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与红军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34, стр. 18—19。
美国以宏大规模再现欧洲资本主义时，却以微不足道的规模再现欧洲的社会主义。美国社会民主党水远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一幅漫画。目前对斯大林主义来说，“发展不平衡”规律仍保持其全部力量。美国共产党比所有欧洲共产党都软弱；然而斯大林官僚集团在美国极其夸张地犯下了所有错误和摇摆。
一年半前，斯大林分子认为日本对苏联的进攻已迫在眉睫，试图在这个资产阶级报刊提示的“预见”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全部政策。相反，我们断定，在日本没有同化满洲之前，来自它进攻的危险是不可能的。美国斯大林分子据此指责我们为日本总参谋部服务。这些先生干脆是从排水沟和污水管汲取自己的论据的。
后来我们断言，德国法西斯胜利的危险，是世界革命的危险，首先是苏联的危险，远比日本入侵更现实、更近的危险。欧洲斯大林分子大喊大叫，说我们“惊慌失措”。最无耻的美国斯大林分子断言，我们居心叵测地转移世界无产阶级对从东方日益迫近苏联的危险的注意。事件进行了检验。在一年半中，没有出现“迫在眉睫”的日本的进攻（这当然不意味着日本入侵的危险根本就不存在）。然而希特勒上了台，几次打击就粉碎了苏联的主要盟友德国共产党，它在此前就被斯大林主义的谎言和欺骗所削弱。
一年半以前我们写过，红军的主要力量应该面对西方，以便有机会在法西斯粉碎德国无产阶级并与世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之前把它消灭。对此，所有斯大林分子中最愚蠢、最无耻的美国斯大林分子声称，我们企图让苏联卷入战争，破坏它的经济建设，保证帝国主义的胜利。寓言作家早就写过，殷勤的傻瓜比敌人更加危险。在日本方面的直接危险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时，号召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意味着转移对法西斯的现实危险的注意。当然，斯大林分子完成这项工作不是希望希特勒胜利，而是出于小资产阶级的盲目。但应该公正地对待他们：如果他们希望希特勒胜利的话，除了他们已经做的之外，他们无须再做任何事。现在，当希特勒已经上台，当他的全部政策都迫使他准备对东方的打击时（戈林的波兰—乌克兰计划就是相当有力的揭露！），斯大林分子说，谁打算动员红军，谁就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即使把帮助德国无产阶级的问题放在一边，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不受作为世界资本主义战斗队的法西斯的破坏的问题仍然存在。斯大林分子否认这个危险吗？充其量他们能说的是，希特勒今天还不能进行战争，但它明天能够进行战争，而且不能不进行战争，正确的战略是否应该要求阻止希特勒准备打击，即帮助德国工人解决希特勒，在后者一劳永逸地解决德国工人之前？马克思主义者没少嘲笑议会克汀病，但在一定的条件下，集体克汀病并不比它好。播种小麦是不能收获洋白菜的，背对近在咫尺的西方，1918年以后，那里首次出现了最大的威胁，如果不能及时使它失去活动能力，它将变成致命的危险。
也许，斯大林分子掌握了只允许“纯粹防御性的”战争的和平主义的智慧？让希特勒进攻我们，那时我们将进行自卫。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是这么说的：先让国家社会主义党徒公然地攻击宪法，那时……然而当希特勒公然攻击宪法时，再想防御就晚了。
谁在敌人尚软弱时不对他发出警告；谁消极地让敌人得到巩固，保证他的后方，建立军队，从外面得到帮助，保证他得到盟友；谁让敌人有充分的主动权，他就是叛徒，虽然他背叛的动机不是为帝国主义服务，而是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政治上的盲目。
在这种局势下，对观望和让步政策的“辩解”的理由只能是一个：就是软弱无力。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论据，但应该对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应该说，斯大林在苏联的政策如此严重地破坏了经济，如此严重地破坏了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此严重地削弱了党，导致现在缺乏积极的外交政策的必要前提。
