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课
——论即将来临的战争的性质问题
在彻底粉碎了“民主”幻想的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12年之后，共产国际的领袖们企图证明，资本主义世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本性；帝国主义不再是我们星球上的决定性的因素；世界的对抗不是由垄断资本的贪婪的利益，而是由抽象的政治原则决定的，对各国人民的新的屠杀将是无辜的、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防御战争。如果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夜，第三国际的冒险家竟敢传播那些第二国际的叛徒在过去的那场战争中用来欺骗群众的同样的思想，那人类就太健忘了。
但是，问题并不局限于简单的重复。因为在过去的25年中，资本主义的腐朽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进一步深化，那么第三国际的伪造具有比过去那场战争中社会护国主义学说更加赤裸裸的、更加无耻和卑鄙的性质。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已经对“民主”公式的拯救失去了信心，与绝望相去不远，带着惊讶和新的希望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出乎预料的帮助。部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随着他们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了共产党沙文主义者的一边。“人民阵线”的腐朽的、可耻的政策的最重要的政治源泉就是这样。
每一次深刻的危机——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都有其积极的一面，可以对各种传统因素和公式进行检验，暴露那些在“和平”时期为抹杀矛盾服务的东西的腐朽，从而推动全面向前发展。围绕着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危机出色地完成了这项进步工作。马克思主义者只需从这一新鲜经验中得出必要的政治结论。
过去战争的经验
我们从扼要地回顾过去开始。众所周知，1914—1918年的战争是一场“捍卫民主”的战争。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联盟允许协约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腼腆地对第五个盟友沙皇俄国闭目不看。在推翻了尼古拉二世的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民主阵线被彻底拉平。只有习性难改的布尔什维克还能在此之后还继续指责帝国主义。自由派米留可夫和几乎是社会主义者的克伦斯基想占领加利西亚、亚美尼亚和君士坦丁堡，真的值得对此吹毛求疵吗？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最终查清，布尔什维克干脆就是鲁登道夫（那时的“希特勒”）的间谍。
虽然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俄国抛弃了民主国家的神圣阵营，战争仍以后者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胜利的结果是《凡尔赛和约》，诚然付出了数百万年轻生命的代价。《凡尔赛和约》的使命是在地球上彻底确立民主和各国发展的自由，并且在全面裁军的基础上实现各国人民的合作。国际联盟为战争成果加冕，后者应该是“最后一次战争”，威尔逊和第二国际是这样许诺的。
但是，人间天堂并没有出现，却出现了某种十分像是地狱的东西。《凡尔赛和约》窒息了欧洲，贸易保护主义窒息了经济，“捍卫民主的”战争开辟了民主彻底衰败的时代，世界变得更加贫穷、更加拥挤，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转上了法西斯专政或军国主义专政的道路，国际关系变得更加险恶。取代裁军的是军国主义纲领，而在上一次战争的前夜，人们认为它是一场噩梦。在地球的各个地方都爆发了血腥冲突的头几场较量。正是在这个时刻，共产国际选择了放弃国际主义的最后残余，宣布新时代的任务是无产阶级与腐朽的帝国主义民主国家的“反法西斯”联盟。最大的全球性的传染病的源头，是一度为共产国际的一堆臭大粪。
赞成和反对再一次重新瓜分地球的斗争
第二国际的某些理论家像考茨基一样，企图揭示某种前景，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帝国主义分子在对各国人民的大型屠杀中试验了自己的力量之后，被迫建立股份公司式的对世界的和平统治（超帝国主义理论）。这个庸人—和平主义理论是国际联盟的社会党的影子，企图对下面两个过程闭目不见：第一，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而且除了武力之外，根本不可能实际衡量这些变化；第二，宗主国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是破坏平衡的最重要的因素，它本身就排除了“和平的”帝国主义掠夺的可能性。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裁军纲领只能是可怜的乌托邦。
法英两国（更不用说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了）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与它们拥有的大量殖民地之间极端的、不断增长的不相称，就是这样的世界冲突的源泉，新战争的激发物，像法西斯“侵略者”的无法餍足的贪婪一样。更确切地说，两种类型的现象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英法民主的“热爱和平”依靠的是镇压亚洲、非洲数亿人的民族民主运动，为的是从他们那里获得巨额超额利润。另一方面，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许诺说，当他们得到足够的殖民地后，他们就会变“温和”。
