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错误的“第三时期”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8, стр. 2—22。这本小所子（《反对派通报》第8期）所标的日期是1930年1月8日，它的前三部分曾在报纸上刊登，所标日期分别是1929年12月18日 、22日、27日。据1928年斯大林分子所宣布的模式，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1934年“第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被官方放弃，代之以人民阵线（1935—1939），但这个阶段没有编号。“第三时期”理论机械地把十月革命以后的那段时间分为三个时期，1917—1924年为第—时期，是资本主义危机和革命高涨时期：1925—1927年为第二时期，是资本主义稳定时期；1928年以后是第三时期，是无产阶级革命全面胜利、资本主义彻底灭亡的时期，炮制这一似是而非的理论有双重目的，一是为斯大林以前推行的右倾路线辩护，二是为斯大林当前的极“左”政策找理论根据。正是这一极“左”的“第三时期”的理论与实践导致希特勒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托洛茨基敏锐地预见到这个荒谬的理论与实践将给革命和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1929—1933年，他结合奥地利、法国、意大利，特别是德国的具体情况对它进行严厉的批判，并对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指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可惜盲目追随斯大林的各国共产党把他的批判斥为异端邪说，使人类一步步陷入灾难的深渊。——译注
一、什么是群众激进化
现在在共产国际中，群众“激进化”不是对过程的鉴定，而是赤裸裸的信念符号。《人道报》教导说：“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承认党的领导作用和群众的激进化。”这样提出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对每个党员来说，党的领导作用是不可动摇的原则。不受它的领导的人可能是无政府主义者或儒家信徒，而不是共产党员，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激进化”不是原则，而只是现阶段的性质。这个问题是有关事实的问题。为了严肃地评价群众的状况，需要正确的标准。什么是激进化？它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它以什么速度朝什么方向发展？令人失望的法国共产党领导甚至都没有提出这些问题。至多在官方文章或讲话中以罢工增长为依据，就是在这里，也只是提供单纯的数字，没有进行严肃的分析，甚至连与前几年的简单的比较都没有。
对问题的这种态度不仅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的不幸的决议的结果，实质上是共产国际纲领本身的结果。在其中把群众的激进化说成是—个不间断的过程。这意味着：今天的群众比昨天更革命，而明天将比今天更革命。这样机械的观念不符合无产阶级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过程。但它却十分符合胆小如鼠的机会主义者加香[2]、蒙慕梭[3]等人的智力结构。
特别是在战前，社会民主党人给自己描绘的未来是选票不断增加，直到完全掌握政权。对于那些庸俗的假革命者来说，这种前景实际上仍然有效，只是选票的不断增加被群众的不断激进化所取代而已。这个机械观念得到了布哈林—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纲领的确认。不言而喻，从我们整个时代的视角来看，无产阶级的发展是朝着革命方向迈进。但这根本不是一个直线性过程，就像资本主义对抗激化这个客观过程不是直线性的一样。修正主义者们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道路的上升。形式上的“革命者”看到的只是它的衰败。马克思主义者看到的是在波动中有升有降的整个路线，同时一分钟也不失去它的基本方向——导致战争灾难，导致革命的爆发。
无产阶级的政治情绪根本就不是机械地、朝着一个方向一成不变地发展的。阶级斗争的高涨和下降、涨潮和退潮根据国际和国内的物质和思想条件的复杂的结合而彼此交替。不及时地利用或错误地利用群众的积极性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以衰退阶段而告终，然后群众才能仍是在新的客观推动的影响下或快或慢地从中恢复过来。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个别阶段的特别迅猛的交替和局势的十分急剧的转折，因而在正确地确定方向方面让领导承担极其重大的责任。
对群众的积极性的确定即便是完全正确的，它也会根据条件不同而有各种表现。在一定时期，群众可能完全投身经济斗争，对政治问题没有多大兴趣。相反，在经济斗争的战场上经历了一系列沉重的失败后，群众可能一下子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政治领域。但即便在这里，也取决于一系列的条件和群众进入这些条件时的经验，群众的积极性或是转到议会道路上去，或是转到非议会斗争的道路上去。
我们只举能够说明无产阶级革命发展中的矛盾特点的极少量的例子。谁善于关注事实并理解它们的意义，那他就不难承认，我们在上面指出的不同变化不是理论组合，而是近几十年活生生的国际经验的表现。
根据上述一切，至少应该明白，当说到“激进化”时，应该要求具体地界定这个概念。这是马克思主义反对派的要求，当然是对它自己提出的。莫奈特、尚别兰[4]等人否定激进化的声音，与简单地肯定它的声音一样，都没有什么意义。需要的是对现状和即将形成的局面作出评价。
法国罢工的曲线
官方领袖在谈到法国工人阶级的激进化时，唯一指的就是罢工运动。罢工的增长无疑是以统计为依据的事实。我们将以这一事实为出发点。
法国对罢工的官方统计总是晚很多。劳工部最后一次有关罢工的报告写于1925年。我手头没有任何1926年的资料。其后的三年，有共产党报刊提供的资料。毫无疑问，从上述两个源头得到的数字是无法进行比较的。劳工部未必会充分登记所有的罢工。另一方面，《人道报》[5]的浅薄的革命者显然有夸大数据的倾向。但是尽管如此，运动的总的趋势描绘得相当清楚。
在战后的头两年，法国的罢工运动达到了最高点。1919年共有2100次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总计120万人。1920年爆发了1900次罢工，卷入罢工的工人几乎达到150万人。就罢工者的人数来说，这一年是高峰。从1921年开始——除了下面将谈到的少数例外——连续下降，1926—1927年达到最低点。以万人计的数字：1921年罢工工人为45万人，即是上一年的1/3。1922年罢工工人是30万人。只是在1923年，罢工人数的曲线不仅没有下降，反而稍稍上升，共计36.5万人。这一无关紧要的上升无疑是由与占领鲁尔和德国革命运动有关的事件导致的。1924年，罢工人数下降为27.5万人。1925年为25万人。如上所述，我们没有1926年的资料。1927年，我们只有罢工次数的数字：总共只有230次。而在1919—1925年间，年平均罢工次数在510—2100次之间波动。虽然罢工次数是粗陋的指标，但1921—1927年间罢工曲线总的来说是持续下降，这是毋庸置疑的。1927年第四季度，共计发生了93次罢工，参加人数为7万人。如果假设，一年中每次罢工的平均规模是一样的（这种假设显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可以得出1927年参加罢工的人数约为17万人，这个数字更可能是夸大的，而不是缩小的。
据共产党报纸统计，1928年共计约有800次罢工，而且其中大约有600次是在下半年爆发的，参加罢工的人数约36.3万人。1928年全年，罢工总人数因而可以假定为40万—45万人。1929年，同一份报纸统计的罢工次数为1200次，参加人数与1928年大致持平（即40万—45万人）。而与过去的一年相比，没有提高。1928年和1929年的罢工人数几乎是1925年的两倍。它与1921年的罢工人数大致持平。它是1920年的1/3或2/7。
如上所说，所有这些数字不追求绝对准确，但它们对判断动态过程是足够的。在1919—1920年的罢工高潮以后直到1928年，罢工以等比级数持续递减，只有1923年是例外。1928年和1929年，我们看到罢工运动无疑的而且是重大的涨潮，不难理解（下面将证明这点），它是在货币稳定情况下工业高涨的结果。
可以完全肯定地说，1919－1927年这个阶段在法国无产阶级的生活中，形成了某种独特的周期，其中包括工人运动在战争刚刚结束后的迅猛的增长，它的失败和衰退，在1923年德国灾难之后格外急剧。在更一般的形式下，这个周期不仅是法国的特点，而且是欧洲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全世界的特点。对法国本身来说，典型的是这一在周期的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的摆动的相对平稳的振幅：胜利的法国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革命危机。俄国、德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展开的巨大事件，在法国罢工运动的节奏中只得到了微弱的反映。
其他资料说明了法国工人罢工运动的这种趋势的特点。从1922年起，每次罢工的平均罢工工人的人数和罢工的天数急剧减少。
1921年，每次罢工平均有800人参加，总计14000个工作日。1925年，每次罢工平均只有不到300人，总计2000个工作日。可以推測，1926—1927年，这些平均数字至少没有增加。1929年，每次罢工平均参加人数已经接近400人。
我们还要指出一个下面将用得着的重要的标志。在战后的头几年中，在罢工者中居于首位的主要是矿工、冶金工人、交通运输工人。近两年来，居首位的是纺织工人和一般的轻工业工人。
罢工统计资料说明什么
它们证明还是推翻了有关激进化的论题？首先我们回答说，在没有确定应该怎么理解激进化的情况下，它就被从它的抽象领域中引申出来：在这个领域中，蒙慕梭说是，而尚别兰则说否。上引有关罢工斗争的资料是对法国工人阶级中一定程度的进展的无可争议的证明。同时，它们为这些进展的量和质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评价。它们绘出了这个过程的总体动向，并在某种程度上为预见明天，更确切地说是预见明天可能出现的变化提供了机会。
我们首先确定，1928—1929年的数据与前一阶段相比，表明在法国无产阶级生活中的某个新阶段的开始。它们使人有权假定，在群众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深层的分子过程，其结果是下降的惯性开始被明显克服，目前仅仅是在经济战线上。
但是，这些材料也表明，罢工运动的增长还很微弱，绝没有提供使人可以得出革命阶段或哪怕是前革命阶段的结论的迅猛发展的画面。特别是1928年与1929年没有差别。像上面提到的那样，目前在罢工运动中居于首位的还是轻工业工人。从这个事实中，尚别兰得出笼统地反对—切“激进化”的结论。他说：“如果罢工也波及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的大型企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换言之，他认为“激进化”是现成的，从天上掉下来的。事实上，数据不仅证明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的一轮已经开始，还证明了这一轮才刚刚经历它的头几个阶段。在经历了失败和低潮之后，在没有重大事件的情况下，新的复苏只能从工业的边缘，即从轻工业、从次要行业、从相对小些的企业开始。罢工运动移向冶金工业、机器制造业和运输业，意味着它进入了更高的阶段，那证明的就不是变化开始的征兆，而是工人阶级情绪决定性的转折的事实了。这还没有出现。但无论如何不应该只是因为第二、第三或第四阶段还没有到来，就对运动的第一阶段视而不见。怀孕的第二个月也是怀孕，如果强行加速，就会导致流产。但如果忽视它，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但不妨对这个类似补充一点，即在社会领域中的期限完全不像生物领域中的期限那样稳定。
事实与词句
在讨论群众激进化的问题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只有在革命高潮的最高阶段中才能达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无产阶级远不是同一的，而且在道路的转折点上，它的各阶层的不一致会更强烈地表现出来。无产阶级中受压迫最重的、最缺少技能的、政治上最落后的阶层往往最先进入斗争的战场，在受到挫折的情况下也常常最先逃离战场。在新阶段中，更容易把那些在前一个阶段中未经历失败的工人集团吸引到运动中来，哪怕仅仅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参加过大规模的战斗。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的这些现象在法国都应该能够观察到。