我们考虑到了这个理由的分量。我们知道，错误政策的后果变成了道路上的客观障碍。我们考虑到了这些障碍。我们不提倡冒险。但我们得出结论：彻底改变政策、党内制度和党的领导，对保证工人国家的真正的国防能力和在国际舞台上的主动权来说，同样是必需的。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轮到奥地利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34, стр. 19—23。
奥地利的“波拿巴主义”
奥地利除了在其发展上落后于德国，它的形势与德国的形势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在奥地利的政治生活落入德国法西斯政变的压力下之后，奥地利结局的迫近不是以日计算，而是以时计算。
奥地利经历了类似于德国的布吕宁—巴本—施莱希尔阶段，或巴伐利亚的赫尔德阶段，即半波拿巴主义专政的阶段，它是靠无产阶级与法西斯两个营垒相互牵制维持的。对奥地利，我们更愿意用波拿巴主义这个术语（与其他纯描述性的、什么也没说的界定相对立，如教会法西斯主义、正统王权拥护者的法西斯主义等），因为它十分鲜明地界定了在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之间随机应变的政府的面貌，它不得不对脚下的社会支柱微笑，它日益被军警机关所取代。[2]在对波拿巴主义的趋向中，表现出了有产阶级力图借助于军警手段，在备用的民主宪法条文的掩饰下，避免与合法性公然地决裂、长期的内战和血腥的法西斯专政。
有这样的历史时期，“超阶级”的政府的社会基础以极端的两翼为代价得到增强，那时，波拿巴主义就能够给整个历史时期打上自己的烙印。但今天奥地利的“波拿巴主义”像昨天德国的波拿巴主义一样，只能带有过渡的性质，它是填补民主制度和法西斯制度之间的短暂的间隙的。
诚然，奥地利“波拿巴主义者”有更广阔的议会基础，而法西斯分子又比德国的要软弱得多。但首先，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正在消融，而纳粹在迅速地增长；第二，在纳粹的身后有法西斯德国。问题将由动能来解决。理论分析与最新的德国经验都表明，维也纳的警察官僚专政不能长久维持。结局马上就会到来。政权不是由法西斯分子夺取，就是由工人夺取。
延期的可能性
我们不知道幕后发生了什么。但不能怀疑，奥地利周边的和压迫它的政府都在积极活动。在这些政府中，没有一个愿意让奥地利政权落入法西斯分子的手中，甚至连意大利政府也不例外。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无疑在这个情况中看到整个游戏的主要王牌：在他们的眼中，过去的协约国的金融压力和其他压力的使命，就是取代奥地利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这个盘算是所有盘算中最错误的一个。战胜国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仇恨是后者在德国迅猛增长的原因之一。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越是把自己与法国和小协约国[3]的政策拴在一起，法西斯主义就越是在小资产阶级的眼中变成民族解放的党，因为那些国家是要让奥地利处于“独立”状态中，即孤立和软弱状态中。在这条道路上，只有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即直接占领，才能阻止法西斯掌握政权。但这个关于奥地利的问题与关于法西斯德国的问题交融在一起。如果希特勒能够找到与法国相处的暂行办法（共处）——对此未必可以怀疑，那么法国就会找到与法西斯奥地利相处的暂行办法。在这两种情况下，共处当然都是建立在德国和奥地利无产阶级的尸骨上的。认为法西斯奥地利会立即打破将它与法西斯德国隔离的栅栏，意味着给予“民族主义”的言辞以过高的评价，对法西斯对比它强大的人摆尾讨好的本事估计不足。可以肯定地说，所有战略考虑中，对无产阶级最不幸的、最屈辱的和最致命的，就是指望奥地利周边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行动。
如果甚至设想，由于奥地利所有政党的历来的软弱，以及在外在的暂时原因的影响下（法国和小协约国的压力，希特勒分子还不敢现在就把事情干到底），这次的结局会由于腐朽的奥地利波拿巴主义的妥协而得以延期，那么这样的延期也只能具有极不可靠的、十分短暂的性质。被遏止的过程会在最近的几个月甚至是几个星期内以两倍甚至十倍的速度爆发。把自己的政策建立在遏制、伪装、堵缝隙、政治上的延期支付上，那对无产阶级来说，就意味着让目前还弱小的奥地利法西斯主义有机会分期实现自己的强盗使命。
“为民主而斗争”
