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在战争中
“德苏条约”和苏联的性质
在“德苏条约”签订后，还能承认苏联是工人国家吗？苏维埃国家的性质一次又一次地在我们之间引起争论。并不奇怪：我们面对的是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的经验。这个现象在任何地方都从来没有研究过。在关于苏联的社会性质问题上的错误，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是源于用纲领性的标准取代历史事实。具体事实与标准背离。但是，这不意味着它推翻了标准；相反，而是从另一端对它的肯定。我们确立和解释的第一个工人国家的诞生，只是更加明确地表明，工人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会或将会是什么样的。在具体事实与标准之间的矛盾不是迫使我们放弃标准，而是相反，以革命的方式为它而斗争。苏联面临的革命的纲领，一方面由我们对作为客观历史事实的苏联的评价决定，另一方面由工人国家的标准决定。我们不说：“一切都完了，应该从头开始。”我们明确地指出了在现阶段能够拯救、保持和发展的那些工人国家的因素。
今天谁企图证明，“苏德条约”改变了我们对苏维埃国家的评价，他实际上就是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确切地说，是站在昨天的共产国际的立场上。根据这个逻辑，为帝国主义民主而斗争，是工人国家的历史使命。为法西斯主义的利益而“背叛”民主国家使苏联失去了工人国家的称号。事实上，与希特勒签署协议只不过是又一次衡量了苏联官僚衰败的程度，以及它对包括共产国际在内的国际工人阶级的轻蔑，但没有给对苏联的社会学评价的重新审查提供任何理由。
政治性分歧还是术语上的分歧
我们从这里开始，即不是在抽象的社会学层面上，而是从具体政治任务的层面提出关于苏维埃国家的本质问题。作为开始，我们承认，官僚是新“阶级”，今天的苏联制度是阶级剥削的一种特殊体制。从这些界定中，能为我们得出哪些新的政治结论呢？第四国际早就承认以劳动者的革命起义推翻官僚的必要性。那些称官僚为剥削“阶级”的人没有也不能提出任何其他建议。推翻官僚的目的是恢复苏维埃政权，把今天的官僚从中赶走。左翼批评没有也不能提出任何其他建议。[2]复苏的苏维埃的任务是促进世界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而推翻官僚以保持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前提……整个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此。
当计划将不是由官僚的利益，而是生产者本人的利益决定时，生产力在经济不同部门中的分配和全部计划内容理所当然会产生急剧的变化。但由于事关的仍是在保持财产国有化（国家财产）的条件下推翻寄生的寡头，所以我们称未来的革命为政治革命。我们的某些批评者（西利加、布鲁诺等）无论如何都要称未来的革命为社会革命。我们姑且接受这个定义。它实质上改变了什么？对我们所列举的那些革命任务，它绝对没有补充任何东西。
一般来说，我们的批评者用的都是我们早已确认的事实。他们实质上没有对苏联社会中官僚的地位、它与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克里姆林宫在国际舞台扮演的角色的评价补充任何东西。在所有这些领域中，他们不仅没有对我们的分析提出异议，相反，还完全以它为依据，而且还完全局限于它。他们指责我们的只是我们没有得出必要的“结论”。但审查表明，这些结论所具有的纯粹是术语性。我们的批评者拒绝称退化的工人国家为工人国家。他们要求称集权官僚为统治阶级。他们建议把反对这个集权官僚的革命看做是社会革命，而不是政治革命。如果我们对他们做了这些术语上的让步，我们将使我们的批评者处于极端尴尬的境地，因为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拿自己纯语言上的胜利怎么办。
我们再次检验自己
因此，与在苏联的社会本质上持不同意见的那些同志分裂是极其荒谬的，因为在政治任务方面，他们与我们完全一致。但从另一方面，忽视纯理论的，甚至是术语上的分歧也是盲目无知，因为在日后的发展中，它们能够得到血肉的充实，会导致完全不同的政治结论。像一个利落的主妇不能容忍蜘蛛网和垃圾的堆积一样，革命党也不能容忍模糊、混乱和模棱两可。应该保持自己房屋的整洁！
为了说明观点，我提一下关于热月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坚持，苏联的热月刚刚开始准备，但还没有完成。后来，赋予热月类似物以更加确切和深思熟虑的性质之后，我们得出结论，热月已经成为过去。这样公开地纠正我们自己的错误，没有在我们的队伍中引起丝毫的混乱。为什么？因为我们对在苏联的过程的实质的评价仍一样，只是同时注意到了反动的日益增长。事情对我们来说，只是使历史类比变得更加确切，仅此而已。我希望，现在虽然某些同志试图摸索在“保卫苏联”问题上的分歧——关于这点下面再说，我们能成功地通过简单地使我们自己的思想变得更加确切，在第四国际纲领的基础上保持一致。
肿瘤还是新器官
