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波拿巴主义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32, стр. 4—7。
国会选举导致“总统制”政府接近新的关键考验。因此提一下它的社会和政治本质是有益的。正是在对这些具体的、乍看起来是“出乎预料”的现象——如巴本—施莱希尔政府——的分析中，马克思主义方法表现出不可估价的优越性。
我们当初把“总统制”政府界定为波拿巴主义的变种。在这个界定中看到为未知现象找到一个熟悉名称的努力的偶然结果，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衰落再次把波拿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并列或与它一起——提上日程。当时我们曾把布吕宁政府界定为波拿巴主义政府。后来我们回溯性地修正了这个界定，称它为半或前波拿巴主义政府。
对此其他共产党或一般的“左派”集团都说了什么？期待今天的共产国际领导尝试对新的政治现象作出科学界定，当然是天真的，如果不说是愚蠢的话。斯大林分子干脆把巴本纳入法西斯阵营。如果韦尔斯和希特勒都是“双胞胎”的话，还值得为巴本这样微不足道的人绞尽脑汁吗？这正是被马克思称为粗陋的，教导我们轻蔑的政治文献。法西斯主义事实上是内战的两个阵营之一。在伸手夺取政权之时，希特勒首先要求让他控制街道72小时。兴登堡拒绝了。巴本—施莱希尔的任务是消除内战，友好地让国家社会主义分子遵守纪律，给无产阶级戴上犯人的足枷。这种制度可能的本身，是无产阶级相对软弱决定的。
在巴本政府的问题上，像在其他问题上一样，社会主义工人党用老生常谈来应付。当事情涉及的是布吕宁，即波拿巴主义的潜伏期的性质时，布兰德勒分子对我们的界定保持沉默。当马克思主义的界定被“总统制”政府的理论与实践充分证明时，布兰德勒分子出面批评：塔尔海默的聪明的猫头鹰总是在深夜飞出来。
斯图加特《工人论坛报》教训我们说，波拿巴主义使军警机关凌驾于资产阶级之上，为保卫后者的阶级统治而反对它自己的政党，它应该依靠农民，求助于社会蛊惑手段。巴本不依靠农民，没有推出假激进的纲领。因而我们把巴本政府界定为波拿巴主义“是根本不行的”。说得严厉，但没有根据。
布兰德勒分子自己是如何界定巴本政府的呢？巧极了，在同一期《工人论坛报》上刊登了布兰德勒就《容克 君主主义专政、法西斯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题目所作的报告。在这个三位一体中，巴本体制被说成是容克 君主主义专政。这完全配得上《前进报》和所有庸俗的社会民主党员。显要的德国波拿巴分子给容克送一些私人礼品，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这些先生倾向于 君主主义的思维方式，也是众所周知的。如果说总统制的实质就在容克 君主主义中，那就纯粹是自由派的胡说八道了。
自由主义、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这些概念具有概括性。历史现象是从来不会完全重复的。甚至如果拿拿破仑三世的政府与拿破仑一世的制度相比，它也不是波拿巴主义的，证明这点并不困难，不仅因为拿破仑三世本人就其血缘来说，未必真的能姓波拿巴这个姓，而是因为他对阶级，尤其是农民和流氓无产阶级的态度，与拿破仑一世截然不同。何况经典波拿巴主义源自伟大的军事胜利，这样的胜利第二帝国根本就没见过。但如果寻找波拿巴主义所有特点的重复，就会发现，波拿巴主义是一次性的和不可重复的现象，即根本就没有波拿巴主义，只是一度有过出生于科西嘉岛的波拿巴将军。自由主义概念与其他历史概括性概念的情况有些不同。因此，当说到类似波拿巴主义时，应该指出，它的哪些特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
德国今天的波拿巴主义有其十分复杂的，可以说是组合的性质。巴本政府没有法西斯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法西斯主义依然没有当政。巴本的政府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另一方面，巴本政府至少在其今天的形式下没有兴登堡是不可能的，虽然德国在战争中被彻底粉碎了，但他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记忆中意味着德国的伟大胜利，象征着他的军队。第二次选举兴登堡具有全部“平民”的特点。数百万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社会民主党和中派）投兴登堡的票。他们在他那里没有看到任何政治纲领。他们首先想避免内战，把兴登堡当做国家仲裁法院的超级仲裁扛在自己的肩膀上。这是波拿巴主义的最重要的功能：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和秩序，凌驾于两个彼此厮杀的营垒之上，借助军警机关压抑内战，或是防止它，或是不让它死灰复嫩。提到巴本政府，就不能忘记兴登堡，社会民主党的幸福宁静也能在他那里高枕无忧。德国波拿巴主义的组合性表现在这里，即诱惑群众的蛊惑工作由两个独立的大党——社会民主党和国家社会主义——替它或为它做了。如果它们两个都为自己工作的结果感到吃惊，那这也不能丝毫改变这一事实。
社会民主党断言，法西斯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产物。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仅限于下述情况，即没有阶级斗争的激化、没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没有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的话，就根本不会需要法西斯主义。韦尔斯—希法亭—奥托·鲍威尔的奴才理论没有任何其他意义。对，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社会对无产阶级革命威胁的反应。但正是因为这一威胁在今天不是直接的，统治阶级才会尝试通过波拿巴主义专政来躲避内战。
