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国家社会主义
幼稚的人认为，国王的称号源于国王自身之中，在他的白鼬皮大氅和王座之中，在他的骨头和血管中。事实上，国王的称号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国王之所以是国王，是因为通过他这个人物折射了数百万人的利益和偏见。当这些相互关系被发展的潮流所冲刷时，就会发现国王只是一个下嘴唇耷拉的憔悴的男人。那个曾经被称为阿尔丰沙十三世[1]的人，就是这方面的鲜活的例子。
民选的领袖有别天生的领袖之处，在于他必须为自己开辟道路，至少是帮助环境展示自己。但领袖仍永远是人们之间的关系，是满足集体需求的个人建议。越是在希特勒自身中寻找他的成功的秘密，关于他个性的争论就越激烈。然而很难找到能够在如此程度上成为无个性的历史力量之结的另一个政治人物。不是每个激怒的小资产者都能成为希特勒，但每个激怒的小资产者身上都有希特勒的因素。
战前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绝不意味着简单地消灭中间阶级；让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破产时，它又创立了其他阶层：在工厂周围的手工业者和小店主，而在工厂内部则是技术员和行政管理人员。但在数量保持甚至增加的情况下，新老小资产阶级的人数也不到德国人民的一半，中间阶级失去了独立的最后的影子，生活在大工业和银行系统的边缘，靠垄断托拉斯和卡特尔餐桌上的残羹剩饭和它们的传统理论家和政治家的思想施舍度日。
失败在德国帝国主义的道路上筑起了一道墙。向外的动力变成了向内的动力。战争变成了革命。社会民主党帮助霍亨索伦王朝把战争进行到悲剧性的底，却不让无产阶级把革命进行到底。魏玛民主存在的14年都在不断的宽恕中过去了。共产党号召工人进行新的革命，但不能领导它。德国无产阶级经历了战争、革命、议会和假布尔什维主义的高潮和失败。在资产阶级的老牌政党彻底耗尽了自己时，工人阶级的动力也被破坏了。
战后的混乱对手工业者、商贩和职员的打击不亚于对工人的打击。农业危机使农民破产。中等阶层的衰败不意味着将他们无产阶级化，因为无产阶级本身分化出长期的失业大军。勉强用人造丝的领带和袜子掩饰的小资产阶级的赤贫化，侵蚀了整个官方的信念，首先是对民主议会主义的信念。
政党众多、冷清和狂热的选举、内阁的频频更替以无结果的政治组合的万花筒使社会危机变得更加复杂。在被战争、失败、战争赔款、通货膨胀、鲁尔的占领、危机、贫困和激怒搞得白热化的气氛中，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欺骗了他们的老牌政党。那些摆脱不了破产、大学毕业的儿子没有职务和顾客、女儿没有陪嫁的小私有者怨气冲天，他们要求秩序和铁腕。
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帜是旧军队的中下级指挥官举起的。挂着军功章的军官和士官不能相信，他们的英雄主义和经历的苦难不仅对祖国来说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不能给他们赢得受感激的特权。他们对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仇恨就是由此而来的。他们同时也不愿意与重新把他们变成不起眼的会计、工程师、邮局官员和 老师的银行家、工厂主、部长们和解。他们的“社会主义”就是由此而来的。在伊泽尔和凡尔登郊区，他们学会了用自己和他人冒险，用命令的词语说话，这令后方的小资产者敬仰不已。这些人就这样成了领袖。
在其政治仕途开始时，希特勒的过人之处可能只是他的巨大的激情、更响亮的嗓门、更加的自信和头脑的局限性。如果不算屈辱的士兵的复仇心的话，他没有给运动提供任何现成的纲领。希特勒从抱怨《凡尔赛和约》的条款、物价飞涨、没有对士官的应有的尊敬、摩西十诫下的银行家和记者的阴谋并对这些感到屈辱开始。破产的和遭到践踏的、伤痕累累和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人在这个国家中多得是。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想用拳头砸桌子。希特勒在这方面做得比任何人都好。诚然他不知道该怎样战胜灾难。但他的揭露时而听起来像是命令，时而听起来像是对无情的命运的祈祷。注定灭亡的阶级像无可救药的病人一样，不断地变化自己的抱怨，倾听别人的安慰。希特勒的所有讲话都是根据这个音叉来调整的。模糊的感伤、没有条理的思想、杂乱无章地读了不少，但还是无知，所有这些缺点都变成了优点。它们使他有可能把所有的不满都装进国家社会主义的乞讨袋里，把群众引向他们把他推向的地方。在鼓动者的记忆中留下的是他自己最初的即兴讲演中得到赞扬的东西。他的政治思想是演说者音效的结果。口号的选择就是这样进行的。纲领就是这样浓缩成了。“领袖”就是这样从原料中做成的。