美国由于几乎是独霸一个具有取之不尽的自然财富的整个大陆，在一系列有利的历史条件的推动下，它对世界的统治十分“平和”与“民主”，如果不算消灭印第安土著，夺取墨西哥最好的部分，粉碎西班牙，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等琐事的话。但是，这一“田园诗”式的扩张方法已经彻底属于过去。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可怕的腐朽，以越来越赤裸裸的战争形式把生死攸关的问题摆在它面前。通过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通过胡佛的公谊会的国际慈善机构、罗斯福的新政、孤立主义学说、绝对中立法等，美国注定会走向世界尚未见过的帝国主义扩张的爆发。
被《凡尔赛和约》远远地抛向后面的德国，把“国家统一”的任务作为自己帝国主义纲领的基础。魏玛民主的合法继承人、法西斯主义就是在这个口号下成长壮大的。真是命运的嘲弄！在其历史上升时期（从拿破仑战争到1871年《凡尔赛和约》），落后的德国资产阶级表明无力以自己的力量实现国家统一。俾斯麦完成了这项工作的一半，整个封建分立的垃圾几乎没有触及。1918年革命诚然废除了德国王朝（只是因为社会民主党无力拯救它！），但被社会民主党出卖给贵族、银行家、官僚和军官，它不仅不能实现统一的日耳曼共和国，也不能哪怕是建立官僚中央集权的霍亨索伦式的德国。这两个任务都落到了希特勒的身上。从某一点来说，法西斯领袖是以俾斯麦的继承人身份出现的，后者又是1848年破产的资产阶级的遗嘱执行人。但这最终只是表面的。它的社会内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先进国家中，民族国家从进步因素早就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德国境内过剩的几千万德国人没有改变民族国家的反动本质。帝国主义分子以自己的方式很好地理解这点。对希特勒来说，事关的根本不是作为一个独立任务的“德国人的统一”，而是为进一步的全球扩张建立更广大的欧洲桥头堡。苏台德德国人的危机，更确切地说，是苏台德山脉的危机，是通向殖民地战争的道路的一个阶段。
再一次重新瓜分世界已经提上日程。革命地教育工人的第一步应该是善于在官方公式、口号和虚伪的话语下区分出帝国主义的实际胃口、计划和打算。
帝国主义四重奏取代“民主阵线”
欧洲民主国家的温顺让步，不是爱好和平，而是软弱的结果。软弱的原因不是民主制度的本身，而是宗主国的经济基础与从过去继承来的殖民帝国之间的比例失调。比例失调又加上殖民地的解放斗争，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它很可能变成燎原的革命之火。在这些条件下，腐朽的“民主”真的成为老牌帝国主义强国的软弱的附加源泉。
法国公然的反革命无疑从人民阵线的投降中赚到了资本。可以有把握地等待，利用主要军区的庇护，法国法西斯主义会得到加强。在英国，当权的是保守的资产阶级，工党反对派在近期取胜的可能性，大概比法西斯主义的更大。但由于整个历史形势，工党上台可能只是插曲，更确切地说，是在通往更剧烈的变化道路上的一个阶段。我们时代的最邪恶的精灵不是艾德札[2]上校和西特林爵士所能对付的！
无论如何，“人民阵线”招摇撞骗者许诺的“世界民主阵线”，目前看来已被四强——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法国——阵线所取代。在慕尼黑协商之后，英国和法国在协商中对希特勒投降，在墨索里尼一贯的模棱两可的调停下，四国首脑作为民族英雄分别出现在各自国家的人民面前：希特勒统一了德国；张伯伦和达拉第防止了战争；墨索里尼既帮助了德国，也帮助了英法。四重奏万岁！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总是为了形形色色的和平代表会议动员的小资产阶级弟兄们，现在已经开始把自己的目光转向新的调解人。法国社会党人在达拉第这位投降英雄的特命全权问题上弃权：弃权只是从莫斯科阵营到四重奏阵营的过渡阶段。斯大林的近卫军在议会代表和参议员中被孤立，象征着克里姆林宫在欧洲政策中的完全孤立。
但是，现在就已经能够肯定地说，慕尼黑四重奏同样不能维持和平，就像从来就不曾存在过的“民主阵线”一样。英法把捷克斯洛伐克投入希特勒的血盆大口中，为了让他有时间消化，把关于殖民地的问题推到未来。张伯伦和达拉第极其模糊和没有信心地许诺，在所有有争议的问题下达成总体协议。在希特勒那方面，他答应不再在欧洲提出领土要求。至少，他以此表明，他打算在世界其他部分提出领土要求。至于阿尔萨斯—洛林、施勒兹文格等，在最好的情况下，希特勒把这些问题的解决推迟到新的世界大战。如果在近一两年中，法西斯主义在法国取得胜利，而在英国工党获胜，这些政治变化对改变帝国主义在世界版图上的格局，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法西斯主义的法国像“人民阵线”的法国一样，不打算把阿尔萨斯—洛林交给希特勒或和他分享殖民地。渗透了帝国主义精神的工党不能与意大利缓和在地中海的对抗，也不能阻止德国和英国利益在世界范围中的对抗的发展。在这些条件下，四重奏如果还存在的话，它也只能维持到最近一次危机的爆发，这已无须久等。帝国主义命里注定地、不可遏制地根据力量对比的变化走向重新瓜分世界。为了防止灾难，应该绞死帝国主义。所有其余的方法，都是虚构、幻想和欺骗。
捷克斯洛伐克政变的意义
法国和英国拒绝保卫捷克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利益，不仅导致肢解捷克斯洛伐克，还导致了它的政治制度的覆灭。在这个经验中，以化学般的纯度暴露出，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不是“人民意志”的表达，而只是使捷克垄断资本适应列强保护国的机关而已。只要失去军事保护，民主机制就不仅不再需要，而且还有害，因为与希特勒有更多摩擦的危险。捷克资产阶级上层立即建立了以军人专政形式出现的新的帝国主义适应机关。制度的改变没有人民的起码的参与，没有新的选举，甚至没有诉诸旧的议会。人民选举的总统、前“民主派”贝奈斯，请求共和国老将军上台，开始时，这一请求表面上是对人民的让步，后者骚动不安、抗议、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手持武器反抗希特勒。反抗？现在把作为国家领袖的将军给你们！完成了这个行动，文职总统就递了辞呈。此后，曾作为民主之剑的军队首脑的将军宣布了自己的意愿，为了与希特勒友谊的利益，推行新制度。仅此而已！