共产党官方报刊指出的有组织工人的犹豫不决证明了这点。确实，在工人组织中，迟缓的中心根深蒂固。工人组织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中的无足轻重的一部分，往往倾向于扮演保守的角色。这当然不是反对组织的论据，而是反对组织的弱点的论据，反对那些如蒙慕梭型的工团主义领袖的论据，他们不明白工会组织的实质，没有能力保障它在工人阶级中的应有地位。但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时刻，无组织的工人在罢工斗争中所起的先锋作用，证明了当前进行的不是革命斗争，而是行业经济斗争，而且还是刚刚开始。
外籍工人在罢工斗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也证明了这一点，顺便指出，他们在法国所起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国黑人的作用相类似。但这是以后的事。现在，那些不懂法语的外籍工人在罢工中所扮演的角色，再一次证明现在进行的不是政治斗争，而是行会斗争，推动它的是经济形势的变化。
甚至在纯经济战线上，也不能像蒙慕梭之流那样，说斗争是进攻性的。他们是以大多数罢工都是为提高工资为基础作出这个判断的。深思熟虑的领袖们忘记了，这种形式的要求一方面是生活用品价格上涨，另一方面是由于采用新的工业方法（合理化）而加强的对工人的生理压迫强加给工人的。工人被迫要求增加名义工资，以保持自己昨天的生活水平。只有从资本家的会计的角度才能说这样的罢工具有进攻性。从工会政治的角度，它们带有纯防御性质。每一个严肃的工团主义者都应该十分明白和全力强调的正是事情的这一方面。但蒙慕梭之流有权自认为是毫不中用的工团主义者，依据是他们不配称为“革命领袖”。他们声嘶力竭地说这些纯防御性的经济罢工的进攻性、政治性和革命性，当然不能改变这些罢工的性质，也不能丝毫提高它们的意义，但它们却能最好地武装工厂主和国家政权以抗击工人。
我们的“领袖们”有关由于警察在罢工中的积极作用，罢工变成“政治罢工”的指证也不能使情况有丝毫改善。匪夷所思的论据！警察殴打罢工工人技巧的日臻完善竟然成了工人的革命进攻。法国历史上有不少因纯粹经济罢工而枪毙工人的事。在美国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成了规则。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工人进行着最革命的斗争呢？对罢工工人进行镇压的本身，当然具有政治意义。但只有那些不自觉地为当权者和他们的警察帮忙的夸夸其谈的家伙，才会把它等同于工人群众的革命政治进攻。
当英国总委员会[6]把1926年的革命总罢工说成是和平示威，它知道它在干什么：这是深思熟虑的叛变。当蒙慕梭之流把零星的经济罢工说成是对资产阶级国家的革命进攻时，则谁也不能指责他们是有意识地叛变：这些人未必能深思熟虑地办事。但工人并不会因此而好过一些。
在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我们那些极端革命的英雄是如何为主子提供另一种效劳的，他们无视工商业的高涨，贬低它的意义，即缩小资本家的利润，以此对工人的经济斗争釜底抽薪。
当然，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给“第三时期”唱赞歌！
二、资本主义的形势变化危机和革命危机
在法国联合总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瓦萨尔[7]做了反对尚别兰的长篇讲活，该讲话后来出了单行本，让·勃列科[8]为它写了前言。瓦萨尔在他的讲话小册子中试图捍卫革命前景，反对改良前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同情完全在他这一边。但他是以只能给改良主义者带来好处的理出来捍卫革命前景的。在他的讲活中有一系列致命的理论和事实的错误。可以反驳说，世界上错误的讲话还少吗？瓦萨尔还能学会许多东西。我本人也乐于这样看。但由于该讲话以宣传性的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使事情变得复杂了。它又增加了让·勃列科的前言，此人至少是蒙慕梭的表兄，他赋予这本小册子以纲领的性质。不仅是作者，就连出版该讲话的编辑都没有发现其中的如此严重的错误，这一情况证明今天法共领导的理论水平状况令人担忧。让·勃列科不断地猛烈抨击马克思主义反对派。同时，像我们马上要指出的那样，他需要老老实实从头学起。工人运动的领导不能容忍无知，像马克思曾对魏特林[9]说过的那样。
尚别兰在代表大会上说出了除了讲话者的改良倾向之外绝对没有任何根据的思想，即资本主义的稳定还将持续30—40年，甚至连现在刚刚自立的新一代无产阶级都別指望革命夺取政权。尚别兰没有用任何严肃的论据来论证这一天方夜谭式的期限。然而近20年的历史经验和对今天的局势进行的理论分析却与尚别兰的前景截然对立。
但我们还是听听瓦萨尔是如何驳斥他的。瓦萨尔证明，首先，甚至在战前，资本主义制度就只能在震荡中生存。“从1850年到1910年，差不多每隔14年（！？）就发生一次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经济危机。”他接着说：“如果在战前每隔14年就发生一次危机，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事实与尚别兰的断言之间的矛盾，后者预见在40年之内不可能有严重的危机。”
不难理解，瓦萨尔的这一论据完全混淆了资本主义的市场危机和革命危机，只能加强尚别兰的错误立场。
首先令人惊讶的是对14年市场周期的界定。瓦萨尔从哪里得到的这个数字？我们是第一次听到。如此权威地（几乎像蒙慕梭本人一样权威）教训我们的让·勃列科怎么会没有发现这个最愚蠢的错误，而且是在这样一个对工会运动有着最直接的、最性命攸关的意义的问题上？战前，毎个工团主义者都知道，危机，至少是衰退每隔7—8年重复一次。如果以150年为一个时期，则两次危机之间从没有超过11年。平均周期约为8.5年，而且，战前时期已经表明，形势变化的节奏不是趋缓，而是随着更为频繁的技术设备更新而加快。在战后的年代中，形势变化不大规范，但它在比战前更频繁的危机爆发中表现出来。法国工会领导人怎么会不知道这些基本的事实呢？特别是领导罢工运动，怎么能看不到经济形势变化的真实图景呢？每个严肃的共产党员都可以并应该向总工会[10]的领导人，首先是蒙慕梭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
事实层面的情况就是这样……在方法上它也好不到哪儿去。瓦萨尔到底证明了什么？如果没有市场行情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根本无法思议的：在战前是这样，战后也一样。尚别兰也未必会否定这一共同之处。但由此还不能产生任何革命前景。毋宁说是相反：如果在近150年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18次危机，则没有理由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应该在第19次或第20次危机中崩溃。事实上，市场周期在资本主义的生活中，大致起着血液循环在有机体生命中同样的作用。从危机周期中同样不能产生革命的必然性，就像脉搏节奏不能产生死亡的必然性一样。
在1921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那时的极“左”派（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台尔曼[11]、塔尔海默[12]、珀佩尔[13]、库恩·贝拉[14]等）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再经历工业高涨，因为它已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第三时期”），该阶段将在不断危机的基础上展开，直到革命爆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围绕着这一问题进行了一场重大的思想斗争。我的报告[15]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旨在证明那一观点，即在帝国主义时代，决定工业周期变化的规律仍然有效，资本主义只要在世界上存在，它就离不开市场涨落：人死了脉搏才会停止。但根据脉搏的性质，联系其他症状，大夫可以判断他面对的机体是强壮的还是衰弱的、健康的或还是有病的（我说的当然不是蒙慕梭学派的医生）。同时，瓦萨尔试图在每14年就会出现一次危机和高涨的基础上证明革命的不可避免和即将爆发。
只要瓦萨尔研究一下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争论，他很容易避免这些严重的错误。但可惜的是，前四次代表大会的最重要的文件，现在都已成为被禁文献，那时的共产国际是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主导的。对新一代的领袖来说，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从第五次代表大会开始，主要从不幸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开始。愚钝、盲目的官僚机关的主要罪行之一就是机械地破坏理论传统。
经济形势和群众的激进化
如果瓦萨尔不知道工业周期的机制，不明白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市场危机和革命危机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他就同样不理解经济形势和工人阶级斗争之间的辩证的相互关系。瓦萨尔对这种相互依赖的看法像他的对手尚别兰一样机械，而且错误程度也一样，尽管他们的结论截然相反。
尚别兰说：“群众的激进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晴雨表，使人可以判断资本主义在某个特定国家中的状况。如果资本主义处于衰弱的状态，群众必然会激进化。”尚别兰由此得出结论，由于法国的罢工只有外围工人参加，冶金业、化学工业很少受波及，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尚未衰败，它还有40年的发展期。
瓦萨尔对此是怎么回答的呢？用他的话说，尚别兰“没有看到激进化，是因为他没有看到新的剥削方法”。瓦萨尔从各方面重复这一观点：如果承认剥削加剧，并明白它还会变本加厉，“仅这一点就使你对群众激进化的问题作出肯定的答复”。
当你读了这一论战时，就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似乎两个人都蒙着眼睛在抓对方。在任何情况下危机都会使群众激进化的说法是错误的。例如意大利、西班牙、巴尔干等。说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必然出现在资本主义的衰落时期也是错误的。例如英国的宪章运动[16]等。无论是尚别兰还是瓦萨尔都为了僵死的教条而忽视了活生生的工人运动史。尚別兰对当前的结论也是错误的：罢工尚未波及法国主要的工人群众，根据这一事实无论如何不能得出否定已经开始的激进化的结论；但可以对这种激进化的规模、深度和激烈程度进行具体评价。看来，只有在所有工人阶级都卷入进攻时，尚别兰才能相信群众的激进化。但是，这样想猜现成的领袖，工人群众是不需要的。应该善于看到最初的、虽然是很微弱的、暂时还只是在经济领域里的复苏的征兆，使自己的策略适应它们并认真关注过程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时刻都不忘记我们时代的总的性质，它已经不止一次地表明并将继续表明，从复苏的最初征兆到形成革命形势的暴风雨般的高潮不需要40年，可能只要五年或甚至是它的十分之一——四年。
瓦萨尔的情况一点儿也不比他好。他简单地把剥削和激进化机械地等同起来。瓦萨尔愤怒地问，如果剥削日甚一日，怎么能否定群众的激进化？这一幼稚的形而上学完全符合布哈林的特点。激进化不应该用演绎来证明，而是用事实。瓦萨尔的理由很容易就变成它的对立面。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如果群众真的已经激进化，资本家怎么能日甚一日地加重剥削呢？正是因为群众缺乏斗争精神，才导致剥削的加剧。诚然，这样的判断如果不作保留，同样也是片面的，尽管如此，它也仍比瓦萨尔的构想更接近生活。
不幸在于，剥削的加剧根本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提高无产阶级的斗争精神的。例如，在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时，特别是斗争刚刚失败之后，剥削的加剧不仅不会产生激进化，而是相反，造成士气低落、混乱和解体。例如我们在1926年罢工之后的英国煤炭业中看到了这点。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在俄国以更大的规模上演，那时1907年的工商业危机与粉碎1905年革命联系在一起。如果近两年剥削的加剧在法国导致了罢工运动一定程度的增长，为其创造基础的恰恰是经济形势的高涨而不是它的衰落。
假革命者害怕经济过程
但共产国际领导下的极“左”的机会主义者害怕高涨，认为它是经济“反革命”。他们的激进主义建立在脆弱的核心上。要知道工商业形势的进一步高涨，首先会给愚蠢透顶的“第三时期和最后阶段”理论带来致命的一击。这些人不是从矛盾的现实过程中得出革命的前景，而是从错误的公式中。他们的致命的策略错误就是由此产生的。
