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革命与斯大林官僚集团

德国革命与斯大林官僚集团

前言

　　俄国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极端落后，已证明其为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之一环。在现在的危机中，德国资本主义暴露出它是最薄弱的一环，原因却截然相反：它是在欧洲无出路条件下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德国生产力蕴涵的动力越大，它就越将窒息于欧洲的国家体系之中——而这一体系，正如一个边远外省动物园中的鸟笼“系统”一样。形势的每一次转变，都使德国资本主义面对它曾企图以战争方法来解决的那些任务。德国资产阶级曾打算通过霍亨索伦政府来“组织欧洲”。它又企图通过布吕宁—库齐乌斯政府，……与奥地利建立关税同盟。可是，它的任务、可能性与前景降到如此可怕的程度！甚至被迫放弃了关税同盟。整个欧洲体系都支撑在一对鸡腿上。若几百万奥地利人与德意志联合起来，法兰西拯救性的伟大霸权即有被颠覆的危险。

　　整个欧洲，首先是德国，再也不能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前进了。在资本主义自身力量的机械作用下，目前的危机或能暂时得到解决——自然是在工人的骨头之上进行的，但这不过表示，一切矛盾将在最近的阶段上重新复活，而且在更加浓缩的形式中。

　　在世界经济中，欧洲的比重只能趋于下降。它的前额已经贴上了难于移去的美国标签：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和胡佛的延期付款。欧洲已经完全处于美国的支配之下。

　　资本主义的腐朽意味着社会和文化的腐朽。国家之间有计划的分工，减少中间阶级使无产阶级得以增长的路己经被堵死了。社会危机的进一步延长，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的贫穷化和使无产阶级更多的阶层退化为流氓无产阶级。现在，这种危险最紧地扼住了先进的德国的咽喉。

　　腐朽的资本主义欧洲的最腐朽的部分，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官僚制度。它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旗帜之下开始了它的历史行程，而且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为目标。但是，资本主义强有力的高涨俘获了它，拽着它追随自己。于是，社会民主党在改良的名义之下，先是从行动上，随后则从言辞上放弃了革命。诚然，考茨基在使革命辞藻适应改良主义的需要时，曾在很长时间内保卫过它。相反，伯恩斯坦则要求完全抛弃革命。因为资本主义走上了没有危机和没有战争的和平发展时代了。好一个完美的预言！可能会让人觉得，考茨基与伯恩斯坦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分歧，但实际上，他们正是改良主义脚上的左右两只靴子，彼此对称，相互补充。

　　战争爆发了。社会民主党在争取未来繁荣的名义下拥护战争。然而来的不是繁荣，而是衰落。现在的任务已经不是从资本主义的站不住脚得出革命的不可避免；也不是用改良来调和资本主义与工人。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新政策，是以牺牲改良主义为代价来拯救资产阶级社会。

　　但看来，这还不是堕落的最后底线。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的目前危机，迫使社会民主党放弃长期政治和经济斗争的成果，使德国工人降到他们的父亲、祖父乃至于曾祖父的生活水平。改良主义在它的一切胜利和希望的残屑之中臭气熏天地腐朽了，从没有一种历史场景比这更悲惨和更可厌的了。剧场追逐现代派，让它常常上演豪普特曼[1]的《织工》吧：这是戏剧中最现代的一出。不过，剧场的经理别忘了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预定头几排座位。

　　不过，这些领袖们也顾不上看了。他们的适应性已经到了极限。德国工人阶级不会自愿长久地降到某种生活水平以下。然而为其自身的存在而斗争的资产阶级制度却无意承认这种生活水平。布吕宁的紧急法令仅仅是开始，无非是试探而已。布吕宁的制度靠社会民主党官僚怯懦和背信弃义的支持所维持，后者本身又靠部分无产阶级令人难堪的半信任而维持。官僚法令制度是不稳定的，不可靠的和不长久的。资本需要一个更坚决的政策。要看自己的工人脸色行事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对于资本的目的来说，不仅是不够的，而且已经开始束缚它了。敷衍政策的阶段已经过去。为了寻求出路，资产阶级必须彻底地摆脱工人组织的压力，必须清除、消灭这些组织，把它们化为齑粉。

　　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使命就从这里开始。法西斯主义使稍高于无产阶级并总是担心落入后者行列中的各阶级站了起来，在国家的官方掩护之下，用金融资本的资金把它们组织起来，使之军事化，并率领它们去粉碎所有一切无产阶级的组织，从最革命的到最温和的。

　　法西斯主义不仅是一种单纯的镇压、暴力和警察恐怖制度，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制度，它建立在根除资产阶级社会内的一切无产阶级民主成分之上。法西斯主义的任务，不只在摧毁共产党先锋队，而且要让整个无产阶级处于强制性的分崩离析的状态。为达到这一目的，从肉体上消灭工人中最革命的阶层，是不够的。它还须击溃一切独立和志愿的组织，破坏无产阶级所有的基地，铲除75年以来社会民主党与工会已获得的一切成果。因为共产党最终依靠的是这一工作。

　　社会民主党已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准备了所有条件。但它又以此为其自身的政治消灭准备了条件。让社会民主党为布吕宁的紧急立法以及法西斯的野蛮威胁负责，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若把社会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那就荒谬绝伦了。

　　在1848年革命中，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曾为反革命的胜利做了铺垫，反革命在胜利后却使自由主义变得软弱无力。马克思恩格斯攻击自由派资产阶级之激烈，绝不亚于拉萨尔，而且比后者更为深刻。但当拉萨尔派把封建反革命派与自由派资产阶级混为“同一个反动集团”时，马克思恩格斯理所当然地对这种虚伪的极端激进主义感到愤怒。尽管拉萨尔派的工作性质总的说来是进步的，比起自由主义的工作更重要和更有意义，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错误立场曾使他们不自觉地帮助了君主专制。

　　“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是在一个新的历史基础上再现了拉萨尔派的基本错误。在斯大林官僚集团把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和社会民主党党员混为同一个法西斯集团时，居然堕落到参加如支持希特勒的全民公决活动：这丝毫不比拉萨尔与俾斯麦的联盟强。

　　在现阶段，德国共产主义在其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必须依据以下两个不同的原理：①社会民主党应为法西斯主义的强大承担政治责任；②法西斯主义与社会民主党本身所倚靠的工人组织是绝对不可调和的。

　　现在，德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如此紧张，随之而来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社会民主党的适应性已达到极限，超过这限度便是它自身的死亡；而斯大林官僚集团的错误也已达到灾难的边缘。这个三位一体的公式说明了德国形势的特点，现在一切事情都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当一个人必须通过几乎在一星期以后才能到达的报纸来追踪德国的生活时；当手稿从君士坦丁堡寄往柏林，又需要一个星期，此后还要经过几个星期，小册子才能到达读者的手中，他会不由自主地对自己说：是否太晚了？每次都会再次答复自己：不晚，卷入斗争的军队过于庞大，无须担心瞬间的闪电般的结局。德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尚未消耗殆尽。他们还没有行动起来。事实逻辑的裁决将日益变得更加不可抗拒。这就是作者企图发出自己的声音的理由，虽然要晚几个星期，即整整一个历史阶段。

　　斯大林官僚集团认为，如果把这几行文字的作者囚禁在王子群岛上的话，它就能平静地完成它的工作。它迫使赫尔曼·米勒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拒绝给“孟什维克”发签证：这一次，统一战线的实现没有动摇和拖延。今天，斯大林分子在苏联官方刊物上报道说我根据与社会民主党的协议“捍卫”布吕宁的政府，该党正为帮我获得进入德国的权利而斡旋。如此卑鄙的行径不能引起愤怒，却引起了对愚蠢的嘲笑。但我们别笑得太久，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

　　发展的进程将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对此不能有丝毫的怀疑。但历史将以什么方式提供自己的证明：斯大林派别的灾难，或是马克思主义政策的胜利？

　　现在的全部问题就在于此。这是德国人民的命运问题，而且还不仅仅是这一国人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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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本小册子中分析的问题，不是昨天才产生的。共产国际借助于被称为“总路线”的策略震荡从事对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价值的重新评价。俄国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不仅仅是在俄国问题的基础上，而是在国际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德国革命发展的问题在其中不是处于最后一位。这一领域中的尖锐分歧在1923年就开始了。在这几年中，这几页文字的作者就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不止一次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的大部分批评著作都已用德文出版。这本小册子继承性地进入左派反对派的理论和政治工作中。许多在这里只是一带而过的问题，当初都得到了详尽的分析。我不得不请读者查阅我的几本书：《世界革命和共产国际》、《不断革命》等。现在，当在伟大的历史课题方面的分歧出现在所有人面前时，可以更好、更深刻地评价它们的源头。折中主义者靠片段的思想和在事件推动下产生的心血来潮为生。只有通过经常地、连续不断地解决任务和分歧，才能够培养出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干部来。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1932年1月27日

第一章 社会民主党

　　“钢铁阵线[2]”基本上是数量上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会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无力集团的联盟，后者在人民中失去了任何支持和任何信任。如果死人对斗争来说是没用的话，他们对妨碍活人斗争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资产阶级盟友作为戴在工人组织上的嚼子，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服务。斗争、斗争……这只不过说说而已。上帝保佑，没有斗争也能应付过去。难道法西斯分子真的会下决心从语言转入行动？他们社会民主党人从来就下不了这样的决心，要知道他们并不比别人差。

　　在真正危险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不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钢铁阵线”上，而是在普鲁士警察身上。自欺欺人的盘算！警察中的多数都是由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组成的，这一情况根本没有意义。存在决定意识。成了警察的工人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就是资产阶级的警察，而不再是工人了。近几年来，这些警察更多的是与革命工人斗争，而不是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大学生们斗争。这样的经历是不会白白过去的。而主要的是：每一个警察都知进，政府会更替，而警察局是不变的。

　　在社会民主党争论机关刊物《自由言论》（多么可悲的刊物！）的新年献词中，解释了“容忍”政策的最高意义。反对警察和正规军的希特勒是永远上不了台的。宪法规定，正规军服从共和国总统。因而，只要国家首脑是忠于宪法的总统，法西斯主义就没有危险。在总统选举前应该支持布吕宁政府，以便与议会资产阶级联合选举忠于宪法的总统，就可以在七年之内关闭希特勒通往权力之路。我们十分准确地提取了文章的核心内容。[3]率领着数百万之众（走向社会主义！）的群众性政党认为，在今天被彻底震撼的德国，哪个阶级当权不是取决于德国无产阶级的战斗力，也不是法西斯的冲锋队，甚至都不是正规军的组成成分，而是取决于魏玛宪法的纯洁精神（在必要数量的樟脑和苯的情况下）是否还存在于总统官邸。如果在一定的局势下，魏玛精神与贝特曼—霍尔韦格[4]一样，“需要不承认法律”呢？如果魏玛精神的短暂的外壳虽然有樟脑和苯，仍在最不合适的时机被打碎了呢？如果……但这样的问题是无止境的。

　　改良主义政治家都是些机灵务实的人、老练的阴谋家和钻营者、有经验的议会和内阁的谋士，只要事件进程把他们抛出习惯的领域，使他们面对重大事件时，他们就露出十足的傻瓜的原形，实在找不到更温和的形容了。

　　对总统的希望就是对“国家”的希望。面对日益迫近的无产阶级与法西斯小资产阶级——这两个营垒合起来构成德意志民族压倒的多数——的冲突，《前进报》的马克思主义者求助于更夫。“国家，施加压力！”这就是说：“布吕宁，别迫使我们动用工人组织的力量进行防御，因为这将使整个无产阶级站起来，那时运动将超越党的领导的秃顶：它以反法西斯运动开始，以共产主义运动结束。”

　　对此，布吕宁如果不愿意沉默的话，他会回答说：“我即使愿意，也不能用警察的力量来驯服法西斯；就是可能，我也不愿意。动用正规军来对付法西斯分子，意味着分裂正规军，如果不是促使整个军队反对自己的话；但最主要的是：让官僚机关掉转头来反对法西斯分子，意味着放开工人的手脚，还给他们充分的行动自由：其后果就是你们社会民主党人所害怕的，因此我更是加倍的害怕。”

　　社会民主党的呼吁对国家机关、法庭、正规军、警察产生的作用，应该与他们的期待背道而驰。

　　最“忠诚的”、最“中立的”、与国家社会主义者联系最少的官员这样认为：“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有数百万之众；他们的手中掌握着巨大的资源——报刊、议会、地方自治政府；事关的是他们自己的性命；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共产党员对他们的支持是有保证的；尽管如此，这些强大的先生们求我这个官员拯救他们免遭拥有数百万党员的政党的攻击，这个党的领袖明天可能成为我的上司：社会民主党先生们的事情应该不妙，根本没戏……我这个官员该考虑我自己的性命了。”结果是直到昨天还摇摆不定的“忠诚的”、“中立的”官员为了保证自己的明天，一定会为自己留后路，即与国家社会主义者拴在一起。过时的改良主义者就这样沿着官僚路线为法西斯分子工作。

　　作为资产阶级食客的社会民主党注定是思想上的寄生者。它时而抓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思想，时而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只鳞片爪。希法亭引用了我的小册子里反对共产党参加希特勒的全民公决的意见后，总结说：“无须再对这几行文字做任何补充，就能说明社会民主党对布吕宁政府的态度。”雷梅尔和台尔曼说：“看啊，希法亭依靠托洛茨基。”法西斯的黄色传单说：作为对托洛茨基的这个勾当的回报，许诺给他签证。斯大林的记者也行动起来，把法西斯报纸的报道用电报发回莫斯科。不幸的拉狄克坐镇的《消息报》编辑部刊登了这则电讯。这个链环是不屑一顾的。

　　回到更严肃的问题上。只是由于资产阶级制度整个支撑在希法亭之流领导的半数工人阶级的背上，希特勒才允许自己有反对布吕宁政府的奢侈。如果社会民主党不推行阶级背叛的政策的话，别说希特勒从来不会得到他今天所具有的力量，他会牢牢地抓住布吕宁政府，像抓住救命的锚一样。如果共产党员把布吕宁与社会民主党一起推翻的话，这就是一个具有最重大政治意义的事实。它的后果无论如何会超越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头。希法亭企图在我们的批评中为自己的背叛找辩护，而这一批评要求共产党员与希法亭背叛的事实算账。

　　虽然希法亭对托洛茨基的话“无须补充”，但他还是补充了点什么。他说：力量对比是这样的，甚至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工人协同行动的条件下，也没有可能“在强化斗争的情况下推翻敌人、夺取政权”。问题的重心就在这个不经意中流露出的未加论证的看法中。据希法亭的看法，在无产阶级构成居民多数和社会决定性的生产力的当代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共同斗争不能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那么政权怎么才能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战前曾有资本主义自发增长、无产阶级增长、社会民主党同样增长的前景。战争打断了这个过程，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恢复它。资本主义的腐朽意味着政权问题应该在今天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解决。社会民主党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垂死挣扎，只是导致经济文化的进一步衰落，无产阶级的瓦解和社会的坏疽病。它没有任何其他前景，明天将不如今天，后天将不如明天，但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已经不敢放眼未来了。他们有注定灭亡的统治阶级的所有毛病：轻浮、意志薄弱、喜欢用语言来搪塞事件、寄希望于奇迹。如果细想一下的话，塔尔诺夫的经济探索现在履行的是某个拉斯普京[5]的安慰性启示的“功能”。

　　社会民主党党员与共产党员一起也不能掌握政权。这表明他是一个胆小如鼠、妄自尊大、有教养的小资产者，从头到脚都渗透着对群众的不信任和对他们的轻蔑。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一共拥有40%的选票，还不算被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和共产党的错误推到冷漠阵营中乃至国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数百万人。仅这两个党共同行动的事实，就能为群众展现新的前景，无限量地增加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但我们将从40%出发。也许布吕宁或希特勒有更大的力量？须知能够统治德国的只有这三个集团：无产阶级、天主教中央党或法西斯分子。但有教养的小资产者在骨子里认为，资本的代表只要有20%选票就能进行统治：资产阶级掌握着银行、托拉斯、辛迪加、铁路，诚然，我们的有教养的小资产者12年前就打算把所有这些都“社会化”。什么事没有啊！社会化的纲领——赞成，剥夺剥夺者——不行，这已经是布尔什维主义了。

　　我们所用的力量对比是在议会剖面上的。但这是一面哈哈镜。被压迫阶级的议会代表极大地缩小了自己的实际力量；相反，资产阶级的代表，甚至在他们垮台的前一天，都仍是自己的虚构力量的假面舞会。只有革命斗争才能从所有的遮掩下暴露出真正的力量对比。在为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中，如果无产阶级不被内部的怠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形式的叛卖导致瘫痪的话，就能发挥出远远超过其议会表现的力量。再次提一下无可估价的历史教训：在布尔什维克已经掌握、牢牢地掌握了政权之后，他们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在立宪会议中的选票还不足1/3，即低于40%。虽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战争、欧洲社会民主党，首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虽然有战后的疲劳反应、热月情绪的增长，第一个工人政权已经屹立了14年之久。德国又该如何？当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共产党工人挺身而起夺取政权之时，任务就解决了90%。

　　希法亭说：“不过，如果社会民主党投票反对布吕宁政府并把它推翻，其后果可能是法西斯分子上台。”在议会层面上，事情看起来可能会是这样；但事情不是在议会层面上。社会民主党拒绝支持布吕宁只能是在已经决定走上革命道路的情况下。或是支持布吕宁，或是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没有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党投票反对布吕宁，立刻改变了力量对比，不是在议会的棋盘上，棋盘上的棋子会无意中掉到桌下的，而是在阶级革命斗争的舞台上。在这样的转折中，工人阶级的力量将不是增加一倍，而是增加十倍，因为在阶级斗争中，特别是在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道义因素所占的不是最后一位。道德高压电流将一阶层一阶层地传遍人民群众之中。无产阶级将信心十足地对自己说，他，只有他，才负有这样的使命：赋予这一伟大国家另一个更高的生活方向。希特勒军队应在决定性的战斗之前开始衰败和瓦解。斗争当然是不能逃避的；但在坚定的意志下取得胜利，在英勇的进攻中获取胜利，要比现在最极端的乐观主义者想象的要容易得多。

　　为此所缺的东西不多：社会民主党转到革命道路上来。在1914—1932年的经验之后，希望领袖们会自愿地转变，是所有幻想中最可笑的。对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多数来说，是另一回事，只是应该帮助他们。但这一转变不仅是反对资产阶级国家，也反对他们自己的党的上层。

　　在此，对我们的话“无须做任何补充”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企图再次用我们自己著作中的引文来反对我们：难道我们不是确实写过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政策是一系列的错误？难道我们没有抨击过共产党参加希特勒的全民公决吗？写过，也抨击过。但须知我们与共产国际的斯大林领导进行斗争，正是因为它不能粉碎社会民主党，让群众脱离它的影响，让历史的火车头摆脱生锈的制动闸。斯大林官僚集团以其摇摆、错误和官僚最后通牒保存了社会民主党，一次又一次地让它重新站了起来。

　　共产党虽然没有正确的领导，仍是反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虽然由工人构成，仍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党，从资产阶级目的的角度，在“正常”条件下它是一个善于领导的党，但在社会危机的条件下就不行了。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性质，党的领袖们不得不承认，虽然是违背自己的意愿的。塔尔诺夫就危机和失业重复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可耻”的老话，就像新教的神父讲财富的罪恶一样；塔尔诺夫就社会主义所说的话，也像神父说死后的恶报一样；但关于具体问题，他的说法就完全不同了：“如果9月14日，失业的幽灵不站在投票箱后面的话，这一天在德国历史上的面貌就会完全不同。”（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社会民主党失去了选民和席位，是因为资本主义通过危机暴露了自己的真实面貌。危机没有巩固“社会主义”的党，相反是削弱了它，就像危机减弱了商品流通、银行的金库，削弱了胡佛和福特的自信，减少了摩纳哥公爵的利润等。今天，对形势的最乐观的评价不能在资产阶级的报纸上找，而要在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找。还能为该党的资产阶级性质找到更加无可争议的证明吗？如果资本主义的疾病就是社会民主党的疾病，那么资本主义迫近的死亡就不能不意味着社会民主党近在咫尺的死亡。依靠工人的党，却为资产阶级服务，在阶级斗争最激化的阶段就不能不感觉到坟墓的气息。

第二章 民主与法西斯主义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承认必须清算下面那些错误观点，它们依据的是“对法西斯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之间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议会形式与公然的法西斯方式之间的矛盾的自由派的观念”……这一斯大林哲学的实质十分简单：从马克思主义否定绝对矛盾出发，它得出否定所有矛盾的结论，哪怕是相对的。这是庸俗激进主义的典型错误。但如果在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没有任何矛盾，甚至在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的领域中，那么这两个制度就干脆应该吻合。社会民主党等于法西斯主义的结论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不知为什么把社会民主党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在这一联系中到底意味着什么，至今也没有对我们解释清楚。[6]

　　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的决议是不能改变事物的本质的。在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存在着矛盾。它根本不是“绝对的”，或根本不意味着两个不可调和的阶级的统治（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议会民主制度和法西斯制度是两种制度，分别依靠的是被压迫阶级与剥削阶级的不同的组合，因此必然会进入彼此的激烈对抗。

　　今天，社会民主党是议会资产阶级制度的主要代表，它依靠工人。法西斯主义依靠的是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没有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就没有影响。法西斯主义只有通过粉碎工人组织，才能建立自己的政权。社会民主党的主要舞台是议会。法西斯体系建立在对议会制度的破坏之上。对垄断资产阶级来说，议会制度和法西斯制度只是统治的不同工具。他们用这个还是用那个，取决于历史条件。但对社会民主党来说，选择这个或那个工具具有独立的意义，是他们的政治生死的问题；对法西斯主义来说，也是一样。

　　当资产阶级专政的“正常的”军警手段以及掩盖它们的议会已经不足以维持社会平衡时，就轮到法西斯制度出场了。资本通过法西斯代理人，让失去理智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失去阶级属性的、士气低落的流氓匪帮、金融资本本身使其陷入绝望和疯狂的无数的人行动起来。资产阶级要求法西斯主义全面工作：既然它允许采用内战手段，它就希望能得到几年的安宁。于是法西斯代理人就利用小资产阶级，把它当做冲锤来荡平路上的一切障碍，把工作进行到底。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导致金融资本直接把所有统治、管理和教育的机关和机构抓到自己的铁钳中：国家机关、军队、地方自治政府、大学、学校、报刊、工会、合作社。国家的法西斯化意味的不仅是管理形式和手段的墨索里尼化——在这个领域中的变化最终只起次要作用，而首先和最主要的是粉碎工人组织，使无产阶级陷入无组织状态，建立深深渗入群众中的机构体系，它们应该阻止无产阶级独立的凝聚。法西斯制度的实质正在于此。

　　所说的一切与下面的事实没有任何矛盾，即在一定阶段上，在民主体系和法西斯体系之间，会建立把这二者的特点集于一身的过渡制度：两个社会制度，甚至是彼此势不两立的制度的更替规律，一般都是这样。有这样的时刻：资产阶级依靠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即它同时利用自己的妥协代理和恐怖代理。在一定的意义上，克伦斯基政府在其存在的最后几个月中，就是这样的：它半依靠苏维埃，同时与科尔尼洛夫合谋。布吕宁政府是这样的政府，它在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之间踩钢丝，手里拿着紧急法令的竿子。但国家和政府的类似状态是暂时性的。它标志着过渡阶段，即当社会民主党已经接近结束自己的使命时，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都还没有准备好夺取政权。

　　意大利共产党人早就不得不着手法西斯主义的问题，不止一次地抗议对这个概念如此普遍的滥用。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时，艾尔科利[7]对法西斯主义的问题仍在阐述现在认为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把法西斯主义界定为始终一贯的、彻底的反动体系，艾尔科利解释说：“这一断言依据的不仅仅是残酷的恐怖行动，不是大量被杀的工人农民，不是广泛使用的各种拷问手段的凶残、判决的严厉；而是全面地消灭所有形式的独立群众组织。”艾尔科利是完全正确的：法西斯主义的实质和使命就是彻底取缔工人组织，不让它们东山再起。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仅靠警察手段是不能实现这个目的的。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途径，是用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压力来对抗无产阶级的压力——在后者削弱的情况下。正是这一特殊的资本主义反动体系，以法西斯主义的名义载入史册。

　　艾尔科利写道：“关于法西斯主义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现有的关系的问题，就属于这个范围（法西斯主义与工人组织不可调和）。在这方面，法西斯主义明显不同于所有其他反动制度，后者是此前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巩固起来的。它抛开与社会民主党的所有妥协，它疯狂地迫害后者；它剥夺了后者合法存在的任何可能性；它迫使后者移居国外。”

　　刊登在共产国际主导刊物上的文章是这样说的！此后，曼努伊尔斯基给莫洛托夫提示了“第三时期”的伟大思想。法国、德国和波兰被派上了“革命进攻的第一线”。宣称直接任务是夺取政权。因为在无产阶级起义面前，除了共产党外，所有政党都是反革命政党，区别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就不再有必要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就这样确立了。共产国际的官员重新武装。艾尔科利急忙证明，他爱真理，但更爱莫洛托夫，于是……写了捍卫社会法西斯理论的报告稿。他在1930年2月声称：“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的法西斯化极其容易。”哎，官方共产主义官员的亦步亦趋更加容易。

　　不出所料，我们对“第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的批评被宣布为反革命的。但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付出沉重代价获得的残酷经验迫使在这里作出转变。“第三时期”被解职退休，像莫洛托夫本人被解除共产国际职务一样。但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依然如故，是“第三时期”唯一成熟的果实。对它的改变是不可能的：把自己与“第三时期”拴在一起的只是莫洛托夫；斯大林本人也误入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歧途。

