长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引上革命道路。正是在这方面，选举揭示了完全相反的画面：反革命如此有力地抓住了小资产阶级群体，它带走了相当数量的无产阶级群众。
这用什么来解释？过去，我们（在意大利、德国）观察到法西斯主义的所向披靡，至少是威胁性的急剧增强，都是革命形势被耗尽或被错过的结果，是在革命危机结束时，在此期间，无产阶级先锋队暴露了自己没有能力为改变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国内所有阶级的命运而挺身站在民族前列。正是这点赋予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以特殊的力量。但是现在，德国的这种情况不是出现在革命危机的结束时，而仅仅是在它即将开始时。党的领导官员——职业乐观主义者——由此得出结论，法西斯主义来得“太晚了”，注定很快就会失败（《红旗报》）。这些人什么也不想学。与过去的革命危机相比，法西斯主义不是来得“太晚了”。而对新的革命危机来说，它出现得相当早，是在危机刚刚开始时。它在革命时期的前夜而不是它的结束时占据了如此强大的出发阵地，这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弱点，而是共产主义的弱点。因而，小资产阶级根据过去的经验，不会等待对共产党改善它的命运的能力的新的失望，它记得1923年的教训，马斯洛—台尔曼的极“左”方针的山羊跳，同一个没完没了地瞎嘞嘞“第三时期”的台尔曼机会主义的软弱无力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不相信是由数百万工人社会民主党员对共产党的不信任所滋生的。甚至完全被事件打出保守常规的小资产阶级也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边来，但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即大多数工人同情都在这一边。现在在德国缺少的正是这个最重要的条件，而且它的缺少并非偶然。
德国共产党在大选前发表的纲领性宣言的矛头所向完全是法西斯主义，它的主要敌人。然而法西斯主义却是胜利者，它不仅赢得了数百万无产者的选票，还赢得了数十万产业工人的选票。这反映了一个事实，虽然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但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在选举中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当然，失败是初步的、警戒性的，而不是决定性的。如果党不善于联系上述整个革命的“初步”失败评价自己的局部议会胜利，并由此得出所有必要的结论的话，失败就可能变成决定性的，乃至不可避免地变成决定性的。
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成了现实的危险，这是资产阶级制度陷入绝境的表现，是社会民主党在这个制度中扮演的保守角色以及共产党无力推翻这个制度的表现。谁否认这点，他就是瞎子，就是信口雌黄的人。
1923年，布兰德勒不顾我们的所有警告，可怕地高估了法西斯主义的力量。由对力量对比的错误估计产生了观望的、模棱两可的、防御的和胆怯的政策。这葬送了革命。对国家的所有阶级的意识来说，这些事件没有白白过去。共产党领导过高地估计法西斯主义为后者的进一步加强创造了条件。今天的共产党领导的相反的错误，即对法西斯主义的估计不足，可能导致更加沉重的失败，而且会长达数年之久。
联系到不仅仅取决于我们的发展速度的问题，危险变得格外尖锐。在选举中暴露出来的政治曲线的疟疾般的忽高忽低的性质，表明国家危机的发展速度可能是非常快的。换言之，事件的进程将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在德国再现过去的悲剧性的矛盾：一方面是革命形势的成熟性，另一方面是革命政党的软弱和战略上的无能。应该明确地、公开地，主要是及时地说出这点。
五、共产党和工人阶级
