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斯大林双子星
当希特勒闪电般地从西面入侵波兰时，斯大林悄悄地从东面进入波兰；当希特勒摧残2300万波兰人，建议停止“无益的”战争时，斯大林通过自己的外交和自己的共产国际鼓吹和平的好处；当斯大林占据了波罗的海的战略阵地时，希特勒殷勤地从那里撤出了自己的德国人；当斯大林进攻芬兰时，希特勒的报刊是世界上唯一一份对克里姆林宫表达了自己对此事完全拥护的报刊。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轨道被某种内在的联系拴在了一起。什么样的？能拴多久？
有“光学”上的双子星，即虚幻的，有“物理”上的双子星，即构成真正的一对，而且一个围绕着另一个转。在今天世界政治的血红色的天穹上，希特勒和斯大林是真的还是假的双子星？如果是真的，那谁围着谁转？
希特勒本人克制地谈到牢固的“现实主义”条约。斯大林则宁愿沉默地抽他的烟斗。敌对阵营的政治家和记者出于离间朋友的目的，把斯大林说成是主星，而希特勒是卫星。让我们试着分析一下这个并不简单的问题，但别忘了，世界政治的轨道与天体轨道不同，是不服从准确的测定的。
资本主义德国的产生比西方邻居要晚得多，它却创造了欧洲大陆上最先进、最能动的工业，然而在最初瓜分世界时分得的不多。1914年，德国帝国主义者宣称：“我们重新分配它。”他们打错了算盘。世界贵族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并取得了胜利。今天，希特勒想以更大的规模重复1914年的试验。他不能不这样想：爆炸性的德国资本主义在旧国界的限制下奄奄一息。尽管如此，希特勒的任务仍是不能完成的。即使他赢得军事胜利，对德国有利的重新瓜分世界也不会成功，德国来得太晚。资本主义在所有国家中都感到受束缚，殖民地不想再继续当殖民地，新的世界大战将给予被压迫人民的独立运动以新的极大的推动。德国来得太晚了。
希特勒改变自己的“友谊”、自己对民族和国家的评价，破坏协议和责任，欺骗敌人和朋友，但所有这些都是一个目的授意的：重新瓜分世界。希特勒在其书中说：“德国现在还不是世界强国”，但“德国将是世界强国，或是将彻底消失”。把统一的德国变成统治欧洲的基础；把统一的欧洲变成争夺世界统治权的基础，因而也是排挤、削弱、侮辱美国的基础，希特勒的这个任务没有改变。他用它来为集权制度辩护，后者用钢箍勒住了德国内部的阶级矛盾。
苏联的特征是截然相反的。沙皇俄国留在自己身后的是落后和贫穷。苏维埃制度的使命不是为生产力找到新的空间，而是为旧空间创造生产力。苏联的经济任务不要求扩展租界，生产力的状态不允许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苏联的进攻力量不大，防御力量仍局限在它自己的空间内。
随着克里姆林宫最新的“成功”，将今天的莫斯科的政策与英国过去的政策相比较成了时髦，后者尽可能保持中立，维持欧洲平衡，同时牢牢地把这个平衡的钥匙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这个类似的基础上，克里姆林宫站在作为较弱的德国的一边，以便在德国取得过于重大的成功时，转到相反的阵营中去。现在一切都被头脚倒置，伦教的旧政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英国对欧洲所有国家巨大的经济优势。相反，苏联在经济意义上，是列强中最弱的。在连续几年的闻所未闻的吹嘘之后，斯大林在今年3月首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说到苏联和西方劳动生产率的比较。他游览世界统计学领域的目的，是为了解释苏联人民还生活在其中的贫困。为了在人均生铁产量上赶上德国，苏联每年生产的应该不是今天的1500万吨，而是4500万吨；为了赶上美国，应该将冶炼量增加到6000万吨，即翻4番。所有其他经济部门的情况或与此类似，有的甚至还要差。诚然，斯大林表达了希望，苏联在近10—15年内能够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期限当然是可疑的！但在这个期限之前苏联参加大规模战争，至少意味着与优势武器的斗争。
不亚于物质因素的道德因素，近几年急剧恶化。革命宣告的社会平等的趋势遭到践踏和凌辱，群众的希望被欺骗。在苏联，1000万—1500万享有特权的居民，他们的手中集中了将近一半的国民收入，并把这个制度称为“社会主义”。但除此之外，在国内还有将近1.6亿人，他们受官僚摧残，还没有摆脱贫困的桎梏。
