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当前形势述评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40, стр. 3—6。
在尖锐的社会冲突、迅速的政治变动、剧烈的局势变化的时期，正确的理论定向的巨大的实际重要性暴露得格外清楚。在这样的时期中，政治概念和总结迅速失效，并要求或是彻底改变（这容易些），或是把它们具体化、确切化，对它们作局部修改（这困难些）。正是在这样的时期中，由必要性而产生的所有类型的过渡的中间状态和组合，会破坏习惯的公式，要求对自己加倍的关注。总之，如果在和平与平衡的时期（战前），还能靠某些现成的抽象物的利息为生的话，在我们的日子里，每个新的事件都把辩证法的一个最重要的法则灌输到头脑中：”真理总是具休的”。
斯大林的法西斯主义“理论”，无疑是用在局部的和不充分的历史经验（或狭窄的和不够开阔的视野）基础上的抽象范畴，来偷换对现实——对它的全部具体性、对它的所有过渡阶段，即逐渐地变化，还有革命（反革命）的飞跃——的辩证分析所能带来的致命后果的最悲惨的例子。斯大林分子掌握了这个思想，即金融资本在现代不能与议会民主共处，它不得不求助于法西斯主义。从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是完全正确的原理中，他们以纯演绎和形式逻辑的方式得出对所有国家和所有发展阶段同样的一些结论：普里莫·里维拉、墨索里尼、蒋介石、马萨里克、布吕宁、多尔福斯、毕苏斯基、塞尔维亚皇帝亚历山大[2]、泽维林、麦克唐纳等，对他们来说都成了法西斯主义的代表者。他们在这么做时忘记了：1）资本主义过去从来都不能与“纯粹的”民主共处，总是用赤裸裸的镇压制度来补充它，或者干脆用后者来取代它；2）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纯粹的”金融资本；3）即使处于统治地位，金融资本也不是在真空环境中行动，它不得不考虑资产阶级的其他阶层和被压迫阶级的反抗；4）最后，在议会民主与法西斯制度之间，必然会插入一系列过渡形式，它们彼此取代，有时通过“和平”方式，有时则通过内战，如果我们想要前进，而不是被抛到后面的话，要求对每一个过渡形式都作出正确的理论评价并制定无产阶级的相应政策。
根据德国经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首次确立了过渡政府的形式（虽然它可以也应该根据意大利的经验来确立），我们把它称为波拿巴主义（布吕宁、巴本、施莱希尔）。后来，我们在奥地利看到了更加清晰和成熟的波拿巴主义制度的形式。在法西斯主义以不断增加的成功进攻议会民主的阵地时，没有遇到无产阶级的胜利的反抗，它此后就会扼杀无产阶级，对那些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国家和阶段，这类过渡形式的内在规律性变得十分明显——当然不是在宿命的意义上，而是在辩证的意义上。
在布吕宁—施莱希尔时期，曼努伊尔斯基—库西宁就宣称“法西斯主义已经上台了”；他们称波拿巴主义的中间阶段理论为粉饰和掩盖法西斯主义的企图，旨在为社会民主党的“小害”政策大开方便之门。社会民主党员那时被称为社会法西斯分子，而且如日罗姆斯基、马尔科·皮维尔、朱斯特之类的“左翼”社会民主党员，被认为是仅次于托洛茨基分子的最危险的社会法西斯分子。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倒了个个儿。对今天的法国，斯大林分子已经不敢再说“法西斯主义已经上台了”；相反，他们采用了昨天被他们否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期阻止法西斯主义在法国的胜利。他们不得不区别杜梅格的制度与法西斯制度。但他们是作为经验主义者得出的这个区别，而不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甚至没有尝试给杜梅格制度作一个科学界定。谁在理论领域中依靠抽象范畴，谁在实践领域中就注定盲目地对事实投降。然而，正是在法国，从议会制向波拿巴主义的转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转变的第一个阶段），带有格外鲜明和展示的性质。只要提一下，杜梅格政府是在法西斯的内战演习（2月6日）和无产阶级为期一天的总罢工（2月12日）之间的舞台上出现的。只要两个彼此不可调和的阵营占据着资产阶级社会两极的阵地，马上就会发现，议会计数器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诚然，杜梅格政府像当初的布吕宁—施莱希尔政府一样，表面上看，它的统治得到议会的同意。但是，这个议会已经背离了自己。议会知道，在它反抗的情况下，政府会撇开它。由于进攻的反革命阵营和防御的革命阵营的相对平衡，由于它们的暂时相互中立，政权的轴心凌驾于群众之上，凌驾于他们的议会代表之上。只能在议会之外和“政党之外”寻找政府首脑。政府首脑招了两个将军来帮忙。这个三驾马车用平衡配置的议会人质从左右两边支撑自己。政府不是作为议会多数的执行机构，而是作为两个彼此斗争的阵营的仲裁法官那样行动的。
