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危机和共产主义
译自Бюллегень Οппозиции, №7, стр. 22—27。此文是托洛茨基同志准备出版的论“第三时期”的小册子中的一章。1929年，奥地利工人阶级是世界上组织最好的，它在反对奥地利法西斯运动的决定性的斗争中，表现出比它的社会民主党领导有更充分的准备。法西斯分子与其他反动派于这年秋天展开修改宪法的运动，作为其夺取政权斗争的一部分，修改后的宪法削除了产业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利，并把权力从立法机构转到政府的执行部门手中。最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不去动员工人捍卫他们的权利和地位，而是妥协，并与那些建议修改宪法的律师进行谈判。这只是使后者变得更加胆大妄为，他们成功地在12月促成了限制性的宪法修改。托洛茨基的这本小册子在这场危机的中间阶段完成，那时内战的可能性是非常现实的。他在这本小册子中触及的题目，在其后十年中是他论述法西斯的许多文章中的主题（参见《德国的反法西斯斗争》、《西班牙革命（1931—1939）》、《托洛茨基论法国》）。——译注
奥地利危机是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基本形式的民主的危机的局部表现。国际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极度紧张导致专制短路，一个接一个地炸坏了民主的开关。这个过程从欧洲的边缘、从最落后的国家、从资本主义链条中薄弱的环节开始。但它是不断地进展的。被称为议会危机的，其实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危机的政治表现。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存在和衰退是同步的。社会民主党在捍卫过时的民主时，把社会发展驱入法西斯的死胡同中。
战后和革命后奥地利资产阶级的极度软弱性，和与此相关的奥地利经济政治的不独立成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力量的最重要的源泉。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完成拯救、巩固资产阶级制度的功能时，在其宣传中有可能或是利用本国资产阶级，或是利用外国（英国或美国）资产阶级。在革命后资产阶级制度稳定的第一阶段，社会民主党成了外国资本的直接代理。这不仅使它有可能把全部灾难的责任全推到民族资产阶级身上，而且在对它的态度上持比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更独立、更具批判性的立场（至少在表面上）。随着资产阶级制度的巩固，社会民主党越来越多地揭露民族资产阶级只是完成英国资本的命令。对工人来说，它没有有利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现成的理由：“我们当然可以战胜我国的资产阶级，但问题不在它，而在于英美资产阶级。”
奥地利的各资产阶级政党由于不得不看着英国主子的脸色行事，因而更容易失去各自的特点。基本上扮演同一角色的社会民主党不得不以反对派的形式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相对抗，因为它依靠工人。只是这个“反对派的性质”使它能够挽救资产阶级。在德国发生的是同样的过程和现象。它们极度促进了社会民主党的自我保护。但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具有更大的力量和独立性，与此相应，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得不更明显、更公开地适应它，与它结盟，为它在工人群众面前承担直接的责任。这种情况为德国共产党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可能性。
奥地利头大身子小。首都掌握在社会民主党的手中，但它在议会中占据不到一半的席位（43%）。主要靠社会民主党的保守妥协政策来维持的这个不稳定的平衡，极其有利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1]的立场。它在维也纳地方自治政府选举中所做的一切，足以使它在工人眼中与资产阶级政党区别开来。而它没有做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它随时可以把责任推给后者。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文章和演说中揭露资产阶级，像已经说过的那样，它非常巧妙地利用奥地利的国际依赖性来阻碍工人挺身而起反对阶级敌人。“我们在维也纳是强大的，但我们在国内还是弱小的。除此之外，在我们头上还有主子。我们应该在社会民主党内坚持我们的立场……并等待。”这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党的政策的主导思想。直至今天，所有这些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内扮演“左翼”角色并坚持其反对共产党的立场提供了可能性。而后者却接连不断地犯错误。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帮助协约国镇压了匈牙利革命，帮助本国资产阶级摆脱战后的危机，并为摇摇欲坠的私有财产建造了民主的避难所。这样，它在整个战后时期都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进行统治的主要工具。