在联合总工会的代表大会上，官方发言人最关注的是把法国资本主义的状况描绘成悲惨不堪的，这个事实令人完全不可思议。法国的斯大林分子声嘶力竭地夸大当今罢工运动的规模，同时又对法国的经济状况作出这样的界定，它使今后的联合罢工变得根本没有可能。瓦萨尔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正是瓦萨尔和蒙慕梭一起把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经济形势危机等同起来，认为（这次是和尚别兰一起）经济形势的高涨会把革命推迟几十年，他对工业的高涨怀着迷信般的恐惧。在其小册子的第21—24页上，他证明说，今天法国的工商业复苏是“人为的”、“转瞬即逝的”。在12月召开的民族委员会上，里舍塔把法国纺织业描绘成已经处于危机之中。如果情况真是这样，则它意味着目前作为激进化唯一表现的罢工运动并没有经济基础，或是马上就要失去基础。稍微提前点说，瓦萨尔和里舍塔为资本的代表反对向工人作经济让步提供了无可估价的论据，更严重的是，他们为改良主义者反对经济罢工，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论据，因为应该明白，在持续危机的前景中无论如何不会产生不断扩大的经济斗争的前景。
莫非这些不幸的工团主义者就不看经济报刊吗？他们可能会说，资本的报刊会有意识地炫耀乐观主义。但须知我们说的不是社论。须知这些报刊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公布交易所的指数和银行、工商企业及铁路的平衡表。某些相关总数据已经在La Verite（《真理报》）第12期上公布了。[17]新数据仅仅证实了法国经济的上升趋势。例如，我收到的最近一期经济周刊《时代》[18]（1930年12月9日 ）刊登了有关法国北部和东部的冶金股东大会的报道。我们不知道居维列特先生如何对待“第三时期”的哲学，老实说，我们对此也不感兴趣。但他认真地计算了利润和股息的分配。居维列特先生用下面一句话为下一年度作结论：“国内市场的情况极好。”我们希望这个公式与毫无根据的乐观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它得到去年的25法郎一股变为今年的40法郎一股的支持。我们要问，这一事实对冶金工人的经济斗争有意义吗？好像有。但是天啊，我们在居维列特的背后看到了瓦萨尔或勃列科，或是蒙慕梭本人，并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别相信这个乐观的资本家的话，他还不知道，他已经齐耳朵陷进了第三时期中！”还不清楚吗？如果工人犯错误，在这个问题上听信了蒙慕梭而不信居维列特，那他就应该得出结论，他脚下没有任何进行成功斗争的土壤，更别提什么进攻性的斗争了。
蒙慕梭学派——如果能把人们在其中不再敢思考、读书和写文章这样的机构称为学派的话——害怕经济高涨。同时，应该坦率地说，对法国工人阶级来说，至少两次充实了自己的队伍：一次是在战争年代中，另一次是在战后。这样，使大量的青年、妇女、外国人进入自己的队伍，并且远未在自己的熔炉中把所有这些人力资源全部重新熔化，工业高涨的进一步发展将为法国工人阶级创造不可取代的课堂，团结它的队伍，向工人中最落后的阶层展示他们在资本主义机制中的意义和作用，并以此把整个阶级的自信心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两三年甚至一年的广泛成功的经济斗争就能使无产阶级得到新生。在正确地利用经济高涨之后，市场危机就可能大大地推动群众的真正的政治激进化。
同时，不能忘记，我们时代的战争和革命不是产生于市场危机，而是生产力的发展与资产阶级私有制、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达到极其尖锐的地步的产物。帝国主义战争和十月革命已经成功地证明了这些矛盾的紧张程度。美国的新角色更加深化了这些矛盾。在这一或那一国家中或是几个国家中的生产力的发展越重大，新的高涨就会越快地遇上基本矛盾的障碍，就会越快地出现反动——经济的、政治的、国内的和国际的。对法国共产主义来说，工业的真正增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是负面因素，而是极其巨大的正面因素，因为它能为政治进攻建立一个罢工的跳板。结论：不会有革命形势的不足。但很可能有利用这些形势的能力的不足。
但是，法国经济形势发展的进一步高涨有保障吗？我们不想对此下断言。这里存在着不同的可能性。至少这不取决于我们。但取决于我们的和我们必须要做的是，别为可怜的公式而闭眼不看事实，正视经济的实际发展进程，并在事实的基础上制定工会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说的是不同于战略的策略，战略当然不是由形势的变化，而是由发展的基本趋势决定的。但如果说策略服从于战略的话，从另一方面说，战略只有通过策略才能实现。
在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中，策略是由一次摇摆构成的，而战略则是由各次摇摆的机械总和构成的。这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遭受一个又一个失败的原因。
三、群众的政治激进化的标志是什么
但是，有关群众激进化的问题是不能仅仅用罢工运动来解答的。政治斗争的情况如何？首先是共产党的人数和它的影响如何？值得注意的是，官方领袖在讲激进化时，以惊人的轻率忽视了自己的政党的问题。然而事实是这样的：从1925年起，党员的人数一年不如一年：1925年——8.3万人，1926年——6.5万人，1927年——5.6万人，1928年——5.2万人，1929年——3.5万人。我们用的过去几年的官方数字是共产国际书记皮亚特尼茨基[19]的，1929年用的是塞马尔的数字。无论怎么对待这些无疑是极端夸大的数据，它们总体上仍十分清晰地勾勒出一条党的衰落的曲线：五年内党员人数减少了一半多。人们对我们说，质量比数量更重要，现在留在党内的都是可靠的共产党员。就算是这样吧。但问题根本不在这里。群众的激进化无论如何不是在孤立干部中形成的，而是相反，是在大批不可靠的、半可靠的分子涌入党内并把他们改造成可靠分子的过程中形成的。以党员人数持续下降来衡量群众的政治激进化，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有可能，即党在工人的生活中就像大车的第五个轮子。事实胜于雄辩：不仅是在1925—1927年间罢工浪潮衰退时，就是在最近两年中，当罢工次数开始增加时，我们看到党仍在继续衰落。
官方共产主义的可敬的邦葛罗斯[20]们打断了我们，指出党的人员数量和它的影响之间的“不合比例”。现在，狡猾的人为傻瓜制定的共产国际的公式大体上就是这样。但是，这个神圣的公式不仅什么也没有说清，在某种程度上还使事情变得更糟，工人运动的经验证明，在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党组织的规模和它的影响的规模之间的反差越大，该党的革命性就越小，它的“议会”性质就越大。机会主义者比马克思主义者更容易依靠分散的群众。这在将社会党与共产党作简单的比较中很容易看出来。[21]因而，在共产党党员人数下降的情况下，其影响“不合比例”地持续扩大除了意味着法国共产党从—个革命党变成一个议会和地方党外，什么也说明不了。在近几年中，这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席之地，不久前的地方自治“政府”丑闻无可争议地证明了这点，可以担心随后还有“议会”丑闻。尽管如此，在现在这样的共产党和资产阶级代理人社会党之间仍有巨大的差别。当邦葛罗斯式的领导者夸夸其谈什么法共的人数和它的影响之间的巨大的反差时，他们简直就是在诬蔑法国共产党。不难表明，共产主义的政治影响——天啊！——在过去的五年中几乎没有增长。
议会和地方自治政府的选举总是受到不利于革命倾向的极大的歪曲，折射出被压迫群众的真正的情绪，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不是什么秘密。尽管如此，政治发展的动力还是在议会选举中找到自己的反应：这就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们为什么积极参加议会和地方自治政府选举斗争的原因之一。选举统计数字证明了什么？
在1924年的立法选举[22]中，共产党得到87.5万票，稍稍多于全部参选人数的10%。在1928年的选举中，党得到的选票略多于100万票，占全部选票的11.3%。这样，四年之内，党在国家选举中的比重上升了1.3%。如果过程继续以这一速度发展，尚别兰有关30—40年的“社会和平”的前景就显得太革命了。
已经不复存在的社会党（照季诺维也夫—洛佐夫斯基[23]的说法）社会党在1928年得到170万张选票，占总数的18%，或是共产党所得的选票的1.5倍。
地方自治政府选举基本上没有改变这一总的图景。在某些工业中心（巴黎和北方），本来投社会党的票现在改投共产党的事当然存在。例如在巴黎，共产党选票的比重在四年内（1925—1929）从18.99%上升到21%，即增加了3%，同时，社会党得票的比重从22.49%下降到18.1%，即下降了4%。这类事实的象征意义是无可争议的；但目前它们还保持着地方性，而主要的是它们被反革命的“地方自治政府丑闻”[24]严重地败坏了名誉，体现后者的是路易·塞利厄[25]和类似于他的小资产者。一般来说，在立法选举第二年举行的地方选举不会给立法选举的结果带来重大的改变。
政治生活的其他指数也都表明不赞成有关似乎近两年内群众在政治上已经激进化了这一至少是过早的断言。据我们所知，《人道报》近两年来的印数绝对没有上升。《人逬报》的资金捐助无疑是一个可喜的事实。但这样的资金捐助在反动派对报纸进行大张旗鼓的进攻时，即在一两年或三年前，也是可能的。
至于工会组织，根据官方数据判断，它在一年之后也重蹈了党的衰退的覆辙。1926年，总工会有47.5万名成员，1927年——45.2万名，1928年——37.5万名。在国内罢工斗争增长时工会组织失去了10万名成员，这是总工会没有反映发生在行业群众经济斗争领域中的过程，而只是党的扩大的影子的无可争议的证明，它在稍稍晚些时候也步了后者衰退的后尘。
在本评论中所引的资料以加倍的力量，证实了我们在第一篇文章中以半先验的方式从对罢工斗争的数字分析中得出的结论。1919—1920年是法国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潮。此后开始退潮，在六年之后，在经济领域内，它才被新的、暂时还是十分缓慢的涨潮所取代；在政治领域中，退潮和停滞现在仍在继续，至少是在无产阶级的主要群众中。这样，在经济斗争领域中，无产阶级的某些阶层的积极性的觉醒是无可争议的。但是，这一过程目前还处于第一阶段，这时参加斗争的主要是轻工业企业，无组织的工人明显地多于有组织的工人，外籍工人占很大比重。
经济形势的高涨，同时物价上涨，是推动罢工的动力。在其头几个阶段中，行业斗争的加强往往根本不会伴随着革命的高涨。现在也没有出现革命的高涨。相反，经济高涨在一定的时间内甚至会削弱工人，至少是他们的某些阶层的政治兴趣。
如果进一步关注，法国工业高涨已经经过了两年；在工业的主要部门中根本没有失业，在某些部门中甚至可以看到严重的人手不足，则不难得出结论，在这些对工会斗争极端有利的条件下，应该承认今天的罢工运动的规模是十分有限的。这一有限性的主要标志是：从上一个阶段遗留下来的群众的消沉和工业本身高涨的缓慢。
最近期的前景如何
尽管市场变化有其节奏，但只能大致实际预测周期性的阶段更替。这话是对战前的资本主义而言，在当今的时代，市场预见的困难增加了好几倍。经历战争的震荡之后，世界市场尚未来得及建立统一的行情，虽然与战后头五年相比已与之接近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加倍急需提前确定世界行情的下一轮变化。
在当前，提供下面几种基本的不同走势是可能的：
1.纽约交易所危机是美国工商业危机的前奏，它在近几个月内将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美国资本主义被迫向外部市场进行重大的转移。疯狂竞争的时代已经开始。美国商品以低于自己成本的价格为其开路。欧洲商品在这一不可遏制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欧洲进入危机晚于美国，但欧洲的危机将极其尖锐。
2.交易所的崩盘未直接引起工商业危机，其结果只是暂时的萧条。对交易所投机的打击导致在货币价值牌价和工商业活动之间以及在后者和市场的实际购买力之间的更合理的相互关系。在萧条和一段适应期之后，工商业行情将重新上升，尽管不像过去那个阶段那么急剧。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美国资本的储备是雄厚的。国家预算（订货、政府资助等）在其中所占的并非最后一位。
3.资金流出美国的投机业会使欧洲的工商业活动更加富有成果。而这一复苏今后的命运既取决于纯欧洲市场的，也取决于世界市场的因素。甚至在美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欧洲尚能在一定的时期内保持上升的势头，无论多么不可思议，仍可以想象，美国的资本主义能够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内，为在世界市场上的决定性的进攻重新调整自已。
4.最后，实际进程可能介于上面给出的几个方案之间，并提供一种以带有委靡的上升和下降的、不断摆动的、间歇振荡的曲线形式出现的合力。