墨索里尼从一开始就比希特勒更加自觉地对待社会原料，对他来说，梅特涅[2]的警察神秘主义比马基亚维里[3]的政治代数更加接近。墨索里尼的头脑更加大胆和无耻。罗马的无神论者只是像利用警察和法律一样地利用宗教，而他的柏林的同事却真正相信上帝的特殊庇护。还在未来的意大利独裁者认为马克思是“我们共同的不朽的导师”时，他不无艺术地捍卫了这一理论：它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看到的首先是两个主要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互动。诚然，墨索里尼在1914年写过，在我们之间还有许多中间阶层，它们形成“人类集体的结缔组织”；但“在危急时刻，中间阶级根据其利益和思想，将被两个主要阶级中的这个或那个吸引过去”。十分重要的总结！正如科学医学不仅有可能医治病人，而且也能以最快的速度把健康人送到另一个世界一样，对阶级关系的科学分析，它的创立者赋予它的使命是动员无产阶级，当墨索里尼投入另一个营垒时，却给予他动员中间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机会。希特勒把法西斯主义的方法翻译成德国神秘主义的语言，完成的是同一个工作。
烧掉马克思主义邪恶文献的熊熊大火清晰地照亮了国家社会主义的阶级本质。只要纳粹作为一个政党而不是作为国家政权活动时，他们就无法接近工人阶级。另一方面，甚至资助希特勒的大资产阶级也不认为他的党是自己的党。民族“复兴”完全依靠的是中间阶级，民族中最落后的部分，历史的沉重累赘。政治艺术在于用对无产阶级的共同仇恨把小资产阶级融为一体。为了变得更好需要做什么？首先是压垮底下的人。在大资本面前软弱无力的小资产阶级，今后希望以粉碎工人阶级来恢复自己的社会尊严。
纳粹用僭窃的革命之名来称自己的政变。事实上，在德国像在意大利一样，法西斯主义并没有触动社会制度。就希特勒政变本身来说，它甚至无权用反革命的名称。但不能孤立地看它：它是1918年开始的一系列震荡的结束。把政权交给工兵苏维埃的十一月革命，就其基本趋势来说是无产阶级革命。但领导无产阶级的党把政权还给了资产阶级。在这个意义上，在革命尚未来得及把自己的工作进行到底时，社会民主党开辟了反革命时代。但迄今为止，只要资产阶级还依赖社会民主党，因而也依靠工人，制度就带有妥协的因素。同时，德国资本主义的国际国内形势再也没有让步的余地了。如果社会民主党已经从无产阶级革命中拯救了资产阶级，现在该轮到法西斯主义让资产阶级摆脱社会民主党了。希特勒的政变只是反革命移位链环中的最后一环。
小资产阶级仇恨发展的思想，因为发展总是反对它：除了无力偿还的债务之外，进步没有给它带来任何东西。国家社会主义否定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还反对达尔文主义。纳粹诅咒唯物主义，因为技术对自然的胜利意味着大资本对小资本的胜利。运动的领袖消灭“唯理智论”，不仅是因为他们自己只具有二流和三流的智力，还首先是因为他们的历史角色不允许他们把任何一个思想演绎到底。小资产阶级需要凌驾于物质和历史之上的最高仲裁，它能不受竞争、通货膨胀、危机和拍卖的危害。用作为英雄因素的民族理想主义来对抗进化、经济思想、理性主义（20世纪、19世纪、18世纪的）。希特勒的民族是小资产阶级本身的神话的影子，是它对地上的千年王国的激情热烈的呓语。
为了让民族凌驾于历史之上，需要给它种族的支柱。历史被看成是种族的放射。种族本质的构成与变化的社会条件无关。否定卑俗的“经济思想”，国家社会主义在阶梯上又下降了一级：它放弃了经济唯物主义，诉诸动物唯物主义。
种族理论似乎是专门为寻找打开生活所有秘密的钥匙的野心勃勃的自学者创立的，它在历史思想的烛照下显得格外可怜。为了创立真正日耳曼血统的宗教，希特勒不得不抄袭二手的法国外交家、业余作家戈比诺[4]的种族主义思想。希特勒在意大利人那里找到了现成的政治方法论。墨索里尼广泛地利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德国哲学、法国历史和英国经济学结合的产物。回溯考察思想起源，哪怕是最反动和最迟钝的，都不会留下种族主义丝毫痕迹。