但这个工具是一个有其自己的利益和野心的、独立的、人数众多的官僚和工人贵族的独立组织。这个官僚就其思想、习惯、生活方式来说，是小资产阶级的亲骨肉，但它依赖的是真正的工人阶级，并总是处在后者不满的威胁下。这个情况是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即主人和管家之间的摩擦和冲突的主要源泉。
另一方面，无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怎样用政治、工会、地方自治政府选举、文化和体育机构的网络牢牢地抓住工人阶级，但1927年“七月事件”[2]过于明确地表明，单凭和平主义的改良方式是无法为资产阶级提供全部必需的保障的。
上述一切也解释了奥地利法西斯的社会功能。这是资产阶级的第二个管家，他与第一个管家有很大的不同，并与其对立。社会民主党的下层被虽然是掺了假的、但毕竟是无产阶级的本能推动向前。法西斯的下层则是由小资产阶级和奥地利如此之多的失掉阶级属性分子的无出路所滋养。社会民主党上层借助民主的口号和机构来抑制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法西斯上层则在挽救性的政变的前景中为备受折磨的小资产阶级的绝望打开出路，因为在此后，“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再妨碍耕种、手工业和贸易的良好进程。
这样，奥地利的情况经典地驳倒了庸俗理论，即法西斯是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物。在作为群众组织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与历史发展的紧迫要求的矛盾越是明显、触目惊心、难以容忍，法西斯就开始起越大的作用。在奥地利和在所有其他地方一样，法西斯主义是社会民主党的必要的补充，并得到后者的滋养，并是在后者的帮助下登上权力的宝座的。
法西斯主义是衰退时代的形式民主的合法的儿子。民主原则在奥地利被格外明显地搞到荒谬的地步。社会民主党要形成多数还差百分之几。但是可以说——这不是奇谈怪论，而是赤裸裸的真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稳定不是依赖它所掌握的43%的选票，而依赖它为了成为多数所缺的7%的选票。就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赢得多数，资本主义的稳定仍是不可动摇的。但它赢得多数根本没有保障。只有白痴才会认为，所有问题全靠宣传解决。如果以此为出发点，即奥地利的生活今后将在民主的框架内展开，则根本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使人认为，在近25或50年内，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定会赢得多数。整个资本主义欧洲的经济生活处于美国和其他海外国家的最大的威胁之下。正是在和平发展的前景中根本不可避免的奥地利经济的腐朽，更可能给社会民主党带来的不是选票的增加，而是减少。这样，就民主的逻辑可以得出，虽然资产阶级的继续统治注定会使民族腐朽和文化解体；尽管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都为转向社会主义作好充分准备；但这个转折是不允许的，因为百分之几的最愚昧、最落后或最腐化的人对斗争袖手旁观，在暗无天日中苟且偷安，而且在决定性的时候准备把自己的选票和拳头给法西斯主义。
民主达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在与国家阶级系统分化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有机的、有计划的发展的时代，民主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教育无产阶级的工作也包括在内。它在欧洲起过最重大的作用。但在帝国主义时代，在欧洲它首先是资本主义腐朽的时代，民主就陷入困境。奥地利宪法是社会民主党制定的，那里社会民主党占绝对多数，它控制着首都，因而我们应该在那里看到由民主转向社会主义的更完善的民主形式，事实上我们在那里看到的却是政策一方面是由法西斯匪帮的进攻，另一方面是由社会民主党工人半武装的队伍的退却来调节的，而由哈布斯堡学派的旧警官[3]出任最权威的民主指挥，其原因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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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第二个全权管家。法西斯主义像社会民主党一样，并比后者在更大的程度具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运动逻辑。我们知道，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为了拯救资产阶级和巩固资产阶级社会，它不得不与社会民主党，也与传统的资产阶级各政党发生最尖锐的矛盾。在波兰我们看到了同样的现象。不应当把事情设想成这样，似乎资产阶级的所有政治机构都会协调一致地行动。幸亏不是这样。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补充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由社会民主党培养的法西斯主义为了夺取政权，不得不不打破前者的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让法西斯更容易实施这个外科手术。
