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自Архив
Троцкого, т. 1, стр. 204—210。
我们都承认，中国革命没有死亡，它还将继续生存下去。也就是说，主要问题不是反对派是否提出警告，怎样和在什么时候提的警告（我肯定它曾发出过警告，并保证为此提供证明），也不在于托洛茨基是否把中东路交给马斯洛夫[1]，问题是怎样做，才能让中国革命摆脱错误路线使它陷入的泥潭，走上正路。我想用几句话突出问题的主要实质，它使我们的立场与斯大林的立场不可调和地区分开来。
在这里，斯大林再次以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土地革命的充分工具为依据，表达了反对工农苏维埃的观点。这样，斯大林就承担了对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政策的责任，就像他不止一次地承担了对以前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政策的责任一样（尤其是在他的4月5日 的讲话中，它的速记稿至今仍对共产国际隐瞒），并想让共产国际也对此负责。
我们与这个政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们对武汉政府和国民党领导的政策不承担丝毫责任，并坚决地劝告共产国际否定这个责任。我们直接对中国农民说：如果你们不建立自己的苏维埃，而是追随武汉上层，那么汪精卫之流的左派国民党的领导人就不可避免地会欺骗你们。土地革命是严肃的事。在困难条件下，汪精卫的政策将是十倍地与蒋介石联合，反对工农，共产党员在资产阶级政府中将是软弱无力的人质，如果不干脆是对劳动群众筹备新的打击的掩饰的话。我们对中国工人说：“如果不是你们，而是小资产阶级激进派领导农民，他们就不会把土地革命进行到底。因此，建设自己的工人苏维埃，把它与农民苏维埃联合起来，并通过苏维埃武装自己，吸引士兵代表加入苏维埃，枪毙不承认苏维埃的将军，枪毙组织反对苏维埃暴动的官僚和自由派资产者。只有通过农民和士兵苏维埃，你们才能把蒋介石的多数士兵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你们是先进的中国无产者，如果你们相信其人数不超过三万五千人的上层的、小资产阶级的、就其领导精神来说是妥协派的组织（参见谭平山的报告）能用自己取代有数百万之众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话，在历史使命上，你们就将是自己阶级的叛徒。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在苏维埃的形式中前进并取得胜利，就是彻底失败。”
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员说：陈独秀把“改组”汉口政府和没收地主土地推迟到军事危险消除之后的纲领，是最可靠的死亡捷径。军事危险实质上是阶级危险。对付这种危险只能通过粉碎地主，粉碎官僚机关，消灭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蒋介石，建立苏维埃。土地革命、人民革命、工农革命，即真正的民族革命（在列宁的意义上，而不是在马尔丁诺夫的意义上）就在于此。
现在谈谈俄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
在像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如此危难的时刻，革命政策的主要原则就是把问题考虑透彻，十分清晰、没有任何虚假、毫无保留地说出一切。问题关系到俄国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关系到与国际困境和战争前景相关的今后形势。
认为反对派可以干脆放弃自己的观点，当然是荒谬的。这样的问题将通过事件的检验来解决。我们认为，第七次扩大全会之后近半年的检验表明并证明，反对派的路线经受住了中国革命最伟大的事件的考验，为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就事情的实质来说，是在阿姆斯特丹问题上）的所有阶段，然后是在第二国际问题上作出正确的预见和预言提供了机会。
共同工作可能吗？我给你们列举我们的外交官，只提最有名的。我能列举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数百名和数千名反对派成员。谁敢说，如邮电人民委员伊万·斯米尔诺夫、或工农海军监察穆拉洛夫[2]、内务人民委员别洛博罗多夫[3]等反对派成员在履行自己职责上比其他人差？但全部实质在于，党的机关系统地解除反对派成员的工作，从工厂的熟练工人开始。他们受到迫害，反复调动工作，驱赶他们，完全不管他们完成的工作的质量，而只根据他们用党的手段捍卫的反对派的观点。
中央委员斯米尔加同志是最老的布尔什维克，是十月革命和内战的英雄，是我们最出色的经济工作者，由于代表大会的临近，人们企图把他发配到远东，去哈巴罗夫斯克从事计划工作，即干脆是为了政治隔离。现在人们企图以同样方式打发走萨法罗夫[4]同志，他已经连续不断地为党工作了二十年，建议他尽快离开，或是去美国，或是去土耳其，或是去火地岛，或是去火星，反正都一样，只要离开就行。千方百计地想把最老的党员之一、地道的无产者、前中央委员（因他是反对派成员而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库克林扔到英国，他在那里将会觉得自己像一条被扔到岸上的鱼。所有这些人都是无可指责的十月革命和内战的战士。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这种方法是致命的，它瓦解着党。齐心协力的实际工作是完全可能的，所有经验都证明了这点。为工人国家的利益保证这种齐心协力的工作，完完全全取决于中央委员会，但它采取的是完全相反的方针。
