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决策
反革命阵营
从布吕宁时起，政府的更迭就表明，斯大林分子用来涂抹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和所有组织的包罗万象的法西斯主义哲学（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左翼社会法西斯主义）是多么没有内容和多么空洞。有产者上层的人数太少，受到人民强烈的憎恨，因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统治。他们需要掩饰：传统君主制的（“上帝的恩惠”）、自由主义议会制的（“人民主权”）、波拿巴主义的（“不偏不倚的中间人”），或是最后的法西斯主义的（“人民的愤怒”）。战争和革命消除了他们的君主制。多亏改良主义者，他们在民主的拐杖上支撑了14年。在阶级矛盾的压力下，当议会已经四分五裂时，他们企图藏在总统的背后。揭开了波拿巴主义的篇章，即官僚警察政权，它凌驾于社会之上，靠两个对立的阵营的相对平衡来维系。
经过了布吕宁和巴本的过渡政府，波拿巴主义在施莱希尔将军身上获得了更加纯粹的形式，但只是为了立即揭示自己的站不住脚。所有阶级都带着敌意、不解或担忧看着这个谜一样的政治人物，他就像一个戴着将军肩章的问号。但施莱希尔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像他此前的成功一样，不在于他自身：只要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还没有在战斗中较量，波拿巴主义就不可能稳固。何况还有像悬在国家头上的噩梦一样可怕的工业和农业危机，它无助于波拿巴主义的平衡表演。诚然，乍看起来，无产阶级的消极极其有利于“社会将军”的任务。但事实表明并非如此：正是这个消极性削弱了束缚有产阶级的恐惧之箍，让他们四分五裂的对抗爆发出来。
在经济上，德国农业过的是寄生生活，它是工业脚上的沉重羁绊。但资产阶级工业的狭窄的社会基础，使得保持“国家”的农业，即容克和富裕农民阶级和所有依赖它们的阶层，在政治上是必需的。这一政策的奠定者是俾斯麦，他用军事胜利、黄金赔款、高利润和对无产阶级的恐惧，牢牢地束缚住了大地主和企业家。但俾斯麦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的德国不是以胜利，而是以失败为出发点。不是法国向它支付赔款，而是它向法国支付赔款。崩溃的资本主义没有利润，也没有前景。对工人的恐惧是维系有产阶级的唯一的黏合剂。但由于自己领导的罪过，德国无产阶级在最关键的时刻失去了行动能力，各有产阶级之间的对抗爆发了。在左翼阵营消极观望的情况下，社会将军在来自右边的打击下落马。
此后，有产阶级的上层奠定了政府的平衡：负面是自己队伍中的分裂，正面是85岁的陆军元帅。今后会怎样？除了胡根伯格外，什么也没有。如果施莱希尔是纯粹的波拿巴主义思想的话，胡根伯格就是纯私有财产的思想。将军扭捏作态，拒绝回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哪个更好的问题；胡根伯格直截了当地声明，没有比坐在皇座上的容克更好的了。土地私有财产是最根本的、最有分量的、最稳固的私有财产形式。如果在经济上，德国的土地所有权是工业的姘妇的话，那么在政治上，私有者反对人民的斗争正应该由胡根伯格来领导。
这样，凌驾于所有阶级和政党之上的仲裁法官制度，直接导致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最自私和最贪婪的私有者集团的统治。胡根伯格政府意味着社会寄生的实质。但正是因此，当它成为必需之时，表明它以其最纯粹的形式出现是不可能的。胡根伯格需要掩护。今天他还不能藏在德皇的大氅下，他不得不求助于纳粹的褐色衬衣。如果不能通过 君主制为私有财产得到天意的批准，那只好用反动、肆无忌惮的蛆虫的批准来掩盖。
让希特勒加入政权，追求的是双重的目的：一、用“民族运动”的领袖来粉饰私有者佞党。二、让私有者直接支配法西斯的战斗力量。
身居高位的集团与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做交易时并不轻松。用这些肆无忌惮的暴发户代价太大，他们总是大打出手：这是褐色盟友的危险之处；但他们基本的，更确切地说，是唯一的优势，也在于此。这个优势是决定性的，因为今天的时代是这样的时代，保卫私有财产只能靠拳头。没有国家社会主义者，无论如何是过不去的。但不能把真正的政权交给他们：今天，无产阶级的威胁尚未如此尖锐，上层还不能自觉地挑起结局难以预料的内战。新政府的构成符合德国社会危机发展的这个新阶段，在这个政府中，军事和经济职位都掌握在老爷的手中，分配给平民的都是些装饰性的和次要的职位。法西斯部长们的非官方的，但更加真实的功能是制伏革命。但是，法西斯分子应该在地主和企业家代表指定的范围内粉碎和消灭无产阶级先锋队。计划是这样的。但它是如何执行的呢？