奥托•鲍威尔[4]说只有为捍卫现行的民主制才允许使用暴力，很难设想比这个说法更浓缩的庸俗了。如果把这种说法译成阶级的语言，则意味着为保障组织为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允许使用暴力，而不允许为建立无产阶级国家使用暴力。
这个理论被赋予法律形式的阐述。鲍威尔咀嚼拉萨尔[5]有关权力和革命的陈旧公式。但拉萨尔是在法庭上说的。在那里，他的论据是合适的。把与检察官的法律决斗变成历史发展的哲学的企图，是胆怯的诡计。鲍威尔的结论是，只有对已经完成的政变来说，才允许使用暴力，因为那时“权力”的基础不复存在，但不允许在政变前的24小时内防止它。鲍威尔沿着这条路线设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分水岭，似乎这关系到两个刑法学派。事实上，区别在于，布尔什维主义力求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社会民主党则力求使它永世长存。无须怀疑，在政变成为现实时，鲍威尔就会声称：如果在有强大组织和自由的刊物、43%的代表和维也纳自治市政府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把工人动员起来，反对反宪法的、破坏法律秩序的法西斯匪徒；现在，当法西斯分子控制了国家机关，依靠他们新建立的国家权力，我们就会失去火和水，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失去与群众的合法联系，况且后者显然已经失望、遭受压迫，大多数已经转到了法西斯的旗帜下，——现在建议进行武装起义，只能是罪恶的冒险主义或布尔什维克。这样，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虽然把自己的哲学调转了180度，但他们仍是完全忠于自己的。
内部解除武装的口号就其反动卑鄙来说，超过了迄今为止从社会民主党那里所听到的一切。这些先生恳求工人在武装的资产阶级国家面前解除武装。法西斯匪徒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辅助队伍；今天解散他们，他们在任何时刻都会恢复并武装起来，规模是今天的两倍。如果社会民主党用资产阶级国家的手解除工人的武装，就没有任何人会武装工人。社会民主党当然也害怕法西斯的武器。但它大概更害怕工人手里的武器。今天资产阶级最害怕的是内战，首先是因为对它的结局没有把握，其次是因为它不希望经济的震荡。解除工人的武装使资产阶级免除内战之忧：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法西斯政变的机会。
奥地利内部解除武装的要求是协约国、首先是法国、其次是英国的要求。法国的半官方刊物《时代》严厉地对绍别尔解释说，内部解除武装无论对外部的世界还是对私有财产的利益来说，都是必须的。韩德森在上院演讲时阐述了同一个题目，韩德森[6]在保卫奥地利民主时，也捍卫了凡尔赛条约。像在所有重要问题上一样，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这里仅仅是战胜国的资产阶级的传送机构。
社会民主党不能夺取政权，也不想夺取政权。但是，资产阶级发现，守纪律的工人通过社会民主党让它承担了太大的附加开支。资产阶级从整体上来说需要法西斯，以便控制社会民主党，而在必要的情况下，干脆把它抛到一边。法西斯想夺取政权并能掌握政权。一旦掌握了政权，它立刻把它完全交给金融资本支配。但这是一条震荡的道路，它也需要巨大的附加开支。资产阶级的动摇、它的各阶层之间的斗争由此得到说明，它近期更可能的政策也由此决定：在法西斯的帮助下，迫使社会民主党帮助资产阶级修改宪法，以便把民主的好处和法西斯的好处结合起来，法西斯是实质，民主是形式，以免除民主改革的多余的开支，尽可能不要法西斯政变的新的附加开支。
这条路资产阶级能走通吗？完全长期地在这条路上一直走到底是不可能的。换言之，资产阶级不能创立这样的制度，它能让它和平地依靠工人和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并让他们承担用于社会改革的费用，也无须内战震荡的支出。矛盾太大了，它们应该从一个方面或另一个方面爆发出来。
无论如何，奥地利“民主”注定要灭亡。它当然还有可能从今天的中风中康复并能撑一段时间，一瘸一拐地走路，费劲地说几句话。可能还需要再一次中风，才能使它躺倒。但它的命运已经预先决定了。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已经完全进入了清算其历史罪行时期。把资产阶级从布尔什维主义下解救出来的社会民主党，也方便了资产阶级摆脱社会民主党本身。在法西斯主义胜利的情况下，不仅将从肉体上消灭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还将无情地粉碎社会民主党的所有组织和据点，闭眼不看这点就太荒谬了。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社会民主党仅仅在重蹈自由主义的覆辙，它是后者的晚得女。在历史上，自由主义者不止一次地帮助了反动封建势力镇压人民群众，此后，反动势力就把自由主义者也消灭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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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似乎给自己提出了特别的任务：以最鲜明的形式推翻1923年以后的共产国际的预言和指令。对1923年德国革命形势的评价是这样；对美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以及英美对抗的评价；1924-1925年革命高涨的方针；对中国革命（1925－1927年）的动力和前景的评价；对英国工会（1925-1927年）的评价；等等等等，都是这样。现在，对“第三时期”和社会法西斯的评价也是一样。莫洛托夫发现，“法国站在革命高涨的最前列”。然而事实是，在欧洲所有国家中，最具革命性的形势现在在奥地利，而且可能的革命发展的出发阵地不是共产主义与“社会法西斯主义”[7]之间的斗争，而是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之间的冲突，这点是最重要的。然而在这个事实面前，不幸的奥地利共产党完全被赶进了死胡同。