在一定意义上，希特勒和斯大林对战争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希特勒的集权制度源于德国有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恐惧，希特勒获得有产者的委任状，他要不惜代价拯救他们的私有财产免遭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为他们开辟通向世界舞台的出路。斯大林的集权制度源于革命爆发户新帮派对被它压制的革命人民的恐惧，战争对两个人都是危险的。但希特勒不能用其他途径解决自己的历史使命，胜利的进攻战争应该保证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
斯大林的情况不同，他不能进行有望胜利的进攻战争，何况他也不需要它。在苏联卷入世界大战的情况下，承受它的无数的牺牲和困苦、全部的屈辱和暴力、官方体系的全部谎言，必然会引起人民的激烈反应，他在这个世纪里完成了三次革命，谁也不如斯大林对此了解得更清楚，他的外交政策的基本思想是避免大规模战争。
令外交界墨守成规的人和和平主义的马虎人惊讶的是，斯大林之所以与希特勒结盟，只是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即大战的危险只能来自希特勒，据克里姆林宫的评价，德国强于它今天的所有对手。与英法军事代表团的漫长的莫斯科会议，不仅是为了掩盖与希特勒的谈判，而且还是直接的军事侦察。莫斯科的总参谋部显然深信，盟国对大战没有很好的准备。军国主义化的德国是可怕的敌人。只能通过促成它的计划来博取它的好感，斯大林的决定就是由此确定的。
与希特勒结盟不仅推迟了苏联卷入大战的直接危险，还为获得直接的战略好处提供了机会。当斯大林在远东躲避战争，在几年中一退再退时，在西部边界形成了这样的情况：他能够逃避战争，向前，即不放弃旧阵地，而占领新阵地。盟友的报刊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希特勒成了斯大林的俘虏，强调莫斯科以德国为代价获得的巨大的好处：半个波兰（就人口数量来说，实际上是1/3），再加上对波罗的海东岸的统治，再加上打开了通往巴尔干的道路等。莫斯科获得的好处，无疑是巨大的，但还没有进行最终的结算。希特勒开始了世界规模的斗争，经过这场斗争，德国或是成为欧洲和它的所有殖民地的主人，或是被打垮。在这样的战争前夜，保证自己的东部边界，对希特勒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他为此付给克里姆林官过去沙俄帝国的部分领土，难道这个代价高吗？
似乎斯大林以其入侵波兰和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施压“欺骗”了希特勒，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更可能的是希特勒本人使斯大林产生占领波兰东部，对波罗的海国家下手的念头。由于国家社会主义是靠宣扬反苏战争起家的，斯大林当然不能相信希特勒的誓言。谈判是用“现实”的调子进行的，希特勒对斯大林说：“你怕我？你想要保障？你自己拿吧。”斯大林就拿了。
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苏联新的西部边界永远阻断了希特勒东进的道路，就是破坏了所有的分寸。希特勒分阶段解决自己的任务。现在在日程上的是破坏大英帝国，为了这个目的可以放弃点什么，东进的道路以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大战为前提。当轮到它时，在哪条线上开始冲突则只有次要意义。
进攻芬兰似乎与斯大林害怕战争相矛盾，事实上并非如此。除了计划外，还有形势的逻辑。为躲避战争，斯大林与希特勒结盟，为了保证自己免遭希特勒的攻击，他在波罗的海沿岸占领了一系列据点。但是，芬兰的反抗有使所有战略好处都化为零，甚至有把它们变成自己的反面的危险。如果赫尔辛福斯[2]都不把莫斯科当回事的话，那么谁还会真的把它当回事呢？说了A之后，斯大林不得不说B。然后才能接着说字母表的其他字母。如果斯大林想躲避战争的话，这不意味着战争会放过斯大林。
柏林显然推动莫斯科进攻芬兰，莫斯科向西迈出的每一步都会进一步把苏联卷入战争。如果达到这个目的的话，世界局势就会大大改观，近东和中东将成为战争的舞台，尖锐地提出印度问题。希特勒就会松一口气，在事件不利的转折的情况下，他有机会以苏联为代价签署和约。在莫斯科，人们无疑会咬牙切齿地读着德国刊物就红军进攻芬兰而发表的友好文章。但咬牙切齿不是政治因素，条约仍完全有效，斯大林仍是希特勒的卫星。