奥托·鲍威尔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比法西斯专制“优越”的空洞的说教。好像斗争是在国家政权的两个派别之间进行似的！恩格斯说得好，每一个国家都归结为武装的军队，还有监狱等物质形态的补充。现在，国家的这个“实质”在奥地利尽显无遗。几年来在民主基础上进行的政治斗争，完全依靠的是武装队伍之间的冲突。应该清晰明确地用其本来的名字称呼事实，并从中得出一切必要的结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不这样做，却要求我们承认，进行斗争是为了“捍卫民主”。现在的问题似乎就在于此！在对民主的理论评价和历史评价方面，我们当然不打算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们作丝毫让步。事实上，如果民主凌驾于诞生它的社会制度之上，如果它能够把资产阶级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它首先应该在奥地利显现出自己的这些品质，因为那里的宪法是社会民主党制定的，那里的无产阶级是民族的决定性的力量，而社会民主党又是无产阶级中的决定性的力量。然而，奥地利的实际经历却表明，民主是资本主义的亲骨肉，并将与后者一起瓦解。奥地利的危机是民主腐朽的表现。民主派的先生们不能从我们这里期待任何其他的评价。
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十分清楚，对用苏维埃制度来取代民主，仅一个理论预见是不够的。事情关系到阶级的活生生的意识。如果在抗击法西斯分子的共同斗争的过程中，大部分无产阶级明白了苏维埃专政的必要性，他们会紧紧追随共产党员。但是，虽然已经得到了种种教训，在粉碎了反革命力量之后，大多数工人如果仍想重复形式民主的试验，则共产党员也只能作为反对派停留在这个基础上。
至少在今天，绝大多数奥地利工人是追随社会民主党的。这意味着还谈不到作为现实任务的革命专政。现在提上日程的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专政之间的对立，而是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对立。我们指责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因为他们为民主而斗争，而是因为他们不为捍卫民主而斗争。
资本主义求助于法西斯主义不是出于任性，而是被无出路的形势所迫。在人民和他的文化生死攸关的时刻，如果社会民主党只能够批评、抱怨，阻止、威胁和观望，而不能把社会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话，那么这个代表着民族一半人口的政党本身就会成为社会解体的工具，迫使剥削阶级在法西斯主义中寻找拯救之路。
利用消耗战略和镇压策略之间的过去的对立，在资本主义除了镇压战略外已经别无他法的现在，采用在一定条件下有其权利的消耗战略，不得不说是荒谬的。改良主义的战略现在消耗的不是阶级敌人，而是自己的阵营。奥托·鲍威尔之流注定会导致法西斯分子的胜利，而且是在后者承受最小的牺牲和困难的情况下，而让无产阶级承受最大的牺牲和灾难。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麻醉无产阶级
虽然已经有了意大利和德国的经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对形势仍不理解。这些人为了活着和喘气，他们应该欺骗自己。他们只能通过欺骗无产阶级来达到这个目的。
奥托·鲍威尔把德国失败的罪责推到共产党员的头上。捍卫德国斯大林分子的政策不是我们的事！但他们的主要罪行在于他们让社会民主党——虽然这个党已经犯下了种种罪行和背叛——有机会保持它对德国无产阶级的主要部分的影响，把可耻的、致命的投降策略强加给它。鲍威尔的政策实质上与韦尔斯—施坦普费尔的政策没有什么不同。区别只有一个：鲍威尔不能把责任推到奥地利斯大林分子的头上，因为他们把自己搞得软弱无力。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党，在与居民的关系上来说，它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全部政治责任都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身上。因而将表明它今天的政策的后果更加致命。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们说：如果有人企图剥夺我们的“自由”，我们将斗争“到底”。他们想用这样的诡辩来为自己的摇摆“赢得”时间，实际上他们却失去了准备防御的最宝贵的时间。在敌人剥夺了自由之后再进行斗争将百倍的困难，因为伴随着自由的剥夺，将是对无产阶级报刊的取缔和对无产阶级机关的粉碎。敌人在作准备，并且在行动，社会民主党在观望和诉苦。《前进报》也数十次地反复说：如果法西斯胆敢进犯我们，它就该遭殃了。事件证明了这类雄辩的价值。一个政党在它手中掌握着几乎是固若金汤的阵地和强大的手段时，没有能力进行战斗，当它一旦被彻底地剥夺了合法的阵地之后，就会化为齑粉。
