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1：中国问题提纲
译自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оппозиция в СССР, т. 2, стр. 192—193。收入本文集的1927年3月4日托洛茨基致拉狄克的信就是针对这份提纲的。——译注
1.我们丝毫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不能加入国民党的观点。这一隶属性束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共产党不仅在军阀统治地区是非法的，在广州政府辖区内也是非法的。在数百万之众的工会运动、数千万人卷入革命运动的情况下，它没有自己的机关报。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共产党员才在自己的旗帜下行动。整个运动都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这一情况导致在国民党上层向右转时，脱离国民党的群众就失去了组织轴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全部策略路线应该建立在力求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转到独立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联盟上。
2.如果在相对平静时期，这个转变可以简单地通过党的决定来完成，现在，这样简单地摆脱困境的出路就不可能了。数百万群众加入运动，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罢工，在国民党的旗帜下战斗，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国民党的全部行动，更确切地说，是它的右翼和部分军人的全部行动，都是反对群众利益，保卫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的，正如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路易·布朗政策一样，但这还没有在群众中形成反对国民党的运动，还没有让无产阶级和最贫苦农民理解自己的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对广大工人群众来说，共产党目前还只是一个不独立的附属组织，对农民来说，就更是如此。这使得当前绝对不能公然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口号，而是为共产党走出地下做准备，即共产党员公然出现在公众集会上，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出版共产党的报纸，公然批评国民党政府和各部门的每一个反工农和民族革命利益的措施。
3.这个批评应该在一系列的实际口号中尖锐化，这些口号是：①消灭地租；②打倒强制仲裁，充分自由的阶级斗争，8小时工作制；③对大资产阶级课税兴建银行，扶持手工业者小手艺人的组合。
我们的批评和政治口号的全部任务都应该建立在力求对工农群众和城市贫民证明广东政府的阶级性，它甚至不敢哪怕是从资产阶级政策转到小资产阶级政策上。
4.中国现在经历的是从三个阶级——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联盟转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这个转变在席卷全中国的宏伟的阶级斗争中完成。它要求在致力于完成创建能够领导运动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时，极大地关注从现在的加入国民党转到与它联盟的方式上，以免我们在这方面的错误会哪怕是暂时地帮助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联合。否则中国革命会因失败而推迟若干年。
卡·拉狄克
附录2：中国革命提纲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译自Leon
Trotsky,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y New Park Publication Ltd. , pp.
255—303。
由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复杂性，我必须将我的观点形成文字。由于斯大林和布哈林同志在讨论中国问题的莫斯科积极分子会议上将我实际上不同意的观点强加给我，我认为这样做就更有必要。我请求将我的提纲散发给出席全会的全体成员，因为我想请他们否决中央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在占领上海和其他当前事件后的中国形势的决议。
格·季诺维也夫
于莫斯科
﹡﹡﹡
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十分重要，正如1923年10月在德国发生的事件一样。如果那时我党的全部注意力都转向德国，现在也必须这样对待中国，由于国际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对我们来说更加不利，就更应该这样。
作为1923年德国事件的结果，我党的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地方党组织的特别代表会议（与全会联席），通过了动员全党的特别提纲，通过国际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召开了国际代表特别会议等。
现在也必须这么做。
一、列宁主义原则和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革命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为理解和正确地评价中国事件，必须彻底搞清楚列宁主义对整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
列宁写道：
社会革命只能是指一个时代，期间既有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又有不发达的、落后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的革命运动，其中包括民族解放运动。
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而客观现实使我们看到，除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民族，还有许多在经济上不那么发达和完全不发达的民族。[1]
因而，据列宁的观点，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虽然列宁把它界定为民主革命，后者就其直接目的来说，是一场资产阶级运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因素。不过，这不意味着任何民族运动、在任何时刻、在任何条件下都是革命因素。这只意味着整个民族解放运动归根到底是这种因素。
民族解放运动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阶段。当芬兰人民（资产阶级包括在内）进行他们的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时（那时这是反对俄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它是民族解放斗争。一度由斯温胡武得[2]（他本人曾被沙皇专制制度流放）领导的芬兰资产阶级进行了反对克伦斯基帝国主义政府的斗争。客观上，这削弱了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权，它为准备俄国无产阶级在1917年10月的胜利服务。十月革命的第二天，刚刚从苏维埃得到独立保障的斯温胡武得们，为“他们的”准备十月革命的工人所做的，只是给他们曼纳海姆[3]这个屠夫，他把芬兰无产阶级革命淹没在血泊中。芬兰资产阶级今天仍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不能说芬兰是帝国主义国家，只能说它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尽管如此，那时仍不能说芬兰民族运动的革命意义。芬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为资产阶级的反动，这是因为从全面考虑来说，无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力量把运动提到更高的层面上，即在芬兰建立胜利的无产阶级的国家。
另一个例子是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俄国精神的最杰出的代表赫尔岑[4]、车尔尼雪夫斯基[5]同情波兰起义。在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认为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应该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在俄国大地主压迫下的波兰人民产生了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仇恨，是有革命意义的。虽然以毕苏斯基为首的波兰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战争开始后，把民族运动变成德国帝国主义的玩具，后来又变成法英帝国主义的工具。
土耳其为我们提供了更加有趣的例子。在基马尔·帕沙的领导下，土耳其的民族运动长期以来具有无可置疑的革命性，完全应该称为民族革命运动。它直接反对国内旧的封建制度，反对苏丹，也反对帝国主义，首先是英国帝国主义。这个运动使大量的农民群众，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工人阶级卷入其中。那时的基马尔的党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今天的国民党。（但是，一刻也不能忘记，土耳其工人阶级当然比中国工人阶级要弱得多。）基马尔的党有其“人民委员会”，它强调它与苏维埃俄国的团结一致，等等。1920年11月29日 ，在基马尔致契切林[6]的一封电报中，他是这么说的：“我深信，一方面是西方的劳苦大众，另一方面是亚洲和非洲被压迫人民，总有一天会明白，国际资本利用他们进行彼此毁灭和奴役，只是为了他们的主人，世界劳苦大众从内心意识到殖民政策的罪恶的那一天，就是资产阶级政权末日的来临之时！”这并没有妨碍基马尔本人在稍晚些时候割断共产党领袖的喉咙，让劳工运动陷于非法，把土地改革降到最低点，走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的道路的国内政策。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土耳其无产阶级过于软弱，不能建立独立的阶级政权，并帮助农民，在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下建立不依赖资产阶级自由派、资产阶级官员的土耳其革命的领导中心，等等。现在，基马尔主义不再是民族革命运动，不再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分支。土耳其的国家统一取得进展，但是“以基马尔的方式”，即以资产阶级的方式，正如德国的民族统一当初是“以俾斯麦的方式”完成的一样。土耳其的民族运动没有直接成长为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联系在一起的革命运动。
在波斯，有产阶级在开始时也曾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口号提供过口头服务，但后来它转入自己的反面，成为礼萨·萨赫·巴列维[7]军人法西斯专制制度，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的真正的工具。在“民族统一”和“进步”（“集中化”“现代化”）的口号下，掩盖的是真正在农村维持的农奴制，劳苦大众的政治不满的最轻微的表达都会遭到镇压。
还可以从印度、埃及等的民族运动史中找到许多这样的例子，尤其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和紧随其后的几年中。
革命史表明，每一场不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都不可避免地走上资产阶级反动的道路。它或是前进或是后退，但它不能保持原地不动，或是沿着上升路线或是下降路线。这个规律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所有的大革命，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经过1848年革命、1905年俄国革命，直到1918年德国革命。
当列宁为1905年第一场俄国革命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口号，并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迅速胜利只能由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来实现的观点辩护时，他同时写道，“这个专政必然是暂时的现象（要么过渡到资产阶级专政，导致无产阶级的失败，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专政）”。[8]
同一规律对民族解放运动也基本适用。只要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统一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前进，在民族解放运动的范围内，哪怕它具有极大的规模，它也会在一定时期走资产阶级反动的道路。近十年来的整个民族解放运动对帝国主义的基础造成了不小的震动，尽管如此，过去几年的这些民族运动的具体过程和结论，必须让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事实，即只要民族运动处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它们不会永远具有同一种性质，它们一定会在某个时期扮演反无产阶级的角色，它们将会变成帝国主义的工具。
二、资产阶级民主和民族革命运动
每一场民族革命运动都是资产阶级运动，但不是每一场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都是民族革命运动，正如每一场农民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不是每一场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农民革命一样。列宁区分了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在这些同家中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他在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时说：
第三，我想特别强调一下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问题。正是这个问题引起了某些意见分歧。我们争论的问題是：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应该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样说在原则上和理论上是否正确。讨论的结果我们一致同意不提“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改提民族革命运动。毫无疑问，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体现者。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一般地说能够在这类国家里产生的话）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点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这就是空想。但是当时有人反对说，我们提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那就抹杀了改良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之间的一切区别。实际上，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国家里，这种区别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因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也极力在被压迫民族中培植改良主义运动。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是，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另一方面又按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意志行事。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在委员会中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点，所以我们认为，唯有注意到这种区别，把“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提法一般都改为“民族革命”才是正确的。我们这样修改的意思是说，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质，即它的代表不妨碍我们用革命的精神教育和组织农民和受压迫的广大群众时，作为共产党员，我们才支持它。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共产党人在这些国家里就应该反对第二国际的英雄们这样的改良派资产阶级。殖民地国家中早就存在着改良主义的政党，这些党的代表有时也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或社会党人。[9]
在列宁的提纲中，我们已经有了解决中国革命的所有策略问题的钥匙。哪怕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利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运动时，作为共产党人，我们也不支持每一个民族运动，而只支持那些它的代表不妨碍我们教育和组织农民和广大受压迫群众的运动。受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学会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另一方面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进行反对革命阶级的所有革命运动。
如果我们把这点运用于今天的中国，我们必须说：国民党已经成为执政党，并仍保持这个地位，右派国民党也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另一方面与帝国主义分子（美国、日本和英国）联盟，反对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
当我们着手解决中国革命的课题时，必须把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列宁的这些基本指示牢牢地铭刻在头脑中。
三、中国革命的整个前景
近二十年来，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如果相信中国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在中国工业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那就错了。煤炭工业中的60%、钢铁工业中的20%、纺织工业中的67%、火柴业的70%、制糖业的25%、铁路的58%、水运的26%属于中国资本家。27家中国银行有2亿5千万大洋的资本。除此之外，中国本国资产阶级有比这更大的商业资本。我们回忆下面的事实作为比较，19世纪末，俄国工业也主要靠外国资本为生，总资本中只有21%属于俄国（М·Н·波克罗夫斯基[10]的数字）。截止到1917年，外国在俄国工、商、银行业中的投资总额约计为2万亿或1.5万亿卢布。外国在中国的投资显然要大得多。
更早些时候，马克思写道：“欧洲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在更大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即中国）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国）目前所发生的事件。”
现在，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取得胜利，而在中国，如果能够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国际工人阶级先锋队提供供他们推行的正确策略的话，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民主专政才可能获胜，并成长为社会主义专政。那时，欧洲大陆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会向前迈进一大步。
今天在中国我们几乎有500万领工资的工人，其中包括在矿山、铁路、纺织厂、大型炼铁厂等中工作的300万产业工人。
还有大量的手工业者和小职员与工人联合起来，在当前条件下，他们可以追随工人阶级。
贫农构成农民人口的63%，他们的人均土地不超过两亩，受大地主和富农的剥削和奴役。这63%的贫农具有的耕地只占所有耕地的1/4。5%的富农和大地主占有耕地总数的30%，10%的人占有20%的地产；中农占农民总数的20%，26%的土地在他们的手中。
贫农和中农受到税收、高地租和当局专制等的重重压迫。数亿农民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
如果再加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还相对软弱，买办阶级受到人民的僧恨；农村的高利贷者、士绅和富农不断激起农民骚动的爆发（由于前者的镇压措施）；数量众多的技术小资产阶级、数千万城市贫民和小商贩为一方，知识分子的重要部分大学生为另一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对当前局势感到不满；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回忆起中国无产阶级在上海、香港、天津、汉口等关键地方所表现出的强大力量，无产阶级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中的领导权，是十分可能的。
中国革命或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取得胜利，或是根本就不能胜利。否则，资产阶级将把整个事情掌握在它的手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外国帝国主义达成妥协（与这个或那个国家集团，或是与某一个国家），然后在一定时期内把中国引上资产阶级道路，像基马尔·帕沙一样残酷地把工人阶级先锋队消灭。
中国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没有排除，并有许多对它有利的条件，如果有正确的政策的话。帝国主义在这几年中没有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在今后的几年中它也不打算这么做：
1.因为它国内的生产机构没有充分利用；
2.因为帝国主义害怕当地无产阶级的增长；
3.因为中国的整个形势对帝国主义来说没有充分“保障”，不够“安全”。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革命时代中，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由于存在着苏联，它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1/6，已经对中国革命有着巨大的影响；由于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存在了10年之久；由于共产国际的存在，它把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团结在它的行列中；由于民族解放运动在全球不断增长；由于严重的冲突继续分裂着帝国主义者的阵营，由于在中国存在着强壮、年轻、迅速革命化的工人阶级，它有数百万之众，所以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可能的。
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
问题是这样提出的：目前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运动的落后民族的国民经济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说法究竟对不对。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胜利了的革命无产阶级对落后民族进行系统的宣传，而各苏维埃政府以其拥有的一切手段去帮助它，那么说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14]
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对中国来说是可能的，如果：
1）工人阶级真正成为为自己的独立而战斗的阶级力量，如果它建立强大的、能够领导农民群众追随自己的共产党，如果它不允许大小资产阶级把工人阶级并入一个小资产阶级的、“能够包含整个民族”的联盟，简言之，如果它明白如何成为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真正领袖和指导者的话，如果它能把统一中国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2）苏联竭尽全力地支持中国工人阶级；
3）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日本、美国）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日臻成熟，如果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明白如何防止本国资产阶级用军事力量扼杀中国革命；
4）中国革命在如印度、印度支那那样的其他受压迫国家中得到有力的反响。
争取中国的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成功的斗争是可能的，只有在我们首先有力地、一劳永逸地把孟什维克的主要公式——工人阶级必须让它在革命中的政策服从这种考虑，即不让自由派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因为这将削弱革命的动力——扔到一边。
列宁在1907年写道：
中国革命在其现阶段，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无可怀疑的，赋予它尽可能大的规模，帮助它把反对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进行到底，实现中国真正的统一，把它引到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长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只有在工人阶级成功地、彻底地把运动的领导权从资产阶级的手中夺过来，在土地革命的口号下，引领整个小资产阶级追随自己，所有这一切才有可能。