政府凌驾于国家之上，但又不是飘在空中。今天的政府的实际轴心是警察、官僚和军人。我们面对的是军警专政，但还稍稍掩盖着议会民主。作为国家仲裁法官的马刀政府，就是波拿巴主义。
马刀自己没有独立的纲领。它是“秩序”的武器：它的使命是保卫现存的一切。在政治上凌驾于各阶级之上，波拿巴主义像它的先驱君主专制政体一样，在社会学意义上，过去和现在都是剥削者中最强大、最有力的那部分的政府；因而，今天的波拿巴主义只能是金融资本的政府，这个资本支配、鼓舞和收买官僚上层、警察、军官和出版物。
最近几个月热议的“宪法改革”，它的唯一任务就是让国家机构适应波拿巴主义的政府，让后者用着顺手。金融资本寻找合法途径，使它每一次都能够在假议会的被迫同意下，把最合适的仲裁法官强加给国家。当然，杜梅格内阁不是“强有力的政府”的典范。在储备中有更合适的波拿巴的候选人。在这个领域中不可避免地可能还会有新的尝试和组合，如果阶级斗争的进一步进程留给它们充足的时间的话。
从预测的角度，只能重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当时关于德国说过的话：今天的法国波拿巴主义的政治机会并不大，它的稳定性实质上是由无产阶级阵营和法西斯主义阵营之间暂时的、不稳定的平衡决定的。这两个阵营的力量对比应该迅速改变，部分是在经济形势影响之下，主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策质量。两个阵营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些过程将用月而不是年来测量。只有在冲突之后，根据它的结果，才能形成稳定的制度。
当权的法西斯主义像波拿巴主义一样，只能是金融资本的政府。在这个社会学意义上，它们不仅彼此没有区别，与议会民主也没有区别。斯大林分子每次都发现了这点，但他们忘记了，社会问题要在政治领域中解决。金融资本的力量不在于它随时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建立任何一个政府——它还没有这样的力量，而在于任何非无产阶级的政府都不得不为金融资本服务；或是换一种说法：在于一种国家体制衰落时，金融资本有机会用另一种体制来取代它。但是，从一种体制到另一种体制的过渡，意味着政治危机。在革命无产阶级发挥出积极性的情况下，它可能变成对资产阶级的一场社会危机。在法国，从议会民主向波拿巴主义的过渡伴随着内战的爆发。从波拿巴主义过渡到法西斯主义的前景，隐含着极其可怕的社会震荡，因而也有革命机会。
斯大林分子直到昨天还认为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对我们来说，法西斯主义是小资产阶级，而不是金融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抽象的范畴占据了经典辩证法的位置。法西斯主义是为金融资本的社会利益对小资产阶级进行政治动员和组织的特殊方法。在民主制下，资本始终不渝地努力让工人产生对改良派和和平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信任。相反，向法西斯主义的过渡，没有预先培养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仇恨，是不可思议的。同一个最高统治阶级——金融资本——的统治，在这两种体制下依靠的是被压迫阶级之间的截然对立的关系。
但是，没有对大资产阶级来说意味着玩火的社会蛊惑，小资产阶级反无产阶级的政治动员是不可思议的。肆无忌惮的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对“秩序”的危险到底有多现实，德国不久前的事件就可以证明。这就是为什么法国资产阶级积极地支持自己的一翼——反动的波拿巴主义，给它提供资金，同时试图不把事情搞到法西斯主义获得政治胜利的地步，而是建立“强有力的政权”，这个政权应该最终能让两个极端的阵营遵守纪律。
上述一切充分证明，把政权的波拿巴主义形式与法西斯主义形式区分开，是多么重要。但是，落入相反的极端，把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变成两个互不相容的逻辑范畴，也是不可饶恕的。就像波拿巴主义把议会制度与法西斯主义组合起来而开始一样，胜利的法西斯主义不得不与波拿巴主义者结盟，而且内在地与波拿巴体制靠近。金融资本通过反动的社会蛊惑和小资产阶级恐怖进行长期统治，是不可能的。法西斯领袖在当权后，将被迫用国家机关来遏制追随他们的群众。这样，他们就失去了在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中的支柱。它的一小部分与官僚机关同化，一部分落入冷漠之中，另一部分则在各种各样的旗帜下转入反对派中。但失去了群众的社会基础，依靠官僚机关，在各个阶级之间随机应变，法西斯主义就这样退化为波拿巴主义。逐渐的演变在这里被狂暴、血腥的事件所打断。与反映了相互斗争的两个阵营之间极不稳定的短暂平衡的前法西斯的或预防性的波拿巴主义（卓利蒂、布吕宁—施莱希尔、杜梅格等）不同，起源于法西斯的波拿巴主义（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从粉碎两个群众阵营，让它们绝望，使它们士气低落中兴起，具有大得多的稳定性。