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4月，即在列宁回国之后才开始准备夺取政权，它那时的党员还不到8万人，甚至在彼得格勒，它所能率领的工人也不到1/3，士兵就更少了。以此来安慰自己是非常可怕的错误。俄国的情况完全不同。革命党在3月才走出地下状态，是在甚至是战前那样被窒息的政治生活中断了几乎三年之后。战争期间工人阶级大约更新了40%。绝大多数无产者都不知道布尔什维克，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在3—7月间，他们投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票，只不过是觉醒后迈出的摇摆的头几步的表现。在那时的投票中，对布尔什维克失望或对他们积聚的不信任，连影子都没有，这种不信任的形成只能是群众通过经验检验确认的党的错误的结果。相反，1917年每一天的革命经验都让群众离开妥协分子，把他们推到布尔什维克一边。党的队伍，特别是它的影响的不可遏止的迅猛增长，就是由此而来的。
德国局势的根本不同的性质就在这里，也在许多其他方面。德国共产党不是在昨天或前天刚刚走上公开的舞台。1923年，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都公开或半公开地追随它。1924年，在衰退的浪潮中，它还赢得了360万张选票，在工人阶级中的支持率比现在还高。这意味着那些至今还留在社会民主党中的工人和那些这次投纳粹的票的工人，他们的行动并非是由于无知，不是因为他们昨天才刚刚醒来，还来不及搞清什么是共产党，而是因为他们在近几年亲身经验的基础上不相信它。
我们没有忘记，1928年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发出了加强与“社会法西斯分子”作毫不妥协的斗争的信号。在此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几乎一直当政，每一步都在群众面前暴露出自己可耻的犯罪角色。所有这一切再加上规模巨大的经济危机。很难想象比这更有利的削弱社会民主党的条件。然而它却基本保住了自己的阵地。用什么来解释这个惊人的事实呢？只能是共产党的领导以其全部政策帮助了社会民主党，从左面支持了它。
这根本不意味着，投社会民主党票的500万—600万男女工人表达了对它的无限的充分信任。不应该把工人社会民主党党员看成瞎子。他们对自己的领袖并不天真，但他们在当前的情况下看不到有别的出路。我们说的当然不是工人贵族、官僚，而是普通工人。共产党的政策不能使他们产生信任，不是因为共产党是革命党，而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它能取得革命胜利，所以不愿意用性命来冒险。这样的工人是不得已投社会民主党的票的，他们以此表达的不是对它的信任，而是对共产党的不信任。今天的德国共产党的状况和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状况的巨大区别就在这里。
但是，所有困难不能全部归结于此。在共产党本身之中，特别是支持它的或投它的票的工人之中，蓄积着对党的领导的不明说的严重的不信任。所谓党的总体影响与党员人数，尤其是它在工会中扮演的角色之间的“比例失调”，就是由此产生的，这种比例失调在德国无疑是存在的。官方对比例失调的解释是这样的，党不善于在组织上“巩固”自已的影响。在此把群众看成纯粹消极的材料，他们入党还是不入党，完全取决于书记能否抓住每一个工人的腮。官僚分子不知道，工人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意志、自己对党的积极或消极的策略。工人投党的票，表明他们赞成它的旗帜，赞成十月革命，赞成自己明天的革命。但是，他们拒绝入党，或在工会斗争中不追随它，他们以此表明他们不相信它的日常政策。因而，“比例失调”最终是群众对今天的共产国际领导不信任的表达形式。而这种不信任是1923—1930年间的错误、失败、虚构，有时干脆是欺骗群众所造成并巩固的，它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道路上的最大的障碍之一。
没有对自己的内在信任，党就不能掌握阶级。不掌握无产阶级，它就不能把小资产阶级从法西斯主义那里夺过来。二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六、退到“第二时期”还是重新迎接“第三时期”
如果利用中派主义的官方术语，则不得不以下述方式表述问题。共产国际的领导把“第三时期”策略，即直接的革命高潮的策略强加给每一个民族支部，而且是在这样的时候（1928），那时“第二时期”的特征，即资产阶级的稳定、革命的退潮和衰退表现得最鲜明。由此产生的1930年的转向意味着为“第三时期”策略的利益放弃“第三时期”的策略。然而，通过官僚机关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这个转向恰好发生在这个时刻，最重要的征兆开始明确地证明“第三时期”的真正的迫近，至少是在德国。由此难道不应该产生新的策略转向，转向刚刚抛弃的“第三时期”?