换言之，只有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阵营中进行彻底的阶级分化，所有一切才有可能，分化已经开始，从今以后每一天都会深化。担心这个分化，坚持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力求“别吓着”这个资产阶级领袖，把中国革命中的统一战线的策略解释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盟，国民党政府是“四个阶级联盟”的政府（马尔丁诺夫，《真理报》1927年4月10日 ），就是消灭群众的革命精神，强把它塞进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口号的普罗克拉斯忒斯的床，[16]换言之，即抛弃中国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前景。
当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勾勒出落后国家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时，他立即将东方的苏维埃口号与这种前景联系起来，同时宣扬不惜一切代价在这些国家中建立独立的共产主义组织。列宁说：
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组成能够独立进行斗争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并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必须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17]
接下来是：
苏维埃组织这一思想很简单，不仅可以应用于无产阶级的关系，而且可以应用于农民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关系。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暂时还不很丰富。但是委员会里有几个殖民地国家的代表参加的讨论，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共产国际的提纲必须指出，农民苏维埃、被剥削者苏维埃这种手段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也适用于还保留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因家；无论在落后国家或者在殖民地，普遍宣传建立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这一思想，是各国共产党和准备建立共产党的人的责无旁贷的义务；只要是条件允许的地方，都应该立即进行建立劳动人民苏维埃的尝试。[18]
在列宁的这个报告后，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中，是一字不差地这么说的：
必须特別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地主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尽可能紧密的联盟。[19]
如果我们把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极其重要的指示牢牢地记在头脑中，如果我们考虑到在中国工人群众中兴起的波澜壮阔的运动，它导致占领上海，把这个两千万人口的地区统一在国民政府的政权之下，对中国提出苏维埃口号，就是刻不容缓的必要了。
中国革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苏维埃口号变成了主要口号。
不管是谁说中国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在（在夺取上海之后）却拒绝苏维埃口号，那他就没有严肃地对待他关于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法。
四、落后国家无产阶级运动的阶级独立性
无产阶级运动的阶级独立性的思想，首先是在落后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是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主要教导之一。它与这些国家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能够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可能性的思想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落后国家、殖民地和半飱民地的反帝斗争，对世界革命运动力量的总体平衡当然具有重大意义，在一定时间内，为无产阶级与人口中的非无产阶级部分共同行动、为反对共同的帝国主义敌人的联盟和达成协议创造了条件。但正是因此，共产党员必须格外强调无产阶级运动或无产阶级分子在运动中的充分独立性，就不必说共产党的独立性了。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列宁的提纲——至今仍保持它的全部力量——中，是这样论述这个问题的：
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族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色彩：共产国际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只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各落后国家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分子集结起来，并且通过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是自己的特殊任务。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与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20]
长期以来，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争论的要点，归根到底是，在落后的沙皇俄国，是否能够建立完全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工人阶级和它的党是否能够在革命中担任领导角色？孟什维克的政策实际上放弃了这点。正是这个放弃导致孟什维克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的阵营中。
列宁说，布尔什维克党“不应该害怕与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携手共同打击敌人，条件只有一个（提得很适时）：不混淆组织；分进，合击；不掩盖利益的不同；像监视自己的敌人一样监视自己的同盟者”，等等。[21]
我们现在在中国没有权利忘记的，正是这个“绝对的规定”，否则，我们就放弃了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
对作为一个政党的国民党，我们现在做一些必要的修改就可以说的，就像当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党和工人阶级对它的态度曾经说过的那样：
革命的工人政党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是这样的：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想要巩固本身地位来谋私利的时候，就要加以反对。[22]
对新政府公开表示不信任。同时他们应该立即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如地方自治机关即地方代表会、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委员会以与正式的新政府并立，这样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不仅立即失去工人的支持，一开始就看到自己受着得到整个工人群众所拥护的政权机关的监督和威胁。总之：从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工人的不信任态度就不是针对着已被打倒的反动政党，而必须针对着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即针对着那个想要利用共同胜利来专门图谋私利的政党。……必须立刻使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必须制止过去那种专门对付工人的市民自卫团的复活……同时，工人不应为民主派的词句，例如说这种做法将使民主派陷于分裂而使反动派可能获得胜利之类的词句所欺骗。所有这一类词句，归根到底不外是为了要蒙哄无产阶级……但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最后胜利，首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23]
这是共产党人为解决中国革命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相互关系的问题而必须采用的总体原则。
五、中国资产阶级和它现在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
中国革命的主要课题是由哪个阶级来领导农民的问题。
中国资产阶级能够领导农民追随自己吗？
中国资产阶级不是单一的，它首先是商业资产阶级再加上高利贷者。由于一系列的原因，首先由于外国资本在某种程度上起到这个资产阶级发展的制动器的事实，商业积累的资本集中在土地所有者的手中，从而保留了剥削中国农民的封建的根。
在某些地区，75%的耕地属于商人。高利贷者从农民那里收取从120%到360%的年息。商业资本彻底征服了农村的家庭工业和手工业，首先是家庭纺织工业，后者在中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采用封建形式剥削农民的中国地主，在城市里又是商人，他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其他部分联系在一起。但内战在农村已经开始。农民组织农会，入会的农民有500万之多，它建立自己的武装自卫队伍，早已投入了反对大地主和绅士的往往是组织牢固的武装队伍——民团——的武装斗争。
农村的内战早已成了事实，毫无疑问，这场战争的战线将会很快扩展，在这场战争中，城市商业资产阶级的重要部分早已站在革命街垒的另一边，围绕着右派国民党集合起来，更不用说纯粹的大地主了。
在城市中，无产阶级反对本国工业资产阶级的更加紧张的斗争，在波澜壮阔的罢工浪潮中表现出来。在武汉被国民革命军占领后的头两个半月里，20万工人的罢工结果，只是赢得了以13小时工作制取代原来的17小时工作制，10.5小时工作制代替了11小时工作制。在广州，罢工斗争的发展几乎到了号召总罢工的地步。
在组织为更加强大的工会的工人阶级的压力下，中国资产阶级退出民族革命，与大地主结盟，并同意与外国帝国主义妥协，为了镇压工人阶级和农民运动，它力求与后者联合。
中国大资产阶级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它不能领导农民追随它，因为它自己与土地财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在政治上与大地主联盟，这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农民，它不能推动革命前进。随着工农运动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正在转变为反革命因素。
在国民党政府和中央委员会中的危机，只不过是农村内战和城镇阶级斗争的政治表现的开始。国民革命政府在这场内战中只能是有偏袒性的，它或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政府，或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政府，即与外国帝国主义达成协议的政府。
六、国民党是什么？
国民党是什么？在这点上我们必须搞得十分清楚，否则就会犯大错误。
这个党的组建要回溯到1922年，在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时候。它在1924年1月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重组中体现出来。早在那时，国民党的向左发展表现为试图让自己建立在工农群众和城市贫民的基础上，这引发了广州资产阶级的暴动（“纸老虎”暴动[24]）反对国民党的这条路线。在工农的帮助下，于1924年对广州资产阶级的镇压，使这些工农分子涌入党内。现在，这些分子形成了国民党的多数。1926年12月，广州组织共计党员15万人，其中包括3.2万工人、3万大学生和6.4万农民。如果我们除去农民中的25%（在它的旗帜下，绅士和大地主把他们的习惯私带进来）的话，我们仍有激进左翼分子的绝大多数。但这个左翼多数并不领导这个党。它被右翼少数所领导，后者以国民革命军的军官为基础，因此，国民党右翼继续统治南方军队占领的所有地区。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在军队军官的帮助下，不仅把国家机关掌握在它的手中，他们走得更远，解散不遵循纯资产阶级路线的国民党委员会（李济深在广州的武装政变）。国民党就这样变成一个在右翼领导下的散漫的组织。各组织几乎不再共同召开会议，政治行动和建立国家的问题没有得到讨论。由于这里没有集会，党员无法影响当局的政策。这些情况又导致了下面的情况，国民党是一个大党，它在客观上与把持着领导权和地方最高权力的右翼对立。中国共产党人在很大程度上以该党的左翼多数为自己的基础。他们必须与左翼多数一起推翻右翼分子，让他们退出党和政府。这样的清洗与武装工农联系在一起，因为右翼国民党得到国民革命军军官的支持，他们无疑会用武器来对抗任何左翼夺取国家政权和党的权力的尝试。直到今天，工人纠察队或是没有武装，或是被当局（广州）解除了武装。农民协会用简陋的长矛武装起来。武装他们需要时间。因此，在革命更好地武装起来之前，就需要来自上面的策略。现在，它采取的形式是支持唐生智，反对蒋介石。这样的策略是不可避免的。但甚至是唐生智，他在政府向左转的问题上什么也解决不了，因为他是一个比蒋介石更加反动的将军，是一个依附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地主，他于1926年加入国民党。
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孙中山的学说。列宁把他的三民主义界定为特殊的中国民粹主义。事实上，“纯粹的”三民主义是适用于中国条件的民粹主义，再加上民族主义。列宁称孙中山的党为自由派的党。三民主义是曾在俄国存在过的社会革命党的中国学说，加上民族主义、立宪民主主义。与孟什维克不同，列宁在俄国的民粹主义中发现的不仅是它的小资产阶级性和反动性（它是小资产阶级的“俄国社会主义”），还发现了它的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精髓，在它还作为俄国成熟的土地革命的表现时。我们必须不仅看到它的小资产阶级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反动内容，还要看到它的进步的民主精髓。三民主义首先表达的是对中国民族统一的追求，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农民革命的趋势。这个民族运动在更大的程度上变成了农民运动。但在三民主义中（像在当初的俄国民粹派运动中一样），知识分子扮演重要角色，在现在的国民党中，他们形成了强大和有影响力的一翼，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1894年，孙中山建立了“兴中会”。这个党几乎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党。1905年，孙中山组织了新党——同盟会，它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寻求农民的支持。1911年，在第一次中国革命前不久，孙中山为现在的人民革命党——国民党——奠定了基础。他吸收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家庭手工业工人，同时寻求与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系。
孙中山是一个正派的民主主义者，受压迫群众的真诚的朋友，不过，他还是让工人阶级在他的学说中只扮演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多年来，他一直是美国民主的热烈崇拜者，认为林肯是他的理想，宣称美帝国主义在夏威夷群岛上建立的社会制度是人间天堂。
在孙中山的学说中，恰恰没有详尽阐述农民问题。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中，在俄国革命和不断增长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影响下，孙中山开始更多地关注劳工运动，并开始相信工人将在中国革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孙中山的三个主要口号是：民族，民主，民生。它们合在一起，代表的是模糊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显然，这个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论如何都不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的先锋早就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了。作为一个为中国解放运动作出了无可估价的贡献的真诚革命家，孙中山应该受到纪念和尊敬。能够也应该把孙中山看做是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的某个阶段上的同盟。但必须清楚地看到，三民主义不能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够和应该是它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还是三民主义？这是问题之所在。
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国民党是什么？国民政府是什么？国民革命军是什么？
常常说，现在的国民革命军是红军。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它既不能与我们革命中的赤卫队相比，也不能与红军相比，因为它不像我们的赤卫队那样，是纯粹的无产阶级队伍，也不像红军那样，是工人和无产阶级的党领导的农民军队。国民革命军是大杂烩。它的广州核心的增长是由于组织得很糟糕的队伍加入其中的结果。现在的40个师，其中有35个是在战斗中倒向南方的。这些军队是由雇佣兵构成的，志愿兵只占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总体形势是把它改造成一支出色的农民军队，革命的、渴望战斗的军队。全体指挥员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但他们是很不可靠的。国民革命军的指挥员中的多数不仅是工人运动的异己分子，也是农民运动的异己分子，他们属于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国民革命军中的多数军官在不久前还为北方服务。共产党人在军队中是微不足道的少数。总司令蒋介石属于右派，即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分子，而且早就反复表明他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公开的敌人，是一个能背叛中国革命的人。他最近的一次声明（1927年3月）被说成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翼的“胜利”，实际上是外交手腕。很久以前，克伦斯基就对社会革命党的中央委员会说过这样的话，那时这个中央委员会仍寻求保持中派主义的立场，差别是，现在在蒋介石手中掌握着比在克伦斯基手中更加实际的权力。蒋介石的第一次政变是在1926年3月20日 ，这不是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野心之争”（像政治庸人所描绘的那样），而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蒋介石的胜利导致广东省反动派的胜利。武装的反革命队伍（所谓的民团）立即着手粉碎农民协会，解除农民的武装。旧官员又回到了政府中。工人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迄今为止，国民政府一直是将军们手中的工具。只有群众的压力遏止了政府的右派趋势，使一些激进分子进入政府（外长陈友仁是某种费边社①社员式的人物）。国民政府经常公然反对工农运动：它在许多地方镇压工人罢工，扼杀农民运动，不允许它扩展，限制它，诉诸解散组织和逮捕人员的手段，并竭力把农民运动与土匪“运动”混为一谈，支持罢工破坏者的组织反对工人。拒绝农民最公正和最基本的要求。没有任何“来自上面”的对农民的保证，同时不允许这个运动从下面发展。从1925年开始，大资产阶级就是国民运动中的首席提琴手。
①费边社系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组织，1884年建立，得名于罗马统率费边。宣传通过改革将资本主义社会逐渐改进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改良主义思想。工党成立（1900年）后，费边社并入其中。——译注
直到不久前，广州还是国民运动的主要支撑点。长期以来，国民政府的驻地就在这里。1917年以来，广州工人的实际工资降了50%。广州工人的平均月工资在3到10元之间。只有构成工人贵族的少数有技能的产业工人（是广州20万工人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每月收入在15~27元之间。正是这个工人贵族集团建立了机械师工会，它不是阶级工会的分支，而追随右派国民党。
在“内部和平”的口号下，国民政府要求工人克制自己不在“国民革命军的后方”搞罢工，让所有经济冲突服从政府仲裁委员会的决定。工人欣然同意，但在绝大多数场合，政府的仲裁都对雇主有利。政府劳工局作出的仲裁决定旨在让工人陷于饥饿，蓄意站在资本家一边。在国民党中，有一个“劳工部”，它是“商民部”的补充。资产阶级对商民部施加压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把官方机构争取到自己的一边。
在孙中山在世时就是这样，现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反对所谓的“红色恐怖”的借口下，资产阶级组织起它的武装队伍。目前，已经到了雇主对工人施以私刑的地步，就不用说被解雇的工人了。广州国民政府不仅经常对雇主的这些行为闭眼不看，甚至还鼓励建立在已经投靠雇主的前劳工领袖领导下的黄色工会。政府反对武装工人。1926年8月6日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命令解除工人武装，逮捕他们，把那些用他们的武器反对雇主的雇佣队伍的工人送交军事法庭。1926年12月，在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离开广州前往武汉时，下达了坚决解除工人武装的命令，为这个目的动用了军队。
政府离开广州后，“革命”将军李济深解散了国民党广州委员会（“左翼”在其中的“影响太大”），他实际任命了右翼的委员会。在5万国民党员中，这里只留下1.3万人，工人都已离去。但在这个委员会中还有共产党人。虽然如此，这个“革命将军”还为来到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了欢迎仪式。不过，在后者的干预下，共产党人掩盖了李济深的所有这些行动，后者是广州的真正主人。
国民政府的警察始终保护罢工破坏者的工会，反对真正的工会。在警察的保护下，雇主不断地镇压罢工。1926年10月，第3军第25营的一队士兵在深夜闯进车厢厂，对工人开火，造成不少工人死伤。这个“事件”与铁路劳资之间的和平冲突有关，其中国民党右翼的挑唆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广州所发生的一切，在国民革命军占领的地区也发生了。各省政府模仿广州中央政府。1926年7月，在广西省梧州发生了枪杀工人和逮捕共产党员的事。借口是罢工工人破坏了北伐的后方。在被枪杀的工人中，有三人参加过香港罢工。
对农民组织也一样。东莞县的一支农民自卫队被残酷地消灭了。
在湖北省，在1926年10—11月间，发生了农民组织被解散的一系列事件。例如，在麻城县，在一次工人农民的示威被驱散时，有10人受了致命伤。在湖南，在解散农会时，这个组织的一个领袖被绞死。国民党右派事实上领导着最重要的政府机构和军队，利用它们来粉碎工农运动。当国民党的法庭和报纸一示意，各地的官员和各地方军的军官就一致行动，反对工人和农民。
政府要求从农民协会的纲领中删去所有政治条文。农民组织被称为“土匪”。在国民党的机关报上可以读到下面的宣言。1926年6月，《人权》杂志写道：“目前的不幸……在于我们相信匪徒和与匪徒混在一起的农民组织。这是最大的不幸，我们强烈希望当局采取强硬措施消灭它们。”
减租25%还是在孙中山在世时就“决定的”。但至今尚未实施，因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所有机关都与资产阶级、并通过它与大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国民政府最近对工人采取了一项不能允许的政策。1927年1月5日 ，广州政府根据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公布了新的罢工法，它禁止工人在示威游行时携带武器，禁止专门的罢工纠察队，几乎在所有行业中建立了对工人的强制性的仲裁制。在仲裁委员会的仲裁中，国民政府代表对问题的裁决总是直接对资产阶级有利，反对工人，帮老板反对伙汁。蒋介石的党徒驱散不合蒋介石之意的工人集会（在汉口），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甚至不承认工会的存在，在广州和国民政府的所有其他辖区，从即日起，宣布工人组织为“非法组织”。
革命不仅不能保证工人阶级8小时工作制，甚至不能保证它每周休息一天、劳动保险、广泛的社会立法。老板和工厂主仍然对苦力和工人进行体罚。中国产业工人的处境至今仍十分悲惨，只比苦力稍稍好一点。
劳工问题的情况就是这样。
国民党形式上有30万党员。政府官员入党是“出于工作考虑”。它的组织是极其散漫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准确地说出党的基本单位是什么，或党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一般党员对其领袖的政策的影响是十分微弱的，中央委员会具有无限的权力，但同时，它在政治上是极其靠不住的。
实际上，蒋介石和其他将军们的手中掌握着几乎是无限的权力。
也许，在国民党最近一次全会上着手对中央委员会的改组，可以带来一些改善。但事实是在政治局之外，建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它拥有无限的全权。
在社会问题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的政策很像是旧俄国的立宪民主党的政策。政府只对工农许诺些许真正的经济改善。国民党的政治立法机构同样吝啬，深受资产阶级原则的浸染。
不幸的是，在我们共产党的报纸上，特别是在我党的报纸上，国民党的真正实质，现在被涂上光荣的色彩。在我们这里，国民党政府过去和现在都被说成是“全中国人民的政府”，或是“四个阶级的联盟”等。
好像马克思主义不再适用于中国，好像“超阶级”的政府可以在这里存在似的！我们报纸的一般读者必然得到这种印象，即国民党员“几乎”就是共产党员（他们与我们只有“细节”上的差别），当前在中国进行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对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 的造反，在中国逮捕俄国共产党员，我们的报纸都只字不提，苏联工人就像全世界无产阶级一样，对这个事件一无所知。只是在不久前，在1927年3月，出现了第一篇文章，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评论中，揭露了在国民党内发生的大量事实。在这篇编辑部文章中，我们读到：