对，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的冲突现在是奥地利政治的基本事实。社会民主党退却、让步、匍匐在地、恳求、一个接一个地交出自己的阵地。但冲突仍是十分现实的，因为事情关系到社会民主党的脑袋。法西斯进一步的进攻可能、也应该推动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甚至部分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大大超越泽伊采们、奥托•鲍威尔们和其他人划的底线。就像从自由主义者们与君主制的冲突中不止一次的出现后来超越斗争双方的革命形势一样，从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资产阶级的两个全权代理人——的冲突中可能会展开今后会超越二者的革命形势。
对，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的冲突现在是奥地利政治的基本事实。社会民主党退却、让步、匍匐在地、恳求、一个接一个地交出自己的阵地。但冲突仍是十分现实的，因为事情关系到社会民主党的脑袋。法西斯进一步的进攻可能，也应该推动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甚至部分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大大超越泽伊采[8]们、奥托，鲍威尔们和其他人画的底线。就像从自由主义者与君主制的冲突中不止一次地出现后来超越斗争双方的革命形势一样，从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资产阶级的两个全权代理人—的冲突中可能会展开今后要超越这二者的革命形势。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不能评价并理解自由主义者与君主制的冲突，不是革命地利用冲突，而是把两个对手混为一谈，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是不中用的。在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冲突面前，干脆用没有任何内容的社会法西斯的空洞的公式把它盖住，这样的共产党员是不中用的。
这样的立场——大喊大叫、空洞的“左”倾政策——事先隔断了共产党通向社会民主党工人的道路，为共产党阵营中的右派分子提供了良好的食物。右派分子得到加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在其批评中摸到了官方共产主义的明显的、无可置疑的症结。由于党无力为自己开辟一条通向社会民主党工人的道路，右派反对派就为自己开辟一条通向社会民主党机关的道路。
忽视或不理解革命危机的实质，政治上的最低纲领主义和永远作准备的前景，这是右派分子政策的基本特征。当共产国际的领导企图在行政层面人为地制造革命形势时，他们应该感到自己比任何人都坚定。在这种情况下，右派的批评获得了表面上的说服力。但它与革命战略毫无共同之处。右派在最革命的时刻（德国、中国、英国）支持机会主义政策。在对官僚冒险主义的批评中，他们恢复了自己的声誉，以便在关键时刻起制动作用。
勒紧嚼子的中派分子的政策不仅滋养右派，而且助长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声势。近期内，除了官方共产主义的错误政策之外，什么也不能挽救奥地利社会民主党。
“社会法西斯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倒霉的“理论家”不论怎么故弄玄虚，除了社会民主党准备借助武装力量反对工人，保卫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以及它在资产阶级制度中的地位之外，对此什么也说不出来。但这难道是所有社会民主党毫无例外的共同特征吗？难道我们什么时候曾认为或曾考虑民主是一种社会制度吗？难道克伦斯基[9]和策列铁里[10]没有在民主革命的蜜月里粉碎农民和工人吗？难道法国的激进派没有在战前和战后动用武装力量来镇压罢工者吗？难道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统治的历史不同时也是血腥镇压罢工者的历史吗？如果所有这些都是法西斯主义，则阶级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法西斯主义史。那么，在世界上有多少资产阶级政党，就有多少种法西斯主义：自由法西斯主义、激进法西斯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等等。但这个界定本身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任何意义。它纯属阶级暴力的夸张的同义词。