“胆敢进犯我们”，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以这个貌似威严、实质是可怜的曲调暴露了自己的真实底蕴：他们仍希望别打扰他们，上帝保佑，这次事情局限在彼此威胁和挥动拳头。这意味着为减轻法西斯手术的困难而麻醉无产阶级。相反，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应该对奥地利工人说明，阶级敌人本身陷入了历史绝境中，他除了粉碎无产阶级的组织外，没有其他出路，这次殊死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应该根据革命战略和策略的所有规则来为这场斗争作准备。
总罢工
奥托·鲍威尔暗示说，在敌人直接进攻的情况下，工人将进行总罢工。但这也是空洞的威胁。我们在德国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过。总罢工是不能从背心口袋里掏出来的。可以引导工人参加总罢工，为此不能和现实玩捉迷藏，而是斗争，号召进行斗争，为斗争进行组织，为斗争进行武装，扩大和加深斗争的渠道，不局限于合法的斗争形式，即武装的敌人指定的框架。首先，党本身应该深深地意识到，不进行决定性的战斗，只有死路一条。
很有可能，在遭到“公然的”即决定性的打击之后，中央委员会真的会号召进行总罢工。但这意味着，在即将从舞台上消失时，号召群众进行纯粹的抗议，或是展示自己的无力。当君主赶走自由派反对派时，后者也曾号召人民拒绝纳税。这往往不会有任何结果。很有可能，工人根本不响应被粉碎的党的过迟的、没有希望的号召。
即使假设，法西斯分子让社会民主党有时间在最后时刻号召总罢工，工人一齐响应它的号召。接下来呢？总罢工的使命是什么？它要达到什么目的？它应该以什么形式进行？它应该怎样保护自己免遭军警的镇压和法西斯匪徒的殴打？聪明人会说，不能事先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这是那些人的常用的花招，他们没什么可说的，心中暗暗希望用不着战斗就能对付过去，他们因此怯儒、迷信地摆脱关于战斗手段和方法的问题。
总罢工只是革命力量的动员，但还不是战争。借助于总罢工，像借助于示威游行或威胁一样，即仅仅局限于力量的动员，不进行战斗就获得成功，这只有在严格限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在事关重要的但仍是局部性的任务时；在敌人犹豫不决，等待在推动下作出让步时；在有产阶级还有广阔的撤退和迁回前进的空间时。不是现在这样的时刻：所有矛盾都达到极度紧张的地步，每一个严重的冲突都会把政权问题和内战的前景提上日程。
只有在对手准备不足和没有足够的力量与经验（卡普暴动[4]）的情况下，总罢工才能是推翻反革命政变的充分手段。但甚至是在这种情况下，总罢工击退了冒险的攻击，它也只是基本上恢复了冲突发生前的局面，因而使敌人有机会利用自己失败的经验，为新的进攻作更充分的准备。但如果敌人强大、有经验，何况他还能依靠国家机关，或至少是利用它的友善的“中立”的话，甚至是对防御目的来说，总罢工也是完全不够的。无论冲突的起因是什么，在今天的条件下，总罢工将会使各资产阶级政党、国家机关和法西斯匪徒联合起来，在这个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中，最极端的、挺而走险的分子，即法西斯匪徒必然具有优势。面对总罢工，反革命分子不得不孤注一掷，一举粉碎严重的危险。由于总罢工仅仅是罢工，在这样的条件下它注定会失败。为了获得胜利，罢工策略应该成长为革命策略，上升到果断行动的水平，以双重的打击来回击敌人的打击。换言之，在今天的条件下，总罢工不是捍卫无形的民主的充足的手段，而只是两个营垒之间复合斗争的武器之一。应该以武装工人、解除法西斯匪帮的武装、把波拿巴分子赶下台、掌握国家的物质机关来辅助和补充罢工。
再重申一次：如果共产党不掌握政权，苏维埃制度就不能建立的话（我们承认，近期这一前景被不利的力量对比完全排除），那么在奥地利，如果社会民主党不事先取得政权的话，恢复民主，哪怕是暂时的，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居领导地位的工人政党不准备把斗争进行到底的话，激化形势的总罢工只能加速无产阶级的溃败。
奥地利的庸人抓住这句话，马上就从中得出有利于“克制”、“谨慎”的结论，党能承担使用革命斗争方法的巨大的“冒险”吗？好像奥地利无产阶级还有选择的自由似的；好像数百万工人能像奥托·鲍威尔出走到瑞士的别墅中一样；好像整个阶级能够没有任何危险就避开致命的危险一样；好像法西斯化的欧洲和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前景造成的牺牲，不会超过过去和未来的所有革命的牺牲一样。
局势的关键在奥地利无产阶级的手中
虽然报纸被封闭等，德国工人在选举中仍给社会民主党投了700万张票，奥托·鲍威尔对这一事实感到得意和惊讶。这些人认为，无产阶级的感情和思想都是由他们的文章形成的。他们研究马克思和欧洲历史，但对下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如果能保证无产阶级的稍稍适应历史形势的领导的话，它会展现何等取之不竭的力量、热情、顽强、创造性的源泉。