我再重申一次，虽然近一年来，分歧深化了，但善意的共同工作是可能的。在国际问题上，分歧暴露得更加明显，因为那里发生了宏伟的事件。但现在，在国内问题上，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不仅是战争，还有战争危险的本身，尖锐地提出了所有问题。每个阶级在战前都必然要检验政策的基本问题。富农、官员、耐普曼[5]抬起了头，问道：这将是什么战争，它会给我带来什么，将以什么方法进行战争？另一方面，工人、雇农、农村贫农在面对战争威胁时，将更加严厉地检验革命的成果、苏维埃制度的得失，他们会问：战争将使力量对比朝哪个方向改变？它将增强上层的作用还是底层的作用？它将改进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或是在“民族战争”——斯大林解释下的——的幌子下扩大向上层的偏移？
我国的资产阶级分子有了极大的增长，两个倾向的斗争蕴涵于阶级之中，因为我们国家中只有一个党，这场斗争将通过我党进行。
在这里最轻率地，甚至是以犯罪的轻率说粉碎反对派、开除反对派的那些演说者，就他们的全部历史来说，是最没有权利这么做的人。但我不说他们。这些人只会随波逐流。
乌斯特里亚洛夫[6]是布尔什维主义最主要的敌人，他早就要求把反对派成员流放，把反对派开除出党。乌斯特里亚洛夫是由新经济政策中产生的新生资产阶级和想依靠新资产阶级的最有活力的老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不想“超越阶段”，公然支持斯大林的政策，只要求斯大林更加坚决地镇压反对派。请你们考虑一下这个事实。另一方面，麦克唐纳在反对武装干涉时，要求别妨碍清醒的“实际的政治家”了结“第三国际的宣传家”——这是麦克唐纳的原话，即别妨碍斯大林粉碎反对派。而张伯伦想以自己的强盗行径来加速这个过程。各种不同的方法指向同一个目的：粉碎无产阶级路线，粉碎苏联的国际联系，迫使俄国无产阶级放弃介入国际无产阶级事务。无须怀疑，你们不允许季诺维也夫出席共产国际的会议，麦克唐纳是不会反对的。如果你们推行粉碎反对派，把它开除出党的政策，麦克唐纳将吹嘘自己的敏锐。麦克唐纳将会说：这是讲求实际的政治家与第三国际的宣传家的决裂。
把反对派描写成一个上层集团的企图，是不可饶恕的自欺欺人。反对派代表的是阶级路线。反对派组织上的软弱与它在党内和工人阶级内的比重完全不相符。顺便说一句，党的现行制度的过错，就在于它用人为的方式改变党内的力量对比。党内今天沉重的官僚制度，反映了其他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力。昨天，八十名老党员、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声明，他们在这份声明中完全支持我们在这里阐述的观点。他们都连续不断地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工作了十到二十年之久。由于这个事实而指责什么托洛茨基主义，就是可笑地、可悲地伪造问题。改良主义者为了方便进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髓的斗争，把它称为布朗基[7]主义。从布尔什维主义路线倒退的同志们现在为了进行反对列宁主义的革命精髓的斗争，而把它称为托洛茨基主义。我们在库西宁的讲话中看到了这种斗争方式的经典的例子，是孤陋寡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员通过他的嘴在说话。
在党的发展的最近一个时期，枪口一直对着左边。它的主要原因是无产阶级在国际范围内遭受了一系列的失败，以及由此产生的右倾方针的加强。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证明，重大的失败之后会造成机会主义路线的暂时胜利。在英国大罢工和中国革命失败之后，想对反对派，即俄国共产党内和共产国际内的左派革命路线进行更加沉重的打击。新方针的新领袖、四个阶级联盟的喉舌马尔丁诺夫在此发表了最重要、最完整的讲话，并非偶然。这意味着什么？向右偏移的进一步加强。这意味着乌斯特里亚洛夫胜利的危险。乌斯特里亚洛夫们不想跨越台阶和超越阶段，因此他们现在公开支持斯大林，但他们当然不打算停留在他那里。斯大林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台阶。对他们来说，事关的是粉碎俄国共产党内的左的障碍，削弱无产阶级路线，把苏维埃制度变成小资产阶级的工具，以便此后直接复辟资本主义，更确切地说，是以波拿巴主义的形式。
战争危险尖锐地提出了所有问题。斯大林路线是半途而废的路线，在实际支持右倾方针的情况下，在左右两种倾向之间摇摆。战争危险的加剧将迫使斯大林进行选择。他在这里努力对我们证明，选择已经做了。在资产阶级粉碎了中国工人之后，在政治局对珀赛尔投降之后，在《真理报》上刊登陈独秀的讲话之后，斯大林只看到来自左边的敌人，把火力对准他们。主要是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几十名久经考验的老党员—布尔什维克以一封集体签名的信让党警惕严重的内部危险。我们不怀疑，数千名党员战士将和他们在一起，不惧怕威胁和诽谤，他们将不顾一切机械障碍，诉诸党的舆论，并以党内手段恢复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路线。