国民政府已经掌握在中派手中，它近来在多数情况下都公然地转向右派。中国南方各省政府的情况更是这样。……国家要员、中国资产阶级阶层的代表和类似的人都属于国民党右翼。就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现在、他们的社会和政治联系来说，右翼国民党员注定要与帝国主义分子协妥，放弃彻底的社会改革，阻止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25]
在同一篇文章中我们看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劳工运动的增长十分担忧，它们正在公布实际反对罢工的法律。
在所有这些之后，《共产国际》杂志社论声称，“国民党现在正受着缺乏革命工农血液的困扰。中国共产党必须关心输血的事，那时形势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26]这样特殊的诊断和治疗贫血的独特方法，只证明了这篇评论的编辑本人的极其错误的态度。
国民革命军当前的胜利大大地扩展了国民党的地盘，汉口和上海两个具有大量工人阶级的中心也包括在内。在有利的形势下，它能够导致加强国民党左翼。但甚至在现在，还能看到右翼的同步加强。中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改变了对国民党的态度，转到它的一边，力求加入其中，其目的是为砍掉这个组织的头而成为它的领导，这无疑得到了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完全赞成。
资产阶级涌入国民党的队伍中，后者也从加入国民革命军队伍的军官中获得新党员。这两个源泉导致右翼的极大增强。右翼不掌握群众，它的强大是通过它与整个国家和军事机关的紧密联系。[27]
“在当前这个时刻，运动的左翼力量比右翼的大。但不能不看到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即在广州军队胜利的过程中，许多追随者会涌入其中，他们很容易被利用来反对工农群众的利益，如果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革命左翼不能不断地保卫革命利益的话。”拉费斯这样写道（《中国的革命》第131页），甚至是拉费斯，也与马尔丁诺夫一起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十分明显地倒退回孟什维主义。
把现在的国民党比做工农苏维埃，哪怕只是1917年2月那个时期的苏维埃，把中国共产党人留在其中比做俄国共产党员加入那时的苏维埃，是巨大的错误。首先，国民党在它的队伍中只有30万党员（在4亿人口中），而在2月的苏维埃中，已有数千万人。其次，布尔什维克在加入2月的苏维埃时，保持了自己的党的充分独立性，这与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最后，如果国民党与苏维埃是同一个东西，那为什么还要在中国提出苏维埃口号？
斯大林同志在同一个会议上补充说：“国民党和它的主席团、中央委员会是某种革命议会。蒋介石比策列铁里和克伦斯基高一头，形势的力量使他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分子的战争。”
这两个断言都同样错误！
如果国民党是从政党到苏维埃之间的过渡的话，那它为什么不接受苏维埃口号？国民党当前的领袖们肯定会反对这个口号。
如果国民党是革命议会的话，各政党在其中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和必须的。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革命议会中没有政治和组织上的充分独立呢？
“与俄国相比”，把国民党比作旧社会革命党（再加上部分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更合适，当然是在它还是进步政党的日子里。
但把现在的国民党比作1920年的基马尔的党，更加准确。在那时，基马尔的党努力摆出革命党的样子，“几乎”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它讨好工人，号召农民站到它的一边，允诺与共产党人合作，把它的政府称为“人民委员会”等。但时机一到，它就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割断了它的几个领袖的喉咙（杀害了苏布希[28]同志和其他人），建立了一个推行保守的国内政策的资产阶级民族政府。
当然，土耳其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能与中国相比。首先，在中国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它能扮演伟大的革命角色。这个主要区别一刻也不能忘记。但中国工人阶级只有在它变成独立力量，不再是国民党的附庸时，它才能在政治上扮演这个角色。国民党的命运也会由于我方的正确策略而不同于基马尔党的命运。在左派国民党中，有许多工农联盟的真诚支持者。在更加正确的策略下，左派国民党人将会与右派彻底决裂，从而促进建立能够扮演伟大革命角色的群众组织。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基马尔党发展的历史经验。
“中国将走土耳其和基马尔·帕沙党的道路，还是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道路？”帝国主义分子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京津泰晤士报》1927年3月6日 ）。对世界革命，特别是对苏联的最大危险，是国民党的演变，即它的右翼的胜利以及这个“基马尔”一翼在蒋介石或某个其他人领导下与美国或英美帝国主义的妥协。这样的后果可能比我们面临夺取上海之前的形势更加糟糕。这将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和平”征服打开中国市场，这将为巩固资本主义的稳定服务。它将放开英国帝国主义的手脚，加速国际帝国主义讨伐苏联的时刻的到来。这种结局的危险是绝对应该看到的。
仅基于这一点，我们绝对有责任对自己和整个工人阶级说出现在的国民党的全部真相，让整个国际无产阶级清楚地了解此事，打消用外交方式解决应由阶级斗争解决的问题的企图。利用一个将军反对另一个，对革命利益来说是必须的。但这种利用将军们之间的对抗和竞争的策略，是不能取代阶级路线的。我们的方向是群众。在我们的革命的某个阶段上，正是右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斗争曾有过重大意义，所以，国民党左右两派之间现在的斗争也有同样的意义。但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需要一个独立于国民党左右两派的中国共产党。
七、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相对比较年轻。只是在四个月的上海政治罢工（1924年6—10月）和几乎长达一年半的香港工人的抵制罢工（1925年6月起）之后，中国共产党才成长为一个有1.5万名党员的党（共育团的团员人数也差不多）。不过，在中国工会中约有150万工人，年轻的共产党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农会也有相当的影响，在有利的条件和正确的政策下，它的成长会更加迅速。
中国共产党在极度模糊的条件下，成了国民党的一部分。它被迫同意不批评三民主义，这一学说与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共产党组织是真正不定型的。在人民的眼中，共产党人为国民党的包括反对工农的行动在内的所有行动承担责任，因为它放弃对国民党的尖锐的批评。共产党人在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宣传中，从来或几乎从来不以自己的党的名义，而以国民党的名义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党在与群众的接触中，往往失去了共产主义的面貌。虽然事件的规模宏大，共产党至今没有自己的日报，或总的来说，没有广泛发行的布尔什维克的刊物，虽然它在国民政府中已经有了两个部长。没有共产党的日报确实意味着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中心。总之，共产党真的变成了国民党的附庸。确实，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也“有些人认为不能在农村掀起革命，他们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以后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的讲话）。[29]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对国民党的依附，使党不能对工人阶级和农民履行它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极度摇摆的。它的基本定向既不清晰，也不稳定。例如，192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6月全会通过了下面的决议：
减轻这些苦难是中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这不是布尔什维主义。不过可以说，这是在拯救我国人民名义下的布尔什维主义，而不是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布尔什维主义。……
他们（资产阶级）不明白，如在工人组织和罢工中出现这样最低限的阶级斗争，决不会削弱反帝或反军阀力量的能力。除此之外，他们还不明白，中国资产阶级的福利取决于它与无产阶级共同反帝反军阀的战争的成功，而决不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这个观点绝对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它是真正的孟什维克的立场。由于共产党这样的政策，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但在这种极右偏向的同时，我们还在中国共产党员中观察到了极左情绪。如类似的宣言：“1926年3月20日后，国民党已经死亡，5月15日[30]后，它已经腐烂。为什么我们还要用我们的手来支持这具腐烂的尸体呢？”（《共产国际》杂志，1927年3月1日 ，第409页）这样的观点当然是错误的。像共产党的组织一样，国民党是不可能死亡的，因为它不是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组织，它的中心是强大的资产阶级核心，它是不会死的。这样的极左情绪只能解释为对错误的极右的，几乎是孟什维克政策的反动来解释，这种政策是中国共产党错误的政治态度导致的。
首先，中国共产党必须完整地贯彻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列宁的提纲，因为只有它才能提供保证胜利的正确方向。
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国民革命军占领的地区合法化。因为在多数情况下，那里的共产党仍是非法的，因为军队首脑利用每个机会消灭共产党人。必须创办共产党的群众性报纸。共产党人必须以自己的名义对群众讲话。
八、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不惜代价地留在国民党内，就是强烈地对抗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列宁的提纲。为这条路线的辩护，显然是把发展路线想象如下：我们首先让国民革命军取得彻底的胜利，即统一中国，然后，将开始让共产党脱离国民党。换言之，首先让我们在与资产阶级的联盟中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然后，无产阶级将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和一个完全独立的工人阶级的党等开始行动。这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的概念。
一种国家独立可能与另一种完全不同。1911年革命之后，中国在袁世凯（他是中国的斯托雷平和维特[31]的杂交）的领导下的统一，是众所周知的。后来，中国在吴佩孚（直系时期）之下的统一，他现在是张作霖的盟友。在孙中山领导下，在1911年革命开始的中国统一是多么短暂，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因为这里没有一个能够保证这种统一的真正的阶级力量。
在为统一而斗争的过程中，中国无产阶级必须赢得领导角色。因为如果统一在资产阶级（哪怕是最民主的）的领导下进行的话，无产阶级进一步斗争的条件就会糟得多。占据有利地位的资产阶级会使无产阶级处于比现在更加不利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必须为中国的统一服务，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公式。中国的国家统一必须为中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服务，这才是工人阶级的公式。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世界，最后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但只有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赢得更大的领导角色，资产阶级革命才能最终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坚持这点：
更何况，中国的无产阶级运动已经不再处于萌芽状态了。像在每一场大革命中一样，中国的国内对抗迅速地成熟。
共产党人能够也必须支持国民革命军和国民政府。在某些条件下，共产党员能够也必须加入国民政府。列宁是同意布尔什维克加入临时革命政府的，但他当然反对加入一个像李沃夫伯爵或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那样的政府。
在下述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加入国民政府：
1.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充分独立，有充分的机会进行它的宣传、鼓动、组织工作，武装工人等。
2.共产党人有充分机会在群众面前批评国民党的折中和错误。
3.共产党本身和共产国际最严密地监督它在国民政府中的代表。
4.中国共产党人有充分的机会在党认为是合适的时机在群众面前提出苏维埃口号，并捍卫这个口号。
5.政府政纲一定不能是那种阻止我们“用革命精神教育和组织农民和广大受压迫群众”的（列宁）。
在没有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加入国民政府就孕育着极大的危险，可能会实际打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脊梁。
如果我们在国民党运动中有几个部长，但没有一份党的日报，那么这种情况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就不仅是危险了，这使人怀疑共产党部长能否履行他们的重要的职责。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共产党仍是国民党的附庸的话，共产党部长加入国民政府将会败坏党的声誉。
从《共产国际》杂志第12期（1927年3月）的社论中，我党才刚刚得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月全会制定了对国民党的下述任务：
从党内联盟的政策过渡到党外联合的政策；制定清晰独立的政治路线；努力使现有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国民党的基础；使国民党不要建成一个集中的党，让它的地方组织更像是俱乐部。（1927年3月22日 ，第555页。）
接下来，它报道说，中国共产党认为，在国民党内的左派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共产国际》编辑部的意见是，“所有这些决定都必须修改”。然而这些决定的主要倾向无可否认是正确的。而更需要“修改”的，是让中国共产党仍是国民党附庸的那条路线。
一般来说，共产党加入一个非共产主义组织是否可以呢？在有些情况下是可以的，某些特殊形势甚至使这种加入成为必须的。例如，在关于英国工党的问题上，我们曾经面对的就是这种形势。列宁用形势的特殊性来说明这种必要性。他说：
列宁继续说：
英国社会党在工党的队伍里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写文章说工党的某某领袖是叛徒，说这些老领袖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是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既然共产党有这种自由……就应该加入工党。[34]
此外，一定不能忽略，列宁说的不是当革命已经在英国进行时，他赞成英国共产党加入工党，而是在英国生活中相对“和平”的时期。以现在的英国总罢工为例，它表明，一旦运动兴起，工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立即激化。
不过，中国正在经历革命兴起时期。运动在发展，工人阶级与国民党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也在增长。
当然，不能简单地把国民党与英国工党相比。一方面，在英国工党中，工人占绝大多数，这里有与我们自己的阶级成员的统一战线策略问题。除此之外，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下面列宁关于英国工党所说的话：
当然，工党的大部分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确定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它是由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从这个唯一正确的观点来看，工党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虽然它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领导它的是反动分子，是完全按照资产阶级意图行事的最糟糕的反动分子。[35]
英国工党的领袖们是帝国主义分子的帮凶，而且往往他们本人就是“劳工”帝国主义分子。
另一方面，左派国民党仍与共产党员一起工作，当前客观上仍扮演着反帝的角色。因而当然有着巨大的差异。不过，同时一定不能忘记，在国民党中，工人成员不占多数。直到现在，资产阶级分子在国民党的领导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甚至能够在明天就以某种形式和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帝国主义的盟友和帮凶。国民党的右派领袖早就是帝国主义的盟友。
必须记住，作为一个整体的国民党进行的反帝斗争，到某一点就会停止。国民党要求取缔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废除海关极度不自主的形式，但仅此而已。不能忘记，只要海关不自主能维持，那英国就认为可以迁就印度，从而解除部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武装。必须清楚地看到，国民党的右派和中派力求与美国、日本甚至还有英国妥协，因为他们想从后者那里得到贷款。当前国民党的领导核心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很快就会为与帝国主义的妥协让路。
我们对国民党左派领袖们，特别是汪精卫，也不能抱幻想。在决定性的关头，他们将表明他们丝毫不比英国工会的领袖们强。但为了把国民党左派党员引上革命道路，应该尽一切努力，不过不能变成左派的尾巴，后者本身又是右派的尾巴。
原则上，必须这样提出问题：中国共产党能够和必须依附国民党，但只能在列宁赞成英国共产党加入工党的那些条件下。直到现在，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
在当前的军事和政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能够也必须留在国民党中，但只是为了积聚自己的力量，为立即开始把群众招集到自己的旗帜下，进行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无情的斗争，争取把它开除或瓦解。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的口号不是退出国民党，而是立即宣布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充分的、无条件的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组织上的完全自主。
中国共产党必须公开声明，它不再接受强加给它的哪怕是最轻微的对它的政治和组织独立的限制，此前它所接受类似的限制，现在废除。中国共产党在对人民的宣言和一系列传单中，必须为这样的声明奠定基础。中国共产党必须立即创建自己的日报。
共产党不惜代价地留在国民党内的路线，不仅导致不加批评地颂扬国民党，不仅导致掩盖枪杀工农的骇人听闻的事实，以及工人的最糟糕的物质条件，还导致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共产国际各党直接迷失方向。
巴黎工人祝贺革命的中国军队开进上海。在巴黎公社的56年之后和俄国革命的10年之后，中国公社标志着世界革命发展的新阶段。
显然，法国工人共产党员被告知，现在的国民党是中国公社！
德国共产党机关报《红旗报》在其1927年3月17日 号上刊登了一幅蒋介石的照片，称他为中国革命工人的领袖。没有对德国工人解释蒋介石实际上是什么人。
俄国共产党的最大的报纸之一《巴库工人报》以这种方式解释我党对中国问题的立场，它建议国民政府“在国际政策领域中暂时推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政策”（《巴库工人报》1927年4月5日 ）。
《巴库工人报》忘了，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在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之后，“布列斯特政策”才是正确的。但我们的党没有理由对例如克伦斯基的政府建议布列斯特政策。在威廉皇帝被推翻之后，谢德曼[38]和哈阿兹[39]的政府也实施“布列斯特政策”，但这没有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社会民主党人实施的布列斯特政策意味着凡尔赛，同时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蒋介石实施的布列斯特政策将意味着与英美帝国主义的联盟。《巴库工人报》犯了个把国民党政府等同于无产阶级政府的“小错误”。当然，如果这个“小”错误是可以允许的话，那么就可以允许国民党粉碎罢工，因为它也被称为“中国公社”。
在没有共产党人的情况下，国民党的右派和中派将很快就能与英美帝国主义达成协议。
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在1927年4月5日 签署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联合声明时，达到了错误的顶点。声明说：“即使我们的主要观点在细节上完全不同，我们也必须联合。”镇压工人罢工，解除工人武装，枪杀工人农民，都仅仅是“细节”！
文件否认关于“共产党准备组织工人政府，它想用武力侵犯租界，推翻国民政府”的流言。好像工人收复帝国主义租界与推翻国民党政府是一回事似的。这是绝对错误的。在汉口，工人收复了租界，但这根本不意味着推翻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不把国民党的革命分子提升到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水平，而是在这个号召中把自己降到国民党领袖的思想水平上。这样的提问题方式孕育着最大的危险。
同时，这个号召表达了这种思想，即现在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合作形式可以用两党的“联盟”所取代。显然是部分共产党员坚持这点。我们的立场根本就不是把国民党改造成用来取代和同化共产党的“工农”党。我们在东方不需要工人党，而是工农党的观点，是与马克思列宁的观点彻底决裂。从来就没有任何“工农”党能够捍卫工人的事业。“工农”党的理想是诺伊·饶尔丹尼亚[40]在格鲁吉亚实现的，但所有人都知道，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实际上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国民党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组织，只要它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就支持它。形势的特殊性甚至允许我们在国民党内的合作，但只是在我们的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得到百分之百的保障的情况下。但如果国民党领袖们把事情强行搞到这种地步，不给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条件（即在充分的组织和政治上独立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的可能，即如果它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的话，共产党也不能因为害怕而放弃这点。当然，即使这样，只要国民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时，共产党也将实施与国民党联合的政策。但工人党政治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是一刻也不能忘记的。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策略下，左派国民党员将足够强大，能够反抗右派，为共产党人在上面强调的条件下留在国民党内创造机会，这是完全可能的。但如果共产党人不立即公开地提出组织和政治上完全独立的问题，如果共产党人放弃帮助左派国民党员建立他们自己的反对右派的派别的话，那么国民党右派的政治胜利就不成问题。这个胜利将给中国革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也将给整个世界革命事业造成最大的损害。
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保证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角色，并把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争取到它的一边来。
对于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能否起领导作用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能够起领导作用，如果小资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向左摆的话；而推动小资产阶级向左摆的力量，不仅是我们的宣传，而且是经济、财政（战争的重担）、军事、政治等方面的许多客观因素。[41]
列宁在1915年是这样写的。只有采用正确独立的阶级政策，中国共产党才能帮助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向左转，转到无产阶级一边来。
九、论苏维埃口号
现在，在占领上海后，国民政府控制了有两亿人口的地区，几个大工人中心也在它的管辖之下，在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已经激起了农民运动之后，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可以也应该提出的时候到了：建立工农和劳动者苏维埃，苏维埃中必须有国民革命军的士兵代表，不允许资产阶级代表进入苏维埃。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参照上面）已经说过在东方需要宣传苏维埃思想，只要有机会就必须建立苏维埃。这个时机在中国已经来临。只有建立苏维埃，才能保证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为它做准备。只有苏维埃才能粉碎资产阶级旧的统治机关，并开始建设新的机关，直到现在，旧官员实际上仍在履行行政职责。