一般来说，在自由竞争时代，民主对资产阶级是必需的。垄断资本不是建立在“自由”首创精神的基础上，而是在集中指挥的基础上的，它不需要民主；后者束缚它、限制它。帝国主义在一定时间内容忍民主，把它看做是不可避免的灾难。但在内心深处，它向往专政。还是在上一次战争中，在22年前，列宁就曾写过：“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共和民主和 君主反动之间的区别在消失，正是因为二者都在迅速地腐烂。”接下来说：“政治上全面反动，是帝国主义的固有特性。”只有无可救药的愚钝者才会认为，世界范围的帝国主义对抗是民主和法西斯主义的不可调和性决定的。事实上，所有国家的统治集团都把民主、军人专政、法西斯主义等看成是在帝国主义目的的名义下，让本国人民服从自己的不同工具和方法；而且在政治制度之一的民主制中，早就以如总参谋部的形式，将另一种军人专政制度纳入其中。
在德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参与下，把作为法西斯主义保护人的陆军元帅兴登堡抬上总统的职位。兴登堡又请希特勒上台，此后，陆军元帅本人并没有递交辞呈，而是死了；但这已经是技术和年龄问题了。实质上，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变再现了德国政变的主要特征，以此揭示了帝国主义政治机制的主要动力。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制度的问题，是在幕后解决的，无疑是在捷克、法国、英国和德国资本巨头、上层将军和外交官的会议上。主要关注的是，让国家边界的移动对金融寡头利益的破坏最小化。从英法方向转到德国方向，在根本上意味着股权的交换，对斯科达等的军工厂订货的重新分配。
顺便说说，对社会民主党和前共产党的立场，没人感兴趣，因为它们在捷克斯洛伐克不再能进行反抗，就像它们的德国大姐一样。服从“国家需要”，这些腐烂透顶的组织为瘫痪无产阶级的革命反抗，做了它们所能做的一切。当政变结束时，金融寡头大概会举行“全民公决”，即为被赶入绝境的人民提供在西罗维的枪口下，对那些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发生的反对他的变化表示“赞成”的宝贵机会。
捍卫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独立”？
据报道，在9月关键的一个星期中，甚至在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传来了声音，意思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与德国之间的一对一的交锋中，无产阶级将应该帮助捷克斯洛伐克拯救自己的“民族独立”，哪怕是与贝奈斯联盟。这个假设的情况没有出现：捷克斯洛伐克独立的英雄应该像期待的那样，不战而降。但是，为未来的利益，不能不在此指出生不逢时的“民族独立”理论家的最严重和最危险的错误。
甚至抛开自己的国际联系，捷克斯洛伐克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国家。国内进行经济统治的是垄断资本。捷克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统治（也许，很快就应该是曾统治过）几个被压迫民族。因而，即使是从被孤立的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来说，进行战争也不是为了维持，而是为了扩大帝国主义剥削的边界。
捷克斯洛伐克与德国之间的战争，甚至如果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没有立即介入的话，也不允许在欧洲和世界帝国主义关系的困境之外来观察，从中可能爆发的这场战争只是一个插曲。一两个月之后，捷克和德国的战争——如果捷克资产阶级想打仗和能打仗的话——将唤起其他国家不可避免的干预。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最严重的错误是依据今天的外交和军事集团的情况来确定自己的立场，而不是根据在这场战争背后的社会力量的一般性质。
我们已经数百次地重复了克劳塞维茨不可取代的、异常重要的论题：战争是政治的以其他手段的继续。为了确定战争在每个具体情况下的历史和社会性质，应该以对战前并引发战争的政策的科学分析为主导，而不是以印象和猜测为主导。从形成七拼八凑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天开始，这个政策就具有帝国主义的性质。
可以反驳说，除了让苏台德的德国人、匈牙利人、波兰人，也许还有斯拉夫人分离之外，希特勒不会不奴役捷克人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有充分权利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这样提出问题，不是别的，正是社会护国主义的诡辩。帝国主义对抗进一步发展的具体道路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捷克斯洛伐克被彻底粉碎，当然是可能的。但也存在着这种可能，在这一粉碎完成之前，欧洲大战已经爆发，捷克斯洛伐克将在胜利者一边参加对德国的新的肢解。莫非革命党的角色是“受害的”帝国主义暴徒的助理护士吗？
十分明显，无产阶级应该从这场战争、它的现状，即它是如何被此前的发展进程引发的出发，而不是从对战争的可能的战略结局的假定、猜测出发，来制定自己的政策。在这样的猜测中，每个人都必然会选择更加符合他自己愿望和民族好恶的方案。显然，这样的政策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主观主义的，不是国际主义的，而是沙文主义的。
帝国主义战争无论从哪个角度开始，它都不是出于“民族独立”，而是为了个别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而重新瓜分世界。这不能排除，帝国主义战争会捎带着使这个或那个“国家”的状况改善或恶化，更确切地说，是以一个国家为代价改善另一个国家的状况。这样，《凡尔赛和约》割裂了德国。新的和约可能会割裂法国。社会护国主义者们正是利用这个未来可能的“民族”危险，来支持现在的“自己的”帝国主义匪帮。捷克斯洛伐克丝毫不能构成这一规则的例外。