布兰德勒分子在反驳我们对兴登堡—巴本—施莱希尔政府的鉴定时，援引马克思的话，并可笑地寄希望于他的权威会对我们产生影响。真是弄巧成拙。问题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写过两个波拿巴的波拿巴主义，还有它的其他变种。好像是从1864年开始，他们不止一次将俾斯麦的“国家”制度与法国的波拿巴主义相提并论。这无视俾斯麦不是假激进的蛊惑者，据我们所知，他也不依靠农民。铁血首相不是凭公民投票上台的，而是由合法继位的国王任命的。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仍是正确的。俾斯麦像波拿巴一样地利用有产阶级与崛起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从而克服了有产阶级内部，即容克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使军警机关凌驾于国家之上。俾斯麦的政策成为今天的德国波拿巴主义的“理论家”依据的传统。诚然，俾斯麦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德国统一和德国对外强大的所有问题。巴本目前只许诺为德国赢得国际舞台上的“平等”。这可不是小差别！但我们不打算确定，巴本的波拿巴主义与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是同一个口径的。拿破仑三世仅仅是其虚构的叔叔的讽刺性模拟。
我们看到，对马克思的援引显然不够谨慎。对塔尔海默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我们早就猜到了。但我们承认，我们曾认为他至少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我们利用这个机会纠正自己的错误。
被布兰德勒分子否定的我们对总统制政府的界定，完全出乎预料地得到了某个十分权威方面的毫不含糊的确认。《德国概览》[2]于8月28日 在一篇关于解散“五天国会”的长文中从马克思著作《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政变》中引用——出于什么目的？——的，正好是论证总统有把自己的靴子放在人民代表的脖子上的历史和政治权利。重工业机关报在困难时刻冒险在有毒的马克思主义源泉中饮水。报纸十分灵巧地从这本不朽的论战著作中引用了大段的引文，它解释为什么作为“国家”体现的法国总统取得了对分散的议会的优势。《德国概览》的同一篇文章非常恰当地提到，1890年春，俾斯麦制定了最成功的政变方案。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作为总统制政府的先驭被柏林报纸点了名，该报纸在8月中至少扮演的是半官方的角色。
为“巴本的7月20日”援引《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政变》，确实十分危险，因为马克思以过于严厉的线条说明了拿破仑三世的制度的性质，说它是冒险家、骗子和靠妓女为生者的统治。实质上，《德国概览》可能因恶毒地诋毁政府而遭到惩罚。但如果把这个无关紧要的不妥放在一边，那就毫无疑问，历史本能把《德国概览》正好引到它应该去的地方。遗憾的是，对塔尔海默的理论头脑则不能这么说。
资本主义衰落时代的波拿巴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上升期的波拿巴主义相去甚远。德国的波拿巴主义不直接依赖城乡小资产阶级，而且这并非偶然。正是因此，我们在当时曾写过巴本政府的软弱，它只靠中和无产阶级和法西斯两个营垒来维持。
但须知巴本有大地主、金融资本、将军团的支持，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反驳说。莫非有产阶级本身不是巨大的力量？这个论据再一次证明，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一般的社会学公式中，远比在具体的历史形态中更容易理解。是的，巴本得到有产者上层的直接支持，但只有他们：他软弱的原因正在于此。
在今天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政府根本不可能不是金融资本的代理。但在所有可能的代理中，巴本政府是最不稳定的。如果有产阶级能够直接管理的话，它们既不需要议会、社会民主党，也不需要法西斯主义。巴本政府过分暴露了金融资本，甚至使它失去了普鲁士警察局局长勃拉赫特规定的遮羞布。正因为如此，超党派的“民族”政府实际上只能以社会上层的名义讲话，资本越来越明显地提防把自己与巴本政府等同起来。《德国概览》想为总统制政府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群众中找到支柱，并用最后通牒的语言要求巴本与希特勒结盟，即对后者投降。
在评价总统制政府的“力量”时，不能忘记下面的情况：如果金融资本支持巴本的话，这也根本不意味着它将与他一起垮台。金融资本比兴登堡—巴本—施莱希尔有多得无可比拟的机会。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还有纯粹的法西斯主义为备用。在矛盾缓和的情况下，可以退到“合理化”的议会路线上。只要无产阶级没把膝盖压在金融资本的胸口上，它就还能随机应变，巧妙应付。不远的将来就会表明，巴本还能应付多久。
当这几行文字刊登在报刊上时，新的国会选举已经成了往事。巴本的“反法”政府的波拿巴主义的性质以及它的软弱必将暴露得更加清晰。在适当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谈这个问题的。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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