　　《红旗报》把斯大林下面这句话作为其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研究的卷头题词：“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后者依靠的是社会民主党的积极支持。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和的一冀。”斯大林像往常一样，当他试图进行概括总结时，第一句总是与第二句相矛盾。资产阶级依靠社会民主党，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而且早就说过了。但从此得出的只能是，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一样，是大资产阶级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怎么又成了法西斯主义的“一翼”，就搞不清楚了。同一个作者的另一个界定也不更深刻一些：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不是彼此敌对，而是双胞胎。双胞胎也可能是势不两立的对手；另一方面，盟友根本也不必非要在同一天由同一个母亲生出。在斯大林的句法结构中，没有最起码的逻辑，就不必说辩证法了。这个句法结构的力量在于没有任何人敢反驳它。

　　在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没有“阶级内容”上的区别，维尔奈·基尔什跟在斯大林后面教导我们（《共产国际》1932年1月）。从社会民主党转向法西斯主义具有“有机过程”的性质，即“循序渐进地、平稳地”完成。这个议论听起来令人惊讶，如果追随者还没有使我们戒除惊讶的习惯的话。

　　在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没有“阶级区别”，这显然就是说，社会民主党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像法西斯主义一样。关于这点，我们早在1932年1月前就猜到了。但统治阶级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它与其他各个阶级都有一定的关系。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下，资产阶级首先依靠的是被改良主义者驯服的工人阶级。这个体系最完整地出现在英国，无论是在工党领导下的，还是在保守党领导下的。在法西斯制度下，至少是在它的第一阶段中，资本依靠的是破坏无产阶级组织的小资产阶级。意大利就是这样。这两个制度在“阶级内容”上有区别吗？如果只是提出统治阶级的问题，那确实没有区别。如果说的是从无产阶级的角度看局势或看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的话，那区别就相当大。

　　几十年来，工人在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同时与它进行斗争，在其中建立了自己的基地、自己的无产阶级民主的萌芽：工会、党和教育性的俱乐部、体育组织、合作社等。无产阶级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框架内，而只有通过革命途径，才能走向政权。这点已经得到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证明。但正是为了革命途径，它必须在资产阶级国家内具有工人民主的根据地、当第二国际还在完成进步的历史工作时，它的工作都归结为建立这样的基地。

　　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和唯一的使命就是彻底破坏无产阶级民主的所有机构。这对无产阶级是否有“阶级意义”？请这些高深的理论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在称一个制度是无可争议的资产阶级的时候，基尔什像他的老师一样，忘了一件小事：无产阶级在这个制度中的地位。他们用赤裸裸的社会学的抽象来偷换历史过程。但阶级斗争是在历史的土壤上进行，而不是在社会学的同温层里。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出发点不是抽象的民主国家，而是无产阶级自己的活生生的组织，在这些组织中集中了它的全部经验，它们为它准备未来。

　　从民主到法西斯主义的过渡可能是“有机的”和“循序渐进的”，这显然意味的只能是：不仅可能在没有震荡、没有战斗的情况下剥夺它的所有的物质成果——一定的生活水平、社会立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还有这些成果的主要工具，即它的组织：因而，“平静”地过渡到法西斯主义，意味着所能想象的最可怕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投降。

　　维尔奈·基尔什的理论议论并非偶然：进一步发挥斯大林的理论预言，它们同时概括了共产党今天的全部宣传鼓动。它的全部努力旨在证明，布吕宁制度与希特勒制度没有区别。现在，这被台尔曼和雷梅尔视为布尔什维主义政策的精髓。

　　问题不仅限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不会带来任何新东西的观点，现在正在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中起劲地宣传。在法国杂志《布尔什维主义笔记》1月号上，我们读道：“托洛茨基分子在实践中与布赖特沙伊德[8]一样，接受社会民主党臭名昭著的‘小害’论，据此，布吕宁没有希特勒坏，据此，在布吕宁统治下饿死要比在希特勒统治下更舒服，宁愿被格列涅尔射杀，也不愿被弗里克射杀。”这段引文还不是最蠢的，虽然公平地说，它是相当愚蠢的。但是，哎，它表达的是共产国际领袖的政治哲学的实质。

　　问题是，斯大林分子从庸俗民主的角度比较两个制度。确实，如果从形式“民主”的标准看待布吕宁制度，那么结论是无可争议的：骄傲的魏玛宪法剩下的只是骨头和皮。但对我们来说，这还不能解决问题。应该从无产阶级民主的角度来看问题。腐朽的资本主义的“正常的”警察反动何时何地被法西斯制度取代？在这个问题上，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标准。

　　布吕宁是否比希特勒“好”（更可爱吗？）？老实说，我们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但只要看一下工人组织的地图，就可以说：法西斯主义在德国还没有胜利。在通向它胜利的道路上还横亘着巨大的障碍和力量。

　　今天的布吕宁制度是官僚专政制度，更确切地说，是以军警手段实施的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组织彼此势均力敌。如果工人组织由苏维埃联合起来；如果工厂委员会为争取监督生产而斗争，就可以说是双重政权了。由于无产阶级的分裂和它的先锋队策略上的软弱，这种局面还没有出现。但强大的工人组织——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能够给予法西斯主义以毁灭性的回击——存在的事实本身，不允许希特勒当权，使官僚机关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布吕宁专政是波拿巴主义的漫画。这个专政不稳定、不可靠、不长久。它标志的不是新的社会平衡的开始，而是预示着旧的平衡即将倾覆。它直接依靠的只是资产阶级中的为数有限的少数，社会民主党违背工人的意志容忍布吕宁，法西斯主义威胁他，他所能采用的是紧急法令的雷霆，可不是真正的。在得到议会同意的情况下解散它，下达反对工人的紧急法令，宣布圣诞节休战，以便在它的掩盖下再做几个交易，驱散上百个集会，关闭几家报纸，与希特勒通几封配得上外省药剂师手笔的信，这就是布吕宁所能干的事。对更大的事来说，他的手太短了。

　　布吕宁被迫容忍工人组织的存在，因为他还没有决定今天就把政权交给希特勒，因为他没有消灭它们的独立的力量。布吕宁被迫容忍法西斯分子并包庇他们，因为他对工人的胜利怕得要命。布吕宁制度是灾难之前的过渡性的短暂的制度。今天的政府之所以能够维持，只是因为两个主要阵营还没有交手。真正的战斗还没有开始。它还在前面。战前、公然较量之前的间歇，被官僚软弱无力的专政所填充。

　　那些吹嘘不承认“布吕宁与希特勒之间”有区别的智者实际上是在说：我们组织的存在或它们已经被粉碎没有区别。在这个假激进的夸夸其谈之下掩盖的是最可憎的消极：我们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失败！认真地重读一下法国斯大林分子的杂志的这段引文，全部问题都归结为在谁的统治下挨饿更好些：在布吕宁之下还是在希特勒之下？我们提的问题不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死亡更好些，而是如何战斗和胜利。我们的结论是：总决战应该在布吕宁的官僚专政被法西斯制度取代之前，即在工人组织被粉碎之前。应该通过展开、扩展、激化局部战斗来为总决战作准备。但为此应该有正确的前景，首先是别宣称离胜利还很远的敌人为胜利者。

　　这是问题的核心，这是时局的战略钥匙，这是斗争的出发阵地。每个有思想的工人，尤其是共产党员一定要清楚，斯大林官僚集团关于布吕宁和希特勒是一丘之貉的废话是多么空洞、多么贫乏、多么陈腐。我们回答他们说，你们搞错了！你们由于害怕困难、对伟大的任务的恐惧而可耻地搞错了，你们在战斗还没有打响之前就投降，你们宣称我们已经失败了。你们扯谎！工人阶级被改良主义分子分裂和削弱，因自己的先锋队的摇摆不定而迷失了方向，但它还没有被粉碎，它的力量还没有消耗殆尽。不，德国无产阶级是强大的。当它的革命能量在行动的舞台上为自己开辟道路时，最乐观的估计都将被远远超过。

　　布吕宁制度是预备性的制度。为什么？或是为法西斯的胜利，或是为无产阶级的胜利。这个制度之所以是预备性的，是因为两个阵营刚刚开始为决战作准备。把布吕宁与希特勒等同起来，就是把战前的局势与失败后的局势等同起来，就是预先承认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号召不战而降。

　　工人的绝大多数，特别是党员的绝大多数都不希望这样。当然，斯大林官僚集团也不希望这样。但应该考虑的不是善良的愿望——希特勒用它们来铺成通往地狱的道路，而是政策的客观意义、它的方向、它的趋势。应该彻底揭露斯大林—曼努伊尔斯基—台尔曼—雷梅尔政策的消极、胆怯、观望、投降、夸张的性质。应该让革命工人明白：阵地的钥匙还在共产党手中；但斯大林官僚集团企图用这把钥匙关上通往革命行动的大门。

第三章 官僚最后通牒主义

　　当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报纸写文章，反对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党派自私自利”；当泽伊杰维茨保证说，对他来说，“阶级利益高于党的利益”，他们就坠入政治上的感伤主义，或是更糟，用感伤的词句来掩盖自己一党的利益。这条路行不通。当反动派要求“国家”利益凌驾于阶级利益之上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解释说，反动派在“整体”利益的幌子下实现的是剥削阶级的利益。只能从统治阶级的视角或从觊觎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视角来形成国家利益。只能以纲领的形式表述阶级利益；只有创立党才能捍卫纲领。

　　就阶级本身来说，它仅仅是加工的原料。无产阶级独立的角色，在它从一个自在的社会阶级变成自为的政治阶级时开始。这只有通过党才能完成。党是阶级通过它走向自觉的历史机构。说“阶级高于党”，就是断言：不成熟的阶级高于走向自觉的阶级：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反动的。为论证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根本就不需要这个庸俗的理论。

　　阶级走向自觉，即建立引导无产阶级追随自己的革命党，是一个复杂矛盾的过程。阶级不是单一的。它的不同的部分通过不同的途径、在不同的期限内走向自觉。资产阶级积极地参与这个过程，让工人的某些阶层与另一些阶层对立。不同的政党同时在这个阶级中活动。因此它在自己的历史道路的大部分路段上，在政治上都是分裂的。由此产生了统一战线的问题，在一定的阶段中，这个问题变得格外尖锐。

　　在正确的政策下，共产党表达的是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它的任务是争取无产阶级的多数：社会主义变革只有这样才可能出现。共产党只有对所有其他政党和组织（工人阶级内的或其外的）保持充分的和无条件的政治和组织独立性，才能履行自己的使命。破坏这个马克思主义政策的基本要求，是反对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利益的最严重的犯罪。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被葬送，就是因为斯大林和布哈林领导的共产国际强迫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中国资产阶级的党，并服从它的纪律。斯大林对国民党政策的经验，将作为革命领袖对革命致命的怠工的典型而永远载入史册。斯大林对东方的“工农双重成分的党”的理论，是对与国民党的实践的总结，并把它合法化；在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朝鲜推行这个理论，破坏了共产主义的权威，在几年中阻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1928年以前，实质上同样的背信弃义的政策在美国、英国和所有欧洲国家中推行，虽然不那么无耻。

　　在斯大林派与蒋介石、汪精卫、珀塞尔、拉迪奇、拉福莱特等结盟时期，左派反对派为共产党和它的政策在无产阶级发展的所有历史条件下和所有阶段上充分的、无条件的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导致反对派与斯大林派之间的关系极度激化。无须说，台尔曼和雷梅尔、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在这场斗争中完全站在斯大林一边，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因此，不是我们应该向斯大林和台尔曼学习共产党的独立政策！

　　但无产阶级不是通过学校的台阶，而是经过不间断的阶级斗争走向革命自觉的。为了进行斗争，无产阶级需要自己的队伍的联合。这对于在一个企业的院墙之内的局部经济冲突、对像回击法西斯这样的“国家”政治斗争，都同样正确。因而，统一战线的策略不是什么偶然的和人为的，某种狡猾的手腕，不，它完全是无产阶级发展的客观条件的产物。《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不会与无产阶级对立，因为他们除了无产阶级的任务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和任务，这句话表达的意思是，党为阶级的大多数进行的斗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与工人对自己队伍的统一的要求相矛盾。

　　《红旗报》有充足的理由谴责“阶级利益高于党的利益”的说法。事实上，正确理解的阶级利益与正确制定的党的任务是吻合的。只要问题局限在这些历史哲学的断言中，《红旗报》的立场就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它由此得出的政治结论，却干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弄。

　　原则上把无产阶级利益与共产党的任务等同，既不意味着整个无产阶级今天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意味着党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正确地制定自己的任务。无产阶级不是生来就理解自己的历史利益的，政党的必要性就源自于此。党的任务是在战斗经验中学会对无产阶级证明自己的领导权。然而，斯大林官僚集团认为，以盖着共产国际印章的党证为依据，就可以简单地要求无产阶级服从。

　　《红旗报》重申：“任何统一战线，只要不是事先处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的，都是反对无产阶级利益的，因而就是‘反革命的’。”工人仅凭保证就必须预先相信共产党组织。官员从党和阶级任务的原则上的等同中得到自己对阶级发号施令的权力。党还应该解决的那个历史任务——把绝大多数工人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被官僚变成最后通牒，变成抵在工人阶级鬓角上的手枪。辩证思维被官僚形式主义的行政思维所取代。

　　把还有待解决的历史任务当成已经解决了的。需要赢得的信任被当做已经赢得的。这当然是最简单的。但事情不会因此而取得进展。在政治上不应该从理想的和未来的情况出发。斯大林官僚集团贯彻到底的立场，实质上是对党的否定。如果无产阶级应该预先承认台尔曼和雷梅尔的领导的话，党的历史工作又是什么呢？

　　党有权要求想加入共产党员队伍的工人：你应该承认我们的纲领、我们的章程和我们选举出的机构的领导。但当问题涉及的是为一定的战斗任务共同行动时，对工人群众或工人组织提出同样的要求，哪怕是其中的一部分，都是荒谬的、犯罪的。这意味着破坏党的基础：只有在与阶级的正确的相互关系中，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使命。不应该提出刺激和侮辱工人的单方面的最后通牒，而是提出明确的共同行动的纲领。这是在实践中赢得领导权的最可靠的途径。

　　最后通牒是在不能说服工人阶级的情况下强奸它的企图：如果你们工人不承认台尔曼—雷梅尔—诺伊曼的领导，我们就不允许你们建立统一战线。险恶的敌人也想不出共产党领袖使自己陷入的更糟糕的处境。这是必死无疑的道路。

　　德国共产党在其呼吁中作强词夺理的保留说明时，只是更加鲜明地突出了自己的最后通牒主义：“我们不要求你们预先承认我们的共产主义观点。”这听起来像是为那个不能原谅的政策请求原谅。当党声明，它拒绝加入与其他组织的任何谈判，但允许与自己组织决裂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不必称自己为共产党员，这是最纯粹的最后通牒主义。关于“共产主义观点”的保留说明纯属笑柄：为了加入共产党领导下的斗争，今天就准备与自己的党决裂的工人，是不会在共产党员面前止步的。外交陷阱、标签游戏是与工人格格不入的。他关注政策和组织的实质。在他不信任共产党的领导之前，他就会一直留在社会民主党中。可以有把握地说，大部分工人今天仍留在社会民主党中，不是因为他们信任改良主义的领导，而只是因为他们还不信任共产党的领导。但他们今天就想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如果给他们指出共同斗争的最近阶段，他们会要求他们的组织走上这条道路。如果组织固执己见的话，他们就会与之决裂。

　　党中央不去帮助工人在经验中找到自己的道路，而是帮助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反对工人。韦尔斯和希法亭现在十分成功地利用共产党不愿意加入共同斗争的托词，掩盖自己的不愿意战斗、自己对斗争的害怕、自己没有能力进行斗争。在今天的条件下，党对统一战线的固执的、愚钝的、荒谬的拒绝，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政治资源。因此，社会民主党以它所固有的寄生性，牢牢地抓住了我们对斯大林—台尔曼的最后通牒政策的批评。

　　现在，共产国际的官方领导故作高深地夸夸其谈什么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和研究“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事实上“水平”日益下降，布尔什维主义的教训被遗忘，被歪曲，被践踏。然而，在俄国党的历史中寻找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天政策的先声，一点也不困难。这就是已故的波格丹诺夫，最后通牒主义（或召回派）的创造者。还在1905年，他认为，如果彼得格勒苏维埃不事先承认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的话，布尔什维克不能参加这个苏维埃。在波格丹诺夫的影响下，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彼得格勒局于1905年通过决议：要求彼得格勒苏维埃承认党对它的领导，否则就退出苏维埃。年轻律师克拉西科夫，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在苏维埃全体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最后通牒。包括布尔什维克代表在内的工人代表惊讶地彼此看了一眼，就转入讨论列入当天日程的问题。没有一个人退出苏维埃。很快，列宁从国外归来，严厉地斥责了最后通牒主义。他教导说：“不能借助最后通牒迫使群众跃过其政治发展的必经阶段。”

　　但是，波格丹诺夫拒绝放弃自己的方法，后来他建立了一个“最后通牒派”或“召回派”的派别。他们得到后一个名称，是因为他们总想把布尔什维克从那些机构中召回，后者拒绝接受从上面下达的最后通牒：“事先承认我们的领导。”最后通牒派不仅企图把自己的政策用于苏维埃，还要运用到议会领域和工会中，即运用到所有合法和半合法的工人阶级组织中。

　　列宁反对最后通牒主义的斗争，是为争取党与阶级之间的正确关系的斗争。最后通牒派在过去的布尔什维克党中从未上升到多么重要的角色的地位；否则，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就在于对阶级的关注和敏锐的态度。列宁在当政之后，仍继续反对最后通牒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在与工会的关系上。他写道：“即使现时在俄国，在我们对本国和协约国的资产阶级取得空前胜利的两年半之后的今天，如果我们提出‘承认专政’作为加入工会的条件，那我们也是在做蠢事，破坏自己对群众的影响，帮助孟什维克。这是因为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工作，而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把自己同他们隔离开来。”[9]对只代表工人阶级少数的西方共产党来说，这点就更加必要。

　　但是，在最近一个阶段，苏联的情况急剧地改变了。被政权武装的共产党标志着先锋队与阶级之间的另一种相互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加入了强迫成分。列宁反对党和苏维埃官僚主义的斗争，根本上不是反对内阁设置不完善、因循拖延、草率从事等的斗争，而是反对凌驾于阶级之上的机关的发号施令，反对把党的官僚变成新的“统治阶层”。列宁临终前的建议：建立独立于中央委员会的无产阶级监察委员会，罢免斯大林和他的党的机关中的派别，是旨在反对党的官僚退化。由于一系列我们在此不能细说的原因，党没有理睬这个建议。最近几年，党的官僚退化达到极点。斯大林的机关只会发号施令。指挥的语言就是最后通牒的语言。每个工人都应该事先承认，中央委员会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决议都是正确的。政策越是错误，对永远正确的觊觎就越大。

　　在把共产国际机关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后，斯大林派别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方法转用到外国支部中，即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中。德国领导的政策是莫斯科领导的政策的反映。台尔曼看到，斯大林官僚集团发号施令，宣布所有不承认它永远正确的人是反革命。台尔曼哪点比斯大林差？如果工人阶级不顺从他的指挥，那就是因为工人阶级是反革命的。那些指出台尔曼致命的最后通牒主义的人，就是双倍的反革命。最反革命的书籍就是《列宁选集》。难怪斯大林让它受到如此严厉的书刊检查，尤其是对外文版。

　　如果最后通牒主义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有害的；如果在苏联，它意味着靠党的道义资本为生，那在刚刚开始积蓄道义资本的西方党中，它就加倍地站不住脚。在苏联，胜利的革命至少为官僚最后通牒主义创立了以镇压机关形式出现的物质前提。在包括德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后通牒主义变成了无力的漫画，阻碍共产党走向政权。台尔曼和雷梅尔的最后通牒主义首先是可笑的。而可笑的也能致命，特别是当事关革命党时。

　　暂时把问题转到英国的舞台上，该国的共产党（由于斯大林官僚集团的一系列致命的错误）至今仍是无产阶级中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如果承认除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之外的任何统一战线都是“反革命”的话，那么显然，英国无产阶级只能把革命斗争推迟到共产党成为它的领导时再开始。但共产党只能在它自己的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才能成为阶级的领导。然而经验只有通过把数百万群众引入斗争中，才能具有革命性质。但是，吸引非共产党员群众，尤其是有组织的群众加入斗争，只能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我们落入了没有出路的官僚最后通牒主义的魔力圈。但是，革命辩证法早就指出了出路，并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中以无数的例子展示了它：把夺取政权的斗争与改良斗争结合起来；党在保持工会统一的情况下，党的充分的独立；利用资产阶级制度与它进行斗争；在议会讲坛上对议会进行不妥协的批评；在为局部任务与改良主义者达成实际协议的情况下，与改良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

　　在英国，最后通牒主义的站不住脚由于共产党的格外软弱而分外显眼。在德国，最后通牒主义的致命性多少被党的人数众多和它的增长而遮掩。但德国党的增长是由于局势的压力，而不是由于领导的政策；不是由于最后通牒主义，而是违背它。何况党员人数的增长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党与阶级之间的政治上的相互关系。在这条基本路线上，局面没有改善，因为德国党在自己与阶级之间拦上了最后通牒主义的带刺的栅栏。

第四章 斯大林派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摇摆

　　1月中旬，现已转入共产党的前社会民主党党员托霍斯特代表党在法兰克福作正式报告时说：“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已经被充分揭露，用于与上层合作的精力纯属浪费。”这段引文我们引自法兰克福的共产党报纸，它对这个报告大加赞扬。“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已经被充分揭露”。对已经从社会民主党转到共产党一边（这当然是她的光荣）的报告人本人来说，是充分的，但对那些投社会民主党的票、容忍工会的改良主义官僚的数百万工人来说，是不够的。

　　但是无须再引证个别的报告。在我得到的最近一期《红旗报》（1月28日）上的呼吁再次证明，统一战线只能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和没有他们的情况下建立。论据是：“在经历和体验过这些领袖们在近18年来所做的事情的人中，再也没有人相信他们了。”如果我们问，那些参加政治活动少于18年，甚至少于18个月的人会怎样呢？自战争开始后，已经成长起几代政治家，他们还应该做老一代的试验，虽然是以高度浓缩的形式。列宁教训极“左”分子说：“问题恰恰在于不能把对于我们已经过时的东西，当作对于阶级、对于群众也已经过时的东西。”

　　但经历了这18年的社会民主党的老一代根本没有与领袖们决裂。相反，正是在社会民主党中，留下了许多被重大传统与党联系在一起的“老人”。群众学习得如此缓慢，确实令人悲哀。但在这方面，不善于直观地暴露改良主义的犯罪本质的共产党“教员”要承担大部分罪责。在群众的注意力被致命的危险搞得极度贤张时，至少应该利用这个新局势，让改良主义者受到新的、这次可能真的是决定性的考验。

　　我们丝毫不隐瞒，也不缓和我们对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看法，我们可以也应该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说：“由于你们一方面同意与我们共同进行斗争，另一方面，你们还不愿意与你们的领袖们决裂，所以我们建议你们：强迫他们以某种方式为某些实际任务与我们共同斗争；至于我们共产党员，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有什么能比这更简单、更明确、更有说服力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曾写道：“在与法西斯的斗争中，我们准备与魔鬼、他的祖母，甚至与诺斯克和格热津斯基签订实际战斗协议”，[10]有意激起愚钝者和招摇撞骗者的真实的恐惧和佯装的愤怒。

　　官方党自己每走一步都在破坏自己的无生命力的立场。在号召“红色统一战线”（与自己）时，它始终不变地提出“无产阶级示威、集会、结社和出版的无限自由”的要求。这是完全正确的口号。但由于共产党说的是无产阶级的，而不仅仅是共产党的刊物、集会等，由于它实际上提出的是与社会民主党本身的统一战线的口号，后者也出版工人报纸，举行集会等。提出在自身中含有与社会民主党结成统一战线思想的政治口号，又拒绝为实现这些口号的斗争而达成实际协议，实在是荒谬绝伦。

　　在明岑伯格身上，总路线与务实的健全的理智相互斗争，他于11月（在《红色建设报》）写道：“国家社会主义确实是德国法西斯运动最反动、最沙文主义和最野蛮的一翼，阻止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这一翼影响和实力的增强，对所有真正的左派集团都是利害攸关的。”如果希特勒的党是“最反动、最野蛮”的一翼，那么布吕宁政府至少是不那么野蛮、不那么反动的了。明岑伯格在此悄悄地走向了“小害”论。为了保持虔诚的外表，明岑伯格区别了不同种类的法西斯主义：温和的、中等的和烈性的，好像说的是土耳其烟草似的。但如果所有左派集团（它们的名字是什么？）都与对法西斯的胜利利害攸关，那么这些“左派集团”不需要经受实践的考验吗？

　　在推出自己的与法西斯斗争的其体的、深思熟虑的实际纲领，要求召开有自由工会执委会参加的两党执委会的联席会议后，应该立即双手抓住布赖特沙伊德的模棱两可的外交建议，难道还不清楚吗？同时应该把这个纲领有力地推向底层，推到两个党的各级组织和群众中去。谈判应该当着全体人民的面进行：报刊应该每天对它们进行报道，没有夸张和无聊的编造。这样务实的、直截了当的宣传对工人的影响，远比在“社会法西斯主义”题目上的无休止的喧嚣要强得多。在这样提出问题后，社会民主党在“钢铁阵线”虚假的掩饰下，连一天也藏不住。

　　请重读一下《左派幼稚病》吧：现在这是最需要的书。正是出于像今天的德国的这种形势，列宁说：“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即共产党，就必须而且绝对必须对无产者的各种集团，对工人和小业主的各种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全部问题在于善于利用这个策略，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性和斗争能力和制胜能力的总的水平，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11]（逐字引用）

　　党是怎么做的呢？它通过自己的报纸日复一日地断言，它所能接受的只有“反布吕宁、谢维林、赖帕特、希特勒之类的统一战线”。在面临无产阶级起义的情况下，在布吕宁、谢维林、赖帕特和希特勒之间将没有区别，这是毫无疑义的。与立宪民主党和科尔尼洛夫分子联合的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克伦斯基派黑色百人团的哥萨克将军克拉斯诺夫进攻彼得格勒，孟什维克支持科尔尼洛夫和克拉斯诺夫，社会革命党人组织在沙皇军官指挥下的士官生暴动。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布吕宁、谢维林、赖帕特和希特勒在任何条件下都属于同一个阵营。现在他们的利益就不一致。对社会民主党来说，现在的问题与其说是保卫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不如说是保卫半议会制的资产阶级体制，反对法西斯主义。拒绝利用这种对抗是愚蠢透顶的。