我们利用这些符号，是为了使问题提法的本身能让那些头脑被中派官僚的方法和术语搞糊涂的人理解。但是，我们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都不打算掌握这个术语，其中隐藏的是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和布哈林的形而上学的结合。我们否定作为最后一个时期的“第三时期”的启示录式的概念：无产阶级胜利前的时期数量是力量对比和形势变化的问题；所有这些只能通过行动来检验。但我们否定的是公式化战略的实质，它的编号的时期：不存在事先制定“第二”和“第三”时期的抽象策略。当然，没有武装起义不能走向胜利和夺取政权。但是，怎样走向起义？用什么方法和速度动员群众。这不仅取决于客观环境，而首先取决于无产阶级在遇到国家出现社会危机时所处的那种状况，取决于党和阶级、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等。无产阶级在“第三时期”门槛上时的状况又取决于党在此前时期中所采取的策略。
在今天德国形势转折的情况下的正常的、自然的策略应该是加快速度、强化斗争的口号和方法。但是，这个策略转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是正常的、自然的，即在昨天斗争的速度和口号与前一个时期的条件相符的情况下。须知，极“左”政策与局势稳定之间的极大反差才是策略转向的原因。结果是，当客观形势出现新转折以及不利的总体政治力量的重组，却给共产主义带来了选票的巨大增长，这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使党在战略和策略上迷失了方向、混乱和糊涂。
为了解释德国共产党像共产国际大多数支部一样陷入的这个矛盾（但比后者要陷得深得多），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比较。为了跳过障碍，需要助跑。障碍越高，就越需要及时开始助跑，既不能太晚，但也不能太早，这样才能保证在接近障碍时还有必需的力量储备。然而，德国共产党从1928年2月，特别是从1929年7月开始就一味狂奔。如果现在党开始气喘吁吁，两腿发软，是不足为奇的。最后，共产国际下令：“放慢脚步！"
但是，党刚刚喘完了气，转到更正常的步伐，在它面前就突然出现了需要革命地跃过的真正的而不是虚构的障碍。助跑的距离够吗？拒绝转向，用相反的转向来取代它？这是十分尖锐地摆在德国共产党面前的策略和战略问题。
为了党的领导干部能够找到对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应该让他们有可能联系最近几年的整个战略和在这次选举中暴露出来的它的后果来评价最近的一段道路。相反，如果官僚集团能够以关于胜利的喊叫压倒政治自我批评的声音，则必然会把无产阶级引向比1923年更加可怕的灾难。
七、今后发展的几种可能
由彼此联系、在更大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主客观因素形成的革命形势，直接给无产阶级提出了夺取政权的问题。但是，这种相辅相成是相对的。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完全扩展到革命形势的因素上。它们中的一个的发展不充分可能或是导致革命形势根本没爆发就消失了，或是爆发了，却以革命阶级的失败而告终。在这方面，德国今天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深刻的国家危机（经济和国际形势）无疑已经出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在正常的道路上看不到出路。
（2）统治阶级和它的管理体系的政治危机完全是无可置疑的。这不是议会危机，而是统治阶级的危机。
（3）但是，革命阶级受到内部矛盾的严重伤害。由于改良主义的影响，革命党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目前它的速度与危机的严重程度根本就不适应。
（4）小资产阶级在危机开始时所处的状态对今天的资本统治体系有威胁，但它同时极度仇恨无产阶级革命。
换言之，我们面临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具备它的政治条件之一（统治阶级的状态）；另一个政治条件（无产阶级的状态）刚刚开始朝革命方向转变，在过去的遗产的作用下不可能变得太快；最后是第三个政治条件（小资产阶级的状态）不是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有利于资产阶级反革命。没有无产阶级本身的激进变化，即不在政治上消灭社会民主党的话，最后一个条件朝有利方向的转变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样，我们面对着深刻的矛盾形势。它的一些因素把无产阶级革命提上了日程；另一些因素则排除了它在近期胜利的可能性，即在政治力量对比没有事先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卜，胜利是不可能的。
取决于包括阶级敌人的政策在内的客观原因，也取决于共产党本身的行动，德国今天的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在理论上有几种可能性。（1）被自己的“第三时期”战略所吓坏的共产党摸索着前进，极端谨慎，不敢采取任何冒险措施，未经战斗就放过了革命形势。这意味着改头换面地重蹈1921—1923年布兰德勒政策的覆辙。党内外的布兰德勒分子和半布兰德勒分子将把党推到这个方向，它反映了社会民主党的压力。
（2）相反，在选举成功的影响下，做了新的急剧的向左转，转向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但由于它是积极的少数的党，遭到灾难性的失败。把党推向这个方向的是法西斯主义，大喊大叫的、什么都不权衡的、什么也不阐明的、愚蠢的、震耳欲聋的机关的宣传，部分工人阶级，特别是失业青年的绝望和急躁。