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中的工人运动，特别是罢工运动的发展，都是与行情周期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当然不应该机械地想象这种联系。在超出工商业周期范围的一定条件下（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剧烈变化，严重的社会危机、战争和革命），在罢工浪潮中找到的不是由该行情引起的群众当前要求的反映，而是他们更深刻的革命性的历史任务的反映。例如战后法国的罢工没有行情的性质，而是表现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的危机，就是这样。如果从这些标准的角度对待法国今天罢工的复苏，则它目前对我们来说，首先是具有行业性质的运动。工人运动的进程和速度最直接地取决于市场的进一步的运动、行情各阶段的交替、它们的充分和紧张程度。在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样转折的时刻，就更不允许倡导与经济生活的现实进程毫无关系的“第三时期”。
无须解释，甚至在美国恢复有利形势、欧洲工商业高涨发展的情况下，新的危机的来临也是不可避免的。无须怀疑，在危机真正来临时，今天的领导者将会声称他们的“预见”完全兑现，资本主义的稳定证明了它的不稳定性，阶级斗争带有更尖锐的性质。但是很清楚，这类的预见是廉价的。一个人每天都预言日食，他最终会等到他的预言的兑现。但我们未必会认为这样的预言家是一个严肃的天文学者。共产党员的任务不是每天都预言危机、革命和战争，而是让群众对战争和革命做好准备，清醒地估计在战争和革命中形成的局势。应该预见到在高涨之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应该向群众警告未来的危机。但只有群众在正确的领导之下越是充分地利用高涨时期，才能更好地让他们对危机有所准备。
在联合总工会全国委员会不久前（12月）的全会上也说出了完全健康的思想。例如，克利亚维里和多列士抱怨说，最后一次总工会代表大会（1929年5月）回避了工人群众的行会要求的问题。但是演说者们没有深入思考，工会代表大会怎么能绕过应该成为它首位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呢？根据所谓的“自我批评”，这次上述演说者比当初的反对派更加毁灭性地谴责了总工会的领导。
但是，多列士本人为颂扬“第三时期”，在有关罢工的政治性的问题上制造了不小的混乱。多列士要求革命的工会会员，即共产党人——现在自然界没有其他革命的工会会员——在任何罢工中都要向工人揭示个别的剥削现象取决于整个当代制度，从而也就揭示了工人的局部要求和无产阶级革命任务之间的联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要求。但不能用此来界定罢工本身的性质。不能把政治性罢工理解为共产党员在其中进行政治宣传的罢工，而是各个车间和各个企业的工人为一定的政治目的而斗争的罢工。在罢工基础上进行革命宣传是共产党员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履行的职责。工人参加政治性的，即革命的罢工是最尖锐的斗争形式之一，它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而这些条件无论是党还是工会都是不能根据自己的愿望人为地引发的。
把行业罢工等同于政治性罢工造成混乱，它显然妨碍工会领袖正确地对待经济罢工，策划它们并制定工人要求的合理的纲领。
—般经济导向方面的情况更糟。“第三时期”哲学要求不管怎样都马上会爆发经济危机。我们聪明的工会领袖因此对法国近两年来经济形势不断改善视而不见。然而提出正确的要求并为之进行成功的斗争，不对形势作具体的评价是不行的。克利亚维里和多列士如果能把问题想透就好了。
如果法国经济高涨再持续两三年（这点不能排除），近期将首先出现经济斗争的发展和深化。善于适应这样的形势不仅仅是工会的任务，而且是党的任务。仅仅宣扬共产主义对领导角色的抽象权利是不够的；应该在实践中赢得它，而且不是在工会机关的狭窄的范围内，而是在整个阶级斗争的战场上。党应该以对工会会员的严肃的理论和政治帮助来对抗工团主义者的无政府主义的工会自治公式，使他们更容易对经济和政治发展作出正确的定向，从而制定正确的斗争要求和方法。
高涨必将被危机所取代，这将改变任务，并使顺利的经济斗争失去基础。上面已经说过，危机的来临很可能成为群众政治积极性的推动力。这一推动力直接取决于两个因素：先前的高涨的深度和长度以及降临的危机的严重程度。转折越剧烈、越深刻，群众的反响就越激烈。其原因是不难理解的。罢工往往在经济高涨转入萧条的时刻由于惯性的力量而达到最大的规模。工人似乎在奔跑中撞到一堵墙上。此后经济罢工所能达到的已经不多了。资本家在已经开始的萧条中很容易采取同盟歇业。如果工人的提高的阶级意识为自己寻找其他道路，也是自然而然的。具体是哪条道路？这不仅取决于市场条件，而且取决于整个国家的局势。
预先断定，最近的市场危机将在法国造成直接的革命局势，现在还缺少资料。在一系列超出市场危机范围的条件结合的情况下，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但目前这还只是理论推测。以未来的危机可能把群众推上革命斗争进路为依据，今天就提出全面政治罢工的口号，意味着用明天的午饭来解今天的饿，何况明天可能还没有午饭。当莫洛托夫[26]在第十次全会上声明，总罢工在法国已经实际提上了日程，他只是再一次表明，他既不懂法国，也不懂日程。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为贬损法国全面罢工的思想的本身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官方共产主义走的似乎正是那条道路，企图以冒险主义的山羊跳来取代系统的革命工作。
在采取更坚决的形式之前，群众的政治积极性的涨潮可能在一定的，而且是较长时间内，表现为更多地参加会议、共产党报刊的更广泛的发行、选票增加、党员人数增长等。领导能预先不顾一切地纯先验地确定迅猛的发展速度吗？不行，无论对这种还是那种速度，领导应该放开手脚。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党才不会偏离革命方向，与阶级同步前进。
※ ※ ※
就上面阐述的观点，我已经听到了洋铁皮哗啷棒一样的悦耳声音：一方面指责我是“经济主义”，[27]另一方面指责我的资本主义乐观主义，不言而喻，也就是社会民主党倾向。对莫洛托夫们来说，凡是他们理解不了的东西，即很多东西，都被他们归入社会民主党倾向的范围之中，就像对野蛮人来说，99%的宇宙都属于邪恶的精灵活动的领域。塞马尔[28]们、蒙慕梭们将跟着莫洛托夫们教训我们，说问题不局限于市场的浮动，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如合理化和战争的迫近。这些人更愿意谈“很多”因素，却没有能力对其中的任何一个加以解释。我们回答他们说，毫无疑问，战争会推翻所有前景，并像所说的那样创立新的纪年法。但首先，我们今天既不知道战争何时来临，也不知道它将从哪扇门中进来。其次，为了睁着眼睛进入战争，应当仔细地研究导致战争的道路的所有拐弯之处。战争不是从天而降。有关战争和它的期限的问题与世界市场的问题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四、定向的艺术
革命领导的艺术首先是正确的政治定向的艺术。共产主义在任何条件下都在使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通过它使整个工人阶级为革命夺取政权做准备。
定向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确定群众的情绪，他们的积极性、他们的斗争意愿。但是群众的情绪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在群众心理的特殊规律的影响下不断变化，客观社会条件使这些规律起作用。阶级的政治状况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量化（报刊的印数、参加集会和示威游行、罢工、选举的人数，等等）。为了理解动态的过程，应该确定，工人阶级的情绪在什么原因的影响下朝哪方面变化。将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结合起来，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运动的前景，即有科学依据的预见，没有这点，严肃的革命斗争是报本无法思议的。但政治中的预见不是僵死的公式，而是工作假说。将斗争引向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时，必须注意运动的主客观因素的变化，以便及时对策略作相应的修改。尽管斗争的实际发展从来不会完全与预见吻合，但这不能免除我们求助于政治预见的必要性。只是不应该在预测时陶醉于现成的公式，而是不断地检验历史过程的方向，领会它的所有征兆。
今天指导共产国际的中派主义作为一个过渡的寄生派别，就其本质来说，它是没有能力进行历史预见的。在苏维埃共和国中，中派在对十月革命的反动的条件下获得了优势，在革命衰退时，经验主义和折中派成了它的主要力量，使它可以顺流而下。而这样做时，由于早就宣布，发展的进程自动地在一个国家中走向社会主义，所以这本身就足以免除中派进行世界预测的必要性。
但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它们刚刚开始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或是准备进行这种斗争，它们的生存却不能没有预测。正确的每日定向对它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但它们没有学习这个重要的艺术，因为它们被迫跟着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指挥棒转。官僚中派能够相当长久地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资本的利息为生，却无力培养年轻的共产党夺取政权。今天的共产国际的主要的、最致命的危险就在这里。
中派领导的历史是确定方向上一个又一个致命的错误的历史。1923年，在追随者[29]们错过了德国革命形势——它能深刻地改变整个欧洲的局面——后，共产国际走过了致命错误的三个时期。
1924—1925年，是极“左”错误时期：领导认为面临着直接的革命形势，事实上它已经过去了。在这个时期，把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称为右派、“取消派”。
1925—1927年，是公然的机会主义时期，它正值英国工人运动迅猛高涨和中国革命时期。在这个时期称我们为“极左派”。
最后在1928年宣布了“第三时期”理论，它无非是在更高的历史基础上重复了季诺维也夫1924—1925年的错误。“第三时期”还没有结束；相反，它还在甚嚣尘上，破坏组织，使头脑变得一片空白。
所有三个时期的特点是领导的连续下降，这并非偶然。第一时期：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斯大林。第二时期：斯大林、布哈林。第三时期：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从这里可以看出规律性。
下面我们将对领导和“第三时期”进行进一步的观察。
莫洛托夫“双脚跨入”
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一年后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1929年7月）不能简单重复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话，应该唱更高的调子。在全会前夕，俄共理论机关刊物就写道：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罢工浪潮不断高涨。不仅席卷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席卷了落后的殖民地的这一浪潮，在某些地方与持续不断的革命和内战因素交织在一起。无组织的群众被不断地吸引到斗争中来，他们积极地加入斗争行列……群众不满的增长和“左”倾的加剧波及到数以百万计的农业工人和受压迫的农民大众。[30]
图景是不容置疑的。如果罢工浪潮真的席卷了全世界，甚至把“数以百万计的农业工人和受压迫的农民大众吸引到斗争中来”，并与“革命和内战因素交织在一起”的话，则十分清楚：革命形势来临了，为夺取政权进行直接斗争的任务提上了日程。称这种形势为“第三时期”或是不称它为第几时期，在这方面我们不打算争论。
众所周知，第十次全会的音叉掌握在莫洛托夫先生的手中。在其对共产国际领导人的纲领性的讲话中，莫洛托夫宣布：“在观察世界工人运动的事实时，只有愚钝的机会主义者（！）、可悲的自由主义者，才看不到我们已经双脚（！）跨入具有国际意义的最重大的革命事件的时期中。”[31]“双脚跨入”，多么有力的论据啊！
根据莫洛托夫定下的调子，俄共理论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于1929年8月写道：
在对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斗争的分析的基础上，第十次全会确认了群众向左转和革命化过程的发展和深化如今已经变成革命高涨的开始（至少是在德国、法国、波兰这样的国家中）。[32]
毋庸置疑：如果不是莫洛托夫的脑袋的话，则是他的双脚最终决定了正在经历的时期的革命性质。因为谁也不想当“愚钝的机会主义者”、“可悲的自由主义者”，所以莫洛托夫的论据一下子就保证免除了全会的批评。莫洛托夫不愿意费力进行经济和政治的分析，应该承认，其原因是完全可以原谅的，他仅限于简单地罗列各国的罢工（鲁尔、罗兹、法国北部、孟买等）作为“我们已经双脚跨入最重大的革命事件的时期中”的唯一论据。历史阶段就是这么制造出来的！
今后，各国际支部的中央委员会和机关报只能关注他们的双脚尽可能先于他们的脑袋尽快地卷入“最重大的革命事件”中。