当前的苏维埃政纲可以如下：
1.土地国有化（这个要求也包括了孙中山的第一个纲领。必须用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来解释它）。
2.真正的土地革命（不仅仅是改革）及其一切后果，即贫农和小农完全从地租和他们的债务下解放出来，清除所有封建残余等。（国民党目前的纲领是极其模糊的：确定税率；取消一切特税；改组乡村行政机构；改善农民状况；解散所有反对农民的武装队伍；禁止高利贷；制定租税上限，等等。无论如何，这不是土地革命的纲领。）
3.铁路国有化。
4.工人8小时工作制（以及一系列的其他劳动法）。
5.废除“不平等条约”，还要提出外债问题。
6.没收中国的作坊和工厂（大中型）。中国银行国有化，如果它们的所有者反对国民革命的话。
7.没收外国的作坊和工厂、收回租界以及种植场和其他土地财产的前景等。凡与革命妥协的外国人，允许他们出资赎买，凡参加干涉者，均予以没收。
8.建立真正的正规红军，它是工农军队，领导它的是工人，而不是职业军官（必须以俄国革命头几年的经验的精神吸引和利用后者）。
9.武装工人。
10.解放妇女。
11.一系列根除封建残余的法律。
中国的苏维埃当然必须适应中国的条件，即必须“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列宁）。在现在的条件下，人口的大多数、首先是绝大多数农民，能够也必须接近苏维埃。当前这个时期，中国的苏维埃不可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而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贫民的专政。
我们现在必须提出下面的要求，作为农民的口号：
1.取消地租，或至少削减50％的地租。
2.禁止非法税收和征敛。
3.驱逐劣绅。
4.解除民团武装。
5.武装农民。
还必须有组织和武装起来的革命，这就是建立作为真正革命中心的苏维埃（苏维埃既可以成为国民党的活动舞台，也可以成为共产党的活动舞台）。在正确的政策下，同情国民党的人民群众也会支持建立苏维埃的思想。在我们成功地赢得城市行政权的地方，共产党人必须尽一切可能武装工人，并把地方机关改造成革命运动的支点，深化反对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运动。
应该明自，即使在苏维埃在中国胜利的情况下，中国的新经济政策也将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要对小资产阶级做更大的让步。
中国共产党必须以为苏维埃和上面指出的纲领进行公开广泛的宣传来展开进攻，决不允许国民党在这方面束缚它的手脚。这对左派国民党员来说，是严肃的政治考验。这也将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真正的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它也意味着工农运动在中国真正的深化。反对帝国主义者的真正力量将建立起来，这是现在的斗争不会最终变成仅仅是没有深刻社会内容的南北方之间斗争的重要保障。
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大规模屠杀，不会因放弃让运动上升到更高阶段的尝试而停止。只有在如果所有事情都转到右派国民党员那里，即转到明天就可能变成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资产阶级手中，帝国主义分子才会满意。只有更多的工农群众站起来，武装起来，建立苏维埃，它能够在“不胜利，毋宁死”的口号下组织起数千万、数亿中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才能够制止帝国主义的攻击。
十、中国革命的国内外形势
中国革命成为世界帝国主义的焦点。这里是国际帝国主义武装力量聚集的场所和地区（目前规模还不大）。世界上几个最大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的统一战线的机会，在这里已经大致出现，虽然还远不牢固。炮击南京表明，国际帝国主义一旦看到中国革命最初的重大胜利，就会兽性大发。
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会对帝国主义分子造成下面的威胁：
①数十亿的直接损失（包括租界等）；
②失去市场，尤其是在市场问题已经成为决定性因素的时代；
③令“传染”蔓延到印度、印度支那等。
这也解释了，迄今为止，美国帝国主义一直最清楚如何以表面上的善行掩盖它对中国革命的仇恨，现在终于彻底抛弃了它的妥协态度。国际帝国主义的可观的武装力量出现在中国的港口、上海的租界等地，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端困难的形势。无疑，在中国革命的正确大胆的政策下，残忍的帝国主义只能派遣更多的军队到中国，只能导致帝国主义军队中“可靠”部分的瓦解，这将会导致欧美工人愤怒的进一步爆发。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帝国主义分子的统一战线。无论如何，只有工人阶级的领导能够在如此紧张和沉重的气氛中保证胜利。
1922年4月，列宁写道：
而印度和中国都在沸腾。这里有七亿多人。再加上和它们完全相似的亚洲各国，那就占全世界人口的一大半。那里的1905年即将到来，而且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愈来愈快地到来，但有一个根本的很大的不同之处，俄国的1905年革命尚能孤立地进行（至少在开始时），没有一下子把其他各国卷入革命，而印度和中国的日益发展的革命现在正在或已经卷入革命斗争，卷入革命运动，卷入国际革命。[42]
列宁在1922年就认为中国已经“沸腾”，那么现在，在1927年，他会怎么说它呢？
只有中国革命把其他国家也卷入革命之中，如果它把它们卷入世界革命之中，它才能取得胜利。
只有在中国革命进入为苏维埃而进行的斗争中，它才能得到国际无产阶级最大限度的同情和支持。与“为国民党”的口号相比，“为中国的苏维埃”的号召将赢得国际无产阶级的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不管国民党怎么动摇和使它对可能作为“调解者”的国际帝国主义变得更加“可以接受”的前景等的企图有多大，这样的企图只能破坏事业。
蒋介石并没有把整个北伐看做是革命对反革命的讨伐，而不过是改善孤立的广州的战略步骤。强大的工农运动把它转变为（至少是部分地）革命对反革命的讨伐，这不是给蒋介石的贷款。数百万工人和数千万农民群众本身赋予民族斗争以社会和革命的内容，反对国民党的领袖们，至少是反对国民党的右派领袖们。伴随着北伐的事件、群众的激荡和进发表明，中国有多少可燃物质，中国革命有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深化中国革命和给予它以巨大推动的可能性有多大。
中国革命的国内外形势是彼此紧密相连的。
在当前时期，帝国主义分子把他们的策略扩展到两条战线上。
一方面，他们正在准备反对民族革命运动的直接战争，而且早就开始局部进行了。舰队在中国的所有港口集结。占领了战略据点。调来了大量的部队。轰炸南京不仅是一个插曲，还是血腥的“开始”，可能随之而来的是可怕的更加血腥的继续。狂热的战争准备不仅在上海的外国租界中进行，还在广州的租界中进行。毫无疑问，在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外国帝国主义将扔掉面具，着手进行反对中国革命的公然的、惩戒性的讨伐，毫无顾忌地试图扶持张作霖或他们的其他直接代理人为“中国的主人”。另一方面，他们更愿意与国民党的“温和”（不仅是公然的右派）分子达成协议，为这一目的使用的不仅是行贿和“哄骗”，还有恫吓和最后通牒等。美国、日本和法国无疑更愿意通过与“温和分子”达成“和平”协议和妥协来分化民族运动，因而对中国的剥削形式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而不是它的实质。归根结底，英国帝国主义最负责的集团也将会选择这条道路。为帮助孙传芳而派往上海的帝国主义军队来得太迟了，但他们现在在适当的时机变成了右派国民党人的同盟。
中国革命必须看到这两个危险。克服这两个危险的道路只有一条：让所有工人、数千万乃至数亿农民站起来，清楚地表达民族运动的社会性质，不怕吓走资产阶级，在建立苏维埃的道路上迈出有力的一步，立即展开土地革命，立即实现8小时工作制，立即以富人为代价真正帮助城乡贫困人口，以开始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束缚给予整个运动以强有力的推动。只有这样才能击退帝国主义的进攻。只有这样，国民党阵营中的右派和“温和的”叛徒才能受到严厉的惩罚。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中国革命。只有这样的一场雪崩才能阻止帝国主义分子。努力以“别吓走”中国资产阶级，别“拒绝”国民党右派和温和派的领袖，别“激怒”外国资产阶级的方式行动，只能毁掉一切。只要帝国主义分子看到这种努力，他们就会变得十倍的傲慢，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部分就会采取背叛措施。
在我们千方百计地动员国际无产阶级反对战争危险时，我们必须同时坚决支持中国革命前进，上一个新台阶，不怕中国资产阶级投入反动派的阵营。
中国资产阶级“不能”背叛中国工人，因为它“需要他们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个论据是孟什维克的论据。孟什维克总是说，俄国资产阶级当然像是要背叛工人，但它“不能”，因为它“需要他们进行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马尔丁诺夫现在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却重复孟什维克的老生常谈，与他当初还是一个孟什维克时关于俄国革命所宣扬的东西一般无二。）实际上，中国资产阶级刚刚看到工人阶级不想仅仅充当它手中的反对外国资产阶级的工具，而要独立地提出它自己的任务时，就开始背叛民族革命运动了（就不用说无产阶级运动了）。只有在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情况下，中国革命才能胜利。
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一贯革命政策，首先要有对中国资产阶级领袖们，即国民党右派党员的一贯的革命政策，反之亦然。
只要最高指挥权保持在蒋介石的手中，只要政府的重要职位保留在国民党员的手中，只要这些资产阶级代表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有他们最重要的支点，革命事业就一直处在严重的危险中。在当前的形势下，对中国革命来说，来自内部的背叛（无论是直接或间接，是快或慢）要比轰炸南京和军队占领上海要危险得多。如果孙中山过去的战友陈炯明能够投到反革命一边去，蒋介石为什么就不能呢？他早就表明他是工农的敌人，整个帝国主义报纸都把宝押在他的身上，最有影响的帝国主义机关报都认为他与张作霖进行秘密谈判。把最高指挥权留在这个人的手中（哪怕是在监督下）是优柔寡断，它是内部最大的危险的征兆。如果共产党员为此承担哪怕是丝毫的责任，就是在走一条险路。他们必须马上离开这条路。
十一、整体国际形势
当前时期的事件反复确认了国际资本主义稳定的全部相对性。中国的形势像一条绷紧的琴弦。不管下一个时期可能如何发展，世界的平衡无论如何都会变得更不稳定。新的战争（或几场新的战争）前景日益迫近。在世界政治中正在积累着越来越多的炸药。
苏联被包围的形势变得更加清楚。张伯伦最近的照会不仅仅是一篇“报刊小品文”，不仅是“扔给死硬敌人的一块骨头”（英国保守党两派之间的矛盾一般来说是不应该夸大的），无疑是以外交方式为更加有力的措施做准备。这份照会是“切口手术”，它的目的是使英国外交能在适当时机采取更加激烈有效的方法。这份照会是整个政策链条的一环。
在某些条件下，美英帝国主义在中国准备的统一战线，对欧洲也孕育着极大的不利。
德国局部稳定的某种程度的加强，导致德国资产阶级对“西方”的好感。在德国以某种形式加入反苏阵线的时机已经临近并变得更加清楚时，近来的德国外交也变得更加积极。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完全落入了英国的影响范围（承认罗马尼亚兼并比萨拉比亚[43]）。立陶宛发生的法西斯政变，无疑得到了英国的赞成。在波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极度激化的阶级对抗加速了毕苏斯基的冒险计划。在这样的条件下，与拉脱维亚签订的和准备与波兰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当然不会给苏联最小的真正安全，虽然它们对苏联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在北京和中国的其他大城市中对苏联机构的袭击，无疑是英国组织的，并且也得到了美国的部分支持。它们是整个挑衅链条中的一环，对此，苏联不会也不想做任何反应。北京的袭击指望激起苏联政府在满洲里采取激烈措施，从而把日本卷入反苏斗争中，使英美两国腾出手来。但除了其他目的，它还指望方便国民党右派的工作，首先是吓唬国民党最温和的领袖们。张伯伦也不是不可能引用在北方军队袭击和逮捕我们的同志们之后制造的“文件”，以便在反对我们的斗争中采取新措施，在全世界资产阶级报纸上发动一场战役，也许甚至会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
由于工会总委员会显然准备做最下贱的事，这对张伯伦就变得更加容易了。在英俄委员会的柏林“真诚”审议之后的第二天，总工会就与工党中央委员会一起声明，它为“英国国旗在中国受到侮辱感到痛心”，建议把与国民政府的“冲突”提交国际联盟，这也是张伯伦的决定。
我们对帝国主义分子在北京行动的答复也必须是双重的：一方面别落入圈套，冷静克制地继续执行和平政策来应对挑衅；同时千方百计地在中国本身深化群众运动，激起更多的劳动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反对他们在北方和国民党右派中的仆从。
总体来说，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越长，国际形势就会变得更加紧张。
中国问题正在变成世界革命当前命运的主要问题。它可能对苏联的当前命运产生直接的影响。现在到来的时刻，正是列宁在写其政治遗嘱时预见的时刻：
为了保证我们能存在到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西方同革命的和民族主义的东方，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同东方那样落后的但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发生下一次军事冲突的时候，这个大多数必须能赶上建立文明国家。我们的文明程度也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我们已经具有这样做的政治前提。[44]
或是我们是否能得到“第二次喘息”（列宁，同上），或是对苏联的新的十字军远征会失败，它“由于东西方剥削者——日本和美国——阵营内部的对抗而流产”，列宁斌予这些事情以决定性的意义。
这就是我党和共产国际现在承担着最重要的责任的原因。
当前的策略问题基本由下述几点构成：
1.在全方位援助中国革命的同时，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防止国际帝国主义扩大其对南方的公然干涉。
2.苏联必须像以前一样地推行和平政策，呼吁所有国家的劳动者起来帮助保卫现在已经处于十分危险境地的和平事业。
3.同时，千方百计地把中国革命尽可能地向前推进，竭尽全力地使它不仅具有民族性，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性。
4.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中国工农群众革命运动的真正中心，它的名字是苏维埃。
5.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帮助中国共产党实现真正的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所有束缚和限制中国共产党独立的东西都必须予以粉碎。
解除上海工人武装，国民革命军军官枪杀上海工人，逮捕上海总工会主席，解除中国其他城市的工人的武装，所有这些事件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当前的国民党领袖们直接接过了卡芬雅克的角色。枪杀上海工人和解除他们的武装，从国际的角度，直接使他们投入外国帝国主义的怀抱中。最近的事件完全证实了在所附文件中阐述的路线。
格·季诺维也夫
于莫斯科
附录3：中国革命的失败
译自Архив
Троцкого, т. 1, стр. 80—141。
一、中国大资产阶级“背叛”民族运动
政变的演习
1925年的上海事件和香港罢工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在中国资产阶级中引起了恐慌。此前，资产阶级的各个派别一直是民族运动的主宰，从1919年开始，扮演领导角色的实质上是工业资产阶级。1925年，革命领导权的新的觊觎者登上了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加入革命以组织学生示威、抵制英国货为限。无产阶级在上海和香港扼住了英国资产阶级喉咙。它让小资产阶级、学生、商贩、手工业者追随自己。无产阶级掀起了强大的运动，后者暂时让资产阶级服从它。
但无产阶级的斗争不仅反对外国资产阶级，也反对中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迫使本国资产阶级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资产阶级明白，应该采取措施来反对工人阶级在民族运动中不断增长的影响。孙中山逝世后，不仅是在北京西山组成的公然的国民党右翼[45]要求与共产党员决裂，准备战斗。准备战斗的还有中派分子，他们那时还不敢公然要求驱逐共产党人。属于前者的有国民政府现总理、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属于后者的有胡汉民，左派国民党员怀疑他参与谋杀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蒋介石也属于这个中派，他于1926年3月20日 逮捕了在广州军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撤销了左派国民党领袖汪精卫的政府领导职务，采取了右倾方针。但蒋介石受到了基层党组织的反抗，他诚然被迫停止了对左派的公然进攻，但仍然争取到了一点，即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政府和党的机关的数量，使他们不能对抗资产阶级的领导角色。同时，蒋介石要求共产党员不得批评三民主义。
蒋介石十分成功地掩盖了自己政变的性质。在逮捕了共产党员之后，他驱逐了几个极右分子，如邹鲁，英国代理人，3月20日前 曾是广州政府成员。
蒋介石试图宣誓忠于苏维埃俄国，同时要求作为中国革命唯一领导者的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蒋介石采取的所有思想和组织上的伪装，都不能掩盖他的政策的实质，这是显而易见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农民部在其对广东省国民党12月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1926年3月20日 事件的后果描写如下：
这表明，上层的政变企图、上层的向右转，作为对农民的反革命压力，立即在基层——农村——反映出来。
北伐
蒋介石的这个政策在国民党的基层引起不安，并对他的威信造成了极大损害。此时，吴佩孚为消灭企图摆脱他的领导的唐生智将军而挥师南下。唐生智虽然是一般的军阀，他向广州求救。蒋介石利用这一进军在广州引起的担心，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决定援助他。
主导蒋介石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个是物质理由。广州政府创建的军队有10万人，它要求的开销日益增大。受地主、高利贷商业资本压迫的农民不能为政府提供大量资金，为了提高它的支付能力，需要进行土地改革，至少要减轻农民给地主交纳的地租。但蒋介石害怕与作为资产阶级组成部分的地主的斗争。因此，为了维持军队，他不得不求助于扩展广州政府统辖的地盘。
蒋介石领导下的广州政府决定北伐的第二个原因，是希望用军事胜利的桂冠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声誉，由于3月20日 政变的结果，它在群众的眼中已经动摇。所有这一切都是如此明显，这次讨伐的参加者之一、共产党员席念怡（音译）在1926年8月7日 写道：
北伐在其现在的政治界定下，只是由于客观条件，才能认为它不是帮军阀的忙，而是帮资产阶级革命的忙。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同志在其1926年7月2日 的文章中，谈到了有些共产党员十分谨慎地提出的反对北伐的论据：
在这个问题上，我与某些同志的意见不同。当然，他们也不反对北进。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他们认为，广州在北进之前，应该为此聚集力量，而不是不顾在这条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危险，盲目地向前冲。
许多中国共产党人明白，蒋介石的讨伐并非出于革命动机，而是出于反革命动机，他们认为，必须先在广州进行内部斗争，把广州建成真正的革命基地，从而预先决定北伐的革命性。多数负责中国事务的俄国同志也持这个观点。（中国共产党人的论据证明他们对布哈林体现出的阶级混淆的深刻认识。布哈林反对我，因我要求预先在广东展开解放农民的斗争，否则，投入北伐就是把后方的政权留在反革命的手中。）
下述客观条件使由于害怕与地主斗争和寻求军事力量而产生的北伐成为革命因素：北伐暴露了吴佩孚军阀制度的彻底腐朽，几个月之间就使他的军队土崩瓦解；北伐显示了民族思想的巨大力量；最后，北伐使各地工农站了起来。这些客观条件迫使蒋介石利用他昨天逮捕的共产党人，国民革命军的一半力量不在于它的刺刀中，而在于没有左派国民党员和共产党人，蒋介石就不能展开的宣传鼓动中。
国民革命军的力量还在于北伐期间农民给予它的支持中。希望在与地主的斗争中得到国民革命军的支持，农民给军队提供粮食，为它进行侦察，进攻军阀较弱的部队，总之，他们全力以赴地支持国民革命军。
组织政权
蒋介石明白隐藏在广州军队胜利之中的危险。因此，他在掌握了政府、中央委员会和军队指挥权之后，把全部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在有两亿人口的广袤领土上，地主和资本家开始聚集在蒋介石的周围，他的主要任务是不允许旧机关瓦解，即拯救地主和资产阶级压迫工农的旧机关。所有革命都是从破坏旧的政府机关开始的。
广州政府在广东省没有触动各地方的地主和商人的旧政权。第六次扩大全会的决议断言，“国民党在广州创立的革命政府已经与工农和城市民主派的最广大群众建立了联系，依靠他们打垮了帝国主义分子支持的反革命匪帮，并为使广东省的整个政治生活彻底民主化而工作”（参见《第六次全会记录》第71页），看来纯属臆想。因此，说什么“这样，广州政府是中国人民为独立而斗争的先锋队，它将是在国家进行未来的革命民主建设的榜样”的接下来的声明，也应该认为是臆想。
在共产国际报告中的这种彻头彻尾虚假的报道、粉饰现实，是我对广州政府阶级性的错误评价的根源。[46]依据共产国际东方工作人员的报告（被国民党的呼吁书所加强），我认为，广州政府真的是“真正的革命民主建设的榜样”，即工农政府。如果《真理报》（4月29日 ）就此攻击我，那它就是在嘲弄自己。因为在相信了共产国际对广州情况的错误的解说时，我说出了它的真相。而1927年4月l日的《真理报》，即在枪杀工人的12天以前，猛烈抨击阿尔斯基同志，因为他在研究当地事实的基础上，在其著作中把广州政府界定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府”。他们攻击阿尔斯基，指责他背离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给中国共产党下达了加入国民政府的指令。显然，如果这个政府真的是‘自由派商人的’、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民主的’，它推行的‘只是有利于一个地方的工商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的话，建议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政府，就是右倾倾向，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把国民政府看成是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反帝部分的四个阶级联盟的革命民主政府。
这样，1927年4月1日 的《真理报》坚持捍卫广州政府是民主专政，即工农政府的观点。如果在此之后，《真理报》有勇气让一个躲在名字首字母H·Д·（“набитый дурак”[47]，是否应该这样破解？）后面的非常卖力气的年轻人来反对我，因我在今年春天把广州政府界定为工农政府而责骂我，可它自己直到1927年4月l日还如此起劲地捍卫这个界定，这证明，对某些现在在舆论中呼风唤雨的奥斯托任卡[48]的中学生来说，没有他们不能逾越的界限。看来，这些年轻人什么都行，但仅此而已。他们将会带来更大的好处，只是不知道给谁。
塔拉罕诺夫同志在其刊登在《广州》杂志第十期上的文章《广西省社会经济结构概述》中，展示了这个范例的实际情况。塔拉罕诺夫写道：
如果我们不阐明农村的政治情况，对农民情况（广西省）的描写就不完整。在这方面，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两个地区的农村都是地方官员和民团肆虐的天下，农民群众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无论是自然经济的瓦解、城市的增长，还是国民革命军的胜利，都没有丝毫改变农村的秩序……各县的官员是省政府任命的。几乎所有县级官员都是新的革命政府任命的。但是，他们所有人都是县里的旧官员，或在政变前担任过其他官职的人。政府一般力求在每个县里任命当地人为县官，这在实践中导致县官以亲属和老乡的纽带与当地地主和绅士联系在一起。法律机关中也都是清一色的旧官员。当然是依据旧法律审判，其中的某些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因为没有其他法律。在有政府驻军的地方，地方当局完全依附驻军，但由于这些军队的指挥官是比旧官员更加反动的群体，因而实质上，如果这改交了整个图景的话、对农民来说只是变得更坏。在农村爆发阶级冲突时，军队毫无例外地站在农民的敌人一边，全力以赴地支持他们。[49]
在每一个广州军队新占领的省份中，国民革命军撤销的只是旧行政系统的首脑，用军人和在中派名义掩盖下的国民党右派来取代他。在那些未经战斗就转到广州政府一边来的省份中，甚至连行政首脑都没有变。那些过去为从农民那里收斌税和地租服务的政权的基层机关，都原封未动。到处产生了农民组织，它们力求赶走最可恶的官员——压迫者。
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制止农民组织干预行政。国民党农政部门建立农民组织，为它们提供资金，派指导员，找活动场所。但一遇到农民组织与地主组织或当局的冲突时，就宣布农民组织为土匪，开始镇压它们。早在1925年9月，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就写道：“关于广东农民在战争期间的情况，可以说它被敌人团团包围。”文章说，“现在，农民组织就像彼此达成了默契一样，一致要求从这些组织的纲领中消除所有政治……就像这些县的官员为其领导得到了某个秘密指令一样。”文章最后说：“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到，反动政党的强大与所采取的限制农民组织的行政性措施有关，这将导致更大的危险。”在城市里，蒋介石政府同样有力地反对工人干预所谓的行政问题的任何尝试。事实上，在没有任何革命自治机构的情况下，这意味着整个权力保持在资产阶级地主行政机构的手中。
军队
军队是政权的主要机构，它以六七万的兵力投入北伐。广州军队是什么？形式上它是雇佣军，由失去阶级属性的农民构成。它由广州政府把广东各将军的游击队集中而成。这些将军都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前曾给孙中山制造了不少麻烦。在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在其在汕头的讲话中说过，孙中山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这些将军们的。1923年，他把他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说：“你们请我到广州来，是为了为我的思想而斗争。你们戴着我的帽子，却使我的旗号蒙羞。因此我要离开你们。”
