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29—30, стр. 26。
对政治形势的任何严肃分析都应该从三个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也包括在内）和无产阶级——的相互关系出发。
在经济上强有力的大资产阶级本身是国家中微不足道的少数。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它应该保持与小资产阶级一定的相互关系，再通过后者的中介，与无产阶级保持一定的相互关系。
为了理解这一相互关系的辩证法，必须区分出三个历史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那时资产阶级为了解决自己的任务而需要革命方法；资本主义制度繁荣、成熟时期，那时资产阶级赋予自己的统治以有序、和平和保守的民主形式；最后是资本主义晚期，那时资产阶级被迫求助于内战方法来反对无产阶级，维持自己的剥削权力。
对这三个阶段来说典型的政治纲领是雅各宾主义、改良民主派（社会民主党也包括在内）、法西斯主义，就其实质来说，它们是小资产阶级思潮的纲领。仅这一个情况就表明，一个国家的数量庞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政治界定，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命运具有何等巨大、实际和决定性的意义。
但是，资产阶级和它的主要社会支柱——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绝不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和平合作之上的。就其多数而言，小资产阶级是被剥削和受欺侮的阶级。它羡慕大资产阶级，往往也仇恨它。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求助于小资产阶级，又不信任它，因为它有充足的理由担心，后者总企图超越上面给它指定的界限。
雅各宾分子为资产阶级的发展铺平和清理道路，他们在向前迈出的每一步上都与资产阶级发生尖锐的冲突。他们以与它进行无情的斗争来为它服务。完成了自己有限的任务后，雅各宾分子们倒下了，因为资本统治已经预先确立了。
经过许多阶段，资产阶级在议会民主的形式中确立了自己的政权。仍然是既不和平也不自愿。资产阶级对普选权怕得要命。但最终，借助于镇压和让步、饥饿的皮鞭和改良的结合，在形式民主的框架内，它不仅让旧的小资产阶级服从自己，并通过新的小资产阶级——工人官僚，在很大程度上还让无产阶级服从自己。1914年8月，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能够通过议会民主，把数千万工人农民抛进屠宰场。
但正是在这场战争中，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明显的没落，首先是它的统治的民主形式。现在问题涉及的已经不是新的改良和小恩小惠，而是削减和夺去以前的。就这样，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不仅与无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工会和政党）发生矛盾，也与议会民主发生矛盾，工人组织就是在这个民主的框架内形成的。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讨伐，另一方面是对民主议会制的讨伐，就是由此而来。
但正如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当初就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对付君主制、封建主和教会一样，今天的金融资本寡头也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对付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帮助对他们来说是必需的。为此应该让它激动，让它站起来，动员它，武装它。而在这个方法中有它的危险。资产阶级在利用法西斯主义时，也害怕它。毕苏斯基被迫在1926年5月通过政变拯救资产阶级社会，反对波兰资产阶级的传统政党。事情走得如此之远，波兰共产党的官方领袖瓦尔斯基[2]离开了罗莎·卢森堡，不是走向列宁，而是斯大林，他把毕苏斯基的政变当成是走向“革命民主专政”的道路，号召工人支持毕苏斯基的政变。
就其总体来说，所评价的毕苏斯基的政变，是用小资产阶级的“平民”方法来解决崩溃衰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紧迫任务。与意大利法西斯的明显接近就在于此。
这两个流派无疑有共同的特征：它们的冲锋队首先是在小资产阶级中招募；毕苏斯基和墨索里尼都是以非议会的公然的暴力方式和内战方法行动的；他们都力图不是推翻资产阶级社会，而是拯救它。扶植起小资产阶级群众，他们在上台之后，就与大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不由得要求进行历史概括，为此应该回忆起马克思对雅各宾主义的界定：镇压资产阶级的封建敌人的平民方法……这是在资产阶级上升时代。现在必须说，在资产阶级社会衰落时代，资产阶级再次需要用“平民”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任务，但已经不是进步的，而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在这个意义上，法西斯主义是雅各宾主义的一张反动的漫画。
衰败的资产阶级不能用它创立的议会国家的方法和手段来维持政权，它需要法西斯主义作为自卫的武器，至少是在最危急的关头。但资产阶级不喜欢用“平民”的方法解决自己的任务。它极端仇视用鲜血为资产阶级社会发展清理道路的雅各宾主义。与雅各宾分子接近兴起的资产阶级的程度相比，法西斯匪徒更加接近衰落的资产阶级。但庄重的资产阶级不喜欢用法西斯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任务，因为哪怕是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利益而引起的震荡，与对它的危险紧密相连。法西斯主义与资产阶级传统政党之间的对抗就是由此而来……
大资产阶级不喜欢法西斯的方法，就像一个颌骨痛的人不喜欢别人拔他的牙一样。资产阶级社会的体面的集团仇恨地看着牙医毕苏斯基的操作，但最终服从了必然性，虽然不乏威胁、交易和反复交易。就这样，昨天的小资产阶级偶像变成了资本的宪兵。