1914年8月，我们把民主社会主义称为社会帝国主义。我们以此表明，社会帝国主义是适应于工人阶级的一种特殊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把民主党与所有资产阶级政党一个不落地统一起来。“社会主义”使它与这些政党对立。社会帝国主义给它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
但法西斯主义，如果不是毫无意义地玩弄词汇的话，根本不是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共同特征，而是资产阶级的一个特殊的党，它产生于特殊的条件，有其特殊的任务，它反对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它最激烈反对的正是社会民主党。
可以试图用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敌对性完全是相对的说法来反驳这个论据。这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基本的真理，但它不会把我们向前推进一步。从法西斯主义到社会民主党的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都把捍卫资产阶级统治凌驾于自己的纲领差异之上，但这个情况既没有消除这些政党的差别，也没有消除它们之间的斗争，也没有消除我们利用这个斗争的必要性。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比第二国际的任何一个其他政党都更与工人阶级一致。因此，国内革命危机的发展首先以社会民主党内的一系列深刻的危机为前提。在奥地利，分化缓慢，但没有排除从官方党分离出一个“独立”的党[11]，后者像在德国一样，可以为共产党立刻提供群众基础。这条路并不是必然的，但就整个情况来说，是完全可能的。社会民主党在革命危机的直接压力下可能出现的分裂前景，无论如何不会缓和共产党与未来的独立者或候选独立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无情地揭露马克斯·阿德勒[12]型或更新型的左派，这是无须证明的。但是，不能预见到在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广大的工人群众接近的必然性，是致命的，虽然后者在这种情况下仍感到和认为自己是社会民主党党员。在他们面前批评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性质，对他们证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是向法西斯主义投降的政策，是共产党的直接责任。危机越尖锐，共产党的批评就越会被群众的经验所证实。但把社会民主党等同于法西斯，同时，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却恨死了法西斯，它的领袖们怕死了它，就意味着违背现实的政治关系，意味着让这些群众不相信共产党，意味着巩固这些群众与他们的领袖的结合。
不难预见，把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混为一谈，会产生把正在与法西斯发生更严肃的冲突的左派社会民主党理想化的危险。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这点。需要回忆一下，最初由不幸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公布的把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等同，在对珀塞尔、毕苏斯基[13]、蒋介石、拉迪奇[14]、拉福莱特[15]的投降中找到了它所必需的反命题。这是完全符合规律的。谁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极“左”派与它的极右派等同起来，即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谁就必然会导致共产党在最关键的时刻向左派社会民主党投降。[16]
这个问题与奥地利工人阶级的前景口号——工农代表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专政——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总的来说，这两个口号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苏维埃的产生只有在革命形势、蓬勃的群众运动和共产党的作用不断增长的条件下，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夕或伴随这一过程的条件下才能想象。
但苏维埃的口号不仅与无产阶级专政不吻合，而且是彼此截然对立，即把苏维埃变成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堡垒，这种情况在奥地利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有可能。由于追随者（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把苏维埃口号变成庸俗的偶像，用组织形式偷换阶级内容，因此理解并及早预见这点就更为重要。
