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给中国反对派的回信
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9, стр. 29—31。托洛茨基答复的那封中国反对派的信署名为П。根据信的内容可以确定П是我们的话派的代表，但这里没有其他有关П到底是谁的信息。1931年，我们的话派和十月社派以及其他两个反对派小组同意统一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
亲爱的同志们：
我于12月20日 收到了你们11月15日 的信，它从上海到君士坦丁堡用了35天。你们至少需要同样多的时间才能收到我的回信。没办法，航空信和无线电联系目前都不为反对派的事业服务。
在你们的信中，最重要的是关于你们公布了《中国反对派政纲》的消息。你们应该立即至少把它翻译成一种欧洲语言。全部国际反对派都应该有可能了解这份极端重要的文件。我将急切地期盼着你们的政纲。你们在信中提出了两个与政纲相关的问题：国民会议和亚洲联邦。这第二个问题完全是新问题，对它的答复我不得不推迟到专论这个问题的文章竣稿之时。关于国民会议的问题我将用几句话来回答：
被削弱的、被赶入地下的党的政治任务是，不仅动员工人，还要动员广大的城乡底层居民反对资产阶级军事独裁。在当前的局势下，为此服务的最简单和最自然的口号就是国民会议。应该在这个口号下进行不知疲倦的宣传鼓动，并且与其他民主革命的口号——把土地交给贫农、八小时工作制、中国的独立、中国各民族的自决权——联系起来。
鼓动工作必须用宣传来补充，至少应该对无产阶级先进阶层解释，通往国民会议的道路只能通过反对军队篡权者的起义，只有通过人民群众夺取政权。
工农胜利的革命推出的政府，只能是引导大多数被剥削、受压迫人民的无产阶级专政。但应该明白我们在理论宣传文章和演说中不知疲倦地阐述的一般革命前景，与我们今天就能用来动员群众、让他们事实上与军事独裁制度对立的实际政治口号之间的差别。国民会议口号就是这样的核心政治口号。
在由几位中国同志和外国同志在国外制定的中国反对派政纲中扼要地阐明了这个问题。据我所知，我的年轻的朋友H[1]把这份草案交给了你们。因而我更加急切地期盼着你们的政纲，以便能够手持文件进行判断：你们和H同志之间是否有分歧，两个集团的独立存在是否合理。在了解事实和文件之前，我不能对这个重要的问题下判断。
你们说，中国的斯大林分子在广州街道上向反对派成员开枪。这个事实无论怎样骇人听闻，我都不认为它是不可能的。列宁在其遗嘱中说斯大林有滥用权力（即暴力）的倾向。从那时起，这一特征在俄国共产党机关中得到骇人听闻的发展，并蔓延到了共产国际之中。当然，不使用暴力，其中包括对无产阶级本身的某些部分使用暴力，无产阶级专政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在工人国家中，需要用工人民主对谁、怎样、以什么名义使用暴力进行最警惕的监督。在资产阶级国家中，这个问题就完全不同，那里，革命党只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小部分，必须为争取多数而斗争。在这些条件下，采用暴力反对思想上的对手——不是工贼，不是从角落里搞突然袭击的奸细、法西斯分子，而是思想上的对手，其中有正派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是严重的犯罪和疯狂，它必将调转其锋芒反对革命政党本身。十月革命前，在布尔什维主义进行的长达15年的反对民粹派和孟什维克的残酷斗争中，根本谈不上对人采用暴力。至于个人恐怖活动，哪怕是对沙皇手下的暴吏进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都坚决反对。然而近年来，各国共产党，更确切地说是它们的机关，越来越频繁地采用破坏会议和其他窒息反对者，特别是左派反对派成员的机械手段。许多官僚真诚地相信，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真谛就在其中。他们把因他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软弱无力而产生的愤怒发泄到无产阶级的其他集团上，从而把资产阶级警察变成了他们之间的仲裁法庭。
不堪设想，这种无力和暴力的结合会产生什么样的道德败坏。青年越来越习惯于认为拳头比论据更可靠。这培养了政治上的厚颜无耻，它为人们转入法西斯阵营打下了最好的基础。应该与斯大林主义的粗暴和背信弃义的方法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在刊物集会上揭露它们，在工人中培养对所有不动脑筋而对他人大打出手的假革命者的仇恨和蔑视。
﹡﹡﹡
至于陈独秀集团，我对它在革命年代的政策相当了解：这是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政策，实质上就是右派孟什维主义的政策。但是H同志在给我的信中说，陈独秀在革命经验的基础上与我们反对派十分接近。当然，对此只能表示欢迎。然而你们在信中坚决反对H同志的说法。你们甚至断言陈独秀没有与作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杂烩的斯大林政策划清界限。由于我至今没有读过陈独秀集团的一份纲领性的声明，所以我还是不能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我认为，只有在明确地回答下述问题的基础上，才能在中国问题上实现原则性的团结一致。
属于革命第一阶段的问题有：
1.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角色是由中国革命的反帝性质产生的吗（斯大林—布哈林）？
2.“四个阶级（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联盟”的口号（斯大林—布哈林）哪怕有片刻是正确的吗？
3.可以允许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吸收国民党成为共产国际成员（联共政治局决议）吗？
4.可以为了北伐的利益而阻止农民革命（联共政治局电令）吗？
5.在工人农民运动汹涌澎湃时，即在1925—1927年间，能够允许拒绝苏维埃口号（斯大林—布哈林）吗？
6.斯大林的“工农党”，口号，即俄国民粹派的旧口号能适用于中国吗？哪怕只是一小时？
属于革命第二阶段的问题有：
7.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左派右派粉碎工农运动意味着“革命进入最高阶段”（斯大林—布哈林）的决议正确吗？
8.在这些条件下共产国际提出的武装起义口号正确吗？
9.在工农运动退潮的形势下，共产国际赞成的贺龙叶挺的游击策略正确吗？
10.共产国际代理人在广州组织武装起义正确吗？
属于整个过去的问题：
11.1924—1927年间，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上反对反对派的斗争是列宁主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或是相反，是孟什维主义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
12.1927—1928年间共产国际反对反对派的斗争是布尔什维主义反对“取消派”的斗争，或是相反，是冒险主义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
属于未来的问题：
13.在当今反革命胜利的条件下，像反对派认为的那样，在民主和国民会议口号下动员中国群众是必须的吗？还是像共产国际决定的那样，应该局限于抽象地宣传苏维埃？
14.“工农民主专政”口号是否像共产国际所认为的那样，仍保留其革命内容，或是相反，必须指出这个伪装国民党的公式，并解释说，工农联盟的胜利在中国只能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15.一国社会主义理论适用于中国吗，或是相反，只有作为世界革命中的一环，中国革命才能胜利，才能彻底完成其任务？
我认为，中国反对派在其政纲中必须回答的主要问题就是这些。这些问题对整个共产国际具有重大意义。今天，中国的反动时期，像历史上常见的那样，应该成为理论深化的时期。现在中国年轻革命者的特点就是理解、研究和全面把握问题的热情。共产国际无思想的官僚扼杀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我毫不怀疑，在与它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先锋队将推出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将共同为整个共产国际服务。
致以反对派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王于群岛
[1] H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刘仁静（1899—1989），他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用笔名H。他于1929年返回中国途中前往王子群岛拜会托洛茨基。回国后他组织了十月社。1937年他脱离了反对派并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获胜后，他发表声明，否定他以前的政治观点。先安排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后调到人民出版社，1989年死于车祸。——译注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