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18日星期四

后记:布哈林继续让中国共产党误入歧途

后记:布哈林继续让中国共产党误入歧途



  布哈林同志以其最后一篇文章《中国革命的目前局势》(《真理报》1927630)表明,他不想也不能学习。就其思维方式,布哈林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烦琐的注释者。他总是把自己烦琐刻板的公式附到别人的政策上,就像“实践”中的考茨基一样。在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他在事实的左面建立自己的刻板公式。现在,他在事实的右面建立它们。在这样做时,他以为改正了自己原来的错误。事实上,布哈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混乱到这种地步。
  我们扼要地看看布哈林对“中国革命的目前局势”的评价中的混乱。
1.“显著的特点是,三个社会阶级阵营……有三个国家组织中心”(奉天、南京、武汉)。
  “显著特点”只在于布哈林的无知:三个国家中心几乎存在于所有的大革命中。被君主制取代的国家杜马的东方阵线。小资产阶级的格鲁吉亚与弗兰格尔的君主制—地主中心一起进行反对我们的斗争。等等、等等。布哈林什么时候从列宁的解说中得知了这些现象。在马尔丁诺夫的解说中,它们成了另一种样子,他认不出它们了。
  2.“阶级划分产生了蒋介石。蒋介石‘生’了冯。十分可能,冯又将生出其他将军的叛变,给武汉造成了最大的威胁。”
  这个福音书的文体真是妙极了。蒋介石“生”了冯。谁又是接生婆呢?猜不着?照照镜子,最亲爱的。
  3.“这个自由派反革命阵营(蒋介石—冯)的力量首先在它的武装部队人数上的优势;其次是它的政治立场……”
  是谁亲自帮助自由派反革命分子保障他们的军事优势?是谁让人相信蒋介石?是谁要求共产党人事实上服从蒋介石?是谁支持和宣传冯玉祥?是谁禁止共产党员号召组织士兵委员会?
  在自由派反革命分子的“政治立场”上,情况还要糟。他们利用了——布哈林不知是教训,还是抱怨——“民族解放斗争的传统”。还是这些问题:是谁用这个传统武装了自由派分子?是谁为他们制造了在四个阶级联盟的帮助下完成民族革命的抽象理论?是谁制造了蒋介石国民党的旗帜的偶像?是谁从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就妨碍,甚至干脆禁止共产党人形成自己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布哈林必须再次照照镜子,别抱怨脸长得歪。
  4.据布哈林的看法,封建阵营是张作霖。资产阶级自由派阵营是蒋介石和冯(匆匆地把后者从工农阵营中排除)。第三个阵营是武汉。笫三个阵营的阶级性质没有确定。这干脆就是“我们的”阵营,只是有些许缺陷。由于国民党“几乎”就是苏维埃,所以武汉“几乎”就是工农政府。诚然,武汉的将军正在叛变还将继续叛变,但是,——啊,甜蜜的希望,上天的使者!——汪精卫比其他人更坚定。一切正常,前天“坚定的”是蒋介石,昨天是冯玉祥,今天是汪精卫。这几天的事就够他操心的了。明天才轮到对汪精卫的罪行进行清算。那时可以再把这个提拔起来的人急忙归入自由派反革命的阵营。何况所有这些都一劳永逸地在布哈林的决议中“预见到了”,这些决议哪儿都能用,就是不能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
  5.第三个阵营是武汉。但是,哎,“这个阵营……没有足够可靠的武装力量。它的军队在融化”。但须知斯大林—布哈林的全部政策都旨在别吓着将军们,别把他们推到反动派的阵营中。须知斯大林认为,“在革命军队的后方”建立苏维埃是不允许的。须知整个革命都自称是将军们的后方。莫斯科的全部权威都被用来不许建立苏维埃。苏维埃就真的没有了。但是,哎!因此就没有革命军队。只有在反革命分子的指挥下的军队粉碎工农。我们以自己的全部政策妨碍建立工农武装力量。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完全符合马尔丁诺夫和唐恩的精神,宣扬最低限度地武装工人!阶级间的仲裁委员会!鲍罗廷要求把专政政权交给蒋介石(参见陈独秀同志的报告)。而斯大林于192745,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会议上安慰说:事情掌握在可靠的手中;鲍罗廷没有睡觉!布哈林路线就这样“生”了武汉,它什么都好,只可惜成了反革命的工具。
  6.布哈林抱怨说:“如果共产国际的指令能够实际执行的话;如果没有刹住土地革命的话;如果强有力地推行武装工农的话;如果把可靠的部队结合起来的话;如果有群众清楚的政治路线的话;如果认真执行使国民党民主化的指令的话,等等,形势对武汉政府就不会这么危险。”如果,如果……这不是讽刺性模拟,而是一字不差地从布哈林的文章中摘引的。如果布哈林稍稍了解一点马克思主义,他就不会在议论中落到如此出丑和沦为笑柄的地步了。是谁没有完成这些神圣的指令?它们为什么没有执行?为什么下达它们?斯大林的著名公式:路线是正确的,但执行者不好。今天,布哈林莫非打算把自己的盲目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的头上?无稽之谈!路线的正确性就在于它为自己创造执行者。布哈林的指令没有执行的原因,是它们什么用也没有,即使是执行了,它们也不是为规定它们为之服务的那个阶级服务的。