实质上，所有这类有利于支持这一或那一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猜测论据和用未来的国家灾难来恫吓，都是出于公然或默默地放弃革命前景和革命政策。当然，如果新的战争仅仅以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阵营的一场军事胜利而告终的话，如果战争没有引发革命起义和无产阶级的胜利的话，如果比《凡尔赛和约》更加可怕的帝国主义的新和约没有把新枷锁戴在各国人民身上几十年之久的话，如果不幸的人类默默驯服地忍受所有这一切的话，那就不仅是捷克斯洛伐克或比利时，连法国也可能被抛入被压迫民族的状态中（这样的假设也适用于德国）。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令人震惊的没落将使各国人民倒退好几十年。当然，在这一前景，即消极、投降、失败和衰落的前景实现的情况下，被压迫阶级和整个的民族将被迫浑身血汗地在曾经走过的历史道路上四肢着地地爬行。
这样的前景是否能够排除？如果无产阶级将无止境地容忍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和共产沙文主义者的领导的话，如果第四国际不能找到通往群众的道路的话，如果可怕的战争没有把工人和士兵推上起义的道路的话，如果各殖民地人民将默默忍耐地为奴隶主的利益而流血的话，在这些条件下，文明程度必将会降低，衰退与瓦解可能重新把欧洲的民族战争提上日程。但那时，我们，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的后代，将在对新形势的分析的基础上，决定自己对未来的战争的政策。今天，我们不是以衰败的，而是革命的前景为出发点；我们是以帝国主义为代价，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代价的失败主义者。我们不把作为民族的捷克人、比利时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命运的问题，与新的帝国主义分子群殴中战线移动的情况联系在一起，而是与无产阶级起义和它对所有帝国主义分子的胜利联系在一起。
我们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第四国际的纲领宣称，所有欧洲大小国家的自由，只能在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框架内得到保障。
再论民主和法西斯主义
所有这一切当然不意味着，在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根本就没有区别，或是这一区别对无产阶级无关紧要，像不久前斯大林分子所断言的那样。马克思主义者与这样廉价的虚无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需要的只是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清楚地理解这一区别的实际内容和它的真正界限。
落后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主的斗争，民族独立也包括在内，是历史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进步阶段。正是因此，我们承认，这些国家的工人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积极参加“保卫祖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当然是在保持自己的阶级组织的充分独立性、对沙文主义毒素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的条件下。这样，在墨西哥与石油大亨和他们的被称为大英帝国民主政府的执委会的冲突中，代全世界自觉的无产阶级完全站在墨西哥一边（当然，这不适用于英国工党领导的帝国主义的仆从们）。
至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它不仅早就超越了财产所有制的旧形式，也超越了民族国家，从而也超越了资产阶级民主。当代文化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此。帝国主义民主正在腐朽和瓦解。对先进国家来说，“保卫民主”的纲领就是反动纲领。在这里，唯一进步的任务就是准备全球社会主义革命。它的任务是打破旧的民族国家的框架，建立只取决于地理和技术条件的经济，没有中世纪的海关和关税。
这仍不意味着对今天帝国主义的政治方法的无所谓的态度：在反革命力量把国家从腐朽的“民主”往后拖向外省分立主义、君主专制、军人专政、法西斯主义的所有情况下，无产阶级在不为“保卫民主”承担丝毫的责任（它是保卫不了的！）的情况下，给这些反革命力量以武装回击，在胜利的情况下对帝国主义民主展开进攻。
但是，这个政策只能在国内冲突中采用，即在斗争的赌注真的是事关政治制度问题的情况下。就像在西班牙的情况那样。西班牙工人参加反佛朗哥的斗争，是他们的最基本的责任。但正是因为也只是因为，工人未能及时地用自己的政权取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权，“民主”才能为法西斯主义开路。但是，把同一个国家各个阶级的斗争规律和规则机械地转用到帝国主义战争，即不同国家的同一个阶级的斗争中去，就是纯粹的伪造和招摇撞骗。现在，在捷克斯洛伐克最新的一课之后，似乎已经没有必要证明，帝国主义者彼此斗争不是出于政治原则，而是为了在随便什么原则的掩盖下对世界的统治。
应该认为，墨索里尼和他最亲密的助手是无神论者，即他们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魔鬼。英国国王和他的大臣们沉湎于中世纪的偏见中，甚至相信魔鬼的祖母。这不意味着意大利与英国之间的战争，将是科学反对宗教的战争。墨索里尼将全力掀起穆斯林的宗教热情。虔诚的新教教徒张伯伦也将寻求神父的帮助，等等。在人类进步的日历上，共和国比 君主专制站得要高。这是否意味着法兰西共和国与 君主专制的荷兰之间为争夺殖民地的战争，是共和国反对 君主专制的战争呢？在突尼斯，贝伊反对法国的民族战争中，进步在野蛮的君主一边，而不在共和国一边，就不用说了。卫生在人类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是，当事关屠杀时，凶手是否事先洗过手，就没有决定性的意义了。用政治或道德抽象物来偷换彼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实际目的，就不是为民主而斗争，而是帮助掠夺者掩盖他们的占领、掠夺和暴力。现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主要职能就在于此。
克里姆林宫波拿巴主义集团的国际政策