这次完全无视“发展不平衡规律”，即至少在名称上是斯大林所知道的唯一的历史规律，革命形势在全世界、在宗主国和殖民地同时来临，这一事实难道不令人惊讶吗？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同时性。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用罗列各个国家中由于不同的原因所引发的零星冲突来代替对世界局势的分析。在欧洲国家中，只有一个奥地利去年经历了危机，在有影响的共产党的领导下，它可能直接发展为革命。但恰恰没有点奥地利的名，而点了法国、德国、波兰，据莫洛托夫所说，“它们是处于革命高涨前沿的国家”。为了确定罢工浪潮在法国无产阶级和国家发展中的真正地位，我们在一系列文章中对此进行了考察。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同样详尽地分析能够为德国工人阶级斗争定性的基本征兆。但我们以被第十次全会列入欧洲三个最革命的国家的法国为例得出的结论表明，莫洛托夫的分析是三种因素的结合：理论上的无知、政治上的不负责任和官僚冒险主义。但是，这些因素界定的不是“第三时期”的特点，而是所有时期中的中派官僚的特点。
经济罢工是危机还是高涨引起的？
“这一革命高涨的基础是什么？”莫洛托夫试图思考一下，并马上说出了自己的思考结果：“高涨的基础只能是整个资本主义危机的加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的尖锐化。”
谁要是不同意，谁就是“可悲的自由主义者”。但经济罢工的基础“只能是”危机，这话是在哪儿说的？不对现实的经济局势作具体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为今天的罢工运动正确定位，莫洛托夫用的是相反的方法：列数了半打罢工，他就推断出资本主义危机的加剧——驴唇不对马嘴。
据我们所知，在许多国家中，罢工运动的增长是近两年经济形势改善的结果。首先法国就是如此。诚然，对整个欧洲来说并不普遍的工业复苏，迄今为止在法国仍十分缓慢，它的未来完全没有保障。但是对无产阶级的生活来说，哪怕是经济形势向这方面或那方面的不大的转变都不会不留痕迹。如果工厂仍继续每天解雇工人，则工人的自我感觉与招收新工人（即使数量有限）时所产生的自我感觉完全不同。经济形势对统治阶级的影响也不小。在总是使人产生进一步复苏希望的工商业复苏阶段，资本家为了保障有利的经济形势的发展，倾向于缓和国际矛盾。这就是“洛迦诺和日内瓦精神”。[33]
不久前，我们看到了行情因素和基本因素的相互影响的极好的例证。
1896—1913年，是工商业迅猛增长的年代，其间只有短暂的中断。1913年，它被萧条所代替，对所有知情者来说，它显然开启了一场长久持续的危机。在空前的繁荣阶段之后，经济形势的致命转折，使统治阶级产生了烦躁不安的情绪，它是战争的直接推动力。当然，帝国主义战争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产生的。甚至连莫洛托夫都知道这个老生常谈。但在通往战争的路上还有矛盾时而加剧和时而缓和的一系列的阶段。对工人的阶级斗争来说也是如此。
在战前阶段，无论是基本过程还是经济形势过程的发展，都比今天这个急剧变化、剧烈转折的时代更有计划，所以今天相对次要的经济摆动都会在政治上产生巨大的震荡。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可以闭眼不看发展的实际进程并日复一日地里复三个咒语：“矛盾不断激化”，“工人群众越来越‘左’倾”，“战争日益迫近”……如果我们的战略路线是由矛盾增长和群众革命激进化的最终不可避免性所决定的，我们为这一战略服务的策略则是从对每—个时期、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刻的实际评价出发的，它们的特点可能是矛盾的暂时缓和，群众的暂时右倾，力量对比的变化对资产阶级有利等。如果群众不断地向左转，则每个傻瓜都能领导他们。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尤其是在今天不稳定、摇摆不定、“任性”的局势中。
因此，所谓的总路线如果不与各国和国际条件的每一次转折结合起来，则仅是空话而已。共产国际的领导会怎么做？他们不去全面具体地评价局势，而是在每一个新阶段都碰得头破血流，然后为自己的又一次失败更换值勤的各国支部的中央委员会甚至开除它们来满足群众。我们反复告诫加香们、蒙慕梭们、台尔曼们和雷梅尔[34]们，让他们对将成为第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的牺牲品而被清洗事先做好准备。这将在斯大林不得不纠正莫洛托夫的时候发生，当然是在事后。
苏联的崛起作为“第三时期”的因素
莫洛托夫在他顺带着用演绎方式揭示的经济危机中看到了近两年来“革命高涨”的第一个原因。他在苏联的经济成就中看到了第二个原因，他甚至责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五年计划的革命性的作用估计不足。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成就对世界工人运动有巨大的意义是无须证明的。但无论如何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五年计划能够先验地为欧洲和全世界的革命高涨创造条件。广大工人群众不是靠苏联的计划数字为生的。但甚至把五年计划放在一边，拿工业化实际成就的数字来说，也无论如何不能从中看到法国港口罢工和印度纺织业罢工的原因。数百万群众在其行动中受他们直接面对的条件的支配，更何况有关苏维埃经济的成就和失败，绝大多数工人都是通过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刊物的充满谎言的文章得知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能够直接抓住广大外国工人的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苏联工人状况大幅度的实际改善。很明显，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严重的粮食供应困难的条件是无法用革命激情感染资本主义世界的数千万工人的。不幸，事实就是这样，来听最近一个从苏联回来的法国代表团的隆重报告的只有几百名工人。整个巴黎只来了几百人！但是那些夸夸其谈、妄自尊大的官僚不认为应该对这一危险的警告加以思考。
总罢工的口号
在如此顺利地进入“最重大的革命事件”之后，莫洛托夫没过五分钟又回到了那些罢工之上，并出乎预料地宣称：“但是，这些反对资本以及为它服务的改良主义[35]的进攻仍带有分散零星的性质。”
原来，在各个国家中分散零星的罢工是由不同的原因导致的，但总的来说，是世界市场形势高涨的产物，正是因为它们的分散和零星的性质，它们无论如何也不是“最重大的革命事件”。但莫洛托夫想把零星的罢工联合起来。这是值得赞赏的任务，但目前还仅仅是任务而已，而不是已经达到的阶段。莫洛托夫教导说，可以通过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把零星的罢工结合起来。确实，在具备必要条件的情况下，革命性的群众罢工可以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据莫洛托夫的说法，群众罢工问题是“当前处于共产党策略任务核心的新的、基本的和典型的任务”。我们的战略家继续说：“而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十分接近（这次仅仅是‘接近’！——列·托洛茨基）新的、最高形式的阶级斗争了。”为了使第十次全会皈依“第三时期”宗教，莫洛托夫补充说：“如果我们不是处于高涨阶段，我们就不能提出大规模的政治罢工的口号。”这样的思路发展确实是空前的！首先是战略双足已经进入了最重大的革命事件中，后来表明，战略头脑面临的仅仅是总罢工的任务——而且不是总罢工的本身，仅仅是总罢工的口号。由此可见，他用反证法得出了我们“已经十分接近新的、最高形式的阶级斗争了”的结论。看见了吗，如果我们尚未接近，莫洛托夫怎么能提出总罢工的口号呢？整个结构都支撑在新出现的战略家的保证上。各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毕恭毕敬地聆听自信的蠢材，并在点名呼应时回答说：“确实如此！”
至少我们知道，以法国、德国和波兰为首的所有国家，从英国到中国，现在都已接近了总罢工的口号。我们最终确信，不幸的发展不平衡规律已踪迹全无。我们对此还勉强能够接受：如果对我们说，为了某些政治目的在每一个国家提出总罢工的口号。但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工人根本不想为总罢工而进行总罢工。由于不明白这一点，无政府的工团主义碰得头破血流。有时，总罢工可以具有示威抗议的性质。一般来说，在某个鲜明的突发事件震撼了群众的想象力，产生了一致抗拒的要求的情况下，这样的罢工是可以实现的。但示威性的罢工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政治罢工，而仅仅是它的预备性的彩排之一。至于本意上的革命的政治罢工，则可以说是无产阶级夺权斗争的倒数第二次行动。总罢工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常功能瘫痪，尖锐地提出了谁是国家的主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因此，革命罢工如果不导致武装起义，最终只能以无产阶级的失败而告终。由此看来，如果莫洛托夫有关革命的政治罢工和“斗争的最高形式”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则仅仅是这样的意义：全世界的革命形势同时或几乎同时成熟到这种程度，使西方、东方、北方和南方的共产党都面临着总罢工，即武装起义的序幕。
只要准确地阐述莫洛托夫的“第三时期”战略，就足以暴露出它的荒谬。
“占领街道！”
除了总罢工之外，还提出了“占领街道”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在语言上，就不是事关捍卫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践踏的民主权利，而是在街垒上实现无产阶级权利的事了。实质上，七月全会一闭幕，官方共产党报刊的无数文章正是这样解释“占领街道”的。不是我们否认无产阶级通过街垒“占领街道”的权利。但需要搞清楚这意味着什么。首先需要让自己搞清楚无产阶级不会为街垒而走上街垒，就像他不会为罢工而罢工一样。需要能够把数百万工人联合起来并赋予先锋队牢固的支持的直接政治目的。革命家是这样提问题的。疯狂的机会主义者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对待这个问题的。
为了革命地“占领街道”——为艺术而艺术——他们指定了特殊的日子。众所周知，最近一次定在8月1日 。凡夫俗子百思不解：为什么是8月1日 ，5月1日 的失败[36]已经预先决定了它的失败？官方战略家怒气冲冲地回答说，什么为什么？为占领街道。对这句话的本意应该怎样理解：是占领人行道还是占领马路？我们至今认为，革命党的任务是争取群众，这一政策会越来越多地、越来越积极地动员群众，必然会使自己走上街道，无论它们怎样戒备森严，无论警察怎么封锁它们。为占领街道而进行的斗争不可能是脱离群众的政治斗争、服从于莫洛托夫办公室的日程表的独立任务。
而主要的是，历史是不能欺骗的。任务不在于显得更强大，而是变得更强大。夸夸其谈的假面舞会无济于事。在没有“第三时期”时，当然可以把它臆想出来。可以制定几十个决议。但按照日程表在街道上制造“第三时期”，是不可能的。各国共产党在这条路上只能找到失败，在某些情况下是悲剧性的，更多的干脆是愚蠢的、耻辱的。
“不能与改良主义者达成任何协议”
但“第三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策略结论，莫洛托夫用下述语言把它表述为：“革命组织与改良主义者的组织之间联合的策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能接受，更加有害。”[37]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不能”与改良主义者联合，意味着它们在以前也是不允许的。那么怎么解释1926—1928年间的政策？为什么根本就不允许的与改良主义者的联合现在变得更加不能允许？人们对我们解释说，我们进入了革命高涨阶段。但我们不能不回忆起，当时，与英国工会结盟正是以英国进入革命高涨时期，英国工人群众的激进化推动改良主义者向左转为理由。出于什么原因，昨天斯大林主义的睿智策略颠倒了180度？我们徒劳地企图寻找答案。中派经验主义者无非是在英俄工会总委员会[38]的试验中烫伤了，想用发毒誓来保证今后不再出丑。但赌咒发誓帮不了忙，因为我们的战略家们迄今没有汲取英俄委员会的教训。