胡根伯格—希特勒政府含有复杂的矛盾体系：它一方面是地主的传统代表，另一方面是大资本的货真价实的代表；在下面两方之间，即这二者为一方，反动的小资产阶级预言家为另一方。这一组合是极不稳定的。以其今天的形式，它是不可能维持太久的。在它瓦解时，谁来接替它呢？因为政权的主要工具不在希特勒的手中，还因为他已经充分证明，除了对无产阶级的仇恨之外，他骨子里害怕有产阶级和他们的机构，所以也不能完全排除下面的可能性，即在社会上层与纳粹破裂的情况下，企图重新退回到总统制和波拿巴主义的道路上。但是，这一只有局部性的变化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大得多的可能性是危机进一步朝着法西斯主义的方向发展。希特勒作为总理，意味着对工人阶级的公然挑战，群众的反应——至少是一系列的零星反应，是根本不可避免的。而这足以让法西斯分子走上最前列，排挤自己的过于笨重的老师。需要一个条件：如果法西斯分子自己能够站住脚的话。
希特勒上台，对工人阶级来说，无疑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但这还不是彻底的、不可逆转的失败。在敌人刚刚开始上升时本来可以把他打败，现在，他已经占据了一系列指挥岗位。这是他的重大优势，但战斗还没有进行。占据有利的阵地本身也不是决定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活的力量。
正规军和警察、铁甲军、纳粹的冲锋队，是为有产阶级服务的三支独立的军队。但就今天的政府组合的本意来说，这些军队还没有集中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正规军不在希特勒的手中，更别提铁甲军了。他自己的武装力量是一个还有待检验的未知数。他的数百万预备队是乌合之众。希特勒为了掌握全部政权，需要挑起内战的东西（真正的内战他自己也害怕。他的掌握着正规军和铁甲军的体面的内阁同事更倾向于用“和平”手段扼杀无产阶级。因为害怕大规模的内战，他们更不愿意哪怕是挑起小型内战）。因此，从法西斯总理领导的内阁到法西斯主义的彻底胜利，还有一段不近的路程。这意味着，革命阵营还有它能支配的时间。有多少？它是不能预先计算的。它只能用战斗来衡量。
无产阶级阵营
当官方共产党说，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重要的支柱时，它只是重复了作为组织第三国际出发点的思想。当资产阶级让社会民主党掌权时，它就赞成资本主义制度。社会民主党容忍任何容忍它的资产阶级政府。但被彻底抛离政权时，社会民主党仍支持资产阶级社会，建议工人为他们从不打算号召进行的斗争积蓄力量。瘫痪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社会民主党给予资产阶级社会在它已经无力生存的条件下生存下去的机会，从而把法西斯主义变成政治上的必需品。召希特勒当政的就是社会民主党工人的选票选出来的霍亨索伦王朝的陆军元帅！从韦尔斯改为希特勒，其政治目的带有完全直观的个人性质。在这点上，在马克思主义者之中是不可能有两种意见的。但问题不是关于如何解释政治形势，而是对它进行革命的改造。
斯大林官僚集团的罪过不在于它对社会民主党的“不妥协”的态度，而在于它的不妥协在政治上是无力的。布尔什维主义在列宁的领导下在俄国取得了胜利，斯大林官僚集团从这个事实中得出结论：德国无产阶级“必须”团结在台尔曼的周围。它的最后通牒主义声称：只要德国工人不事先、先验、无条件地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就别想进行严肃的战斗。斯大林分子的说法各有不同。但所有的保留、限制、演说的巧妙手段，都不能使官僚最后通牒主义的基本性质发生任何变化，它帮助社会民主党把德国引到希特勒的统治之下。
从1914年起，德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就是新历史中最悲惨的一页。它的历史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的何等令人震撼的叛变，它的革命的一翼是何等无能、何等软弱！但无须过远地回溯。在法西斯主义兴起的近两三年中，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政策就是一系列的犯罪，正是这些犯罪拯救了改良主义，从而为法西斯主义进一步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当敌人已经占领了重要的制高点时，不可避免地会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号召为反击而进行力量重组，是否已经太迟了？但马上会产生一个需要事先解答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太迟”意味着什么？对此应该这样理解，哪怕是最大胆地转到革命政策的道路上，也不能急剧地改变力量对比？或者这只意味着，实现必要的转折没有可能，也没有希望？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上面，我们实际上已经回答了其中的第一个问题。甚至在对希特勒最有利的条件下，为确立法西斯统治，他也需要几个月的漫长的时间，而且这是危机丛生的几个月！如果再考虑到经济和政治形势的紧张、迫在眉睫的危险的严重性、无产阶级的极度担忧、它的人数众多（其中有有战斗经验的人员）、它的愤怒、德国工人在组织和纪律上的无可比拟的能力，答案是清楚的：在法西斯分子为打破内外障碍、确立自己的专政所需要的几个月中，无产阶级在正确的领导下，能够两三次地掌握政权。