这次受到直接打击的是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英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但克里姆林宫受到的打击最严重。虚构、招摇撞骗和伪造的体系遭到了国际性的覆灭。
镇压了苏联群众，与世界革命政策决裂后，克里姆林宫集团就成了帝国主义的玩具。近五年来，斯大林的外交基本上只是希特勒外交的反映和补充。1933年，斯大林死乞白赖地要与希特勒结盟，但伸出的手遭到拒绝，因为希特勒在寻求与作为德国和欧洲免遭布尔什维主义横祸的拯救者的英国的友谊。于是斯大林把下面的事情作为自己的任务：对资本主义欧洲证明它不需要希特勒，布尔什维主义本身之中没有任何危险，克里姆林宫政府是家畜，它能后腿站立。这样，在离开希特勒，更确切地说，是被他推开之后，斯大林开始逐渐成为为富足帝国主义国家服务的仆人和杀手。
克里姆林宫集权匪帮对病入膏肓的资产阶级民主突然爆发的崇拜，就是由此而来。无意义地把国际联盟理想化也是由此而来，“人民阵线”、扼杀西班牙革命、用“反法西斯”宣传取代实际的阶级斗争，也是由此而来。在墨西哥和平主义的代表大会（1938年9月）上，苏联官僚集团和共产国际今天的国际职能格外无耻地暴露出来，在会上，莫斯科的雇用代理人企图让拉丁美洲人民相信，他们应当进行斗争反对的仅仅是法西斯主义，而不是威胁他们的现实的帝国主义。
应该期待，斯大林以这些低劣的手腕既不能为自己赢得友谊，也不能赢得信任。帝国主义者习惯不是根据其“领袖们”的宣言，甚至不是根据它的上层建筑来评价一个社会的，而是根据它的社会基础。只要在苏联还保持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用外贸垄断制来保卫它，包括“民主帝国主义者”在内的帝国主义者对斯大林的信任与尊敬，远不如封建 君主专制的欧洲对拿破仑一世的信任和尊敬。被胜利的光环笼罩、被杰出的元帅们簇拥的拿破仑未能避免滑铁卢。斯大林完成了一系列的投降、失败和背叛，逐个消灭了革命元帅。还能对等待他的命运有丝毫的怀疑吗？
在战争道路上唯一的障碍是有产阶级对革命的恐惧。只要共产国际还忠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它和与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红军就是最重要的和平因素。把共产国际变成妓女，把它变成“民主”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使苏联的军事力量失去首脑并使它瘫痪，斯大林最终放开了希特勒和他的对手的手脚，把欧洲推入战火之中。
今天，莫斯科的伪造者让自己过去的民主朋友贝奈斯吃惊，他们廉价地诅咒后者过早地投降，妨碍了红军在不顾法国行为反应的情况下粉碎希特勒。这些剧院的雷声只是更好地照出了克里姆林宫的无力和虚伪。谁强迫你们相信贝奈斯了？谁迫使你们编造“民主联盟”的神话了？最后，谁妨碍你们在关键时刻——当时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像一口沸腾的大锅一样——号召布拉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派遣红军去帮助它了？显然，与法西斯战斗要比枪杀和毒杀老布尔什维克困难得多。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中，所有小国，特别是所有殖民地人民都应该明白，他们能够期待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帮助。
只有推翻克里姆林宫的波拿巴主义集团，才可能恢复苏联的军事力量。只有消灭前共产国际，才能为革命的国际主义清理道路。反对战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要求进行反对罪行累累的斯大林主义。谁若直接或间接地保卫它，谁对它的背叛保持沉默或粉饰它的军事实力，他就是革命、社会主义和被压迫人民的最坏的敌人。克里姆林宫的强盗头目越早被武装的工人压力所推翻，苏联的社会主义复苏的机会就越多，国际革命的前景就越近、越广阔。
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
为了明白社会民主党和前共产国际今天的角色，应该重提一下机会主义在世界工人运动中的经济基础。
资本主义的繁荣持续到1913年，其间有不可避免的波动，使资产阶级一方面能够稍稍提高无产阶级某些阶层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抛给工人官僚和贵族相当丰厚的施舍，这就使他们凌驾于群众之上。觉得“社会问题”已经接近解决的工会和议会官僚有机会对群众指出他们自己命运中好转的因素。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就是这样，是群众的幻想体系，从工人官僚那方面来说，则是欺骗体系。第二国际的改良乐观主义在战前最后一次经济高涨年代（1909—1913）中达到了顶点。领袖们因此接受了战争，并对群众把它描绘成外来的灾难，威胁着不断增长的民族福利的基础。“保卫祖国”的政策就是由此而来的，从群众方面来说，它是不自觉的，而从工人官僚那方面来说，它是自觉的和半自觉的，实际上，它是保卫本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利益。
事实表明，战争不是暂时破坏了国家进步的“外来的”灾难，而是帝国主义体制当其在自身的基础上继续进步事实上已经不再可能时，它的内部矛盾的爆发。因为战争既不可能扩大我们的星球，也不能让资本主义重返青春，它只能以极度加快和激化资本主义腐朽的全部过程而告终。工人官僚随着民主的没落而没落。法西斯主义给工人带来的只是双重的奴役；它给改良主义官僚带来的是彻底灭亡。
保留民主政治公式（虽然在极度畸形的形式中，如“特命全权”、移民法、消灭避难权等）的，在列强中只有英国、法国和美国这些最富有的、掠夺成性的、享有特权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早就把殖民统治中的最大最好的一份和我们星球上主要的自然财富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对这种“自然选择”的解释并不难找。民主可以维持到阶级矛盾没有把它炸毁之前。为了缓和社会摩擦，资产阶级被迫豢养一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官僚和工人贵族。今天，只有在那些过去由于压榨世界市场和掠夺殖民地已经积累了巨大财富的国家里，还保留着改良主义的大盆。换言之，在资本主义腐朽的条件下，只有最贵族化的资产阶级才能享有民主制。殖民奴役是社会护国主义的基础。