　　列宁在其《左派幼稚病》中写道：“进行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而进行这样的战争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而事先拒绝采用机动办法，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并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呜？”[12]这段引文我们仍是逐字引用的，我们强调的在括弧里的话也是列宁的。

　　列宁接下来说：“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13]曼努伊尔斯基领导下的台尔曼和雷梅尔做了什么？他们竭尽全力地用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对统一战线的事实上的怠工，来弥合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裂缝——这是多大的裂缝啊！

　　列宁要求利用每一个“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他说：“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科学社会主义。”[14]斯大林新学派的先知们，你们听听：这里清晰准确地说了，你们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列宁这话说的就是你们。签收条吧！

　　但斯大林分子反驳说，不战胜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战胜法西斯主义。这正确吗？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相反的定理也是正确的：不战胜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就不能战胜意大利社会民主党。不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社会民主党，都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只要资本还在进行统治，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都将在不同的组合中存在。因而，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一点：无产阶级应该推翻资产阶级制度。

　　但正是现在，当这个制度在德国摇摇欲坠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出来保卫它。人们对我们说，为了推翻这个保卫者，应该先了结社会民主党……于是，这个僵死的公式把我们引入绝境。只有在行动的基础上，才可能有摆脱它的出路。指出行动性质的不是与抽象范畴的游戏，而是活生生的历史力量的实际相互关系。

　　官员们机械地说，不，我们“先”消灭社会民主党。以什么方式？非常简单：给党组织下命令，让它们在一定的期限内招募十万名新党员。以赤裸裸的宣传取代政治斗争，以办公室的计划取代辩证的战略。如果阶级斗争的实际发展在今天已经把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提到了工人阶级面前呢？那时就应该让工人阶级背对着这个任务，应该催眠他，应该让他相信，与法西斯斗争的任务是次要任务，这个任务可以放一放，它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法西斯主义实质上已经开始统治了，希特勒不会带来任何新东西，无须害怕希特勒，希特勒只是在为共产党员开辟道路而已。

　　也许这是夸张？不，这是共产党领袖们的真正的、无可怀疑的主导思想。他们并不总是把它贯彻到底。在面对群众时，他们往往自己从最后的结论退回，把各种立场混成一团，把自己和工人搞糊涂；但在他们企图自圆其说的所有情况下，他们都是以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为出发点的。

　　雷梅尔是共产党三个官方领袖之一，去年10月14日他说：“这点布吕宁先生说得十分清楚：当他们（法西斯分子）上台后，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将会实现，并横扫一切。”（共产党员报以热烈的掌声）布吕宁以这种前景恫吓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这是可以理解的：他要保卫自己的政权。至于雷梅尔用这种前景来安慰工人——这是可耻的：他是在为希特勒政权作准备，因为这一前景是根本错误的，它证明对群众心理和革命斗争的辩证法一窍不通。现在，德国无产阶级看到在它眼前公然展开的所有事件，如果它还允许法西斯分子上台的话，即表现出完全致命的盲目和消极，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希望在法西斯分子上台之后，同一个无产阶级会立即摆脱自身的消极并“横扫一切”。至少我们在意大利没有看到这种情况。雷梅尔的议论完全是本着19世纪小资产阶级空谈家的精神，后者暴露出完全不能率领群众追随自己，然而却坚信，当路易·波拿巴一旦骑在共和国的头上时，人民会立即挺身而起保卫他们，并“横扫一切”。然而，允许骗子路易·波拿巴上台的人民，此后却不能把他赶下台。为此需要包括战争在内的新的重大事件、历史震荡。

　　像我们听到的那样，对雷梅尔来说，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实现，只能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难道还有比这更可悲的对自己不称职的供认吗？因为我们，雷梅尔之流，不能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于是我们把这个任务交给希特勒。当他为我们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后，那时就看我们的了。接下来是自吹自擂的声明：“我们是明天的胜利者，问题已经不再是谁打败谁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共产党员鼓掌）。问题只是：我们在什么时候推翻资产阶级？”就是这样！用俄国话来说，这是驴唇不对马嘴。我们是明天的胜利者。对此来说，我们今天所缺乏的只是统一战线。明天，当希特勒上台后，他将会把它交给我们。也就是说，明天的胜利者绝不是雷梅尔，而是希特勒。但那时请费心记住：共产党员胜利的时刻是不会很快到来的。

　　雷梅尔自己也感觉到，他的乐观主义有毛病，就试图巩固它：“法西斯先生们吓不倒我们，他们会比任何其他政府都更加迅速地消耗殆尽（共产党员说：‘完全正确’）。”作为证明：法西斯分子希望纸币的通货膨胀，而这对人民群众来说是致命的，因而一切都是再好不过了。于是，雷梅尔的语言通货膨胀使德国工人迷失方向。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党的官方领袖的纲领性的讲话，它大量印发，为共产党的招募目的服务：在讲话的后面还附上了现成的入党登记表。这个讲话是完全彻底地建立在对法西斯主义的投降上的。“我们不怕”希特勒上台。但这是倒了过儿的怯懦公式。“我们”不认为自己能够阻止希特勒上台；更糟糕的是：我们官僚分子已经腐朽到这种程度，都不敢认真地考虑与希特勒作斗争。因此“我们不害怕”。你们不怕什么：与希特勒作斗争？不，他们不怕……希特勒的胜利。他们不怕逃避战斗。他们不怕承认自己的胆怯。可耻，可耻至极！

　　在我以前写的一本小册子里写道，斯大林官僚集团打算给希特勒设下陷阱……国家政权形式的陷阱。共产党的记者从明岑伯格跑到乌利施泰因那里，又从莫塞跑到明岑伯格处，立即宣称：“托洛茨基诋毁共产党。”难道还不清楚：由于对共产主义的敌意，出于对德国共产党的仇恨，出于挽救德国资本主义的热望，托洛茨基把投降计划强加给斯大林官僚集团。实际上，我只是扼要地概括了雷梅尔的纲领性的讲话和台尔曼的理论文章而已。哪有什么诋毁呢?

　　台尔曼和雷梅尔在这样做时，他们完全忠于斯大林的福音书。我们再提一次，1923年秋天，那时德国像今天一样，一切都如弦上之箭，斯大林当时都教了些什么，他对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写道：“在目前阶段，共产党人是否应该试图撇开社会民主党人而夺取政权，他们对此来说是否已经成熟，我认为，问题就在于此……如果现在德国的政权已经衰落，而共产党员想夺取它，他们也会以失败而告终。这还是‘最好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是，他们被打得粉碎，被抛回去……当然，法西斯匪徒没有打盹，但让法西斯匪徒先进攻对我们更有利：它会把工人阶级团结在共产党周围……我认为，应该抑制德国人，而不是鼓励他们。”

　　郎格在其一本关于“群众罢工”的小册子中写道：“布兰德勒断言，10月（1923）的斗争将导致彻底的失败，这无非是企图掩饰机会主义的错误和机会主义的不战而降而已。”完全正确。但谁是“不战而降”的唆使者？谁主张用“抑制”代替“鼓励”？1931年，斯大林只是发挥了自己1923年的公式：让法西斯匪徒夺取政权，他们只能给我们铺平道路。当然，攻击布兰德勒比攻击斯大林更安全。郎格们对此非常清楚……

　　诚然，在最近两个月中——并非没有来自左边的强烈抗议的影响——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共产党已经不再说什么希特勒应该先上台，从而迅速地耗尽自己；现在它更多地依据的是问题的相反的一面：不能把反法西斯斗争推迟到希特勒上台之时；现在就应该开始斗争，动员工人起来反对布吕宁的法令，扩大和深化在经济和政治舞台上的斗争。这是完全正确的。共产党代表在这些框架内所说的一切都是无可争议的。在这方面，我们之间没有分歧。但还有一个主要问题：怎样从语言转入行动?

　　绝大多数党员和相当部分的机关工作人员——我们对此毫不怀疑——真诚地希望斗争。但应该直面现实：这样的斗争还没有，这样的斗争还没有出现。布吕宁法令的推行没有受到惩罚。圣诞节休战没有被破坏。据共产党自己的报道判断，局部即兴的罢工迄今为止没有取得重大成果。工人看到了这点。单凭叫喊是不能说服他们的。

　　共产党把群众消极性的责任推给社会民主党。在历史意义上这是无可争议的。但须知我们不是历史学家，而是革命的政治家。事情涉及的不是历史追究，而是出路。

　　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其存在的初期就正式提出了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问题（特别是在罗森费尔德和泽伊杰维茨的文章中），并把反击的时间定在希特勒上台之时，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它的报纸现在要求立即开始反击法西斯主义，唤起群众反饥饿和警察压迫。我们愿意承认，社会主义工人党立场上的这些变化是在共产党批评的影响下出现的：共产主义的任务之一就是以对中派主义的不彻底性的批评来推动它前进的。但仅这一点还不够。应该在政治上利用自己批评的结果，建议社会主义工人党从语言转入行动。应该让社会主义工人党受到公开的、明确的实践考验：不是通过解释个别的引文——这是不够的，而是通过建议就反击的一定的实际方法达成协议。如果社会主义工人党暴露出自己的站不住脚的话，共产党的威信就会提高，中间党派就会更快地被消灭。有什么可怕的呢？

　　但是，说什么社会主义工人党不愿意严肃地进行斗争，是错误的。在这个党中有各种不同的倾向。现在，由于问题归结为为争取统一战线的抽象宣传，内部矛盾就显露不出来。一旦转入斗争，它们就会暴露出来。共产党只能从中受益。

　　但是，还有关于社会民主党的重要问题。如果它拒绝社会主义工人党接受的实际建议，这就形成了新的局面。中派分子想站在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中间，指控这二者，并以它们为代价来加强自己（乌尔班斯提倡这种哲学），他们马上就被架空，因为暴露出，对革命斗争怠工的正是社会民主党。难道这不是十分有利的？从这时开始，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工人们把自己的目光坚决地转向共产党一边。

　　但是，韦尔斯之流拒绝接受社会主义工人党接受的行动纲领，是不会不受惩罚的，对社会民主党来说也一样。《前进报》立即会失去指控共产党消极的机会。社会民主党工人对统一战线的向往会立即增强；这等同于他们向往共产党。难道这还不清楚吗？

　　共产党在这些阶段和转折的每一个之上，都可能开辟新的机会。它无须对同一些听众重复同一些千篇一律的现成公式，就能获得调动新的阶层，在活生生的经验的基础上教育他们，在工人阶级中巩固自己的盟主地位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谈不上共产党放弃对罢工、示威游行、政治斗争的独立领导。它保持充分的行动自由。它谁也不等。但在自己行动的基础上，它对其他工人组织推行积极灵活的政策，打碎横亘在工人之间的保守的樊篱，把改良主义和中派主义的矛盾暴露出来，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继续前进。

第五章 统一战线的历史回顾

　　关于统一战线政策的考虑是源于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在这些词的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官僚主义的含义上）的基本的、不可抗拒的要求，因此在阅读斯大林官僚集团的反驳时，不能不感到愤怒和羞愧。可以日复一日、毫不疲倦地对落后、愚昧的工人或农民解释最简单的思想；因为这是开垦处女地。但是不得不对那些被官僚压力机把脑子砸平的人证明和解释基本思想，是件不幸的事！对那些手中不掌握有逻辑的证据，但手头却有国际谩骂手册的“领袖们”，有什么办法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被一个词击退：“反革命！”在那些至少迄今还没有用任何东西证明自己有能力完成一场革命的人的嘴上，这个词已经极大地贬值了。但是，怎么对待共产国际头四届代表大会决议的问题依然存在。斯大林官僚集团是否承认它们呢？

　　文件至今仍有生命力，并保持着自己的意义。在无数的文件中，我只选取我在第三、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为法国共产党撰写的提纲，它们得到俄国共产党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赞成，当时曾用各种语言发表在各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上。在此逐字引用提纲中论证和捍卫统一战线政策的那部分：

　　……十分明显，在革命准备阶段，无产阶级的阶级生活并没有停止。由这方或那方挑起的与工厂主、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冲突轮流爆发。在这些冲突中，由于它们涉及整个工人阶级、或它的大多数、它的这个或那个部分的切身利益，工人群众体验到对统一行动的要求……机械地反对这个要求的党……必将受到工人发自内心的谴责。

　　虽然，依靠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在特定阶段内不可避免的分裂是事实，统一战线的课题就是出于保证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统一战线的可能性的必要。谁不明白这个任务，对他来说，党就是一个宣传协会，而不是群众行动的组织。

　　如果共产党不彻底地、一劳永逸地与社会民主党决裂，它就永远不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如果共产党不寻找使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工人群众（社会民主党党员也包括在内）的共同协调行动随时成为可能的组织途径，它就以此暴露了自己没有能力在群众行动的基础上掌握工人阶级的多数。

　　仅让共产党员脱离改良主义者，并用组织纪律来约束他们，是不够的；需要让这个组织学会领导无产阶级在其所有生存领城中的所有集体行动。这是共产主义字母表中的第二个字母。

　　统一战线只扩展到工人群众之中，还是把机会主义的领袖们也包括在内？这样提问题的方式本身就是误解的产物。如果我们能简单地把工人群众团结在我们的旗帜下面，……避开改良主义的组织、政党或工会，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但那时，以今天的形式出现的统一战线问题的本身也就不存在了。

　　除了其他考虑之外，与我们利害攸关的是把改良主义者从他们的避风港中拖出来，让他们和自己共同站在战斗的群众面前。在正确的策略下，这只能对我们有利。对此抱有怀疑的共产党员，就像那样的游泳者一样，他赞成关于最好的游泳方法的提纲，却不敢冒险跳入水中。

　　在与其他组织达成协议后，我们当然要接受一定的行动纪律。但这个纪律不可能是绝时的。如果改良主义者在明显违背形势和群众情绪的情况下开始阻止斗争，给运动带来明显的损害时，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永远保持把斗争进行到底的权利，不管我们的暂时的半盟友。

　　有些记者在编辑部的房间里用千篇一律的言辞批评改良主义，害怕在工人群众面前与它冲突，让群众有机会在群众斗争的同等条件下评价共产党员和改良主义者，并自认为摆脱了改良主义。只有从这样的记者的角度，才会认为这一政策是与改良主义接近。在这个似乎是对“接近”的革命的警觉之中，实质上隐藏着力求维持一种事物的秩序的政治消极性，在这种秩序下，共产党员和改良主义者各有其严格划分的影响范围、自己的会议参加者、自己的刊物，而所有这些一起造成了严肃的政治斗争的假象。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我们看到了用口头上的不妥协掩饰的消极和犹豫的倾向。最先引人注目的是下面的怪现象：具有中派主义和和平主义倾向的党内右派分子，……是统一战线最不妥协的反对者，并用革命坚定性的旗帜来掩护自己。相反，那些……在最困难的时刻完全站在第三国际立场上的人，现在赞成统一战线策略。事实上，在假革命坚定性的面具下出现的是消极观望策略的支持者。[15]

　　难道这些话不像是今天为反对斯大林—曼努伊尔斯基—台尔曼—雷梅尔—诺伊曼而写的？事实上，它们写于10年前，是反对用极“左”词句掩盖自己的弗罗萨尔、加香、沙尔·拉波波特、丹尼尔·勒努和其他法国机会主义者的。此处援引的提纲当初表达了以列宁为首的俄国政治局的政策，并决定了共产国际的政策，它们是否在那时就是“反革命的”？我们直截了当地对斯大林官僚集团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千万别企图这样回答我们，说什么自那个阶段之后，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事关的不是时机问题，而是“共产主义的ABC”。

　　实际上，早在10年以前，共产国际就解释了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质：共产党用实际行动向群众和他们的组织表明，它准备与他们一起进行斗争，哪怕只是为了无产阶级发展道路上最微小的目的；共产党在这一斗争中会考虑到在每个特定时刻的阶级的真实状态；它不仅面对群众，也面对其领导得到群众承认的那些组织；它在群众眼前让改良主义组织面对阶级斗争的实际任务。用事实来暴露，不是共产党的分裂，而是社会民主党的有意识的怠工破坏了共同的斗争，统一战线政策加速了阶级的革命发展。十分清楚，这些思想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不会过时。

　　那如何解释共产国际对统一战线政策的拒绝呢？这一政策过去的挫折和失败。这些挫折的原因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政治家身上，如果能够及时揭示它们、对它们加以透彻的分析、研究的话，德国共产党面对今天的局势时，就能得到良好的战略和策略武装。但斯大林官僚集团的做法，就像寓言中的近视的猴子一样：它把眼镜戴在尾巴上，毫无结果地舔它，它最后认定，眼镜毫无作用，把它摔在石头上，摔得粉碎。不管怎样，眼镜是无辜的。

　　统一战线政策中的错误有两种。更常见的是这种：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对改良主义者建议为之进行共同斗争的激进口号不是局势的产物，也不符合群众的意识。建议带有放空炮的性质。群众仍然冷淡，改良主义的领袖们则把共产党员的建议解释成旨在破坏社会民主党的阴谋。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统一战线政策的采用是纯形式的、宣言性的；然而，就其实质来说，只有在对形势和群众状态的现实主义的评价的基础上，它才可能有效果。由于频繁、拙劣地使用“公开信”的武器，它变钝了，只好拒绝使用它。

　　另一种歪曲具有更加致命的性质。在斯大林领导那里，统一战线政策变成不惜以放弃共产党的独立性为代价来追求盟友。共产国际官员依仗莫斯科，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当真认为自己能够指挥各个阶级，把路线强加给它们，阻止中国的农民运动和罢工，以放弃共产党的独立政策为代价来换取与蒋介石的联盟，在伦教和高加索疗养院的宴会桌上改造英国工会的官僚，他们是英帝国主义的主要支柱，把拉迪奇式的克罗地亚资产者变成共产党员等。所有这些做法的意图，当然都是最好的：替群众做他们尚不能胜任的事，以加速发展。提一下下面的事并非多余：在许多国家中，特别是在奥地利，共产国际官员企图在下一个阶段以上层路线人为地创建左派社会民主党，作为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在这场假面舞会中，除了失败之外，什么也得不到。所有这些试验和冒险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灾难。世界革命运动因此倒退了好几年。

　　当曼努伊尔斯基决定摔碎眼镜时，库西宁为了今后不再犯错误而宣布，除了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外都是法西斯分子。现在，问题变得更加简单和明确，不可能再有错误了。哪里还会有什么与“社会法西斯分子”反对国家法西斯分子，或与“左派社会法西斯分子”反对右派社会法西斯分子的统一战线呢？斯大林官僚集团就这样在我们的头顶上画了一个180度的弧，它不得不宣布头四届代表大会的决议都是反革命的。

第六章 俄国的经验教训

　　在我以前写的一篇文章中，我们曾援引布尔什维克反对科尔尼洛夫斗争的经验：官方领袖们以狂吠来答复我们。还要再提一下事情的实质，以便更确切、更详细地表明，斯大林学派是如何汲取过去的经验的。

　　1917年7、8月间，政府首脑克伦斯基实际上执行的是最高总司令科尔尼洛夫的纲领：在前线恢复军事法庭和对士兵的死刑，剥夺了妥协派的苏维埃对政府事务的影响，镇压农民，把面包的价格提高了一倍（在国家垄断粮食贸易的情况下），策划放弃革命的彼得格勒，在得到科尔尼洛夫同意的情况下，把反革命军队调往首都，对盟国许诺在前线展开新的进攻等。整体政治局势就是这样。

　　由于克伦斯基的动摇，科尔尼洛夫与他决裂，并率领部队进攻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党那时处于半合法状态。因受到与霍亨索伦王朝总参谋部勾结的指控，从列宁开始，它的领袖们或隐藏于地下，或被关进监狱。布尔什维克的报纸被封闭。迫害来自克伦斯基政府，它得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妥协分子来自左边的支持。

　　当时布尔什维克是怎么做的呢？它对与自己的狱卒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唐恩等达成反对科尔尼洛夫斗争的实际协议，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到处创立了革命防御委员会，布尔什维克作为少数加入其中。这并不妨碍布尔什维克担任领导角色：在以群众革命行动为目的的协议下，赢家总是更彻底、更勇敢的革命党。布尔什维克站在最前列，打碎横亘在他们与孟什维克工人特别是与社会革命党士兵之间的樊篱，引导他们追随自己。

　　也许，布尔什维克的行动只是因为他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不，在此前的几个月中，布尔什维克几十次、几百次地要求与孟什维克共同进行反对动员起来的反革命的斗争。还在5月27日，当策列铁里要求对布尔什维克水兵进行镇压时，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宣布：“当反革命将军企图把绞索套在革命者的脖子上时，立宪民主党人会往绳子上打肥皂，而喀琅施塔得水兵将前来与我们共同斗争，共存亡。”这些话全部兑现了。在科尔尼洛夫进军的日子里，克伦斯基请求“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水兵承担起保卫冬宫的任务。水兵清一色都是布尔什维克。他们仇恨克伦斯基。这不妨碍他们警惕地保卫冬宫。他们的代表来到“十字架”监狱，拜会关押在那里的托洛茨基，他们问道：不逮捕克伦斯基吗？但问题带有半玩笑的性质：水兵们明白，应该先粉碎科尔尼洛夫，然后再对付克伦斯基。由于正确的领导，“阿芙乐尔号”的水兵比台尔曼的中央委员会更明白。

　　《红旗报》把我们的历史引证称为“欺骗”。为什么？徒劳的问题。难道可以期待从这些人那里得到深思熟虑的答复吗？莫斯科命令他们对托洛茨基的名字吠叫，并以解除职务相要挟。他们竭尽全力地执行命令。据他们的说法，托洛茨基“将布尔什维克1917年8月初反科尔尼洛夫暴乱的斗争与今天的布吕宁‘反’希特勒的‘斗争’相提并论，是欺骗性的。当时，布尔什维克面临尖锐的直接革命形势，为争夺在苏维埃中的多数与孟什维克展开斗争，在反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中武装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同时从‘侧翼’进攻克伦斯基。这样，托洛茨基把支持布吕宁和普鲁士政府描绘成‘小害’”，（《红旗报》12月22日）。很难反驳这些无意义的话。好像是我把布尔什维克与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与布吕宁反希特勒的斗争相提并论似的。我并未过高地估计《红旗报》编辑部的智力，但这些人不会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把布吕宁反对希特勒的斗争与克伦斯基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斗争相比较；把布尔什维克反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与德国共产党反希特勒的斗争相比较。这个比较哪点“欺骗”了？《红旗报》说，布尔什维克当时为争取在苏维埃中的多数与孟什维克进行斗争。但德国共产党也是为争取在工人阶级中的多数与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在俄国是“面临着尖锐的革命形势”。完全正确！但如果布尔什维克在8月采取台尔曼的立场的话，那么出现的可能就不是革命形势，而是反革命形势。

　　8月的最后几天，科尔尼洛夫被击溃，实际上并不是被军事力量，而是群众的齐心协力。9月3日后，列宁立即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提出书面妥协建议，他对他们说：“你们在苏维埃是多数，请你们夺取政权，我们帮助你们反对资产阶级；你们保障我们宣传鼓动的充分自由，我们对你们保证争取苏维埃多数的和平的斗争。”列宁就是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妥协，即反对资产阶级的新的统一战线。这一拒绝成了布尔什维克手中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强有力的工具，七个星期后，起义清除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一场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我绝不认为，我们在通向胜利的道路上没有犯任何错误；但我仍认为，我们的经验对德国共产党有些意义。我举的是最接近、最相似的历史类比。德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如何答复？谩骂而已。

　　在科学的全副武装下，尝试“严肃”地反驳我们的类比的，只有《红色战士》极“左”集团。它认为，布尔什维克在8月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科尔尼洛夫是沙皇反革命的代表。这意味着，他的斗争是封建反动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斗争。在这些条件下，工人与资产阶级和它的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附庸达成策略协议，不仅是正确的，还是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因为两个阶级的利益在反对封建反革命一事上是一致的”。由于希特勒代表的不是封建反革命，而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所以支持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打击希特勒。这就是统一战线在德国不存在的原因，这就是托洛茨基的类比是错误的原因。

　　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很有分量。但实际上，这里没有一句话是正确的。1917年8月时，俄国资产阶级反对的根本就不是封建反动：所有地主都支持立宪民主党，后者为反对剥夺地主的土地而斗争。科尔尼洛夫宣称自己是共和主义者、“农民之子”、土地改革和立宪会议的支持者。整个资产阶级都支持科尔尼洛夫。布尔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之所以可能达成协议，是因为妥协分子暂时与资产阶级破裂：是对科尔尼洛夫的害怕使他们走到了这一步。妥协分子明白，一旦科尔尼洛夫获胜，资产阶级将不再需要他们，会听任科尔尼洛夫绞死他们。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在这些范围内，与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完全类似。

　　区别根本就不在《红色战士》理论家所看到它的地方。在俄国，小资产阶级群众，首先是农民，都在向左转，而不是向右转。科尔尼洛夫依靠的不是小资产阶级。正是因此，他的运动不是法西斯的。它是资产阶级的将军阴谋反革命，绝不是“封建的”。它的弱点正在于此。科尔尼洛夫依靠的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同情和军官、士官生——同一个资产阶级的年青一代——的军事支持。仅此还不够。但在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政策下，科尔尼洛夫的胜利是不能完全排除的。

　　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红色战士》反对德国统一战线的议论的基础，是它的理论家们既不理解俄国的形势，也不理解德国的形势。[16]