两年半以前，左派反对派不厌其烦地建议：让共产党从中央到外省小支部的所有机构和组织立即向平行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组织提出具体建议，为反对日益迫近的对工人民主的破坏采取共同行动。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反对纳粹的斗争的话，希特勒今天就当不上总理，而共产党则会在工人阶级中占据领导地位。但过去的事是无法挽回的。已经犯下的错误的结果早已变成了政治事实，并成为今天的客观形势的一部分。应该直面已经形成的形势，它比可能的要糟得多，但它还不是没有希望的。真正的、大胆的、公然的、深思熟虑的政策转变，完全能够挽救形势，并开辟通向胜利的道路。
希特勒需要时间。工商业的复苏如果是事实的话，也根本不意味着巩固法西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在局势最小的改善的情况下，渴望利润的资本就会强烈地感到对工厂平静的需要，这立刻会使力量对比变得对工人有利。为了让经济斗争从最初的几步就融入政治斗争中，需要共产党员留在自己的地方，即在工厂和工会中。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声称愿与共产党工人接近。让30万名加入革命工会反对派的工人抓住改良主义者的话，对全德工会联合会建议，立即作为一个独立派别加入自由工会之中。仅这一步就会使工人的自我感觉发生变化，也就是使整个政治局面改观。
但是，这样的转折可能吗？现在的问题就归结为此。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宿命论，除了客观原因外，他们往往在政治舞台上看不到任何东西。然而，阶级斗争变得越激烈，它越是接近结局，就越是把整个局势的钥匙交给一定的政党和它的领导。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斯大林官僚集团当初能够顶住10个政治气压的压力，坚持在愚钝的最后通牒的道路上，它现在是否能扛住100个气压的压力？
但是，推倒了机关路障的群众可能自发地介入，就像1923年11月柏林爆发的市公交罢工一样？当然，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认为群众的自发运动已被排除。为了能够成为现实，它这次的规模应该比柏林罢工大一二百倍。德国无产阶级足够强大，它能在上层阻碍的情况下展开这样的运动。但自发运动之所以被称为自发运动，是因为它是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产生的。问题涉及的是党应该做什么，才能推动群众运动，帮助它展开，站在它的前面领导它，并保障它的胜利。
今天的电讯带来在吕贝克市为抗议逮捕社会民主党官员而进行总罢工的消息。这个事实如果是可靠的话，它当然也丝毫没有恢复社会民主党官僚的声誉。但它彻底地谴责了斯大林分子和他们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只有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和社会民主党党员之间的对抗的发展与激化，才能让犯下一系列错误的共产党员摆脱孤立，开辟革命道路。但不应该妨碍这个蕴涵在各种关系自身逻辑中的过程，而是帮助它。
为了麻痹工人的精力，社会民主党抓住3月的选举，当然，这个选举本身什么都解决不了。如果在选举之前没有发生什么能够把全部问题转到另一个层面上的重大事件的话，那么共产党就应该自动地获得选票的增长。如果共产党今天就承担起倡导防御性统一战线的责任的话，增幅将会大得多。对，今天的问题就是防御！但如果共产党追随社会民主党，把选举宣传鼓动变成纯粹的议会喧嚣，变成让群众的注意力脱离他们今天的软弱和防御准备（虽然说法不同）的话，它可能会葬送自己。对选战来说，大胆的统一战线政策现在也是唯一正确的基础。
再问一次：共产党有进行转折的力量吗？共产党工人党员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和决心帮助100个气压的压力为自己打开通向官僚头脑的道路吗？不管这个想法多么令人难堪，但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
在写上面这几行文字时，经过不可避免的延误，我们从德国报纸上得知，莫斯科终于给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警报：该是与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的时候了。我还没有得到对这个消息的验证，[2]但它好像是真的：斯大林官僚集团只有在事件给工人阶级（在苏联、中国、英国、德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之后，才会下达转向的命令。只是当法西斯总理把机关枪对准被捆绑住手脚的无产阶级的鬓角时，也只有在这时，共产国际主席团才猜到：松绑的时候到了。
