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性的阶段
法国事件的节奏急剧地加快了。过去只能在理论分析和个别政治征兆的基础上评价局势的前革命性，而现在，事实为自己说话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整个法国只有两个政党——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袖，他们看不到、不理解或是不愿意看到革命危机的整个深度。应该把“独立”工会领袖也纳入他们之列。今天，工人群众借助直接行动造成了革命形势。资产阶级对事件的发展怕得要命，他们在政府的鼻子底下、在幕后采取了回击、拯救、欺骗、镇压和血腥报复所必需的全部措施。只有“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袖们还在继续空谈什么人民阵线，好像阶级斗争还没有推翻他们可鄙的纸牌搭的房子似的。
布吕姆声明：“国家把委任状交给了人民阵线，我们不能越过这个委任状的范围。”布吕姆在欺骗自己的党，并企图欺骗无产阶级。斯大林分子（他们仍自称为“共产党员”）在这方面帮助他。事实上，社会党员和共产党员利用选举机制的花招、圈套和绞索，为与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联盟的利益而强奸劳动群众。危机的政治实质是，人民厌倦了激进派和他们的第三共和国。法西斯分子企图利用这点。社会党员和共产党员干了什么？在人民面前为激进派担保，把激进派描绘成无辜遭到诽谤的人，让工人农民相信，拯救全在于达拉第内阁。整个选战就是按照这个音叉定的音。群众是怎么回答的？他们让给予作为极左翼的共产党员的选票和席位大大地增加。对作为苏联外交雇用的转向和摇摆，群众并不明白，因为尚未在自己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检验。群众只能在行动中学习：他们没有时间从事理论学习。当150万选民把自己的票投给共产党员时，他们中的多数对后者说：“我们希望你们在法国能做1917年10月俄国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国家中所做的事。”这是法国最积极的那部分居民的真正意志，只有它才能够为法国的未来而斗争并保障这个未来。这是选举的第一个教训。
尽管相当大量的新社会党分裂出去，社会党人大致保持了原来的选票。在这个问题上，群众也给自己的“领袖们”上了极好的一课。新社会党千方百计希望组合，即在拯救“共和国”和它的繁荣的名义下与共和派资产阶级合作。他们与社会党人的分裂正是沿着这条线进行的，并在选举中作为竞争对手出现。选民背离他们而去，新社会党被击溃。两年前，我们曾经预言过，进一步的政治发展将首先摧毁倾向于激进派的小集团。这样，在社会党人和新社会党的冲突中，群众遗责和抛弃了这个集团，因为它更系统、更坚决、更响亮和更公然地宣扬与资产阶级结盟。这是第二个教训。
社会党不仅就其政策，而且就其社会构成来说，它不是工人政党，这是新中间阶层（官员、职员等）和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的党。对选举统计的严肃分析表明，社会党人把相当部分工人和最贫穷的农民输给了共产党人，从激进派那里得到大量中间阶级集团作为补偿。这意味着，小资产阶级的运动是从右向左转，走向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而大中资产阶级集团离开左派而向右转。组合是根据阶级之轴，而不是人为的“人民阵线”的路线进行的。政治关系迅猛的极化，表明了危机的革命性。这是第三个主要教训。
因而，选民表现出的自己的意志——他们在议会拘束衣中能够表现它的限度内——不是有利于人民阵线的政策，而是反对它的。诚然，在第二轮投票中，社会党人和共产党员为了激进资产者的利益而撤销了自己的候选人，更加歪曲了法国劳动者的政治意志。尽管如此，激进派遍体鳞伤地结束了考验，失去了整整1/3的席位。《时代》杂志说：“这是因为他们加入了与革命者的联盟。”达拉第反驳说：“没有人民阵线，我们失去的还要多。”达拉第无疑是正确的。如果社会党人和共产党员推行阶级政策，即为工人与城乡半无产阶级分子的联盟而进行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它的腐朽的激进派一翼也包括在内）的斗争的话，他们会获得多得多的选票，而激进派回到议会中时，将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集团。
所有政治事实都证明，无论是在法国的社会关系中，还是在群众的政治中，都没有人民阵线的任何支柱。这个政策是从上面强加的：激进资产阶级、社会党的领袖们和投机者、苏联外交官和他们的“共产党”仆人。他们以联合起来的力量，在所有选举制度中最不光彩的一种的帮助下，为了在政治上欺骗劫掠人民群众，歪曲他们的政治意志，而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然而，群众能够在这些条件下表明，他们想要的不是与激进分子的联合，而是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整个资产阶级。
如果在社会党人和共产党员为激进派的利益而退让的所有那些选区中，在第二轮投票中推出革命工人为候选人的话，他们无疑会得到相当多的选票。遗憾的是，没有能作出这种倡议的组织。这表明，中央和地方的革命集团落后于事件的动态发展，它们宁愿克制，在应该行动的地方却采取逃避方针。真可悲！但群众的整体定向仍是十分明确的。
社会党人和共产党员全力筹备埃里奥内阁，最糟的也是达拉第内阁。群众是怎么做的？他们把布吕姆内阁强加给社会党人和共产党员。这难道不是对人民阵线政策的直接的不信任案？或是还需要证明？看来，为纪念公社社员的宣言在今年超越了巴黎所见到过的所有的人民宣言。然而，激进派与这个宣言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关系。巴黎劳动群众以无与伦比的政治本能表明，在他们不能容忍他们的领袖们与资产阶级者们令人厌恶地称兄道弟的地方，他们都将以双倍的数量出现。5月24日 强有力的宣言是巴黎工人对人民阵线政策的令人信服的、不容置疑的否认。