与珀赛尔称兄道弟，诽谤季诺维也夫，粉饰和吹捧左派国民党的领袖，中伤俄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反对派。一环紧扣一环。这是确定的方针。我们将把反对这个方针的斗争进行到底。斯大林说过，反对派与张伯伦、墨索里尼和张作霖在同一阵线之中。对此我回答说：没有比斯大林的错误政策（特别是在中国的）更方便张伯伦及其他人工作的了。不能让革命半途而废。伦敦的打击是对马尔丁诺夫在中国的方针的清算。在这条路上只能积累失败。
看来，斯大林试图把反对派几乎描绘成张伯伦的助手。这完全符合他的方法的精神。昨天是米哈伊尔·罗曼诺夫[8]，今天是张伯伦。但他在这点上的失算，比他对蒋介石和珀赛尔所寄的希望上的失算更大。反对张伯伦应该进行真正的斗争，而为此应该唤起和团结国内和全世界的工人群众。只有正确的阶级路线才能唤起、团结和加强群众。为正确的革命路线而斗争，反对斯大林的路线，我们以此为反对张伯伦的斗争准备了最好的条件。帮助张伯伦的不是我们，而是错误的政治路线。
没有一个正直的无产者会相信关于张伯伦和托洛茨基的统一阵线的毫无道理的卑鄙说法。但小资产阶级的反动部分、不断增强的黑色百人团的富农会相信或装作相信这点，以便把粉碎革命的无产阶级路线和它的代表的斗争进行到底。把手指递给沙文主义的魔鬼，必死无疑。斯大林以自己恶毒的谮言中伤把这个手指伸了过去。我们在这里这样说，还将公然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这样说。
列·托洛茨基
1927年5月24日
[2]穆拉洛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Муралов，1877—1937）老布尔什维克（1903年起），历任莫斯科军区司今（1918年）、东线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1920年），内战结束后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23年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到塔拉，1937年在“反苏托洛茨基中心案”中被判处死刑。——译注
[3]别洛博罗多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Белобородов，1891—1938）苏联国务活动家，苏共党员（1907年起），1918年任乌拉尔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签署了苏维埃关于处决尼古拉二世及其一家的决定，1923—1927年任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1919年为苏共中央委员，1920年为中央候补委员，20年代中期参加反对派，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被流放到乌斯季—库洛姆，1929年投降，恢复党籍，后来再次被开除出党。1938年被枪毙。——译注
[4]萨法罗夫（Георгий
Иванович Сафаров，1891—1941）季诺维也夫列宁格勒集团成员和共青团领袖。1927年被开除出党，拒绝与季诺维也夫分子一起投降，与托洛茨基派成员一起被流放，但很快就投降了。——译注
[5]耐普曼系在推行新经济政策时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因新经济政策简称耐普，故这些人就被称为耐普曼。——译注
[6]乌斯特里亚洛夫（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Устрялов，1890—1938）俄国政治活动家、立宪民主党人（1917年起）、政论家，1920年移居国外（哈尔滨），路标转换派思想家之一；1933年回到苏联。——译注
[7]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i，1805—1880）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19世纪30年代曾领导秘密的共和团体，1871年在监狱中被缺席选为巴黎公社委员，奉行宗派主义策略，认为社会革命的成功依靠革命党人秘密组织和精心策划的密谋，革命党人在关键时刻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这一理论被称为布朗基主义。——译注
[8]在1926年11—12月间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为了损害联合反对派领袖的声誉，斯大林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他在其报告中突然“回忆”起，加米涅夫在二月革命后，曾与一群西伯利亚富商一起给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致贺电。此事纯属凭空捏造。米哈伊尔·罗曼诺夫（Михаил
Адександрович Романов，1878—1918）系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弟弟，后者在二月革命中逊位后，把皇位传给了他，但被他拒绝。——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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