我们的批评者不止一次地以此为依据，即今天的苏联官僚已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官僚和资产阶级官僚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与法西斯官僚相比，它在更大程度上是新的、极端强大的社会形成物。这完全正确，我们从来没有对此闭目不看。但如果承认苏联官僚是“阶级”，现在就不得不说，这个阶级根本就不像我们在过去所了解的那些有产阶级。因而好处不太多。我们往往称苏联官僚为帮派，以此强调统治阶层的封闭性、专横和傲慢，它认为只有它自己是从梵天的神圣的嘴中诞生的，而人民群众则是从他的躯体的更低部分生出来的。但这个界定当然没有严格的科学性。它的相对好处是，这个称呼的转义性是众所周知的，谁也不会想到把莫斯科寡头与印度的梵天帮派等同起来。旧的社会学术语没有也不能给新的社会现象准备名称，它尚处在发展（退化）过程中，还没有采用固定的形式。但我们所有人都继续称苏联官僚为官僚，没有忘记它的历史特殊性。依我们看，目前这就足够了。
在科学上和政治上——而不是在纯术语上——问题是这样的：官僚是社会机体上的临时的赘疣，或是这个赘疣已经变成了必不可少的历史器官？社会畸形可能是各种历史形势的“偶然”（即暂时的和例外的）结合的结果。社会器官（包括剥削阶级在内的每一个阶级都是这样的器官）的形成，只能是生产本身深刻的内在要求的结果。如果我们不对自己回答这个问题，整个争论就会变成无结果的文字游戏。
官僚的早期腐化
任何一个统治阶级的历史辩护是，它所领导的剥削体制使生产力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无疑，苏维埃制度给予经济以强有力的推动。但这一推动的源泉是生产资料国有化和计划因素，根本就不是官僚篡夺了经济指挥权的事实。相反，作为体制的官僚主义，是国家技术和文化发展的最坏的制动器。在一定时间内，这个事实被苏联经济近20年来从事移植和掌握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和组织所掩盖。借用和模仿阶段好歹还能与官僚机械性，即扼杀首创精神和创造相容。但经济越是提高，它的需求就变得越复杂，官僚制度的障碍就变得更加不能忍受。它们之间的经常激化的矛盾导致不断的政治震荡和系统地消灭所有活动领域中杰出的有创造力的成员。这样一来，早在官僚能够从自身中分化出“统治阶级”之前，它就与发展的要求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说明这点的正是这个事实，即官僚不是新的经济体制所固有的、不可或缺的体现者，而是工人国家身上的寄生赘疣。
官僚强大和衰败的条件
苏联寡头具有旧的统治阶级的所有毛病，却没有它们的历史使命。在苏维埃国家的官僚退化中，看到的不是现代社会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一般规律的表现，而是这些规律在革命国家的落后性和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特殊的、例外的、暂时的折射。消费品的不足和为获取它们而进行的全面斗争产生了承担起分配职能的宪兵。外部的敌对压力赋予宪兵国家“保卫者”的角色，给予他国家的权威，允许他加倍地掠夺国家。
但是，官僚强大的两个条件——国家的落后和帝国主义的包围——具有临时性和过渡性，应该随着世界革命的胜利而消失。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计算过，在计划经济下，可以很快地将美国的年国民收入提高到两亿美元，这样不仅能保障满足所有居民的基本需求，还能保障真正的舒适。从另一方面，世界革命结束了作为官僚化的附加原因的外来危险。花费国民收入的一大部分用于军备的必要性的消除，会把群众的生活和文化水平提得更高。在这些条件下，对宪兵的需要自然会消失。国家政权很快就会被大型合作社的行政机构所取代。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新统治阶级和新剥削制度，也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
如果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成呢？
资本主义的衰败达到了极限，像统治阶级的衰败一样。这个体制进一步的存在已经不可能。生产力应该以计划的方式组织。但谁来完成这个任务：无产阶级或是作为新的统治阶级的“专员”——政治家、行政技术人员？据那些好说教的人的看法，历史经验证明不能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它已经表明它“没有能力”阻止上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虽然那时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了。法西斯主义在战后的成功，仍是无产阶级“没有能力”把资本主义社会引出绝境的结果。苏维埃国家的官僚化，还是无产阶级“没有能力”用民主方法自己调整社会的结果。西班牙革命是被法西斯和斯大林官僚集团在世界无产阶级眼前扼杀的。这个链锁的最后一环是这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它的准备是在世界无产阶级完全无力的情况下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接受这个概念，即承认无产阶级无力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刻不容缓的生产力国有化的任务，显然将由某个其他阶级完成。具体是谁？在世界范围内取代了腐朽的资产阶级、作为新统治阶级的新官僚。那些不满足于名词争论的“左翼”开始这样提出问题。