　　感到自己在俄国历史的冰面上站立不稳，《红旗报》尝试从另一面来处理问题。对托洛茨基来说，只有国家社会主义分子是法西斯匪徒。“紧急状态、专横地降低工资、事实上禁止罢工……所有这些对托洛茨基来说，都不是法西斯主义。我们党应该容忍这些。”这些人几乎被自己的无力的恶毒解除了武装。我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建议过“容忍”布吕宁政府？“容忍”意味着什么？如果说的是在议会中或议会外支持布吕宁政府，那么这个题目在共产党员中是完全耻于谈论的。但在另一个更加广泛的历史意义上，你们这些大喊大叫的先生们仍不得不“容忍”布吕宁政府，因为你们没有力量把它推翻。

　　《红旗报》在德国事务上用来反对我的所有论据，有充分权利用来反对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可以说：“对布尔什维克来说，科尔尼洛夫暴乱只是始于科尔尼洛夫。难道克伦斯基不是科尔尼洛夫分子？难道他的政策不是旨在扼杀革命？难道他没有借助讨伐队粉碎农民暴动？难道他没有组织同盟歇业？难道列宁没有处于地下？所有这些我们都应该容忍？”

　　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敢提出这样的论据。但如果有的话，大致可以以下面的方式回答他：“我们指责克伦斯基为科尔尼洛夫上台作准备、铺平道路。但这难道会解除我们投入反击科尔尼洛夫进攻的责任吗？我们指责守门人为掠夺者半开了大门。但难道这意味着根本就不管大门了？”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容忍，布吕宁政府已经迫使无产阶级齐膝陷入对法西斯主义的投降中，你们则得出结论，没膝盖、没腰和灭顶，不是反正都一样？不，不完全一样。谁陷入泥淖只陷到膝盖，还可能从中挣扎出来，谁要连脑袋都陷入泥淖中，那他就没救了。

　　关于极“左”派，列宁写道：他们“对我们布尔什维克说过许多好话。有时真想对他们说：少称赞我们，更多地领会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更多地认识它”。

第七章 意大利的经验教训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是被改良主义者叛卖的意大利无产阶级起义的直接产物。从战争结束后，意大利革命运动呈上升趋势，在1920年9月导致工人夺取工厂。无产阶级专政成为事实，需要的只是把它组织起来，从中得出所有结论。社会民主党吓坏了，向后跳到一边。经过大无畏的英勇努力之后，无产阶级处于消耗殆尽的边缘。革命运动的失败是法西斯主义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9月，无产阶级的革命进攻中断；11月，发生了法西斯分子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占领了博洛尼亚）。

　　诚然，在11月灾难之后，无产阶级还能进行防御战斗。但社会民主党只关心一点：以无休止的让步为代价把工人撤离火线。社会民主党希望，工人的驯服行为会让资产阶级“舆论”重新反对法西斯分子。此外，改良主义者甚至还寄希望于维克多·埃马努伊尔的帮助。直到最后时刻，他们还竭尽全力地阻止工人与墨索里尼匪帮战斗。但这也无济于事。王室随着资产阶级上层站到了法西斯主义的一边。社会民主党人在最后一分钟确信，克制忍让不能阻止法西斯主义，他们号召工人进行总罢工。但是，号召没人响应。改良主义者如此长久地浸湿火药，担心它会爆炸。最后，当他们颤抖的手拿着点燃的火柴引爆时，火药没有爆炸。

　　在法西斯主义产生两年之后，就取得了政权。由于它统治的第一阶段正好赶上1921—1922年萧条之后出现的良好的经济形势，它巩固了自己的阵地。法西斯分子以小资产阶级的进攻力量粉碎了撤退的无产阶级。但这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墨索里尼上台之后，他在自己的道路上开始时还保持一定的谨慎：他没有现成的先例可循。在头两年中甚至没有修改宪法。法西斯政府具有联合政府的性质。法西斯匪徒那时用大棒、匕首和手枪干他们的勾当。法西斯国家是逐渐建立的，它意味着彻底扼杀独立的群众组织。

　　墨索里尼以法西斯党本身的官僚化为代价实现了这点。法西斯主义利用了小资产阶级的进攻力量后，就用资产阶级国家的铁钳来强制它。它只能这样做，因为被它团结起来的群众的绝望，已经变成了它的最直接的危险。官僚化的法西斯主义十分接近其他类型的军带专政。它已经失去了自己原来的社会基础。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后备力量——小资产阶级——已经被消耗殆尽。只是历史惯性使法西斯国家能够把无产阶级控制在分散和无力的状态中：力量对比自动地变为对无产阶级有利。这一变化应该导致革命。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将是欧洲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事件之一。但是，事实证明，所有这些过程要求时间。法西斯主义国家已经存在了10年。它还能支撑多少年？不想冒险确定期限，但可以肯定地说：希特勒在德国的胜利意味着墨索里尼的新的长久延期；粉碎希特勒意味着墨索里尼结局的开始。

　　在其对希特勒的政策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想出一句话：它只是拙劣地重复当初意大利改良主义者更加冲动地所做过的一切。他们称法西斯主义是战后的变态心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它那里看到的是“凡尔赛”变态心理，或危机变态心理。在两种情况下，改良主义者们都闭目不看法西斯主义的有机性质，看不到它是由资本主义衰落而产生的群众运动。

　　意大利改良主义者害怕对工人进行革命动员，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国家”身上。他们的口号是：“维克多·埃马努伊尔，施加压力！”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这样的民主资源——忠于宪法的君主制。没办法，只好满足于总统。“兴登堡，施加压力！”

　　在与墨索里尼的斗争中，即在他面前撤退时，屠拉梯[17]提出了自己的天才的公式：“应该有成为懦夫的勇气。”德国改良主义者的口号没有那么活泼。他们要求“有承受不受欢迎的勇气”。这二者异曲同工。因怯懦地适应敌人而引起的不受欢迎，是不应该害怕的。

　　同样的原因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如果事物的进程只取决于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话，希特勒的前程就是有保证的。

　　但是，应该承认，德国共产党从意大利的经验中也没学到什么。

　　意大利共产党几乎是与法西斯主义一起产生的。但那些把法西斯主义抬上政权宝座的革命退潮条件，阻止了共产党的发展。它没有认清法西斯主义危险的规模，用革命幻想安慰自己，它对统一战线政策深恶痛绝，总之，它患有所有的幼稚病。不奇怪：它只有两岁。对它来说，法西斯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反动”。由动员小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所产生的法西斯主义的独特性，共产党分辨不出来。据意大利朋友告诉我，除葛兰西[18]之外，共产党甚至不承认法西斯分子夺取政权的可能性。既然无产阶级革命已经遭到失败，资本主义维持下来，反革命已经取胜，哪儿还有反革命政变的可能呢？资产阶级怎么能反对自己呢！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定向的实质就是这样。此外不能忘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那里是新现象，尚处于形成过程中：区分出它的特点，就是对更有经验的党来说，也不那么容易。

　　现在，德国共产党领导几乎一字不差地再现了意大利共产党的前提立场：法西斯只是资本主义的反动；从无产阶级的角度，各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反动之间的差别没有意义。这个庸俗的激进主义更加不可饶恕，因为德国共产党要比当时的意大利共产党成熟得多，除此之外，现在马克思主义已经被意大利的悲惨经验所丰富。断言法西斯主义已经上台，或否定它上台的可能性的本身，在政治上是相同的。忽视法西斯主义的特性，必然会麻痹与它斗争的意志。

　　当然，共产国际的领导应承担主要罪责。意大利共产党比其他共产党更有责任发出自己警告的声音。但斯大林与曼努伊尔斯基强迫他们拒绝他们自己被粉碎的最重要的教训。我们听到，艾尔科利急不可耐地转到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上去，即转到对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消极观望的立场上去。

　　布尔什维主义只有在落后国家中才是可能的，社会党国际长期用这点来安慰自己。后来，同样的安慰被它转用到法西斯主义上。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得不在自身的经验上确信这个安慰是错误的：它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已经转到或正在转到法西斯的营垒中，工人则离开它走向共产党。在德国，只有这两个集团在壮大：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虽然俄国和意大利都比德国落后很多，然而这二者都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政治运动的舞台。先进的德国不得不再现在俄国和意大利已经完成的过程。德国发展的基本问题可以表述如下：走俄国道路还是走意大利道路？

　　当然，这不意味着，从布尔什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发展的角度，德国高度发达的社会结构没有意义。与德国相比，意大利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国家。只需提一下，在德国，从事农业和林业的有980万人，而从事工商业的有1850万人，即是前者的两倍多。在意大利，从事农业和林业的有1030万人，从事工商业的有640万人。这些赤裸裸的数字还不能提供无产阶级在德国生活中极大的比重的概念。甚至巨大的失业者的数字，也能从相反的方面证明德国无产阶级的社会力量。整个问题在于把这个力量翻译成革命政治的语言。

　　德国无产阶级最近一次大失败是在1923年，在史册上它可以与意大利九月事件相提并论。在那以后的九年多的时间里，许多伤口都愈合了，年轻的一代成长起来了。德国共产党与1922年的意大利共产党员相比，是大得无法比拟的力量。无产阶级的比重、在它最后一次失败后已经过去的相当长的时间、共产党的强大力量——这三个优势，在总体估量局势和前景时，有重要意义。

　　但为了利用自己的优势，应该理解它们。这点目前还不具备。台尔曼1932年的立场再现了博尔迪加1922年的立场。在这点上，危险具有格外尖锐的性质。但在这里还有一个10年前所没有的附加的优势。在德国革命队伍中有马克思主义反对派，它依据的是过去10年的经验。这个反对派在人数上还很弱小，但事件会赋予它的声音以格外的力量。在一定的条件下，小小的推动就会引发雪崩。左派反对派的批评推动能够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及时地改变政策。现在的任务就归结于此。

第八章 从统一战线到苏维埃——统一战线的最高机关

　　在一些左派圈子里，对苏维埃的口头崇拜的流行，像对它的历史功能的不理解一样普遍。苏维埃通常被界定为夺取政权斗争的机关、起义机关，最后是专政机关。这些界定在形式上都是正确的。但是，它们没有穷尽苏维埃的历史功能。首先它们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恰恰是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苏维埃是不可或缺的。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正如工会是经济斗争中的统一战线的基本形式一样，苏维埃是无产阶级进入夺取政权斗争时代的条件下的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

　　苏维埃自身并不含有任何神奇力量。它仅仅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代表处，无产阶级的所有优缺点都在其中。但苏维埃正是以此和只是以此，为不同的政治派别、发展程度不同的工人创造了有利的机会，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中把他们的努力联合起来。在今天的前革命形势下，进步的德国工人应该格外清晰地深思作为统一战线机关的苏维埃的历史功能。

　　如果共产党在准备时期得以把其他政党从工人队伍中彻底清除，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把工人的绝大多数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那么，对苏维埃就没有任何需要了。但如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任何依据指望，在任何国家中共产党能够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就在工人队伍中占据无可争议的、无条件的统治地位，在具有悠久资本主义文化的国家中，比在落后国家中的可能性更小。

　　正是今天的德国对我们表明，早在无产阶级完全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之前，直接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任务就摆在了它的面前。从政治层面来说，革命形势就是在于，无产阶级的所有集团和阶层，至少是它们的绝大部分都力求为改变现行制度把自己的努力联合起来。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们都明白，这该怎么做，更不意味着他们已经作好准备，今天就与自己的政党决裂，转到共产主义的队伍中。不，阶级的政治意识是不会如此有计划地、同步地成熟的，在所有过程都跳跃式地完成的革命时代，内部的深刻分歧也依然存在。但同时，对超党派的、能够涵盖整个阶级的组织的要求，就变得格外尖锐。赋予这个要求以形式，这就是苏维埃的历史意义。这就是它的伟大的功能。在革命形势的条件下，它们是无产阶级统一的最高的组织表现。谁不明白这点，谁就在苏维埃问题上一无所知。不管台尔曼、诺伊曼、雷梅尔对未来的“德国苏维埃”能讲多少次话，写多少文章，他们以其今天的政策阻碍了苏维埃在德国的诞生。

　　作者远离事件，不能获得对群众的直接印象，也没有机会每天为工人阶级诊脉，因此很难预料导致在德国创建苏维埃的过渡形式。联系其他事情，我说过一种假设，即德国的苏维埃可能是展开的工厂委员会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依据的主要是1923年的经验。但这当然不是唯一的道路。一方面在失业和贫困的压力下，一方面在法西斯分子的攻击下，对革命统一的要求会立即爆发出来，越过工厂委员会，直接以苏维埃的形式出现。但是，不管苏维埃以什么方式产生，它们都只能是无产阶级的优缺点、它的内部分歧和克服它们的共同意愿的组织表现，总之，是阶级统一战线的机关。

　　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分享了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影响。社会民主党领导竭尽所能地把工人从自己身边推开。共产党领导竭尽全力地对抗工人的加入。其结果是在对共产党有利的相对缓慢的力量对比变化的情况下，产生了第三党。但在共产党的正确政策之下，工人对阶级的革命联合的要求的增长，比共产党在阶级内部的优势的增长要快得多。因而，创建苏维埃仍是完全必要的。

　　建立苏维埃首先要求，从工厂开始的工人阶级的各个政党和组织，在苏维埃本身的必要性和组建它的时间和方法上达成一致。这意味着：如果苏维埃是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那在准备阶段的统一战线政策应该在它们产生之前。

　　在1917年的六个月内，俄国苏维埃的多数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妥协派，还有必要再提示一次吗？布尔什维克党一刻也没有放弃作为一个政党的革命独立性，同时在苏维埃活动范围内遵守对多数的组织纪律。无须怀疑，德国共产党在组成第一个苏维埃的第一天，就会占据比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3月的苏维埃中重要得多的地位。完全不能排除，共产党员很快就在苏维埃中获得多数。这丝毫也不能消除苏维埃是统一战线机关的意义，因为少数——社会民主党、无党派的和天主教“中央党”的工人等——在头几个阶段中仍将是数以百万计，企图越过这个少数，在最革命的形势下，都是折断自己脖子的最好方法。但所有这些都是未来的乐章。今天的少数是共产党。应该从这点出发。

　　上述一切当然不意味着，通向苏维埃的道路一定要经过与韦尔斯、希法亭、布赖特沙伊德等人预先达成协议。如果在1918年，希法亭种绞尽脑汁地思考如何把苏维埃纳入魏玛宪法中而不对后者造成损害的话，现在则可以假定，他思考的任务是如何把法西斯兵营纳入魏玛宪法中，而不给社会民主党造成损害……在无产阶级的整体状态允许苏维埃存在的那个时刻，就应该着手创建苏维埃，哪怕是违背社会民主党上层的意志。但为此需要让社会民主党的下层脱离上层；而装出这点已经实现的样子是无济于事的。正是为了把数百万的社会民主党工人与他们的反动领袖分开，需要对这些工人表明，我们甚至准备与这些“领袖”一起进入苏维埃。

　　但是，不能认为下面一点已经被预先排除，即社会民主党的最高层被迫重新站在苏维埃这块烧红的铁板上，企图重演艾伯特、谢德曼、哈阿兹[18]等在1918—1919年的阴谋：此事与其说取决于这班先生的恶意，不如说取决于历史在什么程度和条件下，用自己的铁钳夹住他们。

　　第一个重要的地方苏维埃的产生（其中有共产党工人和社会民主党工人代表，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组织），将会对整个德国工人阶级产生巨大的影响。不仅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和无党派工人，就连天主教“中央党”和自由派工人都不能长久对抗这个向心力。最倾向和最擅长组织的德国无产阶级的所有部分，将被苏维埃所吸引，就像铁屑被磁石所吸引一样。在苏维埃中，共产党会获得为争夺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角色的极其有利的新舞台。如果共产党领导不如此殷勤地帮助社会民主党领袖分担瘫痪群众的压力的话，社会民主党的绝大多数工人，乃至相当大部分的社会民主党机关今天就被引入苏维埃的框架中，可以认为这是无可争议的。

　　如果共产党认为，与工厂委员会、社会民主党组织、工会机构等在确定的实际任务纲领的基础上达成协议都是不能允许的，这就意味着它认为，与社会民主党一起创建苏维埃是不能允许的。因为纯共产党的苏维埃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任何人都不需要的，那么共产党拒绝与工人阶级的其他政党达成协议和共同行动，就只能是拒绝创建苏维埃。

　　《红旗报》无疑会以齐声漫骂来答复这一论断，像证明二二得四一样，我是特选的布吕宁的代理人，是韦尔斯之流的秘密盟友。我准备为所有这些文章承担责任，但有一个条件：如果《红旗报》对德国工人解释清楚，没有与其他工人组织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何时和怎样才能在德国建立苏维埃？

　　正是为了阐明作为统一战线机构的苏维埃问题，外省的一份共产党报纸《阶级斗争报》（哈雷—梅泽堡）就这个题目说出了很有教益的观点。报纸嘲笑说：“所有工人组织以它们现在的样子、自己的所有错误和弱点，统统应该进入庞大的防御性的反法西斯联合。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无须长篇的理论说明，在这个问题上，历史本身就是德国工人阶级最严厉的老师：为所有工人组织的不定型的、粥一样的统一战线，工人阶级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被葬送的1918—1919年革命。”真是浅薄空话的无法超越的典范！

　　1918—1919年统一战线的实现主要是通过苏维埃。斯巴达克派是否应该加入苏维埃？根据上述引文的确切意思，他们应该留在苏维埃之外，但由于斯巴达克派代表的是工人阶级的少数，无论如何不能用自己的苏维埃取代社会民主党的苏维埃，那么与苏维埃的隔绝就干脆意味着他们与革命的隔绝。如果统一战线看起来是“不定型的、粥一样的”，那罪过也不在作为统一战线机构的苏维埃的身上，而在工人阶级本身的政治状态上；在斯巴达克同盟的软弱和社会民主党的格外强大上。统一战线根本就不能取代强有力的革命党，它只能帮助后者变强大。这对苏维埃也完全适用。软弱的斯巴达克同盟由于担心错过难得的时机，促使它采取极“左”的措施和提前发动。如果斯巴达克派使自己处于统一战线，即苏维埃之外的话，那么，这些负面特点无疑将会显现得更加突出。

　　难道这些人居然没有从1918—1919年的德国革命经验中学到一点东西吗？哪怕是读过《左派幼稚病》吗？斯大林体制使人的头脑空虚，确实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追随者们使苏联的苏维埃官僚化之后，他们对待它就像对待党的机关手中的技术工具一样。他们忘记了，苏维埃是作为工人议会而建设的，它之所以能吸引群众，是因为它提供了把工人阶级的所有部分团结在一起的机会，不顾他们的党派区别；他们忘记了，苏维埃的巨大的教育和革命力量正在于此。一切都被遗忘，一切都被搞乱，一切都被歪曲。追随风气真是罪该万死！

　　党和苏维埃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对革命政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共产党今天的方针实际上是旨在用党取代苏维埃的话，那么，不放过任何机会制造混乱的雨果·乌尔班斯就会打算用苏维埃取代党。据《社会主义劳动新闻》[20]报道，乌尔班斯1月在柏林的一次会议上，反驳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的野心时说：“领导权将掌握在苏维埃手中，苏维埃是群众选举出来的，不是根据一个唯一的政党的意愿和裁决。”（暴风雨般的掌声。）共产党以其最后通牒主义激怒工人，他们愿意为任何对官僚专横的抗议鼓掌，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即乌尔班斯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工人将“自己”选举苏维埃，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整个问题在于他们将选举谁。我们应该与所有其他组织一起加入苏维埃，后者将以它们的本来面貌，带着”它们的全部错误和弱点”。但认为，苏维埃“自己”就能领导无产阶级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就是散播极其错误的苏维埃拜物教。一切都取决于领导苏维埃的那个党。因此，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与乌尔班斯不同，决不拒绝共产党对苏维埃的领导权，相反，他们说：只有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只有通过群众组织，共产党才能在未来的苏维埃中占据领导地位，率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第九章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只有那些自认为可以为所欲为的疯狂的官员，或那些只会重复骂人话却不明白它的意思的愚蠢的鹦鹉，才会把社会主义工人党称为“社会法西斯”或“反革命”的党。但是，预先把自己的信任交给一个组织——它刚刚与社会民主党决裂，目前还处在改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道路上，它的领导更接近改良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就是不可饶恕的轻率和廉价的乐观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左派反对派对乌尔班斯的政策不负任何责任。

　　社会主义工人党没有纲领。说的不是正式文件：只有纲领的文本与党的革命经验、渗入其干部的血肉之中的战斗教训紧密联系，它才能是坚实的。这些社会主义工人党都不其备。俄国革命、它的各个阶段、它的派别斗争、1923年的德国危机、保加利亚内战、中国革命事件、英国无产阶级的战斗（1926）、西班牙革命危机，所有这些应该作为政治道路的鲜明的路标植入革命者头脑中的事件，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干部来说，只是模糊的报纸回忆，而不是经过研究的革命经验。

　　工人党必须推行统一战线政策，这是无可争议的。但统一战线政策有自己的危险。成功地推行这一政策的只能是久经考验的革命党。至少统一战线政策不能是一个革命党的纲领。然而，社会主义工人党现在的全部活动都建立在这个政策上。其结果是统一战线政策被转到党内，即为调和各种倾向之间的矛盾而服务。而这是中派主义的主要职能。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日报浸透了不彻底的精神。虽然施特列贝尔退出了，报纸仍然是半和平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革命文章不能改变它的面貌，只是使它变得更加突出。报纸为古斯特就军国主义问题致布吕宁的平淡的、彻头彻尾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信而欣喜若狂。它为丹麦“社会主义者”拍手叫好，只因为这个自己的国王的前大臣拒绝在过于屈辱的条件下参加政府代表团。中派主义满足于小事。而革命却要求很多。革命要求的是不折不扣的全部。

　　社会主义工人党遗责德国共产党的工会政策：分裂工会，组建红色工会反对派。德国共产党在工会领域中的政策无疑是极其错误的：洛佐夫斯基的领导对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来说，代价不菲。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批评也同样是错误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共产党“分裂”无产阶级的队伍，“削弱”社会民主党的工会。这不是革命标准，因为在今天的领导下，工会不是为工人服务，而是为资本家服务。共产党的罪行不在于它“削弱”了列伊帕特的组织，而在于它削弱了自己。共产党员参加反动的工会不是出于统一的抽象原则，而是出于把资本的代理人清除出组织的斗争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工人党那里，政策的这一积极的、革命的、进攻的因素，让位于赤裸裸的、资本代理人领导的工会的统一原则。

　　社会主义工人党指责共产党喜欢盲动。这样的指责也有一定的事实和方法的依据；但在得到提出这样的指责权利之前，社会主义工人党首先应该准确地阐述和以事实表明，它自己是怎么对待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的。孟什维克总是指责布尔什维克的布朗基主义和冒险主义，即盲动倾向。然而，列宁的战略与盲动倾向有天渊之别。但列宁理解并教导别人理解无产阶级斗争中的“起义的艺术”。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这部分批评越是依赖保罗·列维，它的性质就越加可疑。此人因害怕共产党的幼稚病，就宁愿要社会民主党的老年衰颓。在就1921年德国的三月事件而频频举行的会议上，列宁这样说列维：“一个彻底失去头脑的人。”诚然，列宁立即又狡黯地补充说：“他至少还有东西可失去，而对其他人，连这点都谈不上。”在“其他人”这几个字下，指的是库恩·贝拉、塔尔海默等。在保罗·列维的肩膀上有脑袋，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一个失去头脑的人，在这种状态下从共产党的队伍中跳到改良主义的队伍中，未必能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导师。列维的悲惨结局：他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跳窗而死，似乎是他的政治轨迹的象征。

　　对于群众来说，中派主义不过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过渡，而对个别政治家来说，中派主义则可能是第二天性。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首脑是一群绝望的社会民主党的官员、律师、记者，从这些人的年龄上讲，应该认为他们的政治教育已经结束。绝望的社会民主党党员还不意味着就是革命者。

　　这个类型的代表，它的最好的代表，是乔治·累德堡。[21]就在不久前，我偶然读了他的1919年法庭审判记录。在阅读时，我不止一次地在心里为这位老战士击节赞叹，为他的真诚、为他的气质、为他的高贵的天性。但是，累德堡还是没有走出中派主义的范围。在事情涉及群众行动、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它们的筹备、党公然承担领导群众战斗的责任时，累德堡就只是中派主义的最好代表。这使他离开了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现在，这也使他离开了我们。

　　斯大林指责德国老社会民主党激进的一翼对被压迫民族斗争的消极态度，这使累德堡愤怒，他引证说，正是在民族问题上，它总是表现出巨大的首创精神。这是完全无可争议的。累德堡个人总是义愤填膺地回应德国老社会民主党中的沙文主义音调，但这绝不能掩盖他自身的极其强烈的德国民族感情。累德堡永远是俄国、波兰和其他革命侨民的最好的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保留着对这位老革命家的温暖回忆，在社会民主党官僚的队伍中，都宽容嘲讽地称他为“累德堡罗夫”或“累德堡罗斯基”。

　　虽然斯大林并不了解那时的事实和文献，但他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正确的，至少是由于他重复了列宁的总体评价。累德堡在试图反驳时，他只是证实了这个评价。他引证说，在自己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第二国际各党的愤怒，因它们十分平静地看着他们的同党拉姆齐·麦克唐纳借助轰炸机投弹来解决印度的民族问题的工作。在这个愤怒和抗议中，表现出累德堡与任何奥托·鲍威尔的区别，就不用说希法亭或韦尔斯了。这些先生不能进行民主投弹，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印度而已。

　　然而，累德堡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仍然没有超出中派主义的范围。累德堡要求进行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他将在议会中投票反对殖民贷款；他英勇地为被镇压的殖民地起义辩护。但累德堡没有参加筹备殖民地的起义。他认为这样的工作是盲动倾向、冒险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全部实质就在于此。

　　布尔什维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特点，就在于它对待被压迫民族，哪怕是最落后的，也不仅把它当做政治客体，而且还是政治主体。布尔什维主义不局限于承认它们的自决“权”和对蹂躏这一权利的议会抗议。布尔什维主义深入被压迫民族的环境中，动员它们起而反抗压迫者，把它们的斗争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教导被压迫的中国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起义的艺术，并在文明的刽子手面前完全承担起对这项工作的责任。这仅仅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起点，即行动中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凡是没有达到这个分界线的，都是中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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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永远是不能只依据民族标准去判断的。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公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国际联系和好恶如何呢？他们的最亲密的朋友是挪威、瑞典、荷兰的中派主义分子、组织、集团或个别人物，他们消极的、外省的性质，使他们能够处在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国际联系来说，安热利卡·巴拉巴诺娃[22]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她现在企图把新党与第二半国际的残余联系起来。