在那些没有从过去继承下大量积累，又失去从自己的殖民地获得超额利润的可能的国家里，如意大利和德国，资产阶级消灭了议会，驱散了改良主义官僚，严厉压制工人。法西斯官僚诚然吞噬的并不少，甚至比改良主义官僚还要多；然而不能迫使它对群众让步，无须承担没落的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兑现的诺言。失去了大盆，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退休的社会民主党官僚高高举起失败主义的大旗——不过是在流亡中。
社会护国主义，更确切地说，是社会民主党力量的主要源泉，是资产阶级的庇护，它通过议会、报刊、军队、警察保卫和维护社会民主党免遭所有革命运动的冲击，甚至免遭革命批评。在未来的战争中，由于国内和国际矛盾的激化，官僚与资产阶级之间的这一有机联系将暴露得更加公开和无耻，更确切地说，现在已经开始暴露，特别是在人民阵线的背叛政策中，在上一次战争的前夜，这样的战线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但是，倡导人民阵线的不是第二国际，而是第三国际。
共产沙文主义
苏联机会主义极度迅猛的发展，可以用下面的原因来解释，它类似于上一代资本主义国家机会主义盛行的原因，正是在高涨的基础上成功地解决了自己的“社会问题”的工人官僚的寄生性。因为苏联官僚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官僚要强大得多；因为它支配的大盆的容量无限，如果苏联机会主义的变种立刻获得了更加背叛和卑鄙的性质，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前共产国际，在其本来的意义上，它的社会基础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靠克里姆林宫的赏赐为生，服从它的指挥，在这个意义上，每个前共产党官僚都是苏联官僚的没有充分权利的小兄弟。另一方面，前共产国际的机关像社会民主党一样，得到同一个源泉的滋养，即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共产党近几年的增长，它们渗入到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中，它们进入国家机关、工会、议会、地方自治政府等，极大程度地加强了它们对本国帝国主义的依赖，损害了对克里姆林宫的传统依赖。
10年前，我们预言，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应该不可避免地导致共产国际各支部中民族倾向的发展。这个预见早就成了事实。但直到最后一刻，法国、英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美国等国的共产沙文主义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仍是苏联外交利益的折射（“保卫苏联”）。现在，可以有把握地预言新阶段的到来。帝国主义对抗性矛盾的增长，战争危险明显的迫近，同样明显的苏联的孤立，应该不可避免地增强前共产国际内部的民族离心力倾向。它的每一个支部都开始自行发展护国主义政策。斯大林使帝国主义民主国家的共产党与本国资产阶级和解。这个阶段已经走过了。波拿巴主义的撮合者演完了自己的角色。今后，共产沙文主义者应该关心自己的性命，它的利益并非总是与“保卫苏联”相吻合。
当白劳德认为能够在参议委员会声明，在美国与苏联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他的党将站在自己深深热爱的祖国一边的时候，他本人也许把这句话看做是单纯的军事计谋。但事实上，白劳德的答复是从“莫斯科”方向转到“民族”方向的准确无误的征兆。“军事计谋”是出于迎合帝国主义“护国主义”的需要。这个“计谋”的无耻粗暴（从“劳动者的祖国”转向美元共和国），暴露了正在发生的蜕变的全部深度、共产国际各支部依赖资产阶级舆论的全部力量。
15年连续不断的清洗、使人腐化和收买，使前共产国际的官僚堕落到这种程度，他居然能够并随时准备把社会护国主义的旗帜公然地拿在自己的手中。斯大林分子（很快就该称他们为前斯大林分子了）的脑袋瓜并不怎么灵。他们干脆就是捡起了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最没有表现力的陈词滥调。但在散布这些陈旧的庸俗话时，他们使“革命”暴发户发狂，后者把集权政权的诽谤、恫吓和杀戮，变成保卫“民主”的正常手段。至于过去典型的改良主义者，一遇到危险情况，就把手洗干净，他们善于利用新招募的沙文主义者的支持。
在那个在战争期间和苏联处在（如果处在的话）同一个阵营的帝国主义国家里，前共产国际支部当然将会“保卫”苏联（为了不在帝国主义盟友面前声誉扫地，莫斯科将会命令共产党别喊得太响亮，也许会干脆解散它）。然而在敌对阵营的国家中，正是在那里莫斯科需要保卫者，前共产党却完全站在帝国主义祖国一边：这样将更加安全、更加有利。莫斯科统治集团将会收获逼迫共产国际卖身投靠的全部沉重果实。
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在殖民地国家中
作为一个政党，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过去和现在依靠的都是对落后国家人民的帝国主义剥削，它的真正性质在这个事实上暴露得格外清楚，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第二国际任何时候都没有任何影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工人官僚有意识或半本能地担心会在殖民地肇始这样的运动，它可能会破坏他自己在宗主国的福利。
共产国际的情况则不同。作为真正的国际主义组织，它立即投入了殖民地这片处女地，由于列宁主义的革命纲领，它在这里赢得了相当的影响。共产国际后来的资产阶级蜕变，把它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各支部，变成了欧洲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左翼代理。与此相应，殖民地“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也发生了变化。无情地掠夺亚洲、非洲的奴隶和拉丁美洲的半奴隶的同时，现在外国资本被迫在殖民地豢养一小批贵族，他可怜、贫困，但在普遍贫穷的王国中，仍是贵族。在近几年中，斯大林主义成了这个工人“贵族”，还有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官员的左翼的党。为自己的前程而适应民族革命和利用工人组织的资产阶级律师、记者、教师等，在斯大林主义中找到了最合适不过的意识形态。