现在难道还不清楚，在领导有远见的革命政策的情况下，德国工人早就推翻了在通向自己统治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而且牺牲会比在法西斯制度下不可避免的牺牲要小得多？对奥地利无产阶级也可以这么说。
现在，统一战线政策对奥地利来说，当然也是必需的。但统一战线不是灵丹妙药：全部问题在于政策的内容、口号、群众行动的方法中。在充分自由和相互批评的条件下——这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共产党员应该准备在最微小的群众行动的名义下与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与此同时，共产党员应该对发展进程提出的任务有清晰的认识，以便在每个阶段都揭露政治目的与改良主义方法之间的不协调。
统一战线不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工人的简单相加，因为在两个党和工会的范围之外，还有天主教的工人和无组织的群众。对今天的统一战线的任务来说，被保守主义、惰性和继承下来的过去的冲突所拖累的组织的旧形式中，没有一个是充分的。不建立直接代表工业、商业、运输企业、车间和工厂、失业者和居民中倾向于无产阶级的、与之接近的阶层的选举机构的话，真正的动员群众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奥地利形势推出了对工人苏维埃的需求，说的不是苏维埃的名称，而是它的功能。共产党员的职责就是在斗争过程中不断地提出这个口号。
奥地利是一个独立于德国的国家，在其内在的演化中落后于后者，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大无畏的政策的情况下，这一情况将对拯救德国和整个欧洲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奥地利无产阶级马上就会成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皮埃蒙特[5]。奥地利工人的胜利将带给德国工人现在所缺乏的东西：进攻基地、直观的行动计划、对胜利的希望。德国无产阶级一旦行动起来，立刻就会表明，它比自己的所有敌人合在一起都要强大得多。希特勒和他的44%的乌合之众在议会民主的战场上，要比在实际力量对比的战场上显得更有力量。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身后有同样多的选票。但与此同时，纳粹依靠的是在国家生活中扮演着次要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寄生角色的社会渣滓，而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身后的是人民的精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真实比重比所有德国法西斯分子的比重大几十倍。只有行动能够充分揭示这点。现在，革命行动的首创精神只能来自奥地利无产阶级。为此需要什么？勇敢、勇敢，还是勇敢。奥地利无产阶级除了自己的锁链，什么也不会失去。他们以自己的首创精神能赢得欧洲和整个世界！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2]《工人报》本身对波拿巴主义的阴影感到担心，它写了《多尔富斯的雾月19日》一文；但在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这只是文学上的噱头。我们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寻找经典的阶级分析，纯属徒劳。他们需要马克思主义只是为了说明过去：在现实政治中，他们以二流的心理计谋为指导，一心希望好歹能对付过去。
[3]小协约国系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1920—1921年建立的政治同盟，目的是维持中欧和南欧的现状。小协约国追随法国对外政策，它的真正目的是保证法国在中欧和南欧的霸主地位。——译注
[4]1920年3月13—17日在德国发生的未遂的反革命政变。由大地主W. 卡普和将军E. 鲁登道夫、W. 吕特维茨等人为首的保皇派和军国主义分子所发动，被无产阶级总罢工和革命战斗所粉碎。——译注
[5]皮埃蒙特是意大利西北部地区，意大利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复兴运动的主要中心，抵抗运动的最重要中心。——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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