所有这些彼此为争夺权力而斗争的将军们不情愿地服从了蒋介石，但蒋介石是国民党的代表，国民党的政治工作在广东省造成了这种局势，如果没有任何思想掩护，这些将军们就不能以旧方式来养活自己。他们应该顺应既成事实，于是他们身不由己地成了“革命者”。只有黄埔军校开始培养为革命目的从军的指挥官，而且这些指挥官分属于国民党左翼和右翼。
这样，广州军队是一支雇佣的农民军，只是不久前才受到革命宣传的影响。它的全体指挥官的多数都是从旧军官的代表中招募来的，少数是黄埔军校的学员，这个学校在22个月内（从1924年开始）培养了1700名军官，他们经历了一定的革命政治培训。被击溃的或自愿投到胜利者一边来的军阀的军队也涌入了这支军队。开始时，被俘的军阀军队的士兵被用作运送弹药、粮草和干所有重活的苦力。为了摆脱苦役式的劳动，只要国民政府提出建议，他们就满意地转入国民革命军的队伍中，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们成了革命者。在整支军队和它们的反动军官一起投到国民政府一边来的地方，情况就更糟。士兵们佩戴上了三色领带，自称是国民革命军的士兵。但率领他们的却是反革命的旧军官。
在军队中进行一定的政治工作。但在艰苦的战斗中不断转移的情况下，政治教育不可能十分广泛、十分深刻，这是不言而喻的。大城市的形势——政治集会、示威游行——对军队的影响更大。中国资产阶级监视这二者，不让共产党的军官和共产党的宣传渗入到军队中去。它最害怕的是建立工人和革命农民的团队。因此，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禁止所有武装示威游行，所有的武装工人。根据1927年2月下达的命令，工会必须交出它们的武器和装备，否则就被解散。根据这个命令，蒋介石在广州的傀儡李济深将军解除了广州工人的武装，汉口工人没有得到任何武器，工人战斗队手持棍棒行动。上海工人早在正规军进城前就通过解除警察的武装掌握了武器。
国民革命军革命战士的真正增长，被蒋介石视为革命的主要危险。解除上海工人武装时，他可以以政府首脑的身份，执行他于2月颁布的命令为借口，当时这个政府并没有反对他的命令。
对工人的态度
蒋介石政府对工人采取什么政策？当国民革命军出现在汉口——工业中心区的心脏——时，资产阶级迫使蒋介石采取明确的立场。在其1926年6月28日 的讲话中，他声明，在中国没有资本家，只有实业家，对帝国主义分子的胜利取决于工人、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合作。他要求资本家承认改善工人状况的必要性，要求工人让自己的利益服从于全民族的利益。在战争期间不应该搞罢工，因此政府承担起调解工人问题的责任。
政府颁布强制仲裁法庭的法律，它不仅适用于军工企业，也适用于所有有社会意义的企业。这样一来，所有企业都可以归到这个概念中，只要发生任何罢工，掌握在地主和资本家手中的地方政权就会求助军队力量。移交仲裁法庭的冲突，往往要拖几个月之久。
政府对工人问题的态度，改变了资产阶级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在国民革命军开进汉口之前，资产阶级跑到上海，带走了现金，把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存进英国银行。从蒋介石的政策确定之后，我们看到了彻底的变化。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在1927年l月6日的文章中写道，开始时，“中国中部和长江流域的资本家和大商人咒骂国民政府，说它‘赤化’了。”但后来，“资本家醒悟过来，开始匆忙弥补失去的东西。为了在革命时期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开始渗入革命队伍中，从而保障自己在革命中的地位。”汉口工人组织立即搞清了领导国民政府的资产阶级政策。汉口工会早在1926年10月2日 的呼吁书中宣布，如果国民政府在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和权利的斗争中帮助它们，它们就支持它。工会声明：“如果国民政府不帮助工人，政府怎么称呼对工会就无所谓。”
工人反对束缚他们手脚，与把没有保护的他们出卖给资产阶级的企图进行的斗争开始全面展开。在没有得到军事当局帮助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开始在工会的幌子下，利用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中最不觉悟的分子建立流氓组织。这些组织与工会进行斗争，捣毁工会的活动场所。在与这些流氓组织的斗争中，仅仅在广州就牺牲了数十名工人。在资产阶级力量不足的地方，依靠军事力量的地方行政机构进行干预。春节那天，在广州，警察与包围警察局和政府办公楼的工人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在这场战斗中，有不少死伤者。
在广西梧州，在载重汽车司机罢工中，逮捕了三位工人，不顾工人组织的抗议，第四旅旅长枪毙了他们。冲突的导火索是每人少发了三角钱的工资。“当把他们押往刑场时，他们哀伤地大声喊叫，说为三角钱把他们枪毙”，国民党的报纸《民国日报》就是这样报道的。蒋介石企图把这些事件的罪责推到几个省的个别不守纪律的将军们身上，但政府不想撤换这些将军们。指挥广东军队的李济深解散了国民党广州委员会，任命了一个新的委员会，还煞费苦心地用共产党员杨鲍安（音译）来掩饰。
但对工人运动的武装镇压并不只局限于南方各省。省会是汉口的湖北省发生了枪杀事件，即在政府的鼻子底下。1926年12月，工人纠察队与国民革命军第15军的士兵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在试图化解这场冲突时，工人纠察队领导齐凯（音译）被打伤。1926年11月，为了平息爆发的罢工，军队包围了汉口的一家纺织厂，在一天的时间内不允许工人离厂，也不让妇女给他们送饭。甚至不允许工会代表进工厂。蒋介石的“革命活动”的大量类似表现不为我们所知，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共产党至今没有一份日报，而国民党报纸只是在工人组织的压力下才刊登类似消息。
对农民的态度
蒋介石政策对农民的态度与对工人阶级的同样敌对。这是可以理解的。所有商人和所有工厂主都把自己的部分钱财投入土地，通过高利贷者、当铺、农产品收购者奴役农民，在这些条件苛刻的交易中，夺取后者的土地。因此，大中资产阶级害怕农民运动。政府颁布降地租25％的法令，某些地方的地租为收成的85％。甚至如此微不足道的降低地租都没有落实，原因很简单，地方行政机构掌握在资本家和地主手中，他们根本就不想贯彻它。反而更加起劲地着手粉碎农民组织，它们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出现在整个中国的南方。在广东省，它迫使独立的农民武装队伍与商人地主的队伍统一，并让这些队伍服从警察的领导。即实际上消灭这些独立的农民武装队伍。
农民争取改善自己条件的斗争被官员宣布为土匪运动。事情竟到了这种地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于1926年12月通过了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承认了下述事实：
在近三年的农民运动中，党员犯了严重的错误。如果这些错误继续下去的话，它们将不仅对农民，而且对国民革命造成危险。这些错误是，党和政府的官员把农民运动看成是某种异己的，有时甚至是与革命敌对的东西。
反对农民组织和农民运动的斗争，不仅发生在南方。我们从政府驻地所在的湖北省得到下面的消息：“1926年11月，第15革命军的士兵进攻游家河农会，摧毁了它，掠夺财物，逮捕农会委员。在应城，军队粉碎了农民组织，它的书记被绞死。官员为罪人辩护；水上警察攻击工农示威游行队伍，伤了数十人。在汉阳，在地方官员的唆使下，第8军士兵解除了农会的武装。”我们掌握大量关于类似情况的消息。
谭平山同志在其对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在大地主和贫农之间爆发冲突时，政府总是站在前者一边”（第34页）。这是在去年11月写的。遗憾的是，小册子在今年4月才出版。
群众反对蒋介石
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6年的决议，在1927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前，政府的六个成员中，有五个属于右翼。国民政府的政策引起了群众抗议的浪潮。对政府政策的愤怒表现在大量工农退出国民党，表现在工会、共产党人和以孙启恩（音译）为首的部分左翼国民党员领导的工人集会和示威的浪潮。1927年3月13日 ，在常德召开的数十万人的集会要求蒋介石下台，称他为新军阀，指责他与张作霖和日本搞交易。在汉口，在整个一至三月中，我们看到反对蒋介石的示威和集会斗争。指责他靠革命发家，与日本人进行秘密谈判，企图搞独裁。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迄今一直以配得上最好目标的热心捍卫与大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这个运动迫使他于3月12日 在（向导）刊登文章，标题是很有代表性的《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祭》。不敢直呼蒋介石的名字，他指责“强硬党”力求破坏与工人阶级、农民和苏联的联盟。他指责他们力图与张作霖结盟。他没有从这些指责中得出任何实际结论，伴随这些指责的只是俗套的喊叫：“难道这不可悲吗。”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这些眼泪、呻吟，是笼罩着党的领导层的优柔寡断的典型特征。这种优柔寡断甚至使它不能在最后时刻采取自卫措施，反对筹备中的反革命政变。
中央委员会的三月全会消灭了蒋介石的独裁权，把实际军权留在了他的手中。蒋介石口头上服从决定。他甚至把汪精卫当做自己的“老师”来欢迎，但他在实际上筹备政变。国民党右冀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它与不断增长的工农运动发生冲突，它决定分裂国民党，分裂国民政府，即把战线暴露给帝国主义敌人。
大资产阶级的背叛
国民党的“革命的”领导成员害怕削弱反帝阵线。他们希望与大资产阶级一起成功地统一中国，只有在拿下北京之后，才能冒与大资产阶级分手之险。但大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它追求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因此它争取与帝国主义做交易；只有与帝国主义妥协，才能使它得到它所需要的贷款。不没收大部分掌握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手中的大型资本主义企业和银行，不把它们国有化，就不能战胜帝国主义。但这样的国有化将把国家的经济命脉交到工农民主专政的手中，阻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条件。就像欧洲资产阶级不能是彻底的反封建战士一样，大资产阶级也不能是彻底的反帝战士。帝国主义揭去中国资本主义剥削的乳脂，因而它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竟争者，但工人阶级不仅要力求限制剥削，还要社会主义。因此，中国资产阶级害怕中国无产阶级甚于帝国主义。
农民力求消灭给资产阶级带来数亿财产的奴役性的地租。
因此对大资产阶级来说，与让政权转到工农民主专政的手中相比，开辟帝国主义战线只是小恶。
在粉碎工农组织的过程中，大资产阶级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为与世界帝国主义妥协奠定基础。英国外交部机关报《每日电讯报》报道，蒋介石说：“只要不恢复上海的秩序，就别想从海关收入中得到一分钱。”3月23日 的《泰晤士报》在说明从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的政策转到炮击南京的政策时，声称只要国民党右派不获胜，就达不成协议。蒋介石粉碎工农组织，解除工人武装，以此对帝国主义声明：“先生们，你们为什么让自己的军队驻扎在中国。如果你们对我让步，与中国资产阶级做交易的话，我就能保卫你们的利益。”蒋介石的背叛是现场背叛，它不是军人的背叛，而是此前一直与民族运动共进的那部分大资产阶级的背叛。民族运动不是作为工农运动获胜，就是灭亡。
二、中国革命中的国民党和共产党
无产阶级是否一定要被打得措手不及
昨天还用指责我们惊慌失措来答复我们的警告的那些人说，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蒋介石的背叛和枪杀中国工人一点儿也不令人感到“意外”。对，蒋介石的背叛是“理所当然的”。就像中国革命是民族解放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样，枪杀中国工人，中国资产阶级背叛民族运动是所有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共同现象。
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中，人民群众开始被长老宗[50]资产阶级出卖，后来被独立派[51]出卖，最后，当群众运动被镇压之后，资产阶级宣告了克伦威尔独裁。在法国大革命中，代表南方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背叛了革命，只有迈过他们的尸体，革命才能继续前进。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尼德兰[52]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的西班牙的斗争中，比利时资产阶级被比利时最发达地区手工业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吓破了胆，它在佛兰德和布拉班特掀起反对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小手工业无产阶级的暴乱，后者在里霍夫和汉比兹的领导下夺取了政权。它与封建地主联合起来，推翻了革命民主政权，于1579年5月17日 与腓力二世[53]签订和约，据这个和约，它割让了尼德兰北部几个省，服从西班牙专制制度。腓力二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仍十分清楚民族资产阶级退出民族解放运动的原因。他在批准与比利时地主和资本家的和约时说，他们回到专制制度的卵翼下的原因，不仅是他们自己所说的他们对旧天主教教会的爱，还有“力图避免威胁他们财产的危险，它是由建立僧侣、贵族和有声望的市民阶层的民主专政的尝试所造成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新英雄蒋介石可以以此为例，对司徒卢威[54]的旧断言——越往东方，资产阶级就越卑鄙——提出异议。
中国大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一边，并没有背叛自己，而是背叛了民族革命事业。它的阶级利益是利润。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下，它好歹发展到了今天。不断发展的工农运动有让资产阶级失去这个利润的危险。它希望能与帝国主义达成协议。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哪怕是资产阶级革命，是理所当然的事；应该及时地顶见和考虑到这点。但蒋介石把中国工农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一事实是否同样是“理所当然的”呢？在所有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大资产阶级都曾背叛，但它的背叛并非总是让革命群众措手不及。罗伯斯庇尔对吉伦特派的叛变发出警告，及时把他们处死。法国小资产阶级在雅各宾派的领导下，防止了叛变。1848年，工人群众被卡芬雅克打了个措手不及。法国无产阶级的准备不足，可以用下述原因来解释：年轻的工人运动还没有在思想上彻底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它没有自己的强大的党，后者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武装起来，能够对周围的形势作出准确的判断，对对手运动的全部动因了如指掌。
马克思从这一经验中得出了全部结论。在共产主义者同盟1850年3月的呼吁书中，他天才地描述了大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策略。他描绘了自由派大资产阶级退出的画面，预言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叛徒角色，在几行文字中，给无产阶级做了详尽的指示，告诉他们如何自卫，反对这种叛卖。这几行文字不仅泛泛地提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问题，还扼要地写出了实际具体的行动纲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指出，在小资产阶级还是革命的时候，如何支持它，无产阶级应该双手捍卫自己的独立的党，自己的独立政策；为了反击小资产阶级未来的叛变，它应该建立群众组织，武装起来，在资产阶级掉过头来反对自己时，与它进行斗争。马克思逝世后的全部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了他的警告的正确性，彻底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腐朽。东方的大资产阶级与西方的扮演的是否是同一个角色，在革命刚刚在东方发展时，这个问题就摆在了无产阶级斗争先锋的面前。共产国际提出警告，中国共产党知道了危险。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列宁把马克思学说运用于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时代造成的新形势。他强调：
共产国际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运动，只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各落后国家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的共产党）的分子应该集结起来，并通过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是自己的特殊任务。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55]
他在补充自己的这个提纲时，指出：
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是，甚至可以说在多数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另一方面又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意志行事，也就是同他们一起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一切革命阶级。只有殖民地国家中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质，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才应当支持并一定支持这种运动。[56]
1922年春，共产国际决定，为支持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年轻的共产党应该加入国民党，以便战斗在民族革命的最前线，为自己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从而在日后斗争的进程中，把革命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关于东方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殖民地共产党人以保卫独立的阶级利益为借口而拒绝参加反对帝国主义暴力的斗争，是最糟糕的一种机会主义，它只能败坏东方的无产阶级革命。为‘国家统一’和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国内和平’而推迟争取工人阶级日常的和最紧迫的利益的斗争，也同样有害。”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出：“存在着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与一个或几个处于争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波斯）的斗争中的帝国主义强国之间达成协议的危险。”并得出结论：“东方落后国家中的革命运动如果不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运动，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东方国家的革命党应该制定新的革命纲领。它们必须迫使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完全接受这个纲领。”
在1924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在其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中说：“我们的各支部面临着双重危险：或是虚无主义地忽视使东方革命化的这类新现象的危险，或是让无产阶级错误地走上与小资产阶级庸俗合作的道路，使它失去独立的阶级面貌的危险。”早在1926年2月17日 至3月15日 ——即在蒋介石政变的几天之前——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上，在关于中国问题上通过的决议中说：
中国共产党只有在整个斗争过程中都将不断地巩固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和共产国际支部的自己的组织和自己的影响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它面临的在反对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中领导中国劳动群众的历史任务。由于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广泛的经济和政治罢工，近一年来，中国共产党的自主权大大提高，然而，党的组织上的定型还远未完成。中国共产党员的政治自主权将在反对两个同样有害的倾向中发展：反对忽视中国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任务的右倾取消派，它导致它们消触于一般民主和社会运动中；反对力求超越运动的革命民主阶段，直接完成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忘记了农民这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决定因素。尽管情况特殊，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策略问题十分接近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俄国无产阶级所面对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汲取列宁主义所阐述的这次革命的教训，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党，有助于克服和警告这里指出的偏离正确的策略路线的两种倾向。
在同一份决议中还说：
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基本任务，是对全中国的农民群众解释，只有在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革命民主政权，才能彻底改善农民的物质和政治状况，在能够把农民可以理解的、与它休戚相关的政治经济要求结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和反对帝国主义分于和军阀的一般政治任务下，吸引他们投入积极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经过了顽强斗争之后，才同意加入国民党。开始时，它的所有领导者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其中反映的不是中国无产阶级的行会利益，那时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还很少，而是对国民党的不信任，它是由广州政府的一系列旨在反对工人阶级的行动——镇压罢工等——引起的。只是共产国际的权威迫使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夏在广州召开的代表会议服从，加入了国民党。
在1922年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代表刘仁静同志说：
国民党是中国的民族革命党，近三年来，它推行的是军事革命计划。它不在国内进行群众性的宣传，不组织群众。它企图仅仅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目的。早在占领广东省之前，国民党就组建了政府。它想利用该省的全部资源讨伐北方，反对封建军阀和世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政府。开始时，这个计划似乎是可行的，因为所有党员表面上都赞成它。但在夺取了广东省后，军人省长、国民党员拒绝了所有这些计划，变得一天比一天保守，倾向于只满足于省内情况，不管外面发生的事。国民党内有不少这样的党员。在没有夺取政权时，他们是革命者。夺取政权后，就成了保守分子。这个抛弃了广州政府的将军，只是许多属于国民党的这类分子之一。国民党的多数是由实质上是反动的人构成的。
在对国民党做了这样的界定之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声明：
我党赞成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这一统一战线的形式是，我们作为个人，以自己的名义加入国民党。我们以此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在国民党的工人党员中进行宣传，旨在争取他们；二、只有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我们才能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我们想在组织群众和宣传争取群众上与这个党竞争。如果不加入这个党，我们就仍将孤立，我们宣传共产主义，群众不会追随我们。群众追随小资产阶级政党，它为自己的目的利用他们。如果我们加入该党，我们就能对群众证明，我们赞成革命民主，但它对我们来说，只是实砚目的的手段。我们将有可能对群众指出，我们在推出更长远的目的时，并没有忘记群众的日常需求。这样我们就能把群众联合起来，分裂国民党。
在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代表秦汉（音译）同志声明：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令，我党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目的是改组它，改变它的纲领，这样提出问题，让它能够与群众建立紧密联系。孙中山和国民党左翼决定在我们的建议的基础上对党进行改组。作为总结，我想说，我们在国民党中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唤醒群众的革命精神，领导他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分子和国内军阀。在国民党内，我们把左翼拉到了我们一边，以此加速了革命浪潮的增长。
加入国民党后，我党独立领导无产阶级运动，打着自己的旗帜或工会的旗帜，从京汉铁路罢工开始。在广州，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共产主义精神进行工作，进入了国民党的机关，通过它组织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这一在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加强了共产党员和对国民党的利用，恰恰导致建立了国民党自觉的右翼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和其他组织，它们的目的是排挤共产党员，如果可能的话，把他们赶出国民党。众所周知，蒋介石1926年3月20日 政变的尝试，就是由此产生的。
国民党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进攻