条约对莫斯科的直接好处是无可置疑的，只要德国还拴在西线上，苏联就觉得自己在远东要自由得多。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在这里发动进攻。诚然，日本寡头比苏联寡头更不能进行大规模战争。但被迫面对西方的莫斯科现在没有丝毫理由深入亚洲。反过来，日本也不得不考虑，它可能会受到苏联严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回击。在这些条件下，东京应该宁愿选择自己周边海域的计划，即不是向西进攻，而是向南，进攻菲律宾、荷属印度[3]、婆罗洲、法属印度支那、英属缅甸……在这个基础上的莫斯科和东京之间的协议对称地补充了莫斯科和柏林之间的条约。至于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造成了什么样的局面的问题，不在本文考察之内。
世界刊物以苏联原料不足为理由，不断地断言斯大林可能提供给希特勒的经济帮助微不足道，问题是不能如此简单地解决的。苏联原料不足具有相对性，而不是绝对性；官僚制定了过高的工业发展速度，不能保持经济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如果在一两年内把某些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从15%降到10%、5%，或千脆让工业停留在去年的水平上，原料立刻会变得十分富裕。对德国外贸严格的海上封锁，应该从另一方面使大量的德国商品流向苏联，来交换苏联的原料。
也不应该忘记，苏联为国防积蓄了大量的原料和粮食，而且仍在继续积蓄。这些积蓄中的相当部分，是德国的潜在资源。莫斯科可能最终会为希特勒提供黄金，虽然为经济自给自足做了大量的努力，黄金仍是战争的主要神经之一。最后，莫斯科友好的“中立”大大地方便了希特勒利用波罗的海、斯堪的那维亚和巴尔干的资源。11月2日 的希特勒的机关报《国家观察家报》不无理由地写道：“与苏维埃俄国一起，我们控制着整个东方原料和粮食的来源。”
在莫斯科和柏林之间签署条约的几个月前，伦教对苏联可能提供给德国的经济帮助的意义的评价，要比现在清醒得多。皇家对外关系研究所对“联合王国的政治和战略利益”的半官方研究（前言标注的日期是1939年3月）就苏德接近说道：“类似的组合对英国的危险可能是十分巨大的。”集体作者接着说：“请问如果德国的东部边界没有被从陆地上封锁的话，英国与德国的斗争胜算的把握能有几成？”这个评价值得关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德国来说，与苏联结盟可以减少25％的封锁后果，可能还要大得多。
除了物质上的支持，还应该补充道义——如果这个词在此是合适的话——上的支持。直到8月末，共产国际还要求解放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阿比西尼亚，但对英国殖民地完全保持沉默。现在共产国际不提捷克，支持肢解波兰，然而却要求解放印度。莫斯科的《真理报》攻击扼杀加拿大的自由，但对希特勒对捷克人的血腥镇压以及对波兰犹太人的刑讯不置一词。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克里姆林宫给予希特勒的力量以很高的评价。
克里姆林宫并没有错。诚然，德国还不能对法国和英国实施“闪电”战，也没有一个严肃的人不相信这种可能性。但是，把希特勒描绘成一个被逼到绝境的狂人的国际宣传，是极其轻率的，离这还很遥远。能动的工业、技术天才、守纪律的精神，所有这些都是现成的；德国可怕的军事机器将会展现自己。事关国家和制度的命运，波兰政府和捷克的半政府现在都在法国。谁知道，法国政府是否会被迫与比利时、荷兰、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起在英国寻找避难所？……如上所述，我一分钟也不相信希特勒关于德国统治下的和平和世界霸权的意图会实现。新的国家，不仅是欧洲的，将横亘在他的道路上。德国帝国主义来得太晚了，它的军国主义疯狂将以巨大的灾难而告终。但在它的丧钟敲响之前，许多东西和许多人将被从欧洲抹去。斯大林不想在他们之中，因此他格外小心别与希特勒破裂得太早。
盟国的报纸贪婪地捕捉新朋友之间“冷淡”的迹象，日复一日地预言他们的破裂。当然不能否认，莫洛托夫在里宾特洛甫的拥抱中并不觉得自己十分幸福。在整整几年中，所有苏联国内的反对派都是作为纳粹代理人而横遭诬陷、受迫害、被消灭的。在完成了这项工作之后，斯大林进入了与希特勒的紧密联盟。在国内，因和纳粹虚构的联系而被枪毙和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囚犯有数百万之多，今天，这数百万人是谨慎的，但至少是反斯大林的真正的鼓动者。对此还应该补充上共产国际的私下抱怨：克里姆林宫的外国代理人的处境不妙。斯大林无疑企图不堵死其他可能性。11月7日 ，李维诺夫突然出现在列宁墓的观礼台上；在纪念日的游行队伍中，举着共产国际书记季米特洛夫，德共领袖台尔曼的肖像。但是，所有这些都是政策的点缀，而不是它的实质。之所以需要李维诺夫和游行队伍中的肖像，首先是为了安慰苏联工人和共产国际。斯大林只是以此间接地让盟国明白，在一定的条件下，他还可能换马。但只有幻想家才会认为，克里姆林宫对外政策的转向已经提上日程。目前希特勒还强大——而他十分强大，斯大林就仍是他的卫星。