错误不在于与那时（1926）在群众的压力下真的“向左转”的总委员会签订阶段性的协议。首先根本的错误是联盟不是建立在工人阶级了解的具体实际任务之上，而是在泛泛的和平主义辞令上和虚伪的外交公式上。演变成巨大的历史罪行的主要错误，是在总委员会掉转武器反对总罢工，即从不可靠的半盟友变成公开的敌人时，我们的战略家们不能当机立断，公然与它断绝关系。群众激进化对改良主义者的影响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对自由主义者的影响完全一样。在群众运动的头几个阶段中，改良主义者向左转，希望以此把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当运动超越了改良的界限并要求领袖们与资产阶级断然决裂时，在大多数情况下，改良主义者急剧改变他们的腔调，从群众的胆怯的同路人变成叛徒、敌人、公然的变节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中的完全由优秀分子组成的一小部分会投入革命阵营中。当改良主义者在整个局势的影响下被迫向前迈出一步或半步时，与他们的阶段性的联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事先要求，当改良主义者倒退时，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与他们无情地决裂，改良主义者背叛并不是因为他们每时每刻、在他们的每一个行动中都在完成资产阶级的委托。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改良主义者就不会对工人有任何影响，因而资产阶级本身也就不需要他们了。正是为了要具备在关键时刻背叛工人的必要的权威，机会主义者在准备阶段被迫承担起领导工人斗争的任务，特别是在群众激进化过程的开始阶段。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就是由此而来的，为了更广泛地团结群众，我们不得不在其中与他们的改良主义领袖达成具体协议。
必须理解整个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功能，以便一步一步地把它从它的阵地上排挤出去。在今天的领导中，这样的理解连影子也没有。它只知道两个方法：或是像跟在社会民主党屁股后面的布兰德勒分子[39]（1926—1928）一样，或是把社会民主党等同于法西斯主义，把革命政策变成无力的咒骂。最近六年的左右摇摆的结果是巩固了社会民主党，削弱了共产主义。十次全会的机械指令只能恶化已经破坏得相当厉害的形势。
只有愚蠢透顶的傻瓜才会把事情看成这样，由于“第三时期”的创造奇迹的力量，整个工人阶级一下子离开社会民主党，并把改良主义官僚推进法西斯阵营。不，整个过程将沿着更复杂、更矛盾的途径发展。不断增长的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和英国工党政府的不满，从局部、零星的罢工转入规模更大的运动等（当所有这些现象真的出现时！），它们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们建议所有的莫洛托夫们将此牢记在心！——是改良主义者阵营中的广大群众的向左转，正如苏联国内形势引起莫洛托夫属于其中的中派阵营的向左转一样。
除了最自觉的右翼分子（托马斯们、赫尔曼·米勒[40]们、列诺德[41]们、茹奥们等）之外，社会民主党党员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会员在适当的条件下会被迫承担起领导群众进攻的责任，当然只是为了把进攻限制在狭窄的框框内，或是当工人超越了这些框框时，从背后打击他们。虽然我们早就知道这一点，并对先锋队就此发出警告，但今后仍将有几十次、几百次乃至上千次的机会，共产党人不仅不能拒绝与改良主义者达成具体协议，而且应当为达成这样的协议采取主动，以便掌握领导权，当改良主义者从摇摆的同盟者变成公然的敌人时，与他们决裂。这一政策必然首先是对左派社会民主党的，在群众真正激进化的时候，它被迫更坚决地与右翼对立，直至与它决裂。这一前景与那个事实——左派社会民主党的上层往往是由最腐败的、最危险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构成——一点儿也不矛盾。
当改良主义者领导罢工时，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拒绝与他们签订具体协议呢？如果现在这样的情况还不多，这是因为罢工运动本身还很弱，改良主义者还能忽视它，对它进行暗中破坏。为了吸引广大群众加入斗争，结盟对双方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同样不能切断与改良主义者达成具体协议的道路，不仅与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在很多情况下要与它的领袖们，更可能的是与它的部分领袖达成具体协议。这种前景不仅在奥地利，而且在德国都不那么遥远。第十次全会的指令完全是吓破了胆的机会主义者的心理产物。
斯大林们、莫洛托夫们以及他们昨天的盟友蒋介石、汪精卫、珀塞尔、[42]库克、菲敏、拉福莱特、拉迪奇掀起喧嚣，说什么左派反对派赞成与第二国际[43]结盟。但这些喧嚣并不妨碍工人群众真的向左转时再次让官僚措手不及，他们将宣称第四时期或第三时期的第二个阶段的来临，所有莫洛托夫们将会在更小的程度上“双脚”进入类似英俄委员会和工农国民党的机会主义试验的时代。
不要忘记自己的昨天
让法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其他共产党所有今天的领袖们回忆一下自己的仍完全新鲜的历史。除了年轻人之外，他们全都是在工人向左转的影响下脱离改良主义者的队伍的。这并不妨碍我们布尔什维克与这些向左转的改良主义者们结盟，当着群众给他们提出相当确切的条件。例如，齐美尔瓦尔德[44]就是无数这类结盟的例子之一。昨天的社会民主党党员不知从哪儿来的自负和自信：当群众真的接近“革命高涨的前沿阵地”时，不会以新的一班人来取代加香们、蒙慕梭们、台尔曼们等（我们希望第二代比第一代强），我们不得不揪着这些先生的耳朵把他们拽到革命阵地上，在途中与他们结成阶段性的同盟，并在此后的阶段中给他们提出“21项条件”[45]或“42项条件”，或是当他们向后拽时，把他们抛进机会主义的泥潭。
官方理论家以内部的改良主义者们被群众的激进化吓破了胆来解释今天共产主义右翼的加强，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对政治心理的完全无知！机会主义具有巨大的弹性和适应性。如果感受到群众运动的浪潮，布兰德勒们、吉列克[46]们、洛福斯通[47]们就会向左转，而不是向右转，特别是像塞利厄、加歇尔之类最关心保住自己的委任状的老奸巨猾的钻营者们。诚然，机会主义者向左转的能力不是无限的。当事情真的到了决定性的地步——到了决策和起义的关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向后退。甚至像布尔什维克这样久经考验的党的经验都证明了这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48]李可夫、[49]加里宁、[50]托姆斯基、[51]卢那察尔斯基[52]等）。革命胜利后，机会主义者又向左转，更确切地说，是转到政权一边（洛佐夫斯基、马尔丁诺夫、库西宁[53]等，佩珀尔、加香、弗罗萨尔[54]之类的英雄紧随其后）。但在法国，事情远未到决定性的关头。如果法国的机会主义分子现在没有向左转而是向右滑，这本身就是群众的革命压力尚未被感受到，党在削弱，地方官员和钻营者希望能保住自己的委任状而反对共产主义的可靠标志。[55]这类腐朽分子的背离本身对党来说是好事。但不幸在于，集错误、不负责任、冒险、自吹自擂、胆怯于一身的官方领导政策为了给叛徒提供有利的掩护，把理应站在共产主义者队伍中的无产阶级分子推到了他们的一边。
再论战争危险
为了加剧混乱，对直接革命形势的承认又加上了对同样直接的战争危险的承认。为了捍卫这一提纲，莫洛托夫出乎意料地把自己的全部学识力量用于反驳瓦尔加，[56]著名的宫廷理论家，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波洛尼亚，他一心想讨好每一位“亲王”，察言观色，左右逢源。但这一次波洛尼亚没有击中目标。单单是他阅读外国报纸、了解事实和数据，妨碍了他及时把共产国际的子午线调到莫洛托夫左脚迈到的地方。瓦尔加对决议提出了下述毕恭毕敬的修正：
帝国主义的矛盾加剧，没有一个主要帝国主义强国认为现在通过战争途径来解决它们是合适的，不得不暂时缓和在战争赔偿问题范围内的矛盾。
看来，这句极端谨慎的话完全是无可争议的。但由于它毕竟要求再做―些思维努力，莫洛托夫就发火了。他吼道，怎么能认为没有一个主要帝国主义强国认为现在通过战争途径解决帝国主义矛盾是合适的呢？注意，注意，莫洛托夫说：“众所周知！众所周知，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危险每天都在增长。”然而在瓦尔加那儿却“完全相反”。岂非咄咄怪事？瓦尔加怎么敢“否认矛盾必然加剧正是执行杨格战争赔偿计划[57]的结果”……所有这一切都是如此荒谬、粗陋、愚蠢，甚至连讽刺都无可奈何。“众所周知，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危险每天都在增长。”多么强大的思维能力！众所周知？不幸的是，人类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知道这点，甚至连新出现的共产国际领导人都完全不知道战争危险的实际增长是怎样产生的。好像它“每天”都在增长，纯属无稽之谈，就像说群众每天都在向左转一样。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帝国主义之间的摩擦时而减弱，时而重新加剧。莫洛托夫可能听说过，甚至连资本主义所有过程中最主要的一个——生产力的发展，也不是“每天”都在完成的，而是通过危机和高涨，通过生产力的衰退甚至对它的大规模破坏（战争时期）各个阶段。政治过程也按这—形式展开，但摆动更加剧烈。
战争赔偿问题导致鲁尔[58]在1923年被占领。这简直是战争的小规模再现。但这一规模足以在德国造成革命局势。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领导的第三国际和布兰德勒领导的德国共产党葬送了这一绝好的形势。带来道威斯计划[59]的1924年是德国革命削弱和法德之间矛盾缓和的一年。经济稳定的政治前提就是这样形成的。当我们说出这点，更确切地说，是我们在1923年年底预言这一发展时，莫洛托夫们和其他聪明人在指责我们是取消派之后，他们的全部下肢都马上进入了革命高涨的时期。
稳定年代引发了新的矛盾，并加剧了一系列旧的矛盾。尖锐地提出了重新审查道威斯计划的问题。如果法国拒绝杨格计划，如果德国也拒绝它，欧洲今天就面临着鲁尔被占领的重演，但规模要大得多，和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但恰恰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游戏的所有参加者都认为在当时更理智的是达成协议，而不是再次占领鲁尔，我们看到了从莱茵河流域撤军。无知的特点是混淆事物，知识则从区别它们开始。马克思主义对无知从不姑息。
我们的战略家喊道：“难道执行杨格赔偿计划的结果不应该是必不可免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的来临吗？”应该来临！但不是作为结果。应该搞清楚各种现象之间的先后顺序以及它们之间的动态交替。资本主义经济形势高涨必然带来萧条，有时则是严重的危机。但这根本不意味着高涨的经济形势与低迷一样，危机“每天”都在增长。生命的“结果”是人要去见祖先，由此根本不应得出人在抵达死亡之门前不曾经历童年、生长、疾病、成年、老年等阶段。无知的特点是混淆事物。知识之果教人把它们区分开。但莫洛托夫从来没有品尝过这个果实。
今天的领导人的可怜的公式化根本就不是无辜的；相反，它每一步都在实践中打击革命。苏中冲突造成必须马上动员群众反对战争危险、保卫苏联的形势。无须怀疑，即便在今天的条件下，各国共产党在这条路上也能取得重大成绩。为此应该让最重要的事实替自己说话。但是好像故意作对似的，正好在热火朝天地筹备8月1日时 ，远东危机爆发了。官方宣传鼓动家和记者总是不断地狂喊一般的战争危险，而现实的国际冲突则被湮没在这些叫喊之中，很少能进入群众的意识之中。于是，在今天的共产国际的政策中，官僚公式的羸弱的牛吞食了现实的活生生的、肥胖的牛。
有关反对战争危险的问题必须回顾第二时期的战略：那时提出共同反对战争危险的必要性作为支持与总委员会结盟的主要论据。在1927年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会上，斯大林信誓旦旦地说，英国工会帮助我们进行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这充分证明了与总委员会结盟是正确的，因此只有那些漠视苏联国防的人才会要求与工贼决裂。这样，不仅英国工人的向左转，而且连1926—1927年间的战争危险也作为支持与改良主义者结盟的主要论据。现在已经清楚，无论是群众的激进化还是战争危险的迫近，都要求坚决拒绝与他们建立任何联盟。所有问题的提出，都是为了尽可能地使先进工人产生混乱。
无疑，在战争中或哪怕仅仅是战争真的明显迫近的情况下，改良主义者都将完全站在他们的资产阶级一边。为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而和他们结盟是不可能的，就像为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与他们结盟一样。正因如此，像斯大林那样把英俄委员会说成是反帝斗争的武器，意味着罪恶地欺骗工人。但问题是，历史上既有战争与革命，也有战争与革命之间的阶段，即资产阶级准备战争和无产阶级准备革命的阶段。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的阶段。我们应当把群众从改良主义者那里争取过来，后者在近几年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但是，他们的加强使他们更加依赖其无产阶级基础的演变。统一战线的策略完全建立在这一依赖性之上。需要的只是不要像季诺维也夫、布兰德勒、斯大林、布哈林那样推行它。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回到列宁那里。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派别