　　主张战争赔款的列昂·布吕姆是银行家乌斯特里克的社会主义干亲，在泽伊杰维茨的报纸上称此人为”同志”。这是客气吗？不，是无原则、没有性格、没有骨气。“吹毛求疵”，某个办公室的聪明人会这么说。不，在这些小事上，政治底蕴的表现远比在未经革命经验证实的对苏维埃的抽象承认中更加准确、更加可靠。称布吕姆为“法西斯分子”没有意义，反而使自己沦为笑柄。但谁若是对这类政客不感到轻蔑和憎恨，他就不是革命者。

　　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一定的范围内与奥托·鲍威尔“同志”划清界限，就像马克斯·阿德勒与后者划清界限的范围一样。对罗森费尔德和泽伊杰维茨来说，鲍威尔只是思想上的对手，也许只是暂时的，而对我们来说，他是使奥地利无产阶级陷入可怕泥淖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马克斯·阿德勒是一个相当敏感的中派主义晴雨表。不能否认这样的仪器的用处，但应该明确地知道，它只是记录天气变化，而不能对它施加影响。在资本主义绝境的压力下，马克斯·阿德勒现在准备重新承认革命的不可避免，而且并非没有哲学上的悲哀。但这是什么样的承认！有多少保留和叹息！最好是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能够联合起来。最有利的是以民主方式实行社会主义。哎，但这一方式看来是无法实施的。显然，不仅在野蛮国家中，而且在文明国家中，工人也必须进行革命，哎，但就是这一对革命的感伤的承认，也仅仅是一个文字事实。马克斯·阿德勒能够说出“时候已经来临”的那些条件，在历史上从来都不会有。阿德勒型的人能够为过去的革命辩护，承认它在未来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水远不会承认现实中的革命。帝国主义战争、俄国革命都不能改造这些老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应该承认，整个这个集团是没有希望的。作为晴雨表，可以。作为革命领袖，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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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底，社会主义工人党呼吁所有工人组织筹备全国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各派的演讲人有同样多的时间：显然，在这条路上是什么也达不到的。对共产党或社会民主党来说，布兰德勒和乌尔班斯等平等地分享讲坛，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后者代表的组织如此微不足道，无力追求在运动中的特殊地位。统一战线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的统一战线，而不是失去群众的政治集团之间的交易。

　　有人会对我们说：罗森费尔德—布兰德勒—乌尔班斯的联盟只是统一战线的宣传联盟。但恰恰是在宣传领域中，是不允许联盟的。宣传依靠的应该是明确的原则和特定的纲领。各走各的路，共同进行打击。联盟只是为实际的群众行动。没有原则基础的上层交易，只能带来混乱。

　　推出工人统一战线的总统候选人的想法是根本错误的想法。候选人只能在明确的纲领的基础上提出。党无权拒绝在选举时动员自己的支持者和统计自己的力量。党的候选人与所有其他候选人对立，但这无论如何不能妨碍为直接的战斗目的与其他组织达成协议。共产党员不管是否加入官方党内，都应全力支持候选人台尔曼。事关的不是台尔曼个人，而是共产主义的旗帜。我们将反对所有其他政党，保卫他。左派反对派在清除斯大林官僚集团对普通共产党员散布的偏见过程中，为自己开辟通向工人理解的道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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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向左发展，即由改良主义或中派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工人组织和“政党”，布尔什维克持什么样的政策呢？

　　1917年，在彼得格勒曾有一个区联派组织，其中约有4000名工人。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有几万工人。然而，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在所有问题上都与区联派达成协议，并把自己的所有计划都预先通知它，这些有助于两个组织的完全合并。

　　可以反驳说，区联派在政治上与布尔什维克接近。但事情不局限于区联派。当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马尔托夫集团）反对社会护国分子时，布尔什维克为与马尔托夫派共同行动竭尽全力，如果这一努力在多数情况下没有成功，那责任绝不在布尔什维克。应该补充一点，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那时与策列铁里和唐恩在同一个党内。

　　同一个策略也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运用，但规模要大得多。布尔什维克吸引了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暴动机关——军事革命委员会，虽然那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克伦斯基同属一个党，而暴动就是直接反对此人的。当然，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方面来说，这不太合逻辑，也表明他们的头脑不太正常。但如果要等到所有人的头脑都正常时，那在世界上就从来不会有胜利的革命了。布尔什维克后来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左派“科尔尼洛夫分子”或左派“法西斯分子”）建立了执政联盟，它维持了几个月，在左派社会革命党暴动后结束。

对布尔什维克对待向左转的中派主义分子的经验，列宁总结说：“共产党人的正确策略，应该是利用这种动摇，绝不是忽视这种动摇；既然要利用这种动摇，那就得对那些人转向无产阶级的时候实行让步，看他们转变的程度来决定让步的程度，同时要同那些转向资产阶级的分子作斗争。……仓促决定：‘不作任何妥协，决不实行任何机动’这种操之过急的‘决定’只会有害于加强革命无产阶级影响和扩大无产阶级力量的事业……”[24]布尔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与官僚最后通牒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曾几何时，台尔曼和雷梅尔自己也曾是独立党[25]成员。如果他们努力回忆一下，他们也许会想起那几年自己的政治自我感觉，那时他们与社会民主党决裂，加入独立党，并推动它向左转。如果那时有人对他们说，他们代表的仅仅是“君主制反革命的左翼”呢？他们当然会认为，指责他们的人一定是醉鬼或疯子。然而，现在他们自己正是这样界定社会主义工人党的！

　　我们来回顾一下，列宁从独立党产生中得出的结论：“为什么在德国工人有同样的，完全相同（与1917年俄国）的从右向左的转变趋势，却没有立即增强共产党人的力量，而首先增强了中间政党——‘独立’党，……很明显，原因之一就是德国共产党人采取了错误的策略，德国共产党人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个错误，并学会纠正这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左派’幼稚病，这种病症现在已经暴露，这就可以更好更快地把它治好，对于机体会更有益处。”[26]须知，这简直就是为今天写的。

　　今天的德国共产党比那时的斯巴达克同盟要强大得多。但如果现在出现再版的独立党，而且是在多少相同的领导之下，落在共产党头上的罪责就更沉重。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产生，是一个矛盾的事实。当然，如果工人直接加入共产党，那是再好不过了。但为此，共产党需要另一种政策和另一种领导。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评价不应该从理想的，而是从实际的共产党出发。由于共产党仍停留在官僚最后通牒主义的立场上对抗社会民主党内的离心力，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产生就是不可避免的进步事实了。

　　但这个事实的进步性却被中派主义的领导极度削弱了。如果这个领导得以巩固，它就必然会葬送社会主义工人党。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般进步作用而与它的中派主义和解，就意味着消灭这个进步作用。

　　领导党的妥协分子是玩阴谋诡计的老手，他们将千方百计地掩盖矛盾，拖延危机。但这些手段只能在事件的第一次严重冲击前奏效。党内危机可能将在革命危机的最高潮爆发，使它的无产阶级分子瘫痪。

　　共产党员的任务是及时地帮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工人清除自己队伍中的中派主义，摆脱中派主义领袖的领导。为此应该不隐讳任何事情，别把善良的意愿当事实，对所有事物直呼其名。但一定是它们自己的名字，而不是臆想的名字。批评，而不是诽谤。寻求接近，而不是当胸推开。

　　关于独立党的左翼，列宁写道：“担心与党的这一翼‘妥协’，简直可笑。相反，对共产党员来说，一定要寻找并找到与他们妥协的恰当方式。这种妥协，一方面有助于加速与这一翼的必需的充分合并，另一方面，丝毫不束缚共产党员反对‘独立分子’右翼的思想政治斗争。”即使在今天，对这个策略指令也几乎不用做任何补充。

　　我们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左翼分子说：“革命者不仅在罢工和街头战斗中得到锻炼，而首先是在自己的党内为正确政策的斗争中得到锻炼。请你们接受‘21条’吧，当初，它是为接受新党加入共产国际而制定的。请你们学习左派反对派的著作，它们把‘21条’运用到对近八年的政治发展上。在这些‘条’的烛照下，对自己队伍中的中派主义展开有计划的进攻，并把斗争进行到底。否则，你们只能扮演中派主义的左翼掩护这一不大可敬的角色。”

　　那接下来呢？接下来，面向德国共产党。革命者根本不能站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像罗森费尔德和泽伊杰维茨希望的那样。不，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是阶级敌人在无产阶级中的代理人。共产党的领袖们则是头脑不清的、拙劣的、无能的、糊涂的革命者或半革命者。这不是一回事。社会民主党应该摧毁，共产党则应该改造。你们说，这是不可能的？难道你们认真地尝试过着手此事吗？

　　正是现在，正是在此刻，当共产党承受事件的压力时，需要以我们的批评的压力来帮助事件。共产党的工人党员越是注意地倾听我们，就能越快地通过事实相信，我们寻求的不是“第三党”，而是真诚地力求帮助他们把现在的共产党改造成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

　　“如果不成功呢？"

　　如果不成功的话，在现在的历史局势下，这无疑意味着法西斯的胜利。但在重大的战斗前，革命者所应该问的不是不成功会如何，而是怎样做才能成功。这是可能的，这是可以实现的，因而是应该做的。

第十章“一般的”中派主义和斯大林官僚集团的中派主义

　　共产国际领导的错误，也就是德国共产党的错误，用列宁的毫不客气的术语来说，属于极“左”愚蠢的范围。聪明人也难免干蠢事，尤其是在年轻时。但像海涅所劝诫的那样，这个权利是不应该滥用的。如果一定类型的政治愚蠢在漫长的时期内反复不断地重演的话，而且是在最重要的问题领域中，那它们就不再是单纯的愚蠢，而成了一种倾向。这是一种什么倾向呢？它符合的是哪些历史需要呢？它的社会根基又是什么呢？

　　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时代，极“左”有不同的社会基础。极“左”的最完整的表现，是无政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以及它们的各种结合，其中包括最近的无政府工团主义。

　　这些主要流行于拉丁国家的流派，其社会基础是巴黎过去典型的小型工业。它的稳定性赋予法国形形色色的极端激进主义以无可争议的重大意义，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产生思想影响。法国大工业的发展、战争和俄国革命打碎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脊梁。被甩到后面后，它变成了低劣的机会主义。法国工团主义在其两个阶段上，都是由同一个茹奥[27]领导的：时间在变，我们与时间一起变。

　　西班牙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只是在政治停滞的环境中，保持了它的表面上的革命性。革命尖锐地提出了所有问题，迫使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领袖们抛弃了自己的极端激进主义，暴露出自己的机会主义天性。可以信心十足地期待，西班牙革命将会把工团主义的偏见从它最后一个拉丁避难所中赶走。

　　无政府主义分子与布朗基主义分子加入所有其他类型的极“左”派别和集团。在重大的革命运动的外围，总能看到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它们的代表是落后的、往往是半手工业的工人阶层，或是知识分子同路人。但这种类型的极“左”，一般不能具有独立的历史意义，往往只有局部性。

　　历史上落后的国家，只能在发达的世界工人运动的环境中完成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些国家中，“左”倾知识分子往往给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半自发运动带来最极端的口号和方法。具有盲动和个人恐怖等倾向的俄国社会革命党型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天性就是这样。由于在东方出现了共产党，独立的冒险集团未必能上升到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高度。然而，东方年轻的共产党可能把冒险主义分子纳入自己的队伍中。至于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在资产阶级社会演变的影响下，他们变成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党，对十月革命采取了反革命的立场。

　　十分明显，对目前共产国际的极“左”来说，上面界定的各种类型都不适合。共产国际的主要的党——俄国共产党，显然依靠的是产业无产阶级，好歹是源于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传统。共产国际的多数其他支部都是无产阶级组织。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中，官方共产主义的极“左”政策同时、同样地肆虐，这些国家本身的区别难道没有说明，这个派别不可能有共同的社会基础吗？须知，在中国和英国推行的是同一“原则”性的极“左”方针。但如果这样的话，那又到哪里去找新的极“左”的谜底呢？

　　问题在复杂化，但同时被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所澄清：极“左”绝不是今天的共产国际领导的一成不变的或基本的特征。直到1928年为止，机关的大部分推行的是公然的机会主义政策，在许多最重要问题上完全转到孟什维主义的轨道上。在1924—1927年间，不仅认为与改良主义者达成协议是必需的，而且允许在这种情况下放弃党的独立性、批评自由，甚至放弃党的无产阶级阶级基础，[28]因此，现在所讨论的根本就不是一个特殊的极“左”流派，而是这一流派的长期极“左”摇摆，该流派在过去曾证明，它也能够做极右的摇摆。这些外在的特征就提示我们，这里说的是中派主义。

　　从形式描述的角度说，中派主义是无产阶级中及其外围的所有那样的派别，它们处于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往往是从改良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或是相反——演变的不同阶段。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都有牢固的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表达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改良主义符合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官僚和贵族的特权地位。我们过去所了解的中派主义，它没有也不可能有独立的社会基础。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在不同时期通过不同途径朝着革命方向发展。在长久的工业高涨时期或是在失败以后的政治退潮时期，无产阶级的不同阶层在政治上从左向右转，与那些刚刚开始向左演变的阶层发生冲突。不同的阶层停留在其演变的个别阶段上时，会找到自己临时的领袖，制定自己的纲领，创建自己的组织。不难理解，“中派主义”概念可以包容何等五花八门的派别！不同的集团由于它们的起源、社会构成和它们演变的方向，可能彼此处于残酷的斗争中，但并不因此而不再是中派主义的变种。

　　如果一般的中派主义履行的是改良主义左翼的掩饰职能的话，那么，具体的一个中派倾向属于改良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之中的哪一个基本阵营的问题，却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现成答案。在此，比在其他地方更加需要每一次都分析过程的具体内容及其发展的内在趋势。例如，罗莎·卢森堡的某些政治错误，可以有充分的理论依据把它们界定为“左”倾中派主义的。可以走得更远，说罗莎·卢森堡与列宁的多数分歧都是或大或小的中派主义倾向。但只有共产国际官僚中的无耻之徒、无知者和招摇撞骗的人，才能把作为一个历史流派的卢森堡主义归入中派主义之中。从斯大林开始的共产国际今天的“领袖们”，在理论、政治和道德上还没有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的膝盖高，对此根本无须提示。

　　那些没有认真地思考过问题实质的批评家们，近来不止一次地指责这几行文字的作者滥用了“中派主义”一词，用这个名称涵盖了工人运动内形形色色的流派和集团。事实上，如上所述，中派主义的各种各样的类型是同一现象的产物，而非源于术语的滥用。让我们回忆一下，人们经常指责马克思主义者把如此五花八门的和彼此矛盾的现象都归到小资产阶级的名下。确实，在“小资产阶级”范畴下，不得不纳入乍看起来是绝对彼此互不相容的事实、思想和流派。农民运动和市政改革中的激进派都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法国雅各宾分子和俄国民粹派都是小资产阶级的；蒲鲁东分子是小资产阶级的，布朗基分子也一样；今天的社会民主党是小资产阶级的，但法西斯也同样是小资产阶级的；法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救世军[29]”、印度的甘地运动，等等，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如果我们转入哲学和艺术领域中，就会看到更加色彩斑斓的画面。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玩弄术语？不，这只意味着，小资产阶级的特性就是其社会性质的极端多样性。在下层，它与无产阶级相交融，并转变为游民无产阶级，在上层，它转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中。它能够依赖旧的生产形式，但也能在最新的工业基础上迅速发展（新的“中间阶层”）。在意识形态上它能闪现彩虹的各种色彩，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某种意义上，中派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扮演的角色，就是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所起的作用。中派主义反映的是无产阶级演变的过程、它的政治成长，以及由于社会所有其他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力所造成的它的革命衰退。难怪中派主义调色板的色彩如此斑斓！由此得出的结论不应该是放弃中派主义的概念，而只是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必须通过具体的历史分析，揭露中派主义的这个变种的真正本质。

　　共产国际的统治派别不是“一般的”中派主义，完全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意识形态，有其虽然并不久远但却强大的社会根基。这指的首先是苏联官僚。在斯大林派理论家的文章中，这个社会阶层根本就不存在。人们对我们说的只是“列宁主义”、无形体的领导、思想传统、布尔什维主义精神、毫无分量的“总路线”，但对转动总路线就像转动消防水龙带一样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官员，不置一词，不，在这方面你什么也听不到。

　　然而，这些官员最不像无形体的灵魂。他们吃饭喝酒，生儿育女，长出可观的大肚子。他高声吃喝指挥，在下面选择忠于自己的人，保持对上司的忠诚，决不允许批评自己，并把这些看成是总路线的最重要的实质。这样的官员有数百万之多——数百万！比在十月革命期间的产业工人还多。这些官员中的多数从来没有参加过有牺牲和有危险的阶级斗争。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生来就是作为管理层分子。他们的背后有国家政权。它保证他们的生存，让他们高高地凌驾于周围群众之上。他们没有失业的危险，如果他们会在上司面前毕恭毕敬的话。能够原谅他们的最严重的错误，如果他们同意在需要的时刻充当替罪羊，替顶头上司承担责任的话。这个数百万之众的统治层在国家生活中，是否会有一定的社会分量和政治影响呢？有还是没有？

　　工人官僚和工人贵族是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这在过去的书中就已经说过了。在俄国，这一现象以新形式出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包围的落后的国家中——首次从劳动者上层中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官僚机关，它凌驾于群众之上，对群众发号施令，它利用巨大的优势，用内部的连环保彼此联系起来，把自己的特殊利益、方式和手段带入工人国家的政策中。

　　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理解工人国家的必要性，因而也理解在第一阶段中官僚的历史必然性。但我们也知道蕴涵在这一事实中的危险，特别是对一个落后的、被孤立国家的危险。把苏联官僚理想化，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能犯的最可耻的错误。列宁竭尽全力，试图让作为工人阶级独立的先锋队的党能够超越国家机关，对它进行监督、检查、指导和清洗，把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不仅是民族的，而且是国际的——置于统治官僚的利益之上。列宁认为，党监督国家的首要条件，是党员群众对党的机关的监督。认真重读他在苏维埃时期，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中的文章、讲话和书信，你们就会看到，每当他想到这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时，他是多么担忧啊。

　　在列宁以后的阶段发生了什么呢？完成了革命和内战的党和国家的整个领导层，都已经被取代、排除、粉碎了。无个性的官员占据了他们的位置。同时，列宁生前，虽然那时官僚才刚刚离开襁褓，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具有如此之大的紧迫性，现在，当机关高高凌驾于一切之上时，斗争却完全停止了。

　　是啊，谁又能进行这一斗争呢？作为自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已不复存在。党的机关与国家机关融为一体。党内总路线的最重要的工具是国家政治保安局。官僚不仅不允许自下而上的批评，它甚至禁止自己的理论家谈论它和提到它。对左派反对派的疯狂仇恨，首先是因为反对派公开地谈到官僚、它的特殊角色、它的利益，并揭露了这个秘密：总路线与国家的新统治阶层骨肉难分，而后者决不能与无产阶级同一。

　　官僚从国家的工人性质中，得出了自己天生是永远正确的：工人国家的官僚怎么会退化！在这么做时，没有把国家和官僚当做是历史过程，而是永恒的范畴：神圣的教会和受到神启的祭司怎么会犯错误！但如果凌驾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战斗的无产阶级之上的工人官僚，能够退化为诺斯克、谢德曼、艾伯特和韦尔斯的党，为什么凌驾于胜利的无产阶级之上的官僚就不能退化呢？

　　苏联官僚居于统治地位和不受监督的情况培养了一种心理，它在许多方面是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理格格不入的。在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中，官僚把自己的算盘和谋划凌驾于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的任务之上，与国际革命的任务更是毫无关系。几年来，斯大林派表明，“殷实的农民”、工程师、行政人员、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英国的工会官僚的利益和心理，对它来说，比底层工人、贫农、起义的中国人民群众、英国罢工工人的心理和需求更加接近、更容易理解。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派为什么不在这条民族机会主义的路线上走到底呢？因为它是工人国家的官僚。如果国际社会民主党保卫的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的话，那么，尚未完成政变的苏联官僚就不得不适应十月革命奠定的社会基础。斯大林官僚集团的心理和政策的双重性就源自这里。中派主义，但是在工人国家基础上的中派主义，是这一双重性的唯一可能的表现。

　　如果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中派集团往往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反映的是一定的工人阶层向右或向左的演变，在苏维埃共和国的条件下，中派主义在数百万官僚的身上，获得了更加牢固和更有组织的基础。虽然官僚是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的自然环境，但它不得不在与富农的斗争中捍卫自己的统治基础，同时还要关注自己在世界工人运动中的“布尔什维克”的声誉。在追逐在精神上与它更加接近的国民党和阿姆斯特丹官僚的尝试之后，苏联官僚每次都与反映世界资产阶级对苏维埃国家仇恨的社会民主党发生尖锐的冲突。这就是今天向左摇摆的根源。

　　这种情况的独特性，并非因为苏联官僚具有反对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特殊免疫力，而是它没有可能占据彻底的民族改良主义立场，被迫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改良主义之间来回摇摆。与这个官僚中派主义的强大、它的资源和它的立场中的尖锐的矛盾相应，它的摇摆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从在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的极“左”冒险，到与蒋介石、拉迪奇和珀塞尔的联盟；从与英国工贼可耻地称兄道弟，到完全拒绝与群众性的工会组织建立统一战线。

　　斯大林官僚集团把它自己的方法和摇摆传到其他国家中，因为通过党的机关，它不仅领导共产国际，还指挥它。当斯大林赞成国民党时，台尔曼也赞成国民党。1926年秋，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国民党代表、蒋介石的大使邵力子与台尔曼、塞马尔和所有的雷梅尔们步调一致地反对“托洛茨基主义”。邵力子“同志”说：“我们所有人都坚信，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国民党将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记录》第一卷第459页）。历史事实就是这样。

　　拿起1926年的《红旗报》，你们可以从中找到许多以下面内容为题目的文章：托洛茨基要求与工贼的英国总委员会决裂，以此证明了他的孟什维主义！而今天的“孟什维主义”则是捍卫与群众组织的统一战线，即推行在列宁领导下第三次、第四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制定的政策（反对所有的台尔曼们、塔尔海默们、库恩·贝拉们、弗罗萨尔们等）。

　　如果在所有的共产党支部中没有形成独断专行的，即独立于党的官僚层的话，这些令人难堪的摇摆是不可能的。万恶之源就在这里！

　　革命政党的力量在于先锋队的首创精神之中，后者检验和选择自己的干部，培养自己的领袖，以自己的信任逐渐提升他们。这在干部和群众之间、领袖与干部之间建立起牢不可破的联系，使整个领导建立起对自己的内在的信心。在现在的各国共产党中，这根本就不存在！领袖是任命的，围绕着他们制造出人为的吹捧氛围。干部取决于上层，而不是基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群众之外寻找自己影响的源泉和自己存在的源泉。他们不是从斗争经验中，而是从电报中汲取自己的政治口号。同时，在斯大林的公文夹中，存有以防万一的指控状。每个领袖都知道，他随时都可以像一根羽毛一样被吹开。

　　就这样，在整个共产国际中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官僚阶层，它是中派主义杆菌的营养液。因为依靠的是苏维埃国家的官僚，台尔曼、雷梅尔及其一伙在组织上十分牢固和坚实，但在政治方面却极不稳定。信心只有与群众的组织联系才能赋予，失去了这种联系，永远正确的中央委员会只能完成最可怕的摇摆。它对严肃的思想斗争越是缺乏准备，它就越是肆无忌惮地咒骂、中伤和诽谤。列宁对斯大林的鉴定是“粗暴”、“不忠诚”，这一形象如今成了这一阶层的倾向。

　　在此作出的对官僚中派主义的鉴定，决定了左派反对派对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态度：在官僚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边界和十月革命的基础时，完全和无条件地支持它；在官僚以自己行政上的摇摆妨碍革命的保卫和社会主义建设时，就公开地批评它；当它以自己的官僚指挥破坏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时，就无情地回击它。

第十一章 苏联的经济成就与苏联制度官僚化之间的矛盾

　　不能在“一个国家里”形成革命政策的基础。德国革命的问题，现在不可分割地与苏联的政治领导问题联系在一起。应该彻底搞清楚这个联系。

　　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有产阶级的反抗的答复。限制自由是革命军事体制的产物，即阶级战争条件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十分清楚，苏维埃共和国的内部稳定、它的经济增长、资产阶级反抗的削弱，特别是“消灭”最后一个资产阶级——富农——的成功，应该导致党内的、工会的和苏维埃的民主的繁荣。

　　斯大林分子总是不知疲倦地重复，“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今天的集体化本身就意味着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最近一个五年计划就应该把这些过程进行到底。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这个过程导致党、工会和苏维埃被官僚机关彻底压垮，而后者又具有平民波拿巴主义的性质呢？为什么在饥饿和内战期间，根本就不会想到能否批评列宁和整个中央委员会的问题，而现在，哪怕是与斯大林有最微小的分歧都会导致开除出党，并遭到行政迫害？

　　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危险，无论如何是不能用来解释官僚专横的增长，更不能证明它是正当的。如果在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内，所有阶级在或大或小的程度内都被消灭的话，这意味着国家消亡的开始。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正是作为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更不是官僚专政的国家，胜利地对抗外部的敌人。

　　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专政的消亡：太早了，我们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我们说的是别的事。我们要问：怎么解释专政的官僚退化？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个人专制制度之间的触目惊心、骇人听闻的致命的矛盾是从哪里来的？后者依靠的是扼住国家统治阶级喉咙的无个性的机关。如何解释经济与政治朝着截然对立的方向发展的事实呢？