今天的战争和当代社会的命运
事物进程的本身现在十分具体地提出了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它本身就是社会不能继续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生存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它以此让无产阶级受到一次新的，也许是决定性的考验。
如果这场战争像我们所坚信的那样，会引发无产阶级革命，它必将推翻苏联的官僚，在比1918年更高的经济文化基础上恢复苏维埃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官僚集团是阶级还是工人国家躯体上的赘疣的问题就自然解决了。所有人都将清楚，在世界革命发展过程中，苏联官僚只是阶段性的复发而己。
如果假定，今天的战争引发的不是革命，而是无产阶级的衰落，那时就将是另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垄断资本的进一步腐朽，它进一步与国家结合，在还有民主的地方用集权制取代它。无产阶级没有能力把社会的领导权掌握到自己的手中，真的可能会导致在这些条件下从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官僚中产生新的剥削阶级。这显然是标志着文明没落的衰败的制度。
如果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赢得了政权，但表明没有能力掌握它，像在苏联一样，把它让给特权官僚，在这种情况下，类似的结果也可能出现。那时我们将被迫承认，官僚主义复发的原因，不是根植于国家的落后性和帝国主义的包围，而是在无产阶级生理上不具备成为统治阶级的能力。那时就不得不回溯式地确认，今天的苏联的基本特征表明，它是世界规模的新剥削制度的先声。
我们大大地偏离了关于苏维埃国家名称的术语争论。但请我们的批评者们别对此进行抗议：只有走出必要的历史距离，才能对用另一种社会制度取代一种社会制度的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深思熟虑的历史性的二选一是这样的：或是斯大林制度是把资产阶级社会变成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令人反感的复发，或是斯大林制度是新的剥削社会的第一阶段。如果第二个预见是正确的话，那官僚当然就是新的剥削阶级。无论这第二个前景多么沉重，如果世界无产阶级真的不能完成发展进程赋予它的使命，那就只能公开地承认，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上的社会主义纲领是乌托邦。为保护集权官僚社会的奴隶的利益，显然需要新的“最低”纲领。
但是，迫使我们今天就放弃社会主义革命前景的如此坚实的或哪怕是令人信服的客观资料，是否存在？全部问题就在于此。
“官僚集体主义”理论
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德国“左翼共产党员”雨果·乌尔班斯就得出结论：取代资本主义的是新的历史时代——“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制度的头几个典范是意大利、苏联和德国。但乌尔班斯没有从自己的理论中得出政治结论。不久前，曾一度属于第四国际的意大利“左翼共产党员”R. 布鲁诺得出结论，取代资本主义的是“官僚集体主义”。[3]新官僚是阶级，它与劳动者的关系是集体剥削，无产者变成了集权剥削者的奴隶。
R. 布鲁诺把苏联的计划经济、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罗斯福的“新政”[4]等量齐观。在这些制度中，无疑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它们最终被界定为当代经济的集体主义趋势。列宁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就阐述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生产力的高度集中，垄断资本与国家共生，作为这一共生结果的专制的生理趋势。集中化和集体化的特点决定革命政策和反革命政策；但这根本就不意味着，在革命、热月、法西斯主义和美国的“改良主义”之间可以画等号。布鲁诺抓住了这个事实，即由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沮丧，集体化的趋势采取了“官僚集体主义”的形式。现象本身是无可争议的。但它的界限在哪里？它的历史分量有多大？对我们来说是过渡时期的变形、社会过程的各种因素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却被R. 布鲁诺当成了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官僚在其中是统治阶级。R. 布鲁诺至少有一个优点，即他企图把问题从术语空论的怪圈中转到重大历史概括的层面上。这就更容易揭露他的错误。