当然，左派反对派双脚站在这个过迟承认的基础上，并努力从中为无产阶级的胜利汲取所能汲取的一切。但它在这样做时，一分钟也不会忘记，共产国际的转向是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产生的纯粹经验主义的摇摆。那些把社会民主党等同于法西斯主义的人，在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过程中，又会转而把社会民主党理想化。应该敏锐地关注保持共产主义在政治上的充分独立性：在组织上联合进行打击，但不能混淆旗帜；保持对盟友的完全忠诚，但像对待昨天的敌人一样观察他们。
※ ※ ※
如果斯大林派真的完成了整个形势所授意的转向的话，左派反对派当然会在共同的战斗行列中占据自己的位置。但转向进行得越民主，群众对它的信任度就越高。对今天事件的规模来说，台尔曼的讲话或共产国际的宣言是很不够的。需要党的声音，需要党的代表大会。为了让党重新相信自己和加强工人对党的信任，别无他路！代表大会应该在两三个星期内召开，不应该迟于国会的召开（如果国会还能召开的话）。
行动纲领清晰而又简单：
立即向社会民主党组织建议自上而下的防御性的统一战线；
立即向全德工会联合会建议把革命工会反对派纳入工会之中；
立即筹备党的紧急代表大会。
这是事关德国工人阶级的脑袋、共产国际的脑袋，也事关苏联的脑袋——别忘了这点——的事！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1933年I月5日
附：希特勒—胡根伯格政府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十分明显，今天的政府不能允许一个多数敌视它的国会。因此，选举战役和选举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结局。政府明白，哪怕它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即它能在国会中获得51%的席位，不仅不意味着危机的和平解决，而且相反，它将是坚决的反法西斯运动的信号。这就是政府不能不准备在选举结果揭晓之时采取果断行动的原因。
为此所必需的事先力量动员，在执政党成为少数，因而应该抛弃魏玛合法性的基础的情况下，也应同样适用。这样，在两种情况下，即在政府在议会中失败（少于50%）的情况下和在它胜利（多于50%）的情况下，都同样需要等待，新的选举将成为决定性的斗争的起点。
不能排除第三种变化：在筹备选举的掩盖下，国家社会主义党徒不等选举举行，就发动政变。从纳粹的角度，这样的步骤在策略上是最正确的。但考虑到这个党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它不能独立地倡导行动和它依赖不信任的盟友，必须从中得出结论：希特勒未必会下决心走这一步。希特勒和他的盟友共同考虑过这样的政变的假定，可能性并不大，因为选举的第二个任务就是改变盟友在政府中所占的比例。
在宣传鼓动中必须提出这第三种可能性。如果在选举前阶段的热情过于高涨，政变对政府来说就是必要的了，哪怕它今天的实际计划还没有走得那么远。
无产阶级在自己的策略考虑上应该从短期出发，至少这点已经十分清楚。当然，无论是政府在国会中的多数，还是解散新的国会，抑或是法西斯在选举前的政变，都还不意味着问题对法西斯主义有利的彻底解决。但这三种变化中的每一种，都意味着在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新阶段。
左派反对派在选战中的任务，在无产阶级与法西斯主义之间不可避免的生死搏斗的整个前景中，为工人分析这三种最近可能出现的变化。这样提出问题，赋予为统一战线的鼓动所必需的具体性。
党一直在叫嚷：无产阶级处于不断增强的攻势中。对此社会主义工人党回答说：“不，无产阶级处于防御中，我们刚刚开始号召他们转入进攻。”这两种公式都表明，这些人不明白什么是进攻和防御。事实上，不幸在于，无产阶级不是处于防御中，而是在撤退中，它在明天可能会变成仓皇逃跑。我们不是号召无产阶级进攻，而是积极地防御。正是行动的这个防御性质（保卫无产阶级的组织、报纸、集会等），构成对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跃过积极防御的公式，就是漂亮话。当然，在成功的情况下，积极防御会变成进攻。但这将是下一个阶段，通向它的道路将经过在防御名义下的统一战线。
我认为，为了更加清晰地揭示在这些日子和这几个星期中党的决议和行动的历史意义，需要毫不缓和地，而且尖锐地、毫不妥协地对共产党员提出问题：党拒绝建立统一战线，拒绝建立地方防御委员会，即明天的苏维埃，就是党对法西斯主义的投降，即等同于消灭党和共产国际的历史罪行。在类似的灾难下，无产阶级将经过尸山血海，经历数年之久的不堪忍受的痛苦和灾难，才能走向第四国际。
列·托洛茨基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33, стр. 18—23。
[2]据我们所知，它没有得到验证。——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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