　　经济成就是非常巨大的。就是现在，十月革命在经济上完全证明了它是正确的。经济增长的高系数，是下面事实的无可辩驳的反映，即社会主义方法甚至对解决那些在西方用资本主义方法已经解决的生产任务，也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那么，先进国家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将会展现出多么巨大的优越性啊？

　　但是，十月革命所提出的问题，如今还没有解决，哪怕是初步的。

　　斯大林官僚集团依据经济的前提和趋势，把它称为“社会主义的”。这是不够的。苏联的经济成就仍是在十分低下的经济基础上展现的。国有化的工业现在正在经历的阶段，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早已走过的。排队的女工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标准，这是“消费标准”，像官员轻蔑地说的那样，可在这个问题上，它是决定性的。在女工与官僚的观点发生冲突时，我们左派反对派与女工一起反对官僚，后者夸大成就，抹杀不断积累的矛盾，扼住女工的喉咙，使她不敢批评。

　　去年，从平等工资急剧地转为级差（计件）工资。在低下的生产力因而也是低下的总体文化水平上，劳动报酬的平等是无法实现的，这是完全无可争议的。但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问题不能只用财产的社会形式来解决，它要求以一定的社会技术力量为前提。然而，技术力量的增长将自动地使生产力超越国家边界。

　　回到过早地取消的计件工资后，官僚称平均工资为“富农”原则。这显然是荒唐的，它表明斯大林分子把自己赶入何等虚伪和欺骗的绝境中。事实上应该说：“我们在劳动报酬平等方法上太超前了：离社会主义还很远；因为我们现在还很穷，我们不得不向后转，回到半资本主义或富农的劳动报酬方法上。”再重申一遍：这与社会主义目标没有矛盾。这里有的只是与官僚伪造现实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退回计件工资，是落后的经济反抗的结果。今后还会有许多这样的倒退，特别是在农业经济领域中，这里已经完成了过于巨大的行政跳跃。

　　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推行，用的是官僚对劳动群众的单方面的、无监督的发号施令的方法。工会完全丧失了对消费和积累的相互关系施加影响的机会。农民分化的消灭与其说是经济上的，不如说是行政上的。与基本过程——生产力的发展——相比，官僚消灭阶级的社会措施太超前了。

　　这导致工业成本的提高、产品质量低下、价格增长、消费品不足，有失业现象重新出现的危险。

　　国家政治气氛的极度紧张，是苏联经济的增长与官僚经济政策之间的矛盾的结果，它或是骇人听闻地落后于经济要求（1923—1928），或是被自己的落后吓坏了，拼命向前冲，用纯行政措施来挽回已经损失的一切（1928—1932）。继向右的摇摆之后，是向左的摇摆。在两个摇摆中，官僚都与经济现实相矛盾，就是与劳动者的情绪相矛盾。它无论是在落后时，还是在超前时，都不允许他们批评自己。

　　官僚只有在剥夺劳动者参与决定他们自己的劳动和他们自己的未来的情况下，才能对工人农民施加压力。最大的危险就在这里！对群众回击的恐惧导致官僚和个人专制在政治上的“短路”。

　　这是否意味着应该降低工业化和集体化的速度？在一定的阶段无疑是应该的。但这个阶段可能根本就不会太长。工人自己参与对国家、它的政治和经济的领导，真正地对官僚进行监督，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责任感的增强，所有这一切无疑会对生产本身产生有利的影响，减少内部摩擦，把代价高昂的经济摇摆降到最低，保障更加健康地分配力量和物资，最终是提高总体增长系数。苏维埃民主首先是经济本身的生命需求。相反，官僚主义本身就含有悲惨的经济意外。

　　回顾苏联发展的追随者时期的整个历史，不难得出结论，制度官僚化的基本政治前提是经历了革命、内战的震荡的群众的疲惫。主宰国家的是饥饿和传染病。政治问题退居第二位。全部思想都集中到一块面包上。在战时共产主义下，所有人得到的都是同样的一份极为有限的口粮。转入新经济政策带来了最初的经济成就。口粮变多了，但它已经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的了。商品经济的确立导致成本核算、基本的合理化、工厂裁减多余工人。在很长时间内，经济成就与失业增长携手并进。

　　一分钟也不能忘记：机关力量的巩固依靠的是失业。经过了几年的饥饿之后，失业大军让每个在机床旁工作的无产者感到害怕。让独立的、有批判精神的工人离开工厂，反对派成员的黑名单，成为斯大林官僚集团手中最重要、最有效的武器。没有这个条件，它永远也不能成功地扼杀列宁的党。

　　后来的经济成就逐渐导致消灭产业工人的失业大军（被集体化掩盖的隐秘的农村移民依然如故）。产业工人现在已经不再害怕把他逐出工厂了。他根据自己的日常经验得知，官僚的没有先见和专横极大地阻碍了他完成任务。苏联报纸揭露某些车间和企业，没有为工人的首创精神和发明精神等提供足够的空间：好像可以把工人的首创精神封闭在车间里似的，又好像在无产阶级的党内、苏维埃内、工会内被彻底压制的情况下，车间能够成为生产民主的一片绿洲似的。

　　现在，无产阶级的，总体自我感觉已经与1922—1923年的大相径庭。无产阶级在数量和文化上都有增长。完成了经济恢复和高涨的宏伟工作之后，工人体验到自信心的恢复和高涨。这个增长的内在信心开始变成对官僚制度的不满。

　　对党的窒息，个人专制和个人专横的盛行，乍看起来，会使人产生苏维埃制度削弱的观念。但并非如此。苏维埃制度极度加强；但与此同时，这一制度与它的官僚压制之间的矛盾也极度激化。斯大林机关惊讶地看到，经济成功没有巩固它，而是挖了它的墙脚。在为自己的地位的斗争中，它不得不把螺丝帽拧得更紧，除了拜占庭式的对领袖的颂扬之外，禁止所有形式的“自我批评”。

　　经济发展与它在其中完成的政治条件发生矛盾，这在历史上并非是第一次。但应该搞清楚，是这些条件中的哪些导致了不满。日益迫近的反对派浪潮丝毫也不反对社会主义任务、苏维埃形式或共产党。不满反对的是机关和它的化身——斯大林。与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货”的新一轮疯狂的斗争，就是由此而来的。

　　对手有成为捉摸不定的危险，他无处不在，但又不在任何地方。他在车间、学校里浮现，渗入历史杂志和所有的教科书中。这意味着，事实和文件都在揭露官僚，揭穿它的动摇和错误。不能平静客观地回忆昨天，应该改造昨天，应该涂抹掉所有裂缝，因为可能从中冒出对机关和它的首脑永远正确的怀疑。我们面对的是失去头脑的统治阶层的所有特征。雅罗斯拉夫斯基们[30]、雅罗斯拉夫斯基本人，原本都是不可靠的！这不是一个偶然的插曲，不是琐事，不是个人冲突：事情的根子在于经济的成就，它在其头几个阶段上巩固了官僚，然而其发展的辩证法使它现在与官僚对立。这就是在最近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上，即在斯大林机关的代表大会上，已经第三、第四次被粉碎和被埋葬的“托洛茨基主义”，又被宣布为“资产阶级反革命先锋队”的原因。

　　这个愚蠢的、在政治上一点也不可怕的决议，揭开了某些斯大林个人报复的非常“实际”的计划的帷幕一角。难怪列宁在任命斯大林为总书记时警告说：“这个厨师就会做辣菜”……那时，这个厨师尚未充分展示他的厨艺。

　　尽管理论和行政的螺丝帽越拧越紧，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显然己经趋向没落。机关已经千疮百孔。被称为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裂缝，只是还未直呼其名的数百条裂缝之一。在苏联经济的新的、无可争议的成就、无产阶级人数上的增长和集体耕作的最初成绩的基础上，正在酝酿的新的政治危机，这一情况为下面的结论提供了充分保障：消灭官僚专制不会与苏维埃体制的震荡同时发生，像人们在三四年前可能担心的那样，而是相反，是它的解放、它的高涨和繁荣同时发生。

　　但是，正是在自己的这个最后阶段上，斯大林官僚集团能够造成许多罪恶。现在对它来说，声望的问题是政治的核心问题。如果不问政治的历史学家被开除出党，就是因为他们不会颂扬斯大林在1917年的功勋，那么，一致投票的制度能够承认它在1931—1932年间所犯下的错误吗？它能拒绝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吗？它能否认斯大林吗？他把德国问题的实质表述为：先让法西斯分子上台，然后就该轮到我们了。

　　德国的客观条件本身是不可抗拒的，如果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必需的行动自由的话，它无疑今天就会确认我们的方向。但它没有自由。左派反对派提出的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和口号，它们经受了1917年胜利的检验，同时，斯大林官僚集团为了转移方向，通过电报命令掀起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国际运动。运动不是在德国革命问题——即世界无产阶级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基础上展开，而是在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历史问题的一篇可怜的、伪造的文章的基础上展开。很难想象在时代任务为一方面，官方领导的可怜的思想资源为另一方面之间更大的比例失调了。共产国际的状况就是这样屈辱、有失尊严，同时又是极度悲惨。

　　斯大林制度的问题与德国革命的问题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即将来临的事件将解开或斩开这个结，既为俄国革命的利益，也为德国革命的利益。

第十二章 布兰德勒派和斯大林派的官僚制度

　　在苏联国家利益和国际无产阶级利益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矛盾。但把这个规律转用到斯大林官僚集团上，是根本错误的。它的体制与苏联的利益和世界革命的利益发生越来越严重的矛盾。

　　雨果·乌尔班斯由于苏联官僚而看不到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基础。乌尔班斯与奥托·鲍威尔一起制造超阶级国家的概念，但与鲍威尔不同，他不是在奥地利，而是在今天的苏维埃共和国找到这个典范。

　　另一方面，塔尔海默断定，“托洛茨基关于苏联的观点，使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和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受到怀疑（?）”（1月10日），具有“中派主义”的性质。塔尔海默以此只是表明，他在把工人国家等同于苏维埃官僚上走得有多远。他要求，不要用国际无产阶级的眼睛，而只能透过斯大林派别的眼镜来看苏联。换言之，他不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而是作为斯大林官僚集团的仆人推断问题。受委屈的、失宠的，但仍是期待宽恕的仆人。因此，在“反对派”中时，他不敢大声地说出官僚二字：对此它是不会饶恕的，就像耶和华一样：“你们不可妄渎我的圣名。”

　　这就是共产主义集团中的两极：一个是只看见树木而看不见森林，而另一个却只见森林却分辨不出树木。虽然如此，塔尔海默和乌尔班斯在心灵上亲近，并事实上结盟，共同反对对苏维埃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评价，这绝对没有任何出乎预料之处。

　　站在一边对“俄国经验”予以不承担任何义务的笼统的支持，近年来是一种广为流行的十分廉价的商品。在世界的所有地方都有不少所谓的激进的和半激进的、人道主义的和和平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记者、旅游者、艺术家，他们无条件地赞成苏联和斯大林，像布兰德勒分子一样。萧伯纳当初曾激烈地批评列宁和这几行文字的作者，现在完全赞成斯大林的政策。在列宁时期，马克西姆·高尔基曾是共产党内的反对派，现在则完全支持斯大林。与法国社会党携手共进的巴比塞也支持斯大林。美国周刊《新大众》是二流激进市民的出版物，它保卫斯大林反对拉柯夫斯基。在德国，奥谢茨基引用我的论法西斯主义的文章，但他认为必须指出，我对斯大林的批评是不公正的。累德堡老人说：“至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争论的主要问题，即在一国之内能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幸运地把它进行到底，我完全站在斯大林一边。”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有这些苏联的“朋友”都是置身事外地对待苏维埃国家问题的，作为旁观者、同情者，有时干脆就是消遣者。当然，作为苏联五年计划的朋友，比当纽约交易所的朋友更体面些。但是，消极的、左派庸人的同情与布尔什维主义相去甚远。莫斯科的第一个严重的失败就足以让这些观众中的多数消散，像风吹灰尘一样。

　　布兰德勒分子对苏维埃国家的立场与所有这些“朋友”的立场有什么区别呢？只是更不真诚而已。这样的支持对苏维埃共和国来说，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当塔尔海默教导我们左派反对派、俄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应该如何对待苏联时，他只能引起厌恶。

　　拉柯夫斯基曾经直接领导过保卫苏维埃革命的疆界的战斗，参加过苏维埃经济的最初工作，制定对农民的政策，是乌克兰贫农委员会的倡导者，领导了在乌克兰的独特条件——贯彻新经济政策的工作，他知道这一政策的所有细微之处，现在他在巴尔瑙尔追踪它，极度紧张地日复一日地对错误提出警告，提示正确的道路。在流放中去世的老战上科捷·钦察泽[31]、穆拉洛夫[32]、卡尔·格柳恩施泰因、卡斯帕罗娃[33]、索斯诺夫斯基[34]、柯秀尔[35]、奥谢姆、埃利钦[36]父子、丁格尔施泰德[37]、舒姆斯卡娅、索恩采夫、斯托帕洛夫、波兹南斯基、谢尔穆克斯[38]，被斯大林枪毙的布柳姆金[39]，被斯大林在监狱中折磨致死的布托夫[40]，还有数十、数百、数千名被关押在各个监狱中和流放各地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是十月革命的战士、内战的英雄、社会主义建设的参加者，任何困难都不能使他们动摇，只要一听到警报，他们就会走上战斗岗位。用得着塔尔海默来教导他们如何忠于工人国家吗？

　　凡是斯大林政策中进步的东西，都是左派反对派阐述过的，并曾遭到官僚的诋毁。为倡导计划经济、高速度、与富农作斗争、更广泛的集体化，左派反对派付出了多年坐牢和流放的代价。包括布兰德勒分子在内的这些无条件的支持者、同情的朋友给苏联的经济政策带来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在他们对苏联所发生的一切的笼统的、不加批评的支持后面，隐藏的绝不是国际主义的激情，而只是温和的同情：须知事情发生在他们自己的祖国的边界之外。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心想，有时还说出来：“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斯大林体制当然不合适；但对俄国人来说，它是太好了！”

　　改良主义者把国际形势看成是各国形势的总和，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国家政策从属于国际政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共产党反对派（布兰德勒分子）所持的是民族改良主义的立场，即在事实上（如果不是在口头上的话）否认国际主义原则和国家政策的标准。

　　塔尔海默的最亲密的同志和助手是罗易，此人为印度和中国制定的政治纲领，完全是出自斯大林为东方制定的“工农党”的思想。数年来，罗易一直作为印度国民党的宣传员。换言之，不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作为小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这丝毫不妨碍他积极地参与布兰德勒分子的核心。[41]

　　但是，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布兰德勒分子的民族机会主义表现得格外严重。如果相信他们的话，斯大林官僚集团在自己家中的所作所为都是完全正确的。但为什么斯大林派别的领导对德国来说却是致命的呢？这是怎么回事？须知事关的不是因斯大林不了解其他国家而导致的局部错误，而是事关确定的错误的方针，事关整个方向。台尔曼和雷梅尔了解德国，像斯大林了解俄国一样，像加香和多列士了解法国一样。他们一起形成了国际派别，并为各国制定它的政策。但事实表明，这个在俄国是无可指责的政策，在所有其他国家中都葬送了革命。

　　布兰德勒的立场如果被移到苏联内部，将变得格外不幸，因为布兰德勒分子在那里必须无条件地支持斯大林。拉狄克向斯大林投降了，他实质上总是更加接近布兰德勒，而不是左派反对派。布兰德勒只能赞成这一行动。但斯大林立即强迫投降的拉狄克宣称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为“社会法西斯分子”。柏林的斯大林体制的虚幻的迷恋者甚至都没有尝试挣脱这些屈辱的矛盾。但是，他们的实际目的很明显，无须解释。布兰德勒对斯大林说：“如果你让我当德国党的首领的话，我一定承认你在俄国事务上的永远正确，条件是你得允许我在德国事务上推行我的政策。”能够尊敬这样的“革命者”吗？

　　但是，布兰德勒分子极端片面地、在理论上草率地批判斯大林官僚集团的共产国际政策。它的唯一毛病就是极“左”。但能指责斯大林与蒋介石的四年联盟是极“左”吗？创立农民国际是极“左”吗？可以称与工贼的总委员会的结盟是盲动主义吗？在亚洲创立工农党，在美国创立工农党呢？

　　接下来要问：斯大林的极“左”的社会性质如何？这到底是什么？是暂时的情绪？病态？在理论家塔尔海默那里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徒劳的。

　　然而，这个谜底早就被左派反对派破解了：事关的是中派主义的极“左”摇摆。但正是这个被近九年来的发展所验证的界定，是布兰德勒分子所不能承认的，因为它对他们来说，也是致命的。他们与斯大林派别一起完成了它的所有的向右摇摆，却挺身反对向左摇摆；他们以此表明，他们是中派主义的右翼。他们作为从主干上脱落的干枝，是理所当然的：在中派主义急剧转折时，来自左右的集团和成分必然会脱离它。

　　上述一切并不意味着，布兰德勒分子在所有问题上都是错误的。不，在反对台尔曼和雷梅尔时，他们在许多方面过去是正确的，如今仍是正确的。这并不奇怪。机会主义者在反对冒险主义的斗争中，可能会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相反，极“左”派则可能准确地抓住从争取群众的斗争到夺取政权的斗争的转折时机。在1923年末极“左”派对布兰德勒的批评中，说出了不少正确的思想，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1924—1925年犯下了许多最严重的错误。在对“第三时期”猴子跳的批评中，布兰德勒分子重复了一系列陈旧的但是正确的意见，这一情况决不能证明他们的整体立场是正确的。应该在几个阶段上对每个集团的政策进行分析：在防御战和进攻战中，在涨潮阶段和退潮时刻，在争取群众的斗争的条件下和在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的形势中。

　　在防御或进攻、统一战线或总罢工问题上，专业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是不可能的。能够综合评价整个形势，善于分析它的动力，确立各个阶段和各个转折点，并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符合今天的形势并为下一个阶段作准备的行动体系，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正确地运用所有这些方法。

　　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认为自己几乎是“争取群众”斗争的独一无二的专家。这些人一本正经地断言，左派反对派有利于统一战线的论据，都是从他们布兰德勒分子那里抄来的。不能否认任何人有虚荣心的权利！想象一下，当你们对海因茨·诺伊曼解释他的乘法错误时，某位勇敢的算术老师对你们说，你们是在抄袭他，因为他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地解释计算的奥秘的。

　　虽然今天的形势并不令人愉快，但布兰德勒分子的野心无论如何都使我得到了短暂的开心。这些先生们的战略智慧的纪年是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开始。我在会上捍卫争取群众斗争的ABC，反对当时的左翼：在我那本《新阶段》的书中，我通俗地解释了统一战线政策，千方百计地强调书中捍卫的思想的基本性质。当时，共产国际用多种语言出版此书。在此书的德文版第70页上，我们可以读到：“从严肃的革命经验的角度，上述一切都是基本真理。但代表大会上的某些‘左’倾分子却在这个策略中看到了向右的偏离”……在上述的某些人中，除了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马斯洛、台尔曼之外，还有塔尔海默。

　　对抄袭的指责，并非是唯一的指责。左派反对派在盗用了塔尔海默的精神能力后，还对它进行了机会主义的解释。这种奇谈怪论值得注意，因为它使我们有可能顺便阐明关于法西斯主义政策的问题。

　　我在过去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过一个观点，希特勒没有可能通过议会途径上台。哪怕假定他能够获得51%的选票，经济的增长和政治矛盾的尖锐化，应该在这个时刻来临之前导致公然的爆发。据此，布兰德勒分子把下述观点强加给我：“无须议会外的工人群众行动，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就会退出舞台。”这比《红旗报》的伪造好在哪里呢？

　　从国家社会主义分子没有“和平”地获得政权的可能性中，我得出的是通过其他途径上台的必然性：或是通过直接的政变，或是通过必然会导致政变的联合阶段。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法西斯主义才能无严重后果地自我消灭：如果希特勒在1932年采取布兰德勒于1923年采取的政策。丝毫也不高估国家社会主义的战略家，但我仍认为，他们比布兰德勒之流更有远见，更加坚定。

　　塔尔海默的第二个反驳更加深刻：希特勒是通过议会途径或通过其他途径上台，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不能改变法西斯主义的“实质”，它反正只能在工人组织的残骸上确立自己的统治。“工人可以平静地让《前进报》去研究希特勒合法地或非法地上台之间的区别。”（《工人政治家报》1月10日）如果进步工人听信塔尔海默的话，希特勒无疑会割断他们的喉咙。对我们的聪明的中学老师来说，重要的只是法西斯主义的“实质”，而这个实质如何实现，他把它交给《前进报》的编辑来判断。但问题是，法西斯主义的残暴“本质”，只有在它取得政权后才能充分暴露。任务恰恰就是不能让它上台。为此应该自己搞清楚敌人的战略，并对工人解释。希特勒极力想把运动表面上纳入宪法的渠道。只有自认为是“唯物主义”的迂夫子才会以为，这些手段对群众的政治意识不会产生影响。希特勒的遵守宪法，不仅是为了让与中派结盟的大门始终敞开，更是为了欺骗社会民主党，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方便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欺骗群众。如果希特勒发誓说，他将通过宪法途径取得政权的话，那就十分清楚：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今天还不那么大。至少，还有时间在各种选举上检验力量对比。在用以麻痹对手的宪法前景的掩盖下，希特勒想为自己保留在适当的时机进行打击的可能性。这种军事狡诈的本身无论多么简单，却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因为它依靠的不仅是一心只想和平和合法地解决问题的中间政党的心理，更加危险的是，它依靠的是人民群众的轻信。

　　还需要补充，希特勒的阴谋是一把双刃剑：它欺骗的不仅是对手，还有自己的支持者。然而，对战斗特别是进攻性的战斗来说，需要斗志。只有通过教育自己的军队明白公开斗争的必要性，才能维持斗志。这一看法也表明，希特勒不败坏自己队伍的士气，就不可能长久地延续与魏玛宪法的温柔浪漫。他应该及时地从怀里抽出刀子。

　　只明白法西斯主义的“实质”是不够的。应该会把它当做一个活生生的政治现象和自觉的、险恶的敌人来评价它。我们的学校老师的“社会学”学者气息太浓，不能成为革命家。还不清楚，实际上，塔尔海默的深刻对希特勒的算计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因素，因为把散布《前进报》的宪法幻想与对敌人建立在这些幻想之上的军事阴谋的揭露混为一谈，就是为敌人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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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组织的分量，或是在于它所掌握的群众，或是在于它能带入工人运动的思想内容。布兰德勒分子二者都不具备。然而，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如此轻蔑地谈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派主义泥潭！事实上，如果把这两个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共产党反对派——加以比较，所有的优点都在前者一边。社会主义工人党不是泥潭，而是一池活水。它的方向是从右向左，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河流还没有清理，其中有不少垃圾和淤泥，但这不是泥潭。泥潭的名称更加适合布兰德勒—塔尔海默的组织，它的特点是思想的完全停滞。

　　在共产党反对派这个集团中，早就有它的反对派，它的不满主要是，领导人与其说是努力让自己的政策适应客观形势，还不如说是适应莫斯科的斯大林司令部的情绪。

　　瓦利克谢—弗列利克斯等人的反对派，在数年中一直容忍布兰德勒—塔尔海默的政策，这个政策（尤其对苏联的）不单是错误的，而且带有有意的虚伪和政治上不真诚的性质，当然，谁也不会把这当成是这个分裂出来的集团的优点。但事实就是这样，瓦利克谢—弗列利克斯集团最终承认了这个组织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它的领袖一心只期待上司开恩。少数派认为必须采取独立积极的政策，它不仅反对不幸的雷梅尔，也反对苏联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方针和体制。如果在目前还极端不充足的材料的基础上，我们对瓦利克谢—弗列利克斯的立场的解释是正确的话，那它就在这个问题上向前迈出了一步。但与一个早就死亡的集团决裂，少数派现在面临的还只是在国内，特别是国际问题上重新定向的任务。

　　据我们所能判断的来说，分裂出来的少数派，认为自己近期的主要任务是依靠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左翼，在为共产主义赢得这个新党之后，在后者的帮助下粉碎德国共产党的保守主义。对这个如此笼统、不定型的计划发表意见，是不可能的，因为少数派自己坚持的那些原则基础以及他们想在为这些基础的斗争中采取的那些方法，还不明确。需要政纲！我们指的不是重复共产主义基本信念的老生常谈的文件，而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问题的清晰具体的答复，近九年来，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共产主义的队伍，至今仍引人关注。没有这样的政纲，它就只能消融在社会主义工人党中，不是加速，而是减缓后者向共产主义的发展。

　　左派反对派将不带任何偏见地密切关注少数派的演变。在历史上，没有生命力的组织的分裂，不止一次地推动了它的有活力部分的进步发展。如果这个规律这次能在少数派的命运中再次得到验证的话，我们将十分高兴。但只有未来能提供答案。

第十三章 罢工战略

　　在工会领域中，共产党的领导使党彻底陷入棍乱。“第二时期”的整个方针延伸到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假定群众运动越过了旧的组织，红色工会反对派的机关正在成为经济斗争的倡导委员会。为实现这个计划，所缺乏的只是一件小事：群众运动。在春潮泛滥时，大水冲去了许多篱笆。洛佐夫斯基决定：“我们只要试着除去这些篱笆，春潮也许就会涌起！"

　　改良派的工会坚持下来。共产党把自己从工厂赶出去。此后，开始对工会政策做了局部修改。共产党放弃了号召无组织群众加入改良主义的工会的做法。但它也表达了反对退出工会的意见。在建立平行的组织时，它恢复了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争取扩大影响的斗争。整体来说，这个机制是理想的自我怠工机制。

　　《红旗报》抱怨说：许多共产党员认为加入改良主义工会是无意义的。他们问道：“为什么要活跃这个小铺？”确实，这是为什么？如果是严肃地为掌握旧组织而斗争的话，就应该号召无组织的工人加入其中：正是新鲜阶层才能为左翼建立支柱。既然这样，就不能建立平行的工会，即招募工人的竞争性代理机构。