像许多极“左”分子一样，R.
布鲁诺实质上把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一方面，苏联官僚掌握了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方法；另一方面，法西斯官僚目前还只限于“局部”的国家干涉方法，走向并很快就会实现经济国有化。第一个断言是完全正确的。布鲁诺断言法西斯的“反资本主义”能够走到剥夺资产阶级的地步，是错误的。国家干涉和国有化的“局部”措施，事实上与计划国家经济不同，就像改良与革命不同一样。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只是“协调”有产者的利益，“调整”资本主义经济，而且主要是为了军事目的。克里姆林宫的寡头是另一回事：它有可能领导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因为俄国工人阶级完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财产关系的转变。不能忽视这个区别。
但即使假定，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某个时候殊途同归到同一个类型的剥削社会（用R. 布鲁诺的术语就是“官僚集体主义”），这根本也不能使人类脱离绝境。引发资本主义体制危机的不仅是私有财产的反动角色，而且还有同样反动的民族国家的角色。如果个别法西斯国家成功地在自己的国家中建立了计划经济体系的话，除了任何计划都预见不到的、最终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革命之外，集权国家之间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斗争依然存在，甚至会极大地增长。战争就将是计划经济的结果，将是破坏文明的基础。诚然，别特兰·罗塞尔认为，某个战无不胜的国家会因为战争的结果而把整个世界统一在集权的钳制中。但即使这样的假设能够实现的话，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军事“统一”未必能比《凡尔赛和约》更牢固。民族的起义和平息将以新的世界大战而告终，这可能会成为文明的坟墓。不是我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客观现实在说，人类的唯一出路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除此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是野蛮的复发。
无产阶级和它的领导
关于阶级和它的领导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我们很快就会专门写一篇文章。在此我们只以最必要的为限。只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直接“反映”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才会认为，领导直接反映阶级。事实上，被压迫阶级之上的领导势必会受到统治阶级的压力。例如，美国工会的领导反映的与其说是无产阶级，还不如说是资产阶级。选择和培养能够抗拒资产阶级压力的真正的革命领导，是极其困难的任务。历史过程的辩证法最鲜明地表现在下面的事实中，即最落后的国家——俄国——的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推出了高瞻远瞩、雄才大略的领导。相反，资本主义文化最悠久的英国无产阶级，至今还只有最愚钝和奴颜婢膝的领导。
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在1914年7月具有公开性，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在无产阶级领导中引发了尖锐的危机。在此后漫长的25年中，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建立起能站在我们时代的任务水平上的领导。但俄国经验证明，这样的领导是能够建立的（这当然不意味着它保险不会退化）。因而问题是这样的：历史必然性是否最终会为自己开辟通向工人阶级先锋队心灵的道路，即在这场战争和其中应该产生的最深刻震撼的过程中，是否能够形成带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真正的革命领导？