这次政变的目的是限制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利用，展开反对工农的战线。众所周知，由于蒋介石受到了党的基层、它的某些领导人和黄埔军校部分师生的反抗，他只能满足于部分实现自己的目的。1926年5月15日 国民党全会的决议说道：
1.凡他党党员（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者，各该党应训练其党员明了国民党的基础是孙中山所创的三民主义，对于孙中山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和批评；
2.凡他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者，各该党应将加入本党党员的名册交给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3.凡他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者，在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4.凡他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者，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的部长；
5.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不得在党部许可之外以任何国民党名义召集党务集会；
6.凡属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许可，不得有政治关系的组织及行动；
7.对于加入国民党的其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的一切训今，应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来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将此项训令请求联席会议追认。
为给这些决定找理由，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声明：
须知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世界革命应该是统一的，中国革命也应该是统一的。世界革命有第三国际这个唯一的领导。中国革命有国民党的领导。在领导这场民族革命时，一方面需要集中和联合革命分子，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应该与第三国际联合；同时应该承认第三国际的领导地位。但也应该明白，所说的统一领导绝不意味着对军事和政治事务的干涉；应该在总目标——推翻帝国主义——上接受第三国际的领导。而在策略上，则不能有统一的计划。但这种帮助决不是英国和日本为吴佩孚和张作霖提供的那种帮助。我们应该十分警惕，不要不知不觉地重蹈吴佩孚、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覆辙。
还应该知道，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党不可能不存在。即使共产党灭亡了，无产阶级也不能灭亡。由于存在着这个阶级，它应该有代表它的自己的政党。至于共产党员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国民党不应该反对。既然有阶级，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资产阶级是与无产阶级对立的阶级，所以不能说在中国没有无产阶级。既然有无产阶级，就有资产阶级。只是在当前，应该限制阶级斗争。从总体来说，阶级斗争不是民族革命的障碍。为什么把工农运动结合起来？用什么方法结合它们？同时，在统一的革命领导的框架内，怎样做才能使工农运动得到真正的好处，又不破坏统一战戏？所有这些都非常重要。总之，全会批准了决议，并抛弃了不正确的方法，现在剩下的就是我党真正能够巩固和发展。
这样，蒋介石在口头上同意国民党服从共产国际，只是警告说，国民党不能陷入对世界无产阶级组织的依赖中，像张作霖对日本，吴佩孚对英国那样。他同时承认共产党和阶级斗争存在的必要性，但要求阶级斗争不能破坏民族统一战线。但众所周知，往往会得寸进尺。发现共产党员不知所措（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党员），6月7日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发表讲话，在其中再次重复，中国的民族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者，国民党应该服从它，他还要求共产党服从国民党：
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地走向胜利，社会民主党从克伦斯基政府手中夺取了政权，占领了首都，把它变成革命中心，对整个国家发号施令。所有革命都源自一个政党，这样的革命才能称作真正成功的革命。我们渴望革命的中国人，承认集中所有自己的力量是必需的，应该学习俄国革命的方法。没有一党专政，就不能进行革命。知果没有一党专政，这样的革命就不能成功。
什么样的党应该领导中国革命？
国民党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活动经历，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不足十年。需要三十多年的紧张努力，才能号召现代中国社会接受三民主义的领导。现在已经做到了这点。国民党不可能灭亡。没有任何其他党能够取代它，因此，任何想实现我们的革命力量统一的人，都应该实际上履行我提出的观点。即在党内应该联合我们的革命力量，建立统一的革命精神。
因此蒋介石提出要求：
应该让我党党员只是国民党党员。只有避免所有敌对和怀疑，知识分子的力量才能够联合起来，党的力量才能击溃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点，在一个党内有两个集团的成员，我们不仅不能击溃我们的外部敌人，甚至在自己的内部都不能避免相互冲突和两败俱伤。因此我现在的观点是，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同志应该暂时退出共产党，成为单纯的国民党员。我们以此来避免现在已经在国民党员中看到的怀疑和敌对的毛病。
为了安慰共产党人，蒋介石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这点，即“我们应该明内，共产党员为什么最终要加入国民党。为了争取成功地完成中国民族革命，为了集中革命力量……我们需要帮助加强国民党，因此，单单为了争取成功地实现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小党就应该暂时牺牲自己”。
蒋介石的纲领是毫不含糊的。他要求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服从国民党，即实际上让中国无产阶级服从中国资产阶级。
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为了赢得在民族运动中的领导权。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答复他们说：服从我，承认我的领导权。对此，共产党人作何答复？
中国共产党服从国民党
作出决定的时刻已经来临：中国共产党或留在国民党内，服从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要求它放弃独立的政策，力求把它变成自己的资产阶级政策的工具；或是退出国民党的组织，尝试不仅捍卫工人的利益，还捍卫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赢得它们的信任，使它们脱离大资产阶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分裂国民党，与它的左冀结盟，即为实现共同的目的而结成的两个独立政党之间的联盟。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服从了蒋介石的要求，虽然它十分清楚，蒋介石的政变意味着什么，它代表的是什么样的阶级趋势。
在中国共产党通过的中央全会的决议中，毫不掩饰地说道，“广州3月20日 事件、国民党5月15日 的全会、蒋介石6月7日 在黄埔军校对共产党人的建议，追逐的都是一个不变的目的，即掌握党的权力的国民党中派分子的军人集团以及全国右派分子对共产党员的进攻。”
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共产国际所做的关于农民运动的报告中，我们读到：
在国民党的决议中说：“中国民族革命就其性质来说，是农民革命。我党为了巩固民族革命的基础，应该首先解放农民。任何政治或经济运动都应该以农民运动为自己的基础。党的政策首先应该注意农民本身的利益，无产阶级的行动也应该以农民利益和它的解放为基础。
但是，国民党是否能够履行这点？国民党是囊括所有阶级的政党，就其实质来说，是不能以农民为基础的。除此之外，从去年5月30日（上海事件）起，中国的客观形势是，阶级分化变得越来越明显。这样的大分化在国民党的组织中开始了。国民党日益接近资本家。这一倾向每一步都变得更加明显。现在在国民党中还保留着部分买办和大地主。因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当然不能坚决地反对买办和大地主。相反，对他们来说，有可能与大地主联合起来，对农民施压。例如，发生了多起广东省民团攻击农民协会的事件。对所有这一切，军队和政府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为保卫农民而采取坚决措施。5月15日 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除此之外还作出了关于组织工农运动的决议：东江的农民已经因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行动而产生了怀疑。因此，我们十分坚决地说，国民党已经不能领导农民斗争。未来，在阶级对抗变得更加明显时，这一倾向也将变得更加明显。但在现在，我们还不认为，农民应该与国民党决裂，而只是应该让农民集体加入国民党，而不是个人。换言之，应该在国民党中建立农民党，它能够加入或脱离各个阶级的联合战线。
中国共产党清楚大资产阶级分子在国民党内的胜利。也明白国民党就其阶级结构来说，是不能领导农民运动的。但站在服从国民党的道路上，为避免与它决裂，共产党开始考虑为自己的这个政策辩解，辩解归结为不应该吓走大资产阶级，别把它推到与更加反动的地主联合的地步。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对这个基本事实——地主和资产阶级或是同一个阶级，或是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理解，这一事实在广东省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明显。在共产国际的同意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服从国民党，它开始用庸俗的孟什维克语言与无产阶级说话。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知情的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公布的呼吁书中，我们读到庸俗不堪的、有损共产主义声誉的话：
减轻这些苦难，是中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这不是布尔什维主义。可以说，这是在拯救我国人民名义下的布尔什维主义，但不是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布尔什维主义。他们（资产阶级）不明白，如在工人组织和罢工中出现的这样最低限度的阶级斗争，决不会削弱反帝或反军阀力量的战斗力。除此之外，他们还不明白，中国资产阶级的福利取决于它与无产阶级共同反帝反军阀的战争的成功，而决不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这是什么，是被吓坏的、迷失方向的人的失言？不，党的奠基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于1926年7月4日 致蒋介石一封公开信，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国民党的原则上的投降：
我并不反对季陶主张一个党要有“共信”，三民主义就是国民党的“共信”；然国民党究竟是各阶级合作的党，而不是单纯一阶级的党，所以“共信”之外，也应容认有各阶级的“别信”，也就是各阶级共同需要所构成的共同主义之外，还有各阶级各别需要所构成的个别主义之存在。譬如工人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不必禁止他兼信共产主义；工商业家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亦不必禁止他兼信资本主义。……凡属国民党党员，只要他信仰三民主义为三民主义工作，便够了；若一定禁止他不兼信别种主义，若一定于共信之外不许有别信，若在一个团体里面不许有两个主义，似乎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
至于您说的“拿三民主义来做招牌，暗地里来做共产主义工作”，是右派历来攻击国民党内共产分子的话，我们听得十分耳熟了。
陈独秀同志大声疾呼，共产党以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为基础，这个思想对备受折磨的小资产阶级来说是进了一步，但它对己经在上海进行了数月的罢工、对香港进行了16个月之久抵制的中国工人来说，却是可耻的倒退。他要求的只是中国革命未来的领导允许在他的心灵的一角保持他对共产主义的“特殊信仰”。站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旗帜下的党的领袖陈独秀接着说：
……因此国民党的唯一领袖仍旧是孙总理，即使将来能有名义上的总理工作上的领袖，而理论上的领袖精神上的领袖，仍旧是中山 先生，这是毫无疑义的事，我不懂得先生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我不相信，在国民党中任何人（共产分子当然也在内）承认国民党有孙总理同样的两个领袖，……若说国民党中的共产分子污蔑总理人格抹杀总理历史的事，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便是不再委屈他做国民党员，国民党中的共产分子，并不是不受制裁的黄带子。
陈独秀同志走得更远。承认孙中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唯一领袖，对原则低头，对蒋介石低头，对这个刚刚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发动政变，要求消灭共产党的人低头。他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名义把革命的感恩证明交给他。陈独秀写道：
建立工农政府自然不是一件很坏的事，可是现在就主张实行起来，倒是大错；倒蒋必以蒋确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 ，都找不到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且正当英、日、张、吴反动势力大联合，攻破北方国民革命军时，复在广州阴谋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蒋介石 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团体；如果是共产党同志中的哪一个人有这样的反革命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
许多同志读着这个声明，以这是策略手腕来安慰自己。须知加入国民党，我们就承认了三民主义。但就是在我手中这份贫乏的材料的基础上就很清楚，这不是手腕，而是党的领导折断了自己的脊梁。党在实际工作中开始歪曲革命路线，卷起了革命的旗帜。在我们上面引用过的那份描绘了农民运动的画面，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农村策略的报告中，我们找到了下面的令人惊讶的地方：
四川同志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这迫使一些能够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开明士绅害怕并逃避我们。这是我们工作没有经验的征兆。“打例地主”的口号很容易引起误解。在外国文献中，地主称的不是那些有土地的人，而是那些除了土地之外还有政治权力的人。在中国文献中，可以把所有靠地租为生的人称为“地主”。如果他们看到“打倒地主”的口号，他们所有人都会被吓得要死，将会反抗我们。因此，我们一定应该利用所有机会取消这些轻易瓦解现成的革命力量的口号，只提出“打倒劣绅”等口号。
“打倒地主”成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口号，因为有革命地主。共产党应该爱惜的这些革命地主是谁？他们显然是身为国民党员的地主。这些地主不仅加入国民党，甚至还加入农民组织，为了从内部瓦解和粉碎它们。共产党反对“打倒地主”的口号，实际上不仅削弱了农民运动的规模，还把它交到了地主手中。
如何歪曲我们在无产阶级中的工作，从下面这点就可以看出来，党服从了政府禁止在北伐期间甚至在远离前线1000多公里的地方罢工的命令。不仅兵工厂的罢工，所有有社会意义的工厂的罢工都要服从强制性仲裁法庭。在这个禁令的基础上，地方行政当局开始在许多地方粉碎工人组织。工人全力反抗，但作为一个整体组织的党却服从了。
为了避免与国民党领导人的冲突，党没有提出武装工人和革命农民的口号，没有为进行这种武装而采取措施。投入北伐的广州军队有7万人。它在这次征伐中激增为25万人。它的增员是由于在战斗中被它击溃的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的俘虏，还由于投到广州方面的湖南军人省长唐生智的军队。雇佣兵从来没有听到过革命语言，他昨天还掠夺农民，现在就戴上了三色领结，拿起了枪。这样，就在过去的反革命指挥官的领导下建立了新的“革命军队”。那些无幸成为军人的工农，是用自己的脊梁承担着震撼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基础的革命群众斗争的全部重负的无产者，以及确实是用自己的脊梁把大炮和弹药从广州运到上海的革命农民。以蒋介石为首的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看成是能够挣脱铁链的猛兽。民族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害怕“刺激”资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渴望武装。广州工人凑钱向广州政府购买武器。汉口工人建立了工人纠察队，在帽子上戴上红星，但手持的是棍棒。只有上海工人从孙传芳的警察局缴获了2000支步枪。这两千支枪对国民革命军的30万支枪，1926年3月20日 以后，中国共产党方针的收支表就是这样。
三、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投降
我们在此引用的所有文件，都曾在中文刊物上刊登过，或是在执行委员会十一月至十二月扩大全会之前寄给共产国际的。所有这些文件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将有折断自己脖子的严重危险的警报。能够拯救它的只有坚决的方针，共产国际的彻底公开的转变。这个转变不能在幕后进行。在没有公然尖锐地批评和坚决地抨击这样的取消派的罪人——不管他们是谁，在什么位置上——的情况下，这个转变是不能通过新的总路线来完成的。没有明确、实际、具体的纲领，这个转变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知道，在共产国际的幕后发生了什么。扩大的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证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没有采取任何坚决的转变。因为哪怕就是假定，共产国际的所有决定并没有全部公布，而公布的决议，大体上排除了有关未公布的决议中含有纠正所犯错误的措施的任何假设。决议确认，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中，“在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队伍中寻求支持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动力之一”，此后，在第二阶段，“在中国的舞台上，工人阶级成了首要政治因素”，它“与积极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的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部分资本家资产阶级结盟”。这种结合在国民党和中国政府中得到体现。决议说：“现在，运动处于第三阶段的门槛上，在新的阶级重组的前夜。”
在发展的这个阶段上，更加革命性的联盟、即排除了大部分大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运动的主要力量。这个联盟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专政政府。决议提出这个正确的前景，却折断了它的锋芒，声称“这不意味着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个资产阶级被排除出民族解放斗争的舞台”。除了中小资产阶级外，甚至大资产阶级的某些力量在一定时间内仍能与革命共同前进。在这个转折关头，当历史决定大资产阶级必然会逐渐背离革命时，无产阶级当然应该广泛利用资产阶级中的那些现在还实际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阶层。
在此前一直由帝国主义通过中国地主和资本家的军阀集团统治的国家中，工农民主专政是如此之大的社会和政治进步，共产国际提出这个前景不是作为遥远的未来的前景，而是面临的现实前景，那它就应该把决议的重心转到为这个转变做准备上。即使大资产阶级的一些阶层真的留在民族运动的队伍中，在这种情况下，核心任务也不是教无产阶级利用这些在“一定时间内”还不会叛卖的阶层，而是在政治和组织上为夺取政权做准备。须知，如果资产阶级在离开时，是不会从邮局寄来告别信的，而是用大炮和机关枪送来子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全部权力都掌握在控制着军队和国家机器的资产阶级军人集团的手中。资产阶级主要部分的背离应该在这些军人集团中反映出来。
可以假定，共产国际领导人有多少理由相信蒋介石，在有起码的警惕性的情况下，就应该有多少原因不相信他。但须知问题不在蒋介石身上。在国民革命军队中，有数十个比蒋介石更右的将军，资产阶级背离革命显然意味着这些将军率领部队必然的造反尝试。共产国际创立的为在士兵中进行宣传的报纸在哪里？这支军队中的士兵委员会在哪里？武装工农的宣传和准备在哪里？这些根本就不存在。
怎样才能建立民主专政？通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的胜利，用布哈林的话来说，这个组织像苏维埃，而用斯大林的话来说，它是革命议会。苏维埃是群众性的基层组织。在国民党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组织。无论是工会还是农民组织，都不是国民党的基础。在很多地方，“国民党”，即它的军队和政权机关都与“基础”进行斗争。国民党与这个苏维埃的相似程度，就像拳头与鼻子的相似程度一样。如果甚至哪怕是采用斯大林把国民党比作革命议会的说法，如果没有群众的压力，没有对议会施加压力的基层组织的话，那么在任何一个革命议会中都不会通过决定性的革命变革。国民公会[57]在巴黎武装的各区的压力下，把吉伦特派送上断头台。只说民主专政日益迫近的阶段，而对建立基层的运动中心不置一词，就确实是忘记了所有革命的所有教训。只有在存在把无产阶级与农民和城市贫民联合在一起的群众组织的情况下，才能在不彻底瓦解军队、没有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建立民主专政。只有这些组织能够通过双重政权时期为消灭至今仍存在于国民政府统辖区域所有地方的地主和商人的政权做准备。不消灭这些地方政权，任何工农民主专政都是空话。共产国际没有提出创立这些基层群众组织的口号，这样的组织就其类型来说，显然是中国式的苏维埃。
整个这种组织上的准备，只有在反对民族运动的大资产阶级一翼、反对控制着国民政府的集团的政策的广泛政治斗争存在的情况下，才能想象。他们拒绝推行土地改革，他们迫害工农组织的政策，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广泛的政治斗争揭露的对象。任何类似的东西都不存在。中国共产党出版的一些小型日报在角落里抱怨迫害。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就蒋介石准备的政变倾泻自己的忧伤，但不仅没有勇气告诉工人如何自卫（参见我们在这本小册子开始时引过的陈独秀同志刊登在1927年3月12日 的《向导》周刊上的文章），也没有勇气告诉工人，应该为反对谁而自卫。只是向国民政府诉苦。据我们所知，只有汉口工会进行了革命揭露的战斗，这引起了负责同志的极大不满，指责他们为“托洛茨基主义”，太可怕了。大概，其他地方的某些工会也做了同样的事。
共产国际是如何对待中国事件的，我们在莫斯科就有现成的检验。这个检验就是俄国共产党中央报纸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讲话。俄国共产党中央报纸系统地隐瞒国民政府的反对工农运动的行动。或是机关报编辑对这些事件一无所知，共产国际对他们隐瞒了中国的真相，或是他们知道这些事实，奉命对苏联舆论保持沉默。
我决定突破沉默的阴谋，在1927年3月17日 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在中山大学做了报告，第二天，3月18日 ，共产主义科学院就实实在在地动员了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彼得罗夫[58]同志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经济顾问彼得罗夫同志。《共产国际》杂志编辑之一拉费斯、马尔丁诺夫，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舒米亚茨基[59]，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外事秘书越飞，所有这些人的发言都是一个腔调：“什么危机也没有，一切都很好。谁不这么说，就是散布惊慌失措，谁就是极左，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布哈林同志在4月安慰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说，枪杀工农说明中国的辽阔幅员妨碍政府对地方当局的监督，在国民党中没有纪律。
由地理和缺乏决定子弹射击方向的纪律导致的枪杀，这一切都是把脑袋埋在沙子里、不敢正视现实的鸵鸟政策。这种企图最鲜明地表现在斯大林同志的讲话中。在蒋介石将军造反前的一个星期，这位以现实主义著称的同志在3000名党员前宣称：拉狄克同志是错误的，不应该与资产阶级决裂——资本家部长们为我们服务。他们帮助我们瓦解敌人的后方。没有一个农民会放弃一匹驽马，哪怕它再不好。我们把他们像柠檬一样榨干，然后，如果他们不听我们的话，就把他们扔掉。
坚持刊物对有关中国发生的事的最重要的消息保持沉默，斯大林同志声称，“鲍罗廷精力充沛”，事情掌握在可靠的人的手中。他称蒋介石比策列铁里和克伦斯基高十头，因为蒋介石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而克伦斯基当初是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接下来，斯大林同志声明，蒋介石对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还有用。所有依据来自中国现实的事实和阶级矛盾极度激化所做的警告，都被斯大林同志斥责为“反革命”。
斯大林同志的讲话的明确性使听众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没有给人留下对他的信心和局势的稳定性产生任何怀疑的余地，这是政治定向破产的最鲜明的例子。在共产国际的整个历史上，没有一个领导人在评价局势时犯过像与斯大林同志一样严重的错误。如果共产国际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在中国实施旨在促进从资产阶级政权向工农民主专政过渡的方针的话，所有这一切可能就不会发生。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没有采取这样的方针。马尔丁诺夫同志在其发表在4月10日 ——在蒋介石政变的两天之前——《真理报》上的文章中公开地承认了这点，此文的发表未加说明它不代表编辑部的观点，是一篇争论文章。马尔丁诺夫同志是这样写的：