“但要知道，若没有人民阵线，社会党人和共产党员在议会中就不会有多数，这个议会也就没有生命力，激进派——噢，太可怕了！——就会投入‘反动’的怀抱。”这种议论完全配得上那些处于社会党和共产党首脑地位的胆怯的庸人。议会的没有生命力是危机的革命性的必然结果。在一系列政治伪造的帮助下，这一没有生命的东西得以稍稍用假面具遮掩；但它在明天仍要暴露出来。为了别把反动透顶的激进派推到反动派的怀抱里，应该与激进派联合起来保卫资本。人民阵线的使命就在这里，也只在这里。但工人妨碍他们这样做。
议会没有生命力，因为今天的危机不能在议会道路上发现任何出路。法国劳动者以他们敏锐的革命本能，再次准确地抓住了局势的这一主要特点。在土伦和布雷斯特，他们发出了最初的警报。士兵抗议延长服役期，对资产阶级秩序来说，这是群众直接行动的最危险的形式。最后，在那些日子里，当社会党代表大会一致（与好说空话的马尔索·皮维尔一起）从“人民阵线”那里接过了委任状，并把它交给了列昂·布吕姆；在那些天里，当布吕姆在镜子里上下打量自己时，做着即将上任的国家首脑的手势，发出即将上任的国家首脑的欢呼，并对出现在那些只提布吕姆，从来不提无产阶级的文章中的这些欢呼作解释；然而正是在这些日子里，波澜壮阔的、真正罢工的春潮席卷了法国。找不到领导就绕开它，在停工后，工人勇敢地、充满信心地占领了厂房。
资本的新宪兵萨兰格罗还没有来得及接过权力，就声明（完全像埃里奥、拉瓦尔、塔尔迪和德拉罗克一样）他将保卫“秩序，反对无政府现象”。此人把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称为秩序。他称为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斗争为无政府。工人对工厂目前还是和平的占领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劳动者说：我们想成为这些建筑的主人，而在此之前，我们只是奴隶。
害怕得要死的列昂·布吕姆想吓唬工人，他说：“我不是克伦斯基；而且在法国来接替克伦斯基的将不是列宁，而是另外的人。”可以认为，似乎俄国的克伦斯基明白列宁的政策或是预见到他的来临。实际上，克伦斯基与布吕姆一样，让工人相信，在他垮台时，上台的不是布尔什维主义，而是“某个别的什么”。正是在布吕姆想与克伦斯基划清界限的地方，他在亦步亦趋地模仿后者。但是，不能不承认，在事情取决于布吕姆的限度内，他确实在为法西斯主义而不是无产阶级清理道路。
在这种局势下，最不能容忍的和最可耻的行为，是共产党员的行为：他们许诺在不参加布吕姆政府的情况下，将全力支持它。加香和多列士说：“我们是十分可怕的革命者，我们的激进同志会被吓死；我们最好还是留在前厅。”幕后的米勒兰主义比公然的、公开的要有害10倍。实际上，共产党员想维持外在的独立性，以便更好地让工人服从人民阵线，即资本的纪律。但阶级斗争成了这方面的障碍。简单的群众罢工无情地破坏了人民阵线的神秘和它的神秘化。它已经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今后它只有死路一条。
在议会道路上是没有出路的。布吕姆想不出炸药来，因为他害怕炸药。人民阵线的进一步的诡计只能是延缓议会制的弥留，使德拉罗克有机会准备新的、更加严酷的打击，如果……如果革命者不赶在他前面的话。
在法国的前共产党员、前社会党人、前工团主义者，他们以小组或小集团的方式生活，他们在封闭的环境中彼此交流对事件的印象，认为对他们的高深的参与来说，时机还没有成熟。“还太早。”当德拉罗克来临之时，他们会说：“现在已经太晚了。”这类的好发空议论的先生不在少数。哪怕再为这些人多浪费一分钟，也是最大的犯罪。让那些不中用的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
现在，法国的命运不是在议会中，不是在妥协派、改良派和斯大林派的报纸编辑部里，不是在怀疑者、爱发牢骚的人和空谈家的小团体中解决的。法国的命运在工厂里解决，它们能够用行动指出从资本主义无政府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出路。革命者的位置在工厂中！
共产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在其折中主义的饭菜中，把建立群众委员会，即萌芽状的苏维埃与和激进派的联合并排放在一起。季米特洛夫像他的鼓舞者一样，严肃地认为能够把阶级合作和阶级斗争、与资产阶级结盟和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的斗争、与达拉第的友谊和建立苏维埃结合在一起。法国的斯大林分子把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人民阵线委员会，认为他们这样就能把革命斗争与维护资产阶级民主调和起来。今天的罢工从根子上打碎了这个可怜的幻想：激进派害怕委员会，社会党人害怕吓着激进派。共产党员害怕吓着这两拨人。忘我地忠于群众，他们的事业、他们的斗争的真正的革命组织才能使用委员会的口号。法国工人重新表明，他们无愧于自己的历史声誉。应该相信他们，苏维埃总是诞生于罢工之中。群众罢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自然力。行动委员会现在不能是别的，只能是那些占领了企业的罢工者。从一个车间到另一个车间，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行动委员会应该在自己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在城市、生产集团、地区的代表会议上集合起来，以全法行动委员会的代表大会而告终。这将是那个应该取代今天的无政府状态的新秩序。
列·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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