这是指出作为社会民主党政治接班人的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地位的尝试，与此相对立的，是官方领导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在开始时，它让人觉得自命不凡、大喊大叫，但是无可厚非的愚蠢。继之而来的事件表明，斯大林的理论在整个共产国际的发展上造成了何等致命的影响。[3]
※ ※ ※
小资产阶级直到自己的末日仍注定是资本手中的武器，这是否是从雅各宾主义、民主派和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角色中得出的？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则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在许多小资产阶级构成民族的多数的国家中就是不可能的，在小资产阶级形成有分量的少数的其他国家中是极端困难的。幸运的是，事情根本不是这样。巴黎公社的经验，至少是在一个城市内，后来则是十月革命，在无可比拟的更加广阔的时空中，表明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不是牢不可破的。如果小资产阶级不能推行独立的政策（因此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只能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进行选择。
在资本主义崛起、增长和繁荣时代，虽然有不满的剧烈爆发，总体来说，小资产阶级还是相当驯服地追随资本主义。它别无选择。但在资本主义腐朽和经济无出路的条件下，小资产阶级力求、企图和尝试挣脱旧主人和社会领导者的监护。它完全能把自己的命运与无产阶级的命运联系起来。为此只需要一个条件：小资产阶级相信无产阶级能够把社会引到一条新路上的能力。无产阶级只能以自己的力量、对自己行动的信心、对敌人的巧妙的进攻、自己的革命政策的成功让它产生这样的信心。
如果革命党没有站在局势的制高点上的话，就糟糕了！无产阶级的日常斗争加剧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不稳定性。罢工和政治风潮恶化了国家的经济情况。小资产阶级如果根据经验相信，无产阶级能够把它带到新路上，它就能暂时容忍不断增加的损失。但如果革命党一再表明它不能把工人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左右摇摆、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的话，小资产阶级就失去了耐心，把革命的无产阶级看成是自己的灾难的罪人。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都促使它这么想。当社会危机尖锐到难以忍受的程度时，推出了一个特殊的党，它的直接目的是让小资产阶级变得狂怒，用它的仇恨和绝望来反对无产阶级。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广泛的潮流——履行的就是这个历史功能，它的意识形态是由瓦解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所有腐朽的排泄物形成的。
当然，社会民主党应该对法西斯主义的增长负主要责任。从帝国主义战争起。这个党的工作就归结为消灭无产阶级意识中的独立政策的思想，让它相信资本主义的永恒，每一次都让它跪倒在瓦解的资产阶级面前。小资产阶级可以追随工人，如果看到他是新主人的话。社会民主党教工人当仆人。小资产阶级是不会追随仆人的。改良主义政策彻底剥夺了无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平民群众的机会，从而把后者变成法西斯主义的炮灰。
但是，对我们来说，社会民主党的责任不能穷尽政治问题。从战争开始，我们就宣布这个党是无产阶级中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第三国际就是从这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新定向中成长起来的。它的任务是把无产阶级团结在革命的旗帜下，从而为它创造对被压迫的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施加领导性影响的机会。
在德国，战后时期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是经济上的无出路和内战的时期。国际和国内条件都同样有力地把国家推到社会主义道路上。社会民主党的每一步都暴露出它的精神空虚和无力、它的政策的反动性、它的领袖的背叛。共产党的发展还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然而，在头几年的重大成绩之后，德国共产党进入了瞎折腾、左右摇摆、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交替中。中派官僚不断地削弱无产阶级先锋队，不允许它率领阶级追随自己。它以此夺去了整个无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被压迫群众的机会。斯大林官僚集团要对无产阶级先锋队承担法西斯主义增长的直接和间接的责任。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2]瓦尔斯基（Adolf Jerzy Warski，1868—1937），原姓瓦尔沙夫斯基：波兰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组织者之一（1893），波兰共产党组织者之一（1918）。1905—1907年革命的参加者。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19—1929）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23—1929）。1929年侨居苏联，著有波兰工人运动史方面的著作。——译注
[3]对党和共产国际隐瞒上面的讲话，斯大林的报刊又掀起了反对它的一场已成惯例的战争。曼努伊尔斯基写道，我竟敢把法西斯分子与雅各宾党人“相提并论”，后者是我们的革命前辈。后一句话还有些道理。遗憾的是，这些前辈有不少不会动脑子的后人。过去争论的回声可以在明岑伯格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最新著作找到。但是我们在此就不提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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