认真的读者会说：“所有这些可能都对，但您的革命在哪里呢？莫非克里姆林宫没有考虑它的可能性、概率、必然性？莫非对革命的期待没有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上反映出来？”这个意见是合理的。莫斯科一点儿也不怀疑，大战会引发革命。但战争不是从革命开始，而是被它结束。在德国爆发革命之前（1918），德国军队已经给予沙皇专制以致命的打击。因而，早在革命在某个资本主义国家中爆发之前，今天的战争就可能已经把克里姆林宫的官僚推翻。因此，无论革命前景如何，我们对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评价都将有效。
但是，为了准确指出莫斯科今后的迂回和它与柏林关系的演变的方向，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克里姆林宫是否想为发展世界革命而利用战争？如果想的话，它会怎样利用？11月9日 ，斯大林认为必须断然地驳斥一种关于他的报道，说什么他认为“战争应该拖得越久越好，好让它的参加者都消耗殆尽”。这次斯大林说的是真话。他有两个理由不希望持久战：第一是因为它必然会把苏联卷入自己的旋涡中，第二是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引发欧洲革命。克里姆林宫完全有理由对两者都感到害怕。
伦敦皇家研究所的研究说：“俄国国内的发展导致形成经理和官员的‘资产阶级’，他们享有相当的特权，因而对现状十分满意……在种种清洗中，都可以看到一种措施，借助于它消灭所有想改变今天的事物状况的人。这样的解释增加了下面观点的分量，即革命阶段在俄国已经结束，今后，统治者将力求保持革命带给他们的好处。”说得很精彩！两年多以前，我就在这本杂志上写过：“希特勒反对法俄联盟不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原则上的仇恨（没有一个严肃的人还会相信斯大林的革命角色！），而是因为他想腾出手来与莫斯科达成反巴黎的协议”……那时这些话被解释成偏见的产物。事件已经做了检验。
大规模的战争将开辟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时代，莫斯科对这点非常清楚。如果那里的人能够认真地希望掌握革命运动并让它服从自己的话，斯大林当然会迎合它。但他知道，革命与官僚势不两立，它会无情地对待享有特权的保守的机关。克里姆林宫对1925—1927年中国革命、对1931—1939年西班牙革命的官僚监护遭到了多么可悲的失败啊！在新的革命浪潮中，新的国际组织必然会崛起，它将把共产国际抛到后面，给苏联民族阵地上的苏联官僚的权威以致命的打击。
斯大林派别是在与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上台的。其后的所有清洗、所有戏剧式的审判和所有枪毙，都是在与“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标记下进行的。在莫斯科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东西，实质上表现了新寡头对群众的恐惧。这个本身是十分相对的称号已经具有了国际性。在此我不得不举三个新例子，因为它们对战争酝酿的那些政治过程，是很有象征性的，同时也直观地揭露了克里姆林宫对革命恐惧的源泉。
法国半官方杂志《时代》前驻柏林记者今天在哥本哈根写作，在一份9月24日 的通讯报道中说，革命分子利用今天柏林街道上的昏暗，在工人区粘贴这样的标语：“打倒希特勒、斯大林！托洛茨基万岁！”柏林最英勇的工人这样表达自己对条约的态度。革命将由真正的革命派领导，并使用克里姆林宫认为是自己头号敌人的名字。好在斯大林没有必要让莫斯科处于黑暗中，否则，苏联首都也会贴满同样意味深长的标语。
在捷克独立周年纪念日的前夕，即10月28日，庇护人涅拉特男爵和捷克政府公布了对示威肇始者的严厉警告。“布拉格的工人宣传，特别是与罢工威胁有关的宣传，被官方斥为托洛茨基派共产党员的勾当。”（《纽约时报》10月28日）我一点儿也不倾向于夸大“托洛茨基分子”在布拉格示威中的作用。但是官方夸大他们作用的事实本身说明，为什么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害怕革命不亚于库隆德、希特勒和涅拉特男爵。