不是在斗争的现阶段就是在下一个阶段，为了更可靠地把政权把持在自己的手中，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将被迫号召总罢工（像英国工会委员会在1926年时所做的那样），甚至批准成立苏维埃，这是完全不能排除的。当然，这将与党内的大小危机联系在一起。不得不从后备人员中起用弗里得里希·阿德勒[17]等。马克斯·阿德勒或某个更“左”的人将再次证明，苏维埃加民主将建成联合政府，它将免除夺取政权和专政的必要性。不仅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连共产党员都习惯于日复一日地听到，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是一丘之貉，他们在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斗争发展到这个阶段时，都会措手不及。然而这个阶段的来临只是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的更复杂、更配套的体系的形成。因为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下，苏维埃不能成为无产阶级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机关，而是成为阻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武器。
在德国，至少是以展开形式出现的这种试验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里的共产党是十分强大的力量。在奥地利就是另一回事了。在事件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危机的高潮时刻可能早在奥地利共产党尚未摆脱孤立和软弱状态之前就到来。苏维埃可能落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变成那种机构，它给他们第二次机会把革命形势从无产阶级手中盗走，从而再一次拯救资产阶级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使公然的法西斯掌权。无须说，在这种情况下，在它的皮靴下，社会民主党的肋骨将被踩得咯咯响。政治是不知道感恩的。
苏维埃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在奥地利只有纯粹宣传的意义。不是因为奥地利远离革命形势，而是因为奧地利的资产阶级制度装上了社会民主党这个仍很强大的安全阀系统。与那些饶舌者和好说空话的人的说法完全不同，奥地利共产党现阶段的任务不是“武装”——用什么？——群众——什么样的？——并领导他们进行“最后的斗争”，而是“耐心地进行解释”（1917年4月列宁语）。共产党越好地理解它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这一宣传工作的成绩就越大，来得就越快。
因此，首先应该把将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等同的愚蠢的、无内容的鲁莽公式扔到字纸篓里。
应该在奥地利共产党员的头脑中恢复对1918—1919年经验和社会民主党在苏维埃体系中所起的作用的记忆。
应该用武装工人的口号来对抗“内部解除武装”。目前这个口号比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更尖锐、更直接。说鲍威尔是法西斯分子，工人不理解。说鲍威尔想彻底解除工人的武装从而将他们完全出卖给法西斯分子，工人能理解，因为这更符合他们的政治经验。
用喊声、尖叫、激进的词句来弥补自己力量的不足，是根本不可能的。应该停止把发展的实际进程驱入斯大林莫洛托夫的廉价的公式中。应该知道，他们两人什么都不明白。在复苏道路上的第一步应该是恢复左派反对派的党籍。但在奥地利，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共产主义走上正路之前，显然还需要再上几堂历史课。反对派的任务是为这个转折作准备。无论奥地利反对派的人数多么少，甚至是与共产党相比，但它们的功能是一样的：宣传和耐心地解释。最后祝愿：希望奥地利共产党反对派能够在近期内创办一份定期出版的机关报，尽可能是能紧跟事件地进行宣传工作的周报。
创办这样的机关报要求调动极大的力量。但这个任务是根本不能拖延的。因此应该完成这个任务。[18]
列·托洛茨基
君士坦丁堡
[1]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奧地利社会民主党鼓吹的改良主义的一个特殊分支。——译注
[2]1927年7月14日 法院宣判谋杀了两位社会民主党人的法西斯军事组织三个成员无罪。这激起了维也纳工人阶级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数千工人在大街上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罢工。——译注
[3]哈布斯堡学派的警官指尤哈纳·舒伯尔（Johanner Schober，1874—1932），于1929年9月在奥地利危机中期出任总理。从1918年起任维也纳警察首脑，在这个位置上他下令对1919年和1927年示威游行队伍开枪。——译注
[4]鲍威尔（Otto
Bauer，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1918—1919年任奥地利外交部长，主张奥地利并入德国，第二半国际（1921－1923）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23—1940）的组织者和领袖之一。1934年起流亡国外。晚年修正了自己的一些改良主义观点。——译注