当希特勒已经稳操胜券时，极其贫乏的国家社会主义哲学当然不会妨碍大学科学扯满风帆驶入他的航道。魏玛制度的年代对多数无知的教授来说，是混乱和担忧的时期。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和哲学家都猜不准，在彼此斗争的真理的标准中哪一个是真正的，即哪一个阵营将会成为局势的主人。法西斯专政排除了大学讲台上的浮士德的怀疑和哈姆雷特的犹豫不决。科学走出相对的议会昏暗，重新进入了绝对的王国。爱因斯坦只好在德国境外支自己的帐篷。
在政治方面，种族主义是与骨象学结盟的沙文主义的妄自尊大、自吹自擂的变种。像破产的贵族在其血统高贵中得到安慰一样，赤贫化的小资产阶级陶醉于自己种族格外优越的神话。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们都不是德国的德国人，希特勒本人来自奥地利，罗森堡[5]来自过去的沙俄帝国的波罗的海省，今天的希特勒的党务助理赫斯[6]来自殖民地，只要注意到这点就足够了。为了使“领袖们”产生其后能在德国最野蛮的阶级的心中引起反响的那些思想，需要在文化边缘的野蛮民族喧嚣的学校。
个性和阶级——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恶，国家是善。在私有财产的门槛上，这个哲学倒了个个儿。只有在私有财产中才能得到拯救。国有财产的思想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不良后果。小资产阶级把国家奉若神明，却什么也不想奉献给它。相反，他还等待国家给他财产，保护他免遭工人和法警的骚扰。不幸的是，第三帝国除了新的赋税之外，不会给小资产阶级任何东西。
现代经济就其联系来说是国际的，就其方法来说是无个性的，在这个领域中，种族主义的原则就像是中世纪坟墓中出来的幽灵。纳粹分子早就让步了：在精神王国中，种族的纯粹用护照来证明，在经济领域中主要应该以干练来证明。在现代条件下，这意味着竞争能力。种族主义通过后门回到摆脱了政治自由的经济自由主义上。
种族主义虽然在反犹主义大爆发中十分粗暴，在经济实践上仍是软弱无力的。从现代经济体系中，纳粹分子把高利贷或银行资本作为邪恶势力抽出：众所周知，恰恰是在这个领域中，犹太资产阶级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小资产阶级对整个资本主义顶礼膜拜，却对以穿长袍、往往是囊空如洗的波兰犹太人形象出现的赚钱的歹毒精灵宣战。摧残犹太人是种族优越性的最好的证明。
国家社会主义上台时的纲领很像边远省份的犹太人的“百货”商店：那里应有尽有，价格低廉，质量更次！对“幸福的”自由竞争时代的回忆，关于等级社会稳定性的模糊的传说；对殖民帝国复苏的希望和对自给自足经济的幻想；关于将放弃罗马法重归古老的日耳曼法的说法和为美国延期支付的斡旋；对以别墅和小汽车的形式出现的不平等的忌妒和仇恨，对以戴鸭舌帽穿无领工装的工人形象出现的平等的动物般的恐惧；疯狂的民族主义和对世界贷款的恐惧……国际政治思想的所有垃圾都来充填新日耳曼救世主的精神宝库。
法西斯主义为政治发现了社会的底层。不仅在农民的屋子里，甚至在城市的摩天大楼里，10世纪或13世纪至今与20世纪共存。数百万使用电的人仍相信手势和咒语的魔力。罗马神父在广播里宣扬把水变成酒的奇迹。影星找算命者算命。驾驶人类天才创造的神奇机器的飞行员在绒线衫里挂着辟邪物。愚昧、无知和野蛮真是取之不竭！绝望使它们站住了脚，法西斯主义给了它们旗帜。所有在无障碍的社会发展中应该作为文化粪便从民族机体中排泄的东西，现在从人的口腔里喷了出来：资本主义文明呕吐出了未被消化的野蛮。国家社会主义的生理学就是这样。
德国法西斯主义像意大利的一样，是踩在小资产阶级的背上上台的，它把后者变成了反工人阶级和民主制度的攻城槌。但当权的法西斯完全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府。相反，它是垄断资本的最残酷的专政。墨索里尼说中间阶级没有独立的政策，他是正确的。在重大危机的阶段，它们的使命是把两个主要阶级之一的政策推到荒诞的地步。法西斯主义成功地调动它们为资本服务。如托拉斯国有化和取缔非劳动收入这样的口号，在上台之后立刻就被抛到一边。相反，以小资产阶级特点为支柱的分割德国“土地”为资本主义警察的集中制腾出地方。国家社会主义内外政策中的每一个成功，都必将意味着大资本对小资本的进一步的压迫。