（3）下一个可能是领导无论如何都不放弃，而是企图以经验的方式在前两种可能性的危险之间找到第三条路线，在此过程中犯下一系列新的错误，它将如此缓慢地克服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不信任，以致在此期间发生了不利于革命的变化，为新一段的稳定让位。把德国共产党推向这个把总体上的尾巴主义和局部的冒险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折中方向上的，主要是莫斯科斯大林集团的上层，它害怕采取鲜明的立场，预先为自己准备不在场的证明，即把自己的责任推到“执行者”身上的可能性，朝右推还是朝左推，视结果而定。这个我们相当熟悉的政策为了官僚上层的“声誉”而牺牲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利益。9月16日 的（真理报）为这样的方针提供了理论前提。
（4）最后是最有利的，更确切地说，是唯一有利的可能性：德国共产党以其最优秀最自觉的党员的努力，使自己对今天形势的所有矛盾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党的正确的、勇敢的、灵活的政策在今天形势的基础上把无产阶级的多数联合起来，并使半无产阶级和受压迫最深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阵线发生变化。作为全民族劳动者和受压迫者的领袖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走向胜利。帮助党把其政策转上这条道路，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左派反对派）的任务。
猜测这几种可能性中的哪一种在近期更有可能实现，是徒劳无益的。这样的问题不是靠猜测来解决，而是靠斗争。
它的必要因素是与共产国际的中派领导进行不可调和的思想斗争。莫斯科已经发出了官僚声誉政策的信号，这种政策掩盖昨天的错误，用新的路线胜利的虚假喊叫为明天作准备。对党的胜利的骇人听闻的夸大，对困难的骇人听闻的缩小，甚至把法西斯主义的成功说成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因素。不过，《真理报》做了一个小小的保留。“党的成绩不应该冲昏它的头脑。”斯大林领导的背信弃义的政策在这里也是忠于自己的。以毫无批判的极“左”精神进行形势分析。以此把党推上冒险主义的道路。同时，斯大林在“冲昏头脑”的仪式性的句子的帮助下，事先为自己准备了不在场的证明。正是这个鼠目寸光、心怀叵测的政策有可能葬送德国革命。
八、出路何在
上面，我们对完全属于政治和主观领域的困难和危险做了分析，没有任何缓和与粉饰。这些困难和危险主要是由追随者领导的错误和犯罪所产生的，今天，它们又有破坏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形成的新的革命形势的危险。官员或是对我们的分析闭眼不看，或是花样翻新地把它骂一通。但问题涉及的不是没希望的官员，而是德国无产阶级的命运。在党内（包括它的机关）有不少观察、思考的人，尖锐的形势迫使他们明天加倍紧张地思考问题。我们的分析和我们的结论是针对他们的。
所有危机的形势都含有大量的不确定性。敌对的和友好的情绪、观点、力量在过程本身之中形成。不能数学般精确地事先预见它们。应该在斗争过程中、通过斗争测量它们，并在这些生动测量的基础上对政策进行必要的修改。
能够事先考虑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的保守反抗力量吗？不能。从近几年的事件的角度看，这个力量十分巨大。但是须知实质在于最能促进社会民主党团结的是共产党的错误政策，它的最高概括是荒谬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为了测量社会民主党普通党员的实际反抗，需要另一种测量仪，即正确的共产党的策略。在这种条件——它不是一个小条件——下，可能在相对较短的期限内暴露出社会民主党内部侵蚀的程度。
上面所说的一切以另一种形式也适用于法西斯主义。除了其他现有条件外，它是在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战略的酵母上发展起来的。它的进攻力量如何？它的持久力如何？它能否达到最高点，还是像我们的职业乐观主义者所要人相信的那样，只能达到第一层台阶？这是不能机械地预言的。这只能通过行动来确定。正是在对待法西斯主义——它是在阶级敌人手中的一把剃刀——的态度上，共产党的错误政策可能在极短的期限内导致不可避免的后果。另一方面，正确的政策可以挖法西斯主义阵地的墙脚，诚然不会在如此之短的期限内。
在制度危急时刻，革命党在议会外的群众斗争中比在议会范围之内要强大得多。这也需要一个条件：它能正确地分辨形势，善于在实践中把群众的生活要求与夺取政权的任务结合起来。现在一切都归结于此。因此，在今天的德国局势中只看到困难和危险，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不，如果能清楚彻底地理解形势，正确地利用它的条件，它可以提供巨大的可能性。
为此需要什么？
（1）当形势“向左”转时被迫“向右”转，这要求对形势中所有因素的进一步变化做格外仔细、认真、巧妙的观察。
应该立即抛弃把第二第三时期的方法抽象对立起来的做法。应该以形势的本来面貌对待它，考虑它的所有矛盾和它的生动的动态发展。应该警惕地根据这个形势的实际变化调整自己，朝它的实际发展方向推动它，而不是为了满足莫洛托夫或库西宁的公式。
在形势中确定方向，是最重要的和最困难的任务。用官僚的方法是根本不能解决它的。统计学本身无论多么重要，对这个目的来说是不够的。需要每天都探索无产阶级和整个劳动者的最底层。不仅需要生动的、能打动人心的口号，还要观察它们在群众中的折射。只有通过积极的党才能做到这点，它把数万个触角伸向四面八方，汇集它们得到的资料，讨论所有问题，积极地形成自己的集体意见。
（2）党内制度的问题与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莫斯科任命的人与党对他们的信任与否无关，他们不能带领群众向资本主义社会发起进攻。今天的制度的人为性越强，在决定性的日子和关头，它的危机就越严重。在所有的“转变”中，最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是党内制度的转变。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3）制度的改变是方针及其后果改变的前提。二者缺一不可。党应该挣脱谎言、虚伪、对实际灾难闭口不谈，吹嘘虚假的价值的氛围，总之，挣脱致命的斯大林主义的氛围，它不是由思想、政治影响造成的，而是由机关的粗暴的物质依赖性和以此为基础的命令方法造成的。