　　上面建议的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的政策，与所有其他混乱不相上下。1月28日的《红旗报》申斥杜塞尔多夫冶金工会中的共产党员，因为他们提出“无情地进行反对工会领袖支持布吕宁政府的斗争”的口号。这样的“机会主义”的要求是不允许的，因为它以改良主义分子能够拒绝支持布吕宁和他的紧急法令为前提。这确实像最低劣的玩笑了！《红旗报》认为，把领袖们臭骂一顿就足够了，但不允许通过群众对他们进行政治检验。

　　然而，现在正是在改良主义工会内，出现了绝对有利的活动舞台。如果社会民主党还有可能用政治喧嚣来蒙蔽工人的话，那么在工会面前，资本主义的绝境就像没有希望的监狱围墙一样。今天组织到独立红色工会中的二三十万工人，可以成为改良主义工会联盟中的无可估价的酵母。

　　1月底，在柏林召开了全国工厂委员会的共产党员代表会议。《红旗报》刊登了一篇报道：“工厂委员会正在锻造红色工人阵线。”（2月2日）但要寻找有关代表会议的组成、所代表的企业和工人的数字的消息，是徒劳的。布尔什维主义仔细认真地指出工人阶级内部力量对比的所有变化，与此相反，德国斯大林分子效法苏联斯大林分子，玩捉迷藏的把戏。他们不想承认，共产党的工厂委员会只占总数的不到4%，而社会民主党的工厂委员会是84%。在这一相互关系中，可以看出“第三时期”政策的平衡表了。如果把共产党员在企业里的孤立称作“红色统一阵线”，难道就能推动事业前进吗？

　　资本主义长久的危机，使无产阶级内部——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产生了最病态的和最危险的分界线。在企业中居统治地位的是改良主义者，而在失业者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共产党员，这一情况使无产阶级的两部分都陷于瘫痪。在业工人还能继续等待。失业者则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现在他们的急躁具有革命性。但如果共产党找不到能把在业工人与失业工人联合起来，展示革命出路的前景的斗争形式和口号的话，失业工人的急躁不可避免地会反对共产党。

　　1917年，虽然有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政策和革命的迅猛发展，在9、10月间，甚至连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中处境较差的和更加急躁的阶层，开始把自己的目光从布尔什维克转到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一边。如果十月革命没有及时爆发的话，无产阶级的瓦解就会具有尖锐的性质并导致革命的衰败。在德国，没有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需要：他们的位置被国家社会主义者占据，他们把无政府主义的蛊感和自觉的反革命目的结合起来。

　　工人根本就不是永远能保证不受法西斯分子的影响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一个连通器，特别是在今天的条件下，当失业大军不能不分化出小贩和货郎等，而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则分化出无产者和游民无产者时。

　　过去，职员、技术员和行政人员、一定的官员阶层构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支柱之一。现在，这些分子已经转到或正在转到国家社会主义分子一边。他们能够吸引——如果还没有开始吸引的话——工人贵族阶层追随自己。沿着这条线，国家社会主义从上面侵入了无产阶级中。

　　但更加危险的是它从下面、经过失业工人的侵入。任何阶级都不能在没有前景和希望的情况下长久生存。失业者不是阶级，但这是一个十分紧密的、固定的社会阶层，它徒劳地力图挣脱不堪忍受的条件。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拯救德国免于衰败和瓦解，如果说这话总体来说是正确的话，那它首先对数百万失业者来说，是正确的。

　　在共产党在工厂和工会中软弱无力的情况下，共产党在数量上的增长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在一个被危机和矛盾所动摇和侵蚀的国家里，一个极“左”的政党可以找到数十万新的支持者，特别是它的整个机关都以用“竞争”方式猎取单个新成员为目的的话。全部问题都在党和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一个选入工厂委员会或工会管理机构的工人共产党员，比起那些随处征集来的、今天加入共产党，明天就会抛弃它的一千名新党员，意义要大得多。

　　但个人涌入党内，根本就不是永无止境的。如果共产党开始进一步推迟斗争，直到把改良主义者彻底排除时，它就会相信，社会民主党从一定时刻起，就不会再把自己的影响让给共产党，而法西斯分子则开始分化失业者——共产党的主要基础。一个政党若不利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整个形势提出的任务，它绝不会不受惩罚。

　　为了给群众斗争开辟道路，共产党企图发动局部罢工。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并不大。像以往一样，斯大林分子进行自我批评：“我们还不善于组织”……“我们还不善于吸引”……“我们还不善于抓住”……而且这里的“我们”，无一例外指的都是“你们”。盛行一时的1921年三月事件理论又重新复活：通过少数人的进攻活动来“激活”无产阶级。但工人根本就不需要“激活”他们。他们希望给他们指出明确的前景，带助他们创造群众运动的前提。

　　共产党的罢工战略显然是以曼努伊尔斯基或洛佐夫斯基解释的列宁著作的个别引文为指导的。确实，孟什维克曾一度进行反对“罢工狂热”，布尔什维克却相反，领导每一次新的罢工，把越来越多的群众引入运动之中。这是符合阶级的新阶层觉醒时期的。1905年、战前几年工业高涨时期、二月革命后的头几个月，布尔什维克的策略都是如此。

　　但就是在十月革命之前的那个阶段，从1917年七月事件开始，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有了新的性质：他们阻止罢工，遏制罢工的发展，因为每次大罢工都有变成决战的趋势，而对此来说，政治前提还没有成熟。

　　虽然如此，在这几个月中，布尔什维克仍继续站在所有罢工的前列，尽管这些罢工是不顾他们的警告，并主要是在如纺织业和皮革业这些落后工业部门爆发的。

　　如果在某些条件下，布尔什维克为革命利益勇敢地发动罢工，在另一些条件下，他们则相反，为革命利益而阻止罢工。在这个领域中，像在其他领域中一样，是没有现成的方案的。但在每一个特定时期，布尔什维克的罢工策略总是构成总体战略的组成部分，进步工人对局部与总体的关系是十分清楚的。

　　现在德国的情况如何呢？在业工人因为害怕失业工人而对降低工资不加反抗。不足为奇，在有数百万失业工人的情况下，工会组织的寻常罢工斗争，显然是没有希望的。在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的政治对抗的情况下，它就更加绝望。这并不排除局部的罢工，特别是在更加落后的、集中化程度低的工业部门里。但在这种形势下，正是工业最重要部门中的工人暴露出倾听改良主义领袖的声音的倾向。在不改变无产阶级整体处境的情况下，共产党发动罢工的尝试，只能导致小规模的游击活动，即使在成功的情况下，它们也难以为继。

　　据共产党员工人的叙述（参见《红色建设报》），在企业中谈论很多的是，局部罢工现在没有意义，只有总罢工才能使工人摆脱灾难。“总罢工”在此指的是斗争前景。工人越是在他们必须直接与国家政权打交道——垄断资本用布吕宁的紧急状态法的语言与工人对话[42]——时，零星的罢工就越是不能鼓舞他们。

　　在工人运动的早期，为了吸引工人参加罢工，鼓动员往往克制自己不阐述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前景，以免吓走工人。现在的情况截然相反。德国工人的领导层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即他们清楚进一步斗争的总体前景时，他们才能够决心投入防御性的经济斗争。他们不会在共产党领导那里感觉到这样的前景。

　　就1921年德国三月事件的策略（以“刺激”无产阶级的少数代替赢得它的多数），这几行文字的作者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过：“当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对运动没有清楚的认识，不同情它或怀疑它的成功时，少数人往前冲，力图用机械手段迫使工人进行罢工，作为一个政党，这个急躁的少数可能会陷入与工人阶级的敌对冲突中，并打破自己的头。”

　　这是否意味着放弃罢工呢？不，不应该放弃，而是为它创造必需的政治和组织前提。其中之一就是恢复工会组织的统一。改良主义官僚当然是不希望这样的。迄今为止，分裂再好不过地保障了他的地位。但法西斯主义的直接威胁改变了工会内部的状态，使它变得对官僚不利。对统一的向往在增长。让赖帕特集团在今天的条件下试试拒绝恢复统一：这立刻会使共产党在工会内部的影响增加一倍或两倍。如果联合能够形成，那就更好：在共产党员面前展现了广阔的工作舞台。现在需要的不是不彻底的办法，而是大胆的转折。

　　没有反对物价高涨，反对削减工资和争取缩短工作周的广泛斗争；不能吸引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携手加入这场斗争；不能成功地运用统一战线政策，那么，即兴式的小规模罢工是不能把运动引上康庄大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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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翼社会民主党人说什么“在法西斯分子上台的情况下”，必须诉诸总罢工。当然，赖帕特本人是独自以这种威胁来炫耀。《红旗报》就此说起卢森堡习气。这是对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的诽谤。即使罗莎·卢森堡过高地评价了总罢工对政权问题的独立意义的话，她也十分清楚，总罢工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唤起的，它是工人运动此前的整个进程、党和工会的政策所奠定的。在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口中，群众罢工毋宁说是超越可悲现实的安慰性的神话。

　　许多年来，法国社会党许诺在战争爆发时就诉诸总罢工。1912年的巴塞尔代表大会甚至许诺发动革命起义。但是，总罢工的威胁像起义的威胁一样，在这些情况下只具有舞台雷声的性质。这里的问题根本就不在于把罢工与起义对立起来，而是在于对罢工和起义的毫无生命的、形式主义的、放空话的态度。被抽象的革命武装起来的改良主义者，战前倍倍尔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一般典型就是这样。挥舞着总罢工威胁的战后改良主义者，则是一幅鲜活的漫画了。

　　共产党的领导对待总罢工当然要自觉得多。但它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弄明白。而把它搞明白是需要的。总罢工是斗争的非常重要的武器，但不是万能的。在有些条件下，总罢工可能比直接的敌人更加严重地削弱工人。罢工应该是战略考虑的重要因素，而不是所有战略都消失于其中的灵丹妙药。

　　一般地说，总罢工是较弱者反对较强者的斗争武器，或是更确切地说，是在斗争开始时觉得自己弱于他所反对的强者的人的武器：如果我自己不能使用重要的武器，那我就尝试阻止对手使用它；如果我不能用大炮轰击的话，我至少要把炮闩卸下。总罢工的“意义”就是这样。

　　总罢工总是反对已经建立的国家政权的斗争的武器，后者掌握着铁路、电报、军警力量等。总罢工使国家机关瘫痪，它或是“威吓”政权，或是为了革命地解决政权问题创造前提。

　　当劳动群众仅仅被革命愤慨联合起来，但没有战斗组织和司令部，不能事先权衡力量对比，也不能制订行动计划时，在这样的条件下，总罢工是非常有效的斗争手段。可以想象，从某些局部冲突开始的意大利的反法西斯革命，必须要经历总罢工阶段。只有通过这种途径，如今是一盘散沙的意大利无产阶级才能重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统一的阶级，衡量它要推翻的敌人的对抗力量。

　　只有在法西斯在德国已经掌握了政权，并牢牢地掌握了国家机关的情况下，才能以总罢工的方式进行斗争。但如果事情关系到的是击退法西斯分子掌握政权的企图，那么，总罢工的口号预先就表明是没用的。

　　当科尔尼洛夫向彼得格勒进军时，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整个苏维埃，都不想宣布总罢工。在铁路上，斗争的目的是让工人和职员运送革命军队，阻止科尔尼洛夫的军用列车。只有在工人应该出发上前线时，工厂才停工。为革命前线服务的企业以加倍的干劲工作。

　　十月暴动时，根本就没有提过总罢工。在暴动前，绝大部分工厂和团队都服从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的领导。在这样的条件下，呼吁工厂罢工是削弱自己，而不是敌人。在铁路上，工人全力帮助起义；职员在中立的幌子下帮助反革命。铁路的总罢工没有意义：问题的解决靠的是工人对职员的力量优势。

　　如果在德国，斗争在法西斯分子挑衅所引发的局部冲突中爆发的话，那么号召进行总罢工未必符合形势的需要。总罢工首先意味着：城市之间的彼此隔离，各个区之间的彼此隔离，甚至是工厂之间的彼此隔离。想找到失业者并把他们集合起来，就更加困难。在这种条件下，有完好司令部的法西斯分子由于集中领导，就能获得一定的优势。诚然，他们的群众是如此分散，在这种条件下，法西斯分子的企图可能被击退。但这已是事情的另一方面了。

　　例如，关于铁路交通的问题，不应该从要求所有人罢工的总罢工的“声誉”的角度，而是从战斗的合目的性的角度来考虑：在冲突中，铁路交通为谁服务，反对谁？

　　因而，应该进行的是反击法西斯分子的准备，而不是总罢工。这意味着在各处创建据点、突击队、预备队、地方管理中心、良好有效的联系，制定最简单的动员计划。

　　在布鲁克萨尔和克林根塔尔这两个外省偏僻角落里，地方组织所做的一切，是全国的典范，那里的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会一起，在受到改良主义上层抵制的情况下，建立了防御组织，虽然规模不大。真想在这里大声呼喊，啊，至高无上的领袖们，啊，无比睿智的战略家们，请你们向布鲁克萨尔和克林根塔尔的工人学习吧，效法他们，扩展他们的经验，使它的形式更加准确，请你们向布鲁克萨尔和克林根塔尔的工人学习吧！

　　德国工人阶级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和体育组织。“布吕宁制度”和“希特勒制度”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此。这不是布吕宁的功劳：官僚的软弱不是功绩。但应该看到真相。主要的、基本的、关键的事实是，德国工人阶级今天还掌握着自己的组织。如果它软弱，那也只是因为它的力量没有得到正确的运用。但只要把布鲁克萨尔和克林根塔尔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德国就会面貌一新。在这种条件下，工人阶级就能对法西斯分子采用比总罢工更加有效和直接的手段。但如果情况的巧合决定必须求助于群众罢工（这种必要性可能由法西斯分子与国家机构之间一定的相互关系引起），那么防御委员会系统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能够进行稳操胜券的群众罢工。

　　斗争是不会停止在这个阶段上的。布鲁克萨尔和克林根塔尔的防御组织实质上是什么？应该善于由小见大：这是地方工人代表苏维埃。它不这样称呼自己，它对自己也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事情是在外省的一个小角落中。在这点上，数量决定质量。请你们把这个经验转用到柏林，你们立刻就能得到柏林工人代表苏维埃！

第十四章 工人监督和与苏联合作

　　当我们说到革命时期的口号时，对这个时期的理解不应该过于狭窄。苏维埃只能在革命时期创立。但这个时期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是不能从日历上得知的。这只能通过行动去摸索。苏维埃应该在可以创立它们的时候创立。[43]

　　整体上说，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与创建苏维埃属于同一个时期。但对此不能机械地理解。远在群众准备好着手建立苏维埃之前，特殊条件就可能引导他们监督生产。

　　布兰德勒和他的左的影子——乌尔班斯曾不顾政治形势地提出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这除了使这个口号声誉扫地外，什么也没有带来。但现在，在政治危机日益迫近的条件下，只是因为群众还没有开始进攻，就拒绝这个口号，是错误的。进攻本身所需要的口号，是能够确定运动前景的口号。宣传阶段一定应该在口号深入群众之前。

　　根据情况，为争取工人监督的斗争的开始，可能不是从生产的角度，而是从消费的角度。布吕宁政府许诺，在降低工资的同时降低物价，这个许诺没有兑现。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无产阶级最落后阶层的关注，今天，它们离夺取政权的思想还很远。工人对生产费用和商业利润的监督，是降价斗争唯一现实的形式。在普遍不满的条件下，有女工—家庭主妇参加的工人委员会对人造黄油涨价原因的调查，可能会成为工人监督生产的十分有效的起点。当然，这只是走向工人监督生产的可能的途径之一，不过是用来举例的。事情至此还不涉及工业管理：女工不能马上从事管理，这一思想离她还很远。但从消费监督，她更容易转入生产监督，而从生产监督到直接管理，则要取决于革命的整体发展。

　　在当前的德国，在今天危机的条件下，监督生产，意味着不仅对开工的企业也对半开工和关闭的企业进行监督。这要求吸引那些在被解雇前曾在这些企业中工作过的工人加入监督。其任务应该是：在工厂委员会的领导下，在经济计划的基础上，让关闭的企业开工。这会直接导致国家管理工业的问题，即工人国家剥夺资本家。因而，工人监督就不是长期的、“正常”的状态，像工资比例协议和社会保险那样。监督是在阶级斗争极度紧张的条件下的过渡措施，只能把它当成是通往工业实现革命的国有化的桥梁。

　　布兰德勒分子指责左派反对派，说他们在对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嘲笑了几年之后，又从他们那里夺过了这个口号。这个指责真是出人意料！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首次广泛提出监督生产的口号。在彼得格勒和在其他地方一样，这一领域中的整个斗争的领导权都掌握在苏维埃的手中。作为密切关注这一工作并参与其中的人，我证明：我们无须借助于塔尔海默—布兰德勒的首创，或利用他们的理论指点。对“剽窃”的指责，说得有些轻率。

　　但不幸还不是在这里。指责的第二个部分要糟糕得多：迄今为止，“托洛茨基分子”一直反对在监督生产这个口号下进行的斗争，而现在又支持这个口号。布兰德勒分子从中看到了我们的前后矛盾！实际上，他们暴露的只是对工人监督生产口号中蕴涵的革命辩证法的完全不理解，把它降低为“动员群众”的技术方案。当他们援引他们几年来一直重复只适用于革命时期的口号时，他们就是在指责自己。啄木鸟年复一年地啄橡树皮，它在内心深处大概也认为，用斧子砍树的砍柴人是在罪恶地抄袭它这只啄木鸟。

　　因而，对我们来说，监督口号是与工业中的双重政权时期联系在一起的，该时期与从资产阶级制度到无产阶级制度的过渡相适应。塔尔海默答复说：不，双重政权指的应该是“与企业主平等（！）”；工人是为自己在企业中完整的领导权而斗争。他们、布兰德勒分子不允许“阉割”——就是这么说的！——革命口号。对他们来说，“监督生产意味着工人管理生产”（1月17日）。但为什么把管理称为监督？在人类通用语言中，都把监督一词理解为一个机构对另一个机构的工作进行监察和审核。监督可以是非常积极的、有权的、包罗万象的。但它仍是监督。这一口号的思想本身是源于企业的过渡制度，那时资本家与他的行政团队在没有得到工人同意的情况下，一步也迈不动；但从另一方面，工人还没有建立国有化的政治前提，没有掌握管理技术，没有为此创立必需的机构。我们不能忘记，事关的不仅是领导车间，还有产品销售，为工厂提供原料、物资、新设备，信贷活动等。

　　工厂内的力量对比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进攻的力量决定。一般来说，只有在无产阶级政治力量无可置疑地高于资本的力量时，监督才是可以想象的。但是，认为革命用暴力解决所有问题，那就错了：可以借助赤卫队占据工厂；为管理它们则需要新的法律和行政前提；除此之外还需要知识、技能、机构。需要一定的学习阶段。在这一阶段，让管理留在有经验的行政机关之手，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但要强迫它公开所有账簿，对它的所有联系和行动进行警惕的监视。

　　工人监督从个别企业开始。监督机构是工厂委员会。工厂的监督机构建立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相应。在这个阶段上，还没有总的经济计划。工人监督的实践只能为这个计划准备条件。

　　相反，工人管理工业在更大的程度上，甚至是在它的头几步中，是更加高级的，因为它与政权和总的经济计划是分不开的。管理机构已经不是工厂委员会，而是集中的苏维埃。工厂委员会的角色当然仍是重要的。但在工业管理领域里，它已经不再担任领导角色，而只起辅助作用。

　　在俄国，技术知识分子追随资产阶级，相信布尔什维克的试验只能持续几个星期，因此从事形形色色的怠工，拒绝达成任何协议，工人监督的阶段并没有展开。而内战把工人变成士兵，摧毁了经济。因此，在作为一种特殊的工业制度的工人监督方面，俄国经验提供的东西相对较少。但从另一方面，这个经验更加宝贵：它表明，甚至在一个落后国家里，在不仅遭到每一个私有者，还有每一个行政技术人员怠工的情况下，被敌人包围的、年轻的、没有经验的无产阶级，仍能够组织好工业管理。那么还有什么东西是德国工人阶级不能完成的呢！

　　如上所述，从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生产，这种过渡以最小的经济震荡、最少的人民财产的流失，与无产阶级利益相关。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通过最英勇和坚决的斗争向政权迈进时，甚至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表现出乐于在工厂、银行创建过渡制度。

　　在德国革命时期，工业关系的形成是否与俄国的不同？回答这个问题不容易，何况还是外国人。阶级斗争的实际进程可能不会给作为一个特殊阶段的工人监督留有空间。在斗争极端紧张地展开的情况下，在一方面是工人压力增长，另一方面是企业主和行政机关怠工的情况下，不会给哪怕是短暂的协议留下余地。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只得立即把与自己对企业的全面管理和政权一起夺过来。今天的工业半瘫痪状态和庞大的失业大军的存在，使这样的“缩短的”道路变得十分可能。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工人阶级中强大的组织的存在，用系统行动，而不是即兴表演的精神对德国工人的教育，群众的革命振奋的缓慢这些条件，能够使天平变得对第一条道路有利。因此，事先就拒绝监督生产的口号，是不允许的。

　　无论如何都很明显，工人监督的口号在德国，比在俄国更加具有有别于工人管理的意义。像许多其他过渡口号一样，不管它实际上将在什么程度上实现，还是根本就不能实现，它都保持着巨大的意义。

　　无产阶级先锋队以同意建立工人监督的过渡形式，把无产阶级中更加保守的阶层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使一定的小资产阶级集团，特别是技术人员、行政人员和银行职员中立。如果资本家和整个行政上层表现出决不妥协的态度，求助于经济怠工的方法，在人民的眼中，由此产生的严厉措施的责任不落在工人身上，而是在敌对阶级的身上。工人监督口号除了上述经济和行政意义外，还有这个附加的政治意义。

　　这些人在非革命的形势下提出监督口号，从而赋予它纯粹的改良主义性质，却因我们不同意把监督等同于管理而指责我们中派主义的前后矛盾，无论如何，这一事实表明他们政治上的厚颜无耻到了极点。

　　凡是上升到考虑管理工业问题的工人，都不愿意，也不想被言辞陶醉。在工厂里，他们习惯于与不如语言那么好摆弄的物质打交道，他们比官僚更好地明白我们的思想：真正的革命性不在于随时随地地使用暴力，更不是用关于暴力的话让自己兴奋得喘不上气来。在必须使用暴力的地方，就勇敢、坚决、彻底地使用它。但应该知道暴力的界限，应该知道在什么地方需要把暴力与计谋、打击与妥协结合起来。在列宁周年纪念日上，斯大林官僚集团反复背诵关于“革命现实主义”的读熟的词句，以使在其余的364天里更加自由地嘲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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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良主义的卖身投靠的理论家企图在反对工人的紧急法令中发现社会主义的曙光。从霍亨索伦王朝的“战时社会主义”到布吕宁的警察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左翼思想家幻想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但是，资本主义已经表明，在计划方式下，它只能为战争利益消耗生产力。别的姑且不谈，进出口数字庞大的德国如何调整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呢？

　　从我们这方面，我们建议从苏德关系方面，即联系苏联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对它的补充，制定苏联和德国经济合作的广泛计划开始。数十、数百家大型工厂就可以完全开工。在只涉及这两个国家所有方面的经济计划的基础上，德国失业的彻底消灭未必会用两三年的时间。

　　德国资本主义工业的领导者们当然是不能制定这样的计划的，因为它意味着他们的自我社会消灭。但在德国工人组织，首先是工会和德国技术的进步代表的推动下，苏维埃政府能够也应该制定可以开辟真正宏伟前景的完全现实的计划。与这些使苏德两国经济的原料、技术和组织资源结合的可能性相比，所有这些战争赔款和几芬尼的关税附加税的“问题”，就微不足道了。

　　德国共产党员曾广泛地宣传苏联建设的成就。这是一项必需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们沉溺于令人腻味的粉饰。这就完全多余了。更糟糕的是，他们不会把苏联经济的成就和困难与德国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失业、降低工资和德国的总体经济绝境联系起来。他们不会也不愿意在严格务实的，同时也是深度革命的基础上提出苏德合作问题。

　　在两年多以前，在危机刚刚开始阶段，我们在刊物上提出了这个问题。斯大林分子立即宣布，说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可以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我们想拯救资本主义等。他们没有预见到和不明白的只有一点：具体的经济合作计划如果能够成为工会、工厂集会、在开工和关闭的企业工人中的讨论课题，并把它与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然后再与政权的口号联系起来的话，它会成为多么强有力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因素啊。因为只有在德国实施外贸垄断、生产资料国有化，换言之，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真正的、有计划的国际合作才能实现。在这条路上，可能有数百万无党派的、社会民主党的、天主教“中央党”的工人被引到夺取政权的斗争中。

　　塔尔诺夫们恐吓德国工人，革命的结果会引起工业衰落，会造成可怕的混乱、饥荒等。我们没有忘记：就是这些家伙支持帝国主义战争，除了痛苦、灾难、屈辱之外，这场战争不能给无产阶级带来任何东西。在霍亨索伦王朝的旗帜下让无产阶级承担战争的苦难——可以；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的革命牺牲——不行，永远不行！

　　关于“我们德国工人”决不同意承受“这样的牺牲”的说法，其中同时含有对德国工人的奉承和诽谤。不幸的是，德国工人太有耐性了。社会主义革命要求德国无产阶级作出的牺牲，不超过霍亨索伦—赖帕特—韦尔斯的战争所吞噬的牺牲的1%。

第十五章 情况已经绝望了吗

　　唤起德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立即投入进攻，是个困难的任务。在1919年、1921年、1923年的失败之后，在“第三时期”的冒险之后，在本来就被强大的保守组织束缚的德国工人中，制动中心得到有力的发展。但从另一方面，德国工人组织的牢固，几乎至今还没有让法西斯主义渗入他们的队伍之中，为防御战开辟了最广泛的可能性。

　　应该考虑到，一般来说，统一战线在防御中比在进攻中更加有效。吸引无产阶级的更加保守或更加落后的阶层加入捍卫他们已经得到的东西的斗争，比让他们加入争取新成果的斗争更容易。