难道把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波兰东部）苏维埃化，以及今天着手的芬兰苏维埃化不是社会革命的行动吗？既是又不是。不是的成分更多一些。在红军占领了新领土之后，莫斯科官僚在其上建立了能够保障它的统治的那种制度。只允许居民通过集权主义的全民一致投票赞成推行的改革。这样的转折只能在其居民人数不多而且相当落后的被占领土上实现。芬兰“苏维埃政府”的新首脑是奥托·库西宁，他不是革命群众的领袖，而是斯大林的老官员，共产国际书记之一，他的思想僵硬，脊梁灵活。这样的“革命”克里姆林宫当然能够接受。这样的“革命”希特勒也不会害怕。
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完全由库西宁们和白劳德们，即清一色的官员和钻营分子组成，根本不能领导群众革命运动。然而它对用革命词句掩盖与希特勒的条约，即欺骗苏联和国外的工人有用。今后，作为反对帝国主义民主的讹诈工具，它还用得着。
对西班牙事件的教训如此缺乏理解，真是令人惊讶！在防御想利用西班牙内战建立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四强联盟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时，斯大林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向伦敦和巴黎证明，他能够比佛朗哥和他的庇护者更加成功地保证西班牙避免无产阶级革命。谁也不能像斯大林那样无情地镇压西班牙革命运动，他在那些日子里以纯民主宪兵的面貌出现。一切都被发动起来：疯狂的谎言和伪造战役、符合莫斯科审判精神的法庭做伪证，系统地杀害革命领袖。反对农民工人夺取土地和占领工厂的斗争，在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幌子下进行。
西班牙内战值得密切关注，因为它在很多方面都是未来世界大战的演习。至少斯大林完全准备在世界规模上重复自己的西班牙经验，指望最大的成功，具体地说、就是赢得未来的胜利者的好感，用事实对他们证明，谁也不能比他更好地对付红色幽灵，为了术语上的方便，将再次称它为“托洛茨基主义”。
五年来，克里姆林宫一直领导有利于民主联盟的斗争，以便在最后时刻更加有利地把自己对“集体”和和平的爱出卖给希特勒。共产国际官员得到指令：“从左向后转！”他们马上从挡案中抽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旧公式。应该认为，新的“革命”摇摆将比“民主”摇摆短，因为战争气氛将极大地加速事件的速度。但斯大林的主要策略方法还是同一个：他把共产国际变成对对手的革命威胁，以便在关键时刻用它来交换有利的外交组合。没有担心来自白劳德们的反抗，这些老虎已经被驯服，它们害怕鞭子，习惯于在规定的时间得到自己的一份肉。
斯大林通过顺从的通讯员放话，一旦意大利或日本与英法联合，苏联将站在希特勒一方参战，而且将同时力求将德国苏维埃化（参见11月12日 的《纽约时报》）。真是令人惊讶的供认！自己“战利品”的链条现在已经如此紧密地把克里姆林宫拴在德国帝国主义的战车上，希特勒未来可能的敌人自然而然地成为斯大林的敌人。斯大林预先力求用对德国苏维埃的许诺来掩盖自己可能在第三帝国一边参战。按加利西亚的例子？但为此必须事先让红军占领德国，通过德国工人的起义吗？但如果克里姆林宫有这样的可能性的话，那为什么还要等意大利或日本的参战？授意的通讯的目的过于明显：一方面吓唬意大利和日本，另一方面吓唬英国和法国，用这种方式避免战争。斯大林威胁说：“别把我逼急了，否则我会干出许多可怕的事。”其中至少有95%的虚张声势，可能有5%对革命在致命危险的情况下能带来拯救的模糊希望。
在莫斯科外交指使下的德国苏维埃化的思想，像张伯伦在德国恢复和平保守的君主制一样荒诞。对德国军事力量估计不足是不允许的，像对纳粹制度反抗力的估计不足一样！粉碎德国军队的只能是经过空前规模的战争形成的新的世界联合。只有德国工人的强大压力才能推翻集权制度。他们完成革命当然不是为了用霍亨索伦或斯大林取代希特勒。人民群众对纳粹暴政的胜利将是历史最大的震荡之一，它将立刻改变欧洲面貌。觉醒、希望、激情的浪潮不会在封闭的苏联边境上停止。苏联人民群众仇恨贪婪残酷的统治帮派。他们的仇恨被这一想法所克制：帝国主义在窥视我们。西方的革命将夺去克里姆林宫寡头政治存在的唯一权利。如果斯大林能比自己的盟友希特勒活得更长，也长不了多少。双子星都必将从天穹上消失。
列·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81, стр. 1—7。
[2]赫尔辛福斯系赫尔辛基的别称——译注
[3]印度尼西亚。——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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