左派反对派由于不符合“第三时期”的胡言乱语，再次被蒙慕梭之类的浅薄之人指责为右倾倾向。在最近六年的经验之后，我们对这种指责完全可以泰然处之，就像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和列宁被很多先生指责为右倾一样，他们后来有的转入社会民主党，有的还暂时留在布兰德勒阶段。在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揭发者之一是路易·塞利厄，只要回忆一下这点就足够了。
但是，右派分子无疑真的会企图利用我们批评中的个别成分。这是根本无法避免的。不应该认为，右派的指责都是错误的。往往右派对猛浪的“左”倾冒险的批评是十分有道理的。在这个范围内，他们非常倾向于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以便在它的掩护下用机会主义来反对冒险主义。
但是，需要补充一点，在不久前甚至现在还留在有充分理由认为自己是左派的反对派的队伍中的，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在1924年与我们联合并不是因为我们捍卫国际主义，而是因为我们反对季诺维也夫的冒险主义。那时，法国的许多潜在的机会主义者涂上了俄国反对派的保护人的色彩。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在不久前还以他们毫无保留地赞成我们为荣。但当尖锐地提出为反对派的观点而斗争的现实问题时，则暴露出，这些“沙龙”反对派与我们有天壤之别。由于他们没有感到对革命形势有任何需要，因此更愿意否定它的存在。
很多善良的人真诚地为我们毫不留情地划分左派反对派和右派反对派而痛心。我们在今天的共产主义中区分出三个基本派别的做法被说成是随意的，并仅凭在法国似乎没有右翼，就断言它在那里不现实。但是在法国，最近几个月的事实以血肉充实了共产国际的“公式”。“工会联盟”最终打出了反对共产主义的旗帜，并在这点上找到与工会第二批反对派的共同基础。更具改良倾向的分子同时脱党，他们利用反对官僚冒险主义的斗争，在新党的形式下为自己的委任状保险。很快，政策相似的力量将会使工会右派反对派与新的议会—地方自治“党”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一切都将逐渐各就各位。我们认为，《La Verite》（《真理报》）在这方面功不可没。
两点定一条直线。定一条曲线至少要三个点。政治路线非常复杂曲折。为了正确地评价各个不同的集团，应该考察它们在几个阶段中的行为：在革命涨潮和退潮的时刻。只有在纸上标出一系列关键点：对德国1923年事件的态度，1924年的稳定问题，对1923—1928年间俄国工业化和富农的态度，有关国民党和英俄委员会的问题，对广州起义[60]的态度，对“第三时期”理论与实践的评价等，才能正确地画出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革命轨迹。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的本身又含有一系列策略问题。机关投机商从思想和口号的复杂的系统中抽出个别词句，并在此基础上把左派和右派混为一谈。马克思主义者整体地看问题，将统一的战略思想贯穿于各个不同的局势之中。这一方法不会立竿见影，但它是唯一可靠的方法。让投机商投机去吧，而我们是在为明天作准备。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2]加香（Marcel Cachin，1869—1958）法国和国际共运活动家，法国共产党创始人（1920）之一。1920年起当选为法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24—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05—1920年为法国社会党领寻人之一。1940—1944年参加抵抗运动，1918—1958年任法国《人道报》社长。——译注
[3]蒙慕梭（Gaston Monmousseau，1883—1960）曾是革命工团主义者，后来成为法国共产党和总工会的领袖之一，是忠实的斯大林分子。——译注
[4]尚别兰（Maurice Chambelland，1901—1966），1924年退出法国共产党后与莫奈特合作，并成为后者在无产阶级革命集团中的亲密助手。在1929年巴黎举行的法国总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他代表工会少数派与斯大林分子的多数派进行辩论。——译注
[5]《人道报》本是法国社会党的报纸，1920年法国共产党创立后，它成为法共机关报。——译注
[6]英国工会总委员会在开始时赞同以总罢工支持1926年5月的煤矿工人的斗争，但在九天后号召停止罢工，让煤矿工人单兵作战，直至失败。——译注
[7]瓦萨尔（Albert Vassart，1898—1958），当时为联合总工会书记和法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之一。——译注
[8]勃列科（Jean Bricot），是蒙慕梭的笔名。——译注
[9]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1808—1871），德国工人，初为“正义者同盟”会员，后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他把革命看做是自发过裎，起主要作用的是失掉阶级性的分子；宣传所谓平均共产主义思想。——译注
[10]法国联合总工会于1921年从法国总工会中分裂出来，并成为后者的激进对手，是法国主要工会联合会，主宰它的是改良主义者。在联合总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分子的多数派的投票权是少数派的八倍。在人民阵线时期，联合总工会与总工会重新统一。——译注
[11]台尔曼（Ernst Thaelmann，6—1944），从1925年起任德国共产党主席，1923年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1924—1943年先后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委员和主席团委员，1924—1933年任德国国会议员，1925年和1932年作为德国共产党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他无批评地支持共产国际的政策，坚决推行斯大林的“第三时期”政策，在德国法西斯成为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威胁时，却把矛头指向德国社会民主党，称其为社会法西斯党，让真正的法西斯坐收渔人之利，导致希特勒的胜利。他于1933年被纳粹逮捕，1944年在布痕瓦尔集中营被杀害。——译注
[12]塔尔海默（August Thalheimer，1884—1948），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1929年被开除出党，他与亨利希·布兰德勒一起组织共产党反对派，它是苏联右派反对派的德国部分。——译注
[13]珀佩尔（John Pepper），约瑟夫·波加尼的笔名，他在1919年匈牙利革命中扮演不确定的角色，但在1922年前往苏联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时，他通过斡旋使自己进入中央委员会并成为它的最高领袖之一，直到1929年因同情右派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译注
[14]库恩·贝拉（Kun Bela，1886—1939），是1919年匈牙利革命的领袖之一，是短暂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首脑。来到莫斯科后，成为共产国际官员。据说他在20世纪30年代末斯大林对外国流亡共产党员的清洗中被枪毙。——译注
[15]托洛茨基的报告题为《世界经济危机和共产国际的任务》，1921年6月23日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宣读。——译注
[16]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第—次群众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宪章派以法案形式（《人民宪章》1838）提出要求。1840年成立全国宪章协会，即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1840年、1842年和1848年，宪章派三次向议会提交请愿书，要求成年男子普选权、限制工作日、提高工资，等等；请愿书被否决，1848年宪章运动消沉下去。左翼领导人E. 琼斯、J. 哈尼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支持下试图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恢复运动，1851年宪章派集会，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要求。但是，随着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倾向的增长，宪章运动退出了历史舞台。——译注
[17]La Verite增加了每月经济评论，对这一事实只能表示欢迎。第一篇文章（第12期）出色地论证了经济定向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无论是在共产党的还是工会的工作中——的必要性。正是反对派成员应该促进这方面的事情，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对事实和数字分析基础上的真王前景来反对不仅是加香、蒙慕梭的空喊，也反对那些把自己纳入反对派队伍中的某些沙龙 先生的政治小说。
[18]《时代》周刊是20世纪30年代法国政府的非官方声音。——译注
[19]皮亚特尼茨基（Иосиф Аронович Пятницкий，1882—1939），老布尔什维克，1920年任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1923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8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组织局首脑，该机构的工作是监督各国共产党的日常工作。——译注
[20]邦葛罗斯是伏尔泰哲理小说《老实人》中的人物，他是小说主人公老实人的老师，哲学家，鼓吹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现存秩序，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切皆善”的学说。——译注
[21]1924年立法选举前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对法国共产党的特别号召中称法国社会民主党“已经不复存在”。这个号召出自轻率的洛佐夫斯基。我致函主席团，抗议这种轻浮的评价。我解释说，在我们的组织软弱和报刊薄弱的情况下，改良主义的议会党可能保持十分广泛的影响。这被当成了我的“悲观主义”。1924年的选举结果以及后来的发展进程，这一次当然也立即驳倒了季诺维也夫—洛佐夫斯基的轻浮的乐观。
[22]1924年在法国议会选举中，社会党所得选票增加，它与激进社会党分享权力，建立左派联盟，即人民阵线的前驱，共产党拒绝加入。——译注
[23]洛佐夫斯基（Соломон Абламович Лозовский，1878—1952），原名索罗门·阿布拉莫维奇·德里佐，苏共党员，历史学 博士，1921年起为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1937年起任国家文学出版社社长，1939—1946年任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1939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52年在反犹运动中，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将他逮補并处决。——译注
[24]地方自治政府丑闻指1929年11月法国共产党将六名任巴黎市议员的党员开除出党一事。一个月后，他们在中派纲领的基础上建立了工农党；后来工农党与其他中派分子联合建立无产阶级统一党。——译注
[25]路易·赛利厄（Louis Sellier，1885—1978），1923年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六名因任巴黎市议员而被开除出党者之一。——译注
[26]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1890—1986），老布尔什维克，1920年当选中央委员，很快成为斯大林的忠实支持者，1928—1934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0—1941年任人民委员会主席，1939—1949年，1953—1956年任外交部长，1957年因反对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纲领而被清除出领导集团。——译注