在毕苏斯基制度是法西斯主义还是波拿巴主义的问题上，在我们的波兰同志中产生了分歧。分歧的可能性的本身，最好地证明了我们遇到的不是僵硬的逻辑范畴，而是活生生的社会组织，它们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阶段上，都有极大的独特性。
毕苏斯基上台是依靠小资产阶级运动的暴动的结果，这个运动在“强大的国家”的名义下直接反对传统资产阶级政党的统治：在这里，运动和制度无疑具有法西斯主义的特点。波兰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比重，即群众比重，比当初的意大利要弱得多，就不用说德国的了；毕苏斯基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利用军事阴谋的方法，更加谨慎地提出工人组织的问题。只要提一下，毕苏斯基的政变是在斯大林分子的波兰党的同情和支持下完成的，就够了！乌克兰和犹太小资产阶级对毕苏斯基制度不断增长的仇恨，又阻止了他对工人阶级的全面进攻。这种情况的结果，是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相应阶段相比，在阶级之间和在阶级的各民族部分之间的随机应变在毕苏斯基那里所占的位置要大得多，群众性的恐怖要小得多：这是毕苏斯基制度中的波拿巴主义。但是，把毕苏斯基与卓利蒂或施莱希尔相提并论，等待新的波兰的墨索里尼或希特勒来取代他，显然是错误的。为自己描绘某种“理想的”法西斯主义，并用它来对抗现实的法西斯主义，后者有自己作为波兰国家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的产物的独特矛盾，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毕苏斯基是否能把粉碎无产阶级组织的活动进行到底（形势的逻辑不可抗拒地把他推到这条路上），不取决于对“真正的法西斯主义”的形式界定，而取决于实际的力量对比，群众中政治过程的动力、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略，最后还取决于西欧首先是法国事件的进程。历史可能会成功地记下，波兰法西斯主义还没来得及给自己找到“集权主义”的表现，就被推翻，化为齑粉。
奥地利的法西斯化过程也同样有其独特之处。在炮轰维也纳之前，多尔福斯制度保持了明显的波拿巴主义的性质；大资产阶级的全权代表，在群众中没有支柱，在社会民主党、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和奥地利外省农民型的法西斯分子的阵营间扮演武装仲裁法官的角色。这个三角对抗加上意大利和法国的支持，保障了多尔福斯比其他国家中的同一类型平衡表演演员大得多的稳定性。粉碎奥地利国家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善意的中立。只是后者的被粉碎，提高了国防军的比重，导致实际建立法西斯制度，多尔福斯在其中体现的是波拿巴主义继承性的残余。不应该忘记，在德国法西斯主义——其纯正性谁也不能否认——中，兴登堡和他的鹰犬至今仍是那个阶段的传统代表，那时，总统按波拿巴主义的方式抽出了魏玛宪法的轴心，为法西斯主义敞开了大门。
上面说过，源于法西斯主义的波拿巴主义远比那些预防性的波拿巴主义的试验要稳定得多，大资产阶级求助于后者，希望能够避免法西斯的放血。但从理论和实践角度都更重要的是，强调法西斯主义退化为波拿巴主义的事实本身，对它来说意味着末日的开始。法西斯主义的衰落将会持续多久，在什么时刻它的病会变成垂死挣扎，这取决于许多内部和外部原因。但仅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积极性的消退，它的失望和瓦解、它对无产阶级进攻的削弱，就会为革命开辟新的机会。全部历史证明，仅凭警察机关的帮助，是不能把无产阶级束缚在桎梏中的。诚然，意大利的经验证明，所经历的巨大灾难的精神遗产，在工人群众中保持的时间远比导致灾难的政治力量对比要长。但失败的心理惯性是一个靠不住的支柱。在一个强有力的推动下，它就可能被立即摧毁。对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和其他国家来说，法国无产阶级胜利的斗争可能成为这样的推动。
现在，欧洲和全世界形势的革命关键首先在法国！
Verité，1934年8月3日
[2]亚历山大·卡拉乔治维奇一世（Alekcander Ⅰ
Karageogević，1888—1934），1921年起为南斯拉夫国王（1929年前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国王）。1929年建立军人君主专政，对内奉行大塞尔维亚政策，对外采取依附法国的政策。在马赛（和法国外交部长一起）被克罗地亚人乌斯塔什刺死。——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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