第四国际不仅以自己的纲领文本，还以自己存在的事实本身对这个问题做了肯定的答复。相反，假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绝望和吓破了胆的代表都是从下面的观点出发，即领导的破产只是无产阶级没有能力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反映”。并非所有我们的反对者都明确地表达了这个观点。但他们所有人——极“左”分子、中派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就不必说斯大林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了——都把失败的责任从自己身上推到无产阶级头上。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指出，在什么样的具体条件下，无产阶级能够完成社会主义变革。
如果把无产阶级的社会素质当做失败的原因，那就必须承认，当代社会的情况是没有希望的。在腐朽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在数量和文化上都没有增长。因此，没有理由期待，它在什么时候会提高到革命任务的水平。谁对自己说明在劳动群众生理的、深刻的、不可遏制的挣脱资本主义血腥混乱的意愿与保守的、护国主义的、彻头彻尾资产阶级性质的过时的领导之间的最深刻的对抗，事情对他来说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应该在这两个不可调和的概念中进行选择。
集权专制是尖锐危机的状态，不是稳定的制度
十月革命并非偶然。它是早就预见到的。事件证实了预见。退化没有推翻预见，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认为，孤立的工人国家在俄国能够无限期地支撑下去。诚然，我们考虑得更多的是工人国家的覆灭，而不是它的退化；更确切地说，我们没有严格地区分这两种可能性。但它们根本就不是彼此对立的。在一定的阶段上，退化将以覆灭而告终。
以斯大林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为例的集权制度，就其实质来说，也许只是暂时的过渡体制。历史上的专制一般都是特别尖锐的社会危机的征兆，绝不是稳固制度的征兆。尖锐的危机不可能是社会常态。集权国家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压制社会反抗，但不能长久存在。苏联的令人惊心动魄的清洗，是苏维埃社会生理上力求推翻自己的官僚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
令人惊讶的是，恰恰是在斯大林的清洗中，R. 布鲁诺看到官僚成为统治阶级的证明，因为据他的观点，只有统治阶级才能用如此规模的手段。[5]
但他忘了，沙皇专制并不是“阶级”，它也采用了相当广泛的清洗措施，而且正是在它接近灭亡时期。斯大林的清洗以其规模和骇人听闻的谎言证明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官僚不能变成稳固的统治阶级，是它接近死亡的征兆。如果让波拿巴主义的寡头在它可耻地衰败的几年前甚至几个月前获得阶级的称号，我们不会沦为笑柄吗？我们认为，只有明确地提出问题，才能使同志们避免术语试验和过于匆忙的概括。
世界革命的方针和苏联复苏
25年时间对重新武装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来说，是过于短暂的时期，但对在一个落后孤立的国家中维持苏维埃制度来说，又过于漫长。为此人类付出了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代价。但我们时代的基本任务没有改变，其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它还没有解决。在过去的25年中的巨大长处和无可估价的未来的保障是这个事实，即在世界无产阶级中，有一支队伍成功地以事实表明，任务是可以解决的。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提出了这个没有解决的任务。它将不仅重新检验现存制度的稳定性，还有无产阶级接替它们的能力。这一检验的结果对我们、对这个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当前时代的评价，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违背一切可能性，在今天的战争期间或直接在战后，十月革命没有在一个先进国家中得到继续；如果相反，无产阶级处处被抛向后面，那时我们无疑应该提出重新审查我们关于当今时代和它的动力的概念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是关于把什么样的学派标签贴到苏联或斯大林匪帮的身上，而是关于如何评价未来几十年——如果不是几百年的话——的世界历史前景：我们能否进入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时代或是进入集权官僚的衰落社会的时代？
类似雨果·乌尔班斯和R.