党摆脱官僚控制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对从1923年起，甚至是从1921年三月事件起的德国领导的“总路线”进行全面检验。列宁主义反对派在其一系列文件和理论著作中，对倒霉的共产国际官方政策作出自己的评价。这个批评应该成为党的财富。绕过它、对它闭口不提是办不到的。党不在过去的烛照下自由地评价自己的今天，它就不能上升到自己的伟大任务的水平上。
（4）如果尽管条件极端有利，共产党在“社会法西斯主义”公式的帮助下仍无力重创社会民主党的大厦，那么现在，真正的法西斯主义不仅用虚假的激进语言的公式，而且用爆炸物质的化学公式来威胁这座大厦。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政策都是为法西斯主义的兴盛作准备，这个定理无论多么正确，法西斯主义首先是对社会民主党本身的致命威胁，这点也同样正确。后者的全部辉煌都与国家的议会民主、和平主义公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在极端情况下，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它的一小撮工人贵族宁愿让法西斯胜利，也不愿意要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在这点上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但是，在自己的工人面前，正是作出这种抉择对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是极端困难的。工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是整个形势的产物。它为共产党开辟了巨大的可能性。但成功的条件是放弃“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当前的条件下，它的害处简直是危险的。
社会危机必然会在社会民主党内部造成深深的裂痕。群众的激进化早在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脱离社会民主党之前就在他们身上反映出来。我们不得不与各种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和派别达成反法西斯的协议，与此同时，当着群众的面对领袖提出一定的条件。用事先反对这样的协议的正式承诺束缚自己的，只能是被吓破了胆的机会主义分子，珀塞尔、库克、蒋介石、汪精卫这些昨天的盟友。应该抛弃官员关于统一战线的空洞的话语，回到列宁制定的、布尔什维克一贯应用的（尤其是在1917年）统一战线的政策上来。
（5）失业问题是政治危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反对资本主义合理化和争取7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仍完全留在日程上。但是，把这一斗争提高到革命任务的高度，只能是有计划地与苏联广泛合作的口号。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纲领宣言中宣布，在它当政后，共产党员将与苏联建立经济合作。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能把历史远景与今天的政治任务对立起来。应该在与苏维埃共和国进行广泛经济合作的口号下动员工人，首先是失业者。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应该在德国共产党员和工会工作者的参与下制定经济合作计划，它从今天的失业出发，扩展为涉及所有主要经济部门的全面合作。任务不是许诺在当政后改造经济，而是当政。任务不是许诺苏维埃德国与苏联合作，而是为这一合作争取今天的工人群众，把这一合作与危机和失业紧密地联系起来，今后把它扩展为对两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宏伟蓝图。
（6）德国的政治危机使欧洲的凡尔赛制度打上问号。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说，它一旦掌权，德国无产阶级就要销毁《凡尔赛和约》的文件。就是这些？废除《凡尔赛和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成就！代替它的是什么？对此只字未提。这样消极地提出问题使党和纳粹接近。欧洲苏维埃联邦是唯一正确的口号，它指出摆脱欧洲分散的出路，这种分散不仅使德国，也使整个欧洲面临经济文化彻底衰退的威胁。
无产阶级统一欧洲的口号同时也是反对法西斯卑鄙的沙文主义，反法调唆等的十分重要的武器。最错误、最危险的政策是消极地适应敌人，用后者的颜色来伪装自己。应该用国际出路的口号来对抗民族绝望和民族疯狂的口号。为此必须清除自己的党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毒害，它的主要因素是“一国社会主义”理论。
为了把上述一切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公式，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德国共产党的近期策略是在防御还是在进攻的标志下？我们的答复是防御。
如果今天就发生冲突，在被吓坏的、困惑的工人阶级的多数中立的情况下，在法西斯得到小资产阶级多数直接支持的情况下，共产党进攻的结果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国家和法西斯的联盟上碰得头破血流。