不言而喻，如果采用拉狄克同志的前提，即今天中国的国民政府是“资本家资产阶级的政府”（而不是四个阶级联盟的政府），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很清楚了。在这样的政府中，共产党员没什么可做的。不仅如此，共产党员现在就应该开始反对这个政府的斗争，他现在就准备提出反对领导革命的反帝斗争的中国国民政府的口号——“打倒10个资本家部长”，这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反对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克伦斯基政府时提出的。推翻资本家政府——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来说只是作为前景，是无产阶级赢得革命领导权的结果（工业资产阶级脱离），对拉狄克同志来说是出发点。
我在此将不会涉及马尔丁诺夫的非孟什维克的，而干脆是立宪民主党的观点——超阶级的国民政府是四个阶级联盟的政府，列宁创立的机关报《真理报》刊登这样的观点都不脸红。我只想确认，马尔丁诺夫证明，民主专政只是作为远景方针，它与当前时刻没有任何关系。我再重复一次，这是在蒋介石政变前两天刊登在《真理报》上的。
只是因为对共产国际领导人来说，“资产阶级的退出”的前最十分遥远，“利用资产阶级”成了任务，共产国际领导人没有把加速政治和组织上让群众对日益迫近的资产阶级的背离做好准备当做紧迫任务来提出。无论援引这个或那个展开运动、武装工人的指令，都无济于事。我十分确定地说：世界上不存在共产国际代表关于为应对资产阶级背离时刻所做准备的报告；这样的报告不会提供的原因十分简单，因为根本就没有进行这样的准备。我们再次重申，任何想把责任推到“糟糕的执行者”身上的企图，只是力图逃避承认自己的错误，没有任何其他根据。许多执行者真的是毫无用处，但中国革命的失败不是共产国际代表贯彻它的路线不力的结果，而是共产国际根本错误的路线的结果。
比把责任推到共产国际糟糕的代表身上更加荒谬的，是对中国共产党判处辱刑，把所有罪责都推到它身上。我们已经在第二章中引过的那些文件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不仅没有让党对它现在的角色有所准备，而是从1926年3月20日起 就对国民党投降，束缚住了党的手脚，为它的破产做铺垫。但中国共产党领导本身与其说是罪人，不如说是牺牲品。不能要求一个仅有六年历史的、刚刚离开大学生小组的年轻政党的领导站到应有的高度；不能把所犯的错误的责任推到党的中央委员会身上，其中的多数是由过去的无政府主义者组成，他们习惯于把共产国际看成是永远正确的领导机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够用文件来证明，一系列经它签署公布的投降文件，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紧密参与下写的。它的一个依据是，抑制工人运动规模的政策是在得到共产国际代表赞成后开始推行的。另一个依据是，它没有得到任何说这条基本路线是不正确的指示。
至于党的工人党员，至于追随共产党的群众，他们处在共产国际官方领袖不可企及的高度上。中国工人群众、中国工人党员表明他们是革命战士，完全不相信资产阶级，预料到它会背叛，积极地力求武装起来，充满了自我牺牲精神。共产国际的领袖现在说，中国党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它想超越阶段，过早地投入夺取政权的斗争，他们重复的只是切列瓦宁[60]的老调子，后者证明，孟什维克的策略是正确的，只是群众不好，不能理解这个政策。
共产国际领导人制定了过渡到革命第三阶段的宏伟计划。资产阶级应该慢慢地、一部分一部分地退出：它的某些阶层应该在一定时间内帮助我们把资产阶级地主的官员机关和平地改造成工农机关。工农应该顺从地、平静地展示力量，组织起来，为了别吓着资产阶级，对所发生的事闭口不提。
马尔丁诺夫和布哈林科学论证的计划是完美的。不幸的是，无论是中国资产阶级还是中国工农都不想扮演天才的军事计划的作者指派给他们的角色，没有按上面给他们指定的速度展开自己的阵地。这个堪称笑柄的理论证明，当人们捍卫错误、破产的路线时，不想或不能承认自己的错误时，甚至是聪明人都没有他不会反复干的蠢事，事隔二十年后，布哈林重蹈切列瓦宁的覆辙，布哈林在《两个专政》的作者的拥抱中，谁能期待这样的镜头？但刊登马尔丁诺夫论中国资本主义前的性质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文章的布哈林，以及赞叹布哈林的策略是现实的、健康的马尔丁诺夫的镜头，并非偶然。
中国革命失败的根子就是布哈林和马尔丁诺夫的这个思想杂交，口头上的布尔什维克政策，实际上的孟什维克政策。
谁不明白这点，对他来说，上海工人就白白地牺牲了，他就没有从上海工人的教训中学到任何东西。因此，这个报告没有分析马尔丁诺夫和布哈林的历史哲学的一章，就不完整。
四、中国革命的孟什维克理论
布哈林同志为共产国际提供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布哈林最初是在俄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阐述了自己的理论，第二次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扩大全会上，第三次是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报告中，第四次是在4月4日 的莫斯科积极分子会议上。
布哈林去年10月在我们的代表会议上、在共产国际全会上和1月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里阐述的中国革命的理论，与他在4月4日 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会议上阐述的，有着根本的不同，该理论以新面貌（即经过大量修改）出现在《中国革命问题》的小册子中，修改是在他的理论已经百分之百地彻底破产之后做的。请允许我先揭示，布哈林去年11月到今年l月的观点与4月的观点有何区别，然后再表明，虽然有这些区别，布哈林在两个阶段上的理论与布尔什维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是再现1905年的孟什维克观点，在这样的再现中，像在这类过渡中常见的那样，有许多以所有“从一方面”“从另一方面”的形式表达的老布尔什维克观点的夹层。
有封建主义的和没有封建主义的两种中国革命的理论
从中国内部阶级力量结合的角度，情况是这样的：软弱的资产阶级、大量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的巨大阶层，工人阶级在人数上并不特别多，但已经是相当团结的力量，在最大限度上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与外国资本的对抗是如此严重，大部分资产阶级目前与广大群众在同一个联盟中前进，他们在国民党的领导角色中找到了自己独特的政治表现。
你读着这几句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封建主义到哪儿去了？在布哈林4月4日 的报告中，这个封建主义对界定中国革命的性质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布哈林在4月4日 的莫斯科积极分子会议上说道：
形形色色的特征一起构成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面貌，必须稍稍详尽地分析其中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革命在中国的相互关系。
他补充说：
所有资产阶级革命无论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或是在小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它的主要意义都在于消灭这些或那些封建主义残余。据拉狄克的说法，中国没有封建主义。那么资产阶级革命又从何说起？它在国内反对谁？广州反对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的斗争，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盘踞在自己省份中的所谓的军阀，不是别的，就是封建残余。……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就会得到下面的画面。在国内战场上，进行的是反对北方军阀的战争。资产阶级革命将自己的矛头指向封建强盗，指向封建地主，他们中的部分合法地拥有土地，某些人在法律上没有而实际上拥有土地，可以支配大部分土地收入。正是因此，争论发生在所谓的军阀身上，他们代表封建道路和历史发展桎梏，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间内能够挺身反对他们。由于说的是国内阶级力量，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内容就在于此。（布哈林：《中国革命问题》第23—24页）
这样，在三个月时间里，布哈林同志找到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而在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的报告中，在他对应该作为指导革命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决议的论证中，没有这一内容。布哈林把他们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派往革命战场，但他们不知道在那里应该为什么而斗争。在布哈林的决议和报告中当然提到了“封建主义”一词，说封建主义注定要被摧毁，但任何把民族革命与军阀之间的斗争说成是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之间的斗争的理论，都是不可能的。出于什么原因？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布哈林讲述的一个事实以最鲜明的形象推翻了他的那个资产阶级南方反对封建北方的斗争的全部理论。他在其报告中说了下面几句话：
应该强调，恰恰是在广东省，大型农业比在中国其他省份更加发达，东江北部、西部和东部流城全部土地的85％都属于大土地所有者。
这样，布哈林在自己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在共产国际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广州政府没有消灭无情地压迫广东政府的大型土地所有制，因此在投入北伐时，它也不能为与封建主义斗争而这样做。只有把这一切都从自己的记忆中勾销，布哈林才能在4月间突然端出了他的封建主义的理论。不仅如此，他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还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理论。让我们从布哈林在党的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摘引所有有关土地问题与民族革命的联系相关的地方。它不仅揭露了布哈林理论体系的轻浮，还揭示了某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同志们，现在中国革命在其当前的发展阶段上，最主要的困难和问题是什么？这些困难在于：一方面，十分清楚，中国人民、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现在应该把主要的打击集中在与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上。为中国的独立存在、它的民族解放而斗争，是核心任务。为了解决这个任务，必须保持统一的民族革命阵线。这个阵线现在不仅由农民、不仅由工人、不仅由手工业者、不仅由民主派激进知识分子构成，还由商人和工厂主构成，当然不是全部，而是其中那些与外国资本没有直接联系，不能把他们划为买办的人，买办被称为外国资本与中国之间的掮客。但这个工商资产阶级现在客观上起着革命作用，在革命这动发展的现阶段与它结盟之所以是必要的，是为了把最大限度的力量投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中，这个资产阶级通过政府与农村的绅士和富农分子联系在一起。
应该告诉你们，在中国还有极其发达的转租制，在这种制度下，某个大股份会司租赁土地，是为了以后再把它出租：新的租赁者再把土地出租，这个环节就这样继续下去……你们触动它，就要开始缝补这个土地所有制，它马上就会波及工商界。在广东省这个广州政府的主要基地上，大量土地掌握在与支持广州政府的工商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大土地所有者的手中。你们一触动他们，它就开始动摇。整个中国革命的最大困难就在于此。国民党内的力量相互对比是这样的，国民党内有三翼：右翼、中派和左翼。国民党右翼表达的恰恰是那个资产阶级本身的，甚至是它的最右的倾向的阶级利益。另一方面，革命的发展必然会碰上吸引农民的要求。现在不能在反对农民的情况下进行统治，不能在不让农民成为这个革命的基础的情况下组织革命力量。不能这么做。中国当前状况的主要困难就在于此。现在在我看来，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也在于此。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决着手为推行土地改革而斗争。虽然核心任务仍是驱赶外国帝国主义分子，虽然保持民族革命统一阵线极其重要，仍需要推行土地改革和组织农民。把这个极其巨大的后备力量引上舞台，是中国革命切身利益的要求，这场革命刚刚进入现代阶级斗争的更加深刻的分化阶段。不言而喻，这将与某些更加不愉快的事联系在一起，即国民党右翼部分的进一步动摇。不言而喻，这样提出问题可能有诱发左派幼稚病的危险，应该与它作斗争，即反对过早地中途换马，过早地破坏全民族事业的倾向。应该为反对这些倾向而斗争。这里的情况极其复杂，可以用这种方式描述它：站在以民族统一阵线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基础上，必须推行土改，以这种方式为中国革命奠定广泛的农民基础。
在这段冗长的引文中布哈林说了什么？第一，地主以最紧密的方式与工商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在12月时，在布哈林那里封建地主与资产阶级还没有任何矛盾。没有任何对相互厮杀的资产阶级南方和封建主义北方的区分，在这段引文中，民族革命的整个哲学没有了，消失不见了。双方不知道为什么彼此厮杀，须知布哈林4月的音乐会是多么动听。第二，资产阶级助手之间的联系发生在经济中和广州政府中。第三，打击地主引起右派国民党的动摇和“某些不愉快的事”。最后，尽管反帝统一阵线的必要性，布哈林决心头朝下往下跳……他决定要求……土改，即他留下地主，只是削减地租，否则他就不说土改，而说革命了。他做所有这一切都是出于“革命发展必将碰上吸引农民的要求”。革命发展不是因为农民反对地主的起义，而是革命碰上了对作为反帝炮灰的农夫的需求，因此，反封建主义的伟大战士Н·И·布哈林，他还是用土改来奖赏农民的布尔什维克。布哈林就这样把害怕提出“打倒地主”口号的中国共产党人投入革命战争，他在4月把这场战争界定为在中国消灭封建主义的战争。
共产国际决议和布哈林的理论
为了使读者不要认为，我们在此涉及的只是布哈林同志的个人创作，需要回忆一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决议，在土地制度和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在其基本概念中，都以11—12月的布哈林为基础，而不是以4月的布哈林为基础。决议称：
当前形势的组织特点是它的过渡性，此时无产阶级应该在与资产阶级多数阶层联盟的前景和进一步巩固自己与农民的联盟的前景之间做抉择。
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在基本是反封建性质的革命——这是布哈林在4月时开始这么界定它的——下，巩固与农民的联盟必然会导致与资产阶级多数阶层的破裂？这意味着，“封建、半封建、封建残余”这些词虽然在决议中反复出现，实质上决议并没有把南方与北方的斗争看做是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斗争，它模糊地明白，虽然在中国存在着封建残余，土地问题基本上在中国完全处于另一个阶段上。
非但如此，决议没有把军阀看做是封建主义的代表。它说：“中国军阀的特殊性在于，它虽然作为一个军事组织，同时还是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主要渠道之一，这种积累依靠的是半封建性的国家机构的整个体系。”尽管决议从头到尾充斥着理论混乱，在它的字里行间还是透露出下面的思想，即虽然在中国保持着许多封建形式的残余，但实质上，地主属于资产阶级，军阀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渠道之一，因此，打击地主就是打击资产阶级。但典型的是，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和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布哈林在评价土地问题上比他在4月讲话中更加接近真理，因为他现在被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它成长为平民革命吓坏了，他臆想出作为中国统治形式的中国封建主义，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不是像一个布尔什维克那样对待土地问题，而是作为孟什维克或立宪民主党人。他说的只是改革，而不是土地革命。这个观点给共产国际决议留下了印记。这个决议说的只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地租”，即它保留了地租。
解读布哈林立场的钥匙
在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的讲话中，我们找到了下面的地方，它为我们理解他的整个政策提供了钥匙：
最主要的任务是战胜外国帝国主义，胜利的保障是民族革命的统一阵线。这个阵线现在不仅由农民、不仅由工人、不仅由手工业者、不仅由民主派激进知识分子构成，还由工商资产阶级、商人和工厂主构成，当然不是全部，而是其中那些与外国资本没有直接联系的、不能划入买办的人，买办被称为外国资本和中国之间的掮客。
这个原理需要最详细的分析，因为它是布哈林错误立场的核心。共产国际中国政策的全部毛病都源于它。为了抓住要害，应该说，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场革命是只反对外部敌人的。长期占领该领土的外部敌人在进行统治时，总是与当地的这一或那一压迫居民的阶级有联系。人民群众若不同时与每天压迫他们的，他们每天在村里、城市中都能看到的人进行斗争，他们就不能挺身而起与外国压迫者斗争。中国革命胜利的保障是被压迫者的统一阵线，即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统一阵线。但为了让农民上升到民族斗争的高度，它应该与地主斗争，工人应该与资本家斗争，城市小资产阶级应该与资本家斗争，他们都应该与地主—资本家制度斗争。这样，建立被压迫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条件，就是这些阶级与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当前的统一战线的破裂。我们为什么加入国民党，尽管我们知道其中有商人、地主、工厂主、高利贷者、包税人？我们加入其中，是为了争取其中的仍在追随这些阶层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十分清楚这点，他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说，我们加入国民党，是为了分裂它。布哈林不明白这点，或是把它忘记了，因此他滚入了孟什维主义的泥潭，马尔丁诺夫这个孟什维主义的施洗约翰[61]在那里接住他，吻他。
接受了孟什维克的观点，即革命胜利的保障是保持与资产阶级的统一联盟，布哈林面对农民运动全身战栗，求助于土地改革的口号，即拒绝“打倒地主”的口号：所有这一切都迫使他缩小和缓和中国的阶级矛盾，最后导致他的中国封建主义的荒诞理论。布哈林的这一理论和他的基本观点、他的基本政治方针之间有什么联系？十分简单。这种联系十分清楚，如果考虑一下马尔丁诺夫的文章《中国革命问题》，它在蒋介石政变的两天之前刊登在《真理报》上。在这篇文章中，马尔丁诺夫因蒋介石欢迎南京的农民联盟，他服从汉口政府和上海工人“在国民革命军开进上海后仍保持了手中的武器”而得意（这是在解除上海工人武装的两天前写的），马尔丁诺夫没有阐述任何封建主义理论。但他抓住了列宁的一个词，证明在中国居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前的关系。明白类似的断言对一个拥有400万产业工人的国家没有意义，马尔丁诺夫纠正说，“占优势的是资本主义前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前的关系”。这意味着什么？从实际的角度来说，是胡说八道。在一个国家中，占优势的因素是那个对经济起最有力影响的因素。中国经济的特点是本国和外国生产的工业商品破坏了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业，破坏了中国金融体系，导致它的山河破碎、帝国主义的统治，以高税收和作为帝国主义影响的传播者的军阀之间永无休止的内讧使农村破产。在中国的农村经济中，主导因素是破坏了封建主义的高利贷者和商业资本，它们现在破坏着农民经济。称这种其中交织着商业资本时期和工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的五光十色的秩序为资本主义前的，在理论上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国家体制是由该国的主导经济因素决定的。
为什么马尔丁诺夫需要这种胡说八道？他需要它是为了对无产阶级说：千万别与资产阶级破裂。在资本主义前的国家中，你怎么能认真地考虑真正的革命领导权？中国资本主义前的性质的概念和无产阶级领导权之间的矛盾很好解释：无产阶级领导权，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神像膜拜，这是他在1922年挂在自己的房间里的，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前的性质的论据，则是放弃领导权，是追随在资产阶级后面、国民党后面的论据，就像马尔丁诺夫一生都追随在立宪民主党人后面一样。
同样的需要，在55岁时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倒霉的马尔丁诺夫那里，产生了资本主义前的中国的概念，在经历了左倾激进的青年时代之后，在国家官员年龄的坎上转向了机会主义的布哈林那里，产生了中国革命的反封建性质的理论。布哈林被波澜壮阔地展开的阶级斗争吓破了胆，它有破坏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的危险，有在布哈林因确信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而想“撇开”的国际事务中引起巨大震荡的危险，他寻找巩固中国瓦解的统一战线的新手段。因为此人清楚地知道，马克思在分析高利贷资本对农村关系的影响时，指出“高利贷一方面是封建财富和封建所有制的破坏者”时，“高利贷才表现为形成新生产方式的一种手段，同时又表现为使封建主、反资产阶级要素的支柱遭到毁灭”，[62]所以他臆想出了现在在中国作为主导经济形式的封建主义。
整部著作和全部汗水不知为什么而流，因为哪怕在中国的斗争内容真的是与封建主义的斗争，那从中也不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一斗争应该与大资产阶级一起进行。在世界任何地方，大资产阶级都不是消灭封建主义斗争的盟主。它到处与城市平民做交易。但布哈林忘记了列宁主义的常识。中国土地危机的全部尖锐性恰恰在于，高利贷“不改变这种生产方式，而是像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高利贷者吮吸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由此产生了民众对高利贷者的憎恶”，[63]这才是中国土地问题的核心，而不是封建主义，虽然存在着它的残余，虽然由于中国货币体系的完全崩溃，租金在很多地方是实物性的。
高利贷和农村商业资本——即中国资产阶级最有影响的派别——在农村的统治，其后果将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土地革命，它将使中国革命具有宏大的规模。害怕在国民党内的“某些不愉快的事”，布哈林用自己的封建主义理论施放烟雾，然后隔着烟雾问我：“如果那里没有封建主义，为什么在现阶段还需要资产阶级革命？莫非农民争取被高利贷破坏的私人财产的斗争是争取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斗争？莫非争取中国统一的斗争不是为争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斗争？"
我将在其他地方力求在现有文献材料的基础上提供土地关系的画面，并在其中努力阐述在这里所说的一切。但已经说过的就足够清楚，所有布哈林的有封建主义的和没有封建主义的理论都只为一个目的服务：不惜任何代价保持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这个愿望以中国革命的惨重失败和折断中国共产党现领导的脊梁骨为代价。与这个布尔什维主义的记忆和孟什维主义政策的杂交彻底决裂，是正确领导中国革命的条件。放弃布哈林的中国革命理论，是紧迫的实际任务，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中国无产阶级从它所受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全会上的报告中说：“应该指出，共产国际面临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中国运动，让西欧工人群众了解它的任务，仔细研究东方国家中独特的经济和政治条件的任务。没有这种研究，就不能在极其复杂的形势下决定政策，因为在这个国家中的经济政治独特性与各个不同帝国主义集团和它们的外交游戏的彼此交错、往往相互矛盾的影响交织在一起。”[64]
但在这个能让人想起共产国际最好的时候——那时在列宁的领导下一起工作，在对国际无产阶级作出相应的建议前，极其谨慎和仔细地研究所有问题——的开场白之后，作为共产国际唯一的思想领袖的布哈林，在事实残片的基础上炮制了一系列理论，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一个愿望，即看不到伟大和危险的现实，从而避免被迫得出革命的结论。
五、失败的教训
失败的意义
中国革命遭受了惨重的失败。目前，它放弃了北伐时获得的大量领土。它所依靠的军队分成了两个阵营。革命指挥官中的大部分都转到了反革命一边。中国主要的无产阶级中心目前已经失去。在此前属于国民政府的广袤领土的大部分地方，工人阶级都被粉碎。湛江、福建、广东、广西的工会组织都被粉碎。工人阶级的相当一部分组织者牺牲了，或是被关押在监狱中。现在的斗争首先要保持作为革命基地的湖北湖南两省，今后革命的进攻应该从那里开始，在以如此之高的代价获得的经验的基础上，在革命国家的帮助下进一步组织革命。
中国革命的失败使此前在不同程度上与民族运动共进退的那部分大资产阶级（本地资产阶级、首先与国内市场联系在一起的商业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一边。这个转变意味着，它走上与帝国主义和作为后者工具的军阀做交易的道路。这已经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了。中国大资产阶级在所有决定性的战斗中，都将彻底成为反革命的了。