布鲁诺这样的烦琐哲学家的双重错误在于，他们中的前者宣称这后一种制度已经来临；后者声称它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漫长的中间状态。然而十分明显，如果整个我们时代和今天新的战争经验的结果表明，世界无产阶级不能成为社会的主人的话，这意味着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所有希望的覆灭，因为不能等待任何其他对它更加有利的条件；至少现在谁也预见不到这些条件，也不能说明它们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丝毫权利（如果不认为失望和疲惫为“权利”的话）得出这个结论，即无产阶级已经耗尽了自己的革命能力，应该拒绝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对统治权的觊觎。当事关经济文化体系最深刻的更替时，在历史的天平上，25年少于一个人一生中的一小时。一个因一小时或一天的失利经验而放弃他在经验和对全部过去生活研究的基础上为自己确定的目标的人，能有什么用？在阴沉的俄国反动的年代（1907—1917），我们从那些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年展示的可能性出发。在世界反动的年代中，我们应该从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展示的可能性出发。第四国际称自己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并非偶然。我们的道路没有改变。我们坚持世界革命的方针，以此恢复作为工人国家的苏联。
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继续
我们保卫苏联的什么？不是那些让它与资本主义国家相似的东西，而是那些让它有别于它们的东西。在德国，我们同样宣传反对统治官僚的起义，不仅是为了立即推翻资本主义财产所有制。在苏联推翻官僚，是保持国家所有制所必需的。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成保卫苏联。
在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人会怀疑苏联工人应该保卫国家财产，不仅反对官僚寄生，也反对来自集体农庄贵族的私有制倾向的侵害。但须知，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继续。如果我们在对内政策中把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与反对官僚的不可调和的斗争结合起来的话，那我们在对外政策中应该做的就是同一件事。诚然，R. 布鲁诺从已经全面获胜的“官僚集体主义”出发，让我们相信，谁也不会威胁国家财产，因为希特勒（还有张伯伦？）和斯大林一样，与它利害攸关。遗憾的是，R. 布鲁诺的保证是轻率的。在胜利的情况下，希特勒会要求归还从德国资本家那里剥夺的财产；然后为了在损害苏联的情况下与英、法、比等国达成协议的目的，保证恢复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的私有财产；最后，为德国军事机器的利益，让德国成为苏联最重要的国家企业的股东。现在，希特勒是斯大林的盟友和朋友；但如果希特勒在斯大林的帮助下，在西方战线上成为胜利者，他明天就会调转枪口反对苏联。最终，在相应的情况下，张伯伦的做法与希特勒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保卫苏联与阶级斗争
保卫苏联问题上的错误，往往是对“保卫”方法的不正确理解的产物。保卫苏联根本不意味着与克里姆林宫官僚接近，采取它的政策或与它的盟友的政策妥协。在这个问题上像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我们完全站在国际阶级斗争的立场上。
法国一家小杂志《怎么办》不久前写道：因为“托洛茨基分子”是法国和英国的失败主义者，因而他们也是苏联的失败主义者。换言之，如果你们想保卫苏联，你们就应该不再是它的帝国主义盟国的失败主义者。《怎么办》认为，“民主国家”将是苏联的盟友。现在这些聪明人将说什么，不清楚。但这不重要，因为他们的方法本身是有毛病的。对苏联今天或明天加入的那个帝国主义阵营放弃失败主义态度，意味着把对立阵营的工人推到他们的政府的一边；意味着彻底放弃失败主义。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下，放弃失败主义，等于放弃社会主义革命。为保卫苏联的名义放弃革命，注定会使苏联彻底腐朽和灭亡。