与帝国主义的斗争需要勇气、果断和准备牺牲。小资产阶级说空话的英雄哪里有这些品质呢？适应“民主的”帝国主义则相反，使他们能够骑在劳动人民的背上得到和平愉快的前程。最方便的是用“保卫苏联”这个口号，即用与克里姆林宫寡头的友谊来对工人掩饰这一适应：这为出版没有读者的报纸，召开豪华的代表大会和形形色色的国际广告式的宣传赢得了机会。职业的“苏联的朋友”、假“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员”的行会团体，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工人运动的真正溃疡，他们以大喊大叫的反法西斯宣言来掩盖自己的社会寄生和自己为帝国主义和克里姆林宫寡头的服务。在其形形色色面具下的斯大林主义，是各落后和被压迫人民解放斗争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从今以后，殖民地革命的问题与第四国际的使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被榨干的柠檬的国际联合会（第三又四分之一国际）
不可救药的中派主义分子（菲涅尔·布罗克威、瓦利克谢尔之流）的伦教局与布兰德勒、斯内夫利特、马尔索·皮威尔一起，在“与所谓的第四国际决裂的各支部”的参与下，考虑到战争危险，联合起来创立——请别开玩笑！——“战争特别基金”（War Emergency Fund）。关于思想的“基金”，这些先生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感谢上帝，他们是唯物主义者，而不是唯心主义者。这个新的“联合”对帝国主义是否是危险，可以怀疑；但它给第四国际帮了大忙，因为它把形形色色的中派主义，即那个与时代精神截然对立的派别的考虑不周、不彻底和站不住脚聚集在一起。像所有类似的机械“联合”一样，它将成为新的内部冲突和分裂的源头，并恰恰在行动时刻到来之际，它将四分五裂。
是啊，又怎能不是这样？从事英勇地创立“基金”的组织，不是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从中派主义政治地图的各个角落走来的，像无家可归的老牌机会主义政党和派别的残余，今天继续玩弄机会主义彩虹的各种色彩，演变成不同的流派。在近几年中，它们都在不断地衰落和削弱，只有新分裂出来的皮威尔的党除外，但可以预言后者将有同样可悲的命运。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里，伦敦局都未能在自己纲领的基础上建立年轻新人的新组织。没有一个革命集团会站在这面旗帜之下，它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在殖民地国家里，伦敦局没有丝毫影响。然而这可以认为是规律：在我们所处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组织，若不能植根于殖民地，它就注定只能苟延残喘。
每个过时的集团都不是靠思想的力量，而是靠惯性维持的。其中一个有着更加严肃的革命历史的组织——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3]至今还不能勇敢地重新审查自己的整个中派主义政策，而该政策是西班牙革命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联合体的其他成员更加不能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委靡的一知半解精神在整个这个组织中弥漫。
诚然，在最初聚集在第四国际旗帜周围的组织中，也有不少“残余”。但这里在科学理论和明确纲领的基础上，进行着筛选、清洗和再教育的巨大工作。这项工作是在自由的、公开的和宽容的辩论气氛中进行的，它的内容和意义是庸人永远都不能理解的。谁若不能经受这样的考验，谁就以事实证明自己在组织上对建立革命的国际是不合格的。就是这些被淘汰的、被抹去的、被抛弃的“残余”，如今被纳入了国际中派主义的“基金”中。仅这一个事实，就给整个这件事盖上了无可救药的残疾的烙印！在马尔索·皮维尔清醒的时刻，他曾在几年前声称：工人阶级中进行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派别，以此界定自己是反革命派别。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并不妨碍同一个皮维尔——作为一个天生的中派主义者，他的语言和行动总是相脱节——加入伦教局，后者恰恰企图通过排除“托洛茨基主义”的震荡来建立自己的形象。
但是，不难预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分子和斯大林分子今后只能称这些基金的创建者为“托洛茨基分子”或“半托洛茨基分子”。部分是出于“无知”；但主要是为了迫使他们请求原谅，为自己辩解和划清界限。他们真的会全力以赴地发誓，他们根本不是托洛茨基分子，如果他们曾像狮子一样地吼叫过，像他们的始祖一样，他们现在会努力地像鸽子一样地咕咕叫。我们了解他们：他们不是新人。费涅尔·布罗克威、瓦利克谢尔、布兰德勒、斯内夫利特、皮威尔，作为第四国际可悲的背离者，在几年中，其中某些人甚至在几十年中，表明自己在理论上的无可救药的折中主义，在实践中的无结果。他们不像斯大林分子那样无耻，比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稍左，这就是关于他们所能说的一切。因此可以在国际表格中给他们标上第三又八分之一或第三又四分之一国际。有基金或是没有基金，他们都将作为被榨干的柠檬的协会而载入史册。当迟缓的群众在战争的打击下加入革命运动时，他们是不会问起伦敦局的地址的。
前景