[27]经济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经济主义”力图把工人运动限制在经济斗争的范围内，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事，贬低革命理论的意义，否认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自发的工人运动中去的必要性。反对建立集中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1897—1899年《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杂志相继出版，“经济主义”也随之形成。《火星报》开始从思想上粉碎“经济主义”，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从思想上彻底粉碎了“经济主义”。——译注
[28]塞马尔（Pierre Semard，1887—1942），1924—1930年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1924—1925年兼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法国工会领导人之一。1939年被捕，后移交给德国法西斯占领者，被处决。——译注
[29]追随者指败坏其老师的学说的学生，托洛茨基用这个术语来嘲笑自称为列宁主义者的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联共（布）上层领导。——译注
[30]Большевик, №12, стр. 9
[31]Правда, №177
[32] Большевик, №15, стр. 4
[33]洛迦诺和日内瓦精神指《洛迦诺公约》及其一系列保证条约，《洛迦诺公约》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于1925年10月16日 在洛迦诺草签，12月1日 在伦敦签订的，旨在维持和平和保证德法边界和德比边界不受侵犯。日内瓦是国际联盟及其一系列裁军会议所在地。——译注
[34]雷梅尔（Herman Remmele，1880—1937），斯大林派的德国共产党领袖，他不加批评地捍卫导致希特勒于1933年获胜的克里姆林宮的“第三时期”政策。在希特勒上台前，在德共党内斗争中，他被台尔曼清除出党的领导层。后来他逃往苏联，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外国共产党员的清洗中被处决。——译注
[35]改良主义即认为以渐进的、和平的和议会的方式改造社会（反对革命），是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好的或唯一的方法的理论和实践，改良主义者企图缓和阶级斗争，促进阶级合作。——译注
[36]5月1日的失败指1929年5月1日在柏林开始的事件，那时社会民主党政府禁止上街游行，共产党号召挑战禁令。响应号召的赤手空拳和无组织的工人遭到了残酷的殴打和枪击；警察杀害了25名工人，另有几百人受伤。共产党试图组织总罢工来抗议警察恐怖镇压，但响应者寥寥。斯大林分子把“五月事件”吹成革命运动史上光荣的一页，并教促在即将到来的8月1日 的示威游行中表现出同样的精神。——译注
[37]Правда, №177, 4 августа, 1929г.
[38]英俄工会总委员会是英国工会“左翼”官僚和苏联工会的斯大林派领袖于1925年建立的。1926年，在其英国成员背叛了总罢工之后，托洛茨基要求解散该委员会，但斯大林分子拒绝了这个要求，继续依靠该委员会，直到英国人认为他们不再需要“左”的掩饰，于1927年9月退出了英俄委员会。托洛茨基关于英俄委员会的教训的观点收入《托洛茨基论英国》一书中。——译注
[39]布兰德勒分子是德国共产党的反对派，称呼来自他们的领袖亨利希·布兰德勒（Heirich
Brandler，1881—1967）。布兰德勒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错过1923年大好革命危机时，他是德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1924年，他作为克里姆林宫的替罪羊，被清除出领导层。当德国共产党反对派于1929年与苏联布哈林右派反对派结盟后，布兰德勒和他的支持者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德国共产党反对派一直存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译注
[40]赫尔曼·米勒（Hermann Mueller，1876—1931），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1906年起为党的中央委员，1918—1919年为人民代表委员会委员，1919—1920年任外交部长，签署《凡尔赛和约》，1920年和1928—1930年任总理。——译注
[41]列诺德（Pirre Renaudel，1871—1935），法国社会党右翼领袖，1933年因在议会投票赞成削减职员工资而被开除出党。——译注
[42]珀塞尔（Albert A. Purcell，1872—1935）和库克（Arthur J. Cook，1885—1931）是英国工会运动和英俄委员会的左派领袖。——译注
[43]第二国际或社会党国际作为第一国际的继承者于1889年建立。它是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松散联盟，将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联合在一起。它的进步作用于1914年停止，那时它的大多数支部践踏社会主义最主要的原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它在战争期间解体，1923年恢复，但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组织：——译注
[44]齐美尔瓦尔德指1915年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会议反对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社会沙文主义。到会者有俄国、波兰、意大利、德国、法国和瑞士等国的38名代表。列宁在会上组织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同所谓的齐美尔瓦尔德中心——中派和半中派多数进行斗争。会议通过了妥协性的宣言，指出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但没有明确地提出列宁主义的政治口号。——译注
[45]“21项条件”是共产国际为其成员制定的条件，旨在防止未与改良主义彻底决裂的政党加入共产国际，它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译注
[46]吉列克（Bohumil Jilek，1892—1963），1921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建党时为书记，布哈林垮台后，他于1929年被清除出党的领导层。——译注
[47]洛福斯通（Jay Lovestone，1898—1990）美国共产党领袖，1928年，他领导了清除托洛茨基支持者的工作，1929年，根据莫斯科的命令，他本人也作为右派反对派的支持者而被开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洛福斯通集团一直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而存在。后来，洛福斯通成了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乔治·米尼的冷战外事顾问。——译注
[48]加米涅夫（Лев Каминев，1883—1936），在列宁病重期间，他和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组成反对托洛茨基的“三驾马车”。与斯大林反目后，他与季诺维也夫的列宁格勒反对派、托洛茨基反对派组成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联合反对派。在联合反对派被粉碎、它的成员被开除出党，它的领袖被流放后，他与季诺维也夫一起忏悔，向斯大林投降，回到党内。但在1936年莫斯科第一次审判后被处决。——译注
[49]李可夫（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ков，1881—1938），老布尔什锥克，1917年当选内务人民委员，列宁逝世后任人民委员会主席（1924—1930），他与斯大林合作粉碎、清除左派反对派；后来他作为右派反对派领袖被撤销职务，1938年莫斯科审判后被处决。——译注
[50]加里宁（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линин，1875—1946），老布尔什维克，1919年继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起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8年起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译注
[51]托姆斯基（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 Томский，1886—1936），老布尔什维克，苏联工会主席，右派反对派领袖之一。1928年以前，在反对左派反对派的斗争中，他一直是斯大林的盟友；在与斯大林决裂后，被撤销职务，1929年与其他右派领袖一起向斯大林投降，在莫斯科第一次审判期间自杀。——译注
[52]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1933），老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政府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1917—1929）。他和加米涅夫、李可夫、加里宁、托姆斯基一样，在决定组织十月革命的最后关头动摇或反对起义。——译注
[53]库西宁（Otto Kuusinin，1891—1964），曾是芬兰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1918年4月芬兰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和芬兰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革命失败后逃往苏维埃俄国，他是最早的斯大林分子之一，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2—1931），1940—1956年任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译注
[54]弗罗萨尔（Louis-Olivier Frossard，1889—1946），法国社会党中派，协助创立法国共产党，任它的总书记。后来他又重返社会党，任它的右翼发言人；脱离社会党之后，在不同的资产阶级内阁中任职，包括在第一届贝当政府中服务。——译注
[55]顺便说说，路易·塞利厄之流建立的不是无产阶级政党，而是“工农党”，这样，他们就在西方落实了斯大林为东方制定的天才公式。
[56]瓦尔加（Eugene Varga，1879—1964），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党员，曾任短命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1920年加入共产党，作为经济专家在共产国际工作。——译注
[57]杨格计划于1929—1930年制定，代替道威斯计划的德国战争赔款计划，该计划由美国银行家欧文·杨格主持制定，故名，1930年1月在海牙会议上批推。计划规定减少每年赔款额，取消对德国及其经济与财政的一切形式的监督，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军事化。根据德国政府的单方面决定，自1931年7月15日起，该计划实际上已失去作用。——译注
[58]指法国因德国拖延赔款于1923年出兵占领鲁尔一事。这在德国引发革命危机，德国共产党领导贻误了机会，使德国政府重新取得控制权。这导致德国和欧洲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译注
[59]道威斯计划系国际专家委员会在美国银行家道威斯主持下制定的德国战争赔款计划。1924年8月16日经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伦敦会议批准。计划规定向德国提供借款和贷款以恢复其军事工业潜力，1929—1930年被杨格计划所取代。——译注
[60]广州起义是在斯大林怂恿下于1927年12月发动的，以便他能够在这个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驳斥”左派反对派对他葬送中国革命的政策的指责。由于中国共产党已经遭到镇压，起义仓促举行，三天后就被粉碎，牺牲了数千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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