在共产国际的解释下，“保卫苏联”像昨天的“反法西斯斗争”一样，是建立在放弃独立的阶级政策上的。根据种种理由，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总是一成不变地成为一个资产阶级阵营反对另一个阵营的辅助力量。与此相反，我们的某些同志说：因为我们不想变成斯大林和他的盟友的武器，我们应该拒绝保卫苏联。但他们只是以此表明，他们对“保卫”的理解，基本上与机会主义者的理解一致；他们不考虑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事实上，我们保卫苏联，像我们保卫殖民地一样，像我们解决我们的所有任务一样，不是以支持一些帝国主义政府反对其他政府的方式，而是以在殖民地和宗主国中进行国际阶级斗争的方式。
我们不是执政党；我们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苏联都是不妥协的反对派的党。我们不是通过资产阶级政府，甚至不是通过苏联政府，而只是通过对工人进行宣传和解释，什么应该保卫，什么应该推翻来实现我们的任务。这样的“保卫”不会带来直接的神奇后果。但我们也不觊觎这样的结果。目前我们还是革命的少数派。我们的工作方向应该是使我们对之有影响的工人能够正确地评价事件，不让事件把自己搞得措手不及，为革命地解决我们面临的任务对整个阶级作舆论准备。
对我们来说，保卫苏联与筹备国际革命是一致的。只有不违背革命利益的方法才能使用。保卫苏联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就像是策略任务与战略任务的关系一样。策略服从于战略目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与它相对立。
占领区的问题
现在，当我们写这几行文字时，关于被红军占领地区的命运的问题，还不清晰。电讯彼此矛盾，双方都在扯谎；当地的实际关系，无疑还是极端不确定的。被占领土地中的相当一部分无疑将会纳入苏联的版图。以什么形式？
暂且假设，根据与希特勒的协议，莫斯科政府让被占领地区的私有财产不受触动，仅限于法西斯范式的“监督”。这样的让步具有深刻的原则性，可能成为苏维埃制度的新的一章的起点，因而也是我们这方面对苏维埃国家本质的新评价的起点。
更可能的是，它们应该纳入苏联的组成部分，莫斯科政府推行剥夺大私有者和把生产资料国有化的措施。这样的道路更加可能，并非因为官僚忠于社会主义纲领，而是因为它不想也不能与被占领土上的旧统治阶级分享政权和与之联系在一起的特权。在此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个类似。拿破仑一世借助于军事独裁制止了革命。但当法国军队侵入波兰时，拿破仑签署了命令：“废除农奴制。”这个措施不是拿破仑对农民的好感授意的，而是波拿巴主义专制依靠的不是封建的，而是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制。因为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专制依靠的不是私有财产，而是国家财产，那么红军入侵波兰自然应该会导致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以这种方式使被占领土的制度与苏联制度一致。
“剥夺剥夺者”的措施就其性质来说是革命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是通过军事官僚的方式实现的。诉诸新领土上群众的主动性——没有这样的诉诸，哪怕是最谨慎的，就不能建立新制度——无疑在第二天就会遭到残酷的警察措施的镇压，以保障官僚对被唤醒的革命群众的优势。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但还有另一个方面。为了通过与希特勒的军事联盟创造占领波兰的可能性，克里姆林宫曾长期欺骗，现在仍继续欺骗苏联和全世界的群众，直到以这种方式使自己的共产国际的队伍彻底瓦解。对我们来说，政策的主要衡量标准不是在领土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的财产所有制的改造，无论它们本身是多么重要，而是在世界无产阶级头脑中和组织性上的变化，它保卫已经赢得的成果和赢得新成果的能力的提高。从这个唯一的角度，莫斯科的整个政策充分保持了它的反动性，仍是世界革命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但我们对克里姆林宫的整体评价没有改变那个局部事实，即所有制形式的国有化本身是一个进步措施，这点应该公开承认。如果希特勒明天把自己的军队调往东方前线，在波兰东部恢复“秩序”，进步工人将会保卫波拿巴主义的苏联官僚建立的所有制的新形式，反对希特勒。
我们没有改变方针
我们说，生产资料国有化是进步措施。但它的进步性是相对的，它的比重取决于所有其他因素的总和。因而首先需要确定，在“社会主义”措施掩盖下的官僚专制和寄生的领土扩展可能增强克里姆林宫的声誉，使人产生对用官僚计谋取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等的幻想。这个灾难远远超过了斯大林在波兰的改革的进步内容。为了在被占领土上的财产国有化像苏联一样，成为真正进步的，即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必须推翻莫斯科的官僚、因而我们的纲领仍保持着它的全部力量。事件没有让我们措手不及。需要的只是正确地解释它们。需要的是清楚地理解，尖锐的矛盾根植于苏联的性质中，它的国际地位中。不能凭借术语把戏（“工人国家”—“非工人国家”）来摆脱这些矛盾。应该实事求是，应该从实际关系和矛盾出发制定政策。