上一次战争的所有主要力量和动力，现在都重新行动起来，但在紧张和露骨得多的形式下。运动沿着压出的车辙完成，因此速度要快得多。今天，没有人会像1914年前夕那样相信边界的不可侵犯和制度的稳定性。对革命政党来说，巨大的优越性就在于此。如果在上一次战争的前夕，第二国际的各支部自己还不知道，他们明天的行为是什么样，作出了极端革命的决议；如果左翼成员只是逐渐地摆脱了和平主义的泥潭，摸索着探寻自己的道路的话，那么现在，所有的出发阵地在战前就已经被泾渭分明地占据了。谁也不等待社会民主党的国际政策，它们除了“保卫祖国”之外，什么也不承诺。随着捷克社会民主党退出第二国际，开始了它的沿着民族路线的正式衰落。几乎同样清晰地预先划出了第三国际的政策：冒险主义的因素使这方面的预见变得稍稍复杂一些。如果德国和意大利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前共产党人在战争中成为柏拉图式的失败主义者，那只是因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允许他们成为护国主义者。然而，在所有资产阶级还继续豢养着工人官僚的地方，社会民主党人和前共产党员都将完全站在自己的司令部一边，而且沙文主义的第一小提琴都将在斯大林学派的乐手的手中。不仅是提琴，还有瞄准革命工人的手枪。
在上一次战争初期杀害了让·饶勒斯，在它结束时杀害了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在法国，一个社会党的领袖被杀害并未妨碍其他领袖加入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在德国，杀害两个伟大革命家是在社会民主党政府的直接共谋下完成的。在法国，作为杀手的是愚昧无知的小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在德国则是反革命军官。在这方面，今天的形势的不同之处是清晰得多。消灭国际主义者的国际规模的工作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帝国主义无须再依赖“幸运的机会”：在斯大林黑手党身上，它有了系统消灭革命者的现成代理人。作为社会主义领袖的饶勒斯、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享有国际声望。鲁道夫·克莱门特还年轻，还是个不大知名的革命者。然而，作为第四国际秘书的克莱门特的死亡，仍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帝国主义通过自己的斯大林暴徒，事先指出了在战争期间，它将从哪里受到致命的威胁。
帝国主义没有错。如果它能在上一次战争后在除俄国以外的所有地方站住脚，这只能用没有革命党来解释。困难地摆脱了旧意识形态的束缚和它的“一致”拜物教，社会民主党的多数机会主义分子没有超过和平主义。在危急时刻，类似集团将表明它们更能够制止群众的革命运动，而不是领导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第二国际各党的“一致”挽救了欧洲资产阶级。
现在，在30个国家中有第四国际的支部。诚然，这还仅仅是先锋队的先锋队。但如果在现在，在战争开始前，我们就有了群众性的革命组织，那么在日程上的就不是战争，而是革命。这当然还没有，在这点上我们不抱任何幻想。不过，革命先锋队现在的情况，要比25年前有利得多。最主要的成果是，在战前，在世界所有最主要国家中，就已经有了久经考验的干部，共计数百名、数千名革命家，他们被一致的学说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经历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特别是斯大林黑手党的残酷迫害的学校。无论是第二国际、第三国际，还是阿姆斯特丹国际，现在都不能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因为它们都被自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导致瘫痪，被“民族”矛盾搞得四分五裂。相反，第四国际各支部虽然资金十分有限、签证困难、秘书的死亡和无数的镇压，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召开自己的国际代表大会，并作出了一致的决议，在这些决议中，在整个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准确具体地阐述面临的宏伟斗争的任务。
无论什么样的沙文主义浪潮都不能使这些干部迷失方向，斯大林分子的毛瑟枪和匕首也吓不倒他们。第四国际将作为一个紧密团结的整体投入新的战争中，它的各个部分虽然被国界和战壕分开，仍能够推行同一个政策。甚至在战争初期，当盲目的自保本能与沙文主义的宣传结合在一起，把人民群众推向自己的政府一边，第四国际的各支部似乎被孤立时，他们也能够抗拒民族主义的催眠和护国主义的传染病。在国际主义原则中，他们找到反对来自底层的盲从的惊慌失措和来自上层的恐怖。他们能够蔑视庸俗“民主”的摇摆和犹豫。不过他们将敏锐地倾听人民中受压迫最深的阶层和流血的军队的声音。战争的新的每一天都将对他们有利。人类比25年前更加贫穷，而杀戮的手段却要强大得多。因此，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在工人群众中就会掀起对沙文主义欺骗的强烈反应。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将和法西斯主义一起，将是这个反应的最早的牺牲。它们倾覆的必要条件是公然的革命运动，除了第四国际之外，革命找不到任何其他凝聚的轴心。它的久经考验的干部将率领劳动者投入伟大的进攻。
列·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71, стр. 1—11。
[2]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1883—1967），英国首相（1945—1951），工党领袖（1935—1951）。1940—1945年在联合内阁任职。1946年他的政府参与发起“冷战”。——译注
[3]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于1935年9月29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成立，由几个工农集团和托派政党“西班牙共产党左派”联合组成。该党领袖是安德列·尼恩。该党积极参加西班牙内战，它的最有力的基础在加泰罗尼亚。在该党与共和国当局发生矛盾后，尼恩被浦，遭劫持并被杀害（在此事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特务A. 奥尔洛夫），它的成员被宣布为法西斯代理人。法西斯分子在内战中获胜后，该党流亡国外的残余试圈恢复该党，但没有成功。——译注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