小资产阶级幻想的纲领没有换，它干脆与现实脱离，消融在仪式活动中。所有阶级的联合归结为半象征性的劳动义务制和为“人民的利益”取消5月1日 劳动节。保留哥特字体废止拉丁字体，是对世界市场压迫的象征性的报复。对包括犹太银行家在内的国际银行家的依赖丝毫没有减弱；然而却禁止按犹太教的仪式宰杀牲口。如果地狱的底是用善良的意愿铺成的话，那么第三帝国的马路就是用象征铺就的。把小资产阶级幻想的纲领归结为赤裸裸的官僚假面舞会，国家社会主义就作为最纯粹的帝国主义形式凌驾于国家之上。希望希特勒政府今天或明天就会沦为自己内在的不称职的牺牲，是完全错误的。纳粹为了上台必须要有纲领，但为希特勒服务的政权根本就不是为了实现纲领。垄断资本为他提出了任务。为帝国主义的利益强行集中人民的全部力量和物资，是法西斯专政的真正的历史使命，这意味着备战，而这一任务是容不得任何国内的反抗的，并导致进一步机械的权力集中。法西斯主义既不能改造，也不能解除它的职务让它退休。只能把它推翻。纳粹制度的政治轨迹蕴藏在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中：战争还是革命？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附言：纳粹专制已经接近一周年了。制度的所有趋势都已经鲜明清晰。为小资产阶级群众描述的、作为民族革命的必要补充的“社会主义革命”已被正式消灭，并受到谴责。各阶级的友爱在下述一事中达到高潮：在政府指定的一个特殊日子里，有产者为无产者的利益而不吃甜点心。与失业的斗争被简化为把只能填个半饱的一份食物分为两份。其余的都是一致化的统计的任务。计划的自给自足干脆就是经济衰败的新阶段。
在经济领域中，纳粹的警察制度越是软弱无力，它就更加不得不把它的努力转到对外政策领域中去。这是完全符合彻头彻尾侵略性的德国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的。纳粹突然转向爱好和平的声明，只能让十足的傻瓜吃惊。为了把国内灾难的责任转嫁给国外敌人，在专制的压力下积聚帝国主义破坏性的力量，能供希特勒支配的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呢？在纳粹上台之前就已经公开地指出的纲领的这一部分，现在在全世界的眼前坚定一贯地执行。新的欧洲灾难的期限，由武装德国所必需的时间来决定。说的不是几个月，但也不是几十年。如果德国国内力量不能够及时阻止希特勒的话，短短的几年就足够让欧洲重新陷入战火之中了。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1]阿尔丰沙十三世（Alfonso ⅩⅢ，1886—1941），1902—1931年西班牙国王。1931—1939年西班牙革命初期被推翻。——译注
[2]梅特涅（Clemens Meterenich，1773—1895），公爵、外交大臣，奥地利实际上的政府首脑（1809—1821），首相（1821—1848）。反对德意志统一；极力阻挠俄国在欧洲巩固地位。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期间于1815年1月同大不列颠和法国签订了秘密条约；梅特涅是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他在奥地利帝国建立了警察镇压制度，煽动民族敌对。1848—1849年革命推翻了梅特涅政权。——译注
[3]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作家（著有《曼陀罗花》等）。认为意大利的灾难主要是由于政治分裂，只有强大的国家政权才能克服这种灾难（《君主论》等）。为了国家的巩固，可以不择手段。由此产生了“马基雅维里主义”这一术语（指无视道德准则的政策）。——译注
[4]戈比诺（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1816—1882），法国社会学家、作家种族主义和社会学人类种族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著有东方民族志。——译注
[5]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1893—1946），德国法西斯主要战犯之一。1923年起为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党中央机关报主编，法西斯主义思想家之一；1933年起为党对外政治部领导人，1941年起任东部占领区部长。被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译注
[6]赫斯（Rudolf Hess，1894—1987），法西斯德国主要战犯之一。1925年起任希特勒私人秘书，1933年起为希特勒的党务助理。1941年飞往英国（所谓赫斯代表团），建议缔结和约；被拘留。被纽伦堡法庭判处终身监禁。——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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