我们不把任何使命托付给克里姆林宫。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反对克里姆林宫占领新地区。我们支持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白俄罗斯独立，如果苏维埃白俄罗斯希望这样的话。同时，在被红军占领的波兰土地上，第四国际的支持者最坚决地参与剥夺地主和资本家，把土地分给农民，建立苏维埃和工人委员会等。在此过程中，他们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在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的选举中，为他们对官僚的充分独立性而斗争，进行不相信克里姆林宫和它的当地代理人的革命宣传。
但假设，希特勒把自己的武器转向东方，侵入红军占领的地区。在这些条件下，第四国际支持者丝毫不改变自己对克里姆林宫寡头的态度，把武装抗击希特勒作为刻不容缓的当前任务，摆到首位。我们将对工人说：“我们不能让希特勒推翻斯大林，这是我们的任务。”在与希特勒进行武装斗争时，革命工人将努力与普通红军战士建立尽可能紧密的同志关系。在用武装之手对希特勒进行打击的同时，进行革命的反斯大林宣传，为在下一个尽可能近的阶段推翻他作准备。
这样的“保卫苏联”，当然与今天在“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的口号下进行的官方保卫有着天壤之别。我们的保卫苏联是在“为了社会主义，为了世界革命，反对斯大林！”的口号下进行的。为了这两类“保卫苏联”不在群众头脑中混淆，应该清晰准确地制定符合具体形势的口号。但首先应该清楚地确定，我们保卫的是什么，怎么保卫，保卫它反对谁。只有在我们自己清楚自己任务的情况下，我们的口号才不会在群众中引起困惑。
结论
此刻，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改变我们对苏联的原则立场。
战争加速各种政治过程。它可能会加速苏联的革命复苏过程。但它也可能加速它的彻底退化过程。因此必须不带偏见地关注战争将给苏联国内生活带来的那些变化，以便对它们有及时的了解。
我们在被占地区的任务，基本上与在苏联的任务一样；但由于它们是事件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提出的，所以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阐明我们对苏联关系中的任务。
必须这样制定我们的口号，让工人清楚地看到，我们在苏联保卫的是什么（财产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我们为反对什么而无情斗争（寄生官僚和它的共产国际）。
一分钟也不能忽视，对我们来说，推翻苏联官僚的问题服从维护苏联生产资料国有制的问题；对我们来说，维护苏联生产资料国有制的问题服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列·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79—80, стр. 1—9。
[2]我们说一下，某些同志倾向于认为官僚是新阶级，同时又反对把官僚开除出苏维埃。
[3]Bruno R. La bureaucratization du monde,
Paris; 1939, p. 350.
[4]新政是1933—1938年期间美国罗斯福政府为消除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后果和缓和美国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新政在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节的同时，进行了某些社会改革。——译注
[5]诚然，在其以不可思议的矛盾构成的著作的最后一部分中，R. 布鲁诺完全自觉明确地推翻了自己在该书的第一部分中阐述的“官僚集体主义”理论，并声称，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是过渡的寄生阶段，是历史对无产阶级无力的惩罚。换言之，在对第四国际进行了最激烈的批评后，R. 布鲁诺突然又回到了这些观点上，但只是为了揭示一系列新的迷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跟踪明显失去平衡的作者的足迹。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企图用来论证自己对作为阶级的官僚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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