　　在这个意义上，布吕宁的紧急法令和来自希特勒的威胁，是统一战线政策的“理想”的警报。事关的是防御，是这个词的最基本、最明显的意义。在这些条件下，统一战线可以囊括工人阶级最广泛的群众。此外，斗争的目的不能不引起直到包括工人住宅区和各区小贩在内的小资产阶级底层的同情。

　　今天的德国形势尽管有许多困难和危险，但也含有对革命政党来说的巨大的优势；它不可抗拒地提出明确的战略计划：从防御转入进攻。一分钟也不能放弃自己的基本目的：夺取政权，共产党为了直接的、最近的行动而占据防御阵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现在正是把这个公式的真正意义归还给它的时机！

　　工人回击资本和国家的进攻，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法西斯的加倍的进攻。防御的头几步无论多么不足道，对手的反应会使统一战线的队伍立即团结起来，扩展它的任务，迫使它采取更加坚决的方法，把官僚反动阶层驱逐出统一战线，扩大共产主义的影响，削弱工人内部的隔阂，以此为从防御转入进攻做准备。

　　如果共产党在防御战中赢得了领导地位——在正确的政策下，这对它来说是有保障的，那么在转入进攻时，它根本无须征得改良主义和中派主义上层的同意。一切由群众决定。从群众离开改良主义领导的那一刻起，与他们达成协议已经失去任何意义。永远保持统一战线，就是不理解革命斗争的辩证法，把统一战线从跳板变成障碍。

　　在一定意义上，最困难的政治形势也是最容易的，因为它只允许作出一种决定。明确地直呼任务的名称，就意味着原则上对它的解决：从在防御名义下的统一战线，转入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的夺取政权。

　　这能成功吗？形势是困难的。极“左”的最后通牒主义支持改良主义。改良主义支持资产阶级的官僚专政。布吕宁的官僚专政加剧了国家经济的垂死挣扎，并滋养着法西斯主义。

　　形势十分困难、十分危险，但绝不是没有希望的。不管用被篡夺的十月革命的权威和物质资源武装起来的斯大林的机关多么强大，但它不是无所不能的。阶级斗争的辩证法更加强大。只是应该及时地帮助它。

　　现在，许多“左翼人士”都以对德国命运表示悲观为时髦。他们说：“1923年，那时法西斯主义还很弱，共产党在工会、工厂委员会中有巨大的影响，无产阶级都没有取得胜利，而现在，共产党变得更弱，法西斯主义则强大得多，怎么可能期望胜利呢？”

　　乍看起来，这个论据似乎很有说服力，但它是错误的。1923年，事情就没有达到斗争的那一步：在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前，党回避了战斗。在没有斗争的地方，就不可能有胜利。正是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和压力，在这次排除了回避战斗的可能性。必须进行斗争。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开始斗争，他就能够取得胜利。它也应该胜利。

　　就是在昨天，最高领袖们还在说：“让法西斯分子上台吧，我们不怕，他们很快就会耗尽自己，等等。”这个观点在共产党的上层居主导地位，已达几个月之久。如果这个观点彻底巩固了的话，这就意味着在希特勒砍掉无产阶级的头颅之前，共产党就预先对他进行麻醉。主要的危险就在于此。现在谁也不再重复它了。第一个阵地被我们占领了。应该在法西斯上台之前击败它，这个思想深入到工人群众中。这是很宝贵的成果，整个今后的宣传鼓动都应以此为依据。

　　工人群众的情绪是沉重的。失业和贫困折磨着他们。但对他们折磨更加厉害的是领导的混乱和没有条理。工人明白，决不能允许希特勒上台。但该怎么办？看不到途径。上面的人不是帮助他们，而是妨碍他们。但工人是想斗争的。

　　希尔施—东克尔工会[44]的煤矿工人声明，应该以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据我们从远方所能判断，这一惊人的事实至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须知这意味着明天他们会同意建立作为整个阶级机关的苏维埃。也许，他们今天就同意这点了：需要的只是善于对他们提问！仅这一个征兆，就比那些傲慢地抱怨群众的文学家和演说家先生们的印象主义评价重要一千倍，千倍地令人信服。

　　虽然有机关的督促，但在共产党的队伍中，看来确实能看到消极现象。但这是为什么？普通党员越来越少参加支部会议，因为在这些会议上只给他们喂干草。上面给他们提供的思想，既不能运用到工厂中，也不能运用到街道上。工人感觉到，在他面对群众时他所需要的，与在党的正式会议上给他的东西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由大喊大叫和自吹自擂、容不得反对意见的机关所制造的虚假气氛，普通党员是不堪忍受的。由此造成了党的会议的空洞和冷清。但这不是不愿意战斗，而是政治上的混乱，同时也是对无所不能的，但无头脑的领导的无声的抗议。

　　无产阶级队伍中的惊慌失措提高了法西斯的士气。他们的进攻在继续。危险在不断增长。但正是法西斯危险的迫近，将使先进工人的听觉和视力变得极为敏锐，并为明确、简单、可行的建议创造良好气氛。

　　明岑伯格在去年11月引用不伦瑞克的例子时写道：“在增强的法西斯恐怖和法西斯进攻的压力下，这个统一战线有一天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关于这点，今天不能有任何怀疑。”明岑伯格没有对我们解释，为什么他为其成员的中央委员会没有把不伦瑞克作为统一战线勇敢政策的出发点呢？虽然这无异于承认自己的不称职，但明岑伯格的预见仍是正确的。

　　法西斯危险的迫近不能不导致社会民主党工人、甚至还有相当部分改良主义机关的激进化。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革命的一翼无疑将向前迈出一步。在这些条件下，共产党机关的转变是更加不可避免的，哪怕以内部的裂痕和分裂为代价。应该瞄准的正是这样的发展方向。

　　斯大林分子的转变是不可遏制的。可以衡量来自下面的压力的某些征兆，现在就可以观察到了：用一些论据取代另一些论据，漂亮话变得更加空洞，口号变得更加模棱两可；同时，所有不慎比中央委员会更早地理解当前的任务的人，都被开除出党了。所有这些都是日益迫近的转变的准确无误的征兆，但仅仅是征兆而已。

　　过去，这样的事已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了，斯大林官僚集团耗费了数百吨纸张，进行反对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的论战，然后又来了个急转弯，企图实施左派反对派的纲领——诚然，有时迟得不可救药。

　　在中国，转变完成得太迟了，而且它所采用的方式只是彻底地摧毁了革命（广州暴动！）。在英国，“转变”是由对手，即总委员会完成的，当它不再需要斯大林分子时，它与他们决裂了。但在苏联，1928年的转变还算及时，为拯救专政免遭日益迫近的灾难。这三个重大例子结果不同的原因是不难找到的。在中国，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共产党盲目地相信莫斯科的领导；俄国反对派的声音那时根本就没有传到中国。在英国发生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苏联，左派反对派就在当地，不断地进行自己反对富农政策的战役。在中国、英国，斯大林和他的一伙是在远处进行冒险；在苏联，事情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脑袋。

　　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优势在于：全部问题都是公开及时地提出来的；共产国际领导的权威被严重削弱；马克思主义反对派在当地、就在德国行动；在无产阶级先锋队中，有数千名有经验的、有批判力的人，他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已经开始发出这个声音了。

　　在数量上，德国左派反对派是软弱的。但是，在当前的急剧转折中，它的政治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扳道工及时搬动手柄，能把沉重的货车转到另一条轨道上，同样，弱小的反对派用坚定有力的动作扳动意识形态的手柄，可能迫使德国共产党的列车和德国无产阶级的更加沉重列车驶向另一个方向。

　　今后的每一天，我们的立场的正确性都将在事实中变得更加明显。当天花板在头顶上燃烧时，最固执的官僚也会忘记声誉。在这些条件下，甚至是二级文官都会穿着衬裤跳出窗户。事实的教育将会帮助我们的批评。

　　德国共产党是否仍来得及及时完成转变呢？现在，只能有条件地谈及时性。如果没有疯狂的“第三时期”，德国无产阶级今天可能已经掌权了。如果在最近一次国会选举后，共产党采用了左派反对派建议的行动纲领，胜利就已经有了保障。现在不能说胜利是有保障的。让德国工人在法西斯掌握国家政权之前投入战斗，现在只能把提供这种可能性的转折称为及时的。

　　为了促成转变，必须调动全部力量。需要党内外共产主义先进分子不怕采取行动，需要在党内和在工人群众面前公开地进行反对愚钝的官僚最后通牒主义的斗争。

　　动摇的共产党员会说：“但这是破坏纪律啊？”当然，这是破坏斯大林的纪律。如果没有重大的理由的话，没有一个严肃的革命者会破坏纪律，哪怕是形式上的纪律。但是，谁若在纪律的掩盖下，容忍他明知是致命的政策，那他就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抹布、意志薄弱的废物。

　　如果反对派共产党员像乌尔班斯之流一样，未曾为改变旧党的方针做过任何严肃的努力，就走上创建新共产党的道路的话，那他们就是在犯罪。建立不大的独立组织并不困难。创建新的共产党则是一个宏大的任务。有完成这个任务的干部吗？如果有的话，他们能为影响加入官方党的数万名工人做些什么？如果这些干部认为自己能够对工人说明新党的必要性，那他们首先应该在恢复现存的党的工作中检验自己。

　　现在提出第三党的问题，不啻是在伟大历史抉择前夜使自己与数百万工人共产党员对立，后者虽然对领导不满，但出于革命的自我保护，仍会为党而战斗。应该与这几百万工人共产党员找到共同语言。不应该理睬官员的谩骂、诽谤、迫害，找到通往这些工人内心的道路；向他们表明，我们所要的东西也正是他们所要的；我们除了共产主义的利益之外，没有其他利益；我们指出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应该无情地揭露极端激进的投降分子；要求“领袖们”对怎么办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并提出自己对整个国家的、对每个地区的、每个城市的、每个居住区的、每个工厂的答案。

　　必须在党内建立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支部。他们应该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改变党的方针，改良党内体制。在他们能够保证得到严肃支持的地方，他们应该着手实际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哪怕是以不大的地方规模。党的官僚将会开除我们吗？当然。但在今天的条件下，他的辉煌是不能长久维持的。

　　在共产主义和整个无产阶级的队伍中，需要公开的辩论——不得中断会议，不要伪造的引文，没有歹毒的诽谤，而是在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真诚地交换意见：整个1917年，我们在俄国就是这样与所有其他政党和在自己的党内进行争论的。应该通过广泛的辩论筹备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其日程上的唯一议题就是：“今后怎么办？”

　　左派反对派不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掮客。他们是共产主义战士、它的鼓动员、它的宣传者、它的组织者。面对共产党！应该对它解释清楚，应该说服它。

　　如果共产党被迫采取统一战线政策，这几乎肯定能使它击退法西斯的进攻。对法西斯主义的重大胜利又能为无产阶级专政开辟道路。

　　但是，即使共产党领导了革命，它自身中仍存在不少矛盾。左派反对派的使命根本就不会结束。在一定意义上，它才刚刚开始。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的胜利，首先意味着消灭共产党官僚对斯大林机关的依赖。

　　在德国无产阶级胜利的第二天，甚至更早，在它夺取政权斗争的过程中，束缚共产国际的箍就会断裂。官僚中派主义贫乏的思想，它的视野的民族局限性，它的制度的反无产阶级性，所有这一切都将立即暴露在德国革命的光辉之下，它的光辉比十月革命的光辉更加灿烂。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必然会在德国无产阶级中获得优势。

结论

　　一个牛贩子赶着几头公牛去屠宰场。屠夫拿着刀走近它们。一头公牛建议说：“我们围在一起，用角把这个刽子手顶起来！”“这个屠夫哪点比用棍子把我们赶到这里的牛贩子坏呢？”其他牛这样回答说，它们都在曼努伊尔斯基的寄宿学校受过政治教育。“但须知我们此后还能与这个牛贩子算账！”原则性很强的公牛回答建议者说：“不行，你这是从左面掩护敌人，你本身就是社会屠夫。”他们拒绝集合起来。

　　——引自《伊索寓言》

　　“硬要迫不及待地把摆脱《凡尔赛和约》一事放在第一位，放在使其他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问题之上，这就是市侩的民族主义（很合乎考茨基、希法亭、奥托·鲍威尔之流的身分），而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列宁全集》，第39卷第56页）。

　　需要的是彻底放弃国家共产主义，公然彻底地消灭“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口号。不是“打倒《凡尔赛和约》！”而是“苏维埃欧洲联邦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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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在现代技术最高成就的基础上和国际分工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是自给自足的民族进程，而是国际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在苏联的疆界内建成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相比，德国和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是更加现实和切近的。

　　忘我地保卫第一个工人国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内外的敌人！

　　但不应该蒙着眼睛保卫苏联。国际无产阶级应对苏维埃官僚进行监督。无情地揭露它的民族主义和热月的倾向，它们在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中找到自己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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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需要什么呢？

　　回到共产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的战略学校中去。

　　放弃对工人群众组织的最后通牒主义，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强加，它只能赢得。

　　放弃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它既帮助社会民主党，又帮助法西斯主义。

　　为达到更加有效地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的目的，为达到使社会民主党工人与改良主义领导对立的目的，必须坚持利用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对抗。

　　对我们来说，评价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制度变化的标准，不是形式民主的原则，而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切身利益。

　　不可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布吕宁制度！

　　英勇地、忘我地捍卫无产阶级组织，反对法西斯主义。

　　“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这意味着：所有无产阶级的组织都应该在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中占据自己的位置。

　　统一战线的实际纲领，当着群众的面由各组织协议决定。每个组织仍在自己的旗帜和领导之下。每个组织在行动中都遵守统一战线的纪律。

　　“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意味着为使社会民主党组织和改良主义工会与“钢铁阵线”中背信弃义的资产阶级盟友决裂，并与共产党的以及所有其他无产阶级的组织站到共同的行列中，应进行不倦的宣传鼓动。

　　“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就是为作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最高形式的工人苏维埃进行宣传和作组织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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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何条件下，共产党都应该永远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完全独立。

　　决不混淆纲领和旗帜。不做任何无原则的交易。有批评临时盟友的充分自由。

　　台尔曼作为共产党总统候选人，理所当然也是左派反对派的候选人。在官方共产党候选人的旗帜下进行的动员工人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应该站在最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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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共产党需要的是引向革命胜利的党内制度的鼓舞，而不是今天的苏联共产党的制度，后者反映的是在胜利的革命的基础上的机关统治。

　　消灭机关在德国共产党内的发号施令，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必须恢复党内民主。

　　工人共产党员应该首先争取实现在党内对战略策略问题进行真诚和严肃的争论。党应该倾听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声音。

　　经过全面的争论之后，应该由自由选举出来的党的紧急代表大会作出各种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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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正确政策：在对与社会主义工人党达成协议以及与其革命的一翼建立更加紧密的政治联系作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对其领导的不彻底性进行不可调和的批评（但是善意的，即符合事实的）；对其左翼的关注的、同志式的、敏感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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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会政策上，必须来个180度的转弯：在工会统一的基础上进行反对改良主义领导的斗争。

　　在各个企业中系统地推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在规则明确的纲领的基础上，与改良主义的工厂委员会达成协议。

　　为降低物价而斗争。为反对降低工资而斗争。把这一斗争转到为争取工人监督生产的斗争轨道上。

　　在统一的经济计划的基础上，发动争取与苏联合作的运动。

　　在德国无产阶级相关组织的参与下，苏联的有关机构制定一个大致计划。在这个计划的基础上，发动一场使德国转向社会主义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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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说形势已经绝望的人，是在扯谎。应该把悲观者、怀疑者从无产阶级的队伍中赶出去，像对待那些精疲力竭的人一样。德国无产阶级的内在力量是取之不竭的。他们能够为自己开辟道路。

[1]豪普特曼（Gerhard Hauptmann，1862—1946），德国作家，德国自然主义的主要代表。在他的创作中，社会批判主义（见剧本《日出之前》，1889年；《罗泽?贝思特》，1903年；《日落之前》，1932年；喜剧《獭皮》，1893年）同生物规律的绝对化、象征主义（童话剧《沉钟》，1896年）以及后来的神秘主义倾向并存。剧本《织工》（1892年）描写西里西亚织工起义。19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2]“钢铁阵线”是德国民主派政党为与不断增长的纳粹威胁进行斗争组建的联盟，该联盟在1932年春总统选举前组成，在这次逸举中，该联盟支持陆军元帅兴登堡。——译注

[3]文章署名署的是简单的姓名首字符E. H. 。为了后代应该把它铭记下来。各国几代工人的工作不会白做。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和战士走过大地不会不留下痕迹。E. H. 是个活生生的人，他精力充沛，给德国无产阶级指路。恶毒的语言断定，说什么E. H. 是在战时以特别肮脏的沙文主义玷污自己的E. 海曼尼的亲戚。真是不可思议：如此清醒的头脑……

[4]贝特曼—霍尔韦格（Theobald Bethmann Hollweg，1856—1921），1909—1917年任德意志首相兼普鲁士首相，1905—1907年任普鲁士内务大臣，1907—1909年任帝国内务大臣兼副首相。——译注

[5]拉斯普京（Григорий Ефимович Распутин，1872—1916)，又姓诺维赫，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妻子亚历山德拉?费多罗芙娜的宠信。托波尔斯克省农民出身，被视为神医和预言家，对沙皇，皇后及其亲信有极大的影响，干预国家事务后被保皇派杀死——译注

[6]形而上学的人（以反辩证法的方式思维的人）赋予同一个抽象以两三个甚至更多的使命，往往是截然对立的。据我们所听到的，一般的“民主”和一般的“法西斯主义”彼此没有任何区别。然而，在世界上应该存在“工农专政”（对中国、印度、西班牙）。无产阶级专政码？不是。资本家专政吗？不是。那是什么样的？民主的，原来，在世界上有纯粹的、超阶级的民主。但须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已经说明了，民主与法西斯主义没有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民主专政”与……法西斯专政有区别吗？十分天真的人才会期待从斯大林分子那里得到对这个原则问题的严肃、老实的回答：再多骂几声，仅此而已。然而东方革命的命运与这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

[7]艾尔科利即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1893—1964），意大利和国际共运活动家。1926年起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意共创建者之一。1922年起为意共中央委员，1923年起任意共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8年起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5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40—1944年侨居苏联。1944—1946年在意大利政府任职。1944年任《再生》周刊主编。1948年起任意共议会党团主席。有关于工运理论和实践等方面的著作。——译注

[8]布赖特沙伊德（Rudolf Breitscheid，1874—1944），20世纪30年代初为德国国会社会民主党党团议员。法西斯独裁建立后流亡国外；主张工人阶级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统一行动。1941年被贝当政府引渡给法西斯政权。死于布痕瓦尔集中营。——译注

[9]《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34页。

[10]法国杂志《布尔什维克笔记》是斯大林官僚集团所有出版物中最荒谬，最无知的一份，它贪婪地抓住魔鬼的祖母的提法，当然很本没有猜到，它在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中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革命工人将把自己无知的、不城实的老师送到上面提到的祖母那里去学习。

[11]《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54页。

[12]《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49—50页

[13]《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50页。

[14]《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50页。

[15]Троцкий, Пямь лем Комимерна, стр. 345—378.

[16]这个集团的所有其他观点都处于这个水平，是对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最严重错误的翻版而已，只是伴以更加极“左”的神情。法西斯主义已经在统治，不存在希特勒的独特危险，况且工人不愿意进行斗争。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今后还有的是时间，那么，《红色战士》的理论家们应该利用闲暇来读一些好书，而不是写拙劣的文章。马克思早就对魏特林说过，无知是水远不会带来好结果的。

[17]屠拉梯（Filippo Turati，1857—1932），意大利社会党创建人之一（1892），该党机会主义改良派领袖。1926年起移居国外，从事反法西斯活动。——译注

[18]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意大利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领导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13年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7年为都灵社会主义者小组领导人。1919年起为“新秩序”领导人之一，“新铁序”为1921年建立共产党做了准备。1922—192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侨居苏联。反对博尔迪加的宗派主义政策。葛兰西于1923—1924年成为意大利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1924—1926年为意大利议会中共产党人的领袖。1926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1928年被法西斯法庭判处20年监禁。著有关于历史、哲学和文化问题的著作。——译注

[19]哈阿兹（Hugo Haase，1863—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1911—1917），中派分子。1918年十一月革命期间同F. 艾伯特共同担任人民代表会议主席，曾为镇压革命运动卖力。——译注

[20]《社会主义劳动新闻》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译注

[21]累德堡（Georg Ledebour，1850—1947），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7）创建者和领袖之一。1918年十一月革命的参加者。20年代初反对独立社会民主党同共产党联合。30年代主张建立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译注

[22]安热利卡•巴拉巴诺蛙（Анжелика Балабанова，1877—1965），俄国犹太人，1912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12年为意大利社会党中央委员。她向墨索里尼灌输共产主义，介绍他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15年组织并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属于中派。1916年参加昆塔尔会议，在会上与左派接近。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俄国。1918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因与季诺维也夫的分歧，退出共产国际，前往意大利。1924年被俄国共产党开除。法西斯在意大利胜利后，她先后侨居瑞士、奥地利、法国和美国，是第二半国际的著名活动家。——译注

[23]遗撼的是，在《不断革命报》上刊登了捍卫一致推举的工人候选人的一篇文章，诚然不是编辑部的文章。无疑，德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是否定这一立场的。

[24]《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54—55页。

[25]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该党于1917年4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基础上建立，1918年年底以前该党包括“斯巴达克同盟”；1920年发生分裂，同年12月，大部分成员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只有右派分子还留在党内。1922年，H. 哈阿兹和K. 考茨基等独立派右翼分子回到社会民主党内。

[26]《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53页。

[27]茹奥（Leon Jouhaux，1879—1954），1909—1940年和1945—1947年法国劳工总联合会领导人。1919—1940年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领导人之一。工人力量总工会创建人。——译注

[28]对共产国际这一长达几年之久的机会主义一章的详尽分析，请参见我们的著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纲领批判》、《不断革命》、《今天谁领导共产国际》等。

[29]救世军是国际慈善组织，存在于19世纪中期，得到新教徒和福音派传教士的支持，总部设在伦敦。——译注

[30]雅罗斯拉夫斯基（Емелья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Ярославский，1878—1934），斯大林根除“托洛茨基主义”的专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39），1921年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1934—1939年任《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编委。1931—1932年因重写苏维埃史在速度上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一度失宠。——译注

[31]科捷•钦察泽（Коте Максамович Цинцадзе，1887—1930），1904年入党。曾任格鲁吉亚肃反委员会主席、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1923年加入反对派，为高加索地区反对派领导人之一。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因病于1930年年底逝世。——译注

[32]穆拉洛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Муралов，1877—1937），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莫斯科和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等重要职务。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7年在莫斯科第二次审判中被判处死刑。——译注

[33]卡斯帕罗娃（С. Каспарова），1926年加入反对派，大概是因在反对派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呼吁书上签名，于1928年1月被流放到库尔冈。——译注

[34]索斯诺夫斯基（Лев Сосновский，1886—1937），苏共党员（1907年起）、苏联最杰出的记者、《真理报》撰稿人；1905—1907年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参加者；最早的左派反对派成员，最后一个向斯大林投降的人，恢复党籍后曾在《消息报》工作；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莫斯科“托洛茨基反苏总部平行案”中的被告，被枪毙。——译注

[35]柯秀尔（Владимил Косиор，1891—1938），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07年起），十月革命后曾从事军事、经济和工会工作，1920—1921年的工会辩论中支持托洛茨基，是左派反对派的积极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8年被枪毙。——译注

[36]埃利钦（В. Д. Эльцин，1875—1937），左派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大概于1937年死于集中营。

[37]丁格尔施泰德（Ф. Н. Дигельштедт），1923年反对派成员，曾任林学院院长，192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死于大清洗中。——译注

[38]谢尔穆克斯（Н. Сермукс）和波兹南斯基（И. Познанский），是托洛茨基的秘书，前者在内战时期成为托洛茨基的秘书，后者在十月革命前就成为托洛茨基的秘书。在托洛茨基于1928年被流放时，他们自愿秘密追随托洛茨基去阿拉木图，刚刚抵达目的地，二人就被逮捕，此后一直被关押、流放。——译注

[39]布柳姆金（Яков Блюмкин，1899—1929），原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该党发动反苏维埃暴动时刺杀德国驻俄大使米尔巴赫。被捕后经托洛茨基劝说后转到共产党一边，在内战中曾任托洛茨基的秘书，协助编辑托洛茨基的《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第1卷，后任国家政治保安局军官，他是俄国左派反对派支持者中第一个拜会流亡土耳其的托洛茨基的人，并带回托洛茨基致反对派的一封信。被人向国家政治保安局告发，于1929年12月被处决。——译注

[40]布托夫（Бутов），是托洛茨基的秘书，因拒绝诬陷托洛茨基被多数派关进监狱，绝食而死。他是托洛茨基秘书中最早被迫害致死的人之一。——译注

[41]现在，罗易被麦克唐纳政府判处多年监禁。共产国际的报纸不认为自己有资任哪怕是对此提出抗议：可以与蒋介石结成密切的同盟，但无论如何不能保卫印度的布兰德勒分子罗易不受帝国主义刽子手的迫害。

[42]某些极“左”分子（如意大利的博尔迪加分子）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经济斗争中使用上，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分开的企图，在我们这个时代比以前更加难以实现。以德国为例，工资谈判被取消，工资通过政府法令缩减，应该把这个真理灌输给这些幼稚的人。我们顺便指出，在其今天的阶段中，斯大林分子复活了许多博尔迪加分子早期的偏见。难怪，如果“普罗米修斯”集团什么也不学，一步也不前进的话，今天，在共产国际的极“左”摇摆时期，它更加接近斯大林分子，而不是我们。

[43]我们提示一下，在中国，在革命高潮时期，斯大林分子反对创建苏维埃，当他们决定在退潮时于广州发动起义，又命令群众在起义那天建立苏维埃。

[44]希尔施—东克尔工会是1868—1933年德国的改良主义工会，由M. 希尔施和F. 东克尔创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