今后，中国资产阶级不能继续扮演以它的名义行动的军阀集团的领导者的角色了。它甚至不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统一中国了。这样的统一的工具是军阀，他们今后将为争取最大的影响力而彼此斗争。推动他们这样做的不仅是对财富的贪婪，还有中国资产阶级各部分让其他部分服从自己的追求。没有帝国主义的重大经济帮助，没有帝国主义的重大让步，中国资产阶级就不能稳定自己的地位，不能在中国建立牢固的资产阶级制度。只有为大量失去土地和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栖身之所的群众提供工作，才能减少土地问题的尖锐性，只有中国工业的增长，才能为暂时缓解农村革命危机创造社会环境。帝国主义不像能对中国资产阶级作出重大让步，即在中国现在所处的崩溃状态中，它会决定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大量物资。帝国主义列强为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府的目的而共同行动，也同样不可能。他们的利益彼此矛盾，今后它们无疑将把赌注压在各个军阀身上，在他们之间挑起战争，允许他们达成暂时协议，以便今后力求削弱和分裂中国。这样，应该认为，中国的社会形势今后将会激化，现在遭到失败的革命的基本力量将增长和加强。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进行的中国革命在大资产阶级那里遭到了残酷的失败，后者领导的联盟迅速振作起来，并战胜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和城市贫民的革命联盟。正是由于这个中国革命进一步发展的远景，研究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所犯的错误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不搞清楚这些错误的实质，就不能在失败造成的新形势中推行正确政策。
失败的根源
共产国际的主要错误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的发展程度估计不足，对帝国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的矛盾估计不足。臆想中国的斗争首先是在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的，而在现实中，中国农村遭到城市即资产阶级的剥削，中国地主阶级或者就是中国的大中资产阶级，或是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看不到商业资本在中国农村的统治角色，以及资产阶级为一方，无产阶级和农民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的尖锐性。从这些不正确的前提出发，共产国际才会认为资产阶级各阶层将缓慢地、一部分一部分地退出民族革命，希望延长它参加民族运动的时期，也许会直到中国统一。
只是由于不明白，甚至是参加民族运动的工业资产阶级，也不能把反帝斗争进行到底（就不用说买办资产阶级了），共产国际希望，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帝性质，资产阶级会长期加入其中。工业资产阶级只是为从帝国主义那里争取到完全可以达到的让步而斗争，例如，保护性关税，英国殖民地印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争取到了这点。完全沉湎于反帝的统一民族运动的理论，不允许共产国际考虑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甚至在国民党的宣传中，把外国矿山、矿井和银行国有化的口号都没有起任何作用，然而没有这种国有化，彻底战胜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
夸大了资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的长期性，从而夸大反帝统一战线的力量，闭眼不看作为地主与资产阶级紧密联系的后果的广州政府的反农民政策，闭眼不看国民政府对不断增长的工农运动的日益加剧的仇恨，闭眼不看中国资产阶级背离革命的日益增多的证据，共产国际把避免国民党分裂作为自己策略的核心。因此在1926年，共产国际命令中国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虽然国民党给它提出了与它的独立政治路线不相容的条件。因此，共产国际对下述事实没有反应，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没有充分展开工农运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了找到与国民党的共同语言，开始用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语言说话。从1926年春天起，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上的全部政策都意味着消灭独立的中国共产党，使它变成国民党的附庸。
共产国际绝不允许共产党进行战斗准备（而在资产阶级背离民族运动时，战斗是不可避免的），是让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群众服从中国资产阶级政策的最鲜明表现。共产国际不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样的组织，没有它们就不可能用革命精神教育群众。没有每天揭露中国资产阶级政策，动员人民群众反对右派国民党的日报，侈谈工农民主专政日益临近的新阶段，就是空话。
国民党资产阶级让地方政权保留在地主和商人的手中。共产国际没有提出建立工农兵、城市贫民的苏维埃的口号。它以此让工农运动处于完全分散的状态，拒绝完成最主要的革命任务——破坏剥削压迫的旧机关。军队完全掌握在军官的手中，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反革命分子。党没有在军队中建立秘密的、非法的革命组织，没有争取到在军队指挥官中建立政委制，即听任资产阶级把作为反革命工具的军队掌握在它的手中。党允许所有武器集中在失去阶级属性的、昨天还为反革命服务的军队的手中，它让工人阶级没有任何武装，甚至没有号召他们参军。民族运动的领导者无产阶级，实际上被排除在军队之外，而使民族战争获得彻底胜利的，应该是这支军队。
甚至在汉口、长沙等地的工人群众自发地投入与国民党右翼的战斗，投入反蒋介石的战斗，以此强迫共产党和左派国民党的领导人开始在上层进行斗争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反对“加速事件”，满足于蒋介石的欺骗性解释和许诺，蒙蔽群众的警惕性，唤起他们对妥协的希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谈到面临的资产阶级背离的决议，就好像是一份远景决议，同时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资产阶级将分期分批地退出，剩下来的那些部分还应该利用。没有在思想上武装工人群众，使他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甚至在上海也被解除了武装，那里的群众曾以重大的牺牲为代价夺取了相当数量的武器。
这样，中国共产党的四月失败，是近一年来共产国际根本错误的路线的结果，它没有利用国民党，反而让国民党所利用，它不是自觉地迫求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领导权，而是实际上服从资产阶级的领导权。
违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态度的教导，违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违背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违背1926年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的决定，共产国际在中国实际上推行的是孟什维克政策，因此，什么也没学会、什么也没忘记的老牌孟什维克分子拉费斯和马尔丁诺夫成了这个政策的执行者，并非偶然。这一切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路线开始转向孟什维主义。
怎么办
当前的形势是，国民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右派将军唐生智，他的军队驻扎在湖南湖北两省。如果表明正在前线的部分广州军队将站在国民政府一边，国民政府就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内用其他军事力量——虽然并不是十分可靠的支柱——对抗唐生智。这使国民政府有可能武装工农。留在汉口的这部分政府，在其队伍中还有像投机分子孙科这样的大资产阶级分子，谭平山同志在其报告中把他和财政部长宋子文界定为地主买办的极右代表。地主和商人的旧的地方政权没有被破坏。这样，政府还是由工人、大小资产阶级代表组成的。布哈林同志断言说，它现在是“左翼联盟的政府”（《中国革命问题》第59页），干脆就是自我欺骗。即使汉口政府已经从自己的队伍中开除了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它也还不是工农民主专政政府，如果政府悬在空中，如果地方存在的还是旧政权的话，如果政府不能依靠对它想代表的社会力量进行武装的话，就什么专政也谈不上。汉口政府不明白这个事实，它将彻底破产。
中国共产党和左派国民党的首要任务是用它们所能采用的一切手段来武装湖北、湖南工人，立即解除旧地方政权的武装。应该用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权、排除地主、大中资产阶级、旧官员的革命自治机构来与它对抗。这样的机构只能是工农兵、小商贩、手工业者的苏维埃。把苏维埃口号与罢工委员会、工会、农会的口号对立起来，意味着彻底瓦解群众，而且是在应该把他们集中起来，形成战斗的打击之拳的时候。不仅如此，由于没有破坏旧政权，农会、罢工委员会、工会经常处在地主资本家的地方政权的威胁之下。
斯大林同志断言，建立苏维埃意味着“提出反对该地区现存政权的斗争口号”，没有击中要害。在武汉地区，在汉口的大厦中存在着一个政府，虽然它还不是真正的左派政府。不是抛弃它，应该的只是从中铲除右派分子。但正像我们在上面说过的那样，这个政府悬在空中。各地方存在的是地主资本家政权。不仅应该提出推翻后者的口号，而且还应该在苏维埃的帮助下推翻它。只有推翻了这个地方政权，才能说在武汉地区存在着左派政府。斯大林同志用“全部政权归革命的国民党”的口号与苏维埃口号对立。斯大林同志把国民党等同于革命议会。这样，他就是用议会政权的口号来对抗底层人民——工农、城市贫民——政权的口号。
斯大林提问题方式的机会主义性质，直接来自这个公式。斯大林同志担心，苏维埃口号会为那些说“莫斯科的苏维埃化”的人提供口实，这种担心是错觉，好像中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敌对程度不是取决于中国革命干了什么，而是取决于它如何称呼自己的机构。如果它称自己的政权是议会政权，它对应该被剥夺土地的地主的作用，就像可卡因在拔牙时的作用一样。如果把这个论据考虑透彻的话，斯大林同志应该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作为志愿者被派往中国的俄国共产党员应该拒绝帮助中国革命，因为他们在中国和世界资产阶级的眼里早就是莫斯科的“苏维埃化”的证据了。
在中国放弃苏维埃口号，就是放弃列宁的立场，他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
显然，处于半封建依附状态的农民能够出色地领会苏维埃组织这一思想，并把它付诸实现。同样明显的是，那些不仅受商业资本剥削而且也受封建主和封建国家剥削的被压迫群众，在本国条件下也能够运用这种武器，这种组织形式。建立苏维埃组织这一思想很简单地不仅可以应用于无产阶级的关系中，而且可以应用于农民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关系中。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暂时还不很丰富，但是委员会里有几个殖民地国家的代表参加的讨论，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共产国际的提纲必须指出，农民苏维埃、被压迫者苏维埃这种手段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也适用于还保留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国家；无论在落后国家或者在殖民地，普遍宣传建立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这一思想，是各国共产党和准备建立共产党的人的责无旁贷的义务；只要是条件允许的地方，都应该立即进行建立劳动人民苏维埃的尝试。[65]
列宁对那些“几乎没有产业无产阶级”的国家是这样说的。在一个像中国那样有着几百万产业工人的国家中，对共产党人的这一责任还能有什么怀疑吗？
汉口政府应该立即着手落实一系列涉及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社会改革。禁止向地主、商人交纳地租的禁令应该立即颁布，任何强行勒索地租的企图都应该受到民主专政力量的镇压。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劳动保护的贯彻应该立即实施。应该为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建立信贷基金采取措施。应该为向军队提供军需把这些商贩和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蒋介石寄希望可以通过许诺社会改革来缓和他与上海工人的尖锐关系，这一简单的事实表明，汉口政府迄今为止在这个领域中什么都没有做，应该抓紧。
只有在保持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联盟的情况下，汉口地区才能作为国民革命的桥头堡。只有在整个国民党中从上到下地驱逐右派国民党员，才能维护这个联盟。谁是右派，谁是左派，唯一的检验只能是“消灭地租，实施八小时工作制，武装工农，建立苏维埃”。谁反对这些口号，他在国民党中就不应该有位置。斯大林同志是知道这个立场的。如果他指名道姓地说我现在提出了退出国民党的口号，他就心里明白他是在蓄意扯谎。
他看过我在共产主义科学院的报告，我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言时他也在场，我在那里准确明白地说，在革命发展的现阶段，不必要求退出国民党，如果国民党把右派资产阶级的代表开除的话。与我捍卫同一个观点的同志，无论是在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中、在六位中央委员的决议中，还是在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同志在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中，都没有退出左派国民党的口号。斯大林同志臆想出子虚乌有的要求，是为了掩盖真正的争论对象：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政策。
由于迟迟不创办共产党的日报，导致革命的重大失败，现在虽然已晚，是否还需要创办它，斯大林同志对此未置一词。共产党人是否应该公然在共产主义旗帜下行动，他们是否需要巩固与左派国民党的联盟而批评它的小资产阶级领袖们的所有动摇。应该回答这个问题。斯大林同志没有回答。如果在它的下面掩盖的是维持服从国民党的旧政策的话，那么中国无产阶级将被汪精卫和宋子文出卖，就像它曾被蒋介石出卖一样。
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
蒋介石转到反革命阵营和国民革命军的分裂，空前地增加了威胁中国革命的危险。国际帝国主义没有利用这个局面。也许它为了不彻底败坏蒋介石的声誉，要亲自承担屠杀汉口政府的刽子手的角色。日本内阁的变动没有一点儿好兆头。局势异常严峻，但很清楚，这要求的正是布尔什维克的果断和勇敢。在当前的局势下，重心是最有力地推行保卫武昌地区的措施，通过唤起工农破坏对手的后方。
中国革命的失败恶化了我们的国际地位，使战争威胁比在冬季时更加严重。但认为我们通过收敛我们的中国政策，就能避免战争，是幼稚的。相反，只有动用我们所能动用的全部力量——遗憾的是，军事力量不属于其中——帮助中国革命。保卫自己，保住武昌地区，我们才能让对手相信我们的果断，才能保住作为盟友的中国革命。
帮助中国革命的首要条件，是考虑失败的教训，让国际无产阶级了解在中国发生的阶级斗争，让它更进一步地理解不仅是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而且还是作为工农阶级斗争的中国革命。因此，应该彻底与为孟什维主义的中国革命理论而掩盖阶级斗争的事实，掩盖失败的政策决裂。只有知道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中国工农为什么而斗争，欧洲工人才能帮助保卫中国革命。昨天还被全部共产党刊物宣称为解放斗争英雄的蒋介石的背叛，在国际无产阶级中引发了困惑，只有在中国革命策略问题上的充分的公开性，才能为动员世界无产阶级力量保卫中国革命创造基础。
卡·拉狄克
1927年4月底5月初
[2]斯温胡武得（Pehr Evind Svinhuvud，1861—1944）芬兰第一任总理（1917年11月—1918年5月）。芬兰1918年革命期间任瓦萨反革命政府首脑。1918年5—12月代理国家元首。1918—1919年白色恐怖的策划人之一。1930—1931年任总理，1931—1937年任总统。——译注
[4] 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1812—1870）俄国革命家、作家、哲学家。大地主И·А·雅科夫列夫的私生子。在十二月党人的影响下，与Н·П·奥迦辽夫一起走上革命道路。1833年莫斯科大学毕业，在那里曾领导革命小组。1834年被捕，被流放6年。1836年起用笔名伊斯康捷尔发表文章。1842年回到莫斯科，成为西欧派左翼领袖。其著作有《科学中的一知半解》（1842—1843年）、《自然研究通信》（1844—1845年）等。在长篇小说《谁之罪》（1841—1846年）、《克鲁波夫医生》（1847年）和《乌鸦》（1848年）中，对农奴制进行尖锐的批判。1847年依据国外。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对西方革命的可能性感到悲观失望，提出“俄国社会主义”理论，成为民粹派的创始人之一。1853年在伦敦建立自由俄国印刷所。在《钟声》报上揭露俄国专制制度，从事革命宣传，要求解放农民和土地改革。在准备1861年农民改革期间，产生动摇，并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展开争论。1861年又坚决站到革命民主派一边，协助建立“土地和自由社”、支持波兰1863—1864年起义。晚年，赫尔岑关心第一国际的活动和工人阶级的斗争事业。1870年逝世于巴黎。所著的自转体作品《往事与随想》（1852—1868年）是俄国古典文学的杰作之一。——译注
[5] 车尔尼学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学者、作家、文学批评家。1856—1862年为《现代人》杂志领导人之一，发展了别林斯基的传统，始终不渝地捍卫现实主义。19世纪60年代俄国革命运动领袖，“土地和自由社”的思想鼓舞者。《致地主农民书》的作者。1862年被捕，并监禁在彼得保罗要塞，1864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1883年获释。他研究过哲学、社会学、美学、教育学问题。坚持人本主义唯物论的立场。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刻的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是由人类全部发展所决定的。所著长篇小说《怎么办》（1863年）和《序幕》（约1867—1869年）阐述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塑造了革命者的形象，对教育俄国革命后代起到了巨大作用。——译注
[6] 契切林（Георг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ичерин，1872—1936）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05年起）、孟什维克、苏共党员（1918年起）。他的外交官生涯从沙俄外交部开始。在1905年革命中支持社会革命党，被迫流亡国外。1917年为政治侨民返回俄国的组织者之一。1918年1月返回俄国，1918年继托洛茨基任外交人民委员，直至1930年。他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率领苏联代表团出席热那亚会议（1922年）、洛桑会议（1922—1923年）。1925—1930年为党中央委员，历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译者
[10] 波克罗夫斯基（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кровский，1868—1932）苏联历史学家、党和国务活动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年）。苏共党员（1905年起），1907年当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候补中央委员。历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18年）、共产主义学院和红色 教授学院领导人。著有《远古以来的俄国历史》（共五卷，1901—1913年）、《俄国历史概要》（上下册，1920年）以及对外政策史、革命运动史、编纂学方面的著作。——译注
[16]普罗克拉斯忒斯的床，源于希腊神话，普罗克拉斯忒斯是阿蒂卡巨人，羁留旅客，缚之于床，比床短的人则强行拉长，比床长的人则截其下肢。比喻强求一致的制度。——译注
[24] “纸老虎”暴动系汇丰银行买办陈谦伯受英帝国主义指使，勾结军阀，联络国民党右派，于1924年8月底组织商团反对孙中山和广州工人，在双十节发动暴动，屠杀工农群众。旋即被工农和革命士兵所平息。——译注
[31] 维特（Сергей Юлъевич Витте，1849—1915）伯爵、俄国国务活动家，代表俄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曾任交通大臣（1892年）、财政大臣（1892年起）、大臣委员会主席（1903年起）、大臣会议主席（1905—1906年）。他建立了酒类专买（1894年），实行了货币改革（1897年），修建了西伯利亚铁路，还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1905年），制定了斯托雷平土地改革（1903—1905年）的基本原则，拟定了1905年10月17日 宣言。采取吸引资产阶级与沙皇政府合作的政策。写有3卷《回忆录》。——译注
[37]加香（Marcel Cachin，1869—1958）法国和国际共运活动家，法国共产党创始人（1920年）之一。1920年起当选为法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24—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05—1920年为法国社会党领导人之一。1940—1944年参加抵抗运动，1918—1958年任法国《人道报》社长。——译注
[38]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1865—1939）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1911年起领导该党。1918年11月—1919年2月为人民代表会议主席之一（另一主席为F·艾伯特）。1919年2—6月为政府首脑。——译注
[39]哈阿兹（Hugo Haase，1863—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1911—1917年），中派分子。1918年十一月单命期间同艾伯特共同担任人民代表会议主席，曾为镇压革命运动卖力。——译注
[40]饶尔丹尼亚（Но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Жордания，1869—1953）格鲁吉亚孟什维克领袖，1893—1898年“麦撒墨达西社”领导人之一，1907—1912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梯弗里斯苏维埃主席，1918年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主席，1921年起为白俄流亡分子。——译注
[43]比萨拉比亚系历史地区名。位于德涅斯特河及普鲁特河之间（相当于现今的摩尔多瓦共和国的大部分地区和敖德萨州南部）。10—11世纪属于基辅罗斯，后来又属于加里西亚—沃伦公国，14世纪属于摩尔多瓦公国，16世纪处于土耳其的统治之下，1812年归月归属俄罗斯帝国，1918—1940年被大贵族执政的罗马尼亚非法侵占。——译注
[45]史称西山会议派。——译注
[46]参见《关于中国革命的第一次讲话》中相关部分。
[47]俄文，意为十足的蠢货。——译注
[48]莫斯科地名
[50]长老宗系17世纪英国革命时期的宗教政治派别，清教徒的右翼，代表富商、伦教银行家和部分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利益。1640—1648年实际处于执政地位（直到所谓“普莱德清洗国会”为止）。作为宗教派别的长老宗，是加尔文宗在英语国家的变种。——译注
[51]独立派系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中新教的派别之一（即公理会）。16世纪末由清教徒左翼形成。在17世纪英国革命时期成为一个政觉，代表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的利益；1649—1660年执政。——译注
[52]尼德兰系中世纪欧洲西北部的历史地区（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法国的东北部），由17个省组成（南部各省有：佛兰德、布拉班特、卢森堡、阿图瓦、亨内高等；北部各省为：荷兰、泽兰、弗里斯兰等）。15世纪末起属哈布斯堡王朝（1556年起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为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译注
[53]腓力二世（Felipe Ⅱ，1327—1598）1556年起为西班牙国王，实行了巩固西班牙专制制度的政策。他加紧对尼德兰的压迫；支持宗教裁判所；进行对英法两国的战争。1581年将葡萄牙并入西班牙。——译注
[54]司徒卢威（Пётр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Струве，1870—1944）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政府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立宪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解放》杂志和《俄国思想》杂志编辑。《路标》文集作者之一（1909年）。白俄流亡者。——译注
[57] 国民公会系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最高行政机构。存在于1792年9月21日 到1795年10月26日 。代表分为三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和沼泽派。1792—1793年5月由吉伦特派领导，1793年5月31日 至1793年6月2的人民起义从公会赶走吉伦特派后由雅各宾派领导。在雅各宾派控制的公会中，全部权力实际上集中在社会拯救委员会和社会安全委员会的手中。热月政变（1794年7月）建立了所谓的热月公会，这个公会为向五人执政内阁过渡做准备。——译注
[58]即拉斯科尔尼科夫。——译注
[59]舒米亚茨基（Борис
Захарович Шумяцкий，1896—1938）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03年起）。在西伯利亚参加1905—1907年俄国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1917年任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主席。1919—1920年任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远东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后来从事苏维埃领导工作。——译注
[61]施洗约翰系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曾预言救世主即将到来；耶稣·基督的先行者，外号“施洗者”，因他在约旦河畔常为人施洗。——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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