[5]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在他逝世后，他的追随者协助创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他的权力和革命的“陈旧公式”指的是他在法庭上押卫工人的组织权利和改造社会的权利时所作的证词。——译注
[6] 韩德森（Arthur
Henderson，1896—1935），工党领袖之一。1911－1934年任该党书记，1915—1917年任内阁不管部大臣，1924年任内政大臣，1929—1931年任外交大臣。——译注
[7]社会法西斯主义是“第三时期”理论制造的概念，它认为社会民主党就是法西斯政党，而且是共产党的最主要的敌人，因而禁止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建立任何形式的统一战线。这个荒谬的政策帮助纳粹取得胜利。托洛茨基始终反对这个错误概念和策略，主张德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与社会民主党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译注
[8]泽伊采（Karl
Seitz，1869—1950），奥地利政治家、第一任奥地利共和国总统（1919—1920）、维也纳市长（1923—1934）、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主席（1919－1934）。——译注
[9]克伦斯基（1882—1970），俄国政治活动家、律师，第四届国家杜马中劳动派领袖。1917年3月加入社会革命党，在临时政府中先后任司法部长（3—5月）、陆海军部长（5—9月），7月8日 起任总理，8月30日 起任最高总司令。十月革命后组织反苏维埃叛乱，失败后逃亡国外。在流亡中，他用了大量时间写书，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是霍亨索伦王朝威廉二世和德国总参谋部的代理人。——译注
[10]策列铁里（1881—1959），孟什维克领袖之一，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任临时政府部长。1918年起任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部长。1921年移居国外。——译注
[11]“独立”的党指的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它于1917年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后来，在1920年它本身也分裂了，这极大地增强了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译注
[12]马克斯·阿铯勒（Max Adler，1873—1937）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哲学家，他以他激进的公式支待并协助它。——译注
[13]毕苏斯基（Joseph Pilsudski，1867—1935），元帅、波兰杜会党右翼活动家，1906年起为波兰社会党革命派的领导人。1926年5月策动军事政变，成为波兰的实际独政者。“萨纳奇”制度的领导者。1919－1922年为波兰国家元首；残酷镇压革命运动，1920年对苏维埃俄国发动军事行动。1926—1928年和1930年任总理。——译注
[14]拉迪奇（Stjepan Radic）与其兄A. 拉迪奇―起创建了克罗地亚农民党，发展了“农民权利”论（农民利益的一致性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等）。1924年访问苏联，参加了农民国际，因而突然被莫斯科称为“真正的人民领袖”。1925年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任大臣，被大塞尔维亚沙文主义者刺杀。——译注
[15]拉福莱特（Robert Marion La Follette，1855—1925），美国反对共和党和民主党传统政策的所谓进步运动的领袖之一，1906年起任参议员，1924年总统选举的独立候选人。主张限制垄断组织的权力。——译注
[16]在此我不再讨论这个问题，况且我已经在（共产国际纲领批判）中足够详尽地探讨了这个问题。
[17]弗里得里希·阿德勒（Friedrich Adler，1879—1960），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维克多·阿德勒之子。1911－1916年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书记，中派分子，1916年因首相斯裘尔克拒绝恢复于1914年解散的议会权利而将其刺死，第二半国际（1921—1923）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23—1940）组织者和领袖之一。——译注
[18]在1929年12片7日奥地利议会通过了新宪法之后，1929年的危机平息下来。对法西斯来说，这是一次胜利，但由于不能对强大的工人运动造成危害，社会民主党党徒仍可以吹嘘这没有造成什么变化，他们的策略防止工人遭受真正的失败。托洛茨基预言这样的政策和这样的结局是不能长久维持的，他是正确的。几年之后，奥地利资产阶级得出结论，民主改革继续下去的话代价太高。社会民主党的妥协和推迟斗争的政策为1934年出现的摊牌铺平了道路，那时社公民主党最终决定号召工人拿起武器，但为时已晚，工人遭到残酷的镇压，并导致军警独裁制度的建立。——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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