  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不可能“把可靠的部队结合起来”,而斯大林—布哈林要求维护蒋介石的领导。是啊,谁把它们结合起来?共产党?但我们强迫它服从蒋介石的纪律。武装可靠的部队只能在公开的斗争中——昨天和蒋介石,今天和唐生智。为此不应该诉诸四个阶级的联盟,而是群众对上层的社会仇恨。应该从下面,通过士兵、农民、工人肃清军队和行政机构,别害怕“无政府”和“过火”。应该就地枪毙叛逃的将军,剥夺地主—军官的土地,把它们交给士兵,通过苏维埃代表,士兵和农民工人就会联合起来。
  布哈林抱怨说:“如果有群众清楚的政治路线的话。”正是如此:哎,如果在今天所有路线的作者的头脑中清楚一些的话。
  “如果认真(!)执行使国民党民主化的指令的话。“为什么这个出色的指令仍没有执行?不会吗?这个指令是给谁下的?唱吧,亲爱的,别不好意思!先是劝蒋介石“大量吸收工人”,现在又劝“可靠的”汪精卫。为劝说国民党上层一事,专门派去了中国共产党。它就是这样培养的。总之,群众起义,国民党枪毙他们,共产党在劝说,布哈林在写那些没有执行的指令。
  7.在所做的一切之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破坏革命),布哈林今天想出了下面的基本口号:
  工人农民只寄希望于自己的力量!别相信将军们和军官们!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
  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十分坚决。但不幸在于,布哈林没把自己的坚决当真。实质上他做得对。
  为了让工农只寄希望于自己的力量,首先应该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需要工农代表苏维埃。需要能够在与反革命武汉的直接斗争中领导建立苏维埃的党。需要独立的共产党。
  “别相信将军们和军官们!”这听起来十分勇敢。但须知指挥的是将军们?但须知将军们有枪炮?或是枪炮在士兵手中?那就应该让士兵与将军对立。那时就应该赶走和枪毙反动将军。但是,谁能做这些事呢?在工人的领导下,起义农民与士兵携起手来。而为此需要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8.然而布哈林的这个最基本的、主要的、无条件的、不可抗拒的要求是不能接受的。对他来说,共产党实际上不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为争取工农民主专政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对他来说,共产党只不过是国民党的左翼,昨天它由自由派资产者领导,今天领导它的是资产阶级的妥协派管家。现在,当阶级关系已经用鲜血写出时,布哈林仍坚持让共产党服从国民党,这在政治上意味着让无产阶级进一步服从资产阶级,从而彻底消灭工农革命。
  9.但须知“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在不断增长,这是众所周知的”。但还知道其他事情:在布哈林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表明,它在基本问题上发展成小资产阶级妥协派的党(参见上面摘录的反对农民“轻率”行动的声明),它仅仅是国民党的左翼而已。这个左翼影响的增长证明了群众的压力。但为了为胜利而组织这个压力,应该让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清除共产党的国民党精神,应该把它从错误的领导下解放出来,应该帮助它在布尔什维主义路线的基础上激进地重组。我们越是拖延这项拯救工作,它就会采取更加病态的形式,对中国革命的要求来说,它就更迟了。
10.但须知武汉右派不是也要求把共产党员驱逐出国民党吗?布哈林揶揄说:“莫非我们要迎合这个政纲?"回答这类发霉的孟什维克的论据,真是不好意思。右派国民党想驱逐共产党人,是为了镇压他们。而共产党员解脱国民党的羁绊,是为了掌握群众,粉碎自己的敌人。在此起决定作用的是生死攸关的斗争。兴登堡无疑反对资产阶级政党与社会民主党结盟,更反对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融合。对我们来说,难道会因此得出与社会民主党联合,与资产阶级政党结盟的结论吗?在十月革命过去了十年之后,在列宁的党内居然能用这样庸俗的说法来捍卫继续让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奴役工人党的必要性!应该用烧红的烙铁烫去共产国际的这条可耻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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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中国真正的革命者明白了布哈林指令是致命的,中国革命命运的转折就开始了。在这方面帮助中国革命者和整个共产国际,是反对派的直接责任。


叶夫多基莫夫
季诺维也夫
拉狄克
萨法罗夫
托洛茨基

192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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