防御立场意味着与德国工人阶级的多数接近、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以及非党员工人结成反法西斯危险的统一战线的政策。
否认这个危险，缩小它，轻率地对待它，是今天可能对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
共产党“防御”什么？魏玛宪法？不，这个任务我们交给布兰德勒。共产党应该号召防御德国工人阶级在国家中为自己赢得的物质和精神阵地。此事以最直接的方式关系到它的政治组织、它的工会、报纸和印刷厂、俱乐部和图书馆等的命运。工人共产党员应该对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说：“我们两个党的政策是不可调和的；但如果法西斯分子今天夜里来捣毁你们组织的办公室的话，我会手持武器去帮助你。你是否答应，在危险威胁我的组织的情况下，你也赶来帮忙？”这就是现阶段政策的实质。全部宣传鼓动应该根据这个音叉定调。
我们越是坚定、严肃、深思熟虑——没有如此迅速地让工人厌恶的大喊大叫和自吹自擂——地进行这种宣传，我们越是在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工人区提议切实可行的有组织的防御措施，法西斯的进攻让我们措手不及的危险就越小，我们就会越加相信，纳粹的进攻不会粉碎工人队伍，而且会使它团结起来。
由于法西斯的令它冲昏头脑的成绩，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狂躁和其军队的没有纪律，正是法西斯分子倾向于在近期贸然发动进攻的原因。现在在这条道路上与他们竞争，不仅是没有希望的，而且有致命的危险。相反，法西斯分子越是在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和所有劳动群众的眼前采取进攻态势，而我们是防御，我们就不仅有更多的机会粉碎法西斯分子的进攻，我们自己还能顺利地转入进攻。防御应该是警惕的、积极的和勇敢的。司令部应该观察整个斗争的战场，考虑所有的变化，才能不放过形势出现的新的转折，及时发出总攻的信号。
有在任何条件下都主张防御的战略家。例如布兰德勒分子就属于这类人。因他们今天也说防御而感到困惑，纯属幼稚：他们总是这么做。布兰德勒分子是社会民主党的传声筒之一。我们的任务是在防御的基础上与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接近，然后率领他们展开决定性的进攻。这是布兰德勒分子绝对办不到的。当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变化时，布兰德勒分子将再次成为它的累赘和刹车装置。这就是旨在与社会民主党党员群众接近的防御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意味着缓和与布兰德勒司令部的矛盾的原因，后者身后任何时候都没有任何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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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上面界定的力量集团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任务，斯大林官僚集团在德国和其他国家中对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采取的肉体镇压方法获得了特殊的意义。这是直接为社会民主党的警察和法西斯冲锋队匪徒效劳。这些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传统格格不入的方法，却最适合小资产阶级官员的精神，上面发给他们的薪水是有保障的，他们生怕在党内民主的进攻之下失去它。反对斯大林分子的卑劣行径需要进行广泛的解释工作，它应该尽可能的具体，并揭发党的机关中最恶劣的官员的角色。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经验证明，与左派反对派进行最疯狂的斗争的那些 先生必须在顶头上司面前掩盖自己的罪行和过失：浪费公款、滥用职权，或是根本不称职。十分明显，我们越是在上述任务的基础上广泛地展开我们共同的宣传工作，对斯大林机关对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大打出手的功绩的揭露就越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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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完全是从德国形势的角度考察共产国际的策略转向问题的，这首先是因为德国危机现在再次使德国共产党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关注焦点，因为在这种危机的背景下，所有问题都最鲜明地显现出来。不过，要表明这里所说的一切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适用于其他国家，并不困难。
在法国，战后所有阶级斗争形式的性质远不如德国的尖锐和有决定意义。但总体趋势是一样的，就不说法国的命运直接取决于德国的命运了。共产国际的转向至少是具有普遍性的。早在1928年就被莫洛托夫宣布为当政的第一候选人的法国共产党，在近两年来推行的完全是自杀性的政策。它没有看到经济高涨也包括在内。当法国的工业复苏明显被危机所取代时，在那里宣布了策略转向。因而，我们在谈德国时所说的那些同样的矛盾、困难和任务，在法国也提上了日程。
共产国际的转向与形势的转折结合在一起，对左派共产党反对派提出了新的、极其重要的任务。它的力量不大。但它的每一个流派都随着自己的任务的增长而成长。清晰地理解这些任务，意味着掌握